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哲理散文，是20世纪后期才出现的新名词。但是，什么叫哲理散文？它有哪些特征？中国哲理散文的发展历史如何？不仅古代没有人提过，就是当今出版的几本研究古代散文文体的著作似乎也没有作过专门的论述。因此，当我们着手编选这本书的时候，首先碰到的就有一个“正名”的问题，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哲理散文”的含义，应是根据“哲理诗”、“哲理小说”一类名词推演出来的。哲理诗源于古希腊诗人芝诺芬尼。芝诺芬尼遭波斯之乱，流为歌人，不信神话，以自然无限为神，作诗论自然，成为古希腊哲学的源泉，后人便把那些含有某种哲理而不纯为抒情的诗歌称为哲理诗。哲理小说的出现比起来要晚得多，它是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产物，作家、作品颇多，其中法国著名哲学家、文学家伏尔泰的《老实人》、《命运》等小说被奉为哲理小说的典范。若然，对于哲理散文不论作何种界说，其中它必须具备两条基本特征或基本属性，则是可以认定的，那就是：作为哲理散文，它既包含某种宇宙、社会、人生哲理，又必须是散文。二者缺一，则不成其为哲理散文。当然，这里所说的散文概念，并非古代那种同韵文、骈文相对而言的广义的散文，也不是现代所谓同诗歌、小说、戏剧相对而言的狭义的散文，而是指古代那种具有较强的文学性的散体文章。

从哲理性、文学性这两条基本特征或基本属性出发，哲理散文当然离不开哲学思辨，应当表现对宇宙、社会、人生等问题的某些思考与见解，但是它又不应是纯理论的空洞说教，或者如同宋明以来的一些哲学论文、理学著作；它和说理文或论说文有姻缘，但又不等同于说理文或论说文。纯用逻辑思维，空谈性理的论文、著作，和文学创作是两条道上的车，这是尽人皆知、毋庸赘言的。说哲理散文不等同于说理文或论说文，则似乎还须略作饶舌。我国古代的说理文或论说文，向来有政论、史论、文论之分，它们有的是谈哲理或带有哲理成分的，但也有许多就不含哲理。同时，与说理文或论说文相对而言的记叙文体，虽不以说理为主，却往往在叙事中穿插有精湛的议论，带有哲理成分；或者通过某一故事的叙写，寄托、蕴涵对宇宙、社会、人生的某些看法、见解等等，像这一类的优秀文章，似乎不能统统摒弃在哲理散文之外，正如伏尔泰的《老实人》不能排除在哲理小说之外一样。譬如先秦诸子散文中的寓言故事、柳宗元的《三戒》和《种树郭橐驼传》、刘基的《郁离子》、马中锡的《中山狼传》等等，在对社会现象的针砭、讥刺中，隐含某种哲理，给读者以思想启发或警戒，如果把它们完全排除在外，便难以全面反映我国古代哲理散文创作的实际情况。因此，我们的这本书不但选了大量的说理文，也选了一部分如上面所说的那类记叙文。

中国的古代文化重功利，讲实用。中国古代散文从一产生就是一种实用工具，“文以载道”，“文章合为时而著”，是古代散文始终一贯的传统和主导思想。像《周易大传》、《老子》、《庄子》那种典型的谈玄论道的哲理散文并不很多，大量见于古籍的却是一些宣传政治主张、评论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阐发文学观点的所谓政论、史论、文论。而且即使在《周易大传》、《老子》、《庄子》那类哲理散文中，也是“未尝离事而言理”（章学诚《文史通义·易教上》），而是天道、人事、哲学、政治熔于一炉的。考古论今，哲理、政教、历史兼收并蓄，这是我国古代哲理散文的一大特点。春秋战国和唐宋两代是古代散文发展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先秦诸子和唐宋八大家的散文是古代散文的两座丰碑。他们的哲理散文就多是用来“载道”、“明道”的，引经据典、谈古说今、事理结合的特点，在他们的文章中表现极为鲜明，更不用说明清学者们所写的一些“经世致用”的文章了。所以，古代文体尽管五花八门，从《尚书》的典、谟、训、诰、誓、命，直到明代徐师曾的《文体明辨》，条分缕析，古代文体被细分到一百二十余种，唯独没有“哲理”一类，那就不仅仅出于对文章体裁形式的考虑，注重文章的实用性，应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国古代哲理散文还特别注重说理的形象性。章学诚说，“战国之文，深于比兴”，“深于取象”（《文史通义·诗教上》）。其实，不仅战国时期的文章如此，不以抽象说理取胜，而以文学的形象性见长，这是我国古代哲理散文的优秀传统。远在战国之前的所谓虞、夏、商、周之文中，就颇有用比喻说理的。《尚书》中的《盘庚》中，就有“若颠木之有由蘖”、“予若观火”、“若网在纲”、“若火之燎于原”等许多生动形象的比喻。《尚书》只是三代以前的政府文告（经过后人整理），还算不上成熟的说理散文。春秋之世，礼崩乐坏，王纲解体，诸侯力征，亡国灭家者相继。相争不但要依仗武力，还要凭借外交。外交需要口才，“言之无文，则行之不远”。因此当时各国都出现了一些擅长辞令的人物，例如周王朝的邵公、晋国的叔向、郑国的子产、齐国的晏婴，等等，他们不仅是杰出的政治家，同时也是“习辞者”；不但具有睿智的思想，而且善于以口舌制胜。《晏子春秋》（其书虽出自后人编辑加工，所记晏子言行则当有所据）记晏子出使楚国，楚王本来想戏弄羞辱他一番，酒酣之际，叫吏人绑着两个被冒充的齐国小偷经过晏子面前，对晏子说：“齐人固善盗乎？”晏子却不慌不忙，用“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今民生长于齐不盗，入楚则盗，得无楚之水土使民善盗邪”这样一个用语简洁而含义深刻的生动比喻，就把楚王顶了回去，使楚王自取其辱，从而维护了国家的尊严。像这种精警的言辞、巧设比喻和以形象说理的方法，在《左传》、《国语》中随处可见。它们为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滔滔雄辩或严密论证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战国哲理散文以至整个论辩文中的广譬博喻和大量运用历史材料、寓言故事说理，正是在春秋时代大夫行人的外交辞令的基础上发展丰富起来的。战国时代的哲理散文以《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为最著，孟、庄、荀、韩都是善用比喻、类比、寓言故事的能手。《庄子》的文章“寓言十九”，《孟子》全书用比喻、类比多达159处，像《揠苗助长》、《齐人有一妻一妾》之类的寓言故事也不少。《荀子》、《韩非子》以善于推理、逻辑严密见长，但也善用比喻和寓言故事，将抽象的道理说得具体形象，有很强的说服力。后代的散文作家学习、借鉴他们的写作方法和技巧，或者像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王安石的《伤仲永》、苏轼的《日喻》那样，运用寓言故事来说明抽象的哲理；或者像柳宗元的《三戒》、马中锡的《中山狼传》那样，直接把先秦诸子散文中仅作论辩设譬之用的寓言片段发展成为完整独立的文学样式，在对寓言故事的叙写中表现某种人生哲理。唐宋以后大量以“说”名篇的文章，大多是托物寓意之作，是对先秦哲理散文“深于比兴”、“深于取象”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我国散文遗产极其丰富宝贵，但是对于哲理散文至今尚缺乏发掘和研究。本着抛砖引玉的精神，我们选编这本小册子，仅仅是一个初步的尝试，对于哲理散文的认识、理解，难免肤浅和错误，入选的篇目也未必尽当。我们诚恳地期望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的注译工作得到李玉奇同志的支持，唐代以后的大部分作品由李玉奇同志帮助注译，经我修订，如有不当和错误，由我个人负责。

邓安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