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鲁迅与20世纪中国都市新文化的生成

第一节　文学与城市

城市是人类生活的空间。正如农耕时代的文学往往是农业生活的反映，城市的兴起也会带来文学的内容和形式的变化。中国古代文学的主流是在农耕文明的基础上形成的，秉承自然主义、天人合一的价值观，含有大量花鸟山水、自然节气的农耕意象。随着城市的兴起，也有表现城市生活的文学作品出现。如《诗经》中除了早期农业社会的生活表现，也已经有了城市生活的零星写作。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左思的《三都赋》都极尽浮华地描写古代城市的繁华。唐、宋、元、明、清的传奇、话本、杂剧和小说中不仅展现了古代正在兴起的市民社会，更解释了市民社会中的道德转型。“城市不仅是故事发生的场地，对城市地理景观的描述同样表达了对社会和生活的认识……问题不是如实描述城市或城市生活，而是描写城市和城市景观的意义。”唐宋之后的中国城市书写表现出新的城市价值观和精神面貌，也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城市写作做好了铺垫。西方的城市书写历史更为丰富和久远。希腊文明本身就是城邦文明。工业革命之后，伴随着现代都市的迅速膨胀，文学家的都市经验也越来越丰富。波德莱尔和巴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彼得堡，卡夫卡和布拉格，狄更斯和伦敦，惠特曼和纽约……这些文学史上闪闪发光的名字都和他们置身并书写的城市紧密结合在一起。城市和文学文本具有了不可分割的互文历史。

一、中国古代的“小市民文学”

鲁迅一生的大部分活动空间在城市，其写作对象和写作题材也有不少来自城市。正如迈克·克朗所言：“长久以来，城市多是小说故事的发生地。”有意味的是，鲁迅对自然山水是基本无感的，很少看到他吟咏山水、徜徉其间的雅致，实际上热衷这种写作的趣味却是中国传统文人的特质。中国主要的传统文学类型如田园诗、山水诗、边塞诗、游记等等在内的诸多创作具有浓厚自然主义趣味和天人合一的价值观。无论是源自儒家的原道、征圣的礼教观念，还是源自道法自然、“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道家观念，总体上中国古典文学还是推崇先天的自然秩序，在深厚的农业文明格局下形成了自然为本的文学趣味。沉溺于辞章的文人士大夫常常心怀浪漫主义的牧歌情调，以“出世”的情怀放浪形骸，寄情于山水之间，对世俗社会持一种居高临下的拒斥与不屑以显示其高迈和通脱。唐代开始随着商业贸易的繁荣，“市人阶层”出现，产生市民文学的苗头，宋代已有相当的规模。元朝由于北方蒙古族入主中原，打击了儒家文化，科举的一度停办造成大批文人入仕无门转而进入元曲行当，无意间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传统士大夫文学以外的另一市民文学脉络，并在明清以降逐渐繁盛起来。

唐宋之后市民文化的产生主要有两大社会因素。一是随着部分农民脱离土地，以商品贸易为业的市民群体崛起。传统诗文创作是一种贵族化的写作，以政治教化、求取功名、文人酬答等为目的，普通从事农业生产的民众是无缘这种文学内容的。随着市民群体的出现，他们的阅读和文化生活需求也有了新的变动。适应这一部分人的文化消费需求，小说、戏剧等俗文化形式出现，唐传奇、宋话本、元曲等应运而生。随着一些古典都市的兴起，市人阶层的扩大，文学消费市场开始发育，坊间、勾栏等娱乐空间大量出现，经济的回报吸引大批传统体制外的文人开始放弃传统仕途，成为直接为民众写作，依靠写作获得报酬的职业文人。为了适应广大市人阶层的审美趣味和心理需求，他们的作品有明显的世俗性特征。二是，科举制度的波动也会使得大批文人放弃仕途之路，走向文学消费市场。元朝蒙古铁骑入关，带来政治体制的巨大转变，大批文人无法依靠传统科举方式走仕途之路，“只好将才能向其他方面发展，写刻本即其中之一，从此元曲既包含着优雅的文句，又带着日常俗语，更添上戏台上技术名词，使中国文学另开别径”。这一转型带来了中国文学的新质并在明清继续发展，成为不容忽视的世俗文学新脉络。宋话本《碾玉观音》《错斩崔宁》，冯梦龙辑录编定的白话短篇集“三言”，长篇小说《水浒传》《金瓶梅》等都是典型之作。在这些通俗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到日常生活的呈现，人与人的复杂关系、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型等，这些新质无疑具有现代商业关系的萌芽。

究其根本，中国古代的城市文学还是一种“小市民”的文学，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一方面，它与典型的乡村社会相比，既不像后者那样封闭保守，又丧失了后者的质朴和单纯感；另一方面，它与资本主义化的近代城市相比，虽不像后者那样被物化现实所困扰，却表现出社会无序和缺乏内聚力、道德支撑力弱甚至逆于道德而盛行极端利己主义、公众生存哲学消极保守和人格卑伪化……等严重弊病——这一切，恰到好处地被囊括在‘小市民’这一名称之中。”19世纪以后的市民文学中就多有油滑利己、媚俗肤浅的气质，刻意逢迎小市民的审美情趣，格调不高，以“侠”“妓”“厚黑”“江湖”为号召的通俗文学作品大量出现，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初，新鸳鸯蝴蝶派和新武侠小说大量出现，可以说正是中国传统“小市民”文学的现代变种。

二、西方现代都市文学

西方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国家为英国和法国，所以早期较为成熟的城市文学也是出现于英法两国。19世纪英国工业革命迅猛发展，工厂扩张、烟囱林立，出现了大批新兴职业者。英国的伦敦、曼彻斯特，法国的巴黎、马赛等都出现了新兴的工业化都市。在这些新兴的资本主义城市中，各方利益碰撞，生活也动荡不安，冒险换得未知的机遇成为一种社会风气，人的命运沉浮的传奇性为人津津乐道。《远大前程》（狄更斯）、《高老头》（巴尔扎克）、《悲惨世界》（雨果）和《金钱》（左拉）等大批文学名著，对这一时期的城市生活做了现实主义的描摹，深刻反映了人们在快速的都市化进程中心灵的迷失和人性的沉沦。“文学中的城市描写有写实性描摹和创造性建构两种类型。在第一种情况下，许多关心城市的作家纷纷为其所熟悉的城市临摹出不同的城市文本，力图客观地再现城市风貌，在表现方法上属于传统写实主义。”在传统写实主义的城市文学传统中，金钱成为城市文学叙事的重要母题，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中金钱成为一切的主导者，《高利贷者》中的高布赛克甚至喊出了“金钱代表了人间的一切力量”的口号。左拉也描写了现代社会的金钱和贪欲对人的奴役，《贪欲的角逐》中的地产投机商、《巴黎之腹》中的巴黎菜市场经营者们、《娜娜》中的高级妓女的肉体、《妇女乐园》中的被比喻成“巨人”的大百货公司，《金钱》中的金融交易所，这些作品中的人和物都被不可思议的金钱的魔力所席卷，城市充满了肮脏又靡丽的气息。进入20世纪，西方的城市文学对物质贪欲的表现超越了简单的社会写实层面，进入更加抽象的精神层次。大量作品深入人的潜意识，深刻揭示了隐藏在快速的都市生活中现代人的孤独感、疏离感、荒诞感和焦虑感，城市文学总体上也进入了现代主义的阶段。影响比较大的，如卡夫卡的象征主义小说《变形记》，采用了在传统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看来匪夷所思的变形手法。主人公格里高里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甲虫，只好无奈地开始以甲虫的视角观察这个荒诞不堪的世界。作品看似构思荒诞，实际上却是对现代社会城市人生存的异化做了犀利的剖析。以卡夫卡为代表的现代主义性质的作家解构了传统城市文学的主题、情节和人物模式，以细节的高度真实和总体的象征意味相融合，建立起了崭新的都市文学的形态。当代都市文学正以更多元也更尖锐的探索姿态对现代都市经验进行着更具创造性的描摹和反思，乔纳森·雷班（Jonason Raban）说：“我们想象中的城市，梦幻般的、神话般的、激动人心的、噩梦般的软性城市，和那种我们可以在城市社会学、人口统计学和建筑学专著的地图和统计数字中定位的硬性城市同样甚至更加真实。”事实的确如此，文学中的都市已经成为全球都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中国现代文学与都市的共生

20世纪以降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进程也在逐步加快。一方面是都市建设带来的物的层面的改变，另一方面则是在伴随着新的生产方式的“新的意识形态，新的心理结构，新的价值观念，新的人际关系，新的人文系统”等价值观念的生长和扩张。都市语境中物与精神层面的双重变化都吸引了大批研究者的关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是革命与启蒙的产物，我们在注意现代文学与社会思想变革的紧密关系的同时，也要注意到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在中国近现代城市转型与形成的关键时期，它的“都市”背景不容忽视。

1. 商业社会与大众传媒勃兴

大众传媒的崛起是现代都市社会的特有现象。传播和沟通的需要，与资本的介入一起催生了现代出版业、报刊业的繁荣和发达。大众传媒的崛起又改变了传统文人的写作方式和传播手段。现代报刊、出版业为自己的生存需要遵循市场规律，文人走向市场在所难免，市场的美誉度、影响力、作品销量成为文人生活中的焦虑之所在。当然，市场本身也为现代文人提供了自由生存的空间，卖稿为生的职业作家出现成为可能。以“新文化运动”为例，参与者积极参与了正处于初创期的报纸、出版、期刊等文化传媒的运作中。新文化运动早期最重要的阵地《新青年》就是全面考察了现代图书市场的运营规律，在约稿、编辑、出版、了解读者兴趣、引导市场需求、迎合并掌握受众心理等方面都做得非常细致、有效。新文化运动后期鲁迅创办《莽原》杂志，同样对组稿、装帧设计、出版、运营都精心统筹，起到了非常好的传播效果。这些行动使新文化的启蒙思想更迅捷地影响民众心理，起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同时，“新青年”一派的知识分子对于自身“经济人”的定位也并不排斥，很快接纳，甚至有意加强了自己在文化市场中的品牌效应，这也使得他们在经济上得到了较丰厚的回报。学衡派的中坚力量吴宓就曾在日记这样写道：“中国近今新派学者，不特获盛名，且享巨金。如周树人《呐喊》一书，稿费得万元以上。而张资平、郁达夫等，亦月致不赀。所作小说，每千字二十馀元。”

布尔迪厄的“文学场”理论提醒我们，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权力资本之间存在着转化关系，拥有文化资本的人，可以通过一系列复杂的机制将自身所拥有的文化资本转化为经济的、政治的资本。19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国家权力转弱，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传统礼教道德的说服力降低，各种新思想的传播具有更为宽容、自由的接纳环境。书报、杂志的繁盛，现代大学的开办，知识分子的聚集都推动着新的文化思潮的生成，形成了百家争鸣、充满活力的思想市场。

报纸杂志的勃兴可以说是20世纪早期中国城市社会的标志性进步。“中国近代报刊主要有宗教性报刊、政论性报刊、商业性报刊、专业性报刊、娱乐性报刊等几大类，约2000种。”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份期刊是《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出现在19世纪初的南洋苏门答腊岛，最早主要是宣扬宗教内容。1833年，德国传教士郭士立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创办于广州，是中国境内的第一家中文杂志。中国传统士大夫参与的以营利为目的的报纸最早有天津的《直报》，《直报》也发表了大量关注时局、议论政务的评论性文章，为开启民智起到了重要的意义。严复的《国闻报》进一步宣传维新思想，提倡变革，引领一时风气之先。上海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了大量具有市民文化气息的通俗娱乐小报，“小报生逢近代社会文化转型时期，拥有得天独厚的时代机遇：现代都市的初步形成构制了小报生存的物质环境，近代市民社会和市民文化的衍变催生了小报文化形态的成熟，近代文化市场机制的建立提供了小报的传播渠道，现代报纸的发生和影响则成为引发小报出生的直接动因”。这些小报和早期那些以政治导向和开启民智为主要诉求的严肃报刊不同，主要是为市民阶层服务，关注世俗社会的林林总总，提供娱乐与情感宣泄渠道，体现出的是平民的世俗价值观。在报刊发展的过程中，“传统文人意识的消解、新意识与平民意识的形成，为以启蒙为背景的五四新文化与新文学的产生奠定了思想的基础。西方近代文化的产生就是以城市市民文化，即平民文化为基础的”。的确，作为近代文化西学东渐的产物，报刊对现代市民文化消费习惯的培养，社会公共话题的塑造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也是中国现代文学能得以产生、生存、发展的重要支持。

2. 白话文革命

时代的转型必然带来生活方式的转变和思维方式的更新，新的社会环境往往要求与之相匹配的语言形态。现代城市本质上是个“陌生人社会”。城市生活对交流的需要更为迫切，传统艰深灰色的文言文和手工作坊式的个人刊刻的出版方式势必会给现代市民的生活带来不便。无论从思想启蒙、文化传播角度，还是从更广大民众的沟通需要来看，“白话文”比文言文都更有优势，白话文的普及实则是打破士大夫通过文言文建立的文化霸权，建设现代国语的需要。白话文的推行最终获得了官方的支持。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法令，要求小学一二年级学生改学白话文，1930年2月教育部奉中央政府之命规定全国学校学习国语。同时，商务印书馆等出版机构也看到了白话文出版业所蕴藏着的巨大商业利益，新文化运动中涌现出的文化人也积极参与这一出版事业中。借助体现国家意志的政府政策和现代出版业的商业推动，新文化人在教育系统内全面推行白话文，逐渐使文学语言和大众语言趋向统一，这种文学平民化、世俗化的改革无疑是适应城市发展需要的。白话文的推广也最终使得中国现代文学从外在形式到内在本质上都真正脱胎换骨，开始具有了现代意义的新质。

3. 新的知识资源

20世纪早期中国都市的开放给中国现代文学带来了丰富的西方文化资源，使得中国的知识分子有机会对中西方文化进行全面而清醒的文化审视，吸收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知识。“五四”时期的四大副刊《晨报副刊》《京报副刊》《时事新报·学灯》《民国日报·觉悟》等都发表了大量的译著，介绍著名的外国作家作品，比如莎士比亚、歌德、泰戈尔、波特莱尔、雪莱、托尔斯泰、普希金、高尔基、陀思妥耶夫斯基、王尔德等等，显示出了现代城市文化开放、包容的勃勃生机，也为中国文学带来了一股清新的西方现代风尚。现代作家鲁迅、冰心、叶圣陶、郭沫若、徐志摩、郁达夫等在现代小说创作中受到不少翻译文学作品的影响。

在中国文化转型的过程中，梁启超和鲁迅是极为重要的两位标志性人物。“梁启超为中国文化与文学从传统向现代过渡架设了一座畅通的桥梁，他在桥梁的那段观望而没有做出跨越，鲁迅则沿着业已架好的桥梁没有任何回顾地走了过来。”梁启超提出小说革命，文学改良，在旧文化到新文学的过渡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作为一个近代文人，他依然不能摆脱强大的传统思想的负累，“文以载道”的思想依然根深蒂固，有把文学高度政治化的危险，再加之他的作品世界里不乏传统的才子佳人趣味，堆砌辞藻的游戏笔墨也沾染着酸腐的文人气。大多深受梁启超影响的新文化人必须有更进一步的追求。有人提出：“今日底文学底功用是什么呢？是为人生的，为民众的，使人哭和怒的，支配社会的，革命的，绝不是供少数人赏玩的，娱乐的。”可见，中国现代文学的受众是以亟需新的思想资源，求取新的人生意义的青年一代。鲁迅自己也指出，自己的文学“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从一九一八年五月起，《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陆续的出现了，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又因那时的认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不难估计，这“一部分青年”的生活、精神状态，他们大都是在当时中国的城市里接受过或正在接受新式教育、对中国的变革满怀期望，努力寻找新的知识资源的一群人。

第二节　都市公共文化空间的生成

鲁迅在世的55载正是中国早期都市的形成时期。鲁迅出生、生长在小城镇绍兴，求学、居留在当时世界繁华程度名列前茅的东京，后来又在最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两大都市——北京和上海度过了他一生中最黄金的二十年。鲁迅一生主要在六座中国的城市居住过：绍兴、南京、北京、厦门、广州、上海。与其说鲁迅是一个“流浪于城市的波西米亚人”，不如说他是一个“都市文化演变的体验者和践行者”。在辗转各个都市的过程中，他汲取着传统文化的营养却主动接受西方的先锋思想，他内心怀念故乡，对都市的摩登颇有微词，却又最终选择最摩登的都市存身，凭借都市的文化传媒环境成为最著名的现代职业文人，开展自己的文化批判。这些批判里有着鲁迅相当纠结的都市生活感受。

一、科举制度废除与职业文人的出现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期，中国传统的读书人的生存环境与上升通道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的科举制度造就了中国特色的文官选拔方式，千万读书人从得中秀才开始努力通过科举考试入仕，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济世救民的理想。鲁迅的故乡更是如此，正如台湾著名史学家王尔敏所言：“江浙文风鼎盛，为全国之冠。人人苦读经传，十年寒窗，以博科名。甲第首选，多为江浙猎获。入仕正途，通显捷径，士人争竞以赴，形成普遍风气，并亦构成一定体系。儒师砚耕，恃为衣食。举子莘莘，慕求扬名。入仕显达，财势俱已在握。”

然而，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读书人原有的进身入仕渠道被阻塞，中国知识精英们的社会角色、作用随之产生了决定性的变化，著名学者余英时指出：“最迟从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已经逐渐取得了一个共识：‘士’（或‘士大夫’）已一去不复返，代之而起的是现代的知识人，知识人代‘士’而起，宣告了‘士’的传统的结束。”科举的废除一方面让千万读书人怅然若失，不知何去何从；另一方面也使得读书人被迫在时代的大潮中重新认识自己和认识社会，改变传统读书人的谋生技能，参与到新的社会竞争中去，这对于大部分读书人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挑战。“废除科举之后，中国读书人的生存面对的是三种选择：一是读书从教的正途——留学；二是参与推翻满清统治的险途——革命；三是进入大众报刊等公共空间——新途。”科举之后，留学之风劲吹，一时间成为一股狂潮。但是留学欧美的成本是比较高的，需要有较高的学识，特别是留学需要的并非是传统的苦读诗书而是现代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严格的外文要求与专业考试把很多饱学之士挡在门外。著名海归学者、北大校长蒋梦麟就回忆：“初到美国时，就英文而论，我简直是半盲、半聋、半哑。如果我希望能在学校里跟得上功课，这些障碍必须先行克服。”蒋梦麟在出国前已在南洋公学学过多年英语，他的功课尚且如此困难，可以想见一般外语积累较少之人障碍更难克服；留学欧美的经济成本也较高。英美留学花费昂贵，即使是官费留学也常有拮据的时候，留学者面对经济压力，多感窘迫。

留学门槛过高，一般读书人难以企及，倒是新兴的报纸、杂志工作方式比较自由，薪水也较高，为他们提供了生存的空间。从19世纪70年代《申报》创刊开始，很多读书人很是期待投身这一行当。特别是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之后，“人民有著作刊行之自由”载入《临时约法》中，全国报纸一跃由原来的100家猛增为500家，创刊于1909年8月的《图画日报》这样描写：“沪上自风行报纸后，以各报出版皆在清晨，故破晓后，卖报者麇集于报馆之门，恐后争先，拥挤特甚。甚有门未启而卖报人已在外守候者，足征各报畅销之广。”“一时报纸风起云涌、蔚为大观”，现代报业“可谓盛矣，销数也达4200万份，均创历史最高”。五四运动后对白话文大力提倡，顺应了历史潮流，白话文迅速占领市场，报刊业更是迅速崛起。“在‘五四事件’发生以后的半年内，中国约有四百种白话文的新刊物出现”，“我的估计在‘五四时期’，即1917到1921年这5年间全国新出的报刊有1000种以上”。随着报业的大举发展，出版业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1897年，一个手工印刷作坊在上海江西路南侧的德昌里末弄3号开张，这就是后来的商务印书馆。它用现代印刷技术，采用铅活字排版、大机器印刷，特别是现代的经营管理手段开启了现代出版业的新纪元。随后大批出版社崛起，如“中华”“世界”“大东”“开明”等相继出现，他们大量出版和传播教科书，并译介西方名著，输入西方文化，开阔读者眼界。随着报刊业的迅猛发展，出版小说的书局、书坊的数量也出现了快速的增长。

现代报刊、出版等公共文化空间的出现，给读书人带来了新的生存机遇。报刊等公共传媒出现后，读书人可以凭借写作在施展自己的才华的同时获得较为稳定的收入维持生计。真正意义的现代稿酬起源于商务印书馆1910年创刊的《小说月报》杂志，它正式提出了投稿选中者可以获得不同程度的酬谢，其后《申报》等大众报刊争相采用稿酬制度，大大刺激了投稿者的积极性和热情。事实上，不少优秀的文人的确获得了较丰厚的报酬。可以举报人、小说家张恨水为例，他在报业当过记者、编辑、副刊总编、总编，还自己办过报，据考证，“仅在1926-1935年张恨水创作第一高峰期的10年间，张每月所得稿酬平均高达730银元，相当于当时著名大学教授收入的2.65倍之多”。

二、大众媒介营造的新型文化空间

都市新的文化媒体的出现和蓬勃发展为新的知识精英提供了可以开展启蒙思想工作的文化空间。一批致力于现代文化建设的文化人凭借着自己对这一文化空间的深入了解，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鲁迅无疑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1. 报纸杂志营造的公共文化空间

东京是鲁迅迈出国门接触新鲜思想和事物的地方，然而年轻的鲁迅并没有沉醉于大都会的光怪陆离中，他深知自己身上的文化使命。鲁迅把在日本所接触的“进化论思想”“摩罗思想”“立人思想”和自然科学知识都转化成为严谨而又饱含着深情的文章，常发表于《浙江潮》和《河南》等刊物上。其中，《河南》是1907年12月由河南省的留日学生在东京出版的，鲁迅在该刊物上多次撰写稿件，成为这一现代传媒的积极参与者和支持者。《浙江潮》和《河南》一步步加深了鲁迅对现代传媒的认识，为了进一步推广文艺，鲁迅还曾经在1907自己筹集出版文学杂志《新生》——沿用但丁的名作《新生》之名。作为一本同人杂志，《新生》虽然由于种种原因而失败，但可以看到鲁迅试图通过现代传媒手段“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目的。此后，鲁迅亦多次亲自创办刊物，倾注了大量心血，还经常需要贴补费用，自己亲撰文章、设计版式、联系出版、发行，为青年投稿者审稿、改稿等更是不用赘述。

鲁迅对现代传媒和出版市场的态度是复杂的。一方面，现代传媒的发展给文学写作者带来了新的机遇。现代传媒和出版业以市场为导向，摆脱了政治权力的制约和同人之间内部传播的狭隘，现代出版社使得思想文化的传播更为迅捷，覆盖面也更为广阔，文人更有可能发出自己的独立声音，相应地也带来了现代稿酬制度的建立和现代文人的职业化，培育了全新的现代文学市场。但另外一方面，文学进入市场势必伴随着商业化的痼疾。鲁迅也是这样，他一方面需要来自现代文学出版市场的版权收入，另一方面他对出版市场各种鬼魅的伎俩多有不满，经常有一针见血的评论，尤其他对出版商因逐利而丧失道德的行为屡有动怒。这些都给他带来情绪、感受上不小的折磨，但他也无从摆脱。媒体自身影响力的竞争，虽然会出现知识分子鄙夷的丑陋的一面，但竞争本身更多还是带来了活力。鲁迅在上海时期后期多将自己的文章放到发行量较大的报刊上，据统计，鲁迅自1933年至1934年的20个月内共在《申报·自由谈》发表143篇杂文，他分明也是希望能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平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也正是由于《申报》等报纸是当时发行量极广的现代纸媒，具有非常广阔的读者基础，才有可能形成以瞿秋白、唐弢等知识分子为主的自觉学习鲁迅杂文的“鲁迅风”杂文的局面和风潮。当然，现代传媒的要求和读者的反响等也对鲁迅自己后期杂文的写作方式、论战技巧、文体选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现代传媒力量的自觉运用已是鲁迅的拿手好戏。

鲁迅将报纸和杂志当作讨论论证公共问题的平台，在与其他各色人等的笔战中碰撞出了思想上的火花。鲁迅供稿颇多的《语丝》杂志就是对20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不合理现象展开讨论、批判的重要出版物。鲁迅在新文化运动高潮结束后深感压抑，“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的感慨透露出他理想中的文苑本来就应是敢爱、敢恨，勇于表达自己批判性的公共文化空间。鲁迅一生论敌无数，因杂志经营等问题引发的也并非鲜见，高长虹挑起的对鲁迅的攻击即是一例。他与新月派的论战，与创造社、太阳社关于“革命文学”的论战……虽迄今为止仍聚讼不已，饱受非议和批评，但诸如《“醉眼”中的朦胧》《文艺与革命》《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等发表在各个报纸、杂志上元气淋漓的文章，无疑已成为20世纪中国的都市文化空间里最生动的风景。

2. 绘画、电影

现代都市文化中，绘画和电影，尤其后者作为现代都市文化艺术的时尚体现受到广大市民的追捧。鲁迅毕生对绘画艺术有着由衷的热爱，对正在成长期的现代电影的消费、评介也多有意趣，而这些又不知不觉地影响着鲁迅的文学感知与创作。譬如鲁迅小说、散文中强烈的色彩感、线条感，一些特定的意象、叙事中的“蒙太奇”手法，如碎片叙事、空间转换等的运用，都可以看到现代绘画、电影艺术熏陶的痕迹。

鲁迅对绘画的研究和收藏是除了文学创作、翻译外留给世人的又一大精神财富。鲁迅收藏、编辑、研究的绘画种类繁多，如下表：

鲁迅研究的绘画种类

在东京生活的日子鲁迅就经常参观浮世绘的展览会。他曾陆续购藏《浮世绘版画名作集》《浮世绘大成》等作品。在1935年2月4日鲁迅给李桦的信中曾说：“日本的浮世绘，何尝有什么大题目，但它的艺术价值却在的。”浮世绘是日本平民阶级的产物，描绘的是江户市民阶层物质、精神生活开始富裕起来的景象。“绘画制作不再仅仅是贵族、僧侣和御用画家的神圣工作，也不仅仅是贵族阶层的高雅消遣，众多平民画家涌现。浮世绘画家开设街头作坊，收徒传艺，交易作品。生机勃勃的艺术商业活动发展形成了一个活跃的市场。”浮世绘从日本的都市平民文化里汲取了素材和情趣，这自然也是鲁迅接受、了解日本都市生活的重要渠道。

除了浮世绘等现代绘画艺术带给鲁迅很多都市文化的信息外，现代电影也为鲁迅打开了又一扇艺术之门。瓦尔特·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谈道：“没有哪个地方比得上在电影院中那样，个人的反映从一开始就以他置身其中的群体化反映为前提。”和绘画、读书等传统文艺活动不同，电影院是一种群体的“聚餐”，在电影院中存在着别样的“场”的效应。“观看的行为是群体的、开放的、协调的、共享的、相互依存的。有时，你的意识专注于影片上，有时你的感觉却在‘场’的空间中飘荡，周围人的笑声、哭声、叹息声，甚至屏住呼吸的紧张状态对你都构成传染与暗示。”这种群体性的观赏行为是在聚体式的大都市中独有的一种娱乐活动，“每个观众都在自我与他人的共享与互动中感受到一种氛围，体会到一种共鸣，从而涌动出一种个人对群体的强烈的依赖感与归属感”。电影是现代都市人的一种娱乐文化需求。20世纪20年代，郁达夫就指出：“20世纪文化的结晶，可以在冰淇淋和电影上求之。”他认定与其他媒介相比，电影有五大优势：“第一，电影是合成各种艺术长处的集大成者。第二，电影是艺术的立体化而且有动的性质的。第三，电影是合乎近代经济原则的。第四，电影的现实性和超现实性，都比旁的艺术使观众满足他们的好奇心。第五，电影是合乎近世的社会主义理想的。”电影院装修时尚、设施完备，是现代与时尚的结合。“在这样的公共空间中，光顾者除了看好莱坞等西方影片之外，还可以收到诸多的‘现代’洗礼：不仅可以领略到现代技术和艺术支撑下的人文环境，还能顿悟到人与环境的奇妙关系，更会强烈地感受到这一新的公共空间正弥漫着一种全新的人文精神、价值尺度、文明标准。它对每一个个体之‘我’从精神到行为都构成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浸染与重塑。”电影进入中国，对中国的文学艺术各个层面都产生了微妙而持久的影响。“电影本是外国的一种玩意。自从流入中国以后，因电影非但是娱乐品，并且有艺术上的真义，辅助社会教育的利器，所以智识阶级中人首先欢迎……但电影院合着大众的需要，先后成立的不下二十余所。其势蒸蒸，大有傲视舞台，打倒游艺场的气概。”电影院可以说是早期中国城市社会里的造梦空间。根据相关研究，中国最早出现电影院的是哈尔滨，位于当年老中国大街和商市街的街角处，较早的还有上海美租界兴建的虹口大戏院，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电影院在中国的大城市已经星罗棋布。美国商业部1927年的一个报告指出：“中国目前有106家电影院，共68000个座位，它们分布于18个大城市。”这些大城市大多是通商口岸，其中上海就有26家。这个统计不一定准确，但至少可以说明到20世纪30年代左右，电影院已经成为都市人常见的公共空间，对现代人的娱乐生活、价值观念的影响不可小觑，而拥有电影院最多的就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电通画报》就在上海地图上把所有的电影院都贴了上去，并且夸张声称，电影院是“每日百万人消纳之所！”。从电影院的税收可见其发展强劲之态，电影院上缴给租界当局的娱乐税款1938年为276097元，1939年升为368528元。当时的知识分子，如施蛰存、徐迟、包天笑、张爱玲等都毫不讳言自己对电影的热爱。

鲁迅对电影更是情有独钟，在广州的时候就常常去看电影。“一到广州，我觉得比我所从来的厦门丰富得多的，是电影，而且大半是‘国片’，有古装的，有时装的。因为电影是‘艺术’，所以电影艺术家便将这两种多余加上去了。”1930年代他居住上海期间时更是喜欢看电影，有人根据《鲁迅日记》统计，自1927年10月定居上海至1936年10月逝世，十年间鲁迅共看电影134次。具体次数可统计如下：

不完全等同于普通的影迷，鲁迅对电影的观赏遵循的是“拿来主义”的理念。作为当时中国最杰出的文人，他对电影的趣味、点滴评论，其实还是围绕着念兹在兹的文明、文化批评与革新。鲁迅对当时正萌发期的电影曾做过批评，他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指出：“现在的中国电影，还在很受着这‘才子+流氓’式的影响。”这分明是提醒旧的习气也会复活在最先锋的电影艺术中。西方电影中的部分题材也同样逃不出鲁迅的犀利批判：“近五六年来的外国电影，是先给我们看了一通洋侠客的勇敢，于是而野蛮人的陋劣，又于是而洋小姐的曲线美。”鲁迅意识到了现代电影通过暴力、情色等元素迎合市井人群的文化消费趣味的做法，言辞之间可以感受到他的不以为然。鲁迅还翻译了日本的岩崎昶的论文《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并作了《译者附记》集中阐释了自己的电影观。鲁迅对西方电影迅速流于消费主义的现象表达了不满，并警示这一倾向会腐蚀中国正起步的电影。现代电影当然是为了迎合都市人的品味，顺应都市文化的发展而出现的，但这也并不意味着知识分子要全盘接纳它的趣味，鲁迅的不满和批判意识自有其意义和价值。

3. 图书馆和书店

欧洲早在17世纪就有了比较完备的、规模较大的公共图书馆。中国的藏书传统虽源远流长，历史悠久，近代图书馆学家刘国钧就明确指出——“藏书之事渊源至古。其在吾国则周有柱下史，汉有天禄阁。唐之四部，清之四库，皆其最著者。而私家收罗之宏富亦所在多有”，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近代的公共图书馆的建设还是大大晚于欧美。“此前，中国社会上只有官阁藏书，书院藏书，私家藏书，寺院藏书，它们都是不对外开放借阅的。……并没有形成一个真正的图书传播的公共领域。”这也充分说明了，近代以来中国引入现代图书馆制度本身就是都市公共文化空间意识觉醒的产物，对此有论者指出：“一是清末民初引入和接受西方公共图书馆观念，创建和改建各级公共图书馆，远效欧洲，近发日本，注重图书利用之有限公开及共有共享；二是五四以后，引入和接受欧美新的教育观念，发起新图书馆运动，以效法美国图书馆制度为主，注重发挥图书馆之社会效能。”可见，现代意义的图书馆的建立，实则是构建市民公共的文化空间，让它成为服务社会的文化阅读、交流平台，为现代知识、思想的传播提供机会。在国民党文化专制还未严密的民国初期，各种文化思潮奔涌而来，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里往往比其他地方更方便接触到这些资源，书店可以说是新知识分子在都市里接受新思想洗礼不可或缺的地点。

书店是鲁迅经常光顾的地方，北京时期的北新书局、上海时期的内山书店可以说都是研究鲁迅的生平、创作时重要的文化地标。“如果说公共图书馆具有某种公益性，它是通过个人、社会或国家资助的方式传播图书文化的话，那么书店则是通过经济杠杆和个体选择的方式把图书传播给不同的个体，其功能更是不可或缺的。”“中国近现代书店的最初形态是在书坊、出版社的母体中孵化出来的，其传播的目的性极强。”鲁迅生命后期，上海丰富的文化资源和书刊资源给了他很大的便利，他到上海的第三天就来到内山书店寻书，因缘际会这里成为其后鲁迅最重要的活动场所。在内山书店里，鲁迅先后购买了经典社会理论丛书作为翻译的原始素材。内山书店里书籍的不断更新和引进，才使鲁迅可以更便捷地选择他的翻译资源。下表是鲁迅在内山书店所购书籍的大致情况：

鲁迅在内山书店购买的图书种类

由上表可以看出鲁迅读书的“博”与“专”，他阅读的书籍种类繁多，本时期内主要集中于经典社会理论和绘画类丛书。经典社会理论正迎合了鲁迅当时因文艺理论论争产生的阅读需要，绘画则一直是鲁迅的阅读兴趣。内山完造不同于一般商人，他非常重视书店作为文化人交流平台的重要性，因此他在内山书店中开设了茶座方便读者交流。鲁迅经常在这里和青年座谈，接待友好。内山书店其实已构筑了一个小小的公共文化空间（Public Sphere）。结识内山书店，可谓鲁迅作为一个职业文人的幸福。当然，有鲁迅的内山书店也成为上海书店的传奇风景。

三、社团

1918年开始，鲁迅参加了《新青年》杂志社的编务工作。在近三年的时间后，发表了小说、新诗、杂感、论文、翻译、通讯等作品大约50篇，其中《狂人日记》被誉为现代白话小说的奠基之作。在《新青年》上他还开辟了“随感录”专栏。同时，鲁迅也很关心支持青年社团的创作活动，比如他认为浅草社“其实也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家团体，但他们的季刊，每一期都显示着努力：向外，在摄取异域的营养，向内，在挖掘自己的灵魂，要发见心灵的眼睛和喉舌，来凝视这世界，将真和美歌唱给寂寞的人们。”冯至早年曾参与过浅草社和沉钟社，鲁迅1935年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赞誉冯至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给青年诗人极大的精神鼓励。

“浏览鲁迅的生活经历和文学史的叙述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南社、新青年社、语丝社、莽原社、未名社、奔流社、朝花社，乃至‘左联’等多个团体与鲁迅有过直接联系。而且20世纪的20至30年代许多重要的文学社团流派的生成也与鲁迅发生过这样或那样人与事的纠葛。”1935年鲁迅在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时，对文学社团做出形象的比喻：“文学社团不是豆荚，包含在里面的，始终都是豆。”“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学社团的关系，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鲁迅没有像郭沫若与创造社、茅盾与‘文研会’、胡风与七月派等作家一样拥有某一社团的中坚身份，或者较长时段坚持到底参与一个文学社团组织的活动；也不像胡适、郁达夫、王独清等作家参加某一个文学社团完全凭着意趣同即聚合，热情尽即离散去。”

清末民初以降，中国社会逐步由传统的乡村社会向现代都市社会过渡。由乡村到都市，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每个普通人都不由自主被裹挟进时代的浪潮，人们的生活和心理都受到巨大的冲击。这种冲击未必尽是美好之事。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指出，在现代性的社会权力机制运作中，具备了自由意识的现代人们只能感觉比以往更加不自由。他们的努力看似主动，实质上仍是被动的，仅仅是社会控制机制、体系中的一种自我适应而已。同时，尽管社会的各种体制是为了控制我们而存在的，但在客观上也的确为我们寻求自由开辟了一条道路，现代社会制造出一个又一个的规训体系，如学校、机关、精神病院……让人们可以结成不同的社会团体。这些社会团体一方面管制着民众，但另一方面也使得公众形成一个又一个小圈子，在这个特定的圈子里每个人又可以走到一起，交流思想，互通有无，实现身份的认同和精神上的抱团取暖。总体上，鲁迅一生的不同时期与不少社团保持有密切的关系，但同时也一直保持着城市知识分子的独立性。

第三节　文化市场与经济理性

18世纪英国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第一次系统提出了“经济人”的思想，“货币既具有交易的媒介职能，又具有价值的尺度职能”。他主张现代市民具有谋求个人利益动机的合理性，这是现代商品社会里市民阶层的物质理性。不同于农业文明背景下的“宗法人”，也不同于国家意志全面控制下的“政治人”，现代市民有理由追求个人的付出与报酬相等，这是肯定个人利益与独立人格所必需的。西美尔也认为大都市的本质就是货币经济。“社会生活越是受金钱经济关系的支配，存在的相对主义特征在有自觉意识的生活中就越是起作用、越是明确，因为货币不是什么别的，只不过是体现了经济对象的相对性的一种特殊构形物，它意味着这些对象的价值。正如绝对论的世界观表现的是和人类事物相应的实践、经济、情感状态相关联的一个特定的理智发展阶段”。货币经济是一种物质理性，金钱不能再被视为洪水猛兽，罪恶源泉，它是现代都市的运转基础。

20世纪以降中国的都市化进程也有相类的问题。以新文化运动中新的知识人的表现为例，他们实则是在中国市民社会萌发时期的先行者。新文化运动早期最重要的阵营地《新青年》就多方考察、学习了现代化出版市场的运营规律，在约稿、编辑、出版、了解读者兴趣、引导市场需求、迎合并掌握受众心理等方面做得颇为到位。新文化运动后期鲁迅创办《莽原》，同样对书籍的装帧设计、出版运营都精心统筹，带来了非常好的传播效果，也使得启蒙思想更迅捷地影响民众心理，使得新文化运动更加深入人心。同时，“新青年”派的知识分子对于自身“经济人”的定位也有清醒认识，很快接受了自己在市场传播中的经济角色，这也使得他们在经济上得到了丰厚回报，从而在拥有独立经济权的同时也巩固了自己的话语权。

鲁迅自己的收入构成主要有三部分：公务员收入、教学收入和写作翻译编辑收入。中华民国一成立，鲁迅就由民国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录用，在教育部担任公务员（1912-1926），时间长达14年，这是鲁迅在北京时期的正式职业。从1920年起公务员收入所占比重开始逐渐减少，1924年出现了尤其明显的下滑。公职收入下降原因有两个：一是北洋军阀政府由于政治腐败、增加军费、挪用公款而经常拖欠部员薪水和教育经费，1920年以后尤甚，如1921年拖欠半年，1923年12月31日才发给本年3月份的薪水，1925年1月才发给前年7月份的薪水等等，不一而足。最后鲁迅离开北京时，北洋军阀政府还欠他两年半的薪水。二是鲁迅为了增加经济收入，又寻找了大学讲师等兼职，有了可观的收入。“五四”以后鲁迅除了主要在教育部供职以外，曾在北京的八所学校——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为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集成国际语学校、中国大学、黎明中学、大中公学兼课，时间长达6年（1920-1926）之久。在鲁迅一生中，只有1926年夏至1927年夏这整整一年间的主要经济来源是专任大学教授之所得。1932年“教育部编辑费”撤销以后，版税和稿酬、编辑费成为鲁迅唯一的经济来源。鲁迅后期平均月收入相当于今人民币2万多元。作为自由职业者，这就是他坚持“韧性战斗”的经济基础。

可以对鲁迅的年收入做一统计：

从折线图中可以看出，1912年到1919年鲁迅的收入是呈缓慢上升的趋势的。鲁迅每月的工资虽然有较大增长，但每年的总数都并没有较大的增长，这主要是因为当时北洋政府的财政状况很差，对公务员的薪水往往采取能拖就拖、能欠就欠的方针，往往少发或者用各种各样的名义要求大家捐献所致。

1920年至1922年收入出现了明显的下降。1920年虽然鲁迅接受了北京大学和高等师范（后改名北京师范大学）两校的聘书兼任讲师，但开始讲课时鲁迅是不计报酬的。1921年平均月收入应增为320元，但是教育部拖欠了半年多的薪俸，所以实际收入更为减少。从1923年起鲁迅的收入开始逐年增加。1925年不仅继续在北大、北师大兼任讲师，而且从9月开始又在中国大学本科兼任小说学科讲师，在黎明中学和大中公学兼任高中文科教员。1926年鲁迅到厦门大学任教，1927年到中山大学任教。无论是厦门大学还是中山大学的工资都远高于他在教育部任科长时的工资，这些都使鲁迅的收入变得颇为可观。

从1928年开始鲁迅的收入开始激增，直到1931年一直都维持着一个较高的水平。真正使鲁迅收入突飞猛进的是他的稿费、版税。鲁迅的版税主要来自北新书局的李小峰处。李小峰原是北大学生，他所创办的北新书局之所以能生存下去，主要是依靠鲁迅的著作，鲁迅的大部分作品都是由北新书局出版发行的。正因为鲁迅与北新书局的这种特殊的关系，北新书局对鲁迅也是另眼相待，给鲁迅的版税是25％，这在当时的作者中是比较特殊的。当时鲁迅还有一份特殊的编辑费，这是任中华民国大学院院长的蔡元培先生发的，每月300元，这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而且蔡元培先生并不要鲁迅到南京去办公。这笔钱从1927年开始发一直到1932年国民党撤掉了大学院才终止，这也正是折线图中1930-1932收入下降的原因。

1933年开始收入明显回升，总计有10300元，这是鲁迅收入的一个小高峰。这一年收入增加主要是由于《两地书》的畅销，多得版税1000多元。1934年和1935年两年收入持平，都是5600元左右，鲁迅生前最后一年（1936）收入有2700多元，这一年由于鲁迅处于病中，收入也就相应减少很多。鲁迅从1912年至1936年病逝的24年间的全部工资、讲课费、编辑费、稿费、版税加起来，其总数大致是11万元左右，平均年收入是4560元左右。

比较一下鲁迅同时期的一些文人的稿费收入。梁启超的稿费标准是每千字20元（约合人民币700元），超过鲁迅8倍，是当时稿费之最。林纾前后翻译过181部小说，每部平均20万字，稿费是每千字6元（约合人民币200元左右），林纾仅靠翻译小说获得的收入就达22万多元（约合人民币770万元），比鲁迅一生的收入高出三分之一，这也是当时非常高的数字。商务印书馆的稿费标准如下：郭沫若每千字4元，胡适每千字3元，鲁迅给《晨报》投稿是每千字2元，商务印书馆给鲁迅的稿费是每千字3到5元不等，鲁迅得到的最高稿费是他的《二心集》，每千字6元。由此可见每千字6元差不多是当时最高的标准。鲁迅的收入平均下来每个月大约是420元左右（大致相当于现在人民币15000元），比鲁迅稍早一些或同时期的一些文化人收入并不比鲁迅少。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的薪俸为每月400元，主编《新青年》另有每月200元的编辑费，这样算下来，陈独秀每月收入为600元（约合人民币21000元），蔡元培除了北京大学校长的薪水收入（约每月600元）外，翻译作品的稿费达到了每千字7元，此外他还与商务印书馆有合作协议，从出版物中获取版税20％。

版税是30年代文人们的另一收入，一般作家们都和出版社签有版税合同，按照发行量由作家抽取一定数目的版税，具体的比例由作家与出版商商定。以商务印书馆为例，郭沫若的是10％，胡适的是15％，鲁迅的是20％。鲁迅的著作大多数是由北京的北新书局出版发行，北新书局总共付给鲁迅版税2万多元，约合现在人民币70万元，这差不多是鲁迅一生中获得的主要版税收入。北新书局的印数一般是1000册，最多不超过2000，鲁迅的作品一次印刷超过2000册的只有《两地书》，相比起商务印书馆差距较大。林纾在20至40年代总共从商务印书馆获得相当于人民币700多万元的收入，是鲁迅从北新书局获得的十倍。张恨水，张爱玲等人的作品一次印数可达上万册，胡适的也有5000册，相比之下，鲁迅的要少得多，只有《两地书》的印数接近胡适。相应地，他得到的版税收入也少得多，鲁迅的版税收入只有他全部收入的七分之一，不仅大大低于薪水，也低于他的稿费。

由此可见，虽然鲁迅的收入非常可观，但与同时期的文人相比只能算中上水平。鲁迅对待经济的态度是格外重视且相当认真的。他除拿着教育部公务员的薪水外，还先后在北京八所学校兼课长达6年，如果再加上写作、翻译以及编辑所得的各种版税和稿酬，收入不可谓不高。但是即便如此，鲁迅对金钱还是精打细算，精细到每笔收入支出几乎都有记载，这从他的《日记》收入、家用账以及书账都能看出。鲁迅对金钱的重视有时甚至到了“斤斤计较”的程度。为了捍卫自己的经济权，鲁迅一再向北洋政府索取欠薪，并且以小科长职务告倒了部长章士钊。1928年鲁迅发觉北新书局克扣他的版税，他不惜与老友翻脸，请来律师为自己追回被扣压的版税旧债。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最发达的地区。经济的繁荣带来了文化的发展，上海开始取代北京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中心。出版公司、报馆、书店、印刷厂遍布其间，报纸、杂志的数量惊人。30年代，各种杂志层出不穷，仅1933年的上海而言，就出版了至少200种杂志。现代出版业、报刊业等大众传媒的崛起，改变了传统文人的写作方式和传播手段。现代报刊业和出版业主要遵循的就是市场规律，把文人推向市场，由市场决定销量。文人也可以借助市场的力量更加自由地表达意见。鲁迅等一大批现代文人正是敏锐地在早期中国的市民社会中正确定位了自己的“经济人”角色，习得了现代都市社会知识分子新的生存方式，以理性的态度面对自己的职业生涯，从而使自己能够在意识形态、政府部门、社团流派各方夹缝间保持自己的精神独立和写作自由。可以说没有现代都市的兴起，就不会有获得经济的独立，更不会有体现现代公共知识分子特质的鲁迅。上海出版业的兴盛一方面为职业作家的生存提供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也使得文化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各家报刊为争夺读者、占领市场而使出浑身解数。因此，是否有名家给刊物撰稿就成为各家报刊招揽读者、扩大订数的关键。对鲁迅这样一位新文化的领军人物，他对读者的号召力和市场价值，各家杂志、报纸的老板自然是心知肚明。为了能使鲁迅给自家刊物撰稿，他们一方面开出优厚稿酬，另一方面对鲁迅鲜明的左翼政治倾向采取容忍策略，对国民党的书报检查阳奉阴违，正是因为这样，像鲁迅这样左翼倾向鲜明的作家才能在上海得以安身。

鲁迅有这样的收入和生活水准完全是凭他一己之力——写作与编辑刊物获得的。鲁迅在上海的9年间，不担任公职也没有职业，没有依附任何团体与组织。他对国民政府的反感与敌视众所周知，与左联也是矛盾冲突不断，直至“两个口号之争”将他与左联的龃龉公之于众。鲁迅使自己成为一个“边缘人物”—不依附任何集团，不成为任何组织团体的附庸，保持着个人的独立判断。只有这样，他才能对强权说真话，才能反抗一切不公不义。而要做到这一切，经济的独立自主是先决条件。鲁迅用自己的一支笔，过上了体面的生活。他既没拿国民党的津贴，也没有得到共产党的资助，更没有成为某个集团的“走狗”。经济的独立使他能畅所欲言、无所顾忌，不用看人家的脸色。自己所得到的一切是靠个人奋斗得来，非拜某集团或某位大人所赐，因此才能“唱着所是，颂着所爱，而不管所非和所憎；他得像热烈地主张着所是一样，热烈地攻击着所非”。

第四节　都市体验与鲁迅精神

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欧洲近代都市崛起，由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决定的自然的“人情社会”逐渐向现代商业交换模式为主的现代理性社会推进，由此形成的现代都市的生存方式迅速扩散开来。在人们的市场活动和社会交往中，以法律形式出现的契约制度代替了传统伦理的道德承诺，理性的社会交往代替了过往基于血缘、宗族等的情感维系。现代都市的社团、群体往往是由陌生人构成的，人群的基本特征是流动和陌生。要在一个陌生人组成的群体中维持社会的有序运转就必须采用规范的法律规章制度，依靠超越情感的理性来管理和约束而不是依靠传统的道德义务和情感关系。

西美尔认为现代分工的作用最显著的表现就是在大都市中个人同社会总体结构的关系呈现出的疏离状态。如果是在一个小规模和简单分工的社会，成员和社会的联系往往是紧密的，个人有序融入蛛网式的严密的社会网络中。但是在都市生活中，个人除了特定的社会圈子外和其他社会圈子的关联大都是暂时和浅层的。即使在特定的社会圈子内，也存在必要的疏离感。鲁迅在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各种文学社团的交往中，就看重契约精神，体现出很强的理性。社团中出现人事纠葛他会选择退出，在社团活动中他又遵循独立自主的原则保持自己的人格与精神独立，不会因为地缘、人情等因素让自己作茧自缚。他重视实干，讲究效率，对人公正平等，遵守契约，鲁迅身上体现出了一个现代城市知识分子的完善人格。

一、都市体验与鲁迅都市精神的建构

马克思曾经说过：“这些个人使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行动并不是在于他们有思想，而是在于他们开始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伴随着都市化进程的不断拓展，个人可拓展的社会空间范围也日益增大，鲁迅就随着早期中国都市的成长辗转于不同的城市。在几个城市中，鲁迅作为一个个体，也需要学习以“都市生产工具”开辟自己新的生路，用“都市语言”进行交流和沟通，在都市的生产和分配方式中去生存和体验，都市环境的改变使得他也在逐渐寻找到一种能把握都市社会万象的力量。

1. 绍兴的务实

鲁迅的故乡绍兴及其所涵盖的文化生态孕育了青少年鲁迅的传统思想，也是鲁迅在日后都市漂泊中难以忘怀的那个“根”。不同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开放繁荣，更不同于“未庄”“鲁镇”的闭塞落后，作为一个小城镇它介于乡村与都市的中间地带，以手工作坊为主。绍兴人独具的务实、刚烈、反抗的精神性格成为鲁迅勇于“反传统”的思想资源。但是和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对待革命的彻底性相比，绍兴人还有着保守的一面，要冲出这个儒家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的传统，必定有踌躇、矛盾的过程，早期小商业生产滋生出的开放思想促使绍兴人去冲破这个桎梏。鲁迅的性格受到这一地域文化的影响，从传统中反传统经过种种失败后又增加了他的怀疑性，他并没有突出支持哪一个党派而是更重实际结果。所以他在回忆辛亥革命的时候说：“我的剪辫，却并非因为我是越人，越在古昔，‘断发文身’，今特效之，以见先民仪矩，也毫不含有革命性，归根结蒂，只为了不便……”怀着绍兴越地文化的务实、刚烈、坚毅的精神，鲁迅在一生的漂泊中不断挑战传统、保守的思想壁垒，这对他今后感悟形形色色的都市文化现象，批判看似摩登内里却依然陈旧的做派是不无影响的。

2. 东京的思潮

东京是鲁迅接触到的第一个世界性大都市，这期间他所接触到的科学理性思潮、文学艺术思潮、社会改良思潮对他的思想建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首先，科学理性思潮构建了鲁迅“立人”“立国”的基础。鲁迅接受进化论的思想，对达尔文的“物竞天择”有着较全面的了解。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提出：“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在鲁迅的个人主义中，“立人”思想是基于“立国”的，“立人”并非利己主义的个人至上，而是改造国民性的根本，是自我意识的重审和形成民族国家意识的第一步。鲁迅没有悬设的价值和空洞的口号，而是在尊个性而张精神的基础上一步步实现国民性的变革。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用行动来实践着这一思想，他在1904年加入光复会，宣誓：“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从光复会的誓词中可以看出个人和国家的关系是个人的进退服从于国家的利益，这是他心目中“立人”和“立国”的理想状态。

其次，文艺思潮铸就了鲁迅的“为人生”。在科学理性基础上，鲁迅通过西方近代诗歌来阐述“理性和情感兼重”的特质，并体现了“为人生”的文艺理想。摩罗诗人徘徊于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崇尚理性且有着强烈的个性反抗精神。“罗曼暨尚古一派”既是浪漫主义先驱的启蒙主义作家，又是继承了古典主义传统的浪漫主义诗人。鲁迅推崇摩罗诗人也将自己的文学最高理想定为“为人生的艺术”。

除此之外，东京的社会改良思潮影响了鲁迅的“国民性”思考。他在留日期间感受到日本社会改良的经验，提出了预言：中国国民性所缺乏的是“诚和爱”，期待着社会成员的个性解放和情感进化。鲁迅在留日期间“中国‘第二维新’”必将再举。这是一个不以“治饼饵守囹圄之术”为能事，而以改造国民精神为宗旨的运动。在鲁迅漂泊的一生中，这种“国民批判性”和“改造国民性”的构想一直存在于鲁迅的文本和社会活动中。他根据不同的都市文化现象进行了毫不懈怠的文化批判，以剖析国民劣根性。

3. 厦门、广州时的转变

鲁迅在厦门和广州这两个城市生活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思想却有了明显的转变。

1926年8月，鲁迅离京赴厦门大学任教。在厦门的一年却是鲁迅所说的孤独、无聊、失望的一年。这是因为鲁迅对自己过去的思想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在这里完成了《朝花夕拾》中的后五篇文章《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父亲的病》《琐记》《藤野先生》和《范爱农》，鲁迅重新审视了青年时的自己。1927年，鲁迅来到广州，与许广平团聚和感受革命的形势都使他开始对这里有些许好感。大革命开始时期，广州成为先进思想和行动的策源地。在这里，鲁迅也感受到了革命带来的政治形势和市民精神状况的巨大改变，更激动的情绪在他此时完成的《而已集》中有着明显的体现。在革命时期的广州他的批判性也有了新的变化。他将文艺、文学与革命人的风骨进行完美的结合。在《文艺与革命》中他将这两者关系做了辩证而诙谐的解释，他提到“革命军”“人民代表”“文学家”是革命的第一、第二、第三先驱。提到“革命文学”，鲁迅在黄埔军官学校演讲时说：“革命，倒是与文章有关系的。革命时代的文学和平时的文学不同，革命来了，文学就变换色彩。但大革命可以变换文学的色彩，小革命却不，因为不算什么革命，所以不能变换文学的色彩。”

然而在广州这座热闹的革命之城里，鲁迅并没有失去自己的冷峻。他也看到青年们虽多具有革命的热情和意志，但并非拥有革命更需要的独立思考的精神。不少青年可以振臂高呼，揭竿起义，却常常无力做出审慎、独立的思考，以至于盲动、轻敌葬送了自己的生命。他在审视革命的状况时，指出：“以上所谓的‘革命成功’，是指暂时的事而言；其实是‘革命尚未成功’的。革命无止境，倘使世上真有什么‘止于至善’，这人间世便同时变了凝固的东西了。”鲁迅正视了文艺与革命之间的关系，提出真正的革命文学的书写应该是由投身于革命的人来发出革命的呼吁。他从革命发展进程中，认识到了广州这座城市可以是革命的策源地，但很有可能造就反革命的巢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正是最好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