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论诗经学

《诗经》是古代传流下来的一个绝好宝贝，他的文学的价值有些顶超越的质素。自晋人以来纯粹欣赏他的文词的颇多，但由古到今，关于他的议论非常复杂，我们在自己动手研究他以前，且看二千多年中议论他的大体上有多少类，那些意见可以供我们自己研究时参考？

春秋时人对于诗的观念：《诗三百》中最后的诗所论事有到宋襄公者，在《商颂》；有到陈灵公者，在《陈风》；若“胡为乎株林从夏南”为后人之歌，则这篇诗尤后，几乎过了春秋中期，到后期啦。最早的诗不容易分别出，《周颂》中无韵者大约甚早，但《周颂》断不是全部分早，里边有“自彼成康奄有四方”的话。传说则《时迈》《武》《桓》《赉》诸篇都是武王克商后周文公作（《国语》《左传》），但这样传说，和奚斯作《鲁颂》，正考父作《商颂》，都靠不住；不过《雅》《颂》中总有不少西周的东西，其中也许有几篇很早的罢了。风一种体裁是很难断定时代的，因为民间歌词可以流传很久，经好多变化，才著竹帛：譬如现在人所写下的歌谣，许多是很长久的物事，只是写下的事在后罢了。《豳风·七月》是一篇封建制度下农民的岁歌，这样传来传去的东西都是最难断定他的源流的。《风》中一切情诗，有些或可考时代者，无非在语言和称谓的分别之中，但语言之记录或经后人改写（如“吾车既工”之“吾”改为“我”，石鼓文可证，“吾”“我”两字大有别），称谓之差别又没有别的同时书可以参映，而亚当夏娃以来的故事和情感，又不是分甚么周汉唐宋的，所以这些东西的时代岂不太难断定吗？不过《国风》中除《豳》《南》以外所举人名都是春秋时人，大约总是春秋时诗最多，若列国之分，乃反用些殷代周初的名称，如邶、鄘、卫、唐等名，则辞虽甚后，而各国风之自为其风必有甚早的历史了。约而言之，《诗三百》之时代一部分在西周之下半，一部分在春秋之初期中期，这话至少目前可以如此假定。那么，如果春秋时遗文尚多可见者，则这些事不难考定，可惜记春秋时书只有《国语》一部宝贝，而这个宝贝不幸又到汉末为人割裂成两部书，添了许多有意作伪的东西，以致我们现在不得随便使用。但我们现在若求知《诗》在春秋时的作用，还不能不靠这部书，只是在用他的材料时要留心罢了。我想，有这样一个标准可以供我们引《左传》《国语》中论《诗》材料之用：凡《左传》《国语》和毛义相合者，置之，怕得是他们中间有狼狈作用，是西汉末治古文学者所加所改的；凡《左传》《国语》和毛义不合者便是很有价值的材料，因为这显然不是治古文学者所加，而是幸免于被人改削的旧材料。我们读古书之难，难在真假混着，真书中有假材料，例如《史记》；假书中有真材料，例如《周礼》；真书中有假面目，例如《左传》《国语》；假书中有真面目，例如东晋伪《古文尚书》。正若世事之难，难在好人坏人非常难分，“泾以渭浊”，论世读书从此麻烦。言归正传，拿着《左传》《国语》的材料求《诗》在春秋时之用，现在未作此工夫不能预断有几多结果，但凭一时记忆所及，《左传》中引《诗》之用已和《论语》中《诗》之用不两样了。一、《诗》是列国士大夫所习，以成辞令之有文；二、《诗》是所谓“君子”所修养，以为知人论世议政述风之资。

说到《诗》和孔丘的关系，第一便要问：“孔丘究竟删诗不？”说删《诗》最明白者是《史记》：“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袵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这话和《论语》本身显然不合。“诗三百”一词，《论语》中数见，则此词在当时已经是现成名词了。如果删诗三千以为三百是孔子的事，孔子不便把这个名词用得这么现成。且看《论语》所引《诗》和今所见只有小异，不会当时有三千之多，遑有删诗之说，《论语》《孟》《荀》书中俱不见，若孔子删《诗》的话，郑、卫、桑间如何还能在其中？所以太史公此言，当是汉儒造作之论。现在把《论语》中论《诗》引《诗》的话抄在下面。

《学而》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

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为政》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

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

《泰伯》

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

《子罕》

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

《先进》

南容三复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子路》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卫灵公》

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

《季氏》

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诚不以富，亦祗以异”，其斯之谓与？（此处朱注所校定之错简）

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

《阳货》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

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

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从此文我们可以归纳出下列几层意思：

一、以《诗》学为修养之用；

二、以《诗》学为言辞之用；

三、以《诗》学为从政之用，以《诗》学为识人论世之印证；

四、由《诗》引兴，别成会悟；

五、对《诗》有道德化的要求，故既曰“思无邪”，又曰“放郑声”；

六、孔子于乐颇有相当的制作，于诗虽曰郑声，郑声却在三百篇中。

以《诗三百》为修养，为辞令，是孔子对于《诗》的观念。大约孔子前若干年，《诗三百》已经从各方集合在一起，成当时一般的教育。孔子曾编过里面的《雅》《颂》（不知专指乐或并指文，亦不知今见《雅》《颂》之次序有无孔子动手处），却不曾达到《诗三百》中放郑声的要求。

一、西汉《诗》学

从孟子起，《诗经》超过了孔子的“小学教育”而入儒家的政治哲学。孟子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这简直是汉初年儒者的话了。孟子论《诗》甚泰甚侈，全不是学《诗》以为言，以为兴，又比附上些历史事件，并不合实在，如“戎狄是膺，荆舒是惩”附合到周公身上。这种风气战国汉初人极多，三百篇诗作者找出了好多人来，如周公、奚斯、正考父等，今可于《吕览》《礼记》、汉经说遗文中求之。于是，一部绝美的文学书成了一部庞大的伦理学。汉初《诗》分三家，《鲁诗》自鲁申公，《齐诗》自齐辕固生，《韩诗》自燕太傅韩婴，而《鲁诗》《齐诗》尤为显学。《鲁诗》要义有所谓四始者，太史公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又以《关雎》《鹿鸣》都为刺诗，太史公曰：“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仁义凌迟，《鹿鸣》刺焉。”其后竟以“三百篇”当谏书。这虽于解《诗》上甚荒谬，然可使《诗经》因此不佚。《齐诗》《韩诗》在释经上恐没有大异于《鲁诗》处，三家之异当在引经文以释政治伦理。齐学宗旨本异鲁学，甚杂五行，故《齐诗》有五际之论。《韩诗》大约去泰去甚，而于经文颇有确见，如殷武之指宋襄公，即宋代人依《史记》从《韩诗》，以恢复之者。今以近人所辑齐、鲁、韩各家说看去，大约齐多侈言，韩能收敛，鲁介二者之间，然皆是与伏生《书》、公羊《春秋》相印证，以造成汉博士之政治哲学者。

二、《毛诗》

《毛诗》起于西汉晚年，通达于王莽，盛行于东汉，成就于郑笺；从此三家衰微，毛遂为《诗》学之专宗。毛之所以战胜三家者，原因甚多，不尽由于宫庭之偏好和政治之力量去培植他。第一，申公、辕固生虽行品为开代宗师，然总是政治的哲学太重，解《诗》义未必尽惬人心，而三家博士随时抑扬，一切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必甚多，虽可动听一时，久远未免为人所厌。而《齐诗》杂五行，作侈论，恐怕有识解者更不信他。则汉末出了一个比较上算是去泰去甚的《诗》学，解《诗》义多，作空谈少，也许是一个“应运而生”者。第二，一套古文经出来，《周礼》《左氏》动荡一时，造来和他们互相发明的《毛诗》，更可借古文学一般的势力去伸张。凡为《左传》文词所动、周官系统所吸者，不由不在《诗》学上信毛舍三家。第三，东汉大儒舍家学而就通学，三家之孤陋寡闻，更诚然敌不过刘子骏天才的制作，王莽百多个博士的搜罗；于是三家之分三家，不能归一处，便给东京通学一个爱好《毛诗》的机会。郑康成《礼》学压倒一时，于《诗》取毛，以他的《礼》学润色之，《毛诗》便借了郑氏之系统经学而造成根据，经魏晋六朝直到唐代，成了惟一的《诗》学了。

《毛诗》起源很不明显，子夏、荀卿之传授，全是假话。大约是武帝后一个治三家《诗》而未能显达者造作的，想闹着立学官（分家立博士，大开利禄之源，引起这些造作不少，尤其在《书》学中多）。其初没有人采他，刘子骏以多闻多见，多才多艺，想推翻十四博士的经学，遂把他拿来利用了。加上些和从《国语》中搜出来造作成的《左传》相印证的话，加上些和《诗》本文意思相近的话，以折三家，才成动人听闻的一家之学。试看《毛传》《毛序》里边有些极不通极陋的话，如“不显显也”“不时时也”之类，同时又有些甚清楚甚能见闻杂博的话，其非出于同在一等的人才之手可知。现在三家遗说不能存千百于十一。我们没法比较《毛诗》对于三家总改革了多少，然就所得见的传说论，《毛诗》有些地方去三家之泰甚，又有些地方，颇能就《诗》的本文作义，不若三家全凭臆造。所以《毛诗》在历史的意义上是作伪，在《诗》学的意义上是进步；《毛诗》虽出身不高，来路不明，然颇有自奋出来的点东西。

三、宋代《诗》学

经学到了六朝人的义疏，唐人的正义，实在比八股时代的高头讲章差不多了，实在不比明人大全之学高明了。自古学在北宋复兴后，人们很能放胆想去，一切传说中的不通，每不能逃过宋人的眼。欧阳永叔实是一个大发难端的人，他在史学、文学和经学上一面发达些很旧的观点，一面引进了很多新观点，摇动后人（别详）。他开始不信《诗序》。北宋末几朝已经很多人在那里论《诗序》的价值和诗义的折中了。但迂儒如程子反把《毛诗序》抬得更高，而王荆公谓诗人自己作叙。直到郑夹漈所叙之论得一圆满的否定，颠覆了自郑玄以来的传统。朱紫阳做了一部《诗集传》，更能发挥这个新义，拿着《诗经》的本文去解释新义，于是一切不通之美刺说扫地以尽，而《国风》之为风，因以大明。紫阳书实是一部集成书，韵取吴才老叶韵之说，叶韵自陈、顾以来的眼光看去，实在是可笑了，但在古韵观念未出之前，这正是古韵观念一个胎形。训诂多采毛、郑兼及三家遗文，而又通于《礼》学（看王伯厚论他的话）。其以赋比兴三体散入虽系创见，却实不外《毛诗》独标兴体之义。紫阳被人骂最大者是由于这一部书，理学、汉学一齐攻之，然这部书却是文公在经学上最大一个贡献，拿着本文解诗义，一些陋说不能傅会，而文学的作用赤裸裸的重露出来。只可惜文公仍是道学，看出这些诗的作用来，却把这些情诗呼作淫奔，又只敢这样子对付所谓变《风》，不敢这样子对付《大雅》《小雅》《周南》《召南》《豳风》，走得最是的路，偏又不敢尽量的走去，这也是时代为之，不足大怪。现在我们就朱彝尊的《经义考》看去，已经可以觉得宋朝人经学思想之解放，眼光之明锐，自然一切妄论谬说层出不穷，然跳梁狐鸣，其中也有可以创业重统者（文公对于文学的观念每每非常透彻，如他论《楚辞》，陶诗，李、杜诗常有很精辟的话，不仅说《三百篇》有创见）。

又宋代人因不安于《毛诗》学，博学者遂搜罗三家遗说。例如罗泌不是一个能考六艺的人，然他发挥《商颂》为《宋颂》，殷武为宋襄公，本之《韩诗》（《韩诗》最后佚），而能得确证。宋末有一伟大的学者王伯厚，开近代三百年朴学之源，现在试把《玉海》附刻各经及《困学纪闻》等一看，已经全是顾亭林、阎百诗以来所做的题目。他在《诗经》学上有《诗考》，考四家诗；有《诗地理考》，已不凭借郑《谱》。虽然搜罗不多，但创始的困难每每这样子的。这实在都是《诗》学上最大的题目，比起清儒拘《郑笺》、拘《毛传》者，他真能见其大处。

四、明季以来的《诗》学

明季以来《诗》学最大的贡献是古韵和训诂两事，这都是语言学上的事，若在《诗》之作用上反而泥古，不及宋人。陈季立（第）、顾宁人（炎武）始为系统的古韵学，以后各家继起，自成一统系者十人以上，而江、戴、孔、段、王发明独多。训诂方面，专治《诗》训诂者如陈奂、马瑞辰、胡承珙诸家，在训诂学第二流人物中，其疏通诸经以成训诂公谊者，如惠、戴、段、二王、郝、俞、章等，不以《诗》学专门，而在诸经学之贡献独大。但谈古音的人每不能审音，又少充分的认识方言之差别，聚周代汉初之韵以为一事，其结果分类之外，不能指实；而训诂学亦以受音韵学发达之限制，未能建立出一个有本有源的系统来。这是待从今以后的人，用新材料，借新观点去制造的。话虽这样，清代人对于《诗经》中训诂的贡献是极大的，至于名物礼制，既有的材料太紊乱，新得的材料又不多，所以聚讼去，聚讼来，总不得结论。

从孔巽轩、庄存与诸君发挥公羊学后，今文经学一时震荡全国，今文经学家之治《诗》者，不幸不是那位学博识锐的刘申受，而是那位志大才疏的魏默深。魏氏根本是个文士，好谈功名，考证之学不合他的性质，他做《诗古微》，只是要发挥他所见的齐、鲁、韩《诗》论而已，这去客观《诗》学远着多呢！陈恭甫（寿祺）、朴园（乔枞）父子收集了极多好材料，但尚未整理出头绪来，这些材料都是供我们用的。

五、我们怎样研究《诗经》

我们去研究《诗经》应当有三个态度，一、欣赏他的文词；二、拿他当一堆极有价值的历史材料去整理；三、拿他当一部极有价值的古代言语学材料书。但欣赏文词之先，总要先去搜寻他究竟是怎样一部书，所以言语学、考证学的工夫乃是基本工夫。我们承受近代大师给我们训诂学上的解决，充分的用朱文公等就本文以求本义之态度，于《毛序》《毛传》《郑笺》中寻求今本《诗经》之原始，于三家《诗》之遗说、遗文中得知早年《诗经》学之面目，探出些有价值的早年传说来，而一切以本文为断，只拿他当作古代留遗的文词，既不涉伦理，也不谈政治，这样似乎才可以济事。约之为纲如下：

一、先在诗本文中求诗义。

二、一切传说自《左传》《论语》起，不管三家、《毛诗》，或宋儒、近儒说，均须以本文折之。其与本文合者，从之；不合者，舍之；暂若不相干者，存之。

三、声音、训诂、语词、名物之学，继近儒之工作而努力，以求奠《诗经》学之真根基。

四、礼乐制度，因《仪礼》《礼记》《周礼》等书，现在全未以科学方法整理过，诸子传说，亦未分析清楚，此等题目目下少谈为妙，留待后来。

匆匆拟《诗经》研究题目十事，备诸君有意作此工作者留意。

一、古代《诗》异文辑

宋刻本异文，诸家校勘记已详；石经异文，亦若考尽；四家异文，陈氏父子所辑略尽；然经传引《诗经》处，参差最多，此乃最有价值之参差，但目下尚无辑之者。又汉儒写经，多以当时书改之，而古文学又属“向壁虚造”，若能据金石刻文校出若干原字，乃一最佳之工作。例如今本《小雅》中“我车既攻”，石鼓文作“吾车既攻”，“吾”“我”两字作用全不同，胡珂各有考证。而工字加了偏旁。汉儒加偏旁以分字，所分未必是，故依之每致误会。

二、三家《诗》通谊说

三家《诗》正如《公羊春秋》，乃系统的政治伦理学，如不寻其通谊，如孔、庄诸君出于公羊学，便不得知三家《诗》在汉世之作用。陈恭甫父子所辑材料，既可备用，参以汉时政刑礼乐之论，容可得其一二纲领，这是经学史上一大题目。魏默深在此题中之工作，粗疏主观，多不足据。

三、《毛诗》说旁证

依《毛诗》为注者，多为《毛序》《毛传》《郑笺》考信，此是家法之陋，非我等今日客观以治历史语言材料之术。毛氏说如何与古文经若《左传》《周礼》《尔雅》等印证，寻其端绪之后，或可定《毛诗》如何成立，古文学在汉末新朝如何演成。我等今日岂可再为“毛、郑功臣”？然后代经学史之大题，颇可为研究之科目。

四、宋代论《诗》新说述类

宋代新《诗》说有极精辟者，清儒不逮，删《诗序》诸说，风义刺义诸论，能见其大。若将自欧阳永叔以来之说辑之，必更有胜义，可以拾检，而宋人思想亦可暂得其一部。

五、毛公独标兴体说

六诗之说，纯是《周官》作祟，举不相涉之六事，合成之以成秦汉之神圣数（始皇始改数用六）。赋当即屈、宋、荀、陆之赋，比当即辩（章太炎君说），若兴乃所谓起兴，以原调中现成的开头一两句为起兴，其下乃是新辞，汉乐府至现代歌谣均仍存此体，顾颉刚先生曾为一论甚精。今可取《毛传》所标兴体与后代文词校之，当得见此体之作用。

六、证《诗》三百篇中有无方言的差别？如有之，其差别若何？

历来论古昔者，不以方音为观点之一，故每混乱。我们现在有珂罗倔伦君整理出来的一部《广韵》，有若干名家整理的《诗经》韵，两个中间差一千年；若就扬子云《方言》为其中间之阶，看《诗经》用韵有循列国方言为变化者否？此功若成，所得必大。

七、《诗》地理考证补

王伯厚考《诗》地理，所据不丰；然我等今日工作，所据材料较前多矣，必有增于前人之功者。《诗》学最大题目为地理与时代，康成见及此，故作《诗谱》，其叙云：“欲知源流清浊之所处，则其上下而有之（此以国别）；欲知风化芳臭气泽之所及，则旁行而观之（此以时分）。此《诗》之大纲也。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结果则不可。康成实不知地理，不能考时代，此乃我等今日之工作耳。从《水经注》入手，当是善法，丁山先生云。

八、《诗经》中语词研究

《诗经》中语词最有研究之价值，然王氏父子但知其合，不求其分。如语词之“言”，有在动词上者，有在动词下者，有与其他语词合者。如证其如何分，乃知其如何用。

九、《诗》中成语研究

即海宁王静安氏所举之题。《诗》中成语多，如“亦孔之”“不显”（即丕显）等。但就单词释诂训者，所失多矣。

《诗》中晦语研究

《诗》中有若干字至今尚全未得其着落者，如“时”字之在“时夏”“时周”“不时”，及《论语》之“时哉时哉”，此与“时”常训全不相干，当含美善之义，而不得其确切。读《诗》时宜随时记下，以备考核。

十、抄出《诗》三百五篇中史料

《书经》是史而多诬，《诗经》非史而包含史之真材料，如尽抄出之，必可资考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