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写

唯一能够了解的道路是创造一个自己的世界。

——史蒂文斯

李志：如果没有人看着我

文_叶三

一

李志的身材不高，圆脸上五官分布得平和。2016年，他发胖了，脑袋、手腕、臂膀和腰腹都往浑圆形发展。所幸，并非人到中年那种疯狂的膨胀，而是带点锋芒尽藏的松懈劲儿，好像第二泡的茶叶，正在开水里舒展。这使他看上去颇为和善，像个业务一般的程序员，或者脾气不错的公务员，也像个工程师，还有点像个生意人。总之，如果纯从外表判断，李志什么都像，就是不像个歌手。

2016年6月22日下午2点半，南京太阳宫演艺广场地下一层的欧拉艺术空间，年轻的服务生和志愿者穿着欧拉Live house的T恤穿梭往来。在过去的一年中，从设计、施工、装修到试运营，李志一直在为欧拉忙活。

这一天的凌晨3点，李志从机场接到来演出的歌手老狼，送到酒店，回家睡了几个小时，又赶来欧拉。下车进场前，他在车上呆坐了30分钟，享受难得的独处时光。5个小时后，欧拉的第一场开业演出即将开始，500张门票早已销售一空，然而李志面临着严峻的问题：空调坏了。

盛夏的南京潮热难忍，李志把脑门前的头发扎了个辫子竖在头顶，像个忘了剃额发的月代头武士。好几个服务员也是这个造型，让这个团队有了迎战的气势。

武士造型的李志正在拖地。李志拖地像他小时候插秧，从酒吧区的这一头横平竖直写到另一头，收住。水泥地散发出新鲜的潮气，上升到半空成为热雾。坏消息传来，今晚空调修复无望。李志没露出着急的样子，他利落地将拖把收好，安排员工去搬大风扇和冰块。踏过一尘不染的地面，李志脚上还是那双球鞋，一个多月前北京的“降噪”专场，在一片“逼哥牛逼”的叫喊声里，他曾脱下这双鞋，盘腿坐在椅子上，抱着吉他唱“妈妈，我会在夏天开放吗？”（《这个世界会好吗》）

李志踱到舞台前，听老狼和乐队调音，同时掏出手机打开微博，为坏空调向观众道歉。和着汗，他的T恤贴在身上，勾勒出肚腩。台上的老狼在唱：“这冬季的校园，有漂亮的女生，白发的先生……”老狼大李志10岁，李志说他是自己的“良师益友”。

十几年前，还在家乡时，李志对大学校园的想象来自老狼。

1978年，李志生于江苏省金坛县。小时候，每年的这个时候是插秧的季节，地犁一遍，人们捆着秧苗弯着腰从田的一边插，对齐插满一行，再后退。李志插过秧，干过所有的农活。小学一年级暑假，爸爸带他去了趟上海，住在爸爸打工的工棚里。开学后，他给同学们讲上海有多大，火车是什么样子，电梯又是什么样子，没人见过，没人相信他。那时候李志的理想是“长大了不种地”，就像他奶奶说的：“想不想以后穿皮鞋？那就得好好念书。”虽然也没人知道念书能念出什么来。

1995年，李志买了第一把吉他和《刘天礼吉他教程》。上高中之前他觉得自己是个天才。后来上了高中，他意识到自己很一般。“现在也是这样一个局面”，直到今日，他还是这观点，“我不是多聪明，只不过我的同行太懒了”。1997年，李志高考，村里没人懂志愿怎么报，他随便填了一个，考入南京的东南大学自动控制系。

那一年的南京，长江上只有一座桥，每天的交通都是堵。东南大学的浦口校区在长江北面，很新，最粗的树还没有李志的胳膊粗，像个漂亮的工厂，完全没有老狼歌唱的浪漫。

第二年冬天，李志摔得粉碎的吉他挂在桃园6舍230门口，被检查卫生的阿姨当垃圾收了走。在《98年周围的浦口的那些弹琴往事》一文中，李志说自己是“一个19岁的愤青，一个内心极度自卑又极度安静的愤青”。如文艺青年的标准出厂设置，他听Nirvana、Dire Straits、Pink Floyd……谈恋爱，弹琴，大规模读书，喝酒抽烟，忧伤。

大二快结束的夏天，一个极为炎热的中午，李志在校园里奔走，到各个部门盖章，办理退学手续。系主任告诉他，在学校工作这么多年，都是人家求爷爷告奶奶找关系想把子女安排进来，“你是第一个自己要退学的，不可思议”。最后一个章在校长办公室，一幢苏联式建筑中。层高，空旷，午休的人们趴在桌子上。寂静里，一个工作人员拿着钢印，“砰”，当头砸下来，整个房子震了一下。“疯狂不见了，恐惧出现了。”（崔健《缓冲》）

烈日照着学校的大门。李志迈出第一步，慌了。该往左还是往右？他觉得自己像个刚放出来的劳改犯。

退学是因为年轻气盛，无法忍受学校和老师，李志在多年后总结。那之后的几年，李志靠同学救济生活，他们在学校旁边的村子里合租了一间房，房租80元一个月，后来涨到120。房子十几平方米，一床一桌，大小便要去公共厕所。

2004年夏天，李志去银川找大学同学玩，看出租车司机罢工，顺便看“贺兰山摇滚之路”音乐节。看完唐朝和崔健，他们又去了西夏王陵。

戈壁滩无垠，盛夏阳光下，李志走了很长的路，然后呆住了。延绵的贺兰山下一个土丘，一代枭雄李元昊埋在这里，孤零零，少人问津。“他建立过自己的国家，有自己的文字、自己的军队，西夏王，那么大一个国王，到最后就剩个土丘。现在的年轻人里，有几个知道李元昊是谁啊？”他又想，如果有一天死了，“我能留下什么？什么都没有。”李志在王陵前拍了张照片，白T恤蓝牛仔裤，背把吉他，表情悲壮。

从宁夏回到南京，李志找朋友帮忙，从手上大量以前的歌中随便挑了几个，录制成小样。“如果有一天我死了，知道这个人曾经还写过东西。是个存在过的证明。”他说。第一张专辑花了5000块，录了一个月，李志自己弹吉他和一点键盘，唱，没有乐手，其他声部都是电脑做的。录完，刻成200张光盘，找朋友设计封面，打印裁剪了，自己装盒，放到卖打口碟的小店里卖。为卖，他还和朋友们吵了一架。大家说付出这么多劳动卖卖吧，他说，太屎了，没法听啊，都不想署名。最后折中，李志署名BB，成为“逼哥”和“李逼”的由来。这第一张专辑，后来被命名为《被禁忌的游戏》。

2005年，李志录制了第二张小样《梵高先生》，花了2万块。第三张专辑《这个世界会好吗》2006年11月18日在南京首发，共800张，定价48元，除了CD，还包括一本册子，一张海报，一个笔记本，一本收录了李志6万字杂文和诗歌的小集子About B&B。他把这张唱片称为工艺品，在唱片介绍里写：“对这个价位的确定花了很长时间，实际上是花了很长时间在计算我的成本……如果你觉得花了这个钱不值得，那么我也没有办法，我只能说很遗憾。”

《这个世界会好吗》的首发演出卖出去118张票，气氛热烈。但是这一切都没有给李志赚到钱。2007年，他找了个SP技术工程的工作，去成都朝九晚五地上起了班。

李志去成都的目的很清楚，从南京这个所谓的圈子里脱离开，赚钱还债。那个工作包住，他吃得很简单，也不怎么社交，两年存了20万元。离开成都时李志翻手机，除了同事之外，就多了四五个电话号码。

2008年底到2009年初，李志自己做了一个小型巡演，起名“单刀赴会”。每到周五，他一个人一把琴出去演出，周一飞回来上班，共演了15场。2009年秋“动物凶猛”巡演，70天他跑了35个城市。两轮巡演都是为了存钱，他打算辞职回南京，再录专辑。

2009年10月，《我爱南京》发行，成本30万。李志自己认为，这是他的第一张正式个人专辑—标志着他脱离了合成器和简单编曲。在这张专辑中，李志翻唱了歌手张玮玮的名曲《米店》，录音前他给张玮玮发去正式的授权合同。张玮玮拿到合同觉得挺新鲜，琢磨了一会儿，他在款项一栏填了个“10元”，给李志寄了回去。

《我爱南京》中的《结婚》由李志与万晓利和老狼合唱。从万晓利那里要来电话号码，李志给老狼打了个电话，老狼说“好啊”。同年10月16日，万晓利和老狼担任李志“我爱南京”演唱会的嘉宾。

在李志看来，“我爱南京”专场是他的转折点—标志着他脱离了酒吧的声场和硬件。这场演出在剧场举行，音响设备从上海租来，成本8万，演完算账，一共亏了4万。李志给了老狼和万晓利每人1000元的演出费。“说起来丢人，不给钱还好，演完狼师傅还买了我10张唱片，120一张，他还亏200。”李志笑了，眼镜后面的眼睛眯成一线，露出一口常年烟熏的、不太整齐的牙。

老狼形容他和李志是“惺惺相惜”。坏空调并没过于影响欧拉的首场开业演出，端着啤酒的听众挤满了演出厅，气氛和气温一样热烈。晚上10点半，李志像一名张罗了一晚上的饭馆掌柜，把毛巾搭在肩上，搓搓手，松口气，在全场“逼哥！逼哥！”的呼唤里登台，与满身大汗的老狼勾肩搭背，合唱了收场曲。而欧拉外面的南京，一场雨已经下过又停了，夜空如拖过的水泥地一般干净。

二

开业第三天，欧拉的空调终于修好了。

问题出在管道里。一名工人顺着木梯子爬到管道里疏通，下面放着大铁桶接水，李志扶着梯子，警惕地站着。随着一声欢呼，清爽的凉风冲出来，迅速占据了欧拉。李志笑嘻嘻地收起梯子搬回演员休息室，管道里的工人探出头来大喊：“哥，哥！我还没下来哪！”

演出歌手张玮玮看到拖地的李志，马上赞赏。“这是董事长的做法。逼仔真需要拖地吗？这是给员工作榜样。”张玮玮背着手风琴盒进了休息室，又夸：“终于有带卫生间的休息室了！不用在厕所里跟粉丝合影了。”

跟张玮玮等民谣歌手一样，李志不太清楚他们是怎么红起来的。他只记得迷笛音乐节从2007年开始专门设立了民谣舞台，之后，演出市场开始慢慢好起来，民谣火了。

李志开始有了广泛传播的“金曲”、集体大合唱的专场演出和大批粉丝。他作品中饱含颓废和迷惘的青春气息在文艺青年中引起了广泛的共鸣。但李志判定自己的音乐天分为“中下”，除了时代，他将自己的走红归于勤奋和运气。当年，陡然面对大量无原则的吹捧，他愤慨：“你们都是聋子瞎子吗？都疯了吗？你们没有耳朵吗？”那段时间他认为所有表扬他的人都心怀叵测。“你是在说谎，你是想跟我上床。”—他说自己那时候瘦，还有点帅。临近30岁的一段时光里，他崩溃了无数次，自己跟自己较劲，换电话号码，在豆瓣上跟人家打嘴炮，骂人，吵架。

李志聪明，经历过理工科的思维训练，逻辑缜密，反应快，措辞不忌生冷，特别适合网络吵架。微博开通后，“逼哥撕逼”几乎成了每季更新的剧集。他骂同行“缺乏对工作的尊重和敬畏”；也骂歌迷，“其实中国的民众音乐欣赏层次低也挺可爱的”。他讨厌歌迷的愚蠢，更讨厌迎合歌迷的歌手。“歌迷全在意淫一个偶像，一旦发现有一个小动机跟意淫的不一样，立马把你抛弃，这也是我为什么反对好妹妹他们那套。”他说，“你应该聪明一点，想办法去把他们的层次提高，而不是利用他们。”

豆瓣的秘密小组“我们代表月亮消灭居心不良的乐手”有个帖子，作者“十三月的果儿”以自述口吻连载她与诸多民谣乐手的风流账，当时火爆非常。李志看到，认为是编的，“那文笔什么玩意，吹什么吹”。30岁生日过完，李志以第一人称开了帖，悉数记录他与女性ABCDE……的往事，名为《李志自传》。

这篇曾名噪一时的“自传”至今仍可在网上寻到，标题后挂个括号：“口味重，有洁癖者慎重”。时隔多年，李志有点后悔，“因为给别人带来一些麻烦”。对于自己，他无所谓：“一直到现在我都觉得，人应该是个正直的人，有缺点有优点，你可以去努力改缺点，但是不能为了塑造一个所谓的形象去说谎、去否认—我们不是那么牛逼、那么干净的。”

李志表述着严肃的观点，南方口音略微咬字不清，但语速很快。他很喜欢用反问句。“是不是呢？”话说完，他歪过头，笑得和气里有狡黠，像演示完一道难题的解法，将粉笔头随手一扔，一脸等着你出错但又不希望你出错的表情。

现实中，李志生气的最高表现是不说话，走人。在38年的人生中，面对面地跟人吵架，他只有两次。“一次在2001年，一次在2012年。”他的得罪人全是在网上。张玮玮教过李志一个办法：特别生气的时候用手机或电脑写下来骂，自己看两遍，然后把它删掉。

跟李志一样，张玮玮也生活在北京之外。2016年6月，张玮玮在大理的房子正在装修，这些年以来，除了网络，张玮玮和李志碰面的场合经常是各种各样的音乐节。不跑音乐节的时候，张玮玮在大理的生活很恬淡，早起去买菜，做饭，下午排练，晚上跟朋友们玩一玩，早早睡觉。他的朋友圈里常出现大理的好山好水。

李志在南京的生活很忙。他有详尽的规划：2004年开始，连续三年，每年一张唱片，然后休息两年，再三张，随后休息两年，以此类推—直到搞不出来为止。跨年演唱会从2010年开始每年一场。除此之外，排练、演出、建设乐队、开文化公司、建live house……按部就班。他目标明确，执行严整。他近乎苛刻地管理自己，并试图将正规的商业规则带入音乐圈。“再艺术，只要涉及人跟人就是商业关系。是商业关系就要有你最基本的底线。”

为保证演出品质，李志有固定的排练时间，有演出就排演出曲目；如果没有，正常时间排唱片；没有演出也没有唱片，那就练习、换编曲。他几乎每一首歌都有三到四个版本。六年以来的排练，李志迟到的次数屈指可数。音乐对他而言是一份工作，虽然这工作给他带来的乐趣越来越少。“也许排了五十次，可能某一个下午，有那么一两秒钟的迸发挺好玩，那是音乐的乐趣。工作本身没啥乐趣。”

对于音乐节而言，李志仍是强大的票房保证，截至11月，今年他接到的音乐节参演邀请超过80个。目前李志参演音乐节的价格是30万加5万直播费，不还价，没有回扣。他的团队共18人，全体人员采用雇佣制，拿工资，优胜劣汰，除了他和乐队成员，18人的团队还包括和声、灯光、调音、VJ、生活助理和舞台助理。在他看来，这是品质保证的必须。

李志总是在重申，他不是一个音乐天才，他的才能在别处。从2013年起，他才开始从音乐上赚钱，之前，除了朋友的赞助，他每年要投入四五十万以维持团队，那些钱来自他个人投资软件公司的分红。建立欧拉，李志和几个朋友共同投资了500万，他希望能在两年内达到收支平衡。一次媒体采访中，李志说：“音乐圈的乱和其他行业的乱是一个道理，由国家和人性决定。我没有由于乱象而受益。如果要说我是受益者，不如说我没有和乱象一起乱象。”

“我觉得我是一个好人，”李志说，“我接触过的这么多人里面，能够像我一样心地善良，还有点理想，还愿意这么辛苦的，不多。我没什么天赋，知识量也一般，智商比普通人高一点，挺不容易的。你就想吧，世世代代全是农民的一个人，村子里面只有一台电视，没看过课外书，题不会做都没人帮你解决的，这么一个人，能够上一个重点大学，退学，从事这个行业，没有任何朋友关系，还能够做到这个样子，有的时候我内心里很自负，觉得运气只是一部分，全是我自己拼出来的。”

张玮玮一直叫李志“逼仔”。李志的团队称呼他为“董事长”，李志也觉得自己越来越不像个音乐人，越来越像个企业家。他的电脑里有细分到每小时的工作列表，日程已经排到了2017年。他的微信名字经常随着心情改来改去，他没有朋友圈。

6月24日晚上演出完，按惯例，李志在欧拉附近的酒楼摆了庆功宴，筵开两间，一间招待后一天演出的“万能青年旅店”（文后简称“万青”）乐队，一间答谢张玮玮乐队。“万青”乐队回了酒店睡觉，张玮玮这一间还在喝酒聊天，弹琴唱歌。凌晨1点半，李志钻进包房，从吉他手小夕手里接过冬不拉，拨弄了一会儿，他得意地说：“这个我会弹嘛！”—于是他摇头晃脑地和朋友们唱了起来。

三

欧拉的第二场开业演出是万晓利。那个晚上，迟斌没有去看演出。当天下午，李志的微博发起了与某饮用水品牌的“探讨”，它们的二十周年广告片配乐的前30秒和李志作品《山阴路的夏天》几乎一模一样。为处理此事，迟斌在办公室打了一晚上的电话。

迟斌是李志铁三角中的一个角，目前，他担任李志的经纪人和公司合伙人—铁三角的另一个角是欧拉主管老林。

2007年，迟斌在豆瓣上认识了李志，他很喜欢他的歌。直到那时，迟斌都是个正常的男青年：80后，留学英国主修IT，回国后在上海工作，标准的理工精英。2009年1月1日，李志“单刀赴会”到了上海“现场”酒吧，他给迟斌打电话：“你能不能来帮我检票？”迟斌去了。后来他跟李志说，自那之后，“每年元旦第一个看到的人就是你”。

2010年，李志全网维权，到处都没有他的歌，迟斌帮他建了一个官网，提供全部作品的下载和支付频道。那个时候，他们是单纯的朋友，迟斌偶尔给李志帮帮忙，聊聊工作，也会聊许多其他，他们还一起去爬长城，唱卡拉OK，迟斌记得李志喜欢唱罗大佑的老歌。2011年情人节过后，李志把滞销的唱片全部整理出来，扔到野外一把火烧掉。迟斌记得，整个过程拍成了一个视频，配乐是齐秦的《把梦烧光》。

每年李志会强制自己度一次假，2012年他想去美国。那时迟斌刚从某英语培训机构辞了职，下一份工作还没开始，正闲着，他又接到李志的电话：“我想去美国，希望你跟我一起去。”在电话里，李志告诉他：“找你去，是因为你会开车也会说英语，所以我决定可以给你买机票并负责一部分的费用，但是我们俩长时间每天同吃同住，万一我要是路上崩溃，跑了，你千万不要介意。”

迟斌觉得这事儿蛮有意思。“这就是李志的语言习惯。产生合作关系时，他会说一个最坏的结果给你听，如果你接受他才会愿意去做，他非常怕给你一个好的预期但最后没有达到。”

迟斌和李志一起去了旧金山、洛杉矶、纽约和波士顿。他们租了辆车，两个人都抽烟，但租车公司不允许驾车抽烟，迟斌要求李志抽烟的时候停在路边，打开窗子。“他居然同意而且做到了，对他来说很不容易，因为他是一个烟瘾很大的人。”纽约的一个晚上，他们住在皇后区，酒店房间里一人一张床，迟斌看电视，李志下楼去买了两瓶酒回来，说，我陪你喝酒吧。李志是个不喝酒的人，迟斌知道他这样做肯定是很怕自己觉得无聊。果汁调的伏特加喝了半瓶，李志就醉倒了。迟斌说：“我觉得他已经很努力了。”

共处一个多月，一路闲聊，迟斌发现他俩挺像，旅游都不购物，不逛景点，会喜欢去一些很奇怪的地方看看。进而又发现，两人的价值观也差不多。但那个时候谁都没想到合作。“李志没有半途跑掉，”迟斌说，“是因为我不打呼。”

2013年，迟斌开始在上海一间公关公司上班，业余时间也更多地参与李志的事务。年底两人聊天，迟斌给李志出主意，提出一大堆想法。李志问他，谁来做？我没时间做那么多事情。他邀请迟斌过来一起干。迟斌犹豫了，对他来说这是个完全陌生的行业，“如果到时候没干好，我可能既少一个朋友，又失去了事业”。

磨蹭到2014年春节，迟斌跟李志说，好吧，我们来试一年。从此迟斌成了李志的经纪人。在迟斌看来，李志是音源，他的工作则应该是功放。

2014年11月，在迟斌的坚持下，李志的新专辑《1701》在虾米首发，相当于与虾米达成和解，而虾米正是李志与各音乐平台维权之争的首家。为此迟斌在“知乎”回答了“怎样看待李志入驻虾米音乐”说明来龙去脉，在文末他写道：“在我眼里，没有江湖恩怨，只有对，或者不对。”文章发表不久，李志给迟斌打了一次电话说，他觉得这样做还是对的。

至今，迟斌也没问过李志他有没有看过“知乎”上那篇文章。

2014年的跨年演出，迟斌邀请乐视来做直播，版权交还乐视，他们保留素材和成片。这样，迟斌说，他们就得到了非常宝贵的战略上的“物料”。到2015年，从文字、音频到视频，李志的各种“物料”几乎已覆盖了所有主流音乐平台。用迟斌的语言说，这是“Branding”。“做出品质，就是给这个行业的人看，李志现在的制作和水准是这样的，他的团队和演出状态是这样的。”

“试试看”的一年结束时，李志的文化公司成立，实行合伙人股份制；李志的团队全职化运营，排练房也搭好投入使用。迟斌觉得这一年过得很值。“我本来是个外行，进来以后，我发现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过往的经验被推翻了，新的方式还没建立。我们在北京这样的文化中心之外土法炼钢，居然在一年后成了大家都很感兴趣的一支团队。”

迟斌曾问过李志，你为什么要找我来？李志说，我需要在身边有一个反对派。整个团队里，迟斌是唯一能够说动李志的人。对李志，迟斌提过不少相反意见，比如讲话不礼貌，比如歌难听—2016年10月李志发布的儿歌翻唱专辑《8》，其实前一年就录好了，迟斌觉得特别难听。“李志也同意，他的天赋就在于他能听进去，我觉得这不是一般人会有的天赋吧。”

相处多年，迟斌从来没有见过李志情绪激动。他认为李志“在理性和感性两方面的摇摆尺度很大。理性的时候他可以做到完全靠逻辑去判断和做决定，感性的时候可能就会把这些全推掉”。上一次迟斌目击李志头脑发热，是欧拉开业没几天之后李志搞的免费演出。“正吃着饭，他冲过去马上就演，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搞得一团乱，大家都很怨恨他。”

只是这种时刻越来越少。到今天，李志做每个重大决定，都必须要经过考量和论证。他不再是一个人一把琴的“单刀赴会”。

2014年李志参演了3场音乐节，2015年12场，2016年15到16场。所有演出都由迟斌来筛选、接洽和安排。迟斌刚加入团队的时候，李志对他没有具体要求。“现在可能会有一些，他希望我把他从音乐以外的事情中最大限度地解放出来。从开始到现在，我也没让他失望过，可能我们的信任感就来自于这里。”迟斌说。

罗永浩是李志非常欣赏的人，他称之为“精神导师”。“中国可以没有锤子手机，但是应该有无数个罗永浩”，李志曾这样说。在迟斌看来，李志取得了一些世俗成功的原因，来自于李志和罗永浩相似的理念：“他认为罗永浩的商业价值观是对的。行业里的陋习要剔掉，真正的商业规则就应该是我做好，然后你认可我的价值观和我的产品。所谓工匠精神和情怀等等都在这里面。”

几年前，在李志租下的排练房，每次排练他会提早半个小时到，帮所有的乐手买好饮料、小食、水果。直到现在，李志的固执和焦虑仍会体现在这种细节中。他会反复地想，欧拉啤酒的入货量每个月控制在多少，每个人的工资是怎么发的，演出有没有准时开始，我们自己有没有人倒票……迟斌告诉他，你要做大事，就不能控制到那么细节。李志说好像不行。他就是过不了自己的这一关，晚上一睡觉他就会想，那些事他们搞得怎么样？得马上打电话去问一下。迟斌说：“他会跟自己抗争，明明知道自己不可能什么事情都控制。当他想要做的事情进步太快，超越了他的可控范围，在那个临界点他会变得非常焦虑。他觉得再勤奋一点，再认真一点，再花点时间，可能还能控制得住，可能还能按照他的设想一一运行。”

李志放松自己的手段只有一个：打牌。他曾说过自己的巡演之路就是“演出和打牌”。他没有什么交流的欲望，除非必要，他不想给别人灌输什么，也不需要理解。在一站又一站的演出间隙，工作和应酬之外，他和乐手们围坐在牌桌边，投入地将纸牌一张张摔在桌上。

迟斌告诉过李志：“我从来没有认为我是你的员工，我只能把自己看成是你的合伙人，这样我们才能做好。”这两年，他们的状态都不太轻松，迟斌很难再单纯把李志看作一个朋友。“不轻松来自于我们做的事情都认真了，我们每天在各种决定、各种取舍当中度过，这需要我们两个人都很冷静，很理性，这种理性和冷静不一定是很好的朋友之间相处的方式。”他俩已经很久没坐在一起，聊聊工作之外的事情了。迟斌对李志说的最多的话是，“这个你不要管”。

迟斌小李志两岁，但看上去要年轻更多。他中等身材，神情精干，整个人像一张做得十分漂亮的Excel列表。跟李志一样，迟斌烟瘾不小，长期缺乏睡眠。“我们都太忙了。”他说。

几年前，迟斌跟李志商量过写一本书，将这段独立音乐的时期记录下来。为此迟斌搜集了大量李志的文字和图片资料，以编年体分文件夹详尽地保存在电脑中。李志试图写了几万字，停掉了，他又不肯接受出版社找人帮他写的提议，这个计划便搁浅至今。有时迟斌翻翻这些东西，会觉得，李志今天这个样子，都有前因后果的。“其实要写李志，最应该我来写。可是，”迟斌再一次说，“我们都太忙了。”

四

2016年6月26日，欧拉开业演出的最后一天，参加演出的四支乐队“野外合作社”、“五毫克”、“冷冻街”和“续弦”全来自南京本地。这天晚上的欧拉是一场南京土著文青的聚会。

晚上9点多，LEE拉着女朋友晃进了欧拉。他拎着啤酒，走几步，就和遇到的熟面孔打个招呼。看见在人群里穿来穿去忙碌的李志，他感到往事如烟。

2005年，LEE自己有个重金属乐队“复活”，当时挺火。他早知道有李志这么一号人，但没见过。一个晚上，酒吧里，几个金属乐队演出完，正是乱哄哄大部队退场的时候，一个人穿着大裤衩拖鞋拿着吉他上了台。他觉得挺有意思，就站在台前，跟零零散散的听众一起看了一会儿。那是LEE第一次见到李志。

2009年，李志的专辑《我爱南京》大红。见到李志，LEE说，“你这张算得上是正儿八经的唱片，制作上了一个层次，以前那些制作是什么玩意儿！”李志说你批评得对。那年LEE发现，周云蓬、张玮玮、小河以及李志，这一批原来只能唱酒吧的民谣歌手忽然浮出了水面，世界不是重金属的天下了。

那一年李志开始实行乐手雇佣制。组乐队，一开始总是一帮朋友一起玩，但朋友一起做事会出现各种问题。李志想把事情弄简单一点，便将成都打工时学到的公司管理理念移植了过来。第一次听李志提出这个想法，所有人都特别不愉快：“大家高兴一起玩，你这算什么？要当老板吗？”

LEE说：“排练迟到扣钱，像工作一样，很多人没有做到，他们不具备这个脑子。”其实他自己也做不到。他觉得这事儿除了李志没人能做到。“李志他自己不是也经常说吗，不是我的东西多牛，而是你们好多人没有这么去做。”

还没微博的时候，LEE玩开心网，偷菜，停车，看那时李志猖狂攻击XXX的言论。现在他关注李志的微博，看他撕逼，也看讲道理的长文章。

在LEE看来，李志是一名“谐星”。“你可以说他是一个歌手，也可以说他是一个文化界的发声筒。‘谐星’的意思是他把好多话当段子讲出来，比如科学民主自由那些，这是他给自己塑造的形象：公知。打造自己的个人形象其实也是一种商业行为，你不是贾斯汀·比伯，那你就得这么玩，把自己标签化，你总得给人家一个能够形容你的东西—这是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民谣歌手。重金属可以写英雄主义，可以写战争，写黑暗，写撒旦，民谣歌手你没有社会责任感是什么？”

业余时间，LEE仍然在玩他的重金属乐队，他也仍然保留着长发、仔裤和皮靴的打扮。对李志的执行力和自制力，他很佩服。“不是你喜欢李志，喜欢什么画什么歌，或者写写文章，你就文艺了。你不想上班，你自由职业，你早上都起不来，做什么自由职业？执行力和自制力是很重要的，像我就干不了，我只能是体制内的。”在他供职的南京市广播电台，LEE的乐库里存着李志所有的歌。

LEE的女朋友是“万青”的粉丝，前一天晚上“万青”在欧拉演出，他俩没抢到票，但想都没想过要找李志走走后门。“你玩出来了，大家自然就会按照你的规则来办。”LEE说，“实打实来说，李志不可复制，只能借鉴或参考。没多少人能做到他这样的—个个都能这么干了的话，李志他也出不来。”

2015年夏天，汪峰在南京开演唱会，将李志请到了现场。唱《觉醒》之前，汪峰说：“向全场观众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南京摇滚乐的光荣和骄傲—李志！我看他就坐在第一排。”无数观众站起来寻找李志，坐在李志身边的吉他手袁峥忙着喊：“这儿呢！这儿呢！”这个段子，在音乐人—尤其是南京音乐人中—广泛传播。LEE说，这说明李志的江湖地位。“在南京文化圈里，李志是CEO、董事长。他是南京的标志。”

五

具体的地名常成为李志的歌名，像为生活轨迹插上图标，将恍惚的心绪钉死。李志的排练室位于南京应天大街，于是新专辑就有了《在每一条伤心的应天大街上》这么一个名字。2016年11月20日，新专辑在网易云音乐独家首发，售价20元每张。

打开新专辑的评论区，嘲讽多于吹捧，然而上线48小时内，这张专辑已经卖出超过5万张，“成为独立音乐史上又一标志性事件”，新闻这样描述。

烧碟、维权、众筹、跨年、制度化……李志在独立音乐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很多。他说：“我从来没想过要塑造形象，我反对任何理由的塑造形象，我只是诚实地面对外界，表达自己。我很坦诚地告诉你我的想法、我的动机，至于这个东西你认不认同，你看不看，你听不听，我完全不在乎，在乎不了。”

歌手只是李志目前做着还算顺手的一小步。他并不担心有一天他会失去创造力。“天才没几个，大部分人都碌碌无为。在艺术领域当然是天赋比勤奋重要，但是放到整个人类，天赋叫那几个人完成就行，我们就把勤奋做好。”歌手，实业，投资，都是在为李志人生的终极目标做准备，世俗上的成功对他而言，是手段上的重要，是可以控制的资源和做事的能力。

今年李志38岁。他的人生规划是在音乐行业中做到50岁，然后从政10到15年，在60到65岁的年纪参政。

2016年5月1日中午，李志发布了一条标题为《知天命》的长微博，意图未来在全国334个地级市做334场演出，这是一个长达12年的计划，如果顺利，完成时李志正好50岁。“普及现场音乐，让更多的人听到、看到、参与到现代音乐中来。”在这个意图的内里，李志想锻炼自己，观察民众的生活状态，学习怎样去跟普通的百姓沟通，“像哈维尔一样”。

无论是音乐创作还是社交网络，李志认为讨论社会现实是他必须尽的责任。“具体讨论的内容是次要命题，主要命题是我们能不能谈论这些问题。”要讨论，而且要谨慎。李志在微博上的发言越来越敦厚、越来越耐心。每发一条微博之前，每个用词、标点乃至表情符号，他都会斟酌半天。他说：“一个很好的想法别人接受不了，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我现在更看重的是如何去把我的想法让民众清楚地知道，而不是一定要实现。要做精英，在中国还是谦卑一点。”

李志重视他的终极目标。“这个是很严肃的理想，”他说，“我不知道我行不行，但我想尝试一下，给更多的人甚至全人类带来一些新鲜的东西、好的东西。赚多少钱，或者生活有多好，对我来说是没有诱惑力的。我想帮助别人，我活着是为了能让这个世界更好。”

2013年，李志结婚。在别人面前，他很书面地称呼自己的妻子为“妻子”。他与父母的关系很融洽。2015年的北京工体演出，他特地将父母请到现场，以这种方式第一次当面告诉他们“摇滚是一份工作，我做得还行”。之后，他觉得父母应该对他很放心。在《黑色信封》里，李志写：“世界不该是我们的，爸爸妈妈也不该有的。”—如果现在没有家庭、没有父母，他说，也许有些事情他会做得非常极端。

年底是李志最忙碌紧张的时候。今年，李志将跨年演唱会的地点挪到了体育馆，供票8000张。开票前一晚，李志在欧拉看武汉朋克乐队“生命之饼”的演出，他有点焦虑，因为最低票价提高了一倍。第二天开票，仍是十几分钟内卖光。迟斌把微信名字改成了“迟没票”。千头万绪之中，又发现了恶意刷票问题，除了长微博解释说明，李志在排练现场给迟斌打电话，高屋建瓴地叮嘱：“一定要彻查。”

李志忙完回到家，通常都在夜里。他的家两室一厅，不算宽敞。还有个大些的房子他没去住，因为没钱装修。家人入睡之后，李志在阳台上对着电脑长时间地坐着。

每天，李志从国外网站上获取信息，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他没有时间系统地去学习知识，只能在碰到问题、解决问题的时候，试图理顺事物之间的逻辑关系。他还不能够将自己的价值观完整地表述出来，但能感觉到那条线隐隐约约存在，他在靠近。他要求自己言行一致，逻辑自洽。碰到难题，偶尔，他会跟别人聊两句，但不是去求助，而是缓和一下情绪。他认为自己是一个不会孤独的人。迟斌说：“李志在情感上是完全独立的，他的心理和思维很充足。”

李志知道，最难的问题最终还是要自己去想。他说他不需要朋友。他的经验是：“我跟那么多人尝试去谈深的问题，他们想得都比我浅。到最后又变成我教育你，我在嘚瑟，有什么球意思呢？大部分时间跟朋友在一起，就是瞎开玩笑闲扯。朋友只能解决事情，解决不了我的脑子。”

李志的脑子，李志自己能够解决一部分，但是好多也是放着，解决不了。他常年入睡困难。没有“一杯长岛下肚，转身跳进西湖”（《杭州》）这样的事，李志极少喝酒。南京的冬天阴冷，他打开阳台的窗抽烟，就更冷。一个人待着的时候他什么音乐都不听。

多年前，李志曾经有过一个朋友，是至今为止，他认为在智商、信息和思想上和他完全对等的一个人。有一年的时间，他们住在一起。那时候朋友每天去上班，李志闲着没事做，朋友下班回来，两人就面对面地聊天，各种话题都聊。突然有一天，他们聊不下去了。“我们发现了一个致命的问题，也是唯一的问题，就是维特根斯坦所指出的语言的问题。比如我说‘一盏灯是红色的’，这句话，我表达的信息，对方不可能彻底地理解。我们再怎么交流都要借助语言这个工具，但是这个工具本身有巨大的缺陷，我们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但是解决不了这个。”后来，他们就不说话了。不久之后朋友要去上海，李志写了首歌，请这个朋友填词—那是李志唯一一次叫别人填词。朋友填不出来，李志也填不出来。最后，这首歌就成了一支乐曲，名叫《你离开了南京，从此没有人和我说话》。

感谢摄影师Elder Wang、梁瀚晨提供部分照片。

盲女毒枭

文_李纯

一

三十多岁时，她觉察到一些症状，比如夜盲。她喜欢赌博，后来去赌场，就需要有人陪着，天黑了她看不见。这个病是家族遗传，到一定年纪脑神经萎缩，夜盲慢慢恶化，变成白内障。她的父亲和哥哥都被遗传，几近失明。每隔几年她会做一次手术，有次在南京第一眼科医院动手术，因为对其中一件药物过敏导致休克，险些丧命。手术的效果甚微，到2010年，她的视力恶化。2011年，她几乎看不清什么了。那年她满50岁。

听人说，她就是在那个时候染上毒品的。赌场里鱼龙混杂，什么人都有。有人拿冰毒叫她吸，她想吸一口没什么，却再也戒不掉。她以贩养吸，做起了毒品生意。平常，她吸毒就在位于集庆门的家里。她把房门关上，在卧室对着阳台的一张桌子上用冰壶烤着吸食。每天有人找她吸毒，有的自己带货过来，有的是她请的。很多人想认识她，是为了免费混吸两口。

在南京集庆门一带，她名声很广。想从她手上买点冰毒的，都得敬她几分，称一声“陶姐”，熟悉点的朋友叫她“陶子”。马仔们都知道，“陶姐是发大货的”。

陶姐的真名叫陶光玉。陶姐个子小，一米五五，有些胖，是上了年纪的缘故。她中长发，发梢带点卷，眉毛像一弯细细的月亮，是年轻时候纹上去的，眼睑也纹过。她失明后，依旧维持化妆的习惯，就是没法精致了，只能对着镜子模模糊糊地抹点粉，再摸索着擦上口红，也能看得出旧时的绰约。

关于陶姐的经历，有很多传奇的部分，现在很难去确认了。有时她和别人聊起，倒会说“我的经历可以写成一本小说了”。

她自幼在江宁区陆郎镇上长大，高中毕业以后，在江宁东山修电器。陶姐年轻时候很漂亮，颇像影星关之琳。个子虽然小，但身材丰满，皮肤雪白。她18岁和镇上一个摆水果摊的男人结婚，19岁生了女儿叶美娜。没多久，她的老公生病死了，她成了一个带着孩子的寡妇。

她跟过一个残疾人，是个独臂。男人很暴力，经常打骂她。她后来还认识一个大学生，两情相悦，但男方家庭不同意，那段感情最令她遗憾。27岁，她在东山街开灯具店，认识了一个台湾人。1993年他们结婚，她把女儿留在陆郎，独自一人跟随他去台湾生活了几年。在台湾，男人做灯具，她开酒吧，生活风光，赚了很多钱，她对别人说台湾的明星猪哥亮也很仰慕她。

2000年，她回到大陆，和台湾丈夫两地分居。丈夫每年到大陆三四个月陪她生活，给她带一些钱，大约一万美金。他们在2010年分开。

回到南京之后，起初她仍开灯具店，接着在莱迪商场开服装店，都不长久。她痴迷打麻将，在麻将档能待上几天几夜。陆郎镇的赌博猖獗，她会开车去陆郎赌博，一晚上的输赢有十几万元，桌子上的钞票都是红面的。

服装店倒闭之后，她开始放高利贷。每天的生活剩下要债和打麻将。在麻将档，她的口碑很好。一是牌桌上风云不测，难免有手头紧的时候，但她从来没有拖欠过麻将档的钱；二是她不小气，性格豪爽，什么人过来她都能聊上几句，有时牌友问她借个一千两千的，她也不吝啬。后来她贩毒，曾经试图发展麻将档里的牌友成为她的下家。

要找陶姐并不难。沿着集庆路往北走到来凤街交叉口处，有一间花店，花店的右手边有一扇红色的大铁门，迈进铁门有一栋九十年代建的七层楼房。她住在三楼。房子是2002年买的，当时花了26万，前后翻修过两次。最近一次翻修，她让手下的马仔重新买了一台保险柜。

房子约70平方米，陶姐住靠左的主卧，和阳台相连。有些人是电话联系好了再买，有些熟人直接上家里买，提出要多少货，陶姐拿货给对方。货提前分好，用不同规格的封口塑料袋包装，放在柜子的抽屉里。有一盎司装的，24克，算大包；有6克的，叫“四分之一”；最小包的是1克。

很多日常的毒品交易在这间卧室完成，陶姐也是在这儿被抓的。2013年5月14日，有人从深圳带货给她，刚完成交易，警察冲了进来。她验货的时候吸了几口。那可能是她最后一次吸毒。3年后，她在南京市看守所被执行死刑。

二

那天被抓的除了陶姐，还有她在陆郎镇的父亲、哥哥和嫂子，以及哥哥的女儿。这件事在陆郎镇闹得沸沸扬扬，都说她把全家都卷进了毒品。在陶家，陶姐最小，排行老三，却是家中唯一一个走出陆郎镇的人。陶姐在外发迹后，陶家的命运因此而改变。

她在陆郎菜场旁买了一套两层的门面房，哥哥在一楼经营一间烟酒店，每年收入近10万元。她的父亲和母亲住在二楼，平常由哥嫂照顾。父亲是盲人，母亲是瘸子，右腿膝盖年轻时被冻伤，信仰基督教。每年，哥哥交给她5000元房租，她把这些钱算作老人的抚养费。她也出钱为姐姐家盖房子和承包藕塘。陶家人爱钱，会经营，在镇上颇有些名声，这名声多半是陶姐带来的。

兄妹三人中，只有陶姐的姐姐没有瞎。姐姐是全家的老大，小学没读完便辍学务农。和陶姐相比，姐姐样貌平常，老实本分，没那么精明，嫁给了一个酒后暴力的丈夫，性格中有农村妇女惯有的懦弱一面，姐妹俩唯一的共同点是都爱打麻将。

2012年，姐姐去她那儿给她烧饭，打扫卫生，相当于保姆的角色，陶姐每个月给她一些钱。有几次，陶姐让姐姐替她送小包的冰毒到楼下交货。那年10月的一个下午，她的姐姐两次下楼交货，第一次是6克，第二次是0.4克，被人举报，警察逮捕了她，判刑一年零两个月。

同时，警察在集庆门的家中搜出约65克的冰毒，陶姐作为主犯也被抓了，但和姐姐不同，她因眼部残疾而取保候审，没有被关押。这是她第二次贩毒被抓，第一次是在2011年，她被判刑两年六个月，缓刑三年。考虑到她是盲人，生活不能自理，被监外执行。

眼疾似乎反而为她贩毒带来某种便利。在集庆门一带，陶姐的家几乎是个公开的毒品小卖部。她心存侥幸，认定自己是盲人，即便被抓也无法入狱。甚至外边传言，陶姐和警方有合作关系，是个线人。到后期，进货量越来越大，她不藏着，把货倒在大碗里，碗放在桌上，马仔像分面粉一样将冰毒称重分装，包装后的冰毒搁在卧室的柜子里。有马仔开始从她那儿拿货，再卖，变成她的下家，每卖一克冰毒她分给下家50元。除了冰毒，她还发出去两百多万的高利贷，靠冰毒让吸毒的人帮她要债。

在陶姐的下家中，有一个人比较特别，是她的侄女陶佳佳，她哥哥的女儿，长期住在陶姐家。每个月陶姐给她3000元，做一些跑腿的活。比如当她的眼睛，陪她打麻将，搀扶她下楼，帮她跑银行。后来，陶姐把集庆门的房子过户到陶佳佳名下，以她的名义抵押贷款120万元，用于放债。但这些琐事尚不构成犯罪，直到2013年初，陶佳佳怀孕，开始参与毒品交易，帮陶姐发一些小包的冰毒，陶姐每个月给她5000元。

陶家人中，陶佳佳某些方面和她的姑妈相似。比如头脑灵活，办事利落，个性争强好胜。她在南京读的大专，是学校里的学生会干部。有一年暑假，她在陆郎的赌场跟着桌上的人押输赢，一个暑假赚了3万元，她用这笔钱学姑妈放贷，每个月的利息是900元。她爱财，精打细算，贩毒之前，靠打零工存了10万元。另一方面，她又有小镇女孩传统的一面，比如不抽烟不泡吧，不乱交男朋友—她唯一的一次恋爱是和她的丈夫，他们是邻居，青梅竹马，相当于两个家庭的媒妁之言。婚后他们买了一套房子，欠了40万元的房贷。或许为了还清贷款，当她的姑妈告诉她“怀孕是铁保，警察抓住了也会放了的”，她便答应了。

陶姐的姐姐也有个女儿，叫方雪，比陶佳佳小5岁，从小一起长大，姐妹俩感情深厚。从2009年开始，她们同住在陶姐家的另一间卧室。由于常常有人来吸毒，烟雾很大，气味熏人，她们回来之后就直接进卧室。后来方雪交了一个男朋友，搬了出去。2013年年初，陶佳佳给她发短信：“方雪，我也开始卖货了。”“你怎么也开始卖货了？”“想赚钱啊，哈哈。”

几个月之后的一天晚上，陶佳佳回到陆郎镇，和她的父亲、母亲、爷爷、奶奶坐在一起商量。陶佳佳说：“后面姑妈会把冰毒放在店里面，要是有人来拿的话，就卖给对方。因为我怀孕，爷爷眼睛看不见，姑妈讲即使警察抓到了，也处理不了我们的。”她也考虑到孕妇不能完全规避风险，生完孩子还是要坐牢，于是对爷爷说：“冰毒由你来负责卖。”

他们商量了一个明确的分工。如果陶佳佳在烟酒店，由她负责送货给买家；如果这个人是生人，她就把货交给爷爷，让买家到店里来拿，由母亲负责数钱。如果交货时间在晚上，就叫父亲陪着爷爷和母亲送货，确保安全。如果他们被公安机关发现，就都推爷爷身上，因为爷爷年纪大，眼睛也不好，公安机关不能把他怎么样。

商量完之后，一家人觉得可行，但大家都没有说话。陶佳佳知道，等于默认了。

三

见过陶姐的人都觉得她有江湖大姐的风范，你要是表现得没听说过她，她会得意地告诉你：“我陶姐在集庆门很有名气。”她行事张扬，曾多次被带进派出所，她称有些是替人顶罪，因为她是盲人，犯事儿不会入狱，反而有助于她建立名声。之前，她因为赌博分别在2006年和2008年被警察抓过，只是被罚了些钱。2010年8月，她在家里开设赌场，被查封。12月，她再次在麻将档被抓，那次她不仅赌博，还吸了毒。

在麻将档，陶姐认识了一个男人，名叫陆童。陆童1969年生，比她小8岁，中等个子。由于常年吸食毒品，他看上去黑而瘦，颧骨突出，目光有些涣散。他在南京三星河小学读到四年级辍学，后来一直在南京打零工。他们相识后确定男女关系，陆童成了陶姐的情人。

陶姐一家都不喜欢陆童，觉得他在骗她的钱。2011年12月，在陶姐第一次因为贩毒被抓时，陆童也因为涉嫌贩毒被判刑一年零八个月，在常州监狱服刑。

当时陶姐和陆童都有自己的家庭。对于她在台湾的丈夫来说，妻子出轨，是不忠。他们在2013年协议离婚，此后丈夫再也没有回过南京，如果有人问起他在大陆的妻子，他会恼怒地告诉对方，“都已经过去了，有什么好聊的”。陆童的妻子在江苏盱眙，他出狱以后，和妻子离婚，陆童分得6万元财产。

和台湾丈夫分开之后，陶姐一部分经济来源被中断，但当她开始贩毒，买卖间巨大的价格差，使她保持了一如既往的大方、豪爽的做派—一盎司货买进来是3000元，卖出去就翻了倍。只是身份换了，她已经不是一个被丈夫娇养的太太，而成了贩卖冰毒的“陶姐”。

唯一令她感到痛苦的，是她的眼睛。她很少下楼，哪怕离开自己的房间。每天活动的范围差不多从卧室走到厕所。睡醒之后，就吸点毒。要买些什么东西，比如衣服或者食物，一般是同住的侄女外甥女帮忙买。她不需要太多衣服，通常是睡衣装扮。从前可不是这样，她穿黑色修身连衣裙、过膝长靴，像时髦的年轻女孩。没有人能够明白她的痛苦，她有很多朋友，却没有真正交心的。她请过一个保姆，以姐妹相称，后来保姆偷走她一盎司的冰毒。

她唯一信任的大约只有陆童。但信任到什么程度？谁也弄不清。一开始，为了防止别人偷她的东西，视力虽每况愈下，她还装作自己能看见，只有陆童知道她眼睛的状况。2013年3月，陆童从常州坐牢回来，她叫马仔开车一起去接。第二天，她带他去金鹰商场买了金项链、衣服、皮包和手表，花了十几万。她还给陆童买了一台电脑，闲时可以玩游戏。她叫陆童“童童”。陆童负责照顾她的生活起居，给她按摩、剃脚皮、烧冰壶，也替她管一部分钱。陶姐在板桥新城有一套房子，户主是女儿叶美娜，那儿有一台双门保险柜。集庆路卖货的钱够10万了，陆童负责送过去。保险柜的钥匙由他保管，密码只有他知道。

陆童出狱回来的那天，陶姐对他说：“我现在已经不是以前的我了，你不要问我的任何事。”

四

陶姐被抓是2013年，但直到2016年6月才被法院公开。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外宣布了5起毒品案件，有13人被判死刑。中院的一位副庭长介绍了近几年南京毒品犯罪案件的一些趋势，除了案件数量增长，最突出的是女性犯罪，尤其是一些妇女利用怀孕和哺乳期，以逃避责任—刑事诉讼法规定，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可以取保候审。2013年中院审理的女性毒贩有11人，2015年有25人。

在那5起案件中，陶姐的案子有点特别，她是女性，也是盲人，且屡抓屡犯。这样的案件在全国看也很罕见。一个盲人为什么选择贩毒？即便被逮捕，无论对警方还是律师，陶姐从没吐露过真正的原因。

我试图在南京寻找任何和陶姐有关系的人—她的家人，为她辩护的律师，还有向她购买毒品的马仔。孙爱国是她的一审辩护律师之一，他告诉我，他曾经代理过两起残疾人贩毒案件：一个是陶姐；另一个案子发生在2000年，毒枭是一个聋哑人，是南京的，跑到云南贩毒。那年，中国移动刚刚开通短信业务，打电话四毛钱一分钟，短信息一毛钱一条。那个聋哑人光凭发短消息就指挥了整个贩毒网络，而且自制枪支。被捕后，聋哑人被判死缓，在云南服刑。“当时那人六十多岁，现在快八十岁了，减减刑可能已经出来了。”

那些找陶姐购买毒品的马仔，已很难联系上，他们的手机号码已经更换，打过去不是空号就是关机。我只见到一个马仔，姓王，一直在陶姐那儿拿货，因为拖欠毒资，他担心如果再从她那里拿，陶姐会把他的钱扣住不给货，因此转而从陶姐的下家手里拿货。在陶姐的案子里，他曾作为证人被警方询问。我在秦淮区一个老旧社区找到他，他母亲开了门，他正躺在门边的一个小房间里睡觉。我问他认识陶姐吗？他一脸茫然，“不记得了。”我又问了几个马仔的名字，他抬起手挠脑门，好像用力想却什么也想不起来。“对不起，我真的想不起来了。”看上去他不像在有意隐瞒，我突然意识到，毒品可能已经损坏了他的身体。

直到我在集庆门见到方雪，陶姐的面目才变得清晰起来。方雪是个漂亮的年轻女孩，是陶家少有的没有涉毒的人。陶姐被抓以后，她搬回集庆门，睡陶姐之前睡的那间卧室。2014年，叶美娜从戒毒所出来，也住在这里。案件发生后的几个月，每天夜里都有人敲门—买货的顾客尚不知陶姐被捕。现在，陶姐和追随在她身边的人都消失了，像被抹去的灰尘。

陶姐被抓的那年春节，方雪去陶姐家拜年。陶姐对她说：“等你妈妈出来我就收手了。”接着，陶姐说：“我想赚够一栋别墅的钱。”

“也许她想和陆童在一起过无忧无虑的生活，”方雪说，“所以后来想干几单大的，也许后面会越做越大。我当时觉得派出所抓不了她，因为真的抓了那么多次。”

我们坐在沙发上聊了一会，天黑了下来，方雪说：“待会美娜下班回来，你不要和她说话，不要提她妈妈刺激她。”

叶美娜今年37岁。她回来时，我没有向她说明身份，只是和她打了个招呼。她穿一件红色的连衣裙，左臂上纹了一只青色的蜘蛛，头发用发箍束住，上面缀满了水钻，在灯光下闪烁。美娜吸毒比她的母亲早几年。年轻时，美娜皮肤白皙，漂亮，喜欢混迹酒吧。由于父母长期不在身边，她的生活也漂浮不定。她在北京待了几年，谈过一场恋爱后分手。回到南京，她和母亲身边的马仔交往过，两人经常打架，辱骂对方。一晚，他们再次起争执，俩人一起报警，互捅对方吸毒，美娜被关了进去。冰毒给美娜的神经系统造成了不可逆的损伤，从戒毒所出来之后，她偶尔会有被害妄想症，喜欢自言自语。她犯病时会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一边抛硬币一边说话。她现在是一家饭店的服务员，别人问起，她只是冷冷地说一句：“我的爸爸妈妈都死了。”

五

南京市公安局沿江分局在侦查另一起毒品案件时，发现陶姐一家贩毒的线索，并将此案移交至南京市公安局技术侦查队，开展秘密侦查。从2013年4月开始，陶光玉、陆童以及陆郎镇陶佳佳一家的电话全部被监控。他们把收网行动定在5月14日，这天是陶姐收货的日子。

那年4月，陶姐开始从广东大规模进货，货源是一个叫王晓刚的人，送货的马仔叫段平军。从深圳运到南京，行话叫“运猪肉”。4月底，段平军曾将2公斤的冰毒送到集庆门，陶姐支付他16万元。

段平军是四川人，浓眉大眼，陶姐叫他“段段”。段平军曾因抢劫入狱7年，他帮王晓刚送货，每条货提成1万元。此前不久，他在老家盖房子问别人借了十多万，向银行贷款了5万，他贩毒是为了还债。警方通过监听得知，5月14日，段平军将交给陶姐3条货，也就是3公斤冰毒。

5月6日上午，陶姐似乎不太放心，打了一个电话给段平军：“一定要找块子大一点的，整点的。”

“知道。”

“你一定要打开就能闻到酸碱味，不要太油，带点亮光，不要太粉。”

“最近紧得要死，现在还没联系。”

晚上，陶姐再次打电话向段平军确认。段平军说：“我跑这边一趟像搞地下活动，这里很严的。我按你要求要大点，干爽，油性，带酸碱味。”

“对，块子要大，整点，你拿个5条也可以，我销路快。”陶姐说。

5月11日，段平军在高速路上拦了一辆从深圳到南京的大巴车，他没在车站买票，上车补的票，票价350元。冰毒用黑色塑料袋装着，白色颗粒状，颗粒有指甲盖那么大，每袋约一斤白糖的体积。他在袋子上面盖了一件衣服，用塑料袋扎好后放在大巴车下面的货仓里，他坐在靠近车门第三排的上铺位置。次日中午，他抵达南京，坐出租车到汉中门的如家宾馆登记入住。

5月14日上午，段平军打电话给陶姐：“现在方便过来吗？”陶姐说：“方便。”他把3条冰毒装在一个怡宝矿泉水箱子里，打车直接到了集庆门。

陆童给他开的门，陶姐在卧室的床上睡觉。屋子里还有一个叫野猪的人，野猪刚刚住进来，他头脑不好。1997年脑袋被人用铁棍打开花，治好后一直有后遗症压迫神经，尤其是下雨天特别痛。他知道陶姐贩毒，几天前南京下雨，他问陶姐要了点冰毒吸。段平军进屋的时候，他正在隔壁的房间睡觉，因此整个过程中他只见到了陆童和陶姐。

段平军把货交给陶姐。陶姐看了货说，“这批货不行”。段平军说，“这货我拿过来就是这样”。陆童从其中的一包毒品中拿出一小部分，用冰壶点好交给陶姐吸了几口，陆童也吸了几口，段平军也吸了几口，这个过程相当于在验货。吸了大约一两分钟，陶姐一个袋子一个袋子拿起来，用手掂重量，说，其中一袋子少一点。段平军说，有一袋少了一百多克。过了十来分钟，陶姐叫陆童用胶带把毒品缠一下，陆童用胶带从塑料袋中间绕了两圈，只绕了两袋，还有一袋他偷懒没裹。陶姐让他从卧室的衣柜里面拿钱。钱是扎好的，4捆是5万扎在一起的，剩下的7万是1万一捆。段平军把钱装到了一个红色的布袋子里。

过了一会儿，陶姐叫陆童把货送到板桥叶美娜名下的房子里。陶姐叫段平军提货，到了楼下再把货交给陆童，放在摩托车的踏板上。到了板桥，陆童打电话给陶姐，陶姐叫他把货放在厨房橱柜顶部的一个洞里，他找了半天才找到那个位置。

段平军拿到钱之后，就把钱存进了住处附近的工商银行，数钱的时候发现27万少了900元，他打电话问陶姐，对方“哦”了一声就挂了。

那天下午3点，一个叫姚俊刚的马仔找陶姐买毒品。进房间时，陶姐正在睡觉，陆童坐在床边。姚俊刚经常到这拿货，陶姐叫他“刚刚”。

姚俊刚在一家水果店上班，2012年底，陶姐来店里买了很多水果，他帮她把水果送回家。此前，他听说过陶姐，也曾谋面，但一直没有机会和她搭上关系，后来他经常去她家玩，目的是为了免费吸毒。他第一次吸毒就在陶姐家，吸完后三天三夜没睡觉，吃不下饭，心跳加速，像生了一场大病。但到第二次，就没有那种感觉了，他感到非常舒服，毛孔像张开了，整个人通透极了。他在陶姐家吸了不下五次。在那儿，他见到许多和他一样的人。

姚俊刚说：“陶姐，你就拿个四分之一给我吧。”陶姐点点头。陆童从抽屉里拿出一个长方形女式化妆包，从包里拿了一袋给他。他递给陆童1500元，陆童接过钱，没有数，把钱放进抽屉里。姚俊刚转身要走，停了一会，说：“钱你要数一下哦。”

然后姚俊刚打开门，警察冲了进来。

现在已经很难知晓陶姐当时的心情，但姚俊刚应该非常害怕，他趁警察不注意，把随身携带的钥匙吞进了肚子里—他听说如果肚子里有东西的话，看守所不收。大约一个小时后，他们全都被带走。

当天下午5点多，陆郎镇上的烟酒店到了饭点。陶佳佳一家五人在一楼货架后面的餐厅吃饭。5月1日中午，陶姐和陆童来过一趟，给他们带了一黑塑料袋装的冰毒。陶姐对父亲说：“里面的东西有1500元一包的，有3000元一包的，有5000元一包的，有人来拿就发给他们，400元一克。”他们把冰毒放在一楼厨房餐厅靠墙的一个酒箱子里。按照先前说好的分成，陶姐按进价3000元一盎司，给陶佳佳提供货源，中间的差价归陶佳佳。但陆郎偏僻，生意不好做，两个星期过去了，只有七八个人来买。那天，他们吃饭的时候，警察突然闯进来，在酒箱子里搜出18袋毒品，约247克。

段平军把钱存起来之后，交易完成，他放松了下来。当晚，他没急着离开，而是到夫子庙转了转，晚上8点多，他在凤凰西街一家面馆吃面，被抓住。

9点多，沿江分局对板桥的房子进行搜查。他们搜出了陆童藏在厨房天花板柜子里的3公斤毒品，用胶带缠着，还没来得及分装。此外，还有两只电子秤，用来给毒品称重的。在客厅的保险柜里，他们搜到了70万元人民币，黄金项链，Gucci手表，印有弥勒佛和山羊图案的玉佩，4张银行卡和若干印有袁世凯头像的硬币，陶姐管这些硬币叫“袁大头”。

陶姐接受审讯时，警察问她，公安机关已经决定批捕，还有什么想说的。她说：“我吸毒的时候，别人吸三口我才能吸到一口。我也看不见，我要钱干什么，生活都不能自理，有个人照顾让我活下去就行了。仅此而已。”

六

陶姐被抓后，一开始，她以为还像以前一样，很快便能出来。因此，她第一次见律师朱跃东时，没有向他说明之前的犯罪记录，朱跃东也认为她是盲人，可以向公安机关提出取保候审。但请求很快遭到驳回。朱跃东说：“后来看毒品的数量我知道，肯定是个死。”

2014年9月，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此案，判定陶光玉、陆童和陶佳佳向他人购买、贩卖冰毒，构成贩卖毒品罪。陆童被判处死刑，缓刑两年执行；陶佳佳属于从犯，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而陶光玉作为主犯，处以死刑。

一审辩护之后，陶姐改换律师，提出上诉。孙爱国曾经建议她承认贩毒，依照“有罪罪轻”进行辩护，或许有改判死缓的可能。但这个建议被陶姐拒绝，她始终不松口自己贩毒，只承认非法持有毒品。2015年4月，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认为陶光玉在司法机关考虑她是盲人没有对她收监执行的情况下，仍继续从事毒品贩卖，贩卖数量大，社会危害性极大，且有吸毒、赌博等劣迹，主观恶性极深，属于罪行极其严重，依法不足以对她从轻处罚。

据说，在高院的法庭上，陶姐做最后陈述时，声泪俱下，说自己被人出卖，是被“活闹鬼”害死的。

从2013年5月14日被抓，到2016年4月20日执行死刑，陶姐在南京市看守所度过了人生最后的3年。刚进看守所那会，她对警察说：“我是生活不能自理的人，不应该让我在看守所里，我伤痕累累。”

终审判决之后，她终于明白再无生还的可能，非常绝望。在狱中，她口述，让狱友执笔，给家人留了一封遗书。在遗书中，陶姐忏悔了对女儿的疏于照料，导致她吸毒精神分裂，希望女儿一定要找脑科和心理医生咨询治疗，说这是自己“最后的心愿”，并把遗产全部留给了女儿。她也吩咐了自己的后事：“我的器官全部捐献，骨灰撒向大海。”她怕地下寂寞，让家人一定要烧“几个纸人和一副麻将”，“有人陪伴我就不孤独了”。

信是狱友出狱之后才交到陶家人手里的。拿到信的时候，陶姐已经死了。

4月20日执行那天，她和家人见面。那是被抓之后他们第一次见面，也是最后一次。陶姐穿一件粉红色的睡衣，头发扎成马尾，由于断了毒品，她的气色反而看上去变得健康，恢复了红润。陶姐和她哥哥隔着铁栅栏，她知道自己将被执行死刑，哭得很厉害。即便隔得很近，他们却看不清对方。她突然又改了主意，说自己最痛恨的是上天没有给她一双好眼睛，她说，“只把眼角膜捐出去”。哥哥递给她一支烟，他们抽了一会。临走时，哥哥又丢给她一支烟，便离开了。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方雪、叶美娜为化名。

北京的雨燕飞走了

文_黄昕宇

一

2016年7月17日早晨，有人把一只雨燕幼鸟送到位于顺义的北京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

它缩成不起眼的暗暗一小团，夹紧两肩，向后延伸的狭长翅膀上列着镶白边的灰黑飞羽，尚未长够尺寸，上秤只有18.7克，不足一握。饲养员陈月龙给它做了体检，并无伤病，就是弱小。

它还不能飞，如果不是意外落巢，应该正嗷嗷待哺。他猜想，这家伙也许是倒霉，一窝三只的容量，孵了五只，偏它被挤出来了。如果真是这么个情况，它的落巢就是个正常的自然选择结果—那，也得救。

陈月龙是网上小有名气的“野生青年陈老湿”，他开设自媒体平台，分享些工作心得和野生动物的知识。他28岁，有点内向，说话闷声不响地藏着梗，透着蔫蔫儿的聪明劲儿。他个头小，剃圆寸的脑袋很圆，留着细细一小绺长发，在侧后扎了个结，看着就像个能跟动物交心的人。

野生动物保护是个概念宏大的事业，类似于乐于助人，帮扶弱者，一视同仁地照顾每个个体。一视同仁的意思是，无论是不是某级保护动物，无论是不是大部分人印象中高大威猛的“野生”动物，都一样地去疼爱和帮助。

陈月龙一直认为，喜欢小动物的人，是真正喜欢动物的人。除了被他捧红的一只狗獾和一只豹猫，他救护过大量刺猬、麻雀这样的小动物。它们就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常见但不起眼。雨燕就是这样的普通小动物，在北京常见，夏季的清早黄昏，雨燕们从老楼檐下飞出，尖啸着滑入天空，老北京一般都熟悉。

7月22日，又一位好心市民送来一只落巢雨燕。

陈月龙把两只雨燕一起安置在蝙蝠的救护箱里。一个封闭的木头箱子，一面挖了一小方空洞，安上密网以供透气。黑暗封闭的环境能让鸟镇定。考虑到雨燕善于攀援的习性，他在木箱一侧内壁挂上毛巾。在救护箱里，两只雨燕用爪子抓在毛巾上，自然地扒附在箱壁。

喂雨燕是门手艺。雨燕吃得多，一日多餐，既不主动张喙乞食，也不自己进食，需要人工频繁填喂。喂的时候，先准备好食物和镊子，左手持握雨燕，手在喙边轻轻一卡，喙就错开一些；它不安生，不停地动，持镊子夹好食物的右手就得瞅准时机，像母燕喂食那样，快速准确地把食物放到它口中的准确位置。喂水则用注射器，悬出一滴水，触到雨燕喙尖，它就咧出条缝喝进去。

陈月龙隔一小时喂一次，一天喂八到九次。

他给它们吃经过处理的面包虫、蟋蟀幼虫和蟑螂—面包虫去头露出软体较为适口，蟋蟀幼虫需要去头去足，处理好的食物每天交替蘸上钙粉和电解质以补充营养。还得时刻观察，灵活调整。每顿饭前，陈月龙给雨燕称体重，记录下来，根据体重变化、粪便情况以及雨燕的状态反应调整伙食，需要增重就增加面包虫这样高蛋白的食物，需要补充粗纤维、几丁质就增加昆虫外壳的比重。

几乎没有人能像他这样熟练、精心地照看两只雨燕。尝试换人操作时，雨燕吐出了食物，甚至由于操作时间过长出现应激反应。陈月龙没办法，用纸箱制作了运输盒，每周仅有的一个休息日，他就拎着雨燕和全套工具器材回家，继续一小时一喂。

陈月龙的救护目标是，让两只小雨燕快快长大，尽量赶在当年雨燕的迁徙启程之前达到放飞条件。7月末，大部分雨燕已经上路了。

二

北京雨燕是候鸟，夏天来京繁殖，不等秋至便启程离开，跨洲越洋地飞往温暖之地越冬。

夏天，雨燕常常聚集在高大的老城门楼子檐下筑巢繁殖，老百姓喊它们“楼燕”。雨燕擅长飞行，不会平地蹬踏；腿短而弱，四趾全部冲前，爪子钩曲有力，能攀在高处壁上。屋檐下椽子、梁和斗拱之间形成许多孔洞，雨燕就在那儿筑巢。筑巢的材料是干草、羽毛、纸屑、棉絮、叶子，以唾液黏合。也有人在雨燕巢里发现公交车票。这些轻小零碎飘在空中，便被雨燕衔了去。觅食也是这个动作，雨燕不会在陆地啄食，它喙短，呈短三角形，口裂宽大，飞行时张成个抄子，空中的小蝇小虫都被兜进去。

这几十年间，北京雨燕大量减少了。2000年夏天，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高武重复1965年著名鸟类学家郑光美的办法，沿着故宫外围筒子河骑车慢行一圈，计得的雨燕从将近400只下降到了80只。数量下降的主因是栖息地消失，五十年代旧城改造和地铁建设以来，西安门、地安门、崇文门等老建筑相继拆除。到八十年代，仅剩的古建筑又被保护起来，加装防护网以防鸟类粪便污染，雨燕更没地方待了。

高武是首师大动物学副教授，已经退休16年，依然挺拔利落，说话响亮。高武退休后并不得闲，有时带一带自然类的大学生社团，有时给相关组织机构上野生动物保护课。有时，林业公安请他帮忙做保护动物损害鉴定，也就是破案，从现场脚印、齿痕判断农民的鸡是不是豹猫吃的，羊到底是狼咬的还是狗咬的。更多时候，他作为自然环保组织顾问，带领爱好者们观鸟。

九十年代中后期，北京观鸟活动刚刚起步。老观鸟人回忆起第一次观鸟的场景，对高武印象深刻。他那时六十上下，体力充沛，步履轻快。他背着军挎包，带齐了望远镜和生物图鉴。其他人都是外行，新鲜地四下张望，茫茫然不知该问什么好。高武沿路自然而然地介绍。“这就咱们说的乌头，”他指着一小串花，停了脚步，“它的根不处理有剧毒，经过处理有药用，能去风湿。”他好像什么都认得，走一阵又指着地上一团白球，“马勃，孢子能止血”，再走两步，“喏，来一大的。”往上爬，一行人从阔叶林、针叶林走到了海拔两千多米的灌丛和高原草甸。他们看到沙棘，高武指着丛里的昆虫问：“蝗虫，认得了吧？”大家纷纷点头—害虫，都知道。他却接着说：“有蝗虫说明什么？说明鸟快来了，鸟吃虫。”

雨燕是种群数量比较大的物种，在生态金字塔较底层。但是这样的物种，一旦数量急剧减少，会牵动各方面的变化。“举个例子。趋黄光的蚜虫，北京人叫‘腻虫’。春天腻虫多，穿着黄衣服在马路上走能沾你一身。蚜虫特点就是孤雌繁殖，不需要雄性，繁殖能力特别强。根据统计，一只雌蚜一年繁殖的面积就能把地球盖满。雨燕就是控制蚜虫的鸟之一。曾经有研究人员逮到一只雨燕，掰开嘴一数，存着二百六七十只小虫子。”

1997年，高武打算带学生们学习“环志”，也就是捕捉野生鸟类，套上脚环，再放归野外，进行长期的观察、重捕和信息采集。考虑到北京雨燕具有北京的代表性，而且在此之前，几乎没有人做过北京的雨燕环志，北京雨燕的迁徙路径也一直没有定论，他决定带着学生和“自然之友”的志愿者做雨燕环志。

天安门、鼓楼、前门楼子，那是不可能放人去做环志的；慈寿寺塔雨燕多，但距离地面好几十米，没法捕捉。高武再三考虑，最合适的环志地点是颐和园的廓如亭。

廓如亭有内外42根柱子，外圈25根，高4米上下，完全能实现支网捕捉。高武与颐和园管理处联系，申请在廓如亭做雨燕环志，很快得到批准。于是，每年5月的一天（此时雨燕的数量稳定且较多），环志学生和志愿者们就聚集在廓如亭支网环志。每捉到一只雨燕，就套上脚环。只要在雨燕的飞行路线或越冬地捕到上了环的鸟，就能对雨燕的迁徙行为有突破性认知。

持续了4年，每年上环雨燕七八十只。除了重捕到上过环的鸟儿，没有任何实质收获，也没有任何异地回收的信息。“雨燕环志研究出结果特别难，这种鸟飞行能力特别强，据说，它们迁徙过程中几乎不落地，要被逮着太难太难了。”2001年，高武退休，没有学生了，他也就把环志项目搁置了。

三

环志是研究鸟类迁徙路线的经典方法，由一个丹麦生物学老师马尔顿逊（Mortensen．H．C）在1899年发明。至今，全世界每年都有上百万只野生鸟被上环标记。值得注意的是，鸟的迁徙并无国界，因此需要国际合作，环志鸟的捕捉、回收、观察等信息，是全球各国环志科学家都能共享的。

中国正式的环志工作开始很晚。1981年中日两国签署“中日候鸟保护协定”，所覆盖的候鸟种类共计226种。中方决定组建主管环志的机构，共同对中日的相关候鸟进行观测研究。于是，全国鸟类环志中心在1982年10月建立，中国鸟类环志开始做战略部署，环志的工具、表格、技术标准，从此有了统一规范。

环志中心建立后，发出公告希望各林业部门、大学、科研机构申报建立环志站、点。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动物学教师赵欣如酷爱鸟类，看到这则公告产生了极大兴趣。他立刻申请在北京师范大学动物学的野外实习基地—东灵山脚下的小龙门林场—设立环志点。1983年，申请成功。他从第二年开始，每年带学生到林场做环志。

环志是一项有技术要求的工作，赵欣如动手能力强，又有扎实的动物学知识基础，很快成为专家。

赵欣如一直坚信，自然保护的发展离不开民间力量的参与。九十年代初，他就希望能发展民间观鸟活动，但一直未能实现。过了几年，中国民间环保组织出现，观鸟活动也随之兴起。1996年，北京有两个民间机构开始组织观鸟活动，一个是“自然之友”观鸟组，由高武带队，另一个是“绿家园”观鸟组，请来赵欣如作指导。1997年，赵欣如创办了以鸟类知识科普和观鸟方法为主题的“周三课堂”，每周邀请鸟类学家、生物学家向爱好者们分享知识和信息。直到今天，“周三课堂”已经坚持了20年。

2000年始，赵欣如带着修读他选修课的各校大学生和“绿家园”观鸟组的志愿者到北戴河进行环志作为实地培训，此后开展环志培训多达25期。后来，多家观鸟者成立了北京观鸟会（现“中国观鸟会”，以下简称“鸟会”），每年到北戴河做环志的传统一直延续了下来，培养了一批经验丰富的环志者。

于方便是其中之一。于方一家都做环志，被称为“环志之家”。

49岁的于方做咖啡生意，是北京很早进入咖啡行业的“老人”。他1999年开始观鸟，比做咖啡更早。

于方第一次观鸟，是作为摄影爱好者，被朋友拉去参加《中国国家地理》的会员活动。高武老师带队，走了一趟小五台山，于方觉得大长见识。不久，于方开车，一家三口到北京郊区的野鸭湖，再次参加高武带队的观鸟活动。那是真正的荒郊野外，开阔荒凉，刮着冷冽的风；湖面上有成群野鸭，草是枯黄的，芦苇望不到边，远处山上有薄薄积雪。第二年，于方一家又参加了“自然之友”组织的内蒙古达里诺尔观鸟。成批的雁鸭从头顶低飞而过，扑扇的翅膀与空气摩擦发出巨大声响，像抖展绸缎。

自然给于方带来很多震撼和感触，有机会做环志这样一个有实际贡献的志愿工作让他觉得很幸运，赵老师组织的北戴河环志，他们一家一年年地坚持了下来。先是观摩、听讲解和拍照，接着上手实操，两三年下来便十分熟练了，后来，北戴河项目就由他们家带队进行。

在北戴河，于方常常碰到外国环志者。有一个六十多岁的荷兰人，是医学院退休教师。他随身的包里装着一台相机、一台望远镜、一把尺子和一个笔记本。他背着这个包，满世界环志。

于方的女儿于肖末21岁了，第一次参与环志时才7岁。“小孩儿嘛，头几年都没让上手”，她一直负责记录数据。长大以后，她都记烦了，还是没能转行。记录是一项特别重要的工作，环志过程中不断有人报来一组6个的数据，新手容易出差错，而这个有几年环志记录经验的小姑娘能够敏锐地察觉到，哪只鸟的翅长不对，或是重量离谱了。这岗位离不开她了。

四

燕子在北京太常见，但北京雨燕有特殊光环—它是在北京首次被发现、并定为物种的模式种。1870年，英国鸟类学家郇和（Robert Swinhoe）在北京采集到这种鸟的标本，将其命名为“北京雨燕”。沾了命名的光，北京雨燕不止一次被选作吉祥物。2008年北京奥运会吉祥物设计者韩美林受北京传统沙燕风筝的启发，画了绿色福娃妮妮。沙燕的原型本是“飞入寻常百姓家”、在平房梁上筑巢的家燕。家燕和雨燕虽然长得像，其实亲缘关系很远，但上上下下宣传时愣是要用带“北京”的雨燕，妮妮就成了北京雨燕。

北京奥运会前夕，由清华大学设计的雨燕塔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北区立了起来，塔高20米，横切面2平方米，密密麻麻地排列2240个巢穴。在设计阶段，高武和团队详细测量过雨燕巢，向设计团队提供了数据和建议，似乎并没有被采用。最后建成的巢穴，无论是外形还是规格，都与高武设想的相去甚远。几年过去，雨燕没有入住。“塔里全是麻雀。”高武说。

趁着奥运带起的热度，鸟会在2007年开启了“北京燕及雨燕调查与保护”项目。鸟会会长付建平注意到，燕和雨燕数量锐减的势头逐渐止住了，鸟儿在经历了栖息地剧变的打击后，开始努力适应城市环境—在一些立交桥桥洞、仿古建筑的角楼上，出现了雨燕繁殖筑巢的身影。

付建平已经退休7年了，全身心投入鸟会工作，忙得不得了。1997年，她开始接触观鸟活动，那时她是一家科学杂志的编辑，想到观鸟的肯定有许多生物专业人士，可以结识一下，方便以后约稿。第一次参加观鸟活动，在望远镜里，她看到崖壁上的苍鹭昂首而立，胸前脖颈上两串斑点，两根辫羽在微风中飘动。“美极了。”她在心中感叹。从此以后，稿子不重要了，看鸟才是头等大事。

2008年8月调查期间，付建平带着电视台记者在一户人家门口拍摄一对正在筑巢的家燕，被户主一通臭骂：“拍什么拍！再吓它们今年就孵不出来，来不及走了，它们还要过两次海呢！”她很惊讶，问户主怎么知道家燕迁徙要过海，户主说：“听老辈说的呗。”她头一次直观感受到北京传统里的“燕情结”，很受触动。

家燕研究开展得早，迁徙路径分布图显示，家燕离开北京后，事实上要过三次海峡，最终抵达温暖的东南亚。但是，北京雨燕冬天去了哪儿，长久以来一直没有确切答案。有人猜测雨燕去了非洲，但无法确证。

也是在2007年，鸟会决定在颐和园廓如亭重启雨燕环志项目。

廓如亭号称“中国最大的亭子”，占地140多平方米，位于颐和园东堤十七孔桥桥头。廓如亭有八角重檐，平面呈八方形，因此又被叫作“八方亭”。廓如亭有两层厚重屋顶，屋檐下装饰彩画，亭子看上去沉稳雄浑又不失华丽。夏天，屋顶扣住的繁复木结构里，藏着许多雨燕巢，雨燕出巢便飞往开阔的昆明湖面。

赵欣如主持这一项目。他和志愿者量了廓如亭每个廊洞的长高规格，剪开手头的一些鸟网，改成适合在八方亭使用的新网，把所有廊洞完整包裹，以提高捕获率。他说，每年捕获带环雨燕的概率不低，看起来，雨燕有稳定的巢区和“归家”本能。有一年，志愿者捕获了十二年前高武老师环志的鸟，这说明，雨燕的自然寿命至少能达到13岁。但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关于迁徙路线的新进展。鸟会的志愿者们仍然在坚持这个项目，他们希望有一天能突破对雨燕的认识。

五

如果从4岁时追逐花园里的鸟儿算起，英国人Terry已经观鸟四十多年了。在英国，观鸟很普遍，6500万人口里就有1100万人观鸟。鸟种竞赛格外激烈，一部分观鸟人为了记录排名，特别争强好胜。如果传出有罕见鸟类飞到了苏格兰，会有英格兰的观鸟人立刻离开工作岗位，驱车10小时赶赴现场，也有人在婚礼上抛下新娘追鸟去，Terry笑起来：“他们太疯了。”

很多人也觉得Terry疯了，他竟然为了北京的鸟，甘愿忍受越来越严重的雾霾。

2010年，Terry来到中国，从事应对气候变化的环保工作，业余时间则全部花在观鸟和鸟类保护工作上。在他租住的房子里，书桌正对着一扇大窗户，桌面上常年摆着一台望远镜，以便及时抓起来观察窗外一闪而过的飞鸟。一年多后，他供职的NGO因为没钱垮了，他几乎没怎么犹豫就决定留在北京—“北京是世界上鸟种数最多的首都”。他的电脑里有一份观鸟记录表格，列着所有在北京出现过的鸟类名称，英文、拉丁文学名、中文和拼音各一栏，凡是看到过的，就打上星标。截至目前，他已经在北京见过397种鸟，这个数字让很多人大吃一惊，没想到北京有这么多鸟，“北京的鸟种类多当然不是因为环境好，而是地理位置好，正好在鸟类迁徙的路径上。”

他说：“中国幅员太辽阔了，地理条件丰富，简直什么样的地貌都有，生态也很多元。中国人非常友善，观鸟和自然环保组织都发展迅速。更重要的是，这里还有好多有待发现和探索的事。比如，北京雨燕的迁徙。”

来到中国后，Terry开设了网站Birding Beijing，分享记录北京的鸟类信息。鸟会的成员发现他的网站后，开始邀请他来参加“周三课堂”，并和鸟会鸟友一起外出观鸟。Terry也加入了中国的观鸟会。

2013年，Terry在英国参加会议，一个研究雨燕的专家朋友找到他，聊起北京雨燕，专家问：“有没有可能给北京雨燕装一批追踪器呢？”在欧洲，研究人员用光敏定位器追踪雨燕行踪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果，他很想在北京雨燕身上也试一试，如果能对比两个亚种的异同，会非常有意思。

中国观鸟会的雨燕环志项目已经证明廓如亭雨燕的高回巢率，这无疑为佩戴定位器提供了绝佳的条件。通过Terry牵线搭桥，双方很快敲定合作。

2014年5月，两位英国雨燕专家带着31个光敏定位器飞抵中国北京。一个清晨，志愿者们分为7个工作组：捕捉组负责布网和从网上摘鸟，管理组负责分配鸟到各组进行操作，测量组测量雨燕体重、体长等数据，再由记录组记录，佩戴组为雨燕佩戴定位器，环志组专门上环，羽毛摄影组为每只佩戴定位器的雨燕拍摄飞羽和尾羽。一切进行得井井有条，两个小时内，所有工作完成。一共有31只雨燕戴上定位器，飞走了。

第二年5月，职能组多了两个—下载组和血样、寄生虫采集组。第一只雨燕的跟踪器被摘下来，下载组用笔记本电脑立刻读取了跟踪器数据。大家都围了上来。

这只雨燕在2014年7月23日飞离颐和园，飞越了天山和红海，在10月27日抵达越冬地：南非纳米比亚。北京雨燕真的飞到了非洲。

这一次的环志共回收了31个定位器中的13个，志愿者们又重新为25只雨燕佩戴定位器。

统计结果显示，13只雨燕于2014年7月22日前后经内蒙古方向往西北迁飞，从天山北部到达中亚地区，然后向南穿过阿拉伯半岛，于11月上旬到达非洲南部越冬，主要集中在南非、博茨瓦纳和纳米比亚三国，核心区域为三国交界处的喀拉哈里跨境国家公园及周边。2015年2月至4月，它们沿相似路线，返回北京颐和园。北京雨燕全年迁徙距离约为3.8万公里，远程迁徙能力惊人。

六

又是一年夏天。2016年5月21日凌晨2点半，颐和园一片寂静，佩戴头灯的志愿者们准时聚集在廓如亭下。他们在黑暗中给亭柱系上竹竿，五张鸟网环绕闭合形成大网，包裹起所有廊洞。亭内支起晾衣架和几张桌子。志愿者们各就各位，安静等待雨燕上网。

不到凌晨4点，天刚蒙蒙亮，第一只雨燕扑腾着翅膀撞到了网上，志愿者马上搬来梯子，爬高摘鸟。陆陆续续地，上网的鸟越来越多，各环节开工。

老练的环志高手知道持鸟时留有余地，食指、中指卡住脖子，把雨燕的头露出来，脚朝握鸟手心外，并不使实劲。解网时按雨燕入网的逆向开解，生拉硬扯极有可能勒伤雨燕，且越拉越紧。于方总是被分在拍摄组，拍摄记录雨燕身份的羽毛信息。他知道，赵老师是希望安排他机动，四处帮着持鸟摘网。摘下来的鸟送到管理组，装入特制的鸟袋。鸟袋是棉织品缝制，不打滑，缝制后不许留毛边和线头，袋口有一根能收紧的绳子，装鸟后收紧绳子，悬挂在晾衣架上。陈月龙在生物信息采集组，协助刘阳老师给鸟做体检，采集血样和寄生虫。雨燕身上常有羽虱、螨虫，他用镊子夹取，太微小的就用干毛笔蹭下来。环志要用专门的环志钳，钳上凹口正合金属环，一夹便不大不小地扣上。

佩戴定位器挑选的是往年上过环的回收雨燕，这证明，它会找回“家”来，来年更易回收。佩戴时，用厚毛巾折成一个槽，把雨燕搁到厚毛巾里面，一来柔软易操作，二来为雨燕遮光。定位器前后都有细绳，定位器和鸟背之间搁一根铅笔，留出空隙，细绳穿过两翅在前面点粘，让雨燕像背小书包一样背着定位器。

这年，志愿者给雨燕佩戴的定位器中增加了一种新的震子定位器，可以监测雨燕飞停状况。第二年回收时，便能验证雨燕迁徙时是否脚不沾地。

流程推进得很快，游客陆续到来前，所有工作全部完成。完成环志的雨燕纷纷从志愿者手中飞走了。

6月、7月，廓如亭的雨燕和北京其他古建筑中的雨燕，陆陆续续启程南飞。不知道北京城里，是否只剩下了陈月龙照看的那两只落单雨燕？

陈月龙救护动物，脑子里总绷着一根弦—动物福利。简单解释，就是尽量给动物创造满足其基本自然需求的环境和条件。对救护的这两只小雨燕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让它们在达到自然离巢迁徙的条件时顺利启程。从喂养的一开始，他就在考虑雨燕的迁徙条件，他从鸟会那儿询问往年环志数据，这些多年积累的研究数据成了这次救护的重要参照。

雨燕的最后迁徙时间是7月26日。到8月4日这天，已经晚了9天，两只小雨燕的体重达到30克上下，与环志数据显示的成年雨燕体重35—40克相差不远。另一份资料显示，幼鸟在出飞时体重达到最高，出飞后略有减轻。这一趋势与两只小雨燕近一两天的状况相似，记录显示，几天来，它们掉了一克多体重，胃口变差，放进嘴里的食物常常被吐出来。假如不放飞，陈月龙就要将它们喂养至明年迁徙季节，对后者，他不敢抱太大希望。

掉队9天，说不定还能追上，再晚，变数就更大了。陈月龙权衡再三，决定给两只雨燕环志放归。陈月龙在空地上打开救护箱，它们一展翅，眨眼就不见了。不知道明年会不会再见。它们的环号分别是R00-4584和R00-4594。

1. 活闹鬼：南京话，小混混，古惑仔的意思。
2. 模式种：生物分类学的名词，是用来代表一个属或属以下分类群的物种，一般用于动物分类学。
3. 亚种：某个种的表型上相似种群的集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