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邮也有西湖

一

许多历史文化古城都有西湖。高邮似乎也不能免俗，也有西湖。我家就在湖边，经常感受水天一色的安详……

“高邮西北多巨湖，累累相连如贯珠。”（秦观逸句）“三十六湖水所潴，其间尤大为五湖。”（蒋之奇《题东园诗》）——这是宋代人视野里的高邮西湖。到了明代末年，由于淮河入海河道频年淤塞，大量泥沙积淀，致使内湖积水不得外泄，因此，“千流万派毕会于高邮，而高邮遂成巨浸矣”（隆庆《高邮州志》卷二）。

高邮西湖曾有神珠，故名珠湖，又称甓社湖，俗称高邮湖。据北宋沈括《梦溪笔谈》卷二十一记载：“嘉祐中，扬州有一珠甚大，天晦多见。初出于天长县陂泽中，后转入甓社湖，又后乃在新开湖中。几十余年，居民行人常常见之。余友人书斋在湖上，一夜忽见其珠甚近，初微开其房，光自吻中出，如横一金线，俄顷忽张壳，其大如半席，壳中白光如银，珠大如拳，烂然不可正视，十余里间林木皆有影，如初日所照，远处但见天赤如野火，倏然远去，其行如飞，浮于波中，杳杳如日。古有明月之珠，此珠色不类月，荧荧有芒焰，殆类日光。”沈括言之凿凿，应是所言不虚。沈括所谓的友人，乃高邮文人孙觉（字莘老）。这年，孙觉因珠光高照而考中进士。后来，孙觉女婿黄庭坚还为此赋诗：

甓社湖中有明月，淮南草木借光辉。

故应剖蚌登王室，不若行沙弄夕霏。

（《寄外舅孙莘老》之二）

因有如此名人神话，珠湖自然声名远播，百姓皆以一睹珠光为快，文人墨客更是如此，甚至不远千里而来，“往往维船数宵以待观（《梦溪笔谈》卷二十一）”，有人索性建亭以待，美其名曰“玩珠”。江西才子刘攽就曾特意跑到高邮来看珠光，可惜不曾遇见，大为不满，留下了《新开湖上待潜珠不出，偶书戏孙莘老二首》诗。后来，程节从景德镇赶来探望神珠，竟然有幸目睹，有《玩珠亭》为证，诗云：

外挹湖天位置雄，下疏地脉与湖通。

骊龙睡觉寒光吐，尽献祥光入此中。

不久，也就是嘉祐八年（1063年），程节果然考中进士，因而故地重游，又建一亭，并作《还珠亭》，诗云：

六六湖宽老蚌乡，去来隐现本无常。

几回隐去重来现，知是邦君有孟尝。

从此，“甓社珠光”遂成“秦邮八景”第一景！不过，“甓社珠光”时隐时现。据《高邮州志》和《冯氏巢孙漫录》记载，“甓社珠光”在宋皇祐年间（1049—1053年）、嘉祐年间（1056—1063年）、建炎年间（1127—1130年）、清乾隆六年（1741年）、二十四年（1759年）、三十六年（1771年）、嘉庆十五年（1810年）、光绪六年（1880年）均曾出现。有诗为证——

宋代张表臣有《呈以道舍人》诗云：“他年但饱扬州米，今日宁论甓社珠。”

元代张翥有《高沙失守哭知府李齐公平》，诗云：“广陵琼树春仍在，甓社珠光夜不明。”

明代李景福有《夕发》，诗云：“纷纷湖上客，几见甓珠圆。”

清代阮元有《珠湖草堂》，诗云：“甓社走明珠，三面绕林屋。”

乾隆十六年（1751年），爱新觉罗·弘历南巡经过珠湖，得知“甓社珠光”这一传闻，亲洒宸翰，作《高邮湖》，诗云：

淮南古泽国，高邮更巨浸。

诸湖率汇兹，万顷波容任。

洒火含阴精，孕珠符祥谶。

堤岸高于屋，民居疑地窨。

嗟我水乡民，生计惟罟罧。

菱芡佐饔飱，舴艋待佣赁。

其乐实未见，其艰亦已甚。

此诗虽然有点弄斤操斧，但是爱新觉罗·弘历不为神话传说所惑，指出高邮地势低洼，民众生计困难是首应关切之事，“以云射物堪嗤彼，若拟安邦实切吾”（爱新觉罗·弘历《过高邮州》）。由此可见，他是一位务实皇帝，更是一位亲民皇帝。今读此诗，我仍感动不已。

二

其实，高邮西湖还有一个恐怖的名讳——悬湖。湖面，甚至湖底，比高邮城的地面还高。西湖一旦决堤，就会冲过大运河，裹挟而下，高邮乃至里下河地区都有灭顶之灾。高邮古时十年九涝，民不聊生。

于是，高邮西湖来神了。

就在孙觉出仕不久，高邮湖畔来了一个山东好汉耿德裕。他是宋仁宗时兖州府东平州梁山泊人，兄弟排行第七，故被后人尊称“七公”。他曾为东平州通判，为人忠直，为官清廉，颇受百姓拥戴，却为同僚不容，后来弃官而奔高邮娘舅茆家，以渔为业，乐善好施，有口皆碑。传说，七公八十一岁那年无疾而终。每于晦夕有红灯累累如列宿，见于波涛汹涌之间，救溺捍患，有祷辄应。南宋淳熙七年（1180年）夏天，海风呼啸，海潮汹涌，盐阜深受其害，殃及兴化，高邮百姓纷纷祷告七公，遂风平浪静，转危为安。于是，宋孝宗赵眘敕封耿裕德为康泽侯，意为七公给百姓带来了安康和恩泽，并建庙祭祀。“公庙在扬州府高邮之西一十五里。……迄今居民暨舟行者皆致祭。”（《绘图三教源流搜神大全·耿七公》）元代诗人陈基有《高邮湖》，诗云：

春深湖水漾汀洲，耿七公祠在上头。

蒲帆十幅东风顺，明日从君到楚州。

耿七公祠，亦名康泽侯庙，俗称耿庙。庙前立有两根石柱，每晚都有一灯水浒，或是两盏，或是四盏，或是六盏……渔民晚归，偶遇月黑风疾，或遇大浪，慌乱之中难免迷失方向，只要循灯行船，就能安全归航，所以耿庙那灯常被比作救星，故被誉为“耿庙神灯”，遂为“盂城八景”（即“秦邮八景”）之一。明永乐年间（1403—1424年），国子监祭酒胡俨有《盂城八景·耿庙神灯》，诗云：

新开湖西耿侯庙，夜夜神灯吐光耀。

空中凫雁尽飞翔，渚面鱼龙皆眩曜。

曾开红叶下云中，五台峨眉今已空。

御灾捍患神之功，我做此诗流无穷。

明宣德七年（1432年），平江伯陈瑄奏请春秋二仲以羊豕祀之。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重修。明洪熙年间（1425—1425年），礼部尚书余幼孜有《康泽侯庙》，诗云：

耿庙水云中，岩岩镇湖口。

危竿夜悬灯，照耀遍林薮。

闪闪透兰虹，辉辉映星斗。

扑光蛾自绝，避焰龙亦走。

灵威示赫奕，祀事谁悠久。

惠泽被淮堧，纪年书大有。

明弘治三年（1490年），白昂建康泽行祠。明正德年间（1506—1521年），山东提学佥事赵鹤亦有《康泽侯庙》，诗云：

渺渺湖祠指落曛，平芜望处两流分。

半山风竹常排日，万顷春波只浸云。

夕艇每随归鹜渡，夜钟偏得老龙闻。

无边泽国祈灵事，剩有中朝祭典文。

明末清初诗人李滢有《康泽庙》，诗云：

三十六湖烟霭清，湖中古庙傍盂城。

天边荠树依微见，水上晴岚一望明。

镇日鱼龙吹雪浪，只今雁骛唼香梗。

神灯再见知何日，渔火星星又夕生。

七公显灵的记载和传说颇多。据《高邮州志》记载，康熙十一年（1672年），洪流饥民，有人在空中说：“耿侯王赐鱼为民食。”不一会儿，河中鱼涌，不消罾网，顺手可得，七日方罢。灾后，高邮增建了七公殿。

民国二十年（1931年），高邮遭遇特大洪涝，耿庙圮于洪水，基址尚存。著名作家汪曾祺说：“我觉得耿庙神灯是一个美丽的传说。我小时候好像七公殿还在。民国二十年发大水之前有许多预象，人们的迷信思想抬头，想象力也特别活跃，纷纷传说七公老爷显了灵，说是在苍茫云水之间看到神灯了。其实谁也没有看到。正因为没有人看到过，所以越加相信神灯是有的。”（《〈高邮风物〉序》）

如今，庙前悬挂神灯的两根方形石柱依然挺立在珠湖岸边，俨然两个饱经风霜的老者。由于石柱位于古运河拐弯处，千百年来，行船拉纤经过这里，总要磨蹭石柱，天长日久，自然留下累累纤痕。高邮渔民至今仍然沿袭旧俗，每年都做“七公会”，求安祈福。如果说耿裕德是高邮人的保护神，那么，耿庙石柱是耿裕德的无字丰碑。

三

高邮西湖不仅有神珠和神灯，更是高邮人的聚宝盆。

高邮西湖水产极为丰富，其中鱼类就有二十八种，还有虾、蟹、蚌、螺等等。这里的水生植物也很丰富，其中可食植物就有莼菜、蒌篙、莲藕、芡实、菱角、茭白、荸荠、茨菇等等。鸟类更多，常见的有鸥、鹭、鹤、鹩、鵽以及野鸭等常出没于湖面芦荡。秀美的西湖不愧为鱼族的世界、鸟类的天堂、水生植物的博物馆。

被江西人誉为“赣南第一位状元”的郑獬考取功名之前也曾从湖北安陆跑到高邮湖畔来看珠，不知他是否有幸目睹，但他后来考中了状元，自然没像他那“老表”刘攽那样怪话牢骚，而是很有感情地写下两首《食鱼忆新开湖》。

抗金名臣李纲也曾经过高邮西湖，留下《新开河食鳜鱼戏成》，诗云：

平湖渺漫烟苍苍，菰蒲擢秀新荷香。

渔舟演漾出深浦，舟中鲜鳜肥而臧。

传呼就买不论价，得钱留鱼鱼眼光。

细鳞哆口传鬐鬣，斓斑点黑微涂黄。

巨盆汲水养馀息，拨剌奋尾犹洋洋。

付庖荐酒择困者，挥刀切玉芼桂姜。

曲生风味已酝藉，得此更使不可忘。

松江之鲈不足忆，银色讵数绵州鲂。

惜哉行役难驻棹，一饱未许杯盘常。

雨蓑烟笠乃吾事，安得独钓青茫茫。

据南宋高似孙《蟹略》记载，与苏轼同登进士第的高邮籍诗人邵迎诗集虽然已经失传，但有吟咏醉蟹的诗句存世：“盐豉调羹金液腻，橙斋荐鲙玉丝肥。”苏轼路过高邮，曾与孙觉、秦观、王巩雅集文游台，“香莼紫蟹供杯酌，彩笔银钩入唱酬”（曾几《文游台》）。后来，秦观又“以莼姜法鱼糟蟹寄子瞻（苏轼）”。所谓糟蟹，也就是醉蟹。汪曾祺说：“醉蟹是天下第一美味。”（《四方食事》）“高邮湖蟹甚佳，以作醉蟹，尤美。”（《我的家乡》）醉蟹只用母蟹，可能因为“团脐紫蟹脂填腹”（秦观《以莼姜法鱼糟蟹寄子瞻》）。

值得一提的是，高邮在北宋时就培育出高邮麻鸭这一优良品种，高邮鸭与北京鸭、绍兴鸭并称为中国三大名鸭。高邮鸭蛋，驰名中外，那百里挑一的双黄蛋，更是蛋中的珍品了。清代美食家、文学家袁枚游览高邮，品尝过高邮鸭蛋，后来他“席间先夹取以待客”并介绍：咸蛋“以高邮为佳，颜色红而油多”（《随园食单》）。提及高邮鸭蛋，汪曾祺也不无自豪地说道：“我对异乡人称道高邮鸭蛋是不大高兴的，好像我们那穷地方就出鸭蛋似的！不过高邮的咸鸭蛋，确实是好，我走的地方不少，所食鸭蛋多矣，但和我家乡的完全不能相比！曾经沧海难为水，他乡咸鸭蛋，我实在瞧不上。”（《故乡的食物·端午的鸭蛋》）

元代诗人萨都拉路经高邮，登临城头，眺望西湖，口占《高邮城》，诗云：

城上高楼城下湖，城头画角晓呜呜。

望中灯火明还灭，天际星河淡欲无。

隔水人家暗杨柳，带霜凫雁起菰蒲。

短衣匹马非吾事，拟向烟波觅钓徒。

诗人流连忘返，感慨万千：我不能像驿卒快马加鞭传送公文，还是寻找湖边的钓鱼人去吧！“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论语·微子》）由此可见，诗人想做一个高邮西湖的烟波钓徒。

明代诗人江盈科途经高邮写下一首《舟过高邮》，诗云：

孤城独枕大湖边，湖上相看思茫然。

帆带顺风飞似鸟，水连夕照杳如天。

渔家历落青烟外，芦叶萧疏白露前。

景物浑于湘浦近，自疑身在武陵船。

这首诗用白描的手法来绘写秋日傍晚的西湖景色，顺风的白帆与水鸟齐飞，天边的夕照共湖面辉映，袅袅的炊烟外散落着渔家，湖边的芦苇一到白露时节就萧条稀疏。面对此湖此景，来自湖广桃源的诗人，思绪茫然，自疑乘坐着“武陵人捕鱼为业”（陶渊明《桃花源记》）的渔船。只因高邮西湖景色优美，浑似湘浦，诗人误将他乡认作家乡了！

高邮西湖，是一个美丽而又富饶的湖，是镶嵌在高邮大地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它已成为远离故乡高邮的游子思乡时的一个象征符号。清代训诂学家王引之在《题阮梅叔珠湖垂钓图》（之四）诗中写道：

我家旧住甓湖滨，卅载京华滞此身。

辜负莼鲈好风景，让君独作钓鱼人。

写作此诗的时候，王引之离别故乡，走上仕途，寓居京师三十多年了，然而对于魂牵梦萦的高邮西湖，依然一往情深。诗人刻意突出莼鲈，这既是写实，也是用典。高邮西湖出产莼菜、鲈鱼，这是不争的事实。同时，提起莼鲈，就会使人自然而然地想到晋代吴江人张翰“莼鲈之思”的著名典故，平添许多思乡之情。可以说，高邮曾因莼鲈而融入江南！

无论是珠湖，还是甓社湖，或是高邮湖，高邮西湖一直没有一部独立的湖志。因此，我对她的历史沧桑所知不详。

幸好家在湖边，我可随便欣赏“西湖雪浪”，亦可“湖天一览”，心驰神往在那“苍茫云水三千顷”（蒲松龄《登泰山殿远眺》）……每每走近西湖，尤其走过耿庙遗址，我都会下意识地双手合十，萦回脑际的总是历史的搜遗与传说的更替，当历史与传说交融在一起，当传说因历史的印证而绵长，两者便有了时间与空间的盟誓。

若把杭州西子湖比作雍容贵妇、扬州瘦西湖比作窈窕淑女，那么，高邮西湖更应是“约略西施未嫁”（辛弃疾《贺新郎·三山雨中游西湖》）！

高邮曾因“甓社珠光”而闻名；

高邮曾因“耿庙神灯”而安宁；

高邮更因“西湖雪浪”而温馨！

高邮西湖不仅仅是高邮的一个绝美地标，更是高邮的文化承载。

——高邮的一张名片；

——高邮的一道风景；

——高邮的一个文化品牌；

——高邮的一片文化高地！

蹀躞高邮西湖岸边，极目西望，浩渺澄湖万顷平，孤帆远影入云行。我辈“岂辞云水三千里”（范仲淹《依韵酬吴安道学士见寄》），记录它们，如同奉上最为丰厚的举祭！

（原载2016年第2期《江苏地方志》）

大淖寻梦

昨夜，我做了一个怪梦——大淖干涸了。文游台荡然无存。鹪鹩无枝可栖。汪曾祺彷徨在沙漠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于是，我醒来了，匆匆来到了大淖。

大淖不大，但是很美——

淖，是一片大水。说是湖泊，似还不够，比一个池塘可要大得多，春夏水盛时，是颇为浩渺的。这是两条水道的河源。淖中央有一条狭长的沙洲。沙洲上长满茅草和芦荻。春初水暖，沙洲上冒出很多紫红色的芦芽和灰绿色的蒌蒿，很快就是一片翠绿了。夏天，茅草、芦荻都吐出雪白的丝穗，在微风中不住地点头。秋天，全都枯黄了，就被人割去，加到自己的屋顶上去了。冬天，下雪，这里总比别处先白。化雪的时候，也比别处化得慢。河水解冻了，发绿了，沙洲上的残雪还亮晶晶的堆积着。（汪曾祺《大淖记事》）

这是汪曾祺笔下的大淖，就是这个大淖曾经令人意恒轩轩！

台湾作家施叔青曾向汪曾祺提出要到高邮来看看大淖，素来好客的汪曾祺断然拒绝了：“不能看，就如同我自己一样。”后来，汪曾祺解释说——

我去年回乡，当然要到大淖去看看。我一个人去走了几次。大淖已经几乎完全变样了。一个造纸厂把废水排到这里，淖里是一片铁锈颜色的浊流。我的家人告诉我，我写的那个沙洲现在是一个种鸭场。我对着一片红砖的建筑（我的家乡过去不用红砖，都是青砖），看了一会。不过我走过一些依河而筑的不整齐的矮小房屋，一些才可通人的曲巷，觉得还能看到一些当年的痕迹。甚至某一家门前的空气特别清凉，这感觉，和我四十年前走过时也还是一样。（《〈大淖记事〉是怎样写出来的》）

其实，大淖曾是没有文化的“大脑”，就因为汪曾祺发表了《大淖记事》才得以正名，并且出名。随着旅游经济渐成热门，加之寻访汪曾祺笔下大淖的游客日渐增多，政府终于投入六千五百万元整治了大淖环境。目前大淖，石栏围岸，桃柳交错，梧桐招凤……可惜没有了沙洲，没有了茅草、芦荻和蒌蒿，没有了炕坊、磨坊、浆坊和草行，没有了水车、牛棚和乌篷船，没有了卖糖的、卖风菱的、卖熟藕的、卖紫萝卜的、卖山里红的和卖眼镜的，没有了锡匠、铜匠和挑夫……那些大淖人家似乎不翼而飞了！

他们还像候鸟一样飞回来吗？我在大淖岸边徘徊了半天，看见各种鸟雀跳跃在树枝上，唯独没有昨夜梦见的鹪鹩，怅惘之情油然而生。就在这时，文友姚云打来电话：“你在哪里潇洒？”我答：“我在大淖，无法潇洒。”姚云问道：“高邮修复汪曾祺老先生故居了吗？”实话实说：“没有。”姚云又问：“你看过梁由之新著《从凤凰到长汀》了吗？”我说：“听说海豚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我还没有买到。”姚云快人快语：“梁由之在这本书里骂了你们的‘父母官’，我看了很解气，先拍其中两段文字转发给你！”不一会儿，手机收到一条彩信：

沈从文夫妇的墓地，黄永玉立的碑，对时人、后世，以至千秋万代，将构成强大而恒久的吸引力，是一笔无形、珍贵、巨大甚至难以计数的财富。而投入甚少，完全不成比例，简直可以忽略不计。

由此及彼，严重鄙视江苏高邮的地方官。那些伙计多是吃干饭的，无知无识，不知补救。汪曾祺生前想在故乡有“一枝之栖”，他们无动于衷。汪老去世，葬在北京西郊福田公墓——那儿肯定不是老头喜欢待的地方；墓地系有偿限时使用，5万元20年。地方当局为什么不跟汪老的后人商量，将老头归葬故里的文游台呢？

读罢信息，举头看见一株石榴拦住我的去路，那些花蕾俨然紧握的拳头，其中定然包含着怒火。转身走进草巷口，苦艾的气味呛得我喉咙难受。

跨过东大街，我直奔竺家巷9号和11号。两户间有标志：汪曾祺故居。9号现住着汪曾祺妹妹汪丽纹和妹婿金家渝；11号现住着汪曾祺弟弟汪曾庆。两户只有60平方米左右，中间有个尕大的过道相通，且有大大小小的花盆，自有一番幽香的韵致。金家渝说：“这里只是当年汪家大宅院的后门偏屋，大门在东边的科甲巷（今傅公桥路），有庭院，有花园，有客厅，有店面房好几十间！此外，汪家在臭河边还有一二十间房，另有两千多亩地，多为草地；开了万全堂、保全堂两爿药店，这些都是在他祖父汪嘉勋手上置的家产。”汪曾祺生前多次找“父母官”要求政府落实政策，归还几间闲置的汪家旧宅，改善弟妹的生活条件，以便自己回乡小住写作，结果大失所望，只能望房兴叹：“曾祺老矣，犹冀有机会回乡，写一点有关家乡的作品，希望能有一枝之栖。区区愿望，竟如此难偿乎？”（《致戎文凤》）

坐在局促的汪家，我也局促，再也受不了一股充溢在房间里那镪水似的怅惘……就在我将离开的时候，汪曾庆说：“新来的韩方书记和方桂林市长最近都到这里来考察了，大家都说他们值得期待！”我想也是。现代人对历史的关心程度往往是越久远的越关注其遗迹，或登楼眺望，或凭踪遐想，然后像陈子昂一样“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登幽州台歌》）；而对于近代的当代的，我们更关注的是名人的事迹，虽有遗物可以引发我们的感思，毕竟时过境迁，而被忽视的很多遗迹经过一番追寻与探讨之后则显得更为可贵。高邮市政府应当根据人民的愿望以及海内外知名人士的提议修复汪曾祺故居，并将汪曾祺墓迁回高邮安葬，最好是在文游台给他“一枝之栖”。文游台定然会因汪曾祺而更崇高！

踅回东大街，我向文游台走去，影子跑到了身子前面。不经意间，夕阳染红了文游台上的缥气，暮色顺着东大街漂流而下，流入了郭家巷、窑巷口、永安巷、草巷口、大淖巷、科甲巷、竺家巷……湮没了吉升酱园、姜大升茶食店、连万顺酱园、如意泉、保全堂、邵家茶炉子、王家熏烧店、碗盏店、陶家炮仗店、戴车匠家、源昌烟店、马家线店、严氏阁、如意楼、得意楼、万全堂、七拳半烧饼店……于是，“很多歌消失了。”（汪曾祺《徙》）“很多人也消失了。汪曾祺也消失了。他的‘歌声’依然在文坛回荡，他的文字永远不会消失。”（王干《向汪曾祺学习生活》）

站在文游台下，站在汪曾祺纪念馆门前，我看见鹪鹩颉颃在半空中，情不自禁地道了一句：汪老，魂兮归来！

（原载2015年第11期《四川文学》）

文游台

是凡到高邮来游玩的作家都要登临文游台，好像没有到此一游就不能成为作家似的。今天下午，文友才到高邮就拉着我手直囔囔：“我要去登文游台！”

文游台在高邮城东北二里许泰山庙后的一座土山上，原台始建于北宋太平兴国元年（976年）。据嘉庆《扬州府志·古迹》记载：“文游台在军城东二里，旧传苏轼、王巩、孙觉、秦观诸公及李公麟尝同游，论文饮酒，因以‘文游’名之。公麟画为图，刻之石。”宋代诗人曾几曾经到访，并作《文游台》诗：

忆昔坡仙此地游，一时人物尽风流。

香莼紫蟹供怀酌，彩笔银钩人唱酬。

从此，文游台便一直吸引四面八方的文人墨客雅集于此，留下许多不朽的诗文。乾隆皇帝南巡就曾两次登台赋诗：

周览城闉每系舟，缓催珠勒度秦邮。

郊东尚有高台见，宋代闻因雅会留。

何必当时嗟禄薄，却教终古羡文游。

龙眠结构应多事，试问今还藉画不。

此诗作于第二次南巡时（1757年）。乾隆皇帝认为，有文游台在，就不必慨叹苏轼等人怀才不遇，并表示当时没有遇见李公麟（号龙眠居士）画作。

穹若高台出树看，五贤当日此盘桓。

犹传东郊文游处，不异西园雅集观。

称胜以人讵以地，尚论为羡那为叹。

千秋爼豆舆情颂，元祐宁须做好官。

此诗作于第三次南巡时（1762年）。乾隆皇帝认为，臣子不必计较机遇如何，要尽心尽力做个好官。

国士无双秦少游，堂堂坡老醉黄州。

高台几废文章在，果是江湖万古流。

这是清代文学家王士祯当年登文游台留下的绝响。而今，我又沉吟着这首《秦邮杂诗》走近了文游台。

文游台是一古建筑群。

入口处有座石牌坊，坊额镌刻横书“古文游台”，上款直书“康熙乙已”，下款直书“新城王士祯”，字迹寓柔于刚，端庄潇洒。不知怎的，我看似有一股金戈铁马的豪气，又似流露着书家对苏、秦的景仰之情。

走过石牌坊，我瞻仰高大的秦观塑像。秦观面对东南，侧身而立，头面微仰，双目平视，左手执着书卷，右手背在身后，颇有准备对客挥毫的风姿。

文游台下有四贤祠，这是为了纪念苏轼、王巩、孙觉、秦观四贤聚会而建造的。明代诗人王磐曾作《上巳谒四贤祠》，诗云：

谁排闾阖借天风，满地尘埃一洗空。

万卷文章光海岳，千年神爽积鸿蒙。

兰亭旧迹浮云外，甓社浓春细雨中。

一瓣心香初奠罢，椅栏呼酒送飞鸿。

四贤祠西有映翠园与重光亭。映翠园中翠竹成荫，四季常绿，映衬得重光亭更加幽雅。

四贤祠后面有秦观读书台。据传，秦观在三十四岁入京应试之前，常在这里读书。

出秦观读书台向东，经花坛拾级而上，就到盍簪堂了。“盍簪”出自《周易·豫卦》：“勿疑，朋盍簪。”晋王弼注：“盍，合也；簪，疾也。”唐孔颖达疏：“群朋合聚而疾来也。”是众多朋友聚会而快来的意思，后常用来指友人的相聚。盍簪堂曾是苏轼、王巩、孙觉、秦观等四贤雅集之地，这堂名起得古老深奥，但一经了解了出处和解释后，更感到典雅和贴切了。盍簪堂四周嵌有六十余块碑刻，都是宋元以来文人的墨迹，是为《秦邮帖》，乃弥足珍贵的书法摹刻的精品。据清代钱泳《履园丛话·碑帖·家刻》记载：“是年（嘉庆二十年）秋八月，为韩城师禹门太守刻《秦邮帖》四卷，皆取苏东坡、黄山谷、米元章、秦少游诸公书，而殿以松雪、华亭二家。时太守正摄篆秦邮。”盍簪堂上除书法碑刻外，还有两幅图。一幅是《东坡居士闲适图》，苏东坡端坐在苍松之下，容颜丰肤，双目有神，眉宇间隐隐透露出豪放俊逸之气；另一幅是《苏轼生日祝寿图》，是湖南湘乡人左辉春在道光年间任高邮知州时，举行为苏轼生日祝寿的典礼后，请诗人、金石学家李啸北为苏轼画像并一齐镌刻的。

文游台雄踞于土山之巅，是一座飞檐翘角、高大宏伟的歇山式二层楼台。楼下室内两侧墙壁嵌有苏轼手迹《次韵秦太虚见戏耳聋》、秦观手迹《墨竹诗》等，号为《秦邮续帖》，亦是文化遗产中的珍宝。中堂嵌有著名书画家范曾亲制磁壁画《四贤图》。循梯而上，凭栏而望，京杭运河蜿蜒而过，盂城风光尽收眼底，西眺“湖天一色”（李一氓题词），东瞰“嘉禾尽观”（汪曾祺题词）……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我和文友在文游台上徜徉了半天，直到夕阳沉入西湖，方才归去煮酒论文……

（原载2016年8月14日《北京晚报》）

神游台

一提文游台，高邮人几乎都能如数家珍地说三道四；至于神游台，现代人恐怕知之甚少了。

神游台在哪？清代顾銮说：“在（高邮）州境，里址未详。”（《广陵览古》）检阅隆庆《高邮州志》，那时就说“神游台不详所在”，可知此台早就湮没了。

关于神游台，民间有个传说：南宋建炎初年，高邮有个姓颜的道士，不知名讳，落魄江湖，卖笔维生，后遇神仙点化，每天只卖十支毛笔，遂以诗酒自娱。出于好奇，转运使见他便问：“你饮多少酒？”颜道士答：“我可以喝一斗。”转运使遂令人拿酒招待。颜道士也不客气，开怀畅饮，然后丢下笔篮，长揖而去。转运使令人送还笔篮，但是无人拎动，只好作罢，便把毛笔分给左右。所有获得其笔的人，剖开笔管，都有诗偈，道出获得者姓名、祸福及其生卒时间，无不灵验，因而被称为“笔仙”。不久，颜道士筹得巨资，便在当年遇见神仙的地方建筑了神游台。九十二岁那年，他在自家庭院堆积了许多芦苇，然后端坐上面，点火自焚。邻居纷纷赶来救火，只见他乘火云飞天而去。

检阅嘉靖《维扬志》，其中有颜笔仙小传。张岱《夜航船》、顾銮《广陵览古》也有关于颜笔仙“鬻笔遇仙”、“自举焚身”的记载。史书记载竟和民间传说大同小异，可见高邮建炎年间确实有过一个颜道士。令人困惑的是，清初“广陵五宗”之一、晚年自号“卖花老人”的宗元鼎曾撰《卖花老人传》说：“尝九日渡江，经旬不归，人问之，答曰：‘吾访故人殷七七于铁瓮城中耳。’袖中出杜鹃花一枝，红芬可爱。所往来者有笔道人、珏道人，围棋烹茗为乐。珏道人，疑即唐广陵人李珏，以贩籴为业成仙者。笔道人，疑即宋建炎中颜笔仙耳。”此言也太离奇了，自然不足为信。果真如此，那颜道士定然是得道成仙了！

神游台真是颜笔仙筹建的吗？那是怎样的建筑？建于何时？毁于何时？带着这些疑问，我翻阅了许多古籍，也讨教过许多学者，至今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偶翻元末诗人周权《此山集》，发现其中有首《高邮府神游台》，诗云：

淮南古奇胜，弥茫云水丽。

邮城枕其中，喧喧拥阛阓。

壮览城之皋，飞台翼云际。

滟滟白银盆，沉沉水晶界。

玩心神明表，引兴天地外。

把酒一凭阑，天风落襟袂。

怀哉淮海翁，落日为三酹。

从“弥茫云水丽”，可知台在湖畔，从“邮城枕其中，喧喧拥阛阓”，可知台与繁华街市比邻，从“壮览城之皋，飞台翼云际”，可知其阁楼雄伟的气势，也反映了这“淮南古奇胜”是当年邮城的制高点，登台可览潋滟的西湖风光，亦可把栏杆拍遍后像秦少游一样呼朋引伴，煮酒论文……

每读《高邮府神游台》，我总心驰神往，萦回脑际的总是历史的搜遗与传说的更替……而我只能生活在这首诗里。这首诗温存地慰藉了我，又很诡谲地捉弄了我。难道神游台与颜笔仙全是附会出来的？

有朋自远方来，我自然要当好“地主”，陪同客人游览高邮湖，常见“苍茫云水三千顷”（蒲松龄《登泰山殿远眺》），偶尔才有“遥帆隐隐入云行”（刘文麟《过高邮湖》）的风景，总有一种招待不周的缺憾。我们为什么不在高邮湖畔复建耿庙和神游台？窃以为，神游台极有可能在耿庙附近，颜道士鬻笔遇仙与耿七公显神威的时代相近，说不定他遇见的神仙就是耿庙里面供奉的那位！无论如何，神游台和耿庙都不失为有点历史趣味的景观。

由此，我想起了扬州大明寺及其栖灵寺塔。大明寺始建于南朝宋孝武帝大明年间（457—464年），栖灵寺塔始建于隋文帝仁寿年间（601—604年），历代屡圮屡修，今寺为清代同治年间（1862—1875年）所建，而塔却是1988年根据刘禹锡《同乐天登栖灵寺塔》、白居易《与梦得同登栖灵寺塔》和刘长卿《登扬州栖灵寺塔》重建的。吟咏耿庙的古诗很多，关于神游台的古诗，我们已经发现的只有周权这首《高邮府神游台》。我们何不也以古诗为蓝本重建神游台和耿庙呢？

（原载2016年12月25日《北京晚报》）

传奇观音庵

拙著《佛教圣地游》出版后，好多读者来信或来电抱怨我没有写写高邮的观音庵。他们要写的观音庵不是朱延庆先生撰文介绍的炼阳巷那座，而是小教场那座早已湮没的晚清名庵。

庵主是比丘尼绪修，博览佛经，潜心禅理，虽然徐娘半老，但是天生丽质难自弃，蛾眉凤眼，浑身上下都堆俏，且洋溢着灵气与秀气。

当时的高邮知州是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魏源。他敬仰北京红螺山瑞安法师的佛法，特地派人把他请来高邮，创建永清莲社，住寺弘法，颇受信众欢迎。

听说瑞安法师是当代大德，绪修经常带上几卷佛经飘然来到永清莲社请教。瑞安见她好学不倦，加之颖悟过凡，自然乐于开导，随机点拨；绪修总是一拨就通，大有体会，所以佛法猛进。

看见垂杨柳，回头麦又黄。从春到夏，转眼之间就过去了。渐渐地，绪修感到永清莲社僧尼以及信徒对她到来不像以前那样热情，有时看她进出方丈室，还有一些婆婆妈妈在背后用手指指点点，交头接耳，甚至还有人对她背影啐唾沫。绪修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不对头，暗地纳闷，又不好问。

一天晚上，绪修终于忍无可忍地对弟子本莲说：“近来不知怎的，那些到永清莲社去敬香礼佛的婆婆妈妈一看到我就都避瘟神似的躲开，还在我背后嚼舌头。”

本莲，字理明，俗姓管，高邮人。从小就爱吃素，不沾荤腥。因为身体不好，十岁左右就到观音庵拜绪修为师，持戒清修。二十岁那年，本莲前往乾明寺受三百多条具足戒，然后返回观音庵，帮助绪修襄理庵务。本莲为人慈善，吃苦耐劳，甚至于忍辱负重，故为绪修倚重。

本莲见庵主蒙在鼓里，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沉吟一会，说道：“弟子近来也曾道听途说，不知该讲不该对您讲……”

绪修忙说：“你是我的弟子，平时襄理庵务，尽心尽力，我很信任你。要是你知道这事不讲，怎能解开我内心的疙瘩？”

于是，本莲实话实说：“师傅，可别放在心上。她们胡说八道，说您是披着袈裟的狐狸精，三天两头跑到永清莲社去下套瑞安法师……”

绪修一听，目瞪口呆，如遭雷击。至此，绪修恍然大悟。自己一生清白，竟被那些婆婆妈妈捕风捉影地泼了一身脏水！

看见绪修怫然，本莲赶忙劝道：“师傅，弟子深知您洁身自好，劝您不要理会外界的谣言。从今以后，只要我们少去瑞安法师那儿，远离瓜田李下，时间一长，风波自静。师傅，您是一庵之主，为了佛法事业，您可千万得忍着点啊！”

面对奇耻大辱，绪修气得差点背过去。不过，本莲的话也说得对，你不忍着点又能怎么办？况且，本莲善忍，远近闻名，今番该轮到我向她学忍了！

唾沫星子也能淹死人，流言蜚语能把一个人的意志给击垮。毕竟别的事还可忍，这种男女之事，平常人尚且难以忍受，况且又发生在佛门清净比丘尼身上，又是一庵之主，出家在家女众的表率。虽然我绪修为人清白，问心无愧，可是又怎么去向普天之下剖白呢？思前想后，绪修还是找本莲商量：“人言可畏，无论是跳进高邮湖，还是跳进大运河，我怎么也洗不清了。想来想去，我想对佛起誓，希佛明鉴，望佛能安排我死在六月大伏天，死后露尸五天，不臭不腐，这样就向普天之下证明了我绪修的清白。反之，要是不死在六月大伏天，或者虽然死在大伏天，可是尸体很快腐烂，那就说明我和瑞安法师有染……”

本莲说道：“师傅这样对佛起誓也好。我想菩萨一定会在今后还你清白的。”

翌日，绪修跪在佛前，献上香花，叩头发誓：“菩萨在上，请证明我的清白——绪修坐化必以六月，露尸五天，不臭不坏；要是我绪修真的和瑞安法师有染，那就让我换一种死期，并且速朽。”

起誓以后，绪修忍辱含垢在庵修持，并把庵里大小杂事全部交由本莲处理，从此足不出庵。

也不知是巧合还是佛菩萨慈悲，绪修后来果然是在大伏天趺坐而逝。本莲遵嘱将其尸体暴晒五天，居然没有腐臭。高邮市民无不啧啧称奇，每天都有好几百信徒前来膜拜。到第五天，酷暑蒸腾，奇热难熬，可是绪修的尸体，非但毫无秽气，而且散发出微微清芬。从此，前嫌终于尽释了。

绪修圆寂以后，本莲正式接任庵主，挑起了弘法的重担。先前，观音庵西有个屠肆，肆主总是在半夜里杀猪屠羊，悲声四起，残忍程度令人发指。本莲节衣缩食，矢志苦行，拿出原有积蓄，加上香客陆陆续续的捐赠，终于盘下屠肆。肆主收过银两，从此金盆洗手，不再干那杀生的行当。几年以后，观音庵西面新建了七间佛堂。从此，佛堂梵唱不绝，不闻半夜悲声。晚年，本莲自知不久于世，就在佛前发愿：“菩萨在上，弟子祈愿逝后幻躯不腐，留劝后学。”

光绪八年（1882年）八月二十四日，本莲在观音庵安然示寂。弟子遵其遗愿，将其坐龛存放；三年过后，弟子按例茶毗。哪知柴火整整烧了一天一夜，龛顶未焦。弟子开龛一看，见其肉身颜面如生，遂装金供奉。远远近近的四众弟子犹如风起云涌，纷纷前来瞻仰本莲肉身遗容，无不既敬且异，叹为稀有。

我曾多次访问小教场附近的老人，谁也说不清观音庵毁于何时，亦不知道本莲肉身的去向，只知道这里有家已经倒闭的肉联厂。

（原载2015年7月31日《高邮日报》）

虹桥修禊

若把扬州瘦西湖比作窈窕淑女，那么，你到虹桥便揭开了她的盖头。虹桥飞跨瘦西湖与西园曲水衔接之处。此桥建于明朝末年，原为木桥，因桥栏杆为红色，而称红桥。清乾隆时改建为石拱桥，形若彩虹，遂改名为虹桥。虹桥的修造者是大名鼎鼎的盐商黄履昂、鲍志道。虹桥的出名并不是因修造者，也不因它形若彩虹，而是与文人雅士在此修禊有关。

修禊是古老风俗。殷周以来，巫觋的遗风仍有留传，禊即其一。汉代应劭在其《风俗通义》中把禊列为祀典，且说：“禊，洁也。”春日万物生长蠢动易生疾病时于水上洗濯防病疗病。据《周礼·春官》记载：“女巫掌岁时，祓除衅俗。”修禊之事在汉代已固定成消灾祈福的仪式。据《后汉书·礼仪志上》记载：“是月上巳，官民皆絜于东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疢为大絜。”到了晋代，此俗才有改观。据王羲之《兰亭集序》记载：“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从此，修禊的迷信色彩逐渐淡薄，成为文人雅士煮酒吟诗的盛会。明清时代，扬州文人喜欢修禊，尤其文官到了扬州以后常有盛举。

一

回溯虹桥修禊，站在桥头对客挥毫第一人是王士祯。

王士祯（1634—1711年），原名王士禛，字贻上，号阮亭，别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今桓台）人。清初杰出诗人、文学家，继钱谦益之后主盟诗坛，与朱彝尊并称“南朱北王”。曾以其大雅之才，独领风骚达半个世纪之久，被诗家奉为“一代正宗”。顺治十六年（1659年）任扬州府掌握刑法的推官。在扬任职五年，颇有政声。他是清初诗坛的一位明星式的人物，十五岁便有个人诗集《落笺堂初编》问世。同时，他还是一个资深的修禊专家。来扬之前，他曾在济南大明湖畔就组织过一次规模宏大的诗会，一时轰动大江南北。来到扬州这风月繁华之地，温柔富贵之乡，他怎能甘于寂寞？当时扬州正由残破开始走向繁荣，各地文人纷纷来到扬州。王士祯爱结交文朋诗友。“江左三大家”之一吴伟业说：“贻上在扬州，昼了公事，夜接词人。”“明季四公子”之一冒辟疆说：“渔洋文章结纳遍天下，客之访平山堂、唐昌观者，日以接踵。渔洋诗酒流连，曲尽款洽，客相对永日，亦终不忍干以私。”（参见李斗《扬州画舫录》）

康熙元年（1662年）春天，王士祯邀约杜濬、张养重、邱象随、陈允衡、陈维崧诸多名士参与虹桥修禊。王士祯率先写了一首调寄《浣溪沙》词：

北部清溪一带流，红桥风物眼中秋，绿杨城郭是扬州。

西望雷塘何处是，香魂零落使人愁，淡烟芳草旧迷楼。

这首词写得情致旖旎，文采洋溢。和作虽多，很少能与他比拟的。后来，阮葵生在《茶余客话》里予以评论，认为这次唱和《浣溪沙》词以邱象随的那首为最好。

康熙三年（1664年）春天，王士祯第二次主持修禊于虹桥。参加的有杜溶、张纲、林古渡、孙枝蔚、程邃、孙默、许承宣、许承家等文人。这次是写诗，题为《冶春词》。王士祯一口气作了二十首《冶春绝句》，其中流传最广的一首是：

红桥飞跨水当中，一字栏杆九曲红。

日午画船桥下过，衣香人影太匆匆。

与会文人无不和韵作诗，一时传为佳话。唱和的诗人比第一次还多。宗元鼎有诗记录了当时的盛况：

休从白傅歌杨柳，莫遗刘郎唱竹枝。

五日东风十日雨，江楼齐唱冶春词。

“冶春”、“绿杨城郭”这两个富有诗意的名词，就是清初名士王士祯邀约众多文人在虹桥修禊时留下的。

二

据李斗《扬州画舫录》记载：“虹桥茶肆名冶春社，孔东塘为之题榜。”并云：“修禊于虹桥……东唐为主人。”此在“渔洋之前”。显然，李斗记错了。孔尚任主持虹桥修禊是在王士祯之后，而不是之前。

孔尚任（1648—1718年），字聘之，又字季重，号东塘（《随园诗话》所载为东堂），别号岸堂，自称云亭山人。山东曲阜人，孔子六十三代孙，清初诗人、戏曲作家，与洪升并称“南洪北孔”。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南巡返京经曲阜祭孔时，孔尚任被召讲经，受到康熙垂青，破格授予国子监博士。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孔尚任进京，累迁户部主事，工部员外郎。七月，孔尚任以国子监博士的身份随工部左侍郎孙在丰来扬州治河。

除了广交文友，孔尚任在扬州期间喜欢郊游，常去的地方自然是虹桥，有《红桥》诗为证：

红桥一曲绿溪村，新旧垂杨六代存。

酒旆时摇看竹路，画船多系种花门。

曾逢粉黛当筵醉，未许笙歌避吏尊。

可惜同游无小杜，扑襟丝雨乍销魂。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三月三日，孔尚任“赴诸君之招”，参与虹桥修禊，“大会群贤”（孔尚任《湖海集·红桥修禊序》）。他在《红桥修禊序》写道：“康熙戊辰春，扬州多雪雨，游人罕出。至三月三日，天始明媚，士女祓禊者，咸泛舟红桥，桥下之水若不胜载焉。予时赴诸君之招，往来逐队。看两陌之芳草桃柳，新鲜弄色，禽鱼蜂蝶，亦有畅遂自得之意。乃知天气之晴雨，百物之舒郁系焉。”这次虹桥修禊，孔尚任有《三月三日泛舟红桥修禊》诗：

杨柳江城日未曛，兰亭禊事共诸君。

酒家只傍桥红处，诗舫偏迎袖翠群。

久客消磨春冉冉，佳辰引逗泪纷纷。

扑衣十里浓花气，不借笙歌也易醺。

据记载，这次参加修禊的名士有二十四人，籍属八省，故而孔尚任称这次聚会为“八省之会”。所写有对美好春景的留恋，也有对盛世的歌颂。

修禊之后，孔尚任意犹未尽，仍然泛舟虹桥：

乡心愁见柳长条，同荡轻舟第二朝。

终古清明逢细雨，满城笙歌赖红桥。

亭台占水春垂钓，灯火迎人晚弄箫。

潦倒江头归未得，三年此景两魂消。

（《三月四日清明，再泛舟红桥》）

此外，还有《清明红桥竹枝词》二十首。

三

卢见曾（1690—1768年），字澹园，又字抱孙，号雅雨，又号道悦子，山东德州人。康熙六十年（1721年）进士。历官洪雅知县、滦州知州、永平知府、长芦、两淮盐运使。性度高廓，不拘小节，形貌矮瘦，人称“矮卢”。学诗于王渔洋，有诗名，爱才好客，四方名士咸集，流连唱和，一时称为海内宗匠。

卢见曾初到扬州任两淮盐运使便“筑苏亭于使署，日与诗人相酹咏，一时文宴盛于江南”（李斗《扬州画舫录》）。卢见曾因提倡风雅而声名鹊起，许多文士趋之若鹜，加之经常宴集文士，使其成为江南文坛的盟主，然而两次虹桥修禊为其赢得了更大的声誉。

乾隆二十年（1755年）三月三日，两淮盐运使卢见曾首次主持虹桥修禊，袁枚、郑板桥、金农等二十多位名士参加和修禊韵。王昶客居卢见曾使署时就参加过这样的雅集，其诗集中有《卢运使雅雨见曾招同张補山庚、陈楞山撰、朱稼翁稻孙、金寿门农、张渔川四科、王载扬藻、沈学子大成、陈授衣章、董曲江元度及惠定宇、江宾谷诸君泛舟红桥，集江氏林亭观荷分得外字三十八韵》描述了修禊的情形：“上客延陈遵，名流偕郭泰”、“设席陈羊腔，行厨出鲈脍”。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三月三日，卢见曾再次发起更大规模的虹桥修禊，郑板桥、金农、汪士慎、李苞、陈撰、厉鹗、罗聘等均参加。卢见曾作四首《红桥修禊》。卢见曾广为征和，和者多达七千人。郑板桥两和其韵，多为溢美之词，但卢见曾通过虹桥修禊委实确立了当代文坛领袖的地位，时人将其与欧阳修、苏东坡和王士祯相提并论，如董元度《扬州》诗描述并评价了这次修禊盛举：“吴头楚尾名贤聚，卢后王前雅宴同。”袁枚亦有和诗四首，其和诗云：“天子停銮留胜迹，大夫修禊采南风”、“人间此后论明月，未必扬州只二分”、“欧苏当日擅风流，重整骚坛五百秋”、“凭公好取芜城赋，画作屏风寄鲍照”。此外，卢见曾还独创出“牙牌二十四景”的文酒游戏，即将当时修建的“北郊二十四景”刻在象牙骨牌上，大家依次摸牌，以所得之景，当场吟诗，不能者则罚酒一杯。这种游戏，很快就风靡大江南北。事后编成诗集三百卷，李葂为之绘《虹桥览胜图》，可谓极一时之盛。

诚然，修禊是一种习俗，更是一种雅集。如果说王羲之“兰亭修禊”将修禊注解成了一种人文风流，那么，王士祯、孔尚任和卢见曾等倡导的“虹桥修禊”则将修禊演绎成了一场文化盛事。虽然修禊之风已经飘逝，但是瘦西湖大虹桥下所积淀的人文情愫却如江河之水深深地浸润着后世人文……

（与张庆秋合作，原载2016年5月20日《光明日报》）

康山

所谓康山者，其实无山，就是一抔黄土而已。

据嘉庆《扬州府志》记载，明永乐时，平江伯陈瑄浚治运河，在城东南堆土成山。山上植十余株老干虬枝的古树和古藤。周围有回廊供人漫步，有石栏让人远眺。后因明朝翰林院编修康海隐居于此而得名。

康海，字德涵，号沜东渔父、对山，陕西武功人。他是明弘治十五年（1502年）状元，以诗文名列“复古派前七子”之一，著有诗文集《对山集》、杂剧《中山狼》、散曲集《沜东乐府》等。武宗时代，宦官刘瑾因为立皇帝有功而专权，因与康海同乡，加之羡慕其才，企图招致门下，但是康海一直不肯去见刘瑾。正德元年（1506年），“复古派前七子”领袖李梦阳因替尚书韩文写弹劾刘瑾奏章而下狱。康海因其一封“对山救我”的血书而求刘瑾。刘瑾听说康海登门求见，欣然扫榻，居然倒穿鞋子出门迎接，并将康海奉为上宾。康海多方为李梦阳辩解，刘瑾看在康海面上释放了李梦阳。不久，刘瑾倒台，并被凌迟，康海也因名列其党被罢官，而他所救的李梦阳不发一言，超然置身事外。康海只好归隐江湖。不料，他和扬州城东南的这座无名小山不期而遇。在这里，他将李梦阳以“中山狼”的形象写进了剧本，而他自己就是那个南郭先生。康海善弹琵琶，常与妓女同骑一条毛驴，并令丫鬟怀抱琵琶尾随其后，招摇过市。据嘉庆《扬州府志》记载：“其聚女乐，置腰鼓三百副，宴饮宾客，制作乐曲，自比俳优，聊寄抑郁。因他善弹琵琶，后人多所仿效，而称一时胜迹，康山由是得名。”嘉靖十九年（1540年）十二月十四日，康海走完了郁闷的人生历程，享年六十六岁。

后来，康山几易其主。明朝天启（1621—1627年）至崇祯年间（1628—1644年），大理寺卿姚思孝接手康山，重构园林。据《明史》记载，在清兵铁蹄大举南下之际，姚思孝和御史乔可聘等人联名上书，请求南明朝廷不要撤兵江北坚守淮扬。但是，这却遭到了奸佞马士英的厉声叱责：“若辈东林，犹借口防江，欲纵左逆入犯耶？北兵至，犹可议款。左逆至，则若辈高官，我君臣独死耳！”（《明史·马士英传》）马士英竭力排斥姚思孝等人的主张，导致淮扬兵力益弱，这才有了史可法殉国、扬州屠城一段惨史。假设南明朝廷采纳了姚思孝的建议，历史也许是另一种写法。然而康山，再次沉寂了。康山在这一时期唯一值得欣慰的事情是，著名书法家、礼部尚书董其昌曾来做客，题名“康山草堂”，刻成门楣石匾。此石刻因战乱迷失，不知去向。

清军入关以后，姚思孝忧郁而亡，家园一分为二，东园为盐商乔承望所购得，西苑毁于战火。据嘉庆《扬州府志》记载，曹寅在担任两淮巡盐御史的时候，每次来到扬州，并不住在位于院大街的盐漕察院官署，而是假寓于东园，并为东园题咏“东园八景”，还为乔国桢遍邀名士题咏，王士祯、张元章、宋荦等都曾为东园题跋诗文。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著名画家袁江为东园作画一幅，那就是至今藏于上海博物馆的《东园胜概图》。乾隆年间，江春收购康山草堂。因其贾而好儒，许多文人雅士慕名而来。乾隆皇帝曾经两次临幸康山草堂，亲洒宸翰，先后题诗四首。戏剧家蒋心馀，曾主康山秋声馆，朝拈斑管，夕登氍毹，他所撰的杂剧《四弦秋》、传奇《空谷香》都成于秋声馆。词人厉鹗常在秋声馆作客，他的《齐天乐·秋声馆赋秋声》词因有“讶篱豆花开，雨筛时节，独自开门，满庭都是月”之句，而被收入《近三百年名家词选》。诗人赵翼访康山草堂时，吟诗《康山席上遇歌者王炳文、沈同标，二十年前京师梨园中最擅名者也，今皆老矣，感赋》，至今仍为后人所诵。文坛祭酒袁枚更是康山的座上客，他有好几首诗是写给江春的，如《扬州康山诗为主人江春作》《扬州秋声馆即事寄江鹤亭方伯兼简汪献西》等。江春死后，袁枚为他作《墓志铭》。扬州八怪也多为康山常客，如金农客居山西泽州时，想起友人在扬州聚会的情形，曾作《忆康山旧游》诗，寄怀马曰琯、马曰璐、汪士慎、高翔、余元甲等好友。道光年间（1821—1850年），由于和江春有亲戚关系（阮元祖母是江春堂姊），阮元买下康山的一处宅院，以示纪念。那时的康山，已经渐趋荒凉，几似荒丘。

如今，康山草堂早已湮没，即便是那土堆也已无迹可寻，但是由于许多文人雅士曾经汇聚于此，煮酒论文，挥毫泼墨，留下许多诗文，已把康山推崇成为一座文化高山……

（原载2016年5月30日《中国旅游报》）

大明寺

一

因为家乡距离大明寺很近，以为什么时候要去就可以去，我一直拖延着。如果不是因写《佛教圣地游》，恐怕还要推迟巡礼大明寺。

大明寺地处扬州城北蜀冈中峰，它以悠久历史和优美环境，依山面水，享有“淮东第一观”的盛名。众多的文物古迹，迷人的山水景观，是集佛教庙宇、文物古迹和园林风光于一体的游览胜地。古往今来，由于君王驾临、高僧辈出、名流云集，香客游人无不流连忘返。这里香火极旺，未入寺门，已是香火扑鼻了。

嗅着熏香，我踏进了烟雾袅袅的山门，周围的人影立刻缥缈起来。顷刻之间，耳边有了噌吰的钟声，由远及近，从容传来。山门是一座端雅的木质牌楼，极为壮观，四柱三楹。中门之上朝南有篆书“栖灵遗址”四字；北有篆书“丰乐名区”四字，丰乐之名源于此地旧属大仪乡丰乐区。据赞宁《宋高僧传》记载：“释怀信者，居处广陵，别无奇迹。会昌三年……有淮南词客刘隐之薄游四明，旅泊之宵，梦中如泛海焉。回顾，见塔一所，东度见是淮南栖宁寺塔。其塔峻峙，制度较胡太后永宁塔少分耳。其塔第三层，见信凭阑与隐之交谈，且曰：‘暂送塔过东海，旬日而还。’数日，隐之归扬州，即往谒信，信曰：‘记得海上相见时否？’隐之了然省悟。后数日，天火焚塔俱尽，白雨倾澍，傍有草堂，一无所损。”唐代扬州栖灵寺，即今大明寺，寺始建于南朝宋孝武帝大明年间（457—464年），因名。隋仁寿年间（601—604年），建塔于寺，塔高九级，名曰栖灵，寺亦因称栖灵寺。后来，历代屡圮屡修。今寺为清代同治年间（1862—1874年）所建，寺内仍存有栖灵寺塔遗址。

塔在梵文中的本意就是坟墓。那么，这究竟是谁的坟墓呢？据《隋书》记载，仁寿元年（601年），文帝杨坚下令天下三十州都建塔以供奉如来佛骨，但是经过了漫长的岁月之后，这一记载是否可靠已经难以坐实。1998年陕西省周至县爆发了一个轰动海内外的新闻：因为黑河引水工程需要迁建的仙游寺法王塔出土了十枚晶莹剔透的舍利！舍利是梵文的音译，其本来的意思是指尸体或尸骨。这个消息证明了史书记载的可信。更叫人惊讶的是，周至县隋塔地宫中还出土了一块石碑，记录着当年建塔的原委。碑文第一句话是：“维大隋仁寿元年岁次辛酉十月辛亥朔十五日乙丑，皇帝普为一切法界，幽显生灵，谨于雍州周至县仙游寺，奉安舍利，敬造灵塔。”既然雍州（今陕西西安）如此，而当时相当于今天“大上海”的扬州也应当建塔供奉佛舍利。

如此看来，扬州供奉佛舍利的塔就是原在栖灵寺中的塔了。相传，如来佛骨是由一位西域的僧人送至扬州的。他说：“此大觉遗灵，留与供养。”大觉就是佛，也就是如来。大觉遗灵即佛骨，或称佛舍利。大明寺塔名“栖灵塔”，意思是让佛的灵骨栖息于此。按理来说，扬州栖灵塔下原本也应有地宫供奉佛骨。然而，原栖灵塔早在唐代会昌三年（843年）就毁于大火，地宫是否遭到破坏，今天不得而知。如果未遭破坏，则原塔基下应当还有佛舍利存在。不过，当年栖灵塔的位置并非近年重建的栖灵塔的位置。

然而，《牧斋有学集·扬州石塔寺复雷塘田记》却说：“隋高祖分布舍利，命天下三十州同时起塔。扬州于西寺起塔，今石塔寺，其故址也。隋、唐以来，坏成不一。崇祯己卯，兵使者鄢陵郑公，发愿修复，掘得天祜四年（907年）石幢及小金瓶舍利……”钱谦益这段文字更让佛舍利扑朔迷离，我就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当时扬州所建之塔，到底是在大明寺还在石塔寺？佛舍利到底有没有送至扬州？是仍埋在尚未发现的地宫之中，还是早就被人转移了？

带着许多问号，我走近了栖灵塔。今塔是1988年复建的，仍有九重。九重乃最高境界。不敢松懈，不敢怠慢，每上一层，我都绕塔一周，然后继续攀登，越往高处走，风越大，人越站不稳，而飞檐翘角的风铎，叮当作响，像是敲在心上，又像是穿越了千年的遥远古音，既入耳又入心。

终于，我站在了九层的塔顶，扬州古城的风貌尽收眼底。山令人远，寺令人幽，塔令人微……这一刻，释怀的情愫糅杂在一起。沐浴着凉风，我把栏杆拍遍，痴痴地眺望着、感受着。不能待得太久了，再这样痴迷下去，我就要扑向塔外的蓝天白云了。

检阅《扬州历代诗词》，我发现李白、高适、白居易等大诗人都曾登临此塔，留下了许多诗篇。这些诗篇反映了当时这座塔既是扬州的名胜和制高点，是到扬州这座城市的必去之处，也是扬州佛教发展的象征。高适有《登广陵栖灵寺塔》诗：

淮南富登临，兹塔信奇最。

直上造云族，凭虚纳天籁。

迥然碧海西，独立飞鸟外。

始知高兴尽，适与赏心会。

连山黯吴门，乔木吞楚塞。

城池满窗下，物象归掌内。

远思驻江帆，暮时结春霭。

轩车疑蠢动，造化资大块。

何必了无身，然后知所退。

李白也有《秋日登扬州西灵塔》诗：

宝塔凌苍苍，登攀览四荒。

顶高元气合，标出海云长。

万象分空界，三天接画梁。

水摇金刹影，日动火珠光。

鸟拂琼帘度，霞连绣拱张。

目随征路断，心逐去帆扬。

露浴梧楸白，霜催橘柚黄。

玉毫如可见，于此照迷方。

这两首诗写出了栖灵寺塔精湛的建筑艺术，并充分显示了塔身雄伟的气势和寺周瑰丽的景致。

宝历二年（826年），刘禹锡卸任和州（今安徽和县）刺史，白居易也被罢任苏州刺史。刘、白二人仕途多舛——刘禹锡曾因参与王叔文集团的反宦官、反藩镇斗争失败而被贬为朗州司马，后又被贬为连州刺史；白居易曾因上表请求严缉刺死宰相武元衡的凶手，得罪权贵，被贬为江州司马。刘、白二人这次回京述职，路过扬州，时任淮南节度使的王播以及刚刚调任淮南节度行军司马的李德修盛情挽留他们作客扬州。刘、白二人遭遇相同，感情上很容易产生共鸣，大有相见恨晚之意。逗留扬州期间，刘、白二人少不得要去观赏名楼盛景，寻访古迹遗踪，栖灵寺塔自然是要去的。当时刘、白二人都已年过半百，却兴致勃勃，携手健步登上了栖灵塔的最高层第九层。刘禹锡写下了一首《同乐天登栖灵寺塔》诗：

步步相携不觉难，九层云外倚阑干。

忽然笑语半天上，无限游人举眼看。

白居易写下了一首《与梦得同登栖灵寺塔》诗：

半月悠悠在广陵，何楼何塔不同登。

共怜筋力犹堪在，上到栖灵第九层。

由此可见，刘、白二人凭栏登塔，心胸顿时为之开朗。他们是愀然而来，欣然而去。

刘长卿亦曾登临灵寺塔，留下《登扬州栖灵寺塔》诗：

北塔凌空虚，雄观压川泽。

亭亭楚云外，千里看不隔。

遥对黄金台，浮辉乱相射。

盘梯接元气，半壁栖夜魄。

稍登诸劫尽，若骋排霄翮。

向是沧洲人，已为青云客。

雨飞千栱霁，日在万家夕。

鸟处高却低，天涯远如迫。

江流入空翠，海峤现微碧。

向暮期下来，谁堪复行役。

文人墨客与寺院的联系往往是两个方面促成的：一是因为寺院的风景及名声，文人慕名而来；一是因为文人和寺院僧人的交往和友谊。他们在这里吟诗作文，泼墨丹卷，谈禅论玄……他们始料未及的是，千百年后，自己的诗作竟然成了重建栖灵塔的重要蓝本。白居易诗表明塔高九层，刘长卿诗说明塔有盘梯，而读刘禹锡诗可见塔有走廊，外有栏杆，游人可以登高观光。这些活动的记录既为我留下一些史料，也为大明寺平添不少文化气息，弥足珍贵！

二

穿过塔院，我来到了鉴真纪念堂。

纪念堂是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根据唐代建筑遗规并参照日本唐招提寺“金堂”之风格设计的。纪念堂的碑亭、庭院及正殿共占地2540平方米，1973年11月建成。

目前陈列室有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史迹，由康熙年间（1662—1722年）的“晴空阁”改设。室内悬日本著名画家东山魁夷绘鉴真和尚像、鉴真东渡线路图，旁悬赵朴初联：

鼓螺蜀岗羹墙南岳

风月长屋花雨奈良

门厅由“四松草堂”改建而成。门厅悬篆书“鉴真纪念堂”匾额，后进东墙壁竖有“鉴真大师像回国巡展纪念碑”一方，即1984年4月25日由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会长与日本唐招提寺森本孝顺长老合题碑文。赵朴初题词：

遗像千年归故里

友情万代发新花

森本孝顺题词（日文）大意是“友好之心如明灯，故寺满载八重樱”。北侧碑亭中置仿唐汉白玉横碑，高1.25米，宽3米，下设须弥座。正面横刻郭沫若手书“唐鉴真大和尚纪念碑”，书法古拙遒劲，笔力千钧。背面石刻有赵朴初为纪念鉴真圆寂一千二百周年撰写的碑文。正殿堂前庭院中，有长明石灯笼一幢，为唐招提寺第八十一世森木孝顺长老所赠。1980年，森木亲自点燃灯笼，并与大明寺方丈能勤法师共栽两株日本八重樱。正殿面南五楹，环以檐廊。中堂须弥座上供奉鉴真干漆夹纻大像，此尊坐像是扬州工艺美术研究所和扬州漆器厂用扬州传统工艺结合现代艺术临摹日本国宝鉴真像精心塑造而成。像前放置着日本天皇所赠的铜香炉。凡是到扬州大明寺去的香客游人，都要去瞻奉一下鉴真的塑像。

鉴真，俗姓淳于，江阳（今江苏扬州）人，生于武周垂拱四年（688年），十四岁时出家，师从佛教律宗巨匠道岸、弘景二位大师，在佛经义理、戒坛讲律、梵声音乐、庙堂建筑、雕塑绘画、行医采药、书法镂刻等方面多所领悟，时有进益。此后，更从诸多高僧，博学益智，境界高远。鉴真二十七岁回大明寺，兴戒坛、缮道场、建寺舍、造佛像、修塔宇、讲法诵经、写经刻石、广施医药，普济众生，不遗余力。他四十六岁便成一方宗首，持律授戒，独秀无伦，前后授戒度人约有四万余人，名闻遐迩，道俗归心，被尊仰为“江淮化主”。

据《扬州市志》记载，鉴真接受邀请东渡传授戒律，已是五十五岁了。作为大明寺的住持，鉴真受到众多高僧弟子的爱戴，一呼百应，完全可以高坐讲坛，享受一方福田，而他为什么东渡日本？他也完全可以派一位高徒代他前往讲法授律，而他为什么决定自身践行？难道他不知沧海阻隔，风涛险恶？据日本真人元开《唐大和尚东征传》记载，当时，鉴真在为众僧讲授戒律，日僧荣睿、普照呈词恳切：“天皇以下臣民皈依佛门之心殷切，渴望中国传戒大和尚早日东渡授戒。”鉴真怦然心动，似有所思，遂问座下众僧：“可有人愿去佛法兴隆有缘的日本传法吗？”众僧默然不答。鉴真追问：“真的没有人想去吗？”祥彦说道：“东渡日本，航路遥遥，生死难料，况且修业刚半，谁都回答不得。”鉴真毅然表态：“是为法事也，何惜身命！诸人不去，我即去耳！”祥彦应道：“尊师既去，我愿随行。”接着，有二十一人表示愿往。这场对白中祥彦的申述不无道理，但和鉴真所站的高度截然不同。鉴真不是盲目从行，而是从日僧诚切的邀请中听到了佛的召唤，感到有义不容辞的职责，只要是“法事”，便是高于一切，又“何惜身命”！宏愿之立，正是他忠于教义，不惜牺牲一切弘扬佛法的坚贞，也是他生命的追求所在。“诸人不去，我即去耳！”在这场激烈的思想交锋中，可以见到鉴真关爱众生的胸怀和准备牺牲一切的精神。

鉴真做出东渡日本的决定，绝非偶然，多年刻苦的修炼、执着的追求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涵养起强大的人格力量，这是从平凡的“人性”走向脱俗的“佛性”的艰难过程。

鉴真六次东渡，五次失败，历尽艰难险阻，终于在第六次东渡成功，达到弘扬佛法的目的。可以说，鉴真东渡没有明代郑和下西洋那样声势浩大的官方举措，纯属于民间交流活动，无论是从人力上、财力上都是有限的，因而鉴真所遇到的困难也是难以想象的。我们不妨回顾一下鉴真六次东渡的背影——

天宝二年（743年）春天，鉴真及弟子道航等二十一人，加上四名日本僧人，秘密建造船只，筹备食物，伺机东渡。当时唐律禁止私自出国，他们借口去天台山礼佛。由于道航是当朝宰相李林甫从兄李林宗的“家僧”，扬州仓曹李凑自然不看僧面看佛面，加以援助。成也道航，败也道航，也就是道航拉开了东渡磨难的序幕。在器人东渡时，道航认为如海行为不端，不学无术，不宜参加东渡。如海闻言大怒，跑到官府诬告鉴真一行造船是与海盗勾结，准备攻打扬州。当年海盗猖獗，淮南采访使班景倩闻讯震駴，一面盘问如海，一面差人逮捕准备东渡的僧众。道航说明自己是李林宗的供奉僧，谎称乘船过海去国清寺，并提供李林宗曾函致李凑请他协助的线索，终于洗刷罪名。如海被杖责且遣送返俗。然而，班景倩仍判定“海贼大动，不须过海”，所造的船只没收入官，物品发还。第一次东渡计划就这样搁浅了。

释放以后，荣睿和普照仍请鉴真东渡日本。鉴真为其诚心所动，决意再次东渡，秘密购买了一艘岭南采访使刘巨鳞的军用船舶，并雇用了十八个水手，备办各种物品，准备随同一起前往日本的还有僧人思托等十七人，及各种工匠、艺人八十五人。天宝二年（743年）十二月，他们从扬州举帆启程，但船到浪沟浦（今江苏南通）即遇风暴，浪击破船，停留一月修船，再度下海，船至扬子江口，又遇风浪，停泊三十多天，再次启航，不幸在衢州群岛触礁船沉，船上东西全被海浪卷走，全体人员登上一个荒岛，后被明州（今浙江宁波）官员派人救回，转送阿育王寺安顿。第二次东渡又泡汤了。

翌年开春，鉴真一行受聘到越州（今浙江绍兴）龙兴寺讲律授戒，秋归阿育王寺准备再次东渡。此事为越州僧人得知，为挽留鉴真，控告日本僧人潜藏中国，引诱鉴真出国。官府随即逮捕了荣睿，普照因躲在民家未被逮去。荣睿在押解途中佯死，潜回鉴真身边，但第三次东渡计划已经夭折了。

天宝三年（744年）冬天，鉴真派遣大弟子法进，带了两个管事，携带“轻货”（即名贵货物）前往长乐郡（今福建福州）买船，同时采办食品，为第四次东渡做准备工作；同时又亲率祥彦、思托、荣睿、普照等三十余人，一路朝拜佛迹，取道南下福州。翻山越岭，经临海郡（今浙江台州），过永嘉郡（今浙江温州），准备进入闽境。不料此时又发生了意外。弟子灵祜不赞成鉴真冒险东渡，联合扬州各寺僧人请求官府阻拦。结果，鉴真一行被遣送回扬州，第四次东渡计划成了泡影。扬州僧俗得悉鉴真回来，纷纷顶礼慰问。但鉴真却满腹忧愁，抱怨灵祜。灵祜为求师父宽恕，每夜自初更侍立至五更，如此坚持两月，加上各寺院的三纲和高僧为其缓颊，鉴真方才宽恕灵祜，但未动摇东渡传法的决心。

天宝七年（748年），荣睿、普照再次请求鉴真东渡。这次，他们造船备物，悄然从扬州登舟扬帆，终于航行海上。不料风疾浪高，淡水用尽，漂泊多日，历尽艰辛，才到今海南岛登陆。此后，他们历经广东、广西，途中荣睿病故，普照辞别，鉴真则因“频经炎热，眼光暗昧，爰有胡人言能治目，遂加疗治，眼遂失明”（真人元开《唐大和尚东征传》）。这是第五次东渡的悲惨结局。

天宝十二年（753年），日本遣唐使团再次来扬延其东渡传律。是年十月十九日夜，鉴真一行乘船渡江前往苏州，然后转乘日本使船，扬帆东去。历时月余，鉴真终于东渡成功。此时他已六十六岁。他在屡次东渡遭受磨难的过程中，双目失明仍不气馁，直至达到目的为止。一个健全的人也往往难以忍受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何况一个失明的老人呢？次年二月，鉴真进京（奈良），受到朝野僧俗隆重的欢迎。孝谦天皇下诏：“大德和尚远涉沧波，来投此国，诚副朕意。自今以后，传授戒律，一任和尚。”当时日本天皇、皇后、太子及其大臣都接受了鉴真的三师七证授戒法。乾元二年（759年，日本天平宝字三年），鉴真在奈良创建招提寺，著有《戒律三部经》刻印流传，为日本印版之开端。

鉴真通晓医学，精通本草，救人无数。淳仁天皇曾经令其辨药，当时鉴真虽然双目失明，但他采用口尝、鼻嗅、手摸来鉴别药物真伪，辨之无误。鉴真著有《鉴上人秘方》，可惜书已失传，尚有少数药方流传于世。日本医史学家富士川游在《日本医学史》中指出：“日本古代名医虽多，得祀像者，仅鉴真与田代三喜二人而已。”

除了佛教和中医外，日本酿造业、饮食业等也认为其行业技艺均为鉴真所授，因而日本人称之为“盲圣”、“日本律宗太祖”、“日本医学之祖”、“日本文化的恩人”。

鉴真是佛门的骄傲，更是民族的脊梁；鉴真是一面镜子，更是一面高扬的人文旗帜！他以博大的胸怀关爱人类，他以睿智的目光抉择弘扬佛法，他以大无畏的人格、大牺牲的精神体现了生命的价值，他以百折不挠的毅力构筑中日文化交流的虹桥。他用生命点亮的佛灯，穿越一千五百多年的时空隧道，依然如日中天……

三

现在，我来到了欧阳文忠公祠。

欧阳文忠公祠曾两次被废或毁于兵燹。现祠是光绪五年（1879年）重建的，明间设神龛，龛壁供欧阳修石刻像。石刻像由当时扬州著名石工朱静斋勒石，刀工非常精微——欧阳修笑逐颜开，胡须纤细有波，加上石面稍凹，刻纹有反光作用，造成远看白胡须，近看黑胡须。此像不仅黑白有变，而且从任何角度看，欧阳修双目均与观者对视可亲，双脚均向观者，栩栩如生，堪称神品。祠内悬“六一宗风”横匾，原为欧阳正墉书题，因为损坏，1980年由著名书法家武中奇补书。另外，欧公祠东墙南端、祠堂外东西壁均有石碑，记载着这位北宋文学家的史迹和对他的怀念与赞誉。

欧阳修，吉州卢陵（今江西吉安）人，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唐宋八大家”之一。许多文献说他是反佛的，譬如北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谈谑》云：“欧阳文忠公不喜释氏，士有谈佛书者，必正色视之。”又如罗大经《鹤林玉露·佛本于老庄》云：“韩文公、欧阳公皆不曾深看佛书，故但能攻其皮毛。”再如《宋人轶事汇编·欧阳修》云：“两府例得坟院。欧公既参大政，以素恶释氏，久而不请。”其实，这只是表面现象，还有许多史料表明欧阳修与佛教早就结下了不解之缘。

据苏轼《东坡志林》记载，欧阳修少年就结交僧人了。曾有一个僧人为他相命：“耳白于面，名满天下；唇不着齿，无事得谤。”后来，他也承认“其言颇验”。

走上仕途以后，欧阳修与僧人交往更多——

康定二年（1041年），诗人石曼卿因为贪杯而英年早逝，梅尧臣、蔡襄等人都写了祭文。僧人秘演请欧阳修为石曼卿撰写墓表，但欧阳修迟迟不写。最后秘演“屡督欧俾速撰，文方成”。后来，他们两人常为此事开玩笑（参见《湘山野绿》）。

庆历末年（1048年），欧阳修夜泊采石渡。船工都入睡了，欧阳修才熄灯睡觉，隐隐约约地听到船尾有人说话。一人问道：“你还没有离开？”对方回答：“有参政宿此，不可擅自离去。斋料幸好已经带了。”欧阳修以为船上有鬼，通夜不寐。天快亮时，只听岸上有人骑马急驰而过，船尾有人呼喊：“斋料幸见还。”岸上的行者回答：“道场不净，竟无所得。”欧阳修听了更加奇怪。后来，他游润州（今江苏镇江）金山寺，专门讨教了长老瑞新。瑞新讶喜：“原来是你夜宿采石渡呀！那天夜里有施主设水陆道场，并且带来了夫人。正在进行的时候，夫人竟给一个孩子喂奶。于是腥风灭烛，大家无不恐慌……”不久，欧阳修被皇帝任命为参知政事，应验了瑞新的解释。为此，欧阳修对瑞新格外垂青（参见《冷斋夜话》）。

嘉祐八年（1063年）欧阳修游嵩山，看见一个老僧读经，便与老僧谈论生死问题，老僧说道：“古之人念念在定慧，临终安得乱。今人念念在散乱，临终安得定。”欧阳修“大惊，不自知膝之屈也”（参见《佛祖历代通载》）。

治平年间（1064—1067年），僧人契嵩鉴于尊儒抑佛现象而作《辅教编》。欧阳修与开封尹王素等“皆低簪以礼”，“特上殿以其《编》进呈”英宗。英宗“许附教藏”，赐契嵩为“明教大师”（参见《湘山野绿》）。

欧阳修信佛的另一表现是为其小儿取名“僧哥”。据《道山清话》记载：“一长老在欧阳公座上，见公家小儿有名僧哥者，戏谓欧阳修曰：‘公不重佛，安得此名？’欧阳修笑曰：‘人家小儿要易长育，往往以贱为名，如狗羊犬马之类是也。’闻者莫不服公之捷对。”《渑水燕谈录》亦有类似的记载。欧阳修虽然否认自己“重佛”，但事实上他给小儿取名“僧哥”，就已不言而喻，就像和尚头上的虱子一样明摆着，任何解释都是“托词”！

除了上述事迹，《欧阳修全集》还有诗文为证——《送昙颖归庐山》《送慧勤归余杭》《山中之乐并序》《琅琊山六题之惠觉方丈》《酬学诗僧惟晤》《上人送智蟾上人游南岳》《送智蟾上人游天台》《释惟俨文集序》《释秘演诗集序》《送琴僧秘演》《题净慧大师禅斋》《赠庐山僧居讷》《酬净照大师说》《明因大师塔记》……由此可见，欧阳修与这些僧人交谊深厚，经常在交游中互相唱和，且乐于为他们作品集作序，甚至于为僧人树碑立传。

据南宋葛立方《韵语阳秋》记载：“欧阳永叔素不信释氏之说，如〈酬净照师〉云：‘佛说吾不学，劳师忽款关。我方仁义急，君且水云闲’；〈酬惟悟师〉云‘子何独吾慕，自忘夷其身。韩子亦尝谓，收敛加冠巾。’是也。既登二府，一日被病亟，梦至一所，见十人端冕环坐，一人云：‘参政安得至此，宜速反舍。’公出门数步，复往问之，曰：‘公等岂非释氏所谓十王者乎？’曰：‘然。’因问：‘世人饭僧造经，为亡人追福，果有益乎？’答云：‘安得无益。’既寤，病良已。自是遂信佛法。”由此，我竟莫名其妙地想到了恩格斯。他曾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的伟大的思想”：“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个人的思想往往是随着经历而变的，或许在某一个契机，一切都改变了。如果说欧阳修笃信佛法在当参知政事之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话，那么，登上二府后则公然步入崇尚佛法的行列之中，尤其晚年更坚定了崇尚佛教的决心。据《避暑录话》记载：“欧阳文忠公平生诋佛、老，少作《本论》三篇，于二氏盖未尝有别，晚罢政事，守亳将老矣，更罹忧患，遂有超然物外之志。”这时的欧阳修似乎把儒家的一切说教都丢到爪哇国去了。

欧阳修晚年由“醉翁”改号“六一居士”。所谓居士，志磐《佛祖统纪》解说：“居士者，西竺学佛道之称。永叔见祖印，排佛之心已消，故心会其旨，而能以居士自号。又以名其文集，通道之笃，于兹可见。”平心而论，志磐讲对了一半，即欧阳修“通道之笃”；一半是讲错了，即“永书见祖印，排佛之心已消”。从上述史料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出，从少年时代开始直至登第走上仕途，欧阳修从未放弃过对佛教理念的追求，虽然他的许多文学作品充满了儒家思想，但是其中不少打上了佛教的烙印。

话说回来，欧阳修非常支持寺院的建设。据《避暑录话》记载，他在扬州任上为大明寺建平山堂。堂据蜀冈，壮丽为淮南第一，下临江南数百里，隐约可见仪征、镇江、南京等地。每到夏日避暑之时，欧阳修必带文朋诗友到平山堂游玩，然后到邵伯湖摘来千朵荷花，插满百盆，一边饮酒，一边吟诗。“往往侵夜，载月而归。”由此可见“文章太守”当年的风雅。《避暑录话》的作者叶梦得曾在哲宗绍圣初年（1094年）寄居平山堂，当时环堂四周老木参天，修篁蔽日，相互交荫。一位八十多岁的僧人为叶梦得回忆了欧阳修在大明寺生活的情景。另据《墨庄漫录》记载，欧阳修在大明寺平山堂还亲自种植柳树一株，人称“欧公柳”。为此，欧阳修还作了一首《朝中措·平山堂》词，其中有“手植堂前杨柳，别来几度春风”。由此可见，欧阳修对佛教、寺院等情有独钟。再据《艺苑雌黄》记载，一日，欧阳修送刘贡父守淮扬，作长短句云：“平山栏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平山堂望长江南岸诸山较近，有人认为这是欧阳修“短视”。此事被苏轼引为笑谈，因赋《水调歌头·快哉亭作》：

落日绣帘卷，亭下水连空。知君为我新作，窗户湿青红。长记平山堂上，欹枕江南烟雨，杳杳没孤鸿。认得醉翁语，山色有无中。

一千顷，都镜净，倒碧峰。忽然浪起，掀舞一叶白头翁。堪笑兰台公子，未解庄生天籁，刚道有雌雄。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

休得闲话，我们应该参观古风流溢的“平山堂”了。欧阳修选蜀冈中峰大明寺西侧建平山堂，确有高见卓识。蜀冈由趾到巅，总共三十多丈，以它的高度和江南群山相比较，真是卑卑不足道。可是站在这座堂前，每逢天晴云净，不但江南的群山可以看到，并且江南诸山都好似压缩了高度，降低了身份，一齐向蜀冈拱揖。因为所看到的山峰与堂基相平，所以欧阳修取堂名为“平山堂”。古人云：“山似文章最忌平”，唯有平山堂却以“平”而获得盛名。

北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由徐州徙湖州途中经过扬州，至平山堂游览，睹物思人，调寄《西江月》，作了一首《平山堂》：

三过平山堂下，半生弹指声中。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动。

欲吊文章太守，仍歌杨柳春风。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

其时，欧阳修早已谢世，苏轼仍将老师和他“手种堂前杨柳，别来几度春风”的词句牢记心扉，可见师生情谊之深。苏轼这首词不仅是对老师的追思，也寄托着自己对人生和仕途的无限感叹。欧阳修和苏轼都经历过险恶的政治生涯，屡遭谗谤与贬谪。“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正是这种心境的坦露。

有的人来了，有的人去了。人生如梦，几度春秋，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终归一切空无，一切皆空！既然如此，我们又何必为有形世界的一得一失而劳神伤心哩！

四

才出平山堂，又进谷林堂。

北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年），苏轼调任扬州太守，在平山堂后面建谷林堂纪念欧阳修。其时，欧阳修已去世二十年了。谷林堂是苏轼从自己诗句“深谷下窈窕，高林合扶疏”（《谷林堂诗》）中截取第二个字取名的。宋后，堂毁。今之谷林堂是清代同治九年（1870年）盐运使方濬颐在真赏楼旧址处所建，并题额、联，今均无存。今堂上悬“谷林堂”额三字系扬州雕刻家黄汉侯集自《东坡法帖》。东壁悬扬州书画家李亚如草书《谷林堂诗》，西壁悬《赤壁夜游图》，堂内陈列古朴典雅。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眉山距离佛教圣地峨眉山和乐山大佛不远，苏轼少年时代不可能不受佛教的影响。而后仕途坎坷不平，他与佛教关系更为密切，禅悦生活成为他后半生的一大特色。不过，这与他的家庭影响和社会风气的濡染是分不开的。其父苏洵以儒学为宗，不但不排斥佛教，甚至结交蜀地出身的名僧云门宗圆通居讷和宝月大师惟简，《宋高僧传》把他列为居讷法嗣。苏洵晚年因为连遭骨肉零落之苦，龛座二所于阿弥陀如来之堂，还塑观世音菩萨、势至、天藏、地藏、解冤结、引路王六菩萨像，以慰藉之。其母程氏更是“崇信三宝”，“家藏十六罗汉像，每设茶供，则化为白乳”（《十八大阿罗汉颂》）。这样的家庭影响，必然使苏轼知佛法、喜佛书，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的生活。这是苏轼信佛参禅的原因之一。苏轼与弟弟苏辙极其亲爱，这是历史上的佳话，而苏辙也是热心的佛教徒。他在与苏轼唱酬诗中有“目断家山空记路，手披禅册渐忘情”（《次子瞻与安节夜坐三首》）、“老去在家同出家，《楞伽》四卷即生涯”（《试院唱酬十一首》）等诗句，可见他们在家习佛的情况。苏轼之妻王闰之亦学佛。苏轼在其生日曾取《金光明经》故事，买鱼放生为寿，并调寄《蝶恋花》，作词一首，其中有“放尽穷鳞看圉圉，天公为下曼陀雨”句。她死时有遗言，令其子绘阿弥陀佛像供奉丛林，苏轼请著名画家李龙眠画释迦佛祖及十大弟子像供奉京师，并亲为作《阿弥陀佛赞》说“此心平处是西方”。其妾朝云也信佛，早年拜于泗上比丘义冲门下。后与苏轼一起到惠州，经常念佛。绍圣三年（1096年），朝云弥留之际仍诵《金刚经·六如偈》。苏轼在其《朝云墓志铭》写道：“浮屠是瞻，伽蓝是依，如汝宿心，惟佛之归。”而后又作《悼朝云诗》，诗云：

苗而不秀岂其天，不使童乌与我玄。

驻景恨无千岁药，赠行惟有小乘禅。

伤心一念偿前债，弹指三生断后缘。

归卧竹根无远近，夜灯勤礼塔中仙。

据《居士分灯录》记载，苏轼的母亲刚刚怀他的时候，梦见一位身躯瘠瘦、眼睛眇细的僧人。事隔多年，苏轼的弟弟苏辙在高安为官的时候，和真净、文圣、寿聪等三位法师时常在一起论道参禅。有一天这三位出家人同时梦见迎接五祖戒禅师，三人正在交谈时，苏轼刚巧来寺拜访。三人遂把梦境告诉苏轼，苏轼就回答自己七八岁的时候，也曾梦见自己身为僧侣，往来行化于陕右一带。真净法师听了，赶忙说道：“戒禅师陕右人也，暮年弃五祖，来游高安，终于大愚逆数，盖五十年。”细问之下，苏轼当年刚好四十九岁，大家终于了悟五祖戒和尚原来就是苏轼的前身。

禅是一种宗教，也是一种哲学。马克思曾经指出：“宗教是那些还没有获得自己或者再度丧失了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印度佛教作为一种在有限中追求无限、在现实中求得超越的信仰和哲学诠释，作为在苦难、蹭蹬和人生遭际中寻求心理满足和慰藉的精神需要，自东汉末年（220年）传入我国后，随不同时代社会的变迁而演进。有唐一代，佛教遂成磅礴之势，成为中国固有思想和文化心理结构的一个重要补充。自唐代南宗禅兴起后，佛教真正成为中国士大夫阶层喜闻乐道的宗教，南宗禅临济宗创始人义玄说：“佛法无用功处，只是平常无事，屙屎送尿，着衣吃饭，困来即卧，愚人笑我，智乃知焉。古人云：向外作工夫，总是痴顽汉。你且随处作主，立处皆真……自为解脱大海。”（《临济录》）临济宗后来风靡北宋，杨亿、夏竦、王安石、苏轼、苏辙、黄庭坚等人，都与临济宗的高僧有很深的交往，谈禅理，斗机锋，并被认为是本宗的俗弟子。宋代士大夫继承唐代士人崇信禅宗之风，但是所谓禅宗“不立文字”（普济《五灯会元》），到宋代变为“不离文字”之禅，更促进了禅宗的世俗化，士大夫的禅僧化，禅僧士大夫化，苏轼就是在这样的客观环境中逐步进入了禅悦生活。苏轼前半生的禅悦生活，与和尚的交往，只不过是文人风气使然。口里说禅，但内心是“用舍由时，行藏在我”（《沁园春·孤馆灯青》）的正统儒生、正统士大夫的内核。如他在《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一诗中所说：“腊日不归对妻孥，名寻道人实有娱。”在《次韵参寥寄少游》诗中曰：“台阁山林本无异，故应文字不离禅。”由此可见，苏轼向往的是“身在江海，心存魏阙”的生活，这正是南北朝以来门阀士族地主阶级所肯定了的政治与宗教的统一。熙宁年间（1068—1077年），苏轼在汴京（今河南开封）作大阁以安置四菩萨像，还抄写《法华经》。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被贬为杭州通判。不久，其友天竺（今印度）寺僧慧辩示寂，他作《吊天竺海月辩师三首》追悼。熙宁五年（1072年）十二月，苏轼因事经过秀州（今浙江嘉兴）永乐乡，游访了本觉寺，结识了方丈文及。文及是四川人，和苏轼同乡。苏轼写了一首《秀州报本禅院乡僧文长老方丈》诗给他。熙宁六年（1073年）十一月，苏轼受命前往常州赈灾，途经秀州，听说文及生病，连夜赶去探望，赠了一首《夜至永乐文长老院，文时卧病退院》诗。熙宁七年（1074年），苏轼赈灾事毕返杭，又去拜访文及，不料文及已经与世长辞，作了《过永乐文长老已卒》诗。三年三过本觉寺，“三过门间老病死，一弹指顷去来今”（《过永乐文长老已卒》），文及的状况正好是“老病死”，而佛家以生老病死为人生四苦，语典和实事之间天衣无缝，浑如一支三部曲。

元丰二年（1079年），“乌台诗案”发生，苏轼下狱，然后被贬，他那“奋厉有当世志”（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的雄心也消磨殆尽了。面对这种屈辱和困厄，他更深求佛理，解脱自己。苏辙说他：“既而谪居于黄，杜门深居……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同上）这年，苏轼被贬到黄州（今湖北黄冈），筑室于东坡，沉浸于参禅之中，而且达到了圆通的境界。朝云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名遁。苏轼为儿子写了一首诗作自嘲：

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

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洗儿戏作》）

这些都反映了他入佛之后的平静心态。不过，完成这一转变无疑是非常痛苦的。而这种大苦大难之后的大彻大悟，使他的思想境界产生了巨大的飞跃，同时也带动了文学创作的飞跃。他的前后《赤壁赋》和《浪淘沙·大江东去》等一系列绝世佳作，正是这一阵痛与彻悟的果实。元丰三年（1080年），苏轼访江州东林禅院常总禅师，于对谈中有悟，遂赠一首诗《赠东林总长老》：

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岂非清净身？

夜来八万四千偈，他日如何举似人？

“广长舌”是佛陀善于说法的象征，“清净身”指佛成就的佛体，也可以指众生先天具有的佛性。意思是说，一点禅心，触目菩提，许多妙悟的偈子，真非言语能道。正如《景德传灯录》中的禅门名句：“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苏轼认为要想让诗达到妙，最好能做到“空”与“静”，因为“空”可以容纳大千境象，“静”可以把握万物之机。

这一时期，苏轼创作了许多诗词，其中有首《定风波》词非常耐人寻味：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表面上说，我与几个朋友在田间漫步，忽然起风下雨。他们都穿上了蓑衣，就我一人任凭风吹雨打，继续吟啸前行。一会儿雨过天晴，山头又见斜阳，风也没了，雨也停了。其实，他借写自然界的风雨以象征政界上的风雨，表现了作者信佛参禅后的履险如夷、不为忧患所动摇的理念。同时也展现了他信佛习禅后的那种“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五灯会元》卷十七，青原行思妙语）的三层递进的观念和境界。在这首词上阕，他集中了三组形象来表现自己的旷达形象：一是“何妨吟啸且徐行”，二是“竹杖芒鞋轻胜马”，三是“一蓑烟雨任平生”。这都是他最得意的豪放旷达行为，自然也是他最理想的内心世界的变化。他把这些自己到黄州后的思想变化浓缩在半阕词里，是要塑造一个归隐者的旷达形象。这首词的下阕进一步深化主题，在表现自己外在形象的基础上进而写其对人生经验的深刻体会，表现自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忧乐两忘的胸怀。这首词的高妙处就在于并没有接着写出自己因春风斜照而得到温暖，而是笔锋一转，宕出这意外的、极富人生哲理的词句：“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也就是说，回首来路，所有的风雨或晴朗，都算不了什么！于自己也没有任何阻碍，他已经把万事万物看透了。如此平静乐观的心境，既是历经风雨后的领悟，也是他以后追求的目标和人生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