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满洲社会变迁与旗人老舍民族心理的形成

清末民初，满洲社会经历过一场巨大变迁。我们甚至用“天翻地覆”“沧海桑田”来形容它，也不为过。

1911年的辛亥革命，不单结束了中国这个古老国度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时代，同时，也因为直接了结的是清朝的政治统治，它便又增加了一重意义，即终止了中国境内的一个少数民族——满洲族人——对这个国家将近三个世纪的主宰。

老舍乃是一位出生于清末民初的满洲人（也可称作旗人）。“沧海桑田”的满洲社会变迁，对于日后成为文化人与文学家的老舍其早期民族心理的形成及走势，构成了既潜在同时又具有某些决定性的制约。可以想到的是，这些心理制约，或者明确或者隐约地，也会作用于他一生的文学活动。

一

中国近代史上发生的辛亥鼎革，其重大的政治意义与历史意义，是自不待言的。

这片国土上经历了过于漫长的封建帝制，从公元前业已肇始，其后绵亘不绝，一直持续到20世纪的初叶，早已严重桎梏了这个国家经济的发展、思想的追求和社会的进步。清代末期，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志在铲除中国封建帝制、以民主与共和为理念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登上了政治舞台，他们迅猛地发动民众，推翻了最后的封建王朝，历史功绩盖莫大焉。

封建时代在中国的寿终正寝，本是大势之所趋，历史之必然。不过，最后的王朝偏偏赶上是由一个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这却多少带有着某种历史的偶然性。这点偶然性，切切实实也帮了发动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一些忙。在偌大一个中国，封建帝制堪称根深蒂固。这里世世代代的百姓，从来便把“忠君”与“爱国”混为一谈，普遍缺失反封建的意识与精神，是个不争的事实。意欲动员他们投身于推翻封建王朝的“民主革命”，殊非易事。新生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整个中国封建势力面前所体现出来的势单力孤，是显而易见的。在当时的中国，保皇党康、梁等人要搞资本主义君主立宪，尚且难以推进，要以革命手段彻底埋葬帝制，岂不更是难上加难！

教这一难题得以化解的“捷径”终于找到，那就是种族革命。清朝皇帝来自这个国家主体民族之外的一个异民族，而“尊王攘夷”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则从来就是华夏民族的正宗思想传统。要在一个主体民族人口占压倒优势地位的国家，做一番号召大民族民众通力合作推翻小民族中央政权的“种族革命”动员，则比鼓动民众一道向封建王朝举义造反，要简单和方便得多。何况此时的“大清朝”早已丧失了二三百年前的虎虎生气，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强步步进逼，更让这个依旧沉溺于古典做派的颟顸帝国从内而外都呈现出“残灯末庙”的征候；再加上在“八旗生计”问题多年困扰下旗人生活的全面落寞，酿成八旗将士中相当一部分人显现出不同程度的精神蜕变以及心理异化，也为革命党人信意否定旗人提供了诸多客观依据。对“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这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民众普遍只是动情于鼓动种族革命的前八个字，而把更重要的带有民主革命性质的后面八个字轻易置于脑后。这种带有严重偏颇的策动，得到了颇为广泛的呼应。于是，“忽喇喇似大厦倾”，本已相当衰败的清政权，几乎是在顷刻之间便告息影于世间。

常识告诉人们，许多呼啸而至席卷世间的大规模历史行为，都难以避免它的两重性。由先天不足的中国资产阶级发动起来的辛亥革命亦莫能外。以往，人们多从这次革命的不彻底性上，来检讨它的先天不足，指出辛亥鼎革的结局只是做到了从形式上终结了封建王朝的存在，却未能从根本上解除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这固然当属的论，但是仍嫌不够全面。因为从民族关系处理的层面来反省，辛亥革命也存在着难以突破的显见的历史局限性，留下了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

中国，与西方某些单一民族的国度大不一样，古来便是一个多民族共存共荣的大国，在这片国土上繁衍生息的来自不同起源的各个族群，携手创造了中华恢宏的历史与璀璨的文明。翻开中华的史册，人们注意到，由于各民族间的发展层次不同、经济方式有别、利益追求互异，千百年来的确曾经出现过相互间的不少矛盾、冲突，甚至规模化的战争；然而假如我们今天能够站得更高些去纵览史书，则会看到，不同民族之间的仇视状态，毕竟比较起彼此的相安无事太平厮守要少得多，相安相容互利互惠，历来是我国多民族交往史上的基本主题和基本事实。就以清朝入主中原而后形成了中国封建时代最后一次空前的大一统来说，因为不同民族所处的立场及持有的价值观念有明显差异，起初委实有过一些令人痛苦的事件发生；但是，若去通观近300年的全部清史，清代则可以被认为是中国封建时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鼎盛阶段，满汉民族之间以及中华各民族之间的相处还是比较好的。^[1]

然而，有道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2]，在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为推翻封建王朝而大做舆论准备之际，历史的某些真相被舍弃了。瓦解满人当皇帝的清政权既为当务之急，“殃及池鱼”般地株连整个满洲民族便当属难免；不仅满汉两个民族二三百年间总体上相安无事、友好相处的过程被人为地遮蔽起来，而且满洲民族为了中华而开疆拓土、保国护民的慷慨奉献的历史也被忽略，满洲人的形象一概地被丑化乃至于妖魔化。在辛亥革命的发动造势阶段，两个半世纪以前的满洲入主中原，被说成是一切罪恶的渊薮，不仅中国古而有之的“夷夏之防”^[3]思想与西方民族沙文主义者所标榜的“一国之内不容有二族”^[4]等理论相互合流，同时，把满洲人统统诬称为“满洲贱族”^[5]“逆胡羶虏”^[6]“满洲鞑子”^[7]“野番”^[8]之类的辱骂亦不绝于耳，连当时最著名的一些政论中间，也喊出了“兴汉复仇”^[9]“诛绝五百万披毛戴角之满洲种”^[10]的声音。这些偏离民主革命应有之义而不惜策动种族仇杀的言论，在当时的革命发动者中间至为盛行，并且确实在现实中间奏效，其结果，便是辛亥举事得到了相当多的汉族民众（包括一向怀有异端民族情绪的封建地主阶级分子以及与之声气相投的军阀势力）的大力策应。辛亥鼎革就此大功告成。

其实，辛亥革命的一些亲历者早已对个中原委有所披露。“1903年革命派就向康梁公开声明：‘……排满有二义：以民族主义感动上流社会，以复仇主义感动下流社会，庶使旧政府解体而新政府易于建立。’”“国民党元老、辛亥山西新军起义领袖阎锡山说：‘辛亥之改革，可以说不是民主主义的力量；有之，亦不过一二分，其余一半为利用时机力量，一半为排满主义的力量。’”至于回顾辛亥前夜革命党人的相关言论，后来的历史学界也普遍注意到了：“许多革命者并不强调最有光辉的建立共和国和平均地权的思想，而是把排满放在第一位……他们不愿深刻揭示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阶级矛盾，而情愿用反满冲淡和掩饰这种矛盾。”“革命派中的许多志士，为了推翻清朝的统治，唤醒民族意识，激起民众的排满情绪，沿袭了清初反清志士的传统观念，宣传明亡清立即是‘亡国’。”“排满是辛亥革命思潮的主要特征。”

辛亥革命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与清皇室之间签订了“清帝逊位”条约而告了结。逊清政权在大多数都市和八旗驻防重地，都是以和平的方式向民国完成了权力移交；尤其是在国家最高政权及首都控制权的平稳转移上面，更体现出清朝末代执政者识大体顾大局、对国家与民众负责的超乎寻常的政治理智，这在国内历代政权更迭之相关记录中之罕见，委实该当在中国的近代史册上留下明确的评价。

但是，就全国而言，“驱除鞑虏”口号产生了强大的激发作用，革命军与八旗军之间的仇视对立情绪未能因清帝逊位而及时化解，局部的武装冲突也没能避免，在南京^[11]、西安、福州、荆州等地，上演了种族仇杀的惨剧。例如在西安，驻防“旗卒死三千余人，妇孺投井者尤众”^[12]。

诸多史笔都曾经充分肯定辛亥年间所取得的革命成功，却在有意与无意之间，淡忘了一个社会事实：在清朝垮掉的同时，也连带着，完成了对于满洲这个民族的通盘否定。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中，满洲遭受了为后人难以想见的民族歧视。而作为一个此前世代以军人为铁定职业、以保国护民为基本使命的民族，满洲自辛亥年起，不仅失去了固有的谋生手段，在生计上被迅速推向了困厄与衰败的无奈境地，而且，他们还要从此担起长久而不堪的骂名。许多年里，满人不得不在惨淡的生存与肮脏的名声这样双重煎熬之下挣扎度日。

在清帝逊位前后，为了阻止动员革命时期的大量排满宣传继续在革命军中引发更多的过激举动，也为了化解旗人面临革命暴力产生的抵触恐惧心理^[13]，孙中山适时地提出了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政治主张；1912年9月，他又亲自来到北京，会见满洲上层及各界旗人代表，向他们公开承诺：“政治改革，五族一家，不分种族。现旗民生计困难，尚须妥筹，务使人能自立，成为伟大国民。”“现在五族一家，各于政治上有发言权，吾意对于各种工业，应即依次改良，使各旗人均有生计，免致失业。”他的这些话语，对北京以及全国各地的八旗民众，产生了一时的抚慰作用。

遗憾的是，历史并没有沿着孙中山设计的“五族共和”蓝图前行，他的有关国内各个民族都应享有平等政治权利的主张没有得到重视，其关于妥筹旗人生计免致失业的构想更是远未得到实施。接续下来的，是袁世凯在京城上演的“加冕”闹剧，和封建军阀们围绕北京展开的无休止的割据战争，“先总理”的“天下为公”原则尽已被忽略到脑后，谁又会把“五族共和”的意念放在心里。

大汉族主义的民族情绪，并没有因辛亥年间的和平易政而稍有收敛，反而持续地风行于市。将旗人一概贬斥为“封建余孽”“亡国奴”“懒惰成性的游民”的种种说法，以及像“鞑子”“胡儿”“满狗”之类的咒骂声^[14]，随处可闻。当时在京城里流播极广的一则传闻是，有个在新政底下当差的衙役问一个路人：“你是什么人？”对方说：“我是旗人。”衙役动了火，举起鞭子就抽：“什么？我们老爷才只是骑马，你竟敢骑人！”对方赶紧辩解：“我不是骑人，我是在旗呀。”衙役更加得理，高声呵斥：“你还敢再骑，那我就还得揍你！”其时，各类的读物、教科书、报刊也时常登载各式各样仇视和鄙视旗人的言论，在政府及学校等部门招收职员、教员的时候，对旗人几乎是不屑一顾；甚至于在法庭办案时，也出现了不分青红皂白一味对旗人一方严办的情况。

旗人不敢在公开场合暴露自己的族籍，成了普遍现象。本来按照旗人旧有的习俗是不习惯在各自的名字前面加上姓氏的，在此形势下，为了防备随时可能遭遇的歧视虐待，也都加冠了姓氏，假如从姓氏上头还是比较容易被认出是满洲人的，有些人也便不情愿地改用了他姓；为了寻求工作机会，不少旗人违心谎称自己是汉族人。当时，生存在南方各处的旗人，更须事事留意，防备泄露了身份遭受打骂嘲弄。^[15]后来，虽然还有一部分满洲族的后裔顽强地维持着他们的民族成分，满洲所包含的人数却一而再，再而三地下降。^[16]

二

老舍身为一位满洲出身的知识分子、文化人和文学家，上述历史过程均系亲历。他出生于清代历史上有名的戊戌年，在庚子年的国难当中，不单是父亲悲壮殉国，自己的弱小生命也险些被冲进家里来的外国强盗一刺刀夺走。对于这些史实，他在前半生的作品中都有过相关书写。但是，对于给满洲社会带来沧桑巨变的辛亥鼎革，他却保持了几十年的一味缄默，在其前半生的大量著述中间也极少涉及。按说，辛亥年他已经12岁了，正是对社会变迁——尤其是切关自身及家庭境遇的大事变——具有鲜明记忆力的时刻，不可能对这一满洲社会的“翻天覆地”毫不上心。了解老舍精神气质的人都清楚，他从小就是个心理极度敏感的人，尤其是对于世态炎凉有着超乎常人的感受^[17]；何况，他自己在成人前后的人文定位，亦与京城旗人有着绝对撕捋不开的血肉联系。那么，解释也就只能有一个，即老舍这位出身于满洲家庭的文学大家，在相当长久的人生道路上，也只能被动地选择与其同胞们相一致的“吾从众”方式，做人则要小心翼翼地遮蔽起自我的民族意识，为文则要尽可能将笔下的主题、题材、人物等等的民族属性精心“隐去”。照老舍后来的话说：“那时，我须把一点点思想，像变戏法似的设法隐藏起来，以免被传到衙门，挨四十大板。”

老舍的前半生，坚持不在广众之前谈论个人的满洲身份，也不在作品中标榜其满洲文学的创作性质，这一现象，其实既不说明他已经自愿放弃了在社会生活中间的自我民族身份认定，也不能证实他甘于绕开满洲社会的现实生存题材去做超民族写作。^[18]

他来自满洲，不仅人生的第一位教师——母亲是满人，早年间对其人生曾经有过重要影响的宗月大师（刘寿绵^[19]）、宝广林会长^[20]等，也都是满人；在他的学生时代及最初参加工作的一些年里，所结交的几位挚友，如罗常培^[21]、白涤洲^[22]、董鲁安^[23]、

赵水澄^[24]等，全都是旗人。这当然不会是偶然的，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社会上民族歧视充斥的高压事态下面，据老舍讲：“遇到一处，我们总是以独立不倚，作事负责相勉。志同道合，所以我们老说得来。”^[25]

老舍一生足迹遍洒天下。而无论他生活在北京，还是生活在济南与青岛，武汉和重庆，甚至于生活在欧罗巴或美利坚，他都始终关注着北京城乃至国内各地满洲同胞们的命运。随着清朝的覆灭，北京城里本已十分贫困的下层旗人^[26]，最终断绝了因职业从戎所领取的为数有限的粮饷，又一时难以学成其他的谋生手段，被饥寒裹挟与逼迫着，大批地涌入了城市贫民的生活行列。他们当中，洋车夫、巡警、艺人、工匠、小商贩，都大有人在，就是沦落风尘成了妓女的，也不乏其人。^[27]青少年时代的老舍，贫困至极，与这些苦同胞们在人生遭际上面完全是休戚与共的；他在成了教育工作者及文学家不再亲临悲苦生存以后，依然是一往情深地关注着这一带有民族及历史特殊性的社会弱势群体的凄惨遭遇。熟悉老舍创作情况的读者都知道，这类含有北京城满洲血统的生活原型，曾经络绎不绝地，甚至于是没有遗漏地，被写家写到了他那些不朽的作品中，成了我国现代文学画廊上一个个令人悲悯难忘的艺术典型。

老舍的民族心理是敏感的。他在思想还并不成熟的少年时期即遭遇了辛亥鼎革，这场大事变给当时的他所留下的印象，恐怕是负面较多。那时节，旗人中间除了为数极少的具备民主革命思想的分子，表现出了愿与革命党人站在同一营垒^[28]而外，旗人大众普遍还是对辛亥革命心存着恐惧抵触情绪。这也难怪，事变之先铺天盖地的“驱除鞑虏”口号已然让他们心怀忌惮，事变之后所遭受的从精神到生计方面的沉重迫压，更教他们很难跳出自身的痛苦去“积极”地理解这场社会嬗变。经历过前清“八旗生计”下面惨淡人生的下层旗人，尽管此刻挣脱了世代难以逃避的旧制度，有了难得的人身自由，却当即跌落到了吃穿彻底无着且时时遭人无端侮骂的梦魇之中，他们心间的悲情又被突然地放大了不少。“谁愿意瞪着眼挨饿呢！可是，谁要咱们旗人呢！想起来呀，大清国不一定好啊，可是到了民国，我挨了饿！”^[29]——话剧《茶馆》中的松二爷在民国初年回答别人问他“能写会算，难道找不到点事儿作？”的时候，所做的如是慨叹，正是道出了众多下层旗人的心中悲情。^[30]通过《月牙儿》等小说的描写，老舍甚至于带着异常凄苦的语调，无情地嘲弄了所谓的“人身自由”，在终于获得了人身自由的旗人们看来，自由固然不是坏事情，但是如果将这自由跟濒死的冻馁捆绑在一处，这自由也便全无了价值，是任谁也消受不起的，因为，“肚子饿是最大的真理”！^[31]

从清朝末年到民国期间，满洲人不单被矮化、丑化和妖魔化，他们还一直被指斥为最堕落的群体，好像他们人人都有腐化颓废、游手好闲、玩物丧志、醉生梦死的记录。老舍不能接受世间对自己同胞们的随意诟病。当时他的写作虽不能直接标明个中人物的满人族属，却往往透过这些人物的身份、经历、性情、举止，暗示出他们的特别来路，又在充分同情和理解的基点上，写出来他们的勤恳、善良、纯正、耿直、自尊以及侠肝义胆、凛然无惧等精神特质。翻阅一下老舍的作品，从起初的小说习作《小铃儿》的德姓小主人公^[32]起始，到其后陆续发表的创作中间，像《老张的哲学》里的赵四，《赵子曰》里的春二^[33]，《离婚》里的丁二爷^[34]，《牛天赐传》里的赵先生^[35]，《月牙儿》里的女主人公^[36]，《我这一辈子》里的老警察^[37]，《骆驼祥子》里的祥子^[38]和小福子^[39]，《大地龙蛇》里的赵兴邦^[40]，《四世同堂》里的祁瑞宣^[41]，《鼓书艺人》里的方氏兄弟^[42]，《龙须沟》里的程疯子……

无不呈现出依稀可辨的满人质感，尽管这些人物身上存有这样那样的不同点甚至于性格缺陷，却都被写得那么的可亲可感，值得人们去同情和尊重。到了老舍创作的后期，中国社会在民族关系上的开放程度有所调节，老舍随即抓住时机，写出了他的话剧《茶馆》以及小说《正红旗下》的开篇部分，进一步明朗地塑造了常四爷、福海二哥等完全从正面角度展现满人历史作为的人物形象。今天的读者，读罢《骆驼祥子》，也许可以从祥子堪称惨烈的个人奋斗史中，剥离出作者老舍这样一层不欲明言的创作意图，即并非他的苦同胞们不努力、不上进、不奋斗，其失败与堕落自是别有因由。由清末到民国，北京（北平）众多的下层旗人在贫困线上苦苦挣扎，鲜有所终，而对这些人，来自四周最激烈的谤议，莫过于说他们是由于轻视劳动、不争气而自取绝路。老舍以《骆驼祥子》这部小说告诉人们，他的那些苦命的同胞即便如祥子者，艰辛顽强地劳作，立志自食其力，把拉车挣饭当成“最有骨气的事”去做，也照例难有稍微好一点儿的结局。祥子苦挣、苦拼、苦苦攒小钱的个人奋斗方式为社会所不容，他那种讲体面、重自尊的旗人式的人生态度，也免不了要引领着他到处碰壁，直到体面丧失殆尽，人性彻底褪掉。可怜祥子，在他的脚下，是一条永远也绕不出来的“罗圈胡同”——“无论走哪一头儿，结果都是一样的。”当我们终于明白了老舍笔下的许多或悲苦或自尊的人物都有着满洲精神文化背景的时候，大约就会更加深入地体会出作家心存的那份为自己同胞与自己民族留档、作传乃至于辩诬的意向。

满民族由清代的所谓“人上人”，一举滑落到民国年间的悲苦莫名，引起了老舍久久的思考。诚然，老舍既非政治家亦非哲人，所以他的思考有着我们今天看去仍旧免不了的一些疏漏。他很难跳出本民族正在遭难的小圈子去“放眼大局”，去主动追随时代的步履，他也不善于抽绎出客观事相的精髓，来打造思辨意识及辩证史观，所以，在相当长的生命历程上，他多少显得有些固执地选择了与本民族民众同呼吸、共进退的思维和行为路线。

民国初期，在下层的广大旗籍群众心里，是一段绝对不堪回首的过程，现实是无法抗拒也无法解释的，他们走入了极度的精神压抑中。一个颇耐寻味的情况，在民国初年的史册上被发现：凡是满洲出身的革命者，全部来自北京城之外，譬如无产阶级革命家关向应来自辽南农村，“二七”大罢工的领袖之一王俊来自京城的远郊长辛店……一座世代造就满洲英杰人物的北京城，虽然继续在文化教育等方面涌现出本民族的代代俊贤，却没有再出现较为著名的革命者。只有到了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平满人秉承爱国传统投身民族救亡事业的志士，才又激增了起来。这透露出这样一种信息，京城满人在民国初年的精神状况不佳。他们对纷至沓来的种种激进浪潮，都注意保持着距离，更愿意以旁观者的眼光来瞧一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