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辞赋时代

诗人皇帝刘彻——他的伟大的时代——汉赋内容的空虚——诗人的落寞——司马相如——东方朔、枚皋、严助等——王褒、张子乔——扬雄——后汉的辞赋作家们——班固、崔骃等——张衡——蔡邕

一

从汉武帝以后到建安时代，我们称之为辞赋时代。汉武帝是一位雄才大略的人，在文学上，他也是一位雄才大略的人。自文景以来，汉民族经过了几十年的休生养息，经济的能力已足使他们向外发展了，政治又已上了轨道。幸运儿的汉武帝恰恰生在此时，便使唤着许多名将向北方侵略。把千年来的强敌匈奴，攻打得痛深创巨，再不敢正眼儿南窥。这是秦始皇所未竟的功，也是汉高、文、景所不敢想望的事业。同样的政治与经济的安定与发达，使文学也跟着繁盛起来。

这个大时代，就文学而言，有两个大倾向，一个倾向是弘丽的体制，缦诞的叙述，过度的描状，夸张的铺写，这一方面的代表人是司马相如、东方朔、枚皋。别一个倾向是规模伟大的著作，吞括前代一切知识、成绩，而给他们以有系统有组织的叙状：这一方面的代表人是司马迁与刘安。这是必然的一种结果；生活上多了余裕的富力与时间，便自然的会倾向于精细的雕饰的文采一方面去。同时经过了这样的一个大时代，也自然的会有将前代的种种事物告一个总结束的雄心。

二

汉赋是体制弘伟的，是光彩辉煌的，但内容却是空虚的。我们远远的看见了一片霞彩，一道金光，却把握不到什么。他们没有什么深挚的性灵，也没有什么真实的诗的隽美；他们只是一具五彩斑斓的中空的画漆的立柜。他们不是什么伟大的创作；他们的作者们也不是什么伟大的诗人们。从贾谊、枚乘以来，汉代辞赋家便紧跟在屈原、宋玉们走去。但获得的不是屈、宋的真实的诗思，却是他们的糟粕。我们可以说，两汉的时代，乃是一个诗思最消歇，诗人最寥寞的时代。

汉赋作者们，对于屈、宋是亦步亦趋的；故无病的呻吟便成了骚坛的常态。又沿了《大招》《招魂》和荀卿赋的格局而专以“铺叙”为业。所谓“赋”者，遂成了遍搜奇字，穷稽典实的代名辞。这是很有趣味的：几位重要的辞赋作家，同时便往往也是一位字典学者；像司马相如曾作《凡将篇》，扬雄尝著《方言》。

汉赋虽未必是真实伟大的东西，却曾经消耗了这三百年的天才们的智力。他们至少是给予我们以若干弘丽精奇的著作。刘彻（汉武帝）他自己也是一位很好的诗人。在这个时代而有了像刘彻这样的一位真实的大诗人实不仅是“慰情聊胜无”的事。他为当时许多无真实诗才的诗人的东道主，而他自己却是一位有真实的诗才者。他一即位，便以蒲车安轮去征聘枚乘，不幸乘道死。他读了司马相如的赋，自恨生不同时，而不意相如却竟是他的同时代的人。《汉书·艺文志》载其有自造赋二篇。今所传之《李夫人歌》：“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姗姗其来迟！”及《秋风辞》：“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落叶哀蝉曲》：“罗袂兮无声，玉墀兮尘生，虚房冷而寂寞，落叶依于重扃。”以及其他，都是很隽美的。又有《李夫人赋》：“去彼昭昭就冥冥兮，既下新宫，不复旧庭兮。”见于《汉书·外戚传》。集合于他左右的赋家有司马相如、东方朔、严助、刘安、吾丘寿王、朱买臣诸赋家。大历史家司马迁也善于作赋（《汉书·艺文志》载司马迁赋八篇）。

荀况

（古物陈列所特许借印）

扬雄

（古物陈列所特许借印）

司马相如字长卿，蜀郡成都人（179B.C.—117B.C.）。初事景帝为武骑常侍，非其所好。后客游梁，著《子虚赋》。梁孝王死，相如归，贫无以自业。至临邛，富人卓氏女新寡，闻相如鼓琴，悦之，夜亡奔相如。卓氏怒，不分产于文君。于是二人在临邛买一酒舍酤酒。文君当炉，相如则着犊鼻裈涤器于市中。卓氏不得已遂分与文君僮百人、钱百万，相如因以富。武帝时相如复在朝，著《天子游猎赋》。后为中郎将，略定西夷，不久病卒。所著尚有《大人赋》《哀秦二世赋》《长门赋》等。相如之赋，其靡丽较枚乘为尤甚。《子虚赋》几若有韵之地理志，其山川则什么，其土地则什么，其南则什么，所有物产地势无不毕叙；像《子虚赋》：“云梦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则盘纡岪郁，隆崇峰崒，岑崟参差，日月蔽亏；交错纠纷，上干青云，罢池陂陀，下属江河，其土则丹青，赭垩，雌黄白附，锡碧金银，众色炫耀，照烂龙鳞。”什么都被拉撁上去了；不问是否合于实际。后来的赋家，像班固、张衡、左思诸人受此种影响为最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