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入过正规小学，因为母亲溺爱，小时候怕我出去上学吃亏，就请了家庭教师在家里教我读中文，最初请了几个老师都太老实，我太顽皮，他们教了个把月就都辞去了。后来到了十岁前后，请来一位老师，是个前清末年的秀才，是河北大城人，叫魏汝舟。老先生很严肃，我才算被制服了。他对我很客气，从来不打骂，但很严肃，不苟言笑，他当时已经很老，六十多岁了。年轻时有一段不幸遭遇，八国联军进攻京津时，一家都被烧光了，老婆也死了，是不是有过孩子也死了，记不清楚他怎么说的，家里的书籍和杂物也都完了，只留下他一人，后来就靠教家馆生活。他虽年老，身体却很强健，常带一把硬弓，每天都要把弓上弦拉几下，作为他的体育锻炼，也喜欢出去散步。在我们家里教书的几年间，他又开始画几笔画，都是山水画，虽没有什么特色，也还是过得去的传统山水。他的书法很正规，没有多少特点，但喜欢每天写写。他还喜欢写诗，多半是七律，诗也过得去。他那几年间写了不少诗，可能有上千首，订成了好几个手抄本，自己称为“自宽老人”。临走留给我几本诗稿，作为纪念，可惜后来全丢了。我还记得里面都是些一般应酬之作，有时也感叹时事。他在外面还认识一些老头子，大概都是同他地位差不多的幕僚教师之类。他很尊重当时在北方的吴佩孚，诗里称之“子玉帅”，当然这是直奉战争前几年，那时吴佩孚还没有被张作霖打跑。他的那些朋友大概也是同他政治态度差不多的老先生们。魏汝舟老师每月出去一两次，同他们吃酒谈天，但我没有同他出去玩过，我只是同他一起去过两次书摊子买书。那是在天津一个大而破落的游艺场，叫作“大罗天”，里面有不少的旧货摊子和书摊，有点像南京的夫子庙和北京的隆福寺。他带我去买了几部《四书》《楚辞》《左传》《古文观止》之类的书。我的启蒙教育就这样开始了。他的教学方法很简单，主要是背诵，然后他把内容大意说一下，但是他说的一般当时我听不懂，所以没有留下什么印象。我的记忆力当时相当好，一般的书分两段读两遍就可以背诵下来，有的书因内容确实不太懂，如《诗经》《书经》等，所以当时虽然能够背下来，今天很多记不清了。《论语》《左传》《唐诗三百首》《离骚》等，到今天还都背得出来。记得我把《左传》全部背下来当时也不过用了三四天。一般老秀才教书只教“四书五经”，我这位老先生还教我读了楚辞、老庄，还教我写旧诗，这在当时是脑筋很开明的了。读完十三经及楚辞唐诗和唐宋文之后，他就开始教我作旧诗，一开头是学会分辨四声和对对子。当时学对对子有一种顺口溜，开头是“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之类，一两天就学会了，然后就自己作五言和七言对子。我拟了个对子，还记得是“乳燕剪残红杏雨，流莺啼破绿杨烟”，老师大为赞赏，认为我有这方面的天才，从此他天天教我练习写诗。但是当时年纪太小，还在贪玩，到了十二三岁就该上中学了，开始在家里同另一位教师学英文和数学，中文也就不大读了。我开始上学后，只是偶尔还到前面大厅旁边的书房去看看魏老师。他当时已年过七十，这几年一直就在书房里，感觉他总有些惆怅之感，常常叹气，大概他也觉得得意的学生走了，精神无所寄托，虽然东家不好意思辞掉他，他也知道家馆做不长了，身体也渐渐不如以前。后来害了一场大病，大概是伤寒之类，嫡母认为人有病就不洁净，给他另找了一个外面的平房住。我从学校回来，听说老师很想念我，去看了他一次，还是嫡母勉强答应了，让大管家带我去的。他当时病基本好了，但很虚弱，看见我很高兴，告诉我他不久就要回到家乡大城县去了，去住在他的一个侄子家，不再出来工作了。他去后不到一年，他的侄子来信说他回去后又生了病，不久就死了。这位老师是一个相当典型的旧社会知识分子，是一个很正直的好人，他当时虽对社会有些糊涂思想，也相信《老残游记》所谓关于“北拳南革”的错误看法，但这些都是时代和当时环境的限制，不能怪他。他还是很关心国家大事，天天看报，是非常爱国的老知识分子。他对我幼年影响最深，我现在还十分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