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桥少年

一

二〇二〇年元月九号的夜晚，我和几位姐妹意犹未尽地从重庆大剧院出来。刚才听的那场来自美国好莱坞交响乐团的电影交响音乐会，让我们通体舒畅，步履轻盈。

出门，抬头，皓月当空。圆润、黄澄澄的月亮像一张小鲜肉明星的脸，满满都是奢侈的胶原蛋白。然后，我看到了它——

它几乎站在了与皓月同一的高度上。在广袤无垠的夜空里，它的桥塔像一个巨大的合十手势，又如一把刺破天空的匕首。但我更想把它比喻成是一个篮球少年，肌肉发达，风驰电掣地在举臂投篮。哦，穿二十四号球衣的科比，我的想象力也在接近月亮的所在，画面宏大得接近无垠，任凭那个穿橘黄色球衣的科比，在天上跳腾。

其实这座桥白天去看，颜色会是橘红。晚上，被暗夜以及近处游轮、远处洪崖洞的灯火缭乱或渗透，它的色彩有些接近殷红了。当然，它的色彩一点都不重要。这座桥让我兴奋和偏爱的是，它在山河间恰恰的好！生得逢时逢地、情景交融！

对，我说的是千厮门大桥。

那夜我指着它对同伴说，看，红桥少年。

那是己亥的猪年留给我的最美背影，我已看到庚子鼠年隐约的优美轮廓。我走路的步履不由得有些急促，急促得有了慌张，似乎在向前扑腾。我哪里会知道，蹲在鼠年门口的是一场举国的灾难，新型冠状病毒就像它的宿主菊头蝠一样悄悄潜入我们的血液中，翅膀在不停地扇动，搅动着五脏六腑，我们欲生欲死！而我心目中永远的篮球少年科比在鼠年的第二天再一次腾空投篮，他把自己投向了天际！

接下来是举国上下的禁足，大门不出，二门不迈。那段时间，我莫名地焦虑、恐惧。甚至觉得自己的身体正被黑暗中一万只蝙蝠盯住，稍一动弹，它们就将扑上来……我开始手心发烫，浑身汗津津，气喘不过来……只要闭上眼，梦就层出不穷，白天亦然。梦，怪诞离奇，老会梦见自己或家人赤身裸体坐着、站着，甚至在大街上行走，对滚滚涌动的人流视而不见。但，突然便会发现自己白花花地站在日头下，身无寸布，羞耻难当……

我一直不知自己为何反复做这种梦，怎样去解释它。但我在揣摩那个人类发明衣服第一人的初衷：他（她）除了要拿衣服来为自己御寒，是不是还要为自己提供一所可移动的房子，第一层家园？人待在衣服里也多少获得某种心理上的安全感？

也就是那几天，我看了部英国的电影《编写美好时光》。写的是二战时期两位俊男美女的电影编剧在伦敦被空袭的时光中，边编写电影《敦刻尔克》边暗生情愫的故事。在风光秀丽的德文郡海岸大堤上，阳光舒展，海风徐来，女主的侧影被粼粼波光撩动，真像住在卢浮宫里的希腊女神雕像。他们却在此时谈起了死亡。男主巴克利说他们同事有一个当兵的孙子，不久前上岸休假时被电车撞死。女主凯特琳马上接一句：这样的死多没意义。巴克利哲人般地盯住女人，谈起了电影中的悲剧和人生中的悲剧。大意是电影中的悲剧是有预设和构架的，似乎有一只手在指向悲剧的发生，并赋予那些悲剧一种意义。然而人生中的悲剧往往猝不及防、毫无兆头。它发生了，或许毫无意义，没有轰轰烈烈……果然，男主在电影的后半场，在他和女主终于相拥热吻后，转身，却被拍电影的高大灯架砸下来，没有告别，生命便戛然而止……

人生的确不是电影！

如果老天是一个可以贿赂的贪官多好，我愿意把自己整形成绝世美人，或努力成为比比尔·盖茨还比尔·盖茨的巅峰富翁，与老天来一个权色、权钱交易，只想换得一个时间回放键：我要把时间揿回到二〇〇〇年前，父亲仍步履矫健地走在他去北温泉的江岸小道上；揿回到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号前，我正在花市里左顾右盼，恨不能把那些万紫千红全拎回家；至少，揿回到二〇二〇年二月六日二十一点前，让那个叫李文亮的大男孩——已是孩子他爹的大男孩再趿拉着拖鞋，冒着小雨去买一篼橘子吃……

一场吊诡、阴险的病疫，让我感觉到死神正在身边布局，响声很大，我却无法看清它的位置，更无法与之对质！

有一个声音一直对我说：他人即地狱！路人或亲人，都可能是病毒携带者，每个人都值得怀疑、警惕，每个人都可能是你的灾难之源……

出门，与人迎面相逢，竟都没认出戴着口罩的那个人便是几天前还把栏聊得热火朝天的芳邻……还隔着四五米远呢，她迅速地背身大叫：快走！你快走！我也如临大敌地疾奔而过，仿佛在摆脱死神的追捕……

我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对死亡这件事有了如此的敏感：是从前年，还是这次鼠年？

那座红桥像一只体积巨大得无与伦比的蝙蝠，朝着我，跃跃欲试！

二

二十五岁时，我就住在红桥之上的沧白路，那时红桥还没诞生。

坐在沧白路边的石头矮墙上，去看千厮门那一带的嘉陵江，皆是满目白花花的鹅卵石簇拥着一条纤瘦的江水。尤其是到了冬季，那水真是细若游丝……

我在那年当上了梦寐以求的记者，整天揣着一个巴掌大、厚拙拙的绿色记者证奔突于大街小巷，如一位手持利剑的侠客，眼睛里老是闪烁着明察秋毫的锐利目光，嘴角时不时会浮现出拯救者无比自豪的微笑。

那时的记者的确有点无冕之王的气势和权威。尤其是女记者，如果够年轻、够不丑，更是会扮演横扫千军如卷席又飒爽又性感的正义天使。有一次我坐一路电车从解放碑到沙坪坝采访，几趟车都没挤得上。穿着小粉短裙的我，直奔车头的驾驶台，敲门、挥动手中的记者证，高吼：开门，我是记者，有紧急采访……中年男司机可能从没遇到这种阵仗：一个小女子手持个绿本本就如此地威风凛凛、胆大妄为？他把门开了条缝，拿过绿本本快速翻了翻，然后扑哧一笑。但，还是把门打开，拉了我一把：“上嘛。”……到现在我仍没搞懂男司机为何有那么一笑。我好尴尬，就像正在片场煞有介事地演戏，却被对台词的人莫名其妙地笑了场……

我也真干出了几件行侠仗义之事——

春寒料峭，我收到一对残疾夫妻的投诉信，告他们的镇领导欺负人：他们在自家门口搭了一间小偏偏房，卖点小零碎东西维生，镇上却非要拆他们的“违章建筑”。信中写道：记者救命！我们要活下去！他们谁都不怕，就怕报纸……我腾地一下坐直了，心子被信里的每个字燃烧！

那个乡镇在綦江临近贵州的大山旮旯里。我转了三次长途车才到达。暮霭氤氲时分，我穿着细高跟，抹着大口红走在镇子的青石板路上，橐……橐……橐，我听到脚下的声响在泄露我的忐忑不安、甚至恐惧……因为这里比我想象的都更陌生和苍凉。所谓镇子也就是被两边的木板房夹出的一条街，放眼也看不到多远，因为它把天空也剪裁得又窄又细，似乎是半条灰裤腿，把镇子死死捂住了。只有几根凌空的电线上站着密密麻麻的麻雀，集体的叽叽喳喳、骚动，才让人觉得这个镇子有活物在出没……

事情的解决比我预想的顺利。顺利得我必须对手中握着的那个绿本本感恩戴德了。所谓的乡镇领导对我这个市里来的记者毕恭毕敬，言听计从。他们一口一声叫我这个黄毛丫头为“领导”，可能的确没搞清楚一个记者究竟在市里是多大的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