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是我们的存在之本，人的存在首先就是一种语言中的存在，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一切文化形式都是某种语言的存在。在个人那里，对文化的感知与体验首先就是从我们赖以生存的语言开始的，没有对于“词语”的掌握，我们其实也无法“确定”我们的感知与体验。思想家舍勒说得好：“词语意义还有一种力量——确定我们在自身体验和他人体验上所感知事物的力量。若没有什么专门的词可描述一种体验，也就不能被经历该体验的个人所感知；或者，若只有一种极为一般的、毫无差别的词汇意义可用于一种体验，则该体验的特殊品质则大都只在与该词义相应的程度上被经历，被该体验的个人所感知。”

当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一踏上日本的国土，异域给予他们的第一感受便是陌生的语言，这里既有因陌生而产生的不适与距离，也有因新奇而产生的向往与追求。当然，作为与汉文有着明显亲缘关系却又在近代大量汇入西洋新词的日文，它带给中国人的感受还相当的复杂：某种似曾相识的亲切，某种自我语言更新的启迪，某种自我发展的信心，还有，某种文化发展的便捷。

随着近代以来中日关系的发展，对日语(文)的这种感受似乎早早就浮现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脑海中了，后来更以留日学生与学者的出现而大为加强，并且上升为对于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变迁的一种自觉的助力。

日语在近代的一大特点便是大量从西方文化中引入新词，新词的引入是日本思想文化近代化的重要表现。中国近代维新改良的知识分子对这些“新语句”充满了兴趣，因为语言的亲缘关系，他们从日本语言中大量汲取了新的西方文化的词汇与概念，这一情形随着变法失败维新派人士流亡日本与留日学生的大量增加而形成了前所未有的规模，虽然这样的现象在留日中国知识界议论不一，如刘师培就鄙视、抨击甚多，但毕竟已经成为了一种不可阻挡的文化潮流，国内人士像张之洞、林纾等都遭遇过一边抵制日本新名词，一边却也不得不陷入新词罗网的尴尬。在日本新名词的引进方面，流亡日本以后的梁启超身体力行，最是积极，因为在他看来，新的词汇便代表了新的理论，而“天下必先有理论然后有实事。理论者实事之母也。凡理论皆所以造实事。”另一位对此有过深入思考的近代大家是王国维，他对当时输入日本语汇表示了相当的理解，并阐述了词语变迁背后的思想文化意义：“言语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也。”“若谓用日本已定之语，不如中国古语之易解，然如侯官严氏所译之《名学》，古则古矣，其如意义之不能了然，何以吾辈稍知外国语者观之，毋宁手穆勒原书之为快也。余虽不敢谓用日本已定之语必贤于创造，然其精密则固创造者之所不能逮，(日本人多用双字，其所不能通者，则更用四字以表之。中国人则习用单字，精密不精密之分，全在于此。)而创造之语难解，其与日本已定之语相去又几何哉！”

我以为，读解因日本语言体验而产生的声势浩大的中国词语运动，这是我们认识发自于留日学界的一系列思想文化变迁的基础，也是我们解释同时出现的文学变迁的基础。

下面我们仅仅考察几个在当时的留日学界影响深远的“关键词”，并由此出发论及这些“新语句”背后的整个留日学界的思想文化的变迁。

一、“民族”的主义与“革命”的排满

民族意识的勃兴，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是近现代中国的重要特征。而这一“理念”的最早最自觉也最符合现代意义的表述就发生在留日中国人之中。1903年春，东京浙江同乡会主办的《浙江潮》创刊号上发表了《民族主义论》(署名“余一”)，这是较早反映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民族主义系统认识的文章。再向前追溯，我们可以知道，最早使用“民族”一词的是梁启超。1899年，梁启超在他的《东籍月旦》中介绍日文著作《支那文明史》时，首次使用了日文的词语——民族。虽然“民族”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国家”现象古已有之，“但民族主义作为历史力量的崛起，作为有着统一意识形态的政治运动而成为一种社会运动方式，却是非常近代和现代的”。在中国，“古已有之”的是我们的“夷夏之辩”，是“华夏中心主义”。当我们总是以这样的“天朝上国”自居的时候，事实上也就既无法理解与我们平等存在的其他人类群体，也无法在“族类”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当中有效地凝聚自己的社会力量。于是，真正的民族意识、民族主义精神就像梁启超所分析的“爱国”一样，在近代以前是稀薄而空虚的：“我支那人，非无爱国之性质也，其不知爱国者，由不自知其为国也。”“四万万同胞，自数千年来，同处于一小天下之中，未尝与平等之国相遇，盖视吾国之外，无他国焉。”“今夫国也者，以平等而成，爱也者，以对待而起。”所以说，近代以前，“吾国之士夫，忧国难，谈国事者，几绝焉”。

“民族”一词的出现以及近现代中国民族意识的勃兴都可以说是鸦片战争失败的产物，是国家民族在客观上的失败迫使我们不得不对等地看待其他的族类及其利益，不得不在复杂的国际交往的新秩序中争取自己的存在。而这样的“新秩序”就被首先进入“国际空间”的人数众多的留日学生所感知了。与当时国内一般士大夫阶层创痛之后漂浮的民族情绪不同，留日中国知识分子还有机会从当时大量流行于日本的西方近代思想著作中进一步提升自己的理性意识，形成对于作为“主义”的民族意识的基本观念，《浙江潮》上那篇《民族主义》就反映了论者对于世界近现代以来的这一思潮的清醒认识：“民族主义者，十九世纪之产物，而亦其主人翁也。”“一呼而全欧靡而及于美而及于澳而及于非犹以为未足，乃乘风破涛以入于亚。”“合同种异异种以建一民族的国家，是曰民族主义。”“凡立于竞争世界之民族而欲自存者当以建民族国家为独一无二义。”

《浙江潮》

这种倡导民族主义、探讨建立“民族国家”的言论大量出现在20世纪初的留日中国知识分子的杂志和其他著述中，可以说构成了留日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主潮。

《浙江潮》创刊号上除了由主编亲自操刀的长篇《民族主义论》之外，还有作为“社说”推出的宏论《国魂篇》，同样激昂地揭起了民族、“民族建国”以及“祖国主义”的大旗：“今日之世界则孰不知帝国主义哉？”“帝国主义者，民族主义为其父，而经济膨胀之风潮则其母也。十九世纪之中叶，全欧之人既劳心尽力，日日以建造民族的国家为事。”“民族建国者何？曰：凡同种之人，务独立自治，联合统一，以组织完全之国家也。”“祖国主义者何？根于既往之感情，发于将来之希望，而昭于民族的自觉心。”全部共12期《浙江潮》杂志，可以说期期都刊发有民族主义的呐喊，《民族主义论》《国魂篇》都是长篇大论，多期刊载；其他重要论文如《公私篇》(1期)、《敬告我乡人》(2期)、《自治篇》(6期)、喋血生《中国开放论》(6期)、《四客政论》(7期)、《新社会之理论》(8、9期)、《近时二大学说之评论》(8、9期)、《支那人之国家思想》(8期)、《国际法上之新国家观》(9、11、12期)、《日俄开战与中国之地位》(10、11、12期)，传记如《中国爱国者郑成功传》(2、3、5、6、8、9、11、12期)，小说如蕊卿《血痕花》(4期)、自树(鲁迅)《斯巴达之魂》(5、9期)等等，就连索子(鲁迅)《中国地质略论》这样的自然科学著作，也充盈着民族主义的忧患：“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可容外族之研究，不容外族之探险；可容外族之赞叹，不容外族之觊觎也。”(8期)一句话，随着“民族”一词被广泛使用，作为“主义”的讨论也活跃了起来。

当时留日学界创办的杂志几乎都具有与《浙江潮》类似的情况。

《民报》

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日本后创办的《清议报》，自创刊之日起就辟专栏介绍国际形势与中外关系，从现实着手激发人们的民族意识。除“时事”外，也发表了像梁启超《爱国论》这样的著名论著。《清议报》停刊后，梁启超再办《新民丛报》，“所论务在养吾人国家思想”。1901年创办的另一份流亡者杂志《国民报》宣告其宗旨是：“破中国之积弊，振国民之精神，撰述选译，必期有关中国大局之急务。”1905年由流亡日本的革命人士创办的《民报》更是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自己的核心追求，“民族主义”自然就成为了它的第一面大旗。

《译书汇编》是中国留日学生最早创办的一种刊物，它先是以“天下爱国之士”的“焦心竭虑”致力于西方近代启蒙思想的输入，1902年12月以后更在“政治通论”“政治”“杂纂”等栏目中发表了大量的时政专论，直接阐述中国留日学界对于民族问题的关心。《游学译编》同样“专以输入文明，增益民智为本”。虽然它宣称“全以译述为主”，但是这些从事译述的中国留学生却纷纷以“译者识”“译后”甚至通讯、论著的形式表达着自己对民族问题的思考。1906年创办的《法政杂志》以译介国外法律、政治类的著作为主，因为编者认定“编纂法典，修明政治，巩我国基，于斯为急”。著作者竭力挣脱“译述”限定，以各种方式表达他们的民族救亡意识，这就是20世纪初留日界编译杂志的共同特色。

《河南》

留日中国学界最早出现的以留学生各自省区特征命名的刊物是《湖北学生界》(1903年1月)，以后又陆陆续续创办了《直说》《浙江潮》《江苏》《洞庭波》《鹃声》《豫报》《云南》《晋乘》《关陇》《江西》《四川》《滇话》《河南》等等，这些同乡会性质的杂志从来无意将自己的注意力局限于狭义的故乡，它们格外关心的是共同的故乡——中国。让湖北的“学生界”忧心忡忡的是“中国之存亡”，出版5期之后，他们干脆改刊名为《汉声》，因为“最急之先务”就是“扬民族之风潮，兆汉祀于既绝！”似乎，这个具有民族色彩的名字更能表达这些莘莘学子的“心声”。用江苏留日学生的话来说，则是“今同人以爱江苏者爱中国，各省亦竞以爱其本省者爱中国，驯致齐心一致，以集注于爱国之一点，则中国之兴也”。河南留学生开门见山：“《河南》杂志为吾河南同胞确定进行之方针也。于此又附一言以告我全国同胞曰：河南杂志所定进行之方针，吾党以为无论何省均适用者也。”即便是处地偏远的省区也清醒地意识到了故乡与大中国的血肉联系，云南学生指出：“由地势上的关系看来，云南一亡，中国就相继而亡了。由侵略政策上的关系看来，云南一亡，中国就一时瓜分了。”四川的留学生总能从故乡杜鹃的啼血声里听出全中国的悲怆，“所以本社同人，欲效啼鹃，把以上所说的这些事情，及如何造成新国家，救我们四百兆同胞的法子，一期一期的说了出来，哀鸣于我七千万伯叔兄弟之前。日日啼哭，今日劝不转来，明日依然啼哭，明日劝不转来，后日还是要哭诉的”。

至于留日学界创办的其他杂志如《20世纪之支那》《醒狮》《中国新报》等，从刊物的取名就不难看出编者对于中华民族国际地位的关切以及未来前途的期许。

就当时居留于日本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这样热烈的文化氛围显然既激活了他们的表达的欲望，同时也创造了更多的表达的机会。所以说除了众多刊物的群体出击外，他们个人也达到了思考与写作的高峰。影响20世纪中国的一系列民族主义的思想——包括这一思想的丰富、复杂以及分歧对立的组成部分——都诞生于此。康有为“满汉合一”的民族主义主张继续对梁启超的选择形成压力和牵制，章太炎、孙中山、邹容式的“排满革命”思想也奔涌澎湃着，而梁启超这位近现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想探求的先驱却经历了一个从“走出康有为”到“回归康有为”的曲折过程。他先是从美国及日本学者的论述中“引申发明”，早早就提出了与康有为有隙的具有现代特征的民族主义观点(“新民”“讨满”)，以后，又从德国学者伯伦知理的学说中汲取启发，转而主张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的结合，在自我否定中再次接近了康有为。在这几大冲荡回旋的思潮当中，裹挟着更多的青年中国知识分子，如苏曼殊、鲁迅、周作人、钱玄同、陈独秀、李大钊，他们在以各种方式表述民族情绪的同时，也在观察，在思考，在努力作出自己的选择，而他们的选择则最终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学未来的格局与方向，或者说至少也是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启动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意识形态的基础与氛围。在以上几类民族主义思想此消彼长的发展与论争之中，我们看到，最终对整个留日学界构成主流影响的是“排满革命”追求。正如有学者所说的那样：“中国革命并非来自太平洋外遥远的云间，其实，对岸之岛国——日本，其思想乃最重要之原因。”

中国近代以后民族主义思潮的产生一直可以追溯到鸦片战争的失败。从鸦片战争到辛丑条约，在越来越惨痛的民族失败中，仇洋排外的华夏中心主义走向末路。这里，不断上演的不仅仅是军事、外交意义的失败，更是国家政权权威的逐渐丧失，是专制体制内在腐朽的日益暴露。另一方面，维新派知识分子又操纵着“兴民权”这样的思想武器与保守势力两相对抗，意欲“保国御侮”的他们或许自己也不曾料到，“兴民权”之类的思想已经开始了对专制权威的某种消解——一方面是华夏中心主义的失败让“权威”自我动摇，另一方面又是康、梁等维新派的努力造就着年轻一代对国家现政权的怀疑与反叛。当中国留日学生大量出现，一个影响和决定着未来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新的知识群体在异域酝酿成熟的时候，历史已经注定了他们当中的主体必然选择与现实政权相对立的方向。

于是，当这批新的知识分子举起民族主义的旗帜致力于“救亡”理想的时候，他们所理解的“民族”就不再是一个含混笼统的中华的整体(这个“整体”象征的“天下”不过就是专制政权的“私产”而已)，而是能够真正唤起他们生命热情、能够凝聚起他们的精神力量、能够令他们自觉献身的崇高理想之物。显然，腐朽的现实政权和高踞于这一权力顶端的贵族集团——满人都不过是破坏这一崇高之物的对头！“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一“排满”口号的实质与其说是梁启超后来所指责的“民族复仇主义”，还不如说是力图以“排满”为切口完成对于现代理想中的政治秩序与民族关系的重构。

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的根本对立，这是20世纪初叶留日中国知识分子民族主义追求的主要特征。西方近代民族主义发展的历史似乎向我们表明：“民族主义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直接为国家权力服务，或是国家权力的重大功能之一。”而我们的留日学生中却流行着这样的观点：“民族主义与专制政体不相容。”

从民族主义走向对现政权的“革命”，这又是留日中国知识分子民族主义追求的必然结果。致力于中国学生留日史研究的实藤惠秀指出：“在辛亥革命(1911年)以前的革命活动，与其说是留日学生起了重大的作用，毋宁说是以留日学生为主体而实践了革命。”“在中国革命的实践行动中，没有一次是没有留日学生参加的。正如北一辉所说，留日学生制服简直就是革命军制服。”

“革命”一词在留日界中的流行也与当时日文中的“革命”新词大有关系，只不过，这种关系却因为留日中国知识分子的复杂心态而变得颇为曲折了。

追根溯源，“革命”一词当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一般认为其源自于《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基本意思是以武力改朝换代，“革其王命”“王者易姓”。然而，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触及到日文的“革命”之前，这一古老的词汇显然是湮没多时了。据说，日本是用中国《易经》中的“革命”一词译读了西方文明中代表历史前进的revolution，由此而引起了留日中国知识分子的注意。从这个意义上说，近现代中国的“革命”也依然是与日本新语句相遭遇的结果，或者说是经由了日本这一中介的“出口转内销”的过程，才真正产生了历史性的影响。

这一“出口转内销”的过程是相当曲折的。不同的留日中国人所感受到的东西并不相同，所以他们最初所理解的“革命”也大相径庭。日本虽然借用了中国的“革命”一词，但它那“万世一系”的天皇政治模式却排斥了中国固有的“武力”内涵，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尊王改革的意义，“革命”也就是明治维新的“维新”。这样的理解不仅有别于中国《易经》的本义，而且也剔除了西方文明revolution中应有的暴力激进的一翼。刚刚经历了宫廷维新的梁启超到了日本，首先引起他共鸣的自然是日本式的“革命”内涵。1902年的《释革》一文，梁启超考察了当时日文中所用的“革命”一词，他结合日本的维新事实提醒我们：“闻‘革命’二字则骇，而不知其本义实变革而已。革命可骇，则变革其亦可骇耶？”梁启超所谓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等就是指这样的“革命”。然而，对一些失望于国内政治、有志于政权颠覆的留日中国人而言，情况就有所不同了。冯自由在他著名的《革命逸史》中这样交代“革命二字的由来”：

《革命逸史》

在清季乙未(清光绪二十一年)年兴中会失败以前，中国革命党人向未采用“革命”二字为名称。从太平天国以至兴中会，党人均沿用“造反”或“起义”“光复”等名辞。及乙未九月兴中会在广州失败，孙总理、陈少白、郑弼臣三人自香港东渡日本，舟过神户时，三人登岸购得日本报纸，中有新闻一则，题曰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总理语少白曰，革命二字出于《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一语，日人称吾党为革命党，意义甚佳，吾党以后即称革命党可也。

孙中山这里所理解的“革命”显然与梁启超有异，“革其王命”“王者易姓”的中国本义在“革命党”孙中山这里是获得了重新的认同。

尽管包括梁启超、康有为、章太炎等知识分子都一度对“革其王命”的中国传统与包含了暴力激进的revolution颇为戒备，但近代中国的忧患现实与改革挫折却催使人们更多地容忍、理解乃至最终认同和激赏着改朝换代的“革命”概念，传统中国的“革其王命”与西方文明的激进式前进实际上构成了某种复杂的配合。章太炎曾经在《时务报》上撰文提倡“以革政挽革命”，但他终于还是成为了“顺天以革命者”。就是梁启超主办的《清议报》与《新民丛报》上，也不乏蒋智由这样的“革命”语汇：“世人皆曰杀，法国一卢骚。民约昌新义，君威扫旧骄。力填平等路，血灌自由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可以说，正是对“革命潮”的感奋，激进“革命”的概念最终进入了留日中国学界的主流，成为邹容所谓的20世纪中国社会变迁的“天演之公例”。

革命就是留日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思潮的结果。这样的民族主义思潮表现出了极具中国特色的双重民族关怀——既是对中华民族反抗列强侵略、实现民族独立的关怀，同时又是对中华民族内部强势民族专制的关怀，并力图以摧毁专制的方式完成民族内部的自我改造。

这些特点首先体现在了由革命流亡者及青年留学生主办的刊物上。这些刊物，绝大多数都具有鲜明的“激进”色彩，甚至本身就与激进的社团组织相联系——如《湖北学生界》的编撰者刘成禺、李书城、金华祝等就是拒俄义勇队的骨干，蓝天蔚更担任了义勇队队长；《20世纪之支那》的创办者是革命团体华兴会的重要成员，《洞庭波》的创办者分别来自同盟会与华兴会，《云南》的创办直接得到了孙中山的帮助，《晋乘》《四川》《河南》等的编者和作者绝大多数都是同盟会会员，《民报》更是同盟会的机关报。仅仅以较早创刊的《浙江潮》与《江苏》为例，据统计，现存10期《浙江潮》和12期《江苏》中，分别刊发了重要论文为288篇和385篇，而其中宣扬排满革命与民族意识的就分别有65篇和117篇，分别占了总数的22.6%和30.4%。特别是经过了1903年的拒法拒俄运动及《苏报》案的推动，经过了1905年同盟会成立的激励，又历经了1906《新民丛报》与《民报》这两大对立的思想阵营的激烈较量，“排满革命”的民族主义思想便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一般认为：“现代国家是建立在‘民族’的基础之上的，而民族主义是建立现代国家的历史力量。”西方近代民族主义发展的历史又似乎向我们表明：“民族主义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直接为国家权力服务，或是国家权力的重大功能之一。”然而，当影响着中国未来命运的这一批留日中国知识分子坚定地举起“排满革命”“反对国家主义”大旗追求自己的“民族主义”，阐发自己的“现代民族国家”理想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在同样走向现代世界，同样建构着文化的“现代性”的道路上，中国与西方实在有着太多的差异了！

与此同时，在陈天华蹈海自尽、以死相抗，秋瑾、徐锡麟起义失败、悲壮牺牲，邹容以文获罪、慷慨就义的炙热的革命风潮之中，决定着未来中国新文坛面貌的一批青年留学生也同样跻身于这样的洪流，他们也亲身经历了非国家主义的民族主义的洗礼，“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马前卒’所做的《革命军》”，他们当中——鲁迅曾经“往集会，听讲演”，参加革命组织浙学会、光复会，为《民报》上“所向披靡”的革命檄文而激动不已，周作人醉心于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又说：“我们学俄文为的是佩服它的求自由的革命精神及其文学。”苏曼殊参加了“拒俄义勇队”和反政府的军事组织“军国民教育会”，陈独秀发起组织过“青年会”“欧事研究会”，他与邹容等人一起与腐败的留学生监督对抗，参与了著名的“剪辫事件”，最后被迫回国，李大钊组织过“神州学会”，积极投身于反对“二十一条”和袁世凯的斗争，许寿裳主持参加浙学会、光复会，主编过激进的《浙江潮》，主张“兴国不在政府而在国民”。这样的独特的“现代民族国家”理想是他们设想中的未来中国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他们超越中国古代文人，重新定位自我与国家、自我与民族、自我与社会的重要起点，当然，所有的这些“设想”与“定位”最终又都组成了他们新的人生视野与艺术视野，并通过中国现代文学这一独特的中国方式的“现代性”审美追求表达了出来，于是，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也就和中国的“现代民族国家”理想一样，很难用西方文学发展的既有的概念来加以衡量了。

1. 舍勒：《自我认识的偶像》，《舍勒选集》上册第196页，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
2. 梁启超：《新民议》，《饮冰室合集》文集3册第680页，中华书局2015年版。
3. 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王国维文集》第3卷第41、43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
4. 见《饮冰室合集》文集第2册第382页，中华书局2015年版。
5. 徐迅：《民族主义》第1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6. 梁启超：《爱国论》原载《清议报》1899年2月20日第6册，这里引自《饮冰室合集》文集第2册第270、271页，中华书局2015年。
7. 当时流亡日本的梁启超曾多次生动地描述过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广泛接受外来思想时的新奇与喜悦。诸如“既旅日本数月，肄日本之文，读日本之书，畴昔所未见之籍，纷触于目，畴昔所未穷之理，腾跃于脑。如幽室见日，枯腹得酒，沾沾自喜。”“自居东以来，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分别见《论学日本文之益》《夏威夷游记》，分别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第2册第362页、专集第5册第5664页。
8. 余一：《民族主义论》，《浙江潮》1903年1期，“余一”即该刊首任主编蒋方震。
9. 见《浙江潮》1903年1期。
10. 见《浙江潮》1903年3期。
11. 《本报告白》，原载《新民丛报》1902年2月8日第1号。
12. 《倡办国民报简明章程》，《国民报》1期。
13. 语见芙峰：《日本宪法与国会之原动力在日本国民·绪论》，《译书汇编》1903年3月13日第2年12期。
14. 《法政杂志简章》，《法政杂志》第1卷第1、2号封底，1906年3、4月。
15. 《湖北学生界》1903年1期“叙论”。
16. 《汉声》，见《汉声》1903年6月第1期。
17. 《江苏同乡会创始纪事》，《江苏》1903年1期。
18. 《发刊之旨趣》，《河南》1907年第1号。
19. 《云南与中国的关系》，《滇话》第2号。
20. 《说鹃声》，《鹃声》1906年1期。
21. 北一辉：《支那革命外史》，转引自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345页，三联书店1983年。
22. 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饮冰室合集》文集第5册第1194页，中华书局2015年。
23. 徐迅：《民族主义》第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24. 余一：《民族主义论》，《浙江潮》1903年1期。
25. 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350页，三联书店1983年版。
26. 参见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