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明代福建科举与文学家族

第一章 明代福建的科举事业

福建省的版图在宋代基本定型。宋初武威军辖六州一军，属两浙西南路。太宗雍熙二年（985），设福建路，驻福州，称“七闽”。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升建州为建宁府，福建路辖五州二军一府，称“八闽”，沿用至今。明代福建布政使司下辖福州、兴化、泉州、泉州、漳州、汀州、延平、建宁、邵武八府和福宁州。以面积而言，在明代十五个直省中，福建仅比浙江多2万平方千米左右。以自然地理环境而言，福建远逊于江南的江西与浙江，被限定在北部、西部、南部山脉包围之中，地理环境极为封闭、恶劣。福建举人在每科会试前一年的秋天须历时数月，跋涉数千里，舟车劳顿，至京师〔按：明初，“京师”设在今南京市，永乐十九年（1421）年后，明朝以今北京市为京师〕参加会试，或一第中式，则属幸运；或不第，则失意南返，沮丧落魄，等待三年后再次北上，或流落京师和他乡，家人乘亭障，饮泣泪，相怨望。福建士子取得进士功名实大不容易，却能够在明代取得十分之一左右的进士名额，更有力地印证了明代福建文化高涨的省情，从中透露出福建和外省文化密切交流的契机。

《闽书》：“洪武三年，初开科乡试，福建布政使司中式举人额四十名。后暂罢科举，专用荐辟。十七年，复开举人、进士之科，以子、午、卯、酉为乡试期，辰、戌、丑、未为会试期。第一场，试《四书》义三道，每道二百字以上；经义四道，每道三百字以上，未能者各减一道；第二场，试论一道，三百字以上，判语五条，诏、诰、表内科（按：科，任选之义）一道；第三场，试经、史、时务策五道，未能者许减二道，俱三百字以上。福建额，举人仍四十名，洪熙元年增为四十五名，正统六年增为六十名，景泰四年增为九十名，万历四十三年增为九十五名。”^[1]永乐六年（1408）和九年（1411）是福建人才在全国出类拔萃的标志性时间，乡试举人在会试、殿试中均取得优异成绩，家族作家成批量、阶梯式逐渐出现；从正德八年（1513）和十一年（1516）两榜福建乡试的情况看，明代中叶则是福建人才喷涌的阶段，涌现出大量的学者、作者和在政治上有作为的人物。

明仁宗洪熙元年（1425）制定南、北分卷制度，为的是保护北方文化相对落后地区、省份士子的进士名额。福建举人参加会试，被划分在南卷，与文化大省和发达地区南直隶（包括今江苏、上海、安徽等省市）、浙江、江西、湖广（今湖南、湖北两省）、广东争夺进士中式的机会。明代以来的典籍多有艳羡福建科举成就的记载，就如此一地处海滨的省份而言，其成就确实令人惊叹。陈琛于嘉靖五年（1526）作《赠徐恕轩迁从化教谕序》：“自唐以来，闽中人物之盛，比江浙为差缓，而广之人则迨今日而始骎骎入闽。”^[2]嘉靖十九年（1540），田汝成作《福建乡试录序》：“夫闽，东南之逖土也。毛实不登于《禹志》，瑞帛不辑于周廷。秦汉之交，物赋犹未入也。至唐而始以人才贡，嗣后浸浸焉益庶矣。我朝南服大辟，闽为雄藩，物产隐赈，与江淮甲乙，而英隽汇起，绂冕比肩，盖山川之气盘郁而舒，方隆未艾也。故闽虽僻远而纤绮、五金、球琳、玑翠、楩楠、篠簜、橘柚之物，凡可以备饬化旅苞匦者，莫不布濩上国，焜煌下陈，而况于贤才乎？”^[3]

明代福建的科举事业与各府县科举世家、文学创作世家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科举世家的数量多于从事文学、学术著述的世家，说明了科举是文学和学术撰述的基石，对文学和学术的繁荣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对于福建与全国的文学、政治、学术背景的建构与关系而言，通过科举而进入国家层面的文学活动、政治活动进而影响其他区域的文学家、政治家，则是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作家和学者在功名、身份、地位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福建作家、学者、政治家在全国的影响力。

福建的科举世家通过世代业儒，从事科举事业，获取财富、名声等利益，极大促进了家族势力的壮大，壮大的科举家族又反过来追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又以家族联姻等途径，不断壮大福建士人在仕途上的发展空间，通过家族累世对子弟的教育，在科举上取得更大的成功。在封建社会的中国，由于科举的成功，个人容易获得更加优裕的物质生活条件，基于血缘关系形成的家族其内部成员和家族间的其他作者经常探讨文学，不断集会、结社，促进了文学活动的发展。而科举的久试不售，则多使世家子弟感到生活的艰辛，忙于南北奔波，甚至成为游历之山人，数十年不回故乡，或为权贵捉刀，仰人鼻息，或豪侠快意，恶死他乡，或商贾江湖，为谋朝夕温饱而穷竭其智力，不知世家子弟何为乎沦落到此地步。文学创作虽云“愈穷而愈工”，“穷者而后工”^[4]，而观作者身后图籍散佚，著作湮没，则不能不为之感慨。

葛兆光教授认为：“科举确实很重要，尤其是和思想文化史的关系尤为重要，所以贾志扬、李弘祺、艾尔曼等人都很关注，为什么？因为科举考试这一关节，上涉教育（教材、学校、师生），下涉制度（入仕、出身、官僚），中涉流动（社会分层、阶层变化、社会组织）。”在科举的基础上，一个区域内部藉此形成科举家族和从事著述的家族。“潘光旦当年写《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就已经指出世代相传的大家族在保证文化权力上的重要性……艾尔曼研究常州的今文学派，也注意到这种在地方上相当有影响的大家族，在保证子弟进入仕途、参与中央事物、控制地方教育和政治上的优越地位，他们又通过联姻，一方面扩大他们的知识群体和文化势力，一方面划出边界，垄断某种知识和文化，形成学派性质的延续性和特殊性”^[5]。

第一节 洪武至嘉靖福建各府人才消长

明代福建的人才基本上集中在福州、兴化、泉州、漳州四府，在四府之外，建宁府、延平府还有一些重要的政治人物和作家，而汀州、邵武、福宁州几乎没落，呈现出福建东南沿海四府人才压倒性的强盛，而内陆四府人才凋零的局面，明人林俊感其“文物不殊，科第如缩”^[6]，与两宋以闽北、福州、兴化、泉州为文化重镇的格局有着较大的差异，宋、明两朝福建的人才格局虽有重合的部分，但更多的是人才、文化南移的趋势不断走强，这一趋势延伸到清初。郑成功据台对清代福建的人才、文化等方面的发展颇具消极影响，一定程度上阻碍，甚至几乎中断了福建文化高涨的势头。

北宋以来，福建的文化发展进程逐渐与全国接轨。入元，福建在儒学领域的成就几乎占全国半壁江山，成为“海滨邹鲁”之地。明初最重要的作家宋濂与福建作家的交往甚为密切，具见《宋濂全集》。元末明初，兴化府壶山文会诸作家结社，蒋易为其社集作序，推挹揄扬，高度赞赏壶山文会作家的成就，该社的创作风格与元末明初的江西诗派接近，宋濂亦与社中作家交往。社中部分作家入明出仕四方，亦有陈观者其子孙传承家族诗法，直到晚明。以杜本、蒋易为师的蓝仁、蓝智兄弟，传授、发展其师的诗歌理论，又经过闽中十子诗派的传播，最终融入到明初的馆阁文学之中。明初闽中诗派之与馆阁文学的关系，详参见拙著《明代洪武至正德年间的翰林院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三章第二节，兹不再重复。

明初福建各府之中，福州、兴化（本章另辟第三节加以分析）、建宁三府的人才较多，在科举上比较成功。永乐二年甲申^[7]（1404）曾棨榜，据同治刊本《福建通志》卷二百十一等文献记载，有洪顺、王升、王源、江铁、田忠、徐安等六人俱改庶吉士；其中江铁、田忠、徐安是建宁府进士，当然此时建宁府的杨荣已经在内阁，是否有“托飞驰之势”^[8]的嫌疑也很难说。明成祖新创庶吉士培养制度，使庶吉士专属翰林院，于永乐三年（1405）选取进士二十八人，上合天上二十八列宿之数，后增以周忱，共二十九人，进学于文渊阁。此年所选进士，著名后世者十余人，洪顺亦是一位名位甚高的进士。

自永乐四年（1406）至宣德八年（1433）十科间，在永乐二十二年（1424）之外的九科之中，福建士子多取巍科，基本上亦系福州、兴化、建宁三府进士，其中三人系漳州府籍：永乐四年（1406），福州府黄安会试第二名，陈全殿试第二人，兴化府林环第一人及第；九年（1411）^[9]，兴化府黄旸第三人及第，杨慈会试第二名，殿试二甲第一人；十年（1412），福州府林志会试第一名，殿试第二人及第，郑闇会试第三名，马铎第一人及第；十三年（1415），陈景著第三人及第，洪英会试第一名，漳州府李贞第二人及第；十六年（1418），福州府李骐第一人及第；十九年（1421），兴化府陈中会试第一名；宣德二年（1427），福州府杨永会试第四名，陈敏政会试第三名，漳州府谢琏第三人及第；五年（1430），兴化府林文第三人及第，漳州府林震第一人及第，建宁府龚錡第二人及第，是榜一甲三名俱福建士子；八年（1433），福州府郑亮会试第五名，赵恢第二人及第。永乐六年（1408）、九年（1411）两科中式的福建举人其科举表现在全国出类拔萃，这些举人在会试、殿试中均取得优异的成绩。与强盛的科举几乎同步的是，福建的文学、科举家族逐渐批量式地涌现。

洪武四年（1371）首科会试天下举人，福州府的士人即取得17人中式的佳绩，并以怀安林信孚居会试第三名；十八年（1385），恢复进士试后的首科，福州府25人成进士。以下是洪武至宣德初福州府各县科举的人数（包括乡试和会试）：

表一：洪武至宣德初福州府各县乡试和会试中式人员分布

福州府下辖十县的科第以闽县、侯官、怀安故县、长乐、福清为最著，而古田、闽清、连江、罗源、永福人数较少。宣德十年（1435）福建乡试，第1、2、4、5名均在福州府，这是福州府科第上的佳话。

从搜集到的材料可观察福州府各县的科第情况：（1）从洪武四年乡试的成绩及其前后数科的科举数据来看，相较而言，明初长乐士人更加主动而有力地融入到明朝的政权中，尤其在明初至长乐年间数科的数据上可以明显地看出来。长乐的进士在正德十二年（1517）最多，达到9人。（2）纵观永乐九年（1411）前后数科科第情况，福州府怀安故县在明初的科第乡试中的成绩相当好，可与闽县媲美，如永乐元年（1403）、九年（1411）、十二年（1414）、十八年（1420）四科。（3）福清在明代的科第表现比起宋代来逊色太多。但从嘉靖元年（1522）开始，福清的乡试中式人数开始递增。嘉靖七年（1528）、十年（1531）、十三年（1534）三科，其乡试在六年之间表现得相当强盛。嘉靖十三年（1534）是福清举人中式最多、成绩最好的一科。在此之前，嘉靖十一年（1532）会试，林春成为会元。万历七年（1579）到万历三十五年（1607），福清的举人和进士人数都比较多，且各科取中人数均匀。（4）怀安故县的科第直到万历二十八年（1600），其乡试成绩均不俗，但此科后，该县和福州府侯官、闽县的科举均呈衰势，人数直线下降，仿佛遭遇断崖之灾。（5）福州府闽县的科举在嘉靖二十六年（1547）以后逐渐衰落，该榜仅有亢思谦、林燫、姚仕显^[10]、黄季瑞、郑铭五人进士。

洪武十七年（1384）、二十年（1387）两次乡试，建宁府八县的举人数分别是20、13人。建文元年己卯（1399），建安县的杨荣举福建乡试第一人，次年成进士，永乐初官至内阁大学士。建安的科第在明初表现出色，如宣德四年（1429）解元李蒲、五年（1430）榜眼龚錡、景泰七年（1456）解元天顺四年（1460）进士杨瑛，均为建安县籍。但自万历八年（1580）以来直到三十八年（1610），建宁府下辖的两县建安、瓯宁的科第进士人数屈指可数。瓯宁县的进士自万历五年（1577）以来只有十四年（1586）的谢朝佐和四十七年（1619）的陈国鑰，表明闽北科举重镇建宁府的进士事业严重衰退。建阳县亦如此，截止到万历四十一年（1613），只有7名进士登第。这些数据说明两宋以来以建宁府、延平府为中心的闽北文化高涨的时期已经过去。明人叶向高《延平府改建儒学记》：“延平为郡，居闽之上游，山川雄修，又宋四大儒（按：指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四人）拔起其间，闽之得名海滨邹鲁，盖以此也。入明，贤才不乏而科第寥寥，逊于往代矣。……更十年而无一举。”^[11]是为叶向高的感慨，也是延平诸府科第衰落的有力佐证。

通过对永乐元年（1403）到永乐二十一年（1423）八科福建乡试名额和人数的统计，可见《闽书》的疏忽之处（引文见本章开头第二段）。这八科福建举人数额均超过40、45名的限制，至宣德元年（1426），福建乡试方才遵循45名额的限制。如下表：

表二：福建永乐间福建八科举人名额统计表

《明史·选举志二》：“于是京师行省各举乡试：直隶贡额百人，河南、山东、山西、北平、福建、江西、浙江、湖广皆四十人，广西、广东皆二十五人，才多或不及者，不拘额数。”“乡试之额，洪武十七年诏不拘额数，从实充贡。”^[12]这是明太祖初定的乡试制度，比较宽泛，福建永乐间乡试一科取中举人多至150余人，洪武间并未见到如此规模的举人中式情形，反映了永乐间福建乡试的极度膨胀，朝廷终于在明仁宗洪熙元年（1425）作出削减和统一乡试额数的规定，宣德元年（1426）福建当年中式举人数额顿时下降。

嘉靖三十四年（1555）的福建乡试是福州、兴化二府与泉州、漳州二府科举力量对比的分水岭。万历三十七年（1609）福建乡试是闽县、莆田、晋江三县科举实力消长的分水岭，但是三十五年（1607）的福建进士仍然以闽县最多，而后数科以晋江和莆田二县为最多。

第二节 嘉靖后期到崇祯年间福建各府人才消长

福建乡试所体现的是福建内部各府县之间人才的角力，反映一个府县在区域内部的成长优势和弱势，体现明代以来福建区域内部的文化、教育、政治等领域的争强斗胜，而福建举人得第成进士的人数则体现福建士人在与南方文化发达诸直、省间的角力，直接反映出福建所培养出来的人才的水平。根据地方史志的《选举志》所搜集的资料，我们可以看到明代福建乡试与会试、殿试双线基本重合的趋势，只是各府县进士中式的曲线与举人中式的曲线时间上稍微往后位移，仅局部府县存在错开的现象。

虽然福州、兴化二府的科举实力在嘉靖三十七年（1549）乡试中输与泉州、漳州二府，但我们细绎发现，泉州和漳州二府的部分属县在嘉靖三十七年（1549）之前已经表现得非常出色，比如漳州府在永乐十三年（1415）、宣德二年（1427）、宣德五年（1430）的会试和殿试中均取得不错的成绩。

进入明朝以来，福建各府固然得宋、元理学高涨的地域优势，区域文化继续高涨。除此之外，朝廷对福建各级地方官尤其是按察司提学官、府县学官的选任也是各府州县人才盛衰的关键。明代泉州人黄凤翔《贺学宪饶公改镇福宁序》：“吾八闽青衿之彦得进贤饶公为之师表，则列宿之北斗，培塿之泰山矣。”^[13]嘉靖间，林希元作《送郡侯熊北潭考绩序》：“戊午（嘉靖三十七年，1558）秋试七众（35人），得士盛于他郡，皆君（熊汝达）之作育也。”^[14]熊汝达，嘉靖三十五年（1556）任泉州知府。清代道光年间陈寿祺等人纂修、同治年间刊刻的《福建通志》（以下简称同治刊本《福建通志》）把泉州府的科举事业归功于知府、新淦人胡器（字士琏）。胡器本传：“洪武间，以练子宁荐擢任。革蠹弊，课农桑，兴学校，修桥渡。时令父老各诲其子孙。……有士刘孔宗^[15]当编伍，（胡器）试其文，奇之，送补郡庠。永乐中成进士，泉科第之盛，自（胡）器作养始。升贵州按察使。”^[16]建文四年（1402），福建乡试泉州府晋江县举人中式者有倪维哲、谢敏、刘孔礼、蔡惟溥、林良、陈真、丘全、林凤、梁嗣隆、黄应10人。永乐二年（1404），泉州进士七人，晋江县六人，即黄应、林凤、谢敏、倪维哲、蔡惟溥、刘孔礼、林良。洪武十八年重新开科，是榜泉州府五人进士，十八年前数科皆仅二三人而已。宣德元年（1426），泉州仅有3名举人，这种状况直到正统十二年（1447）。所谓“泉科第之盛，自器作养始”，殆非谀辞。

泉州府惠安县的科举得益于嘉靖间知县、新建人万夔。同治刊本《福建通志》万夔本传：“万夔，新建人。嘉靖癸未进士。嘉靖间任。始至，兴建学校，振饬文教。自后文士彬彬，科目日盛，实自夔倡之。”^[17]按：万夔为嘉靖癸未（1523）进士。惠安的举人自嘉靖十六年（1537）章日闇榜始有陈彬、庄应祯、康惟心三人，十九年（1540）有李慎（李恺弟）、郑（朱）一龙、黄森、骆惟俨四人，二十二年（1543）有曾承芳、康朔（康朗弟）、陈光前（陈睿从孙）、施宏琏、丘瓒五人：此三科举人中式最多，而嘉靖二十八年（1549）张岳弟张峰中式，三十一年（1552）、三十四年（1555）俱四人举人中式。十九年（1540）中式的举人庄应祯在嘉靖二十六年（1547）成进士，是榜惠安丘瓒、庄朝宾、庄应祯、曾承芳四人登第。二十九年（1550），黄大节、李慎、郑（朱）一龙、张峰（张岳弟）四人成进士。三十二年（1553），戴一俊、黄森、林富春三人成进士。以此观之，《福建通志》所论惠安科目盛况确乎不假。

晚明安溪的科目逐渐发达起来，知县、华亭人蒋日华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治刊本《福建通志》蒋日华本传：“蒋日华，华亭人。天启间任。县迩郡城，宦幹据埠……暇则集诸生讲学课艺。善甄别人才，李光龙、王梦弼、陈嘉章皆其所首拔者。”^[18]安溪县科举人才的兴旺势头延续到清初，以李光地为典型的李氏家族在康熙、雍正、乾隆间显赫一时，倾倒四方，回溯到明末安溪县科举的发达，则以蒋日华知安溪县所起的作用为最大。

最为成功的是泉州府首邑晋江县的科举事业。嘉靖八年（1529），泉州府晋江县的进士人数达到10人：梁怀仁、洪富、蔡克廉、庄一俊、庄用宾、林性之、庄壬春、陈蕙、张志选、黄光昇。隆庆五年（1571），晋江13人进士。下科9人。万历二年（1574）甲戌科后三科，晋江进士登第的人数平稳，直到万历十四年（1586）达到创纪录的16人。万历十一年（1583），泉州府晋江县李廷机以会试第一名，殿试第二人及第。晋江在科举上取得绝好成绩的状态一直持续到万历二十三年乙未科（1595），其间历五科，共四科榜眼及第：十一年（1583）李廷机、十四年丙戌（1586）杨道宾、二十年壬辰（1592）史继偕、二十三年乙未（1595）赖克俊。附带说明的是，二十三年乙未科（1595）泉州府的进士中，除赖克俊外，陈瑛第四名，骆日升第三人及第，蔡复一会试第七名。三十五年丁未（1607）科会试，大主考为杨道宾、黄汝良，李廷机知贡举，皆晋江人；殿试，张瑞图得第三及第人，考馆林欲楫、杨道寅为庶吉士，俱留史馆，沈德符因称之为“闽中词林之盛”^[19]。天启和崇祯初，晋江登第的进士人数再度上扬，胜过他府县，是又一崛起。天启五年（1625）、崇祯元年（1628）、崇祯四年（1631）、七年（1634）、十年（1637）、十三年（1640）乃至末科（1643），均是如此。特别是崇祯十年（1637），在福建各府州县中，晋江的进士人数超过他县总和，独此擅场，反映出明朝国家虽然走向它的穷途末日，而泉州府（包括漳州府）的科举事业却正处于蒸蒸日上的上好状态。

泉州府其余各县人才的兴起表现在三方面：（1）从嘉靖十一年（1532）开始，惠安县的进士开始逐渐旺盛。惠安的科举有2名解元、4人乡试第二人、1人进士第三人及第的好成绩，主要集中在嘉靖、万历年间，以嘉靖二十六年（1547）李春芳榜4人进士为最多。（2）嘉靖二十年（1541），南安举人黄养蒙第二人进士及第；嘉靖二十九年（1550），傅夏器高中会元，是南安科第史最辉煌的一页。（3）虽成化二十二年（1486）同安人林为福建乡试解元，但是该县在进士科目上的成功却要等到正德九年（1514），时间跨度近30年。嘉靖七年（1528），同安的乡试达到一个顶峰，中式8人，此后只有万历十六年、四十年各中一个第二名、举人中式各为9人可视为超过本科。嘉靖八年（1529）和十一年（1532），同安各有两名进士登第，科举声势逐渐扬起。嘉靖二十九年（1550）、四十四年（1561）各取中3名进士，隆庆二年（1568）4人成进士，万历十七年（1589）6人成进士——是为同安县科举事业最为荣耀之时，万历三十八年（1610）、四十四年（1616）各5人成进士。

泉州府的科第集中在晋江、南安、同安、惠安四县，南部三县（晋江、同安、南安）优于北部各县，安溪、德化、永春无足比数。从数据来看，泉州府的科第成绩在全省是最优秀的，而且科举发达的县分布在一路往南的惠安、晋江、同安、南安诸县。在晚明，南安的科第虽然稳步发展，但其各科第人数和历科高第的人数均不如同安，同安的科第大幅超过南安，历科渐夥，取中高第的人数也惊人地增多，数量几乎可以用“疯长”一词来形容，足以说明泉州府科第南移的趋势。

我们把嘉靖三十八年（1559）前后数科兴化府和泉州府各自科举实力、人才最多的莆田县和晋江县的科举成绩作一对比，可以发现兴化府科举实力严重衰退的事实：嘉靖三十二年（1553），莆田进士8人，少晋江1人；三十五年（1556）莆田进士2人，少晋江1人；三十八年（1559）莆田进士8人，多晋江3人；四十一年（1562）莆田进士2人，少晋江7人；四十四年（1565）莆田进士3人，少晋江5人。福建嘉靖三十八年的进士数量分布，以莆田最多，晋江稍胜闽县，这是一次转变。自四十一年（1562）起，晋江乃至泉州府从此确立了福建内部各府县之间进士最多的府、县地位。晋江之后才是莆田或闽县排名第二，这个趋势直到明末没有改变。《全闽明诗传》田杨本传引《柳湄诗传》的数据，称嘉靖至明末，泉州府的传胪者凡六人：嘉靖二十九年晋江田杨、万历二十年南安洪启睿、二十三年晋江赖克俊、二十九年同安许獬、崇祯七年晋江李焻、十三年晋江蔡肱明^[20]。

由此可见，嘉靖三十七年（1549）福建乡试兴化府的举人中式人数虽已少于泉州府，泉州府黄凤翔以为“吾郡簪缨阀阅日有声寓内，乃制科之盛则始自嘉靖庚戌（二十九年，1550），又多达官显人”^[21]，但兴化府在会试和殿试中被超越的时间却要推迟到嘉靖四十一年（1562），主要是因为举人中式以后可以无限次数地参加三年一次的朝廷开科取士的会试，直到进士中式或主动放弃会试，转而寻求谒选教职为止。

隆庆元年（1567）福建乡试，是科福州府的举人仅13人，兴化府16人，泉州府28人，其中晋江县19人，漳州府19人，而上一科，福州府中式28人，漳州府18人，从此泉州府、漳州府超过福州府。隆庆四年（1570），莆田7人中式，晋江39人，两相比较，人数悬殊。万历十九年（1591）福建乡试，晋江22人中式，此科突出的特点是前五名举人中四名被晋江人夺取。自隆庆四年庚午（1570）至万历三十一年癸卯（1603），首尾33年，计12科，是泉州府人才最盛的时期。同治刊本《福建通志》引明王应山《闽大记》云：“《温陵旧事》：隆庆庚午（1570）乡试，合顺天榜，两元五十八士。省元为同安林讳奇石，北畿则李文节先生也。是科之彦，其第进士者二十有四人，文节公则鼎元拜相，为一代伟人矣。自庚午（隆庆四年，1570）至万历癸卯（三十一年，1603）十二科，吾泉领解十。其甲午一榜，兼经魁一，庚午、癸酉、己卯、丁酉四榜，各兼经魁二，戊子、癸卯则兼经魁三，丙子榜亦三魁，丙戌会榜，泉得二十人，乡、会试得名之盛如此。若夫禄秩之尊，则百六七十年来，内阁七、尚书十四、鼎甲八、会元四、少年科第钦假归娶七，盖当时在朝在籍者百二十有余人。猗欤盛哉！”^[22]

漳州府的科举繁荣几经反复，明初在永乐、宣德间就有佳绩，而作为一府的整体科举实力的提升，并和泉州府连成福建科举版图南移态势的时间则是在嘉靖朝后期。漳州府乡试中式举人的数量在嘉靖二十八年（1549）己酉科突然跃升，而在此前的嘉靖二十六年（1547）丁未科廷试中，漳浦县的进士登第人数达到3人：王春泽、林一新^[23]、王健，二十九年（1550）、三十二年（1553）、三十五年（1556）三科进士亦如此数，三十八年（1559）林士章又以第三人及第。

自嘉靖二十九年（1550）朱天球中进士到隆庆二年（1568）戴燿和卢维祯、五年石应岳中进士，7科21年，催生了一个奇迹：万历二十六年（1598），漳州府五位尚书、侍郎——南京礼部尚书、漳浦人林士章、南京工部尚书、漳浦人朱天球、兵部尚书、长泰人戴耀、户部左侍郎、漳浦人卢维祯与户部右侍郎、龙岩人石应岳——同时在世。光绪《漳州府志》称：“宣（德）、正（德）以后，历嘉（靖）、隆（庆），临漳人才辈出，入为卿贰，出为监司，类能因时济变，随事立功，具经济之选。”^[24]

万历八年（1580）庚辰科，漳州府进士在福建各府中最多：谢文炳、蔡宗周、张廷栋、王应麟、薛士彦、林士弘、蔡升、蔡琮、丘汝才、刘庭蕙、刘庭兰、王以通^[25]、吴宗熹、陈石卿、柯挺、陈映，计16人，同榜泉州府仅12人，反映出漳州府科举强势逆袭的突破能力，印证了明末漳州教育、文化、科举事业极度繁荣的事实。万历十年（1582）是漳州府举人（32人）最多的一科，人数均超过福州府和兴化府，并夺取了解元的殊荣，这是继万历四年（1576）刘庭兰解元之后漳州科举所能达到的巅峰，举人数跃居全省首位。该科泉州府26人，福州府18人，兴化府12人，也是所辖之海澄县举人中式最多的科次。通览明代海澄的科第盛况，也能考察到万历以来该县科举逐渐起色，进士人数亦逐渐增多的演进轨迹。

万历三十一年（1603），漳州府乡试中式30人，仅次于万历十年（1582）的32人，与万历十六（1588）年持平，约20年间该府举人数均保持在20-30人之间。万历以来，漳州府的乡试成绩几乎与泉州府同步、肩随，并有数科超轶后者。自天启二年（1622）以来，漳州府的进士数量仅次于泉州府，超过福建其他各府，此趋势保持到明亡之时。就漳州府各县而言，天启二年（1622）文震孟榜，漳浦县进士登第人数首次超过漳州府首邑龙溪县。

崇祯十六年（1643）殿试，福建士子又多所斩获，进士登第人数骤增，福州、兴化、泉州三府的科举似有复兴气象，举人中式的人数亦呈相似分布态势，惜其遭遇末世，成为明朝福建科举的遗音结响。从明朝科举的历史来看，福建的科举在万历年间出现一个新的高峰，成绩超迈前武。此时人才辈出，居高位，操权柄，对全国的影响逐渐扩大。文学亦如此。

明代嘉靖中叶以后，福、兴、泉、漳四府中，福州与兴化二府的科举事业逐渐衰退，而泉、漳的实力迅速膨胀，不能不考察其原因。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福州与兴化二府的官员、乡绅防御倭寇无方无力，致使二府不断受到倭寇滋扰，科举事业自然受到影响，相比之下，泉、漳二府的官员、乡绅和百姓面对强敌挠而不屈，抗倭有方，给予倭寇和流贼以有力的震慑。自嘉靖二十年（1541）正月便废居林下的林希元是嘉靖间不可多得的干才，观其《上巡按二司防倭揭帖》以见其胸臆及泉、漳二府对付倭寇的方略：“废居林下，然犹志在乡国民物。海寇机夷之祸，犹言于何古林巡按、姚柯二海道，荐汀州守备、门生俞大猷，何巡按用之，遂平海寇于漳浦。……迩者，倭寇自浙江流入福建，驻扎三沙，将窥诸郡……元度当今事势，倭寇五年，直、浙残破，上越淮扬，则江北凋敝，其势必窥闽，在闽则泉漳先受其害，不可不预为之防也。乙卯（三十四年，1555）夏，倭寇一百六十自兴化黄石登岸，入驻镇东海口。巡海、分巡、参将等官驻扎福清，募漳、泉打手剿捕。杀死都指挥、指挥、千百户、武举三十员，军民以万计，不能得其要领，反增二百二十人以去。今三沙之倭，数倍于海口，莆田、仙游各县民兵各非选募，欲求胜于彼，又知其难也。嘉靖二年，流寇九十三人流劫兴、泉、漳三郡。莆田乡士夫、女子多被掳掠，贽府判、经历，以金赎回。刑侍简一溪先生时以御史按闽至泉，延乡士夫问计。时同安大户叶元忠以任侠坐死，系府狱。士夫以元忠荐，使杀贼自赎。一溪用之，质其家属于狱。元忠募敢死士百人，调晋江、南安、永春、安溪、德化、长泰、龙溪合同安七县精兵，各令掌印官领之，八面合攻。推元忠为前锋，令分巡聂公珙督兵，参议萧公瑞督粮饷，又密遣健步吏承兵隶分随各军，日报进止动息，由是各军畏恐，无敢不用命者。追贼至德化小尤中，围贼尽歼之，九十三人无一遗者。惠寇惴恐，不敢复犯漳泉者三十六年。”^[26]按：此揭帖中林希元回忆“嘉靖三十六年（1557）”为都御史朱纨所陷事，“于今十年矣”（影印第555页），推知林希元上揭帖的时间在穆宗隆庆元年（1567）。这篇揭帖对比了嘉靖三十四年（1555）兴化府莆田、仙游两县在倭寇蹂躏下的惨状，而嘉靖二年（1523）漳泉二府以叶元忠为首，合七县兵，指挥调度有方，全歼广东惠州流寇93人，漳、泉二郡得以平安。按：所谓三十六年，当嘉靖三十八年（1559）之误。

林希元还有一篇《平寇诗卷后序》：“方丑虏陆、梁剽归德，蹂桃林，我兵辄败，封疆之臣相视，莫敢向前，绣斧以为忧。聂子独毅然请往，遂集诸将，授方略，分兵数路，为犄角之势，踪贼出没，伏其归途，防其奔逸。自督兵以进，乃一鼓而崩之崖谷之间，若覆巢焉。嗟乎！山林孽寇，轻猛诡狡，挟长技，负依阻险，出没靡恒，弗可循执，肆行罔忌，委毒八郡者数十年，而莆阳之祸烈于癸未（二年，1523），郡县操戈以从，莫敢引刃相向，俘掠淫杀，残虐滋甚，人神蓄愤，长吏缩首含羞，聂子一举而歼之，几千百黎元之冤以雪，数十载神人之愤以舒，皇灵以振越，厥功懋哉！”^[27]嘉靖以来，莆中多难。嘉靖二年癸未（1523）之祸尚未对莆田巨族产生毁灭性的影响，三十四年乙卯（1555）以来，倭寇经常以数十艘的兵力攻兴化府，终于在嘉靖四十一年（1562）攻破兴化府城池，涂炭生民，屠杀数万人之众^[28]，震惊朝廷，莆田的巨族亦无所逃匿。民国《莆田县志·赋役志》记载：“洪武二十四年，本县军民等户三万六千单九，口一十八万二千四百九十一，归并裁革兴化县户一百五十，口二百三十在内。宏治（按：明孝宗年号“弘治”。清代乾隆以后刻本，避讳改“弘治”为“宏治”，本书径改作“弘治”，不另说明）五年，本县军民等户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一，口十六万五千四百八十一。自弘治十四年至嘉靖二十一年五次黄册，寇毁无考。按：县之陷倭在嘉靖四十一年，而《前志》载嘉靖三十一年本县军民等户二万七千九百四十三，口一十六万六千七百零三，此则有司发旧册以凭核造者也。嘉靖四十一年，本县军民等户二万五千八百五十一，口一十四万七千三百一十六。是年倭祸后，井里萧条。邑人御史林润奏准裁并里图，户减八百九十八，口减二万二千九百六十一，邑人颂之。……万历四年，本县军民等户二万五千八百五十五，口一十四万八千七百五十六。……明三百余年，莆人民生息，仅可比宋、元。兵燹之余，且不能盈洪武二十四年之数。”^[29]据此数据，莆田人口166703人，死难44000，几四分之一（按：据林润奏章的数字，则死难22961人，为八分之一，而民国《莆田县志》卷三记载林兆恩所瘗骸在八万具以上，近九万之数，则屠城过半）死于倭难，足证倭难之惨烈，破坏之巨大。到十三年后的万历四年（1576）仍然不能恢复到嘉靖三十一年（1552）的人口水平。

王世懋《闽部疏》：“由莆城东门而出此，走海道也，竟三十里间，壶公挺其钜丽，万玉标其余秀，黄石穷其曼衍。塘下一镇，冠盖所居，陂水环回如玦如带，真天下胜区也。弘治之间，人才甲于八郡，实钟斯美。嘉靖末，城被倭，黄石巨家煨烬砂砾，迄今未能尽复，士多糊口四方，人才从此衰焉。二十年后，休养生息，当还旧观。”^[30]万历四十一年癸丑（1613），邑人林尧俞撰《〈兴化府志〉序》，称“吾郡在宋，本一小垒，国家德泽涵濡，人生乐业；壬戌（嘉靖四十一年，1562）兵燹之后，寖以凋敝”^[31]。倭乱对兴化府莆田县的毁灭性破坏，明人已有共识，反映在科举事业上，则表现为该府科举事业的骤衰，至万历中后期才逐渐恢复。

以兴化府莆田县诗人陈昂为例。《列朝诗集小传·白云先生陈昂》：“昂，字云仲，自号白云先生。竟陵钟惺传曰：‘白云先生陈昂者，福建莆田黄石街人也。所居所至，人皆不知何许人。自隐于诗，性命以之，独与马公子用昭（按：马荧，字用昭，户部尚书马森之子）善。先生所谓天亡我友者，即其人也。莆田中倭，城破，领妻子奔豫章。织草屦为日，不给，继之以卜。泛彭蠡，憩匡庐山，已入楚，由江陵入蜀，附僧舟，佣爨以往，至亦辄佣于僧，遂遍历三峡、剑门之胜，登峨眉焉。所庸僧辄死，反自蜀，寓江陵、松滋、公安、巴陵诸处。至金陵，姚太守稍客之，给居食。久之姚太守亦死，无所依，卖卜秦淮，或自榜片纸于扉，为人傭作诗文，巷中有小小庆吊，持百钱斗米与之，随所求以应，无则又卖卜，或杂以织屦。而林古度与其兄楙者，闽人，寓居金陵，一日过其门，见所榜片纸于扉，突入其室，问知为莆田人，颇述其平生。一扉之内，席床缶灶，败纸退笔，错处其中。检其诗诵之，是时古度虽年少，颇晓其大意，称之。每称其一诗，辄反面向壁，流涕呜咽至于失声。其后每过门，辄袖饼饵，食之辄喜复出其诗，泣如前。居数年，竟穷以死。其子仓皇出觅棺衣，舁之中野。古度兄弟急走索其集，无所得，得手书五言今体一帙。’……论曰：‘近有徐渭、宋登春，皆以穷而显晦于诗，然未有如昂之穷者也。予尝默思公织屦卖卜，傭爨傭书时，胸中皆作何想，其眎世人纷纷藉藉，过乎其前者，眼中皆以为何物，求其意象所在，而不得。’”^[32]陈昂是一个因倭难避地金陵的诗人，其遭遇足以令志士扼腕叹息。嘉靖年间，福建倭难频发，以兴化府所受蹂躏最剧。富家巨室尚且见摧于倭毒，遭际与陈昂相类的士人不在少数，糊口四方，斯文扫地。兴化府士人一则罹难于倭，或糊口四方，富家巨室摧于倭毒，民救死扶伤尚且不及，何暇于科举、文艺事业？是为一厄。

第三节 一枝独秀——兴化府莆田县的科举事业

明代福建兴化府辖三县：莆田、仙游、兴化故县，正统十三年（1448）裁撤兴化故县^[33]，其地大部并入莆田县。在明代福建科举和文学事业中，莆田县在兴化府所辖二县中一枝独秀，而仙游县无与焉。万历《兴化府志》郑纪传：“仙之人才，宋时与莆埒，入国朝，科目常乏，官亦不显，独（郑）纪历清华，至八座，为一邑之冠。”^[34]乾隆《兴化府莆田县志·凡例》：“县属附郭，县志即郡志也。兴安为郡，辖二县附郭，惟莆山川、秩礼、人物、土田与郡无异，仙游直附庸耳，故修《莆田县志》，特以兴化府冠之。”^[35]他县为难，我自为易的明代福建莆田县明代科举事业，是福建明代科举发达的一个典型。兴化府的科举发轫于宋代，入明之后乘风会之便，更是蔚然大观。

邑人林俊撰《莆阳文献序》：“莆文物起于隋，兴于唐，而尤盛宋，海滨邹鲁至今焉，而纪述遗阙。绍（兴）、（淳）熙时始有军《志》，洪武时始有《事述》，《郡志》弘治时也。文献之修尚阙，千百年光岳之气汇钟于元人者，为道德，为节概，为勋烈，为文章，为四儒道学，以茂赞皇猷，辉发圣蕴如景星卿云，转瞬而消灭以尽，其不深可慨欤？”^[36]黄仲昭撰《兴化府乡贡进士题名记》对于唐、宋、元、明四朝莆田科举之盛描述得更详尽：“吾莆科第昉自唐之贞元，然迄于五代，仅十有三人而已。宋三百年间，举进士者九百七十余人，预诸科特奏名者六百四十余人。其间冠天下者五人，登宰辅者六人，有文武并魁者，有魁亚联擢者，其盛极矣。然此未足深羡也，仲昭独慕其时元夫巨人相继而出，为宰辅则相业光明，宗社嘉赖，为谏官则论议忠谠，夷夏知名，或侍经筵则尽启沃之职，或司民社则效抚字之劳，临大节则蹈鼎镬而不顾，决大议则触权奸而不恤。有倡关、洛之学而丕变士风者，有绍考亭之绪而深入理奥者。虽所遭不同，所就亦异，而其纯正笃实之学，崇伟光大之行，皆卓乎其不可及也。当时称吾莆之盛，有曰：‘地不大于曹、滕，俗已几于邹、鲁。’其谓是欤！有元九十余载，文教振兴，豪杰之士出乎其间者亦众矣，然终不能如宋时诸君子之盛也。我太祖高皇帝奉天明命，汛扫万方，乃更定学校科举之制，作新人才，用臻至理，列圣相承益隆，继述百有余年于兹。莆之歌鹿鸣而升春官者日以益盛，有祖孙、父子、兄弟相继者，有父子、叔侄、兄弟同升者，合八郡解额，吾莆恒得三之一。比年以来，位六卿、列禁从、长藩臬者接踵而起，人才之盛，盖几于宋矣。”^[37]从这段文字来看，莆田的科举在宋代呈现井喷式的爆发，进入明代以后，至黄仲昭生活的成化、弘治年间，兴化府的科举事业恢复了宋代的旧观而超轶之，是福建八府一州中科举最为强盛的数府之一。林俊虽称莆阳文献“尤盛宋”，其实元代兴化路的文化承宋之兴而更加发达，有道德、节概、勋烈、文章诸门人物。进入明代，兴化府更借助于莆中理学、文化历元代而不断裂的高涨势头，与明朝科举八股取士的制度相契，从而成为封建社会中难以企及的科举典型。

自宋代以来，莆田县科甲相望，簪组蝉联，与上国等埒，称闽中文献之邦。同治刊本《福建通志·谈丛》记载云：“宋三百年间，莆人举进士者九百七十余人，诸科特奏者六百四十余人，其中魁天下者五人，登宰辅者六人，可谓盛矣。明自洪武庚戌（三年，1370）迄嘉靖戊子（七年，1528），凡五十二举士，由乡荐者千一百一十一人，登甲科者三百二十四人，状元及第二人，探花四人，会元一人，会魁七人，解元二十五人。《莆田科第录》”^[38]民国《莆田县志·选举》：“（洪武乡试）福建额定四十名，永乐中增至九十名，最后又增至一百五名。会试额临时奏请裁取不一。……有明三百年间，莆田之登进士者共五百二十五人，而举于乡者一千七百二十二人，故有连掇五魁而两冠傍（按：当作“榜”字）首者。人文之盛，甲于八闽。”^[39]同书《轶事录》称：“莆邑文物之盛，冠于闽中。有一家九刺史者……又一门五学士者……又一科两状元者……又状元榜眼同一榜者……明科甲尤盛，有一科两解元者……一科五经魁者……景泰癸酉（四年，1453）科中式四十四人，占全闽榜额之半。明代九十科，莆发解者三十人，占全闽三分之一，尤莆中盛事也。”^[40]同治刊本《福建通志》引《八闽通志》：“莆之科目，肇于唐，盛于宋，尤盛于明。每科与试者视闽居半，与计偕者视解额恒得三之一。祖孙、父子、兄弟、叔侄登科第者先后接踵。科目得人之盛，天下罕俪。”^[41]这种科举成就“非惟不下于闽之七州，即吴越晋楚最号多材之地，几颉颃而无殊”^[42]。

由于仙游县的科举在明代兴化府所占分量无足轻重，莆田县（包括兴化故县）的科举当仁不让地代表了兴化府的成就。《全闽明诗传》陈道潜本传引《柳湄诗传》：“莆阳自洪武四年郑潜、龚与时、林衡举进士，至崇祯十六年林嵋等十人同举进士，凡进士五百二十五人，登贤书者一千七百四十三人（按：据上引民国《莆田县志》，一说一千七百二十二人），明伦堂扁曰‘文献甲天下’。”^[43]弘治十六年（1503），兴化知府陈效序弘治《兴化府志》云：“予家食时，闻莆阳为文献之邦。及承乏是郡，见夫科甲簪组蝉联，礼乐文物之盛，信乎前言之有征。”^[44]

邑人林俊对于莆田科举兴盛的原因有所探索，称之为不得不然之趋势。《兴化府贡士题名记》：“贤书登之天府，嗣是有相国之署、慈恩之题、登科之记。国朝参而用之，题名树之国子，郡而下听焉。夫士趋之臧否，人才之登耗，风俗之若醇若醨，一乡者视天下易见，其彰瘅易施也，其恶可少哉！莆郡学碑旧别进士、贡士为二，至是贡士碑位尽不可纪。博士彭君流谋偕事立之以质，郡大夫曰可，部使者亦曰可。别乘张君瑜遂独任，伐石剑郡碑之，则来请记。俊惟文运与气运相盛衰，天地之气自北而南。唐、虞卜北土，周卜中土。自时文运渐薄于东南岭海之区，莆又南之尤也。汉而降，始籍民板。永嘉时，始系儒贯。贞元时，始第进士。茂宗华胄，文献成风，骎骎然齿上国，海滨邹鲁之论弗诬，至赵宋而盛极矣。夷考其故，自吾道既南，宋亦南渡，道固气之先至者也。当时淮甸尽遭兵燹，文运自不得不偏之南。莆，瓯闽下郡，川岳委辏，灵秀聿钟。生智以谋，生直以谏，强有力以任，惠以牧，廉以风，武以拨乱世而反之正。元宰贰枢，肩顷以出。而道南之派又特汇于其间，倡伊、洛则林艾轩，师紫阳则潘、陈诸君子，风动雷行，兴起甚众。夫钟之者若是其异也，开之者若是其先也，端其趣者若是其委源，会其归者又若是其诚至，则文运自不得不于莆独盛。今之莆，抑未知视宋盛以否也？发于闻，感于见，成于修，科目之登，天下无及焉，士习之尔雅亦然。张英风于寰宇，质粹行于神明。文腾奎壁之辉，节凛冰玉之操。绍烈嗣闻，镜观而善，其视宋固未远也。记始于弘治己酉，至是凡九科，二百三十有九人。虚其左，使嗣刻焉。呜呼！风俗诚大矣！”^[45]林俊论述的虽然是兴化府一地的科举盛况，实际上也是宋代以来福建科举、学术和文学繁荣局面的写照，剖析的是封建社会进入中古以来经济、文化中心南移的客观事实，而南宋福建近在京畿，乘风会而上之，在理学和科举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林俊认为科举和人才的兴盛原因在于宋代理学的南传，“道固气之先至者”。至南宋朱熹之时，莆田林光朝与之为论学友，又有潘、陈诸子从学于朱熹。客观地说，在明代的选举制度框架下，理学特别是朱子学在福建的繁荣提供了福建士子科举成功的环境。这个环境为福建士人所独有，历宋、元两朝而入明，读书人所受浸染愈深，可以更好地迎合明朝的科举制度，非其他各省直可比。当我们把明代处于科举最强盛时代的兴化府其科举事业与同一时期的北方诸省进行比较，令人咋舌的结果是，以莆田一县之进士、举人中式的人数竟可匹敌北方某些省份数府之举额，甚至一个省份。

建文二年（1400），莆田县有14人中举，并以林泰为乡试第二人。从此以后，兴化府的科举逐渐繁荣。永乐三年（1405），兴化府中式23人，含外省中式4人。此时福建举人名额仅40人，这是莆田科第在明朝的首次发力。以该科举人林环的中式和仕宦为标志，莆田县的科举进入兴盛期。这一科乡试，福建各府以福州、兴化、建宁三府力量最强盛。永乐十五年（1417），莆田乡试中式23人，含外省中式1人。本科莆田举人人数最众，其次闽县，再次晋江。可以说，明代前期福建的科举与文学创作呈现出福州府与莆田府并驾齐驱的格局。

表三：建文、永乐间福建四科乡试兴化府中式人员

永乐四年（1406）林环第一人及第，九年（1411）黄旸第三人及第，杨慈会试第二名，殿试二甲第一名，连续两科莆田士人取得高第。黄寿生同榜成进士，望姓黄氏家族开始崛起。

景泰四年癸酉（1453）科，福建举人额增为90名，而实际中举者137人。这是福州府科举最盛的时候，此科闽县27人。福建的易学宗师林玭于是科举人中式，他是蔡清的老师。从林玭到蔡清再传到泉州学者，明代福建的经学逐渐旺盛起来了，而兴化府举人中式人数更多，于斯为盛，达43人，下一科25人。同治刊本《福建通志》：“景泰癸酉科中式四十四人，占全闽榜额之半。明代九十科，莆发解者三十人，占全闽三分之一，尤邑中盛事也。”^[46]

表四：景泰四年癸酉（1453）福建乡试福州府与兴化府中式举人

正统九年甲子（1444）福建乡试，该科福州府中式23人，兴化府19人，福州府的举人总数虽然超过兴化府，但该科兴化府莆田县出现一解元黄誉和一状元柯潜，实乃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有明一代福建乡试所有解元（包括南北畿和他省发解者）中，莆田籍贯解元有永乐六年杨慈、黄寿生、十八年吴观、宣德元年林时望、四年李蒲、七年林同、正统六年方玭、九年黄誉、景泰四年许评、天顺三年杨琅、六年黄初、成化四年黄文琳、十年黄乾亨、十六年吴稜、十九年陈仁、弘治八年宋元翰、十七年黄如金、正德二年林文俊、五年黄庭宣、十一年朱淛、嘉靖元年丘愈、四年林东海、二十二年黄继周、二十八年黄士观、三十一年黄星耀、三十四年黄懋冲、四十三年王大道等。其中黄姓解元均系同宗，更是令人惊讶。同治刊本《福建通志》还往下统计了正德、嘉靖年间黄氏解元：“闽莆田黄氏自明开科来，一姓解元十一人：永乐六年戊子应天解元黄寿生、正统九年解元黄誉、天顺六年壬午解元黄初、成化四年戊子解元黄文琳、十年甲午解元黄乾亨、弘治十七年甲子解元黄如金、正德五年庚午解元黄廷宣、嘉靖二十二年癸卯解元黄继周、二十八年己酉解元黄士观、三十一年壬子解元黄星耀、三十四年乙卯解元黄懋冲，其余五魁之内，历科又不下二十人。《闽小纪》”^[47]截止到成化间，进士高第者有永乐四年林环（1）、九年黄旸（3）、杨慈（4）、宣德五年林同（3）、景泰二年柯潜（1）、成化八年李仁杰（3）等，莆田逐渐进入科举最强盛的时期。天顺八年甲申（1464）进士中，莆田多名士，此年前后三科是莆田人才集中涌现的时间段。就全国来看，天顺八年甲申进士中的罗璟、李东阳、谢铎、倪岳、陈音、吴原、刘大夏登俱是名臣。

到了嘉靖十年（1531），莆田举人24人；十三年（1534）23人，含外省中式1人；十六年（1537）28人，含外省中式2人；十九年（1540）24人，含外省中式1人。嘉靖二十二年（1543），莆田乡试中式32人，解元1人，含外省中式2人。这是莆田乡试又一鼎盛时期。同治刊本《福建通志》称：“是科五魁，莆田占其四，缺第二名，（林）文宾适补之，立为‘五魁坊’。”^[48]此“五魁”指的是黄继周（1）、林文宾（广西中式，2）林仰成（3）、黄谦（4）、江从春（5）五人。这个科举鼎盛期持续数科：嘉靖二十五年（1546）中式26人；二十八年（1549）20人，含外省中式1人。

天顺元年（1457）和成化二年（1466），莆田进士均12人，成化十一年（1475）11人，成化十四年（1478）10人，端为科举盛事。天顺元年（1457），名臣、作家彭韶举进士；八年（1464）^[49]，名臣陈音、林诚、杨琅、吴希贤等成进士。正德年间，莆田的举人数减少，但是进士的数量却增加：正德三年（1508）10人，六年（1511）12人，九年（1514）10人。正德十二年（1517），兴化府莆田19人进士，这是该榜福建各府各县中科举成绩最好的府县，超过福州府，虽然长乐县在本科的成绩也相当不俗。正德十六年（1521）辛巳科（按：本系武宗正德十五年庚辰科，以武宗南巡故，未殿试），莆田16人进士。正德十六年（1521），兴化府的士人不仅在科举上极为成功，在朝的莆籍士大夫亦蒙明世宗拔擢，盖非常待遇，极其荣耀。民国《莆田县志》：“世宗入继大统，邑人林俊、方良永、陈琳、郑黄澜、黄巩、林富、林有年、林大辂应召命者九人。会试第进士者十六人，占闽省全额三分之二。”^[50]这句话是有问题的，因为该科他府有18人举进士。嘉靖元年（1522），莆田共40人中式。民国《莆田县志》：“嘉靖元年壬午（1522）乡试中式四十人，诏特给都御史王（按：“王”当作“方”字）良永月米三石。”^[51]至此，历唐、宋、元、明，蓬勃发展、极度扩张的莆田县科举事业达到它的历史巅峰状态。嘉靖二年癸未（1523），莆田即遭广寇，蹂躏所及，破坏甚大。嘉靖一朝45年中，倭难频发，遂使兴化府及莆田县的科举渐趋没落。

从正统以至嘉靖年间（1436—1566），莆田县的进士数量基本上超过福州府首邑闽县和泉州府首邑晋江县的进士数量。从景泰四年至嘉靖四年（1453—1525），福州府与兴化府两雄并峙，其他府县无与争锋，但泉州府举人的名额在稳定增长，在会试中举人登第成为进士的比例更高。嘉靖七年（1528），福州、兴化、泉州三府的举人名额逐渐平衡，泉州府举人数量首次微超兴化府。陈琛《赠郡守洞阳顾公述职序》：“今秋省试，吾一郡登榜者二十八人，其善教又如此。”^[52]此序为泉州府知府顾可久作，不免吹嘘有加。嘉靖七年（1528）是泉州举人崛起的年份，并不以此年为超越兴化府的标志，两府科举实力三十年间胶着盘缠，态势复杂，直到嘉靖三十七年（1558）戊午科乡试泉州府完胜兴化府后方成为常态。

嘉靖三十七年（1558）福建乡试，泉州府举人数量全面超过福州、兴化二府。林希元《送郡侯熊北潭考绩序》：“戊午秋试七众（35人），得士盛于他郡，皆君之作育也。”^[53]莆田19人中式，闽县中式的人数骤减为4人，这是福建各府科举盛衰交汇的重要时间点。泉州府所隶晋江县人才最为强盛的时期开始到来，此科晋江举人27人（2人外省中式），占全省四分之一强。

嘉靖四十一年（1562）的倭乱严重创伤了莆田，这一年成为莆田县科举事业的分水岭。嘉靖四十三年甲子（1564）福建乡试，值嘉靖四十一年倭乱之后开科，莆田14人中式，含2人外省中式，人数与嘉靖四十年基本持平。隆庆元年（1567），莆田中式16人，含外省中式1人。隆庆四年（1570）仅7人中式。由此可见嘉靖三十七年以来莆中人才凋落的趋势，与倭寇侵扰莆田县有着直接的关系。

表五：嘉靖三十七年福建乡试福州、兴化、泉州、漳州举人中式表

嘉靖倭难对福州府和兴化府的侵扰，造成两郡自明初以来的科举世家减消退，数量减少，至于文学世家更是急剧减少，培养新的文学世家需要一定的时间。漳、泉两郡的崛起态势不可扭转，在全省人才角力的格局中，福州、兴化两郡难以再取得上郡的优势地位。

第四节 科举家族与文学家族的关系

明代的科举制度促进了全国上下对儒家经典的研究，也促进了专攻一经的学者及其著作的出现，经过时代积累，形成家学，形成家族性的学术团体。凭借着对经典和八股制义技巧的精熟掌握，明代士人猎取功名，扩大家声，反过来又促进了非物质性层面上某一个家族、一个士大夫乃至没落的世家后裔对学术和文学创作的探索，促进了学术和文学创作的发展、异变和多样成长。明代福建的科举家族和文学创作家族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能科举者非必能文学，故科举家族的数量多于文学家族，文学家族基本上受益于家族性从事科举事业的成功。反之，以《闽书》为例，在《文莅志》、《英旧志》所载科举家族之外，其《隐逸》、《仙释》、《方外》等门类中所收录的学者、作家的影响不过数代而斩，这是明代福建区域文学的重要特征，大概也是明代各直、省都存在的文化现象。

本书考察到福州府林瀚（16人有集）、王褒（11人有集）、陈仲完（13人有集）、陈叔刚（19人有集）等100个家族，兴化府黄寿生、柯潜、方良永等75个家族，泉州府何炯等84个家族，漳州府吴原等31个家族，建宁府杨荣、苏伯厚等12个家族，福宁州林聪等10个家族，延平府田一儁等5个家族，邵武府7个家族，汀州府13个家族——有明一代，福建涌现总数在337个以上的家族性著述群体，蔚为大观，详见本书第三至六章的考论。

下文简要列举福州、兴化、泉州三府部分家族，以窥见科举事业与文学创作之间紧密关联的关系。

洪武十七年（1384），长乐县陈仲筦举人中式，次年成进士，其侄陈全永乐四年（1406）第二名进士及第，长乐陈氏陈仲筦家族兴起，这是福州府最早的科举和文学家族。清代李清馥所撰《闽中理学渊源考》卷四十二有《长乐陈氏家世学派》：“潘氏稼堂序《陈氏诗系》曰：‘闽中诗人陈伯驺示余以先代之诗，曰《四朝诗系》。其称诗也，自《香草堂集》以下四十余家；其叙系也，自信州公以下二十余世。终明之代，成进士及举于乡者百有余人。凡两尚书、一侍郎，禁近方面若干人，又多贤而能文，几于人人有集……至明初仲进首膺荐辟，仲完继入翰林，浸昌浸大，至明季甲科乃绝，家运与国祚相为盛衰如此。’”这是一个与明朝国运相始终的家族性创作群体。闽县陈叔刚家族是福州府最勤于著述和文学创作的地域性文学家族，福建地方史志和《水明楼集》等著作记载了从陈钰到陈廷堪九代的家学、文学传承事迹，与有明一代相始终。陈氏家族世居闽县义溪。义溪，今属闽侯县青口镇。同治刊本《福建通志·（闽县）明经籍》：“《义溪世稿》，陈周、陈叔刚、陈叔绍、陈叔复、陈炜、陈爟、陈、陈焞、陈、陈烓、陈墀、陈玺、陈堪、陈达、（陈进。据民国《福建通志》补）、陈暹、陈全之、陈严之同撰，陈朝锭编。……《榕城诗话》：‘闽县文献以陈氏为最。’……凡十九人。”^[54]以陈叔刚在永乐年间成进士、进入翰林为该家族崛起的标志。永乐十九年（1421），闽县林元美成进士，林氏家族开始踏上仕途，从弘治到万历间（1488-1619），三世五尚书，七科八进士，家族声势无与伦比。这是福州府最显赫的三大家族，家族历史长度基本相当。

闽中福州府的文学创作自嘉靖末年以后逐渐衰落，声势寖微，骚坛风雅几乎中绝。万历十三年（1585），邓原岳举人中式，二十年（1592）成进士。此后，谢肇淛等人陆续进入仕途，陈荐夫兄弟、徐熥兄弟前后接踵步武，诗道得以接续而复兴，作者云蒸霞蔚，隐然与中原诗坛相颉颃。邓原岳、徐熥、谢肇淛、曹学佺、董应举、陈荐夫、郭应响等诗人，多是世家后代，又多数居乡野，政治地位中下，暗示了福州府诗人身份的变化。

兴化府莆田县的科举之盛在全国绝无仅有。洪武五年（1372），方毅乡试中式，系明代莆田方氏最早见诸《选举志》者。洪武六年（1373），方氏在明朝的第一个进士方微登第，同治刊本《福建通志》卷百五十二：“宋（方）大琮五世孙。”^[55]方毅同榜举人黄至，系唐进士黄滔十四世孙。明代兴化府莆田县最著名的两个望姓大家族几乎同时兴起。

永乐四年（1406）林环第一人进士及第，九年（1411）黄旸第三人及第，杨慈会试第二名，殿试二甲第一名及第，连续两科莆田士人取得高第。永乐九年（1411），黄寿生成进士，莆田黄氏之黄寿生家族开始崛起，其家世以能诗见称，有黄寿生、黄深、黄仲昭（寿生孙）、黄如金（寿生曾孙）、黄懋宾（仲昭孙）、黄鸣俊（希濩孙，鸣乔从弟）、黄希英（如埙，希濩兄，仲昭孙）、黄鸣乔（懋宾子，懋官侄，希濩孙）、黄起雒（鸣乔子）、黄天翼（鸣俊子）、黄起有（希韶曾孙）等作家。黄起有系天启元年范方榜（1621）举人，崇祯元年刘若宰榜（1628）进士，距其先祖黄寿生建文元年己卯（1399）、永乐六年戊子（1408）两次举人中式200余年。黄氏家族的科举和文学事业贯穿了明朝近300年的历史，与明朝相始终。

林氏素为闽中巨姓，唐代莆田“九牧林”后裔、明代林富家族是兴化府最强劲的家族之一。自林耀始，经林垠、林塾（林耀子，垠弟）、林富（垠子）、林万潮（富子）、林兆金（富孙，兆恩兄）、林兆诰（富孙）、林兆居、林兆恩、林兆珂、林兆箕、林应骢（林耀孙）、林汝永、林錝、林齐圣（富玄孙）等，从洪武至崇祯，其家族以科举起家，从事学术著述和文学创作。

泉州府从事学术和文学创作的世家大族，以何乔远家族和安溪李氏家族为例。何乔远的祖先何安于洪武二十九年（1396）乡试中式，这是何氏家族业儒事业的开始，似暗流般潜行将近150年，而后在何乔远的父亲何炯、何耀兄弟这一代人身上显性崛起。经何炯、何乔远、何乔迁、何乔遴、何九转（乔远长子）、何九云（乔远仲子，转弟）、何九说（乔远子），至何运亮（乔迁孙）等人。何炯之后，历代何氏家族成员均有学术著述和文学创作面世。

安溪李氏家族的事迹在其裔孙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一书中以浓墨重彩大书特书。该家族在清代取得“四世十进士七翰林”的骄人科举成就，并多为学者和作家，多有著述，得益于明代李氏家族的发达。李光地八世祖李森生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卒于天顺元年（1457）。李森“别立书塾，置书田，积书万卷，课诸子”，次子李煜于景泰元年（1450）福建乡试举人中式，业儒始有成就，完成了李氏家族的发展转型。万历四年（1576）福建乡试，李氏家族的实力突然爆发，该科3人举人中式，下科1人中式，骎骎然有世家声望。

天顺、成化、弘治三朝（1457-1505）前后，50余年间，是兴化府家族性人才表现最佳的阶段。紧接着，福州府的郑善夫等人在文学上领袖全闽，而泉州府的经学通过家族内传承和家族间传播影响独大。明代泉州的文化成长从经学开始，正德、嘉靖间以张岳、王慎中为首的作家既经又文，两栖而为，皆有成就，形成独特的、文学与经学紧密结合的地方文化特征，贯穿明清两代。

在文学创作上深有成就的作者在传统中国历朝历代的社会进程中大都接受过儒家思想的教育，虽然未必能取得功名，却儒家的思想必然对作者的创作产生影响。在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下，明代士子对其参加科举所必须研习的儒家经典用力甚深，培养研习经典的基础，浸染既久，均能于相关学术领域有所造诣，以故明代福建士人的著述种类纷杂，文学与学术兼有：专注于笺注、演绎儒家经典，所撰著卷帙浩繁者有之，而分夜呻吟，从事创作，覃思精微，转益多师，风格多样，成大作者亦有之。

第五节 科举家族与文学家族的生长——以福州府为例

明代福建八府一州的人才集中在福州、兴化、泉州、漳州四府，此四府的科举资料和数据在研究明代福建各府县科举消长变化趋势之时各有代表性：（1）泉州和漳州的人才在明代中后期才蔚然兴起，如宣德元年（1426），泉州府仅3名举人中式，这种状况延续到正统十二年（1447），而漳州府的科举则呈现出明初与晚明强盛、中期衰落的曲线图，故此二府的科举可以作为说明明代福建各府县科举力量消长变化的典型；（2）兴化府虽辖莆田、兴化、仙游三县，但人才几乎集中于莆田县，以一县的人才可敌一府，甚至一省，倭乱对嘉靖以后兴化府的科举事业影响极大，莆田县境内氏族较为单一，人才集中于少数姓氏，这些著姓之间互为婚姻，形成盘根错节的家族关系，本书在第五章对兴化府文学家族的考索，基本上表现为对莆田县一县文学家族的考索，条分缕析莆田县内诸姓世家之间的联系；（3）福州府下辖10县，与漳州府辖11县、泉州府辖7县、汀州府和建宁府各辖8县相比，属于幅员较大的区域，其文化和教育发达的程度肩比兴化府，远胜泉州、漳州二府，人口和氏族远较其他府县丰富。从这些方面看，明代福建福州、兴化、泉州、漳州四府中堪为科举家族与文学家族典型的是福州府。

《闽书》各卷中的《皇朝科第》相当于正史和其他地方志书中《选举志》的内容，对明代福建各府县的人才记载得相当仔细，有意识地显示出福建科举事业所具有的家族性质。万历《福州府志·选举志》对福州府各县的举人根据府学和各县学开列，并不以籍贯为基础。下文所列的福州府科举家族的籍贯基本上以《闽书》的记载为基础，当然由于年代久远，各县科举家族或有误置他县者，但不影响该府科举家族的总量。

万历《福州府志·选举志》记载的选举资料，包括进士、举人、贡生、任子等类别资料，计六卷（卷四十七至卷五十二），据此统计出福州府的科举家族在350-360个之间，而从事文学和学术著述的家族仅100多个（详见本书第三章），文学家族包含在科举家族之中，为所覆盖。这项统计数据全面展示了福州府的科举家族和文学家族的生长时间及其家族成员，显示出科举家族是文学家族成长的基石，说明了家族性科举事业所具有的优势，对家族本身发展和文学创作所产生的良性作用，也展示出福州府内部各县的科举家族分布和人才分布情况。十县之中，闽县、侯官、怀安、长乐、福清五县所涌现的科举家族在300家以上，其他五县仅约50-60家，力量对比悬殊。更值得注意的是，闽县所涌现的科举家族约150家，与府内其余各县形成鲜明的对比。

现将明初至万历间福州府的科举家族开列如下：

闽县的科举家族：1.张聪、张衍、张瑜、张续、张纯、张彬、张经、张谐、张概、张燮、张宽、张潮；2.陈长、陈辉、辉门人郑鐄、陈廷玉、陈天祥；3.林志、林云瀚、林士昭；4.刘凤、刘麟；5.郑阎、郑璲、郑璠；6.陈循、陈景著、陈子瞻、陈郕、陈子皋；7.郑塾、郑理剧、郑文镐、郑文钥、郑文述、郑文钦、郑克载、郑观、郑必显、郑蕴中、郑时佐、郑廷桓、郑时畅、郑行；8.郑莹、郑珵、郑克昭、郑克刚、郑琅、郑克和、郑乾清；9.陈叔刚、陈叔绍、陈炜、陈烓、陈、陈墀、陈暹、陈埙、陈全之、陈严之、陈朝锭、陈荐夫；10.萨琦、萨文明、萨世荣；11.罗绎、罗纹、罗玄锡、罗钊；12.林元美、林瀚、林炀、林庭、林庭枌、林庭植、林庭枝、林庭模、林庭机、林庭壆、林烨、林炫、林秋、林燫、林烃、林垠、林世都、林莺羽、林任禔；13.林钝、林清源、林泮、林濬渊、林懋举、林懋和；14.林澄、林贞相、林庭奎、林钲；15.高岗、高瑶；16.陈拳、陈良弼、陈宗大、陈希登、陈宗超；17.罗均、罗增、罗尚絅；18.王泽、王英、王禄、王朝宾；19.唐坦、唐铿、唐锵；20.李荣、李贵、李蕡；21.谢睿、谢瀚、谢宝、谢蕡、谢启元、谢蒙亨、谢利仁；22.李忠、李埙、李景元；23.张谔、张景纯；24.林芝、林廷玉；25.陈汝珪、陈汝杰；26.陈光、陈中、陈定；27.李廷韶、李廷美、李廷仪、李源；28.胡翔、胡；29.李烜、李烨、李实、李子洵；30.林士渊、林谨夫、林世龙、林飘馨；31.陈谷常、陈纪、陈师孔；32.陈豫、陈明、陈震弼、陈瓒；33.郭崇、郭珙、郭辚、郭波；34.崔易、崔永、崔恭；35.林、林壂、林垐、林釴；36.林硕、林笙、林籥、林熺；37.董龢、董秀、董宗道、董宗成；38.朱麟、朱麒、朱龙；39.王衡、王弼；40.杨成、杨裀、杨威；41.蔡肃、蔡禹；42.郭兰、郭文旭；43.郑同、郑珪；44.何湜、何继高、何显、何岗、何继周；45.王通、王仕辉；46.高升、高文达、高应经、高叙；47.吴惠、吴文生；48.林廷庸、林淳、林通、林文琛、林文奎、林志麟、林璋、林东阶、林志寅、林东望；49.叶亨、叶性、叶麟；50.叶徽、叶举、叶春泽；51.赵纲、赵纹；52.戴昂、戴敔、戴亢；53.张璨、张海；54.孟玘、孟暠、孟邦杰；55.金璧、金文明；56.曹棫、曹梅、曹世盛；57.黄埙、黄文省；58.郭子声、郭懿；59.罗惟远、罗一鸑；60.张濬、张天显、张元秩、张炜；61.孟晟、孟镇；62.叶烶、叶文浩；63.周熊、周朝佐、周朝俛；64.王士奇、王公大；65.梁柟、梁鼎、梁鼒；66.倪珏、倪钦、倪组、倪缉；67.刘芳、刘竑；68.王俊、王道立；69.傅鼎、傅孟春；70.赵汝宜、赵德刚、赵友益；71.许坦、许绎、许继、许嗣宗；72.张泽、张孟中；73.陈谨、陈一愚；74.郑鑛、郑举、郑启谟；75.刘世扬、刘鹤翔、刘鹄翔；76.周尚文、周忠；77.叶坚、叶奇；78.刘宣、刘勋；79.郑汝美、郑允璋、郑应经；80.林文焯、林文炳；81.李珏、李镕；82.叶顺、叶邦荣；83.戴亨、戴高；84.张懋、张廷器、张世衡；85.陈、陈子文、陈尧钦；86.袁升、袁成能；87.林继显、林继皋、林继禄、林朝聘；88.陈元成、陈命；89.陈晔、陈淮；90.邓珙、邓荣、邓熺；91.王琏、王应槐；92.黄源大、黄仲阳、黄季瑞、黄颖；93.陈元珂、陈元琰、陈梦槐、陈梦梧；94.叶继善、叶继美、叶继熙、叶钦训；95.谢源、谢宜相；96.郑朝美、郑天行；97.黄泽、黄宗器、黄宗概；98.陈文衡、陈士仪；99.郑琳、郑逑；100.林泰、林春；101.陈源清、陈柯；102.周明、周文燫、周仕阶；103.张瀚、张枢；104.姚举、姚本崇；105.邓斌、邓幹；106.蔡浩、蔡本端、蔡可升；107.施可学、施爱；108.郑炤、郑墀、郑云蓥、郑云镐；109.陈联芳、陈绍裘、陈肇曾；110.李鏓、李遇春、李一豸；111.林克润、林有台；112.林允大、林元立；113.周伦、周昶、周禧；114.郭雍、郭鼎卿；115.谢增、谢廷策；116.陈珪、陈铣、陈乐、陈勋；117.王子聪、王梦麟；118.亢思谦、亢孟禧；119.卓瑀、卓扬烜；120.林国相、林士钊；121.林堪、林材、林之蕃；122.郑渭、郑士奎；123.唐鲤化、唐海；124.邓忠、邓迁、邓原岳、邓尔缵；125.黄铿、黄功懋、黄鼎之；126.孙承谟、孙承谋、孙承议；127.高岩、高士奇、高士良；128.陈汝扬、陈仪；129.叶公垔、叶良渐；130.李元任、李元佐；131.郑日休、郑瑄；132.孙国隆、孙鹏举；133.董廷钦、董谦吉；134.唐虞治、唐如皋；135.曾熙丙、曾庭龙；136.陈一元、陈言；137.赵江、赵尔棨；138.冯瑶、冯珏；139.林爚、林世珍；140.邓焯、邓焲；141.张源清、张源洁；142.郑濬、郑瀛；143.邵文忠、邵甫；144.徐、徐熥；145.胡文举、胡尧元；146.张嘉猷、张事心；147.陈治、陈国模；148.蓝济卿、蓝圻。林元美家族、陈叔刚家族、诸邓家族是闽县科举绵延最长久的三个家族。

在闽县所涌现的科举家族中，郑塾家族与郑莹家族可能是同族，林元美家族与林澄家族可能是同族，闽县所有的邓姓家族可能均是竹屿邓氏后裔。以竹屿邓氏为例，我们观察到万历《福州府志·选举志》中一个很罕见的文化现象，即该书于每位举人名下均注明其人所习儒家五经之何种，诸邓在科举事业上所习皆为《礼经》，当是其家学，故有此推断。

侯官县的科举家族：1.王褒、王肇、王应钟、王应时、王佐、王鼎、王希旦、王昺、王德沛；2.高桐（一作同）、高旭、高圭、高应祯、高世魁；3.郑瑛、郑珞、郑亮、郑伯和、郑澄、郑漳、郑澜、郑相、郑维邦、郑熙、郑梁；4.张信、张衡、张焕文；5.林玭、林玠、林瑭、林文缵、林壆、林璧；6.徐福、徐宗福；7.黄镐、黄澍、黄梓；8.黄维绚、黄世昭；9.刘景正、刘景星；10.吴环、吴伯璋；11.陈晶、陈纶；12.裴俊、裴仪、马森、马荧、马歘；13.郑懿、郑应、郑纲；14.曾仪、曾端、曾日章；15.林廷器、林；16.林泽、林实；17.姚铣、姚继、姚志和；18.陈晖、陈晋、陈时济；19.王善、王康、王大经；20.何俊、何澄；21.郑珙、郑济、郑威；22.林渭、林时中、林士元；23.王徽、王德广；24.陈淮、陈德懋；25.孙崇、孙渊；26.廖伯牛、廖机；27.王士昭、王士和、王皋伯；28.王升、王釴；29.林春泽、林应亮、林如楚、林如召、林慎；30.宋宣、宋邦瑞；31.袁宗耀、袁表、袁敬德；32.杨寿、杨晖；33.周荣、周亮、周书；34.祝廷玉、祝时泰；35.陈旻、陈席珍；36.林幹、林天骏；37.张瑛、张概；38.施廷美、施博爱；39.姚珏、姚良弼；40.王介、王镗；41.陈相、陈情；42.陈元祐、陈儦；43.林溧、林源清；44.郑訚、郑惇典；45.林春秀、林春茂、林继志；46.赵璧、赵奋；47.赵宏、赵世显；48.薛梦龙、薛梦雷；49.甘一夔、甘世祯；50.许榖、许天叙；51.游兴、游士章；52.曹学佺、曹孟嘉；53.郑逢兰、郑燠；54.许珌、许友；55.周文瑞、周文奇；56.蒋文、蒋镗；57.翁兴贤、翁正春；58.陈模、陈凤来；59.郑鹏、郑节。

怀安县的科举家族：1.郑贞仲、郑琮、郑宪、郑世泽、郑余庆；2.洪顺、洪英、洪晅、洪世文、洪世迁；3.林文秸、林文秩；4.丘良、丘彀；5.张祝、张汝华；6.郑浩、郑玉；7.曾芑、曾师孔；8.陈阳、陈廷璧；9.包冈、包绮；10.王佐、王鼎、王钦、王键、王湛、王应桂、王达枝；11.王浩、王弼；12.严烜、严贺；13.蓝昌、蓝通、蓝淦；14.申屠建、申屠达；15.林茂坚、林惟贞；16.林璟、林鐄；17.唐仪、唐选；18.廖诚、廖云腾、廖云翔、廖世昭、廖云从、廖世魁；19.陈文升、陈垕；20.薛文旭、薛文易；21.王鑛、王玠、王鎣、王应桂；22.郑宏、郑元吉；23.陈崇、陈勃、陈宪、陈公升、陈铎、陈九功、陈跃潜；24.邵济、邵廷瑗；25.张潜、张孟敬、张世宜；26.陈桂、陈思顺；27.翁文泽、翁继荣；28.林孔仁、林思诚；29.阮时懋、阮鱼、阮北；30.何琼、何伟、何鎣；31.林伟、林继贤；32.徐灌、徐栱；33.魏廷美、魏道亨、魏濬；34.马寅、马彦；35.高伯龄、高、高廷忠；36.汪继宗、汪澄江。

长乐县的科举家族：1.陈仲完、陈洵仁、陈湜、陈全、陈陵、陈大濩、陈一科、陈伯谅、陈瑞、陈省、陈见、陈琦、陈长祚、陈长濬、陈长勉、陈藩、陈谔、陈长进、陈克震、陈垐、陈侃、陈坡、陈京、陈嘉谋；2.林希启、林舆；3.林赐、林侨；4.高沂、高森；5.李骐、李达；6.王康、王阜；7.谢复进、谢章甫；8.谢士元、谢文礼、谢文著、谢廷柱、谢汝韶、谢符、谢宽、谢勖、谢杰、谢肇淛、谢廷衮、谢汝烈、谢汝璇、谢廷觐、谢廷侃；9.郑序、郑崇；10.陈李、陈潭；11.陈昌本、陈时望；12.陈拱、陈遂良、陈祐德；13.林明德、林则方、林则裕；14.黄注、黄世忠；15.陈则安、陈时宪、陈锭、陈洙、陈濂、陈祖武；16.戴天锡、戴仁溥；17.陈文沛、陈时范；18.石璧、石震、石磐；19.陈维新、陈英选；20.陈昌、陈鸿渐；21.陈景隆、陈懋观、陈经济；22.郑庆、郑时华；23.林世章、林裕阳；24.陈子芳、陈应龙；25.马铎、马叔文、马思理；26.郑岳、郑允成；27.陈玉、陈时、陈天锡；28.李孟玉、李叔玉；29.黄均、黄昌隆、黄鉴；30.林希、林汉恭；31.陈德隆、陈谨、陈让、陈谈、陈豫章、陈讃、陈銮；32.陈俞、陈秋鸿、陈文试；33.庄礼、庄文玄、庄惟春；34.陈崇德、陈用贤；35.郑昊、郑宗仁、郑守思；36.陈养德、陈宗谟；37.林节、林公黼、林模、林逢春；38.戴均、戴玉成；39.郑锡文、郑源涣；40.吴实、吴锡、吴镆、吴铸、吴麓；41.陈天然、陈秉雍；42.林时益、林时润；43.王有恬、王琮；44.郑世威、郑应晓；45.陈良珍、陈梦旭；46.林慎思、林德、林安；47.高淮、高谷学；48.黄熙、黄谟；49.兰侃、兰葆；50.蒋行义、蒋奕芳。长乐县的科举家族以谢氏和陈仲完家族人才最盛。

福清县的科举家族：1.陈得安、陈举；2.官伯齐、官瑄；3.敖旦、敖琎、敖；4.项澄、项潭、项志德；5.张谷、张烜；6.林枢、林宜祥、林錞；7.黄珏、黄泗；8.李润、李楚、李庶；9.郑陆、郑慕；10.陈鉴、陈世仁、陈德华；11.何司明、何世祺；12.郑拱、郑廷焘；13.方日乾、方秉钺、方塘、方腾奎；14.郭万程、郭应宠；15.何熙、何御、何应轸；16.林信、林一鹄；17.薛廷宠、薛廷亮；18.林资深、林资澜；19.林一清、林廷奎；20.陈汤敬、陈阳和；21.周信、周大时；22.施观民、施三捷；23.薛辉、薛耀；24.卢一诚、卢伯寀；25.陈尧道、陈有元；26.魏体明、魏汝振；27.叶朝荣、叶向高、叶成学、叶益蕃；28.林洪、林灏；29.郭誉、郭元钦；30.江辉、江顼；31.蔡杰、蔡仕达；32.陈仕贤、陈世良；33.王克复、王继恩；34.何邦靖、何邦义。

连江县的科举家族：1.陈执中、陈焕；2.赵恢、赵壆、赵概、赵绣；3.赵琏、赵皡；4.赵雍、赵琰、赵崇；5.陈隆、陈宠、陈仲贤、陈瑞；6.林锦、林泙、林述；7.陈硕、陈从儒；8.林彦修、林彦学；9.林淮宗、林衷、林纪；10.陈元宪、陈秉诚、陈秉谟；11.欧思诚、欧思贤；12.陈坦、陈址、陈瑞锡；13.陈鸿渐、陈国信；14.杨公荣、杨廷秀；15.吴世泽、吴文华、吴承照、吴承熙、吴承烈；16.林英、林果、林炳；17.林汉川、林埙；18.张子初、张伟、张谨。

永福县的科举家族：1.王偁、王伟；2.张泗、张铎、张璄、张文熊、张世樑、张世堪；3.张克济、张增善；4.林注、林起凤；5.张启濬、张世梁；6.陈兆相、陈晃。

闽清县的科举家族：1.谢瑀、谢铎；2.赵明、赵士让；3.詹洪相、詹洪肇。

古田县的科举家族：1.张以宁、张隆、张煜、张炬；2.林子仁、林廷衮；3.郭文涓、郭岱。

罗源县的科举家族：1.张祐、张满；2.韩魁、韩俊。

以上合计359个家族，包括了世代簪缨、父子、兄弟、祖孙、任子等取得举人以上功名或贡生资格的家族类型。科举家族在福州府各县的不均衡分布，必然导致文学家族在郡内各县分布不平衡。

文学家族的生长与科举家族的形成基本上呈现出正相关的关系，严谨地说，科举家族却未必能形成文学家族，这一点认识在对明代福州府和兴化府科举家族的考察中可以得到确认。兴化府的科举恒居全省三分之一，而该府的文学家族却未在全省的文学创作中占同样的份额，显示出科举作为社会地位、阶级层次更换和升级的一种有效手段，取中进士之后便可“释褐”，衣锦还乡，人生目标的现实功利性和世俗性相当浓厚，对于文学创作则未必产生有效的影响。闽县的张聪家族在科举上极为成功，张聪本人于建文元年己卯（1399）以《诗经》中举，次年成进士。这一家族有十余人中举，张聪的玄孙张燮（非万历间漳州府龙溪县张燮）更是成为弘治十四年（1501）辛酉科的解元，可是历代所修的《福建通志》、《福州府志》、县志均无收录该家族的任何一种著述，足堪叹惋。侯官的张信家族自张信于洪武二十三年庚午（1390）举人中式，其子张衡于永乐二十一年癸卯（1423）中举，张信曾孙张焕文于嘉靖七年戊子（1528）中举，从张信至张焕文，隔130余年，在科举上可谓有成就，于文学和学术方面却了无著作。

葛兆光教授以为：“‘人’的籍贯，并不等于他受教育和从事学术的地域背景，尽管古代社会人的流动性不大，但是在清代，学者常常是流动的，不光是‘不闻往教，但闻来学’，要追寻名师，而且名师也为了生机，要到处去坐馆教书或为幕谋生。”“由于流动和通信的缘故，我们对于清代某种地域的文化，必须要有超地域的地域观，而且最好是流动的观念。”^[56]明代福建的文学家族相对稳定，基本局限在福建本省范围之内，家族和家族成员外迁者并不频繁，游幕现象远不如清代学者之盛且多，怀土和省籍的观念比较强烈。

本书的研究重点在于揭橥明代福建的文学结聚现象，在此基础上描述明代福建文学发展史。明代福建文学结聚的大端在于以337个家族（或称世家、望族、宗族）呈现出来的文学创作现象，明代福建文学创作主体是以地域相对稳定的、家族世代传承的文学创作群体，而这种文学创作现象与科举现象紧密结合在一起，科举是家族文学创作的基础和条件。同时，本书谨慎处理“人的籍贯”与“人的流动性”的关系，注意到如许榖、陈仲进、黄居中等福建家族外迁的情形。

[1] 何乔远《闽书》卷七十三，第2149页。按：万历之后福建乡试的名额屡有变化：天启元年以恩增四名（乾隆《海澄县志》卷八一说增三名），后仍旧额；崇祯十五年增至一百五名（刘超然《崇安县新志》卷十七，中国方志丛书华南地方第238号，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年影印，第344页）。

[2] 陈琛《陈紫峰先生文集》卷首年谱，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73册，影印第509页。

[3] 田汝成《田叔禾小集》卷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88册，影印第414页。

[4] 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欧阳修全集》卷四十三，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612页。

[5] 葛兆光《清代学术史与思想史的再认识》，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12年第1期，第14、15页。

[6] 林俊《龙岩儒学改立记》，《见素集》卷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 《闽书》：“旧志有洪武三十五年一榜，考是岁革除，故元年开科而明年甲申会试。”（第2151页）按：洪武三十五年即建文四年壬午（1402）。

[8] 曹丕《典论·论文》，《六臣注文选》卷五十二，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967页。

[9] 按：永乐七年（1409）未殿试，所有贡士寄监读书至永乐九年殿试。

[10] 按：同治刊本《福建通志》卷百五十二作姚士显（影印第2675页）。

[11] 叶向高《苍霞续草》卷一，四库禁毁书丛刊第124册，影印第604页。

[12] 张廷玉等《明史》卷七十，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696、1697页。

[13] 黄凤翔《田亭草》卷五，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44册影印万历三十九年甘雨刻本，影印第423页。

[14] 林希元《同安林次崖先生文集》卷八，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75册，影印第599页。

[15] 按：《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972页、第2428页，有刘孔礼者，系福建晋江人，明永乐二年三甲第169名进士。永乐间，泉州府进士更无刘姓者，故此刘孔宗即刘孔礼。

[16] 陈寿祺等《福建通志》卷百三十七，影印第2417页。

[17] 陈寿祺等《福建通志》卷百三十七，影印第2431页。

[18] 陈寿祺等《福建通志》卷百三十七，影印第2434页。

[19]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丁未闽中词林之盛”条，第2180页。

[20] 郭柏苍《全闽明诗传》卷二十四，《全闽诗录》本第931页。

[21] 黄凤翔《梧州府知府槐江丁公墓表》，《田亭草》卷十七，影印第653页。

[22] 陈寿祺等《福建通志》卷五十六，影印第1137页。

[23] 按：《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第2532页）二甲进士九十名有两林一新。查该书第1619页，惟一漳浦林一新，两林一新必为误书。

[24] 沈定均《漳州府志》卷二十九，漳州市图书馆2005年影印王君定据光绪三年芝山书院刻本抄本，影印第603页。

[25] 据同治刊本《福建通志》卷百五十二第48页、《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补入。《闽书》卷一百十九载万历七年己卯王以道在顺天府举人中式（第3597页），同治刊本《福建通志》卷百五十六即作王以通，注“八年进士”（第6页），故王以道当改作王以通。

[26] 林希元《同安林次崖先生文集》卷六，影印第555—557页。

[27] 林希元《同安林次崖先生文集》卷七，影印第569页。

[28] 民国石有纪、林琴《莆田县志》记载：“（四十一年）十一月，倭陷兴化城。……新倭四千余日来薄围。二十九日夜四更，城陷。……城中焚掠一空。自倭乱数年，倭破卫所、州、县城百数，未尝破府城。至是远近震动。……倭寇屠城，林兆恩命门人瘗骸四万余身。倭入城，兆恩避匿三洲。倭酋素闻其名，造庐求见不得。至是，倭退，城内外积尸累累。兆恩命人分别男女火化，收瘗于太平山四千余身；南北洋各村则掘地深若埋，亦四万身，为诗祭之。”（卷三，影印第70—72页）

[29] 石有纪、林琴《莆田县志》卷十四，影印第570—571页。

[30] 王世懋《闽部疏》，续修四库全书第734册影印明万历四十五年陈于廷刻纪录汇编本，影印第124页。

[31] 林尧俞序，廖必琦等《兴化府莆田县志》卷首，中国方志丛书华南地方第81号，第16页。

[32]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第518—519页。又见吴肃公《明语林》卷七《栖逸》第51条。

[33] 何乔远《闽书》卷二十三，第545页。

[34] 林尧俞《兴化府志》卷四十三，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抄本，第4页。这种状况的出现，可能与兴化府内部莆、仙二县之间学额方面的规定有密切关系。民国《莆田县志》卷十一：“明制：莆人田产在仙游者，随粮应试，名曰寄庄，而莆士占仙籍者尝十居七人。明季，仙游人群起攻讦冒籍，督学樊英酌定府县学额，议以仙归仙，以府归莆二人，不得与仙试，而仙人不得拨府学。”至清代，“乾隆十七年，督学冯铃多拨仙童三人，莆人争之，具题。奉旨交督抚查办，巡抚陈宏谋会同总督喀尔吉覆奏，部议仍照旧例三七分，拨莆田四十四名、仙游六名，永为定案”（影印第421—422页）。莆田县学额远不能满足该县举子的需求，以至于冒籍侵占仙游县学的名额，大大压挤了仙游举子的发展空间，从而造成两县极不平衡的科举力量，这种情况延续到清代。

[35] 廖必琦等《兴化府莆田县志》卷首，《凡例》，第1页。

[36] 林俊《见素集》续集卷八。

[37] 黄仲昭《未轩文集》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此记为民国《莆田县志》卷十一所收，文字稍有不同。

[38] 陈寿祺等《福建通志》卷二百七十三，影印第5206页。

[39] 石有纪、张琴《莆田县志》卷十二，中国地方志集成福建府县志辑第16册，影印民国三十四年抄本，影印第470页。根据这两条资料可知，明代嘉靖之后一百余年（1531—1644，113年，37科）莆田县的科举比起明初一百余年来（1370—1528，158年52科）逊色很多，两段的举人分别是611人和1111人，进士分别是201人和324人。

[40] 石有纪、张琴《莆田县志》卷三十四，影印第840页。又云：“莆中以经术著名，而伏、毛二学尤为耑门。德靖之后，稍稍涉及他经。”（影印第841页）

[41] 陈寿祺等《福建通志》卷五十五，影印第1132页。

[42] 康熙四十四年乙酉（1705）朱元春序康熙《莆田县志》，载廖必琦《兴化府莆田县志》卷首。

[43] 郭柏苍《全闽明诗传》卷六，《全闽诗录》本第181页。按：今修《莆田县志》（中华书局1994年版）以为明代莆田县进士538人，文举人1753人，武举人83人（第二十九篇《教育》第一章《古代教育》第三节《考试》表29—3《莆田县历代朝廷、地方文、武考试中式及荐辟、舍选出仕人数表》）。

[44] 林尧俞《万历兴化府志》序，第3页。

[45] 林俊《见素集》卷八。

[46] 陈寿祺等《福建通志》卷五十五，影印第1132页。

[47] 陈寿祺等《福建通志》卷二百七十三，影印第5206页。《闽小记》载“莆田黄氏解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影印，瓜蒂庵藏明清掌故丛刊，卷一，第19—20页）。

[48] 陈寿祺等《福建通志》卷百五十五，影印第2733页。按：林文宾，嘉靖二十二年广西乡试第二名举人。

[49] 按：《闽书》：“先是，七年癸未春二月，会试场屋灾，诏移秋八月。至是，春三月始廷对唱名。”（第2155页）

[50] 石有纪、张琴《莆田县志》卷三，影印第66页。

[51] 石有纪、张琴《莆田县志》卷三，影印第66页。

[52] 陈琛《陈紫峰先生文集》卷六，影印第585页。

[53] 林希元《同安林次崖先生文集》卷八，影印第75—599页。

[54] 陈寿祺等《福建通志》卷六十七，第1375页。

[55] 陈寿祺等《福建通志》卷百五十二，第2657页。

[56] 葛兆光《清代学术史与思想史的再认识》，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12年第1期，第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