乃迭与牛津中国学会

我初到英国是在一九三四年秋。到了伦敦，我的中学英国老师朗曼就给我找了两位教希腊文和拉丁文的老师，给我补习希腊文和拉丁文。这是因为我要去牛津大学念希腊和罗马文学，而在当时去牛津读这种文学的学生都是在中学已经学过一点这两种文字，我在中学读书时却没有这种机会。我在伦敦补习了几个月，一九三五年初，去牛津参加入学考试，通过了。在墨顿学院面试时，校方问我学了多久这两种文字，我回答五个月，校方却认为学的时间太短，要我再补习一年，才能入学。另一理由就是当时牛津每个学院收取亚洲国家的外籍学生都有名额限制，墨顿学院当年已录取了一名从香港去的中国学生，所以我只能等下一年才能入学。

到了一九三六年，我应该在秋季开学时才去墨顿学院，但我决定春天就去牛津住几个月，熟悉当地环境。我到牛津后，认识了在当地居住和学习的中国学生，了解到这里的中国同学已经有一个“中国学会”。当时不同国籍的牛津外籍学生有些成立了同学会，如“日本学会”“中国学会”，也有些英国学生因不同政见或主义而成立了“保守党学会”“自由党学会”“共产党学会”“工党学会”等等。那时在牛津学习的中国学生人数并不多，大概只有不到二十人，但牛津的英国教员职工学生中对中国文化感兴趣或到过中国的却不少，大概总有百八十人，所以他们就成立了一个“中国学会”，每一两星期聚会一次，邀请一两个人来谈中国问题然后大家讨论。

我到牛津时，正值那时日本侵略中国，所以这方面讨论十分热烈。我去了不久，就担任“中国学会”的秘书，第二年又担任该会主席。乃迭是一九三七年秋季到牛津读书的。她到了牛津不久，就参加了牛津大学的“中国学会”，这是因为她父母都在中国工作，自己又生在北京，从小就对中国文化感兴趣，我担任该会主席时，她自愿担任秘书。当然，那时牛津大学还是男女分校，她当时不是与我在同一学院，而是在另外一个女子学院读书。我读的是所谓荣誉学士学位，读期四年，包括一年多希腊和拉丁文；她读的是普通学位，只需要三年，所以她比我在牛津晚一年。她去牛津本来想读法文。我读完希腊文和拉丁文课程后，又去读法国文学，所以我们做了半年同学。读了半年后，我们都感觉我们的法文基础不够，太吃力，所以我改读英国文学，她也改学中国文学，总之我们也可算做过不到半年同学。

我在牛津“中国学会”担任主席，她担任秘书，大概是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三九年，以后快毕业了，国内的抗日战争也进入相持阶段，没有那么多的宣传工作要做，我们也就不太积极搞“中国学会”工作了。记得我初参加“中国学会”时，会员不过一二百人，后来因为我们积极鼓吹，会员升到两千人左右，这当然也是由于日本侵略我国初期，英国人民中很多人同情中国，后来第二次欧洲战争爆发，英国人民也就顾不得抗日宣传了。乃迭担任牛津中国学会秘书时，工作非常积极认真，我当时也为自己有这样一位好秘书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