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社群：明清诗文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

对于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学史或任何一种文体研究，作家和文本是两个最基本的内容，明清诗文研究自然概莫能外。对作家和作品的隔膜，是深入展开明清诗文研究的最大的障碍。以诗歌来说，计有功《唐诗纪事》、厉鹗《宋诗纪事》中载录的诗人，学者们都比较熟悉，人文知识界也不会陌生，但对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和陈田《明诗纪事》中所列入的诗人，学界的熟知面恐怕就较为有限了，更何况钱仲联先生《清诗纪事》中面广量大的作者了。所以，要推进明清诗文研究，仍然要立足于作家作品，以之作为一项基础建设工作，这一点自然不会有什么争议。但明清作家作品应如何研究，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明清两代，文人的聚合倾向十分明显，所谓作家往往都是某种共同体名义下的作家，而地域性文学社群丛生是一个尤其突出的文化现象。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将地域社群作为明清诗文研究的重要维度之一，而把大量的作家及其创作放到地域社群的语境中去考察，由此形成对明清诗文发展的某种特殊机制的认识。也许这比传统意义上的作品论、作家论、文学史论更切合研究对象的特点，也更能够在当今学术的格局中发现明清诗文研究的价值。

一、地域社群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社团流派

明清两代，以诗文创作为内容的文学社团流派其数甚多，台阁派、茶陵诗派、前七子、后七子、唐宋派、神韵派、性灵派、格调派、肌理派、桐城派、公安派、竟陵派、汉魏六朝派、同光体、诗界革命派、西昆派等多为文学史论及，这些社团流派除少部分具有一定的地域性特征外，大部分其成员源自各地，领袖人物地位较高，往往通过文学活动创造主流话语。但这类社团流派数量依然有限，综观明清两代诗文创作群体，为数众多的是地域文学社群。

地域文学社群与一般意义上的社团流派相比具有一些不同的特征：其成员往往限于一个地区或郡邑，活动多在地方基层；参与者身份不等，但在文学活动中一般以“自然文化人”出现；召集者多为一地之望重者，其中不乏一时文坛领袖；维系社群存在的除文化精神外，更多的是依赖社约以及履行社约的社集活动；人际之间往往同仁相得，相互标榜，竞文才风流，少异同纷争。这样的文学社群分布很广，岭南、闽中、临桂、赣江、公安、锦州、河朔、高密、湖湘……在在皆是，但总的来看南方集聚较密，尤其江南最为集中，蔚为大观。根据对郭绍虞《明代的文人集团》所列全国176个社团分析，其中环太湖地区社团共87个，占49．4％。清代这一地区“风雅之士，所在结社”更成风气，文学社团数量远超明代，已稽考出的数量已在160个以上。除大型社团南社、鸿笔文社等外，一般规模在数人到数十人不等，结社频度高，衍生性强，名家参与，群从踊跃，形成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宏大壮丽的社会基层文学景观。

有两点可以看出明清文人参与社群活动的热情，一是一人参加多个社团，一是一个社团世代延续。关于一人多社，以鄞县钱光绣最为典型。据全祖望《钱蛰庵徵君述》记载：“硖中有澹鸣社、萍社、彝社，吴中有遥通社，杭之湖上有介公社，海昌有观社，禾中有广敬社，语溪有澄社，先生皆预焉。”细数一下，钱氏竟参加了六个地方的八个社团。这种情况在社团活动极为活跃，同声相引重的风气非常隆盛的江南地区决不是个别现象。其他地区同样也有这样的情况，与明代公安派袁氏兄弟相关的社群就至少有阳春社、南平社、蒲桃社、金粟社数个。至于社团存续时间，虽然有崇祯十四年常熟钱方明招诸友于红豆山庄结临社，活动时间仅三天这样极端的例子，但如无锡碧山吟社跨越两个朝代，延续数代人的例子也并不少见。明末清初的地域性文学社群，不少都肇始于晚明而延续至清代顺康间，数十年甚至近百年间都有社集活动。而其中一部分往往会产生“雪球效应”，最终突破地域边际，从郡邑性社群变成多地区的，乃至全国性的文学流派。这也从一个侧面显示出地域社群在明清文学发展中所具有的根基性作用了。

二、公共事件和文学空间中的文人性情

对明清地域文学社群作家需要从公共事件和文学空间两个不同方面中加以考察，如此方可比较全面地了解他们的性情与品格。地域本身并不能给作家群体带来地位和声誉，只有其在公共事件中的表现和在文学空间中的活动，才能形成社会和文坛评价，同时也形成人们对他们所处地域的印象。

我们所说的地域文学社群作家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其组成相当复杂。其中有某地人主要在某地成长、活动者，有他籍人士而寄籍某地者，有外地为官于某地者，有本地人游宦在外而退隐还乡者，不一而足，但无论何类人士都与政治和现实社会有某种联系。明清时代的士人对社会生活的介入程度相当高，往往在公共事件中表现出鲜明的个性。当然，对这种个性的分析既要考虑到地域性特征，又不可过于绝对。大致说来，山左多智士，燕赵多猛士，楚湘多狂士，岭南多志士，江南多名士，但以江南人来说也从来不缺乏智士、猛士、狂士、志士的性格特点。商衍鎏在《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中曾有这样的记载：“汪如洋年十八领乾隆四十五年庚子科会元状元，时和珅威权赫奕，欲招致之，坚持不往。管世铭考据、文章无不兼能，特名为制义所掩，乾隆四十三年戊戍科进士，官御史。与友坐间，倡言欲劾和珅，归舍遽卒。两人皆不肯附和珅，是又不仅以文字科名为重者。”汪如洋和管世铭，一为秀水人，一为常州人，都属江南地域。可见软水柔山、清赏细玩并没有软化江南士人的心魂、弱化江南士人的骨力，灵秀之气与悲壮之气可在同一时空中勃发。综观历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公共事件，江南一地总有刚毅坚贞人士奋而起之，腾跃擂鼓，铁钲急击，折肱碎骨，决不辱志。这时候，地域文学社群往往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成为战斗者的集团，复社、几社、三千剑气社、南社等可谓最好的证明。

如果说在公共事件中，明清地域文学社群作家主要展示的是“士”的人格精神的话，在其各自的文学空间中，则较多展现的是“士”的传名焦虑和诗酒风流。阮葵生《茶余客话》（上）记载了这样一件事颇能表现明清士人频频举行文酒之会的某种用心：“查夏重、姜西溟、唐东江、汤西崖、宫恕堂、史蕉隐在辇下为文酒之会，尝谓吾辈将来人各有集，传不传未可知，惟彼此牵缀姓氏于集中，百年以后，一人传而皆传矣，文人好名结习难忘如是。”这里查慎行、姜宸英、唐孙华、汤右曾、宫鸿历、史申义诸位都是康熙朝翰林高才，一时之选，他们尚有传名焦虑，更何况其他一般文士了。因此利用结社形成文学群体的机会，互唱互和，彼此扬诩，就是极富心智的传名策略了。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明清诗人的社集作品往往不辞繁复地在题目中记载某时某地某人招集某某参加某人拈得某字，这种几成文体惯例的现象背后，有历史传承因素，有纪实需要，同时也包含着一定程度的“百年以后一人传而皆传”的留名永久的愿望。

当然，地域作家的结社活动更多的还是通过创造当下的文学氛围，立言以宣示心志，排遣心情；燕豫以展现风流，赢得闲适。前者多表现于易代之际，或某些重要事件中，后者则属于地域文学群体社集活动的普遍现象。其实即使在风雷激荡的鼎革时期，内在的反抗意识也包裹在诗酒风流和闲适潇洒之中。杨凤苞《书南山草堂遗集后》记载清初影响甚大的惊隐诗社中人“乐志林泉，跌荡文酒，角巾野服，啸歌于五湖三泖之间，亦月泉吟社之流亚也”。称其为“月泉吟社之流亚”，可见其遗民社群的性质，而“跌荡文酒”则显示出明清地域文学社群普遍的活动方式，文人性情和怀抱正是在这种活动方式中得以展现。张大受《依园诗集序》介绍依园诗社也有相似情景：“自依园文酒之会倡于吴中，四方轩盖、山泽耆儒，暨盛年卓荦典雅之才俊，日从酬答，古学蔚兴，好事者莫不筑舍款客，桮柈丝竹，乐甚忘疲。”正是从地域文学社群的这种充分性情化的活动中，我们能够了解到明清时代地方文人的某种文学存在方式和文学创作生态。

三、地域共同体和家族共同体的出场状态

明清地域文学社群形成的基础是一定的关系网络，最重要的是地缘关系和亲缘关系。师生关系、僚属关系、宗教关系等也有一定的影响，但与前两者相比，则显然处于次要的地位。因此可以说明清地域文学群体本质上是地域文学共同体，而家族文学共同体是其中最活跃的部分。对明清两代地域文学社群的研究，应当更多地关注这两方面的关系，以及由这些关系形成的文学创作现场。

地域，是广义上的乡土、家园，自古以来就是一种具有归属感的文化象征，一面具有人文性的精神旗帜，自然也成为一种无形的号召力量。朱明以来，以地名命名文学群体流派成为普遍的风尚，而茶陵、公安、竟陵、江右、桐城、湘乡、临桂等诗文创作群体，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并不属于某地，只因其主导作家的籍贯为其地，便大张旗鼓用之为群体之称了。这一现象对研究文学群体的地域性特征或许无太大意义，但它提示我们，明清时代的地域之尊与文体、风格之尊存在着关联，甚至可以通约了。

我们需要给予更多关注的是那些“社之始，始于一乡”（杜登春《社事始末》）而又由本乡邦作家组成的地域社群。这些社群以乡邦为文学活动的天地，作家以本土士人身份出场，涵水土之性，系乡邑之情，真正“随地以系人，因人而系派”，成为名实相符的地域共同体，其诗文创作也表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精神。例如同样是遗民诗文群体，“粤风俗以殉死为荣”（《明遗民录汇辑》），故南园社和西园社诗人叙写家国破亡，“变徵哀怆”（《皇明遗民传》）；而秦晋诗群敛华就实，如“大雪落树皆成锋刃，怪特惊心”（傅山《序西北之文》）；河朔诗群亢爽激昂，多幽燕之气；广陵诗群畸儒寒怆，多悲凄风调；吴中诗群气度风雅，面目琳琅，而文酒其外，剑锋其内。对于不同的地域文学风格，傅山谓之“天地之气势然”，这种“天地之气”即不同的地域特点，正是我们研究明清文学社群的重要视角。

考察地域文学社群作家的“出场”状态，作者之间的亲缘关系不能不加注意。事实上明清两代不少地域文学社群本身就是由亲缘关系结成的，虞山诗派以钱谦益为盟主，族孙钱曾为重要羽翼；梁溪诗派由秦氏家族与顾氏家族互动为基础；吴兴诗群以沈氏家族为主体引动；桐城派由方氏、姚氏、马氏、张氏、刘氏五大家族为重要支柱；常州词派早期则与张氏家族息息相关。由此家族作家的群体性活动在地域文学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可以想见，而进一步细勘地域社群组成情况可以看出不少群体是纯粹的家族性“文学自组织”。这种“自组织”在湖北公安三袁那里也许还只是略具雏形，在江南地区就相当完备了。《锡山秦氏诗钞·前集》卷二载秦锡公“自严州归，与族中子弟结竹林会，每月少长咸集，觞咏唱酬，倏然物外”。除无锡秦氏家族的“竹林会”外，典型的家族社群还有常州庄氏南华九老会，上海潘氏四老堂会、上海小兰亭社等。

以姻娅关系结成地域文学社群是更为普遍的现象，明清时期在地方性社群流派中发挥支柱或纽带作用的，往往是具有姻戚之谊的家族，如秀水诗派之中坚钱陈群、金德瑛、汪孟磗家族有着复杂而紧密的姻娅关系，而秀水邑中诗人朱、陈、祝、王各氏同样姻缘交错，可以说秀水诗派实为由地缘与姻缘复线展开、交互作用而成的文学群体。浙派诗人以海宁查氏为魁杰，而查氏与陆氏、吴氏、许氏、钱氏、汪氏皆为姻属。梁溪诗派中以秦氏家族为盟主，而秦氏与顾氏、邹氏、安氏也分别连成姻亲。这里我们不能不提及阳羡词派，该派中陈维崧号为巨擘，陈氏诸兄弟为其左右，而陈氏与阳羡一地的著名文化家族储氏、万氏、吴氏、史氏、任氏等结成连环性、累复性的婚姻网络，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姻娅关系就成为阳羡词派的基本生态。在这种特殊生态下我们看到明清地域文学社群的创作现场，名家胜流往往牵涉一定的家族共同体，每每形成“父子兄弟自师友”、“吾家词客久相亲”的互动盛况，世家道谊、姻娅亲谊与文学情感渗透激发，其创作打上了鲜明的家族烙印。而作为一个共名亲缘结构，他们在地域文学发展中的作用也不啻于推波助澜了。

四、明清地域文学社群研究的路向

“明人重声气，喜结文社”，万历后风气更炽，至清代真可谓无地无社了。谢国桢在《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中曾论述到：“文有文社，诗有诗社，风行了数百年，大江南北结社的风气犹如春潮怒上，应运勃兴。那时候不但读书人们要立社，就是士女们也要结起诗酒文社，提倡风雅，从事吟咏，而那些考六等的秀才，也要夤缘加入社盟了。”前人所谈的“社”，指的就是地方性文学社团而非其他。地域文学社群的存在是近古文学创作重心下移，文学活动在地方上日趋活跃的证明。

以往我们的古代文学研究比较重视结党以及党争与文学的关系，重视台阁文臣或文坛地位隆显者对创作的影响，而对结社活动尤其是地方性的社群关注不够。事实上，明清两代地方作家是文学创作最基本的力量，地域社群是文学创作最活跃的群体，地域共同体是文学作品最显著的生产基地。关注地方社群，才能够发现明清作家的一般存在状态，找到诗文创作的原生现场。可以说，明清地域文学社群是中国文学史华章最后的丰富、生动、优雅、风流的部分，无论作为一种文学现象，还是作为一类文学组织实体，都值得充分关注和重视。

对地域文学社群研究可以从多种路向展开，除对作者创作过程及作品艺术价值的本体性研究外，尚有一些外部关联性问题，如自然生态如何陶淑文人性格，为结社提供江山之助；人文传统如何影响作家素养，为结社提供人文智慧；经济发展如何驱动文化发展，为结社提供物质支撑；家族文脉如何传承光大，为结社提供知识空间；教育举业如何培养文坛高彦，为结社提供人力资源；乡邑（或市镇）环境如何模塑组织形态，为结社提供发展场域；地缘血缘如何形成泛文化圈，为结社提供交流环境（包括女性作家的参与）；地理景观如何拓展审美视界，为结社提供创作现场；地方文献如何汇录作家作品，将结社的成果综合呈现。

这里需要说明，将目光聚焦于明清地域文学社群，意味着研究视点的下移和研究姿态的改变，从重视主流作家、主流流派变为注意某些非主流作家、非主流流派；从重视创作成果的代表性、丰富性变为注意创作的实际过程和基础状态，旨在突出基层写作的意义、地方文学群体的特点、中下层社会结构、人际关系对文学创作的作用，以及地域文化生态和自然环境对作家的影响。但讨论地域文学社群的地方性和基层性，并不应将它和社会上层结构、文坛主流作家对立和割裂开来。事实上，与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一样，明清两代台阁与幕府、京师与地方是紧密联系并保持流动的，这既缘于人事的牵连往复，也缘于人文情怀的时空超越。

我们知道，地域文学社群中的许多作家其实就来自于昔日的台阁，而明清两代占有主流话语权的文学巨擘几乎都和地域性文学社团保持者密切的联系。一些地方士人赴京后，也同样将地方文学气场带入京师，其交游也偏重于乡邦旧知，甚至是曾经的地域社群人士。如康熙年间顾嗣立在吴中大举秀野草堂文酒之会，结秀野草堂社，“风流文雅，照映一时”（叶恭绰《清代学者象传》）。后赴京师参加会试，又于京师宣武门西赁屋数间，背郭环流，杂莳花药，命名为“小秀野草堂”，一时成为江南人士和京师文臣活动的中心，延续了秀野诗社的风流，地域文学社群气场的凝结与流动在此可见一斑。这种凝结与流动，既体现出地域文学社群的活力与价值，也揭示出地域文学社群与主流文学沟通、向主流文学扩展的无限可能。

1. 全祖望《鲒埼亭外编》卷十一《钱蛰庵徵君述》，清嘉庆九年姚江借树山房刻本。
2. 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故宫出版社，2014年版，第270页。
3. 阮葵生《茶余客话》（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52—253页。
4. 清人“传名的焦虑”相当普遍，并力求以不同方法传之。张宗橚《初白庵诗评序》尝记载：“忆昔先含广兄排纂《带经堂诗话》，日偕余与芷斋同堂商榷，凡三易稿，然后镂板问世。当是时，余语芷斋曰：人生于世，自顾无可传之业，庶几附前贤以传。兄得渔洋以传也，斯亦幸已。余两人自少至壮，肩随跬步，徒追逐于帖括，而头颅如故，悔之无及。今且垂老矣，家无长物，薄有藏书。乃岁月坐荒，了无著述，行自慨也。芷斋听然而笑曰：独不闻蒿庐夫子论诗之旨乎，其云：‘南北两宗堪并峙，可怜无数野狐禅。’盖明言渔洋先生与初白先生为风雅总持也。窃不自揣，将纂录先生各种评语，裒为一集，与《带经堂诗话》并行不悖，或可藉是以传，亦犹兄意也。”在不能自我“立言”的情况下，收集整理前人或时贤的言论，藉以“传名”，甚至作为“传业”，亦为其策略之一。见查慎行著、张载华纂集《初白庵诗评》卷首，清乾隆四十二年张氏涉园观乐堂刻本。
5. 杨凤苞《秋室集》卷一《书南山草堂遗集后》，清道光二十五年刻本。
6. 张大受《依园诗集序》，《依园诗集》卷首，清康熙三十九年刻本。
7. 汪国垣《近代诗派与地域》，《汪辟疆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92页。
8. 秦彬《锡山秦氏诗钞》（前集）卷二《秦锡》，清道光十九年秦氏家刻本。
9. 谢章铤著，陈庆元、陈昌强、陈炜点校《谢章铤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680页。
10. 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年版，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