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乎左右之上的鲁迅 - 写在前面

写在前面

一

在二十世纪的百年中，中国社会似乎一直在改良与革命、保守与激进之间震荡。政治上的分化，逐渐形成了左右两翼的格局，第三种势力向来不具有弥合两极的能力，这样的结果是，实际上不存在第三条道路。左右两种势力对立激烈，常常使两派及外围的人，忘记了真正的目标应该是什么。中国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分野，在于是否承认有一个超乎左右之上的目标，那就是共和理想：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建立一个真正自由、民主、繁荣、富强、文明的国家。这是当初推翻满清皇帝、建立民国的初衷，也是三千年帝制终结后中国政治的新生。这一目标，无论改良还是革命，无论保守抑或激进，皆达成共识，它是全体国人的共同目标。那么，实现此一目标，就是中国最大的政治，超乎左右之上的政治。

章太炎是民国的创立者之一，一生忠于建立民国的初衷，鲁迅晚年重提章太炎一九〇七年发表在《民报》上的《中华民国解》，重申它是中华民国的来源，这是鲁迅临终之前极其明确而至关重要的政治表态。鲁迅一生的奋斗和努力，文艺树人，改造国民性，皆可视作这一超乎左右之上的广义的政治运动。

新文化运动实际上是中国民众的政治觉醒，这一政治，是共和理想下的大政治，超乎党派之上的全民政治。鲁迅虽未作过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但在表达这一政治理想愿景上，他是最坚定的一位。昔日的战友分化了，陈独秀、李大钊等向左，胡适、傅斯年等向右，鲁迅直至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仍难辨其左右。一九二八年他受到创造社冯乃超、成仿吾、钱杏邨（阿英）、李初梨、郭沫若等左倾文人的猛烈攻击，这些攻击者将鲁迅和周作人、陈源、徐志摩、刘半农、叶圣陶、郁达夫、张资平等放在一起，视作一类——反动的老作家。这些老作家除了鲁迅之外，大多没有出来应战。

一个右倾的“封建馀孽”的鲁迅易于了解，一个加入“左联”反抗现政权的鲁迅易于了解，一个主张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鲁迅易于了解。真正立异的鲁迅，不易了解。

立异的鲁迅，是新价值的创立者。他的生命本位主义、儿童本位主义和个人本位主义，对于言论自由的不懈追求，在中国文化中均是崭新的理念。鲁迅在当代社会的位重名高与他所创立的新价值之被遮蔽与排斥，事实上已然说明鲁迅遭受的误解和被权势利用的尴尬处境。一种新价值在本土文化中落地生根获得普遍认同，是困难的事。

二

一九二六年的国民革命军北伐，社会各界曾经寄予厚望，但主其事者却没有忠于民国的政治理想。北伐过后的国民党，接下来的“清党”，逼出一个把自己武装起来的反对派。鲁迅对国民党的厌恶，即由于清党，他说：“我一生中从未见过有这么杀人的。”从一九二七年起，党国建立，民国即亡。这是章太炎的看法，他遂以中华民国遗民自居。到了一九三六年，日寇的全面入侵已箭在弦上，连党国恐也难以保全了。八年抗战，带来历史的转机，左右两翼由实力悬殊而发展为实力相当，决战不可避免。

鲁迅晚年的左倾，过去的研究者多以为其世界观上的转变是内因，从思想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固然有迹可循，但国民党政权压制言论自由、禁锢思想的做法，事实上对鲁迅起到了逼上梁山的作用。鲁迅确是反对派的同路人，虽然两者目标却未必一致。鲁迅渴望的是党国之前的民国理念。

鲁迅与“左联”的关系，是被讨论得很多的话题，也许人们忽略了在“左联”之前，“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成立，鲁迅同样是发起人之一。为此，国民党浙江省党部还“呈请通缉堕落文人鲁迅等五十一人”。这个组织发表了一个简短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宣言》（以下简称《宣言》）：“自由是人类的第二生命，不自由，毋宁死。我们处在现在统治之下，竟无丝毫自由之可言！查禁书报，思想不能自由。检查新闻，言论不能自由。封闭学校，教育读书不能自由……”《宣言》号召：“感受不自由痛苦的人们团结起来，团结到自由运动大同盟组织之下来，共同奋斗。”鲁迅当然知道争取自由的斗争在当权者的压制下是极端困难的，这样的组织，宣布成立之日，往往亦是被迫解散之时，但他仍不懈地努力着。

自由运动大同盟，确有这个东西，也列有我的名字，原是在下面的，不知怎地，印成传单时，却升为第二名了（第一是达夫）。近来且往学校的文艺团体言说几回，关于文学的。我本不知“运动”的人，所以凡所讲演，多与该同盟格格不入，然而有些人已以为大出风头，有些人则以为十分可恶，谣诼谤骂，又纷纭起来。半生以来，所负的全是挨骂的命运，一切听之而已，即使反将残剩的自由失去，也天下之常事也。

“一个国家需要什么价值是可以通过理性的深思熟虑来自由选择的，价值不是命运或机遇的安排。价值对于一个国家的公民群体有着太重要的教育和生活指导意义，因此，不能把价值当成一件只能听由像国界或习惯这类自然或偶然因素来决定的事情。”

新文化运动所推崇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是两种崭新的价值，鲁迅终其一生所立之“异”，所树之“人”——一种成熟的个人观，也是一种崭新的价值。新价值能否在老社会中落地生根，是检验这个社会生机和活力的一种标准。

“五四”那代人的世界主义情怀非常可贵，那是一种世界范围内的见贤思齐。他们把自己在异国他乡见到的任何美好的价值，皆视为自己的珍爱之物，凡邻人所具，我无不具有，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里的人，不仅包括本国本民族的人，亦包括一切人。

相比之下，时下的许多人，公然退守民族主义立场，甚至退守正统儒家的立场，退步之剧令人难以置信。在批评所谓激进主义的同时，许多人不约而同以最激进的速度和最激烈的方式回归到最无生气的那部分传统当中。在理性层面无法解释这一行为，他们准备诉诸“因信称义”式的宗教信仰，甚至不惜回到“神道设教”的路上去，以这种方式显示自己的文化本位主义，成为一股引人注目的思潮。

“五四运动”后的半个多世纪，破旧立新、除旧布新、移风易俗成为时代潮流，和旧时代彻底决裂，曾是年轻一代最具代表性的立场。话虽然说过了头，但与社会的巨变是合拍的。应当质疑的不是这一革新的路线，而是它没有能名副其实地做到他们说过的话。破旧立新因此变成了一句空话。人们于崭新价值的接受是自觉自愿的，而不是在权势的压力之下往旧事物上面贴新标签。

今天的人们不经过重估一切价值这个理性审视的判断，匆忙地颠倒过去的是与非，须知整合传统需要很高的鉴别力。鲁迅在八十年前说过的话，可以眼前的现实去对照：

我看中国有许多智识分子，嘴里用各种学说和道理，来粉饰自己的行为，其实却只顾自己一个的便利和舒服，凡有被他遇见的，都用作生活的材料，一路吃过去，像白蚁一样，而遗留下来的，却只是一条排泄的粪。社会上这样的东西一多，社会是要糟的。

所谓自由主义传统中的知识分子，其中多少人在做粉饰自我的白蚁行为？所谓新左派的知识分子，其中又有谁流露出反抗的绝望和对自由的珍惜？大学如官府，公共言论空间变为名利场，古人曾有外儒内法、儒表法里的旧途径，到了今日，自由主义和犬儒主义相表里，新左派成了民族主义的同义语，这些称得上是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了。

三

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左联”在上海成立，鲁迅作为十二位发起人之一出席了大会，发表了题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讲话（鲁迅在讲话开头便说，“我以为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当选为“左联”的七名常委之一（当时他们推举鲁迅做委员长或者主席，被拒绝）。此后他多次捐款给“左联”，出钱又出力，在“左联五烈士”被害之后，撰写《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等文。“左联”的六年，恰是鲁迅生命中的馀年，由于“左联”的存在，鲁迅结识了许多年少的作家和文艺活动家，冯雪峰、胡风、萧军、萧红、柔石、白莽、丁玲等，与这些人关系比较好；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四条汉子”）、徐懋庸等，与这些人关系相当糟糕。瞿秋白不在此列，因为他身份特殊，是国民党政府悬赏捉拿的要犯，曾以化名隐蔽于上海（一九三一年初至一九三四年初），秘密参与“左联”的实际工作，当时知晓这实情的人不多。

关于加入“左联”的动机，鲁迅在给朋友的书信中说得明白：

梯子之论，是极确的，对于此一节，我也曾熟虑，加入后起诸公，真能由此爬得较高，则我之被踏，又何足惜。中国之可作梯子者，其实除我以外，已无几了。所以我十年以来，帮未名社，帮狂飙社，帮朝华社，而无不或失败，或受欺，但愿有英俊出于中国之心，终于未死，所以此次又应青年之请，除自由同盟外，又加入左翼作家联盟，于会场中，一览了荟萃于上海的革命作家，然而以我看来，皆茄花色，于是不佞势又不得不有作梯子之险，但还怕他们尚未必能爬梯子也。哀哉！

既然是作家联盟，总是要拿出些作品来。有趣的是，“左联”中与鲁迅关系较近的人，创作较多，那些关系不好的人，大抵没有什么作品，是些“空头文学家”，但偏偏是这些人，占据“左联”的领导位置，制造了许多是非。面对胡风要入“左联”的请求，鲁迅劝他不加入：“我觉得还是在外围的人们里，出几个新作家，有一些新鲜的成绩，一到里面去，即酱在无聊的纠纷中，无声无息。”在另外的信中鲁迅说得更不客气：“一班乌烟瘴气之‘文学家’，正在大作跳舞，此种情景，恐怕是古今他国所没有的。”

鲁迅于左翼的理解，也与通常意义的党领导下的左翼运动有较大的差别。鲁迅在一九三六年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曾说：“就其本质而言，文艺复兴和提倡白话文的运动，从一开始就是具有左翼倾向的运动。资产阶级文学在中国从来就没有发展起来，在今日中国，也没有资产阶级作家。”

鲁迅曾说自己因为提倡白话文，所以后来不敢去见太炎先生，有意味的是，章太炎生前最后一次问起鲁迅，据载是一九三二年在北平为弟子讲学时一句：“豫才现在如何？”大家回答：“现在上海，颇被一般人疑为左倾分子。”太炎先生听后沉思了好一会儿才喃喃自语道：“他一向研究俄国文学，这误会一定从俄国文学而起。”章太炎这里用的“误会”二字，看起来他自己的心目中，鲁迅不是左派的了。鲁迅与高尔基之间，容易被人做文章，两人主要的相似，在于身后的地位，曾经有人在文章中开列出影响过鲁迅的俄国作家名单，是鲁迅亲自将高尔基的名字去掉。鲁迅从高尔基身上，似乎看到了一位出身底层的新兴的无产阶级作家的成长和成功，被世界文坛所接纳，但就文学本身而言，他的兴趣在果戈理而不是高尔基。

丸山升说：“把问题聚焦于作者的主体进行思考的方法，恐怕是鲁迅留给今天的最大的财富之一。”他认为“鲁迅所期待的不是掌握‘领导权’，毋宁说是保卫最低限度的‘主体性’”。

在现实中围绕着观念而实行的运动是罕见的，即使有这样的表述，也未必是识者之言。所谓思想运动和政治运动，甚或一些风潮，往往不过是一场人事而已。章太炎和瞿秋白，这两位曾经与鲁迅关系密切之人，帮助我们绘制出了鲁迅向右和向左摆动的轨迹。于鲁迅而言，历史从来不是由现成之物构成，历史意味着一些正在逝去的杰出人物。于鲁迅而言，问题不在于到底是章太炎，还是瞿秋白。

一切事物，在转变中，是总有多少中间物的。动植之间，无脊椎和脊椎动物之间，都有中间物；或者简直可以说，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

鲁迅是两代革命家的“中间物”。因为鲁迅的缘故，历史不得不从章太炎时代，过渡到了瞿秋白时代。

四

假如鲁迅活到反右或者“文革”，会怎样呢？这个问题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内心深处长期纠结未及言明的痛点。被教科书钦定为鲁迅继承人的郭沫若和茅盾，活到了反右与“文革”以及“文革”结束。他们的言论和行为、各阶段的表态、职务升迁等有据可查。郭沫若去世前党中央召开农业学大寨会议，他的遗嘱是将自己的骨灰撒到大寨，与时俱进如此，令人慨叹。鲁迅晚年最信任的弟子胡风也活到了“文革”结束，他在共和国的监牢中被关押四分之一世纪。问题还可以换成，假如孔子活到了明朝，面对方孝孺被戮，这位至圣文宣王会怎样呢？朱棣会看他的面子而有所收敛吗？去想象这些，不过是帮助认清环境以及自身。我们相信鲁迅是不会屈服的。鲁迅的骨头硬，狱卒的铁拳更硬，这两种硬，自然完全不同。

假如借用鲁迅的目光打量他去世以来中国八十年的政治，我们会看到什么。这大概是鲁迅说过的最重要的话吧：

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它。

鲁迅是生命本位主义者，同时亦是个体本位主义者。他这里所说的生存、温饱、发展，是每一个人的生存、温饱、发展，是每一个个体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它需要宪法观念主张这些权利，需要成熟的法律体系保护这些权利，也需要自我以韧性的努力，捍卫一个个人基本的权利。

鲁迅的生命本位主义和个人本位主义，几乎必然导致他采取一种世界主义的立场，这三项人类的基本需求，不会因文化的差别而有异，这可以说是最低限度的人权。鲁迅没有论述为什么他认为这三项是“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他似乎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自然人性论的主张，早已深入鲁迅的心，成为他的基本信念。遗憾的是它还没有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信念。

简单地说，对于鲁迅而言，思想并非终极目标，目标与现实之间的“中间项”才是问题所在。或者说他的终极目标就是尽管多次体验挫折、而且正是由于这些挫折而在他内心积蓄成的中国必须革命的信念。确实，青年时代的革命图景在辛亥革命的现实中崩坏之后，当时的鲁迅并没有新的革命的清晰图景。为了一心一意地追求这个新的图景，他太了解这个图景的脆弱和空虚了。对他来说，问题在于将这个目标置于心中，同时能实际推动眼前中国现实的具体的一步。而他的“转变”就是在这个“中间项”中展开的。

欠缺“中间项”的思想再怎么“高尚”“明快”，不仅会毫无成果，而且在现实中有时会导致相反的效果。这正是鲁迅教予我们的。

日本研究者曾选取一九三四年鲁迅分别写给同代人（林语堂）、中间代（曹聚仁）、青年人（杨霁云）的三封信对比研究，得出的结论是：“鲁迅没有被他们的任何一方同化。实际上正因为如此，才可能与他们的任何一方都有共通性。不站在任何一方，却与任何一方都有所相通。他只要存在，就成为各种势力的一个中间场。他游走于他们之间，寻求瓦解言论封锁体制的端绪，创建摆脱封锁实现突破的回路。”

卡夫卡曾说：“你必须用脑袋顶穿墙，顶穿它并不难，因为它是用一张薄薄的纸做的。困难的是，不要被已经画在墙上的告诉你应该怎么去顶的启示所迷惑。那会引诱你说出这样的话来：‘我不是不停地在顶穿它吗？’”

本书想补充的是，顶穿纸墙靠的是活人的头，而不是这头脑说出的话，为了几句写在纸上聪明或者愚蠢的话而争论不休，或者被画在纸上的刀吓破了胆，是容易犯的两类错误。

五

一九九九年胡适思想国际研讨会，周策纵因病未赴，寄给会议两诗，其一曰：“铮铮如铁自由身，鲁迅终为我辈人。四十三年前告我，一言万世定犹新。”自注其诗云：“五十年代中期，胡先生曾告我，‘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决不会为外力所屈服，鲁迅是我们的人’。今言犹在耳，恍如昨日也。”

活着的鲁迅，固然有三军难夺之志，对于自己的身后之名，铮铮铁骨如鲁迅者亦无可奈何。后世于鲁迅的利用，是从他的葬礼开始的，如今快八十年了，鲁迅的名字早已成为箭垛，承受着来自各方的攻击，丛集着争议和分歧。焦点之一是，鲁迅的左和右。

钱基博一九三二年出版《现代中国文学史》论及鲁迅：“而周树人、徐志摩，则以文艺之右倾，而失热血青年之望。”他眼里的左倾代表是郭沫若，而郭沫若等那时于鲁迅的持续攻击，则似是对于钱氏这一判断的证实。

瞿秋白一九三三年四月所写《鲁迅杂感选集序言》：“鲁迅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他是经历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现在的四分之一世纪的战斗，从痛苦的经验和深刻的观察之中，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里来的。”

看来鲁迅活着的时候，他到底属于左派还是右派，已经有如此明显的分歧了。

我们今天阅读和研究鲁迅的思想主张和政治倾向，比其同代人具有优势。他一生走过的道路，思想的渊源，作品的次第，包括身后的评论争议，材料丰赡，脉络清晰。

鲁迅早年的“《河南》五论”，主旨是个人主义无疑；而晚年的“北平五讲”，阶级斗争的思想显而易见，但这并不等于说鲁迅后期的左，否定了他早年的右。相隔近三十年，时代环境变了，鲁迅的思想方法和应对之策亦不得不变。中国社会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始向左倾斜，在一个右倾政府的统治下，这几乎是一个颠覆性的信号。由于日本的全面入侵，相差悬殊的左右两种势力似乎得到了暂时的和解，八年抗战结束，此两种势力重新公开对立的时候，人们发觉已近乎势均力敌了。在接下来的三年的左右决战中，历史垂青左派。

这与新儒家的道德主义与孟子升格运动有关，本文把中国历史上的左倾的传统称为“孟左”。王阳明是“孟左”的重镇，但在王学当中，却可以发展出自然人性论，它有这样的空间，泰州学派被称作王学左派，是这样的代表。王艮、何心隐、李卓吾，被哲学史说成是启蒙思潮，汤显祖、冯梦龙等人的唯情主义，包括公安三袁和竟陵派的文章，属于广义的思想解放运动。清代戴震的义理之学，提供了中国本土的自然人性论极为珍贵的理论形态。章太炎是现代学术史上弘扬戴震思想的第一人，梁启超、胡适紧随其后，鲁迅虽然没有言及戴震，但他从章太炎那里继承的许多想法，确是源于戴震。鲁迅的左派形象大抵是被后世塑造出来的，“胡适，还是鲁迅？”这样的提法本身，就等于是说：“右，还是左？”与“孟左”相比，鲁迅更容易成为靶子。胡适本人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将鲁迅视作“我们的人”，这是他的过人之处。

一个超乎左右之上的鲁迅，至今还难以为人所知。

中国历史似乎又一次来到了关键时刻，请鲁迅来帮助我们平衡左右，分辨方向。这是一项艰难的工作，让我们试图从帮助鲁迅澄清他自身的左右开始。认真阅读鲁迅之书的人，不会仅仅根据他被后人贴上的标签，而将他简单归类。

本人始终相信，鲁迅只活在他自己的文字中。

甲午春杪于北京

《鲁迅年谱》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89页。
《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页。
徐贲：《怀疑的时代需要怎样的信仰》，东方出版社2013年版，第163页。
《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6页。
《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页。
同上，第40页。
《鲁迅同斯诺谈话整理稿》，安危译，刊载于《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3期。
林辰：《鲁迅事迹考》，转引自章念驰《我的祖父章太炎》，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81页。
丸山升：《鲁迅·革命·历史》，王俊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页。
同上，第275页。
《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364页。
《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7页。
丸山升：《鲁迅·革命·历史》，王俊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3页。
代田智明：《1934：作为媒介的鲁迅》，王风、白井重范编：《左翼文学的时代——日本“中国三十年代文学研究会”论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08页。
《瞿秋白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9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