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的三分之一

一个人，一生中，总有那么一个人，或者几个人在心中刻下深刻的烙印，任风吹雨打、岁月冲刷，也磨灭不去。在我心里，也有这么一个人，他就是王小波。论忠诚，我也许算不上是王小波“门下走狗”一类，但他确实影响了我，我的青春与他有关。

一、初识小波

说来惭愧，我接触王小波时间比较晚，是在他去世后，从众多的悼念文章中，才知道了这个常自称为“王二”的人有多么大的影响力，那个时候我还不到18岁，正挣扎于不知尽头的高考复习。在我们那个偏僻的县城小镇，几乎看不到《三联生活周刊》《南方周末》《中华读书报》等报刊杂志，这几家媒体也是小波早年发表杂文较多的地方。

我记得看的第一篇小波的文章，是讲述他在美国的打工经历，文章不长，但很有趣，说他与来自上海的老曹被雇佣到一家中国餐馆搞装修，抠门的老板拿他俩当驴使唤，偏偏小波和老曹在装修上一窍不通，结果自然是窘态百出，狼狈得很。我还清楚地记得，看完那篇文章时被作者风趣的文笔逗得开怀大笑的情形。也就是这篇文章，真正引导我走进小波的文字世界，先是杂文，后是小说，杂文对我的影响尤大。虽然客观上说，小波不论是文字的熟练程度、思想的深刻范围，都难以和鲁迅先生相比，但是这并不影响到王小波在繁杂的1990年代脱颖而出，也不影响到他在我心目中的位置。

记不清楚是在什么地方看到这篇文章的，也不知道文章叫什么名字，直到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才知道文章就叫《打工经历》。尽管现在看来，这篇小文在小波众多的文字中，算不得是上乘之作，很多都比它有思想有才情。但对我而言，犹如初恋，未必最好，实在难忘。我现在还能够记起文中的某些段落与字句，说它余香满口兴许有些夸张，但确是我心中真实的想法，因为在这篇文章中，我体会到了一个人的智慧可以那样轻松自如，举重若轻。

小波在文章中多次提到，他最反对两种东西：愚蠢与无趣。此话真是深得我心，以至于在大学的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愿意听人说话，因为我自以为是地、轻狂地认为，别人说的话实在是无聊至极，一点趣味没有。至于那些晚上寝室熄灯后的瞎聊和不着边的狂侃，曾让我深恶痛绝——年少轻狂，不知世事，却要做出指点江山的姿态，整一傻帽。我成了一个自己孤独起来的无聊的孩子，可是问题在于，在我瞧不起别人的时候，我也瞧不起自己，因为我自己也没有什么有趣的想法。现在看来，年轻的我当然可笑，且又真诚。

二、黄金时代

19岁，1990年代，也算是我的黄金时代。那会儿，我还在县城一座三流的高中念高三，成绩也是三流，正思索考不取大学，去哪里复读还是去打工。年轻的时候，人生关口的抉择总是充满忧伤和彷徨，也总有故事可说可写。事后想想，选择什么都是遭罪，哪有什么阳关大道，人生都是独木桥。

一个下雨天，一个书贩子在校门口摆了一个小摊子，用油布罩着，摊着好多本书，我花十块钱买了两本，一本是小波的《黄金时代》，还有一本是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其实印刷质量都不算糟糕，除了偶有几个错字，倒也没有什么看不清的地方，基本不影响阅读。其实，谁都知道那是盗版书，也实在是囊中羞涩，要知道，那时候的十块钱几乎是我两天的伙食，是伙食重要还是盗版书重要？我做出了一个假惺惺的人生选择，放弃正版，买盗版，正版价格对我来说，近乎天价，小波原谅我吧。

当然，一切都是值得的，两本书都好看（插句嘴，关于《文化苦旅》，我当时还真喜欢，我还曾用正楷将《废墟》那篇抄了几遍，后来朱大可说他“涂着口红游荡文坛”，惊了我。再后来，余先生的书，就不太喜欢了），尤其是小说《黄金时代》，因为里头写了很多和性相关的东西，真稀奇！我看的是真津津有味，这也能理解，19岁的年龄对性特别好奇，想着法儿寻找刺激的文字看，哪怕瞅见一张关于如何隆胸，怎样治疗阳痿的电线杆广告，都能看出感觉来。加上那时候我不住校，学校又坐落在一个小沙渚上，没有学生宿舍，所有的学生都在校外，几个人合伙租一屋子，所以根本不需要钻进被窝打个手电筒奋战，父母不在身边，根本没谁来管着，当年是真自由啊！只是，自由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代价还不小。第二年，我不出意外地去复读了。

小说里面的性内容当然只是小波的幌子，他自己也说只有在非性的年代，性才会成话题，诚如在饥饿时期，吃才会显得很重要。小波自然是以黑色幽默的方式，写那个时代人的生活情况和思想状态。可以说，每个时代都有王二。这真不稀奇，只是没有多少人能够刻画出来。我们现在也一样有很多王二，韩寒曾经在博客上挂上了松岛枫的链接，他似乎成了躲在暗黑的屋子里自慰的宅男们的向导和安慰，减弱了我们的自卑和郁闷。韩寒都欣赏，何况我们这等年轻的凡夫俗子。有人说，我们这代人得感谢日本的AV事业和那些舍身为AV事业的日本女子，是她们舒缓了我们的性神经，给了我们性启蒙，当然也是她们间接弄虚了我们的身体。性苦闷简直就是一个历史问题，不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所收敛。王二有王二的方法来疏导，我们也有我们的途径，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方式。

小波在杂文里多次提到他对小说艺术的理解，虽然只言片语，不是很系统，但如今看来依然很有见地。小波最喜欢的小说应该是杜拉斯的《情人》（王道乾的译本），虽然君特·格拉斯、卡尔维诺、卡夫卡等也都是他中意的作家，但小波数次提到《情人》，认为这本小说无比精致，开创了当代小说的写作模式。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为什么王小波这样一个看似无比先锋和锐利的写作者，喜欢的竟然是一本爱情小说，恐怕不仅仅是技术上的完备让小波有所触动，肯定还有其他原因。我不怀好意地认为，性肯定是一个口子，在那个风雨如晦的暗黑岁月里，《情人》这样的作品犹如远处灯火，照亮了心中的秘密地带，王小波这样的绝顶聪慧之人，自然也无法回避这本书和杜拉斯这个人。

虽然小波自己也写了很多有趣的小说，还塑造了一个有趣的阳具很大的王二，但我不是文学史撰写者，不知道小波的小说在文学史中会被如何定位，如何书写。当然，对很多自称为小波“门下走狗”的粉丝来说，估计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没谁稀罕这回事。那小波的小说和他的小说见解，如今又有什么意义呢？尤其现在小波人去楼空，特别是像中国这样一个习惯人走茶凉的地方，不知道还有谁在乎这些。说实话，对那些小波的“门下走狗”，我都充满了怀疑。因为我在书店里，不止一次地看见了许多本以此为噱头的书籍，摆在书柜上卖，而翻开来看，恕我眼拙，真看不出哪里有小波的影子，就连他的招牌招数——黑色幽默，都弄成了无厘头或者搞笑耍贫。看来仅模仿没有出路。这会让小波伤心的。我似乎有点火气，这不应该，可我不会黑色幽默术，只好硬来说两句，画虎不成反类犬还是好的，至少还像猫，最糟糕的是什么也不像，那才够呛。

离题了，还是再来说小波的小说观点吧！在一篇名为《小说的艺术》的杂文中，小波穿花绕步，嬉笑怒骂，不仅坦诚自己对小说阅读有一种特殊的爱好，不是阅读其他类型作品所能满足的。还说因为爱读，才开始试着自己学习着写。他这样说：“我自己对读小说有一种真正的爱好，这种爱好不可能由阅读任何其他类型的作品所满足。我自己也写小说，写得好时得到的乐趣，绝非任何其他的快乐可以替代。这就是说，我对小说有种真正的爱好而这种爱好就是对小说艺术的爱好。”他还调侃了一下张爱玲：“张爱玲确是万绿丛中一点红——但若说有什么遗嘱被背叛了，可不是张爱玲的遗嘱，而是傅雷的遗嘱。天知道张爱玲后来写的那叫什么东西。她把自己的病态当作才能了，……人有才能还不叫艺术家，知道珍视自己的才能才叫艺术家呢。”

《黄金时代》就是他的小说试验品。

三、我的大学

读完《黄金时代》后很长一段时间，除了看过几本冒名卧龙生的半色情半骗人的武侠小说外，我并没有读小波或者其他作家的书，我可不想再复读一年，我早已懂得了复读是多么羞耻的一件事，尤其面对一个考了近六百分却非北京大学不上才来复读的极品同桌，我差了他快两百分。我们那个复读班人数相当可观，九十多人济济一堂，满满一个大教室，同是天涯沦落人啊，除了有几个是非北大清华不去的高分狂人，因为差一两分，决心明年再来，多数复读生都属自找。

知耻后勇，经过奋勇直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终于考上一个小师专，最高兴的是我父亲，他感觉终于抬起头了，他的儿子不用再和他一起做奸商了。我考进去那年，小师专就改成师院，然后扩招，于是我们都成了本科生。我原以为，我们那茬估计是全国最差的本科生了，没想到后来者一茬更比一茬差。大一时，自我感觉风华正茂，对两件事情颇不满意：漂亮女生不多，图书馆的书烂。漂亮女生少的原因，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们大多数人来自乡下，穿衣打扮几乎不会，也没什么衣服可穿。拿我自己来说，我大一时二十岁，鼓起勇气去了一次英语角，结果一个人问我：“Hi, how old are your children?”我当时就蒙圈了，根本想不起用英语该怎么回答，就改用中文逼问他，你看我多少岁？对方有点慌了，二十七八？是七还是八？他有些犹豫不定。我才二十，看起来已经二十七八了，是孩子他爸的年龄，我转身就跑了。这让我很受伤，自尊大伤。打那以后，我再也不敢去那个英语角了。如此一来，英语水平自然也差，毕业时需要四级水平，差点儿没把我折腾死。图书馆书烂的缘故，据说是学校把钱都拿去盖楼了，没钱买，别人赠送的倒是有不少是新书，多是如何跳槽、怎么升职之类的玩意儿，很扫兴，直到我毕业，那个楼还没有盖完，书自然还多是那些老的破书。

回到小波身上来，我读的第二本小波的书是《白银时代》。书的来处，得补上一句，那些年，大学里的学生流行做生意，是人都倒腾个电话卡、磁带什么的，用一布篓兜着，去各宿舍敲门推销叫卖。我认识一人，在学校外租了半拉房子，竟然放录像，每人收费一块，每到半夜三更时，自然是色彩斑斓，一帮小子憋得脸红，情况很危急。后来因为有人想蹭看不给钱，没得逞，告到学校旁的派出所，终于被端掉。人因为跑得快，没被逮住，只是那些片子和那台破电视机被收缴了。经济形势如此好，我班的班长手痒难耐，东拼西凑弄了一笔钱，暑假六月流火天，不辞辛苦，赶赴杭州进了一批盗版书，打算发笔小财，说是可以当恋爱的资本。谁料舟车劳顿，书刚运进学校，还未来得及发起销售时，学校突然发出一纸禁令——不准学生做生意，更不准在校园里推销。班长同志顿时傻了眼，看着小半个房间的盗版书，一声长叹，差点儿没昏过去。

事已至此，只好想辙，先是扩大内需，争取同学内部处理。推销给班上或者隔壁班的同学是一条路。班长一番沉痛叙述，道如何辛苦，学校如何捕风捉影，如何混蛋，断了哥们儿的财路，荒废了大家博览群书的路子，说着说着眼泪都快出来了。哥们儿卖不过脸，只好买了一些，可还是剩下大部分。我记得，我买的一本是张爱玲的《倾城之恋》，打的八折。盗版书按原价打八折，班长果然有经济头脑，算是不低的价格，赶上正版书了，算我买盗版书生涯的最高折扣。偏偏我们学校周围也没家像样的书店，只有如此了。曾有几个对我们学校学生还抱点幻想的生意人，在校外搞过好几个规模不小的书店，装潢也是古色古香，一色的中外名著，格调雅致，品位颇高，可愣是没有撑过半年，一日比一日冷清，最后只好关门走人。他们实在高估了我们的读书兴趣和知识渴求。

内销毕竟有限，远远不够瓜分库存量，急得班长抓耳挠腮，寝食不安，后经一生意高人指点，班长决定破釜沉舟，铤而走险。一日傍晚，班长托人找了个大板车，招呼几个哥们儿将书码到车上，而后众人双臂灌力，吭哧吭哧地推到校外不远处。竖起一纸牌，上写“五折”二字，字倒还漂亮。为了避开学校眼线，才混迹于卖白菜、练摊的中间。班长虽抹不开面儿，可是考虑到毕竟推出来一趟不容易，偶尔也吆喝几声，别说效果还可以，好些同学还凑近翻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有不少女生，这让老班高兴不已，折扣居然低至三折，结果还真卖掉不少。我就是在他打这个五折的时候，看到了小波的《白银时代》，勾起了高中读《黄金时代》的美好记忆，便买了下来，这回是五折，比在班长寝室里买的要便宜足足三折。

书买回来，好像是有什么急事，没来得及看。不过，我得说老实话，这回的阅读体验完全没有高中时来得刺激，高中时，那真是把《黄金时代》当黄书读的，可如今毕竟是中文系的，好歹还有那么一点想法，至少知道再把小波的书当黄色小说读，不太合适。在一个偶然的早上，我随便拿了一本书，去蹲厕所。现在我得感谢那个随便一抓，因为恰恰就是我从班长小摊上，花五折买的小波的《白银时代》。原谅我在这个地点，这个时候看小波，绝对没有不敬的意思。恰恰相反，对我自己来说，在厕所看的书都印象深刻。就这样，蹲在厕所里翻书，翻着，翻着，来劲了，居然就那么蹲了一个小时，全身心陷入小说中，起来时双腿发麻发软，两眼发暗，头发晕，站都站不住，差点儿栽倒在里头，好在还年轻，扶住一边的墙缓了一缓，才站住。现在想来，年轻时的身体真好。

阅读过程虽然不是性欲方面的刺激，但这本书确实让我感觉痛快，倒不是小说透露的什么思想被我捕捉到了，而是小说的叙事风格让我过瘾。小说写得如此轻松自如，水泻珠落一般，文字充满智者的风趣和大方，再也没有什么比读聪明人的东西更舒坦的了。你可以不深刻，但至少别无趣。深刻而有趣，小波两者都占了。这是他了不起的地方。

四、发情年代

颇为可惜的是，念高中和大学那会儿，我还没有完全看完小波的杂文，不然，我真难以想象，我自己的思维是否会有多大的改变。因为小波所写的内容，都是我们身边的，至少是我们可以见到，这不像鲁迅，尽管我们毫不怀疑先生的深度，只是时代毕竟有些远，很多事件没有贴身的感觉，所以阅读起来，总有些许隔阂。

读小波就完全没有这样的问题，因为他发言的这个世界，就是我们身边的生活，或许没有亲历，但通过报纸、杂志或者其他媒体，我们也都能体会，所以小波的话，离我们很近。一个作家，面对社会发言，也只有亲历者方能真切体会其意境，而不光光是思索、辩论的技巧，虽然那也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显然是内容。我很在乎你说了什么，不是你怎么说，是用京片子说，还是家乡方言说，怎么说不是最重要，而是你说的东西是否有价值，是否具有启发性。

1990年代，是五光十色的年代，是统称的漫长的社会转型的开始。对于那个年代，无论怎么说它都不过分，很多事情也已挣脱传统伦理的羞涩，变得赤裸裸起来，其中最为主要的，当然是物质生活的兴起，伴随的是精神的堪称毁灭。或许只有到很多年后，我们才会意识到，这到底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如今看来，这几乎不言自明。相对于经济建设带来的物质的不均衡膨胀，精神领域的集体“阳痿”更为可怕。1990年代的中国人很现实，似乎个个很亢奋，憋红了脸，为了钞票大折腾。

如果说上山下乡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代名词，1990年代最为流行的词语就是下海，哪怕被淹死，也要下去捞捞试试。下海现象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钞票称王，知识贬值，知识分子光环褪尽。如果说“文革”前后臭老九的称号，属于人为打击和挫伤知识分子的外部尊严，那这一次却是钞票对他们内部外部全方位的主动血洗，疯狂而彻底，知识神话瞬间轻易毁灭坍塌。这带来的伤痛直到现在还没有恢复，恐怕以后也难。人们已不再愿意倾听，也不在乎知识分子说了什么，所谓精神方面的愉悦让位给了物质的满足。或许要等到物质已不是问题的时候，精神才会被再次提起？

面对集体亢奋的浮躁时代，可贵的是还有一些知识人和媒体在断断续续地坚持发出声音。媒体方面有《南方周末》《三联生活周刊》等为人尊敬的刊物，知识人中有小波等。他们犹如微暗的弱火，延续着知识分子质问、追寻的精神火种。小波不是唯一的质疑者和批评者，有很多理论学者、社会学者也已开始了讨论，但只是限于学术内部范围。那个时候兴起的很多专栏，比如甘阳等人的文章都曾产生不小影响，不同的是小波的言论显得亲切，他时常用小说笔法描述我们所忽略的事情，就像那个麦田里的守望者一样，专心致志观察着周围的一切，以防哪个人走错了方向。很多时候，黑色幽默比宣教更为管用，在笑声中明白道理总比哭着理解强！我们这个苍老的民族似乎习惯了沉重，忘记了如何在轻松中认可和表达。如果真能从尘土中努力挣扎出来，站定身，抖落身上已沾染许久的尘埃，大踏步往前走去，或许希望还在。

可惜的是，这有限的有内容的声音，经常被人忽略，甚至被当作耳旁风，不留一点痕迹。集体亢奋的情形实在很可怕，借着发家致富的名义，一起疯狂向钞票看齐。没有什么比一个民族集体亢奋更为恐怖的了。这样的年代还有清醒者，比在恐怖时期的清醒者更可贵。比如，温水中的蛤蟆若能在逐渐变暖的水里，挣扎跳出来，发出几声哪怕是哀号的声音，也很可贵。

小波离开我们已经好些年了，有些时候，我也会偶发奇想，假如小波今天还在世，还在写文章，面对这个世界，他会说些什么呢？也许会摇头，一声长叹。我知道这样的假设没有任何意义，犹如现在的历史架空题材小说一样，纯属意淫，可毕竟意淫也是有快感的，原谅我的想象放肆一次吧！

五、行货幽灵

在小波的杂文与小说中，有一个贯穿始终的问题，就是身份意识。这是一个20世纪八九十年代被评论得近乎烂了的问题，让很多知识分子焦头烂额，争吵不休，到现在还是众说纷纭，各执一词，也没有形成统一意见的趋势。相对于学者们的正襟危坐，小波倒是以嬉笑怒骂的姿态说出了一个真相，我们可能都是“行货”，这是他的身份意识。

“行货”一词，不是褒义词，有些猥琐色彩，大抵就是劣等物件的意思，要是谁瞅谁大喊“你个行货”，意思和“你是一只蠢猪”或者“你丫不是人”差不多，骂的狠劲虽然比肏字诀的国骂显得温和，但在侮辱人格方面绝对过之甚多，还有什么比否认是群众的一员更残酷的呢！而且，行货还有一层“归属哪个”的含义，货物总归是有主人的，有一个词语和它比较接近，就是奴隶，可以随意买卖，可以任意凌辱，而不必取得他的同意，可称之为奴隶哲学，这是行货背后的思维基础。

《思维的乐趣》这本书是王小波杂文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很多观点尤其是他在思想方面的见识在这本书中都有所反映。身份意识是这本书中多次提到的一个文化意识。同很多学者的理论化分析不同，小波谈论问题总有很多实例，或来自见闻，或来自传统言说。

小波在《“行货感”和文化相对主义》一文中，从《水浒传》中神行太保戴宗与宋江间的一段经历讲起，说宋江被刺配到江州，归老戴管。老戴向他要好处，宋不给，老戴火了，说你就是我的行货，我想怎么着都成。这让小波想起了自己的身世，上山下乡，像个物件一样被呼来唤去，被指示着干尽荒唐事，十足一个行货。如何衡量自己是不是行货，小波总结出了一个标准：人家拿你干了什么或对你有任何一种评价，都无须向你解释或征得你的同意。“人家”一词指向很多，可以是某一人群，可以是政治机器，可以是黑帮势力，具有很广的阐释性。这里根本不需要担心过度阐释，在我看来，有些问题尤其需要持续阐释，不然容易不了了之，到最后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