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诗词体式发展概述

我国诗词的产生发展源远流长，诗歌体式在悠久的诗歌历史中，经过了多次的演变。

我国最早的诗歌以先秦时期的《诗经》和《楚辞》为代表。

《诗经》基本以四言句为主。例如《卫风·氓》：“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送子涉淇，至于顿丘。匪我愆期，子无良媒。将子无怒，秋以为期。”

《楚辞》是楚歌体，以六言句为主。如《楚辞》中屈原所写的长诗《离骚》：“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这里的“兮”字是语气助词，相当于今天的“啊”，是发声之词，所以不算在六字之内。

《诗经》《离骚》的这种四言、六言的体式，没有被后代诗人继承，而是由后代汉赋、六朝赋及骈体文所继承。王力先生就认为：“《诗经》是赋的渊源，《楚辞》是赋的近源。”至于后代诗人所继承的，则是《楚辞》中《九歌》的某些体式。如《九歌·少司命》中的句子：“入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诗中的七言句，大多数都带有“兮”字。这种七字一句的句法影响了后代的诗歌。项羽和刘邦的诗就运用了这种体式。比如项羽的《垓下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刘邦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其中每句有一“兮”字，所以还不能作为真正的七言诗，与七言诗句子的格式韵味不同，而且此后也没得到继承。《诗经》《楚辞》中有些诗，也杂有无虚字的五言句或七言句，这大约对后世五言诗和七言诗有影响，但不能说五言诗和七言诗起于诗骚，因为还没有全篇皆为五言、七言的诗。

到了汉代，出现了五言古体诗。汉朝时期，诗歌产生了一种新的体式——乐府。乐府也有采自民间歌谣的杂言体。所以一般认为，真正的五言诗起源于西汉的民谣。

文人写的五言诗到东汉才出现。但值得注意的是一种以五言为主的体式，如李延年的《佳人歌》：

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

此诗为五字一句，其中“宁不知倾城与倾国”，虽八字一句，但“宁不知”为衬字。这基本就是五言诗了，之后的诗歌继承了这一体式，没有衬字，形成完整的五言体式。东汉末的《古诗十九首》已是比较成熟的五言诗。如《行行重行行》：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

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

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

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

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

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

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

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此诗是《古诗十九首》中的第一首。描述的是女主人公与所爱的人分离，日夜思念，并期盼所爱之人能早日归来。关于《古诗十九首》的时代与作者，过去曾有不少争议，一般说来大约是东汉后期至建安以前的作品。

在汉代，也出现了七言古体诗。两汉四百年间，全篇由七言构成的作品今天被人们提到的有两首，第一首是汉武帝时的君臣联句，即所谓《柏梁台诗》。这首诗出于后代小说，漏洞甚多，实不可信，而且生编硬凑，堆砌敷衍，也完全没有什么诗味。但是句句押韵，后人把这种诗体称为“柏梁体”。

第二首是张衡的《四愁诗》：

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从之梁父艰，侧身东望涕沾翰。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路远莫致倚逍遥，何为怀忧心烦劳。

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从之湘水深，侧身南望涕沾襟。美人赠我琴琅玕，何以报之双玉盘。路远莫致倚惆怅，何为怀忧心烦伤。

我所思兮在汉阳。欲往从之陇阪长，侧身西望涕沾裳。美人赠我貂襜褕，何以报之明月珠。路远莫致倚踟蹰，何为怀忧心烦纡。

我所思兮在雁门。欲往从之雪雰雰，侧身北望涕沾巾。美人赠我锦绣段，何以报之青玉案。路远莫致倚增叹，何为怀忧心烦惋。

诗味很浓，但这四首诗，每首的第一句还都带着一个“兮”字，还拖着一个楚歌的尾巴。而且四首诗连起来读，每一首的第一句又都是一个往返的重复，这是采取了《诗经》的程式化表达方法。所以王力认为张衡的《四愁诗》还不是纯粹的七言诗。

真正摆脱了楚歌形式的羁绊，使七言形式宣告独立的作品就不能不说是魏晋时期曹丕的两首《燕歌行》了，下面举其中一首为例：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

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

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

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

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琴鸣弦发清商，

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

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

尔独何辜限河梁？　　　　　　　　

此诗格调清丽宛转，句式整齐，每句七字，而且句句押韵，都是平声，这也是楚歌的方法。因此它代表了七言古诗发展的一个阶段，说明此时的诗歌体式还没有完全摆脱楚歌的影响，七言诗并未完全成熟。但是曹丕学习汉代乐府，学习前人诗歌，在形式上具有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晋宋作家摹写七言，还照此继续走了相当长的一段路。

从《诗经》的四言体式，到《离骚》，再到由《楚歌》形成的各种体式，《乐府》的五言，及至成熟、完整的五言诗的出现。这便是中国诗歌体式形成发展的早期阶段。

南北朝到唐代以前是中国诗歌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也奠定了近体诗的基础。

范文澜先生曾说过：“文学史上古体律体是两大分野。自建安讫南朝是由古至律的转变时期，这个转变之所以成功，是由于声律的研究和运用。声律之所以被研究和运用，是由于受到梵声的影响，也就是印度声明论对中国文学的一个贡献”。^[1]

东晋末，谢灵运等人开始讲究诗歌的对称美，此后骈文盛行，对仗作为一种重要的修辞手段被广泛运用。齐梁时期，沈约、周颙（yóng）等人发现了汉语平上去入四声的存在，受梵文“声明论”^[2]的启发和影响，创“四声八病”^[3]说。他们与谢朓、王融等人将四声运用于诗歌写作，强调用声调来调节诗句的抑扬顿挫，主张“一篇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沈约《宋书·谢灵运传》）。逐渐形成了永明新体诗（永明，南齐年号），因此这种永明新诗体是格律诗产生的开端。

四声的发现促进了诗歌韵律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韵书的发展。所以到公元5世纪、6世纪的南北朝时期韵书蜂出，如李登的《声类》、吕静的《韵集》、夏侯咏的《韵略》等，但都亡佚，没有流传下来，至隋代出现了《切韵》这部影响深远的韵书。在韵例方面，由柏梁体发展到隔句押韵的七言诗，最早的隔句押韵七言诗据说是鲍照的《拟行路难》组诗中的七言诗。如：

奉君金卮之美酒，玳瑁玉匣之雕琴。

七彩芙蓉之羽帐，九华蒲萄之锦衾。

红颜零落岁将暮，寒光宛转时欲沉。

愿君裁悲且减思，听我抵节行路吟。

不见柏梁铜雀上，宁闻古时清吹音。

上述情况表明，近体诗的句式、对仗、平仄、用韵等要素在南北朝时期已经出现。到了唐代初期（大约在唐高宗到武后时期），宋之问、沈佺期等人不仅提倡诗歌应讲究声律和对偶，而且提出了平仄相粘的规律，并把这些规律付之于创作实践，确立了“回忌声病，约句准篇”^[4]的格律诗创作原则。于是近体诗这种讲究格律的诗体形成了。可以说初唐诗人杜审言是唐代“格律诗”的奠基人之一，他的诗作大多朴素自然，格律严谨，技巧纯熟。沈佺期和宋之问的诗标志着律诗的全面成熟和定型。唐人喜欢写近体诗，同时也写了大量古体诗，像李白、杜甫、白居易都是既擅长近体诗又擅长古体诗的圣手。

唐朝的诗歌发展超出过去任何一个时代。近体诗就是唐代从永明体的不完善状态下逐渐转换演变而成。唐人为了和古体诗（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古风”）加以区分，名为今体诗。今体诗歌根据汉字平仄的特点使诗歌有了严谨的格律，具有抑扬顿挫的和谐美与形式美、精炼美和音乐美，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和表现力。

随着时代的发展，在盛唐的中叶又出现了一种新的诗体——词。词最初是来自民间，称为“曲子词”，源于乐府。从格律上讲，则源于近体诗，但与近体诗的区别为句式是长短不一的，所以又称为长短句。词刚开始以小令为主，以后发展为中调、慢词等。到宋朝出现了词的昌盛期，代表人物有欧阳修、柳永、苏轼、李清照、晏殊等著名的词人。他们风格迥异，大体出现豪放词风及婉约词风，影响后人。

词在南宋已达高峰，到了元代散曲流行，诗词乃退居其后。当然，散曲从广义上说，也是一种诗歌。元曲中的词跟宋代的词是相似的，也讲究声律和韵律，但二者并不完全相同。元曲词的字句不如宋词那样固定，是可以增减的，显得比较灵活。此外，元曲中有些曲子字句不拘，可以增损。还有少数曲调名同而音律不同。从狭义理解来说，元曲有别于古代诗和词，所以我们没有对其深入探讨。

明代诗歌是在拟古与反拟古的反反复复中前行的。清代诗词流派众多，但大多数作家均未摆脱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套子，难有超出前人之处。因此明清时期的诗词主要是按照中古形成的诗律和词律而作。不过清末龚自珍、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以其先进的思想，打破了清中叶以来诗坛的沉寂，领近代文学史风气之先。他们的诗往往在内容上着眼于社会、历史和政治，揭露现实，使诗成为现实社会的批判工具，但从语言形式上仍然是对古诗词的继承和实践。

[1]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商务印书馆，2010。

[2] 声明：佛教语。五明之一。古印度的文法、声韵之学。

[3] 四声八病：“四声”指中古汉语字音的声调，即平声、上声、去声、入声四种，总称“四声”。“八病”指的是作诗在声律上应当避忌的八种弊病。南齐永明中沈约等倡声病说，至唐始有八病的名目，宋人更加以发挥。八病为：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平头指五言诗第一字、第二字不得与第六字、第七字同声（同平、上、去、入）。一说，句首二字不得并是平声。上尾指第五字不得与第十字同声（连韵者可不论）。蜂腰指五言诗第二字不得与第五字同声，言两头粗，中间细，有似蜂腰。鹤膝指第五字不得与第十五字同声，言两头细，中间粗，有似鹤膝（近人从宋蔡宽夫说，以为五字中首尾皆浊音而中一字清者为蜂腰，首尾皆清音而中一字浊者为鹤膝）。大韵指五言诗如以“新”为韵，上九字中不得更着“人”“津”“邻”“身”“陈”等字（即与韵相犯）。小韵指除韵以外而有迭相犯者（即九字之间互犯）。旁纽一名大纽，即五字句中有“月”字，不得更着“鱼”“元”“阮”“愿”等与“月”字同声纽的字。正纽一名小纽，即以“壬”“衽”“任”“入”为一纽，五言一句中已有“壬”字，不得更着“衽”“任”“入”字，致犯四声相纽之病，八病说原为研讨声韵和谐变化，对律诗的形成起了一定的作用，其弊病在于刻意追求形式，雕琢烦琐，反而束缚了诗歌内容的表达（参阅宋梅尧臣《续金针诗格》、清纪昀《沈氏四声考》下）。

[4] 回忌声病，约句准篇：语出自《新唐书·宋之问传》。回忌声病，是说诗歌要讲求声律，它包含两个方面：第一是句中的声调〔平仄〕调配，第二是句脚的协韵，它是诗歌音乐美的组织基础。约句准篇，主要是指古代诗歌的篇幅大小问题，既限定句数，以为一篇之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