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方法把握美学的尝试——杨春时《系统美学》序

我推荐过林兴宅同志用系统方法分析文学典型形象的文章，他是我的旧交；写这本《系统美学》的杨春时同志，则是才结识不久的新友。交谊、友情，是人们必不可少的心灵渴求，我很珍视它们。可是，从已有的众多新旧知己里特意张扬这两位，从我的动机说，却不是出于情分，而是为他们在文学研究中尝试新方法的实际进展感到鼓舞。在友谊和科学的关系上，我坚信爱因斯坦的态度，即把友谊看作一种聚合人们共同探索真理的向心力，他曾说：“除了许多个人的无私的合作，就得不到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近年来，研究文学的同行们越来越重视方法论问题，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所谓科学理论，从目前的认识水平看，最少得由两维即两个侧面结合而成。一个是分析研究具体对象获得的知识，这是直接的、实际的科学成果，还有一个则是在总结具体知识过程中形成的思维类型，也就是科学方法，这是间接的、潜在的、抽象的科学收获。后一类实质上是种思维定势，它往往不被人们觉察，却是反映科学的历史发展水平的根本性标志。说到文学观念的更新，其中自然应该含有修正和变换那些非科学的文学知识或判断的意思，但更主要的还是指超越陈旧的思维模式，开辟新的认知角度，采用与当代科学水平协调的研究方法。当前文学研究对方法论问题的关注，实质是更新文学观念的要求日益深入的反映。

回顾人类研究文学的历史，在思维方式这一条轨迹上，大体走过了三个阶段。最早解释文学性质的尝试，如中国的“诗言志”，和西方亚里士多德关于文学“实际是摹仿”等说法，实质上是采用了从一个理论前提到具体的文学现象这样一条思考线索，也就是演绎的分析方法。这种论证的模式，在古代的文学理论中曾长期占据着统治的地位。在中国的最高成就是“文以载道”的观念，在欧洲则出现了黑格尔那样阐述“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的庞大知识体系。演绎方法是人们尝试区分文学不同于其他意识形态的性质时形成的初级思维类型，由此产生的观念，带有不容置疑的神灵“启示”或毋需验证的“公理”色彩，仿佛文学现象只是为了受这些观念的解释。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实证主义的思潮逐步取代了人们的先验观念论。在文学研究领域，则是演绎的习惯日益被从具体事实里概括出理论观念的归纳方法所替代。自此以后，人们不愿意再轻信那些“不证自明”的文学“公理”，而更偏重分析具体的文学现象，例如文学潮流的起伏兴衰、作品的特点和风格，以及作家的心理情感，等等。因此开始了文学研究领域分化，各自独立的势头，渐渐形成了近代欧洲文学学科林立的局面。这一个历史趋势在目前仍有相当的能量，像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接受美学和比较文学等后起的文学研究学科正方兴未艾。但是，本世纪中期以来，突飞猛进的自然科学成就使人们觉察出了偏执于归纳的思维方法有重个别而轻整体的弊病。尽管它比演绎方法强调观念的现实可靠性，可从根本上说还是单线的思维方式，尚未注意从事物之间的联系上理解问题。近几十年来风靡世界的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就是旨在纠正这种方法论偏颇的新的思维类型。由于它们不约而同地突出了综合的重要性，解决了过去单线思维方式难以奏效的许多问题，越来越显示出蓬勃的生命力。

一些同志在文学研究中引进系统的分析方法，就是对这种自然科学方法转换潮流的积极反应。也许他们中有的开始只是不满于我们长期以来文学观念的死板和僵硬，也许只是直觉地要求冲破旧的文学研究格式，并未深想到思维定势的革新，甚至也许只是出于好奇心而已。可是，像林兴宅同志那样，确实用系统论的观点分析阿Q形象，分析艺术魅力等文学研究中的疑难问题取得了某些进展，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丰富了过去的呆板结论，这就不能不使深深苦恼于陈旧的文学观念的我感到由衷的兴奋，所以情不自禁地为他的努力呐喊助威。

杨春时同志比林兴宅年轻一些，可是他用系统论的“工具”钳住了一个更大的研究课题。如果说我对林兴宅的成功是“一喜”，那我初见这本《系统美学》时则是“一惊”——惊奇青年文学研究工作者的大胆和魄力。等我读完这本书的初稿，这种惊奇感并未因为看到什么奇谈怪论而变成“惊讶”，倒是也增添了“喜”的成分，化成了“惊喜感”。

杨春时同志富有创造性地把系统方法应用于美学研究，建立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首先，本书运用结构方法，由对人类生活系统的共时态与历时态的分析，科学地推导出审美系统（包括其内部形式审美意识系统），从而论证了审美是人类生活方式的最高形态。通过对审美系统的分析，揭示了诸如审美关系（结构）、审美个性和艺术个性及其对象美和艺术（要素）、审美活动（功能）等基本概念范畴的本质。如果说结构方法的考察只是揭示了审美系统的静态方面与外部联系，那么进一步的功能方法的考察则揭示了审美系统的动态方面和内部规律。通过对审美系统的功能方面的分析，本书考察了审美系统的一般动态模式和历史模式（审美方法和艺术方法），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系统的具体存在方式（风格及其内容与形式诸范畴）、作为系统功能的美和艺术的社会作用、作为反馈的审美评价和艺术批评，等等。总之，结构方法与功能方法的结合运用，揭示了美学和文艺学的诸概念、范畴的内在联系，从而克服了传统的平面的、线性的分析的局限性，建立起多侧面、多层次的立体理论框架，这不能不归结为系统方法的科学性和优越性。

《系统美学》一书的价值并不限于方法论方面的更新，也许更重要的是美学和文艺学观念的革新。本来，提倡运用新方法论进行美学和文艺学的研究并不是最终目的，而只是一种必要的手段，目的还在于理论观念本身的革新和发展。生活在发展，文艺在发展，美学和文艺学理论也应该发展。革新传统的理论，建立适应时代要求的新理论体系，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完成这个任务，需要全体理论工作者的长期努力，尤其需要一大批富有朝气、具有较新的知识结构的中青年理论工作者的勇敢探索和创新。我所以感到惊喜，就在于系统美学应用新方法进行理论研究获得了可喜的成果。这本书不是用新方法阐述旧观念，不是“新瓶装旧酒”，它把新方法与新观念很好地结合起来，从而找到了正确的美学研究的出发点。这样，本书建立了不同于国内各派的独特而又有生气的美学体系。它提出了美是对主、客观范畴的超越的论断；作出了原始意识、现实意识和自由意识（审美意识）的序列划分，以及无意识、自觉意识和非自觉意识（以审美意识为最高形态）的层次区别；对一系列美学和文艺学的概念、范畴和原理都作出了新鲜而又有启发性的论述。从总体上说，本书对审美个性、艺术个性对现实个性的超越，以及审美意识对现实意识的超越的论证，提出了审美与艺术的主体性、超越性这一重要的、新的美学思想。这种新观念对于忽视主体性和超越性的传统观念是一个有力的冲击，有助于以新的眼光来看待美和艺术，从而深化和发展我们的理论研究。可以肯定，这本著作，并非学术上粗疏的轻举妄动。所以，尽管我也觉得书中有些论证有待于进一步深化，仍期望它及早出版问世。因为作为一个青年，作者能有如此更新思维定势的勇气，已经很难得了。

自然，我也听说，借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似乎有些“冒险”。由于二者的分析对象，确有相当大的差异，这就很使人踟蹰不前。但我认为，与其踌躇，不如具体尝试更有意义。说到底，所谓“冒险”，其实不过是竞争比赛精神的激化形式而已。尤其是在学术园地里，这种“冒险”既不是自履死地，又不意味着祸国殃民，倒不妨提倡一下。否则，人们也许会彼此相安，满足于现状的罢。

一九八五年八月三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