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走过大前门

老寡妇门也没敲，就走进了我的房间，她身上飘着一阵“飞马牌”香烟的味道。一顶老旧的棉帽遮住了她蓬乱的花白头发，露在外面的部分则梳向脑后，仿佛为了炫耀耳朵上的那对金耳环。她穿着一件羊毛衫，围巾手套全副武装，颜色与我们这个四合院深朱砂红的木柱子很是相配。在我眼中，这位邻居老寡妇是由下面这些颜色组成的：黯淡的灰与白，亮丽的明黄，带有皇城气息的大红。当然还散发着灰烬与岁月的味道。北京城的中心地带纵横交错着无数条狭窄的胡同，而老寡妇，就是我们这条胡同的缩影与代表。她八十年的人生，大部分都是在这个地方度过的。四周怪兽一般逐渐蚕食胡同的摩天建筑，闪闪发光的玻璃外墙晃得她睁不开眼睛。她无法想象自己有一天会搬进这样的大楼里。她总是郑重其事地宣称自己永远也不会离开。然而不久的将来，老寡妇，以及大多数胡同里的居民，都将别无选择。

“小梅！听我说，上课之前你必须吃个饭。”我站在她面前，身穿T恤和四角短裤。老寡妇擦了擦一双筷子的头，递到我手上。“多吃点儿，小梅！”她亲切地喊着我中文名字的简称。而我则用对老年妇女的尊称，叫她“大娘”。

老寡妇将一碗热气腾腾的饺子捧到我面前。手里香烟冒出的烟雾沿着萎黄的脸颊蜿蜒上升，熏得她斜斜地眯起了眼睛。今天她包了我最爱吃的香葱猪肉饺子。“知道不，”她说，“做一人份实在是太难了，所以你必须把这些全吃光。”

我总是很听老寡妇的话。这个四合院有五个房间，一共住了七个人。尽管老寡妇没有产权，但所有人都知道，她是这里的女主人，她有使用权。1962年，北京市房屋管理局批准她入住朝南的房间，正对着我现在住的地方。在这间六平米的陋室之中，她拉扯大了一双儿女和一个孙女。她和家人的照片高高地挂在墙上，其中一张大幅彩照是年轻时候的她：高高的颧骨，灰色紧身连衣裙，浑身散发着青春的光彩。房间的水泥地面没有任何装饰，一个胡桃木质的五斗橱，两把铁质的折叠椅，一张轻便的牌桌和一张单人床就是全部的家当。房间里的彩色电视机永远停留在11台，北京戏曲频道。每天，从太阳东升到夜幕降临，铿锵的鸣锣和依依呀呀的忧伤唱腔都会飘满四合院的每一个角落。

老寡妇又点燃了一支“飞马”。蓝色的烟盒上画着一匹纵身跃向天际的骏马，蹄下是一排排鳞次栉比的化工厂和大烟囱。这是这里卖得最便宜的香烟，也是胡同里整日飘散着的味道。

“你应该起得早点儿，”她嗔怪道。“我都在天桃市场逛了一大圈儿了。”现在是早上七点。胡同里总是房子挨着店铺，密密麻麻的。所以永远有人在做生意，出门就能买到东西。每天一大清早，人们就会拥向附近的露天集市，从外地农民手里买到新鲜的肉食和蔬菜瓜果。“我把锅放在火上准备下饺子，然后就去了，”老寡妇说。“等买了调料回来，水都烧开了。”

她看着我喝下那碗咸咸的肉汤。我对她说谢谢。她扬起头，大声问： “你说什么？！”她有点耳背。说再见的时候，她总是简单地哼哼一声：“哈！”接着就走下四合院的木头门坎，往左转离开了。这里原本是一处官家的宅邸，现在被分成四个四合院，每一个都住了好些租户。我们的房间位于后方，挨挤在一起，离四院共享的正门最远。老寡妇蹒跚地走过走廊凹凸不平的地面和石板，双手支撑着灰色砖墙。女厕所在与正门相对的另一头，里面很窄，她放开手紧走几步，进去了。

男厕所更远。所以老寡妇一走，趁着邻居们都还在睡觉，我打开一个柜子斑驳的门，拿出一个塑料瓶，把里面昨晚“方便”出来的液体倒空在水槽里之后，又从门外的晾衣绳上摘下一条毛巾，抖落上面的灰尘，把头伸到水龙头下面，迅速抹上洗发液，用一个咖啡杯装满冷水，浇在头上。接着又用毛巾擦了把脸，清洁了腋下。要是想洗个痛快澡，得到几条巷子以外的“大力澡堂”。

在这样一条典型的北京胡同里，早晨大抵如此。但今天的天气却有些不同，不冷不热，空气还挺清新。夏秋季之间的“秋老虎”来了，清早凉爽宜人，下午仍然酷暑难当。我把毛巾挂回晾衣绳上的时候，就能看见层叠的树荫和此起彼伏的灰瓦屋顶上万里无云的高远蓝天。一阵劲风吹过，院子里扬起阵阵尘灰。

原本，四合院中间的开阔地能放下一张茶桌，还能种下一棵高大的柿子树。但几十年的光阴过去，水泥石板上的空间越来越小，加盖了一间卧室，一个带煤气罐的厨房，房间与房间的空隙之间，蜘蛛网般交错拉满了晾衣绳。下雨的时候，这里必须得打几把伞遮起来。而院子里的我则必须弓着身子，和老寡妇一样高。

在自己房间里的时候，我可以挺直腰板，对她而言简直就像个“巨人”。我这个家的北墙有几扇窗户，窗台齐腰，窗玻璃顶部与屋檐齐平，约高四米五。门闩是一块老朽的木头，只在我睡觉的时候才发挥作用。白天嘛，总有人在我屋里来来往往。虽然我租住了两个房间，但完全没有什么个人隐私，一切都清清楚楚地让大家看在眼里。每月房租六百元左右，这与北京一套带有暖气和完整管道的公寓房租金相比，毫不起眼。但老寡妇还是觉得我在挥霍浪费。毕竟，她自己只住了一个单间，旁边房间里的夫妇俩也是。他们来自中国东北，想在首都找份活干，立住脚。我们之间仅有一墙之隔，房东也是同一个人。他把这个地方分成了两个空间，一边留给自己，一边挂牌出租。和老寡妇一样，他妈妈也是在政府分配中取得了居住权。但年轻一点的房东和老寡妇不同，他喜欢住在现代的公寓楼里。母亲去世以后，他就搬了出去，只保留着这里的使用权。这种权利可以转让，同时也允许他将这处产业卖掉或者出租。

我的客厅里有一个书架，一个迷你的沙发，一把椅子和一张茶几，还有一张书桌。抛光的大理石地板总是冰凉而湿滑。稻草和泥土和成的墙面刷了一层白漆。早晨，阳光照进来，晚上，头顶孤零零悬挂着的灯泡发光发热，墙面总是蒙着淡淡的光泽。另一间屋铺着深红色的木地板，踩上去咯吱咯吱响。屋里有一个五斗橱，一个能睡四个成年人的大通铺，还有一个矿泉水加热器。我往杯子里舀了一勺雀巢速溶咖啡，关掉电脑，才敢开始接水。可不能再像某个早晨那样把院里的保险丝烧了，自从那次之后，我的冰箱就歇菜了，现在里面放着我的内衣裤。

因为所谓的“房东”们并没有房屋的所有权，老寡妇和其他人一直舍不得从微薄的收入里拿出一点钱来对这院子进行一下维护。20世纪50年代以来，这个任务就落在北京市土地资源与房屋管理局的肩上。大多数北京老屋的所有权都在这个机构手里，当然也包括各条胡同里一溜排开的平房四合院。长达数十年的租金补贴政策、资金短缺、过度拥挤以及疏于维护，让这些用木头和土砖等不耐用材料搭建的房子呈现出老朽的颓势。因此，北京政府不断地发出拆除令，将这些土地拍卖给开发商。接着，老房子就消失了，胡同也不见了，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随之悄然逝去。

“胡同”一词，一说来源于蒙古语中的“水井”（蒙语发音为“忽洞格”）或“帐篷之间通道”一词；一说来源于汉语“衖通”一词，指的是13世纪忽必烈时期元大都的狭窄隔火通道。马可·波罗曾经由衷地赞叹：“全城地面规划有如棋盘，其美善之极，未可宣言。”

随着城市的发展，街巷的数量也逐渐增多。由于相邻的两条胡同存在东西绵延数里而毫无交集的情况，在平行的胡同之间开辟了起连结作用的斜街。1949年的一项调查显示，整个北京城共有七千多条胡同。一排排歪脖子树撒下浓重的树荫，大多窄得开不进车。交错纵横的小巷把带着矮墙的一个个四合院连在一起，并形成了狭长的公共集市，叫卖的小贩与杂耍的艺人摩肩接踵，操心着各自的营生。在20世纪90年代末，小巷以平均每年六百条的速度消失着。2005年，中国的官方媒体报道，北京仅剩下一千三百条左右的胡同。

北京的城市规划史变化无常，对于现存胡同的数量并没有一个准确的统计。有的统计只包括了名字中含有“胡同”二字的街巷，其他的则把所有窄街和小巷都算了进来，甚至还有那些1949年首都扩建之后增加的街道。然而，毫无疑问的是，从1990年开始，在以全市为规模开展的新城市发展规划下，北京开始系统地拆除带有四合院的胡同。政府的官方数据显示，从那时起到2003年，有超过五十万的居民被迁出市中心。而老北京硕果仅存的传统街巷，则时刻面临着被拆除的威胁。

八个世纪前就已经存在的大栅栏是这个城市最为脆弱的老社区。上溯到15世纪，这个地方的胡同两头都有柳条编织的大门，到晚上就紧紧关闭，以防小偷进入这个富庶的城市中心商业区打家劫舍。“大栅栏”因此而得名。17世纪的中国皇帝颁布了一系列的圣旨，禁止在内城内开设旅店，餐馆，茶社，戏院等等。最终，所有的汉族人都被禁止进入内城。于是，生意人穿过前门，来到皇城根的另一边，开始在这里安营扎寨。大栅栏就聚集了都城的卖艺人，手工业者，以及古董商。北京特有的烤鸭厨师，杂耍艺人，以及京剧演员蜂拥而至。有的胡同里全是铁匠铺、丝绸绣坊和书法裱画店；其他的则搭建了戏台，妓院和鸦片铺子。

如今这些地方显然乏味和平淡多了。然而当地官员仍然把胡同看做一根眼中钉，认为它们的衰败和老朽影响了整个首都在2008年奥运会前声势浩大的美化工程。毕竟，当时一举赢得举办权时的申奥口号向全世界承诺了“新北京，新奥运”。作为北京城的市中心，大栅栏这里是游客的必经之路，也是开发商眼中的风水宝地。街区的北边就是人民大会堂和天安门广场，东边就是北京城命脉般的中轴线，连接着前门的城楼与宏伟的天坛。

大栅栏这个名字不仅仅属于一条人声鼎沸的步行街，也属于周围的一整个街区，在国外也赫赫有名。整个大栅栏地区有一百一十四条胡同，经营着将近一千五百种生意，七座庙宇承载了三千多户人家对美好生活的祈愿。多数的四合院都有着低矮的平房，在20世纪瞬息万变的浪潮下悄然地腐朽着。可以说，这是北京，乃至整个世界人口和房屋最为密集的城市区域。大栅栏地区的面积和梵蒂冈（总人口五百五十七）差不多，这块不到一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居住着约五万七千个居民，其中包括一个“老外”。

我搬到大栅栏的那天，老寡妇用她那双棕色的眼睛盯着我，一字一句地宣布了四合院唯一的规矩：“公是公，私是私，公私分明！”

然而，一旦我跨进院子的门槛，融入到胡同里，生活中就不存在什么隐私了。当我弓着身子站在门口时，一群老大娘别着写有“巡逻”二字的红袖章，走过我身边，亲切地打着招呼：“小梅，你吃了吗？”这些大娘正式的头衔是“街道巡逻队志愿者”。老寡妇则拒绝加入：“她们不就是整天坐在那儿东家长西家短的吗！”她表示不屑。

奶奶们推着丁零咣啷的小推车，里面装满了从天桃市场买来的蔬菜。通体黑色的“飞鸽”自行车不断响起铃声，提醒人们让路。一个五岁大的小屁孩正看着自己的宠物小鸡执着地在沥青路面凹陷处的泥潭中找虫子吃。一个小贩抱着一摞报纸四处兜售，路边鸟笼里的一只八哥立刻滑稽地模仿起他的叫卖声。一个穿着白罩衫的男人在地上铺了一块垫子，整齐地摆好各式各样的假牙，亮开嗓子喊道：“补牙喽！”收破烂的老王（废品王）守着一杆铁砣秤，称着一小包空矿泉水瓶子的重量。拿瓶子来的女人对于老王的称量结果表示怀疑，把他推到一边，自己调整着准星。两人都眯起眼睛细细端详了一番，最终确认老王是对的。他给了那女人一些钱，把麻袋扔到平板车上。当我问他“生意怎么样”的时候，他深深叹了一口气。这个“废品王”每天都得锱铢必较，精打细算地过日子。

小巷的两边被挨挨挤挤的建筑围得水泄不通。除了漆过的门，只能看到四合院灰色的墙壁。最初胡同的规划者似乎认为这样的千篇一律是一种美，不像欧洲的古都，每一座建筑的外墙都不重样，充满鲜明的个性。“伟大的上帝早已安排好一切，最美的必然映入眼帘，丑陋的则隐藏起来，”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建筑大师帕拉迪奥曾这样写道，“我们也一样，在建筑时，要把最重要和最美的一面充分展示；稍逊一筹的则要尽可能避免进入人的视线。”然而，北京四合院恰恰和这种理论背道而驰，它的“脸面”长在门后，最吸引人和最鲜活的部分都藏在四四方方的墙内。

我所居住的这处破败宅邸还依稀保留着过去主人荣华富贵的痕迹。厚重的双木门上留着斑驳的漆影，但刷上去的对联早已在岁月中模糊难辨。门前两边的长方形对石上曾经威风凛凛守护着宅院的石狮子不知被谁削下偷走了。门梁上曾经鲜亮的荷花与祥云也退却了颜色。曾经高挂过大红灯笼的铁钩子如今锈迹斑斑；屋瓦上碎片很多，几丛野草顽强地长了出来。

和所有的四合院一样，这里有几间平房。在帝都时代的北京城，所有的房子都禁止超过紫禁城的高度。某位英国公使曾经记录了1865年史坦利爵士对北京不无嘲讽的鄙夷：“北京真是个失败的城市，对不对？这么大个地方连幢两层的楼房都没有，唉。”但中国的统治阶级也同样对西方的城市嗤之以鼻。18世纪，康熙皇帝看着绘有欧洲住宅的画作，得出以下结论：“无疑欧罗巴乃狭小可鄙之邦，盖臣民无足够地气可接，以安家重土；竟至居于半空。”

老寡妇说，住四合院最大的好处之一就是时时刻刻踩着脚下坚实的土地，比住在高层的公寓里要健康得多。这就是所谓的“接地气”，和大地母亲的精气神相连。一次，为了展示给我看，老寡妇轻轻用脚踏过门前的花岗岩石阶、木质门槛和周围的泥地，每踏一次，她都会轻轻地说出“接地气”三个字。

北京城太过平坦和方正，所以人们指路的时候，都不会说“向左向右”或者“向前向后”，而是要把东南西北明明白白地搬出来。城里的大多数胡同都刻板地交叉成一个个方正的网格。然而大栅栏的小巷因为处在前门外，不需要严格遵循皇家规矩。北京再也找不出另一个地方像这里一样，布满了各式各样，形色不一的胡同。有最短的（约九米长），有最窄的（约三十八厘米宽）。有的弯弯曲曲，有的迂回曲折，还有走不通的死胡同。

我住在杨梅竹斜街上。这条小巷斜斜地延伸了七百多米。原本这里有一条运河流过，后来被居民们填满了。胡同的宽度足够容下一辆小车，不过如果真要进车，就得把路边停得杂乱无章的自行车统统搬走。

胡同的名字常常能唤起对逝去岁月的回忆。过去这里还不叫“杨梅竹”，而是以街坊邻里一个媒婆命名的。后来这项营生被定为“封建主义遗毒”，官员们将她的姓（杨）和职业（媒）进行了组合，取其谐音“杨梅”，再加上好听些的“竹”，就有了如今的名字。胡同的名字可能代表了曾在这里开店的药师，或者是走街串巷的手艺人，他们会用竹子做出一个个哨子，拴在鸽子的羽毛上。杨梅竹斜街的旁边就是琉璃厂，那条街上曾有过一个窑炉，为皇家的宫殿和庙宇烧制盖屋顶用的琉璃瓦。旁边就是炭儿胡同，为琉璃厂里的窑炉提供必要的燃料；还有笤帚胡同，里面出产的笤帚可以扫去窑炉里的灰烬。

从我家出门到男厕所要步行几分钟，经过多次实践我找出了一个最短路线。路上我会经过一个菜摊，那个小贩喜欢把胡萝卜摆成金字塔的形状；一家发廊，发型师正为一个顾客按摩着太阳穴；还有一个大门敞开的庭院，里面传出稀里哗啦的麻将声。杨梅竹斜街的建筑仿佛北京上个世纪历史的缩影，从大红的木门，到漂亮的双层石刻，前苏联风格的混凝土门脸，再到斜屋顶的红砖房。单个看来，这些危房并无任何可取之处；但合在一起，它们就成了一幕精彩的布景，一种正在消亡的珍贵的生活方式，每天在这布景前争分夺秒地上演着。

公共厕所里有一块标牌，上书：“请勿随地吐痰，请勿吸烟，请勿粗言脏语，请勿便在洞外。”地面上有四个坑位，两两相对，中间没有任何间隔或阻挡。一个蹲着的男人漫不经心的从嘴里吐出一口浓痰。另一个则穿着睡衣，点燃一根香烟。一个小伙子对着手机吼了一句“京骂”：“傻×！”对方回应之后他又用同一句骂了回去。我从后面的裤袋里掏出一张卫生纸，蹲在坑位上。四个人谁也没看谁一眼。

一个小男孩跑了进来，戴着学校发的黄帽子，上面写着“安全”二字。这顶颜色鲜艳的帽子意在提醒来往车辆注意给孩子们让路。胡同里的主要交通工具是自行车，偶尔还会有骡车，仅此而已。不过规定就是规定，该戴的帽子还是得戴。眼前这孩子被背上沉重的书包压得喘不过气来。他一边尽力保持平衡，一边脱了裤子，蹲下，抬头，接着站起来，微微弯了弯腰，大声说，“早上好，梅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