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热爱何其芳同志——何其芳纪念集《衷心感谢他》序

我们的老所长何其芳同志，诞生于一九一二年二月五日，逝世于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四日。今年是他诞辰七十五周年，逝世十周年。文学研究所为了表达对于自己的创业者和心灵导师的热爱之情，编辑了这个纪念集，以献祭于他高洁的灵魂之前。

这部纪念集，把我们所爱戴的巴金同志所写的文章《衷心感谢他》放在卷首，并以这篇文章的题目作为书名。巴老对人的评价是正直的，他的文章的题目表达了我们共同的情感。这部集子中的每一篇文章，都是一支燃烧的蜡烛，所有的怀念的烛泪与光波都是从心灵的深处涌流出来与放射出来的。

我们的怀念确实是“衷心”的。这种怀念是内心的渴求。即使没有人“组织”，没有人编辑纪念集，人们也会怀念他的。人们心中的憎恨之情不爆发是一种痛苦，而热爱之情不表达也是一种痛苦。这部集子所记录的正是我们不能不表达的热爱之情。

我是一九七七年何其芳同志逝世之后才到文学所的。到所后的十年，尤其是我担任文学研究所所长的这两年，我深深地感受到文学所同仁对老所长的爱。尽管在二三百人的研究单位内，有不同的学派，有不同的政治见解与学术见解，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几乎所有的同志都衷心地缅怀何其芳所长，都感到这位富有诗人气质的所长时时亲切地、憨厚地和自己在一起，时时和蔼地活在自己的心中和活在自己工作的岗位上。

与他接触过的同志敬服他是很自然的。我自己也就是一个从无知到衷心敬服他的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由于极左狂潮的影响，我曾经批判过他的“修正主义文艺观”，用可笑的、愚蠢的“红卫兵”语言，声讨过他“打着红旗反红旗”。我常记起这件荒唐事。一九七五年七八九三个月的时候，我的思路已有很大的改变，并感到何其芳同志的可敬可爱之处。那时，为了和被“四人帮”控制的《红旗》杂志唱点对台戏，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决定办《思想战线》，我是筹备小组的成员，负责文学组的工作，于是，我就去请何其芳撰稿。一见到他，我就说，其芳同志，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在一次会上发言，批判过您，您还记得这些荒唐事吗？他很诚恳地说：年轻时谁都荒唐过，但大半是过于单纯的荒唐。其芳同志大约是为了安慰我，很快就像谈心似的和我谈起他的苦恼，说他现在脑子不太好，思维常常会突然中断，就像钟表里的弦，忽然不灵了，想说一件事却突然忘了，怎么也想不起来，抱着一个热水瓶去打水，到了门口，停住了，忘记自己要到哪儿去。他像一个老朋友似的说：我想做许多事，还要学德文，这个脑子不管用了。听他诉说心事，我觉得自己和他之间已靠得很近很近。

尽管当时的政治和文化环境非常恶劣，尽管他身体并不好，但是，只要有一点隙缝，他就要挣扎，就要去寻找隙缝外的光明。因此，他爽快地答应要写一篇谈论《水浒传》的文章，他说，毛主席对《水浒传》发表了意见之后，有一种全盘否定《水浒传》的潮流，我不赞成。毛主席尽管指出《水浒传》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但并没有全盘否定这部古典名著，我们作为文学研究工作者，更不应当否定这部著作。他说，现在没有人敢公开肯定《水浒传》是不对的。我国称得上第一流的古典长篇小说，只有《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儒林外史》、《西游记》五部，轻易否定哪一部都不行，我们不能跟着社会潮流跑。他讲这番话时情绪很激动，也很诚挚。大约过了两个星期，我去向他索稿，他一见到我就兴高采烈地说，我最近天天都写得很晚，一天大约是三千字的速度，而且大胆地说了些不合时宜的话，越过一个险峰又一个险峰。讲到这里时，他非常兴奋，并问我，林修德同志（《思想战线》主编）敢发吗？他当时情绪很高，并把他写好的一篇大约有两万字的论文交给我，可惜，由于当时政治风云的突然变化，《思想战线》夭折了，其芳同志的这篇论文也未得到发表。但是，其芳同志当时写作这篇文章的精神状态却是我永远难忘的。他确实在“反潮流”，他不管别人怎样评价《水浒传》，自己独立地、科学地对待这部名著，他明明知道当时坚持自己的见解是危险的，随时都可以被扣上反对“最高指示”的帽子，但是，科学的良知使他忠实于自己的见解和正确地对待自己祖国的文学遗产，他既批评这种遗产中某些封建性的观念，又勇敢地确认其不可抹煞的价值，他决不背叛科学的信念。

这件事，使我感受到一个非常耿直的何其芳同志，一个带着憨劲的、执著于真理的何其芳同志。今天想起这件事，就想起何其芳同志那种为《水浒传》辩护的着急的样子。这种痴憨的样子至今仍然常常出现在我的眼前。何其芳同志这种固执地追求某种信念的憨劲，也许正是一个科学工作者最重要的品格。科学工作者需要敏捷的智慧，但不需要随风转向的机灵，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确实更需要“傻子”，而不需要“聪明人”。在风风雨雨的人文环境中生活的研究者，常常想起何其芳同志的这种憨劲，真可以感悟到很多重要的道理。

其芳同志能够成为一个诗人，得益于他的热情的天性。他的内心始终像一团火，而且主张不仅要自己燃烧，还主张以自己的火去点燃别人的火。他是一个从里到外都是很热的人。而他的学术上的成就，则得益于他的这股执意追求的“憨劲”，正是这股憨劲，使他能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念支配着整个文化领域的时候，有力量超越这种观念，提出“典型共名”说。当“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念成为一种公理和公律的时候，当对这种观念有所异议便可能遭受灭顶之灾的时候，提出“典型共名”说，实在是充满着书卷气和“傻气”的，然而，正是这种书卷气和“傻气”，使他成功。在河南明港的“五七”干校进行“锻炼”时，我曾听到他介绍自己养猪的经验。当我听到他说自己是“猪忧亦忧，猪喜亦喜”的时候，虽然感到某种伤感，但是我终于知道，其芳同志的书卷气和“傻劲”是注入到他的一切人生领域的。他的憨，他的书生意气，完全是他的天性。在科学研究中，他很难背叛自己的天性。由于何其芳同志在“诗”的领域和“论”的领域中都表现出一种共同的性格，这就是他的天真、单纯、耿直、热烈，因此，他的诗和论文都有自己的特色。他的论文具有诗的情境、诗的文采，如《论〈红楼梦〉》，可以说是诗的论文、论文的诗。但是，它毕竟是论文，因此，我们又可感到文中注入了深沉的理性和精辟的思索，在诗的文采和情境中可以见到冷静的分析，正是这样，何其芳的学术论文不仅可读性很强，而且科学性也很强，他的论文的写法，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师法。

何其芳同志作为文学研究所的奠基者和领导者，他的精神，他的人品、诗品、文品，在所里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几年来，我从许多孜孜不倦读书写作的同志身上，感到其芳同志的精神在他们心灵中生下了根，积淀成某种他们自己也未必意识到的优秀品行。何其芳同志的精神，他的执著，他的憨厚，他的耿直，他的热情，他的同志之爱与文学之爱，简直成了文学所的一种无形的性格传统。何其芳同志赢得了文学所研究人员和工作人员深深的热爱，这种爱在他逝世之后并没有死，而是发展得极为深邃。我确信这种爱是永存的。

我常常听到所内的同志在惋惜，像何其芳同志这么强壮的身体，如果不是过分疲劳，如果不是多种精神重担的压迫，他是不会仅仅活到六十五岁的。他的人生因他的勤劳精神变得辉煌，也因他的勤劳精神变得短促。他想做许多事而来不及做，这些事，作为他的后人，作为爱他的人和被他所爱的人，是需要用同样的勤劳精神去实现的，去完成的，去告慰他的光辉的灵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