序

刘成荣博士的《〈左传〉的文学接受与传播研究》一书将要出版，以其曾就学于北大，期间与笔者常有商略之雅，驰书索序，义不容辞。故就文学接受与传播、《左传》在文学史上的接受与传播问题，以及刘博士此书的成就，略陈芜词，以当喤引。

一

文学的接受与传播，是文学史的基本事实，是构成文学史的基本系链之一。所以关于文学史研究中运用接受与传播的研究方法，不是需要与不需要的问题，而是如何进行的问题。

文学接受是一个极其庞大而又复杂的事实。我们怎么概括接受的事实，或者说怎么确定文学接受的单元呢？大概还是依照传统的文学研究或文学史研究的单元，比如一个作品的接受问题，一个作家的接受问题，一个时代或一个流派的接受问题。这里面都有一个隐与显的问题。有些接受是比较隐蔽的，比如就作家来说，杜诗的集大成，就是一个比较隐性的接受事实；有些接受是比较显性，如一些具体的作品方面，比如拟乐府对乐府古辞的接受，可以说是比较显性的；还有一些具体作品的接受，比如李白的《玉阶怨》，以谢朓的《玉阶怨》为重要的参照品，也是比较显性。大体上讲，主题与题材等方面的接受，比较显性；而创作方法、艺术风格与审美趣味等方面的接受，则比较隐性。从创作方法上看，用拟古方式创作的作品，当然在接受事实方面比较显性，而其他方法如集大成法创作的，就比较隐性。文学接受研究的难处在于隐性接受的阐述，其最具价值的方面，也在于隐性接受事实的揭示。在古人那里，对于这样一种隐性的接受现象，只要感觉到它，也有描述的方法。如元稹论杜甫：“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独专矣。（元稹《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序》）”，秦观也发表了类似的观点：“如杜子美之于诗，实积众家之长，适当其时而已。昔苏武、李陵之诗，长于高妙；曹植、刘公干之诗，长于豪迈；陶潜、阮籍之诗，长于冲淡；谢灵运、鲍照之诗，长于峻洁；徐陵、庾信之诗，长于藻丽。于是子美穷高妙之格，极豪迈之气，包冲淡之趣，兼峻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作，所不及焉。然不集诸家之长，杜氏亦不能独至于斯。”（《韩愈论》）从方法论上，这种概括是带有很强的主观性，是一种审美判断，也是一种综合判断式的论述，但我认为是比较有效的。《左传》在文学史发生影响，如其对唐宋古文的影响、桐城派古文的影响，以及对后世史家、小说家的影响，也多是属于隐性的事实。如何揭示存在于文学上的《左传》的巨大影响，是一项颇具难度的研究工作。

文学传播的研究方法在文学史研究方面的价值也很大。相较文学接受的研究方法，文学传播的研究方法可以说是更为新颖的研究方法。文学传播有一个演变、发展的历史。传播涉及传播媒体（金石、竹帛、纸张、印刷等）和传播方式（口头传播、书面传播等）这些东西，明显有一个发展与演变的历史。比如诗歌的传播，有口头传播与书面传播的不同，歌谣主要是口头传播，诗歌则主要借助音乐传播，而文人诗歌主要是书面传播。传播媒体与传播方式决定着文学史的生成状态，关系着文学的性质、功能的转变。传播与接受是联系在一起的，一个作品在其传播过程中，发生着接受的事实。

就目前来说，文学传播的研究，所要做的工作，应该侧重于史的方面，即运用得当的方法，深入地研究各时期文学传播状况。在文学传播研究中，比较关键的问题，就是传播与创作的关系。传播媒体与传播方式直接影响到创作。比如诗歌，在歌谣与乐章诗歌的阶段，其修辞艺术是有局限，到书面传播的文人诗写作阶段，修辞艺术就有了很大的发展。就《左传》的传播历史来说，自然涉及《左传》在各时期经典性质与归属，历代对《左传》的批评与研究，以及《左传》一书的成书、写本、版本等传播历史，等等。

二

在文学的传播与接受中，儒家经典的传播与接受，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接受史中最重要的课题。五经虽然出于王官之学，但在孔子整理后的两千多年，都是作为儒家经典而存在的。“经”并非文体之名，而是依据特定的价值评价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典籍群之名。这个价值评价就是“经”本身宣示的意义，即经是通过事与文来体现道的，是载道或明道之文。判断一个作品是否属于“经”，并非根据其文体与文章功能，而是根据其中的全部或大部分的内容，是否指向“道”与“理”。中国古代的儒者，坚信“六经”的全体，都是指向道与理的。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这个“道”就寄寓于经中。属于“经”的这个典籍群，是由各种各样的文体形式所构成的，其文章功能都不一样，如《易经》是占卜之辞，《诗经》是诗歌之体，《尚书》是文诰之体，《春秋》为编年史之体，《礼记》为载礼、议礼之文。但是它们后来被集中在“经”这样一个名目下，并且凝固几千年不被打散。后来随着“经”的范围的扩大，其文体的形式更是层出不穷。单就儒家经典的发展来看，经的典籍群，不是收缩，而是不断扩大。六经之后，有“九经”、“十三经”之目。儒家经典之外，佛教、道教等诸教派，乃至百工杂技，也都形成自己的经典体系。章学诚《文史通义·经解》三篇，对“经”书的体系的形成问题，有很透彻的解释。这个拥有各种不同的文体与各自的文章功能的儒家经典的典籍，在后世各种载道、纪事、修辞的文体充分发展之后，没有被打散归入其各自对应的分类之中，如将《诗经》完全归入诗歌类、《春秋》与《春秋左传》完全归入史书类，等等。而是仍然保持其独立的典籍群的地位，并且被作为后世层出不穷的各种文体与文章的经典。后世的文章与文体的关系，没有将这些经典归入到自己的范畴，而是将自己分别归入到各种经典的范畴。即以文学而言，汉魏到唐、宋、元、明，文体层出不穷，产生了好多的文体系统，但是这些系统在它们进入各自自觉发展的阶段后，都会自觉地归向经典，从那里寻找自己的渊源与典范。史学、哲学方面更是如此。一直到近现代西方的各种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进入中国，仍然有像马一浮这样的新儒家，试图将之归入六艺的范畴。

进入现代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即人们开始用现代的学术范畴来分解这些经典，将其中的局部分别归于哲学、政治学、历史学、文学、社会学等范畴，各种用现代的学术体系重新归纳、研究儒家经典的著述陆续出现。而研究经典也就有史学、哲学、文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等种种不同的领域区分。这种用西方引进的学术范畴来区分、研究经典的格义活动大概是从孙诒让、刘师培他们开始的。这可能是“经”典被解构的开始。在文学的研究方面，这些经典当然又被分别纳入散文、诗歌及纯文学、杂文学等不同的范畴之中。“经”的被解构，其实是“经”原本所具有的载道、明道的至高无上的价值判断系统被解构，也就是经不再被视为经。这当然是现代学术相对于古代学术的一个巨变。经被分别纳入史学、文学、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种种现代学术体系中去认识。从表面上看来，好像是一种回归其本位，实际上原有价值体系被解构。在这种情况下，经典的接受传播与接受，自然被纳入经学传播与接受、史学传播与接受、文学的传统与接受这样一些线条中去了。在这种古今学术系统与观念的巨大变化中，我们如何研究上述的经典传播与接受的课题，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也是一种高难度的学术挑战。个人以为，应该尽可能回归古代的学术中，在充分认识到“经”之原义及其与史学、文学、哲学等之复杂关系的前提下，尽量完整地呈现经典在古代两千多年中接受与传播的事实。在这一类的学术研究中，古人所说的义理、辞章、考据三项功夫，无疑都要发挥到尽致，方能做出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成果。

三

《左传》一书，以现代的学术分野来看，实具有经学、史学、文学三种重要性质，它的接受历史也同样是跨有经学史、史学史、文学史三个领域。刘成荣的这部专著，就是选择《左传》接受史中的文学史部分来进行研究。作者认为，《左传》之所以被后世的作家、批评家作为一部文学作品来接受，首先在于它自身所具备的文学性。诚然，前人对《左传》的文学价值与艺术特点等进行评论，已经有不少的结论。但本书在这方面试图另辟蹊径，探讨《左传》原本具有的文学性的生成机制。这的确是历来较少正面探讨的。要较好地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对《左传》的成书与创作状况进行研究，这里涉及历来聚讼纷纭的《左传》成书问题。《左传》的成书，无疑是潜有某种群体创作的事实，也就是左丘明是依据前面已有的文献与史载而成书的。徐朔方先生说，多部名著如《三国演义》、《水浒传》为“世代累积型创作”，《左传》的成书似乎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这种群体创作的原始机制，或许是使它成为一种文学经典的重要原因。文学史上一些原生型经典，如《诗经》、汉乐府，乃至早期的小说、戏曲，多是群体性创作的成果。所谓群体的创作，或说世代累积型地生成，对于一个文学经典来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在大量的口传基础上的创作，这就是《左传》出于瞽史之说的所依据的学理。这种学说的流行，当然也与现代学者对于通俗艺术的重视有关系。另一种是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的创作，这在史部著作的著述中，更具典型性。本书作者强调《左传》的文献基础的重要性，研究了《左传》与《春秋事语》的关系。而对于《左传》出于瞽史的说法则有较多质疑。当然，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还可以继续探讨。

相对第一章的难以遽成定论，本书的第二章对于《左传》几种文学特性，如《左传》中最有特点的辞命艺术、左氏浮夸的特点、《左传》的小题材叙述功能等的研究，则是更具新意的观点，也阐述得比较深入。如关于行人辞令与《左传》文学特点关系这一部分中，作者先是从先秦时期的史与文的关系，指出先秦时期的史即有“文”的内涵。这其实是解释《左传》乃至中国古代其他具有高度的文学价值的史学名著的文学性生成的重要视点。中国古代的史与文，具有一种同源而分流的关系。在先秦时代，史与文还是合在一起的。对于行人制度及辞命体裁在生成《左传》文学性方面的作用的研究，作者的探讨是相当深入的。作者认为，春秋辞命是《左传》文学经典性生成的原因之一。辞命作为一种古老的外交性、交际性的修辞艺术在战国以后衰落。据笔者来看，所谓经典，其实有两种性质：一是其具有为后世所效仿、学习的一系列的艺术价值方面的表现；二是这种艺术价值，由于其特定的生成机制，事实上是后世的效法者所不能完全复现的，即经典是不可复制的。《左传》之所以成为文学经典，无疑有其原初性的生成机制，而这种生成机制实为后来学习《左传》者所不具备。本书中揭示的辞命艺术的衰落，实已窥见生成《左传》文学方面经典价值的一种机制。作者还由此角度来探讨《左传》与《国语》之同，及其与《战国策》之异，还将这辞命艺术与《春秋》时代的贵族文化联系起来。他认为，前人所说的《左传》文章中的“圣人余泽”，“更可能的原因在于春秋时期毕竟还是贵族主政，官学还没有私化，文化还只是在很小的范围内传播。这时候提笔为文的，以及活动于历史舞台上的人物，主要还是那些垄断着文化的贵族，并非如后来战国那样人员杂乱。流荡在《左传》中的那股从容不迫的优雅文气，正是在贵族文化长期浸染下的产物。”应该说，这里所提出的问题是比较重要的，探讨空间还是很大的。本书中对《左传》中的“君子曰”的研究也是比较深入的，也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君子曰”是一种议论文学，《左传》中存在着一种相对恒定的价值体系，这可能正是其成为经典的基本条件。但是经过作者的研究，我们发现，“君子曰”这个《左传》行文、议论方式，其实也是春秋时代流行的一种表达方式。与后世一般的议论不同，“君子曰”与上述的辞命一样，其实也可视为春秋时代特有的一种修辞方式。另外，在对“左氏浮夸”、《左传》与先秦叙事艺术的研究，本书也多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力破余地，作出了一些新解释。

本书的主体部分，当然是对从汉到明清时期《左传》被作为文学作品来接受的历史过程的研究。这其实是一个极大的课题，要放在整个的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史中把握，至少也要放在散文史与散文的理论批评史中去探讨。在具体的散文发展历史中，后世文家对《左传》接受与传播究竟是怎样展开的，这在本书中并没有很多正面的研究。本书的主要力量是放在《左传》的文学批评史上的。其中提出了几个比较重要的看法：一是《左传》在汉代的著作性质评价，有一个从子向经的变化。作者认为：“《左传》在汉代确立经学地位的过程，也就是《左传》文学不断自觉的过程，而且《左传》的经典化又是它文学接受发生的一个重要前提。”这个观点是符合事实的。不仅是《左传》，其他儒家经典也一样，其文学方面经典价值的确立，都是以其经学地位的确立为前提的。所以，经学接受与文学接受，常是不可分的关系。但是在具体的接受方式与角度，文学接受与经学接受之间又存在着本质的差别，甚至是存在着矛盾。儒家经典文学接受的充分发生，往往是相对脱离了经学的话语方式之后才出现的。所以在《左传》文学接受史上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当《左传》经学地位有所下降时，恰恰是其文学地位上升、其作为文学作品的身份得到更多关注的时候。本书提出的具体看法，就是中晚唐时期《春秋》学格局《左传》解经身份的被质疑，导致了其文学身份的凸现。在这样的认识下，本书重新论述了唐宋古文家对《左传》的文学接受，从唐宋古文家与《左传》的复杂关系寻找一条葛藤。作者甚至提出这样的看法，作为《左传》文学接受的高峰的明清时期《左传》评点学的兴盛，“总体上还是延续唐宋以来疑经传统，是《左传》经学地位持续衰落的必然产物”。通过这样的梳理，本书建构了一个《左传》的文学接受与传播历史的基本脉络：《左传》在从子向经的发展中，奠定了其文学经典的地位；又在魏晋的文学思潮所造成的经、史、文分离中，加强了其文学接受的一方面；而后在唐宋疑经运动中，经学地位下降，文学性质进一步明确；明清盛行的《左传》评点，则是其文学接受的充分实现。当然，作者对于明清时期《左传》评点学兴盛的当代性背景如科举制度、小说戏曲评点的流行、心学的影响等，也都做了比较深入的论述。

应该说，本书用力最勤的部分，还是对自宋到明清的《左传》评点著作的介绍与研究。从吕祖谦的《东莱博议》到吴闿生的《左传微》，涉及的有关《左传》评点著作四十余种。可以说是首次对宋元迄明清的《左传》文学评点作出系统的研究，初步建构起来《左传》评点史的叙述体系，为该课题的进一步深化奠定了基础。如将明清时期的《左传》评点区分为“经世致用”、“复古背景”、“心性风尚”、“文学自觉”几大类，这是从其学术的背景与思想体系来看。又从其评点的若干重要范畴出发，分为“论兵”、“义法”、“情韵”、“微言”等几类，这是通过评点著作的各自的宗旨来区分的。就专书的研究来讲，其对《左绣》、《左传快评》、《春秋义法举要》、《左传撷华》、《左传微》等书的研究，达到了相当的深度，且多有前人未及之处。

《左传》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地位毋庸置疑，在如何研究《左传》经典地位的形成与其传播、接受过程方面，本书在比较充分地尊重前人的研究的基础之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中的是非利钝，读者可以作自由的判断。笔者因为比较熟悉作者的整个研究过程，尽量按照自己的理解，做了上述介绍，也只是代表笔者个人的看法。

刘成荣博士为人诚恳，悃愊无华，在学业上勤勉精进，心无旁骛。我近来越来越觉得，学术之事，立志最为重要。一个人要在学术上有所成就，就要立一番志向。古来未有不立志而成大事者，亦未有不立志而能成大著述者。《左传》的文学研究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我期待作者对《左传》的文学性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对《左传》与整个文学史、批评史的关系，做出更系统的、更具独创性的阐述，在不久的将来，撰写出更加成熟的《左传》学著作，是所望也！

东瓯钱志熙

2014年10月15日撰于京寓

1. 详见徐朔方、孙秋克《明代文学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
2. 详见钱志熙《乐府古辞的经典价值——魏晋至唐代文人乐府诗的发展》，《文学评论》199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