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商与从政

关于吕不韦的早年身世，人们了解得并不多，只知道他是卫国濮阳（今河南省濮阳西南）人，后到韩国经商，成了“家累千金”的阳翟（今河南省禹县）大贾。长平之战前后，他又来到赵都邯郸，在这里发生了吕不韦一生中最大的一次转折。

当时，正值秦相范雎积极推行“远交近攻”战略并连连得手之际。越战越强的秦国不但从楚、魏、韩、赵等国腹地蚕食了许多土地，还在人力、财力上给东方各国造成巨大损失。对于包括商人在内的各国人民来说，尽早结束战争、实现统一已成为共同的迫切要求。多年经商、奔波辗转于各国之间的经历使吕不韦对周围的政治、军事形势格外关切。令他感到困惑的是：商人通过自己的奋斗发家，甚至可以富比封君，但在残酷的政治斗争和战争面前却变得毫无作为，完全不能左右自身的命运。作为一个已经积累了相当财富的商人，吕不韦开始意识到：从长远计，在决定以后投资时不仅要考虑经济利润问题，更应学会从风云变幻的政治斗争中获取可资利用的信息，时时留心身边发生的一切，及时抓住各种有利因素。

秦昭襄王三十九年（前268）起，秦军连续向魏国发起攻击，接着就把打击的重点转向国力本已衰弱的近邻韩国，短短两三年就将韩国在黄河以北、太行山以南的大片领土据为己有。按照范雎的如意算盘，只要攻下韩在黄河南边的军事重镇荥阳，再扼断黄河以北的太行山通道，整个韩国就将“断而为三”，陷于首尾难顾的必亡之境。公元前262年，秦军占领野王（今河南沁阳），北部的上党郡立即面临同韩国本土完全隔绝、孤立挨打的境地。为挽救上党，郡守冯亭决计向赵国求援，表示愿意归顺，实际上也就是要把战火从韩国引向赵国。赵国经不起诱惑，迅即派出一支大军前往长平驻守，而秦国也决不肯轻易将已到嘴边的肥肉吐出。于是，战国历史上空前激烈、残酷的长平之战就此爆发。

是役结果，无异于向天下明白昭告：完成统一大业的任务已非秦莫属，这个朝气勃勃的西方大国将赢得封建兼并战争的最终胜利。同时，这也对吕不韦选择今后的人生道路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眼看六国一个个都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况，他更加迫切地把寻求政治上投资对象的目光投向秦国。因此，当他在邯郸街头与当时正在赵国当人质的秦公子异人不期而遇时，一个大胆而又周密的计划迅速在他的头脑中形成。

异人是秦昭襄王太子安国君（名柱）之子。安国君有二十几个儿子，异人既非嫡出，其生母夏姬又不受宠，作为“诸庶孽孙”，被打发到赵国来当人质，这在当时实在是极为普通的现象。但是吕不韦在秦赵关系遽然恶化的当口和公子异人结识，却使他从这位流落异国、“身为粪土”的落难王孙身上获得了某种启示，他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一个飞黄腾达的机会正在眼前。吕不韦这样盘算：从秦的国内情况看，昭王年事已高；即将继承王位的安国君尚未立嗣，而他所宠爱的华阳夫人虽位尊势隆，却未能生子。因此在安国君之后王位落入谁人之手，其中大有文章可做。眼下秦赵战争爆发，使得本已穷途潦倒、连自身安危都要“托于不可知之国”的公子异人的处境更为险恶，对今后的前途绝不敢存有任何奢望。这时候若能设法帮他一把，使之成为安国君的嗣子，一旦秦并天下，异人即位，本人岂不就是四海之内，天下第一功臣吗？这真是一笔一本万利的好买卖。

机会难得，奇货可居。

当然，要真正实现这一设想又谈何容易。作为一次巨大的风险投资，吕不韦不能不谨慎从事，再三斟酌，三思而后行。在同自己的父亲商量时，他算了这样一笔账：把资本投在置田种粮上收益不过十倍，若用来做珠宝生意则可能赢利百倍；要是把这笔钱花在一个可能成为国君的人身上，成功之后所获得的好处就难以估算了，不但一辈子享用不尽，还可以传给后代。事情就是这样明摆着，任何一个精于算计的商人都无法抵御巨额利润的诱惑。于是吕不韦毅然决定把全部赌注押在公子异人身上，进行一次空前的政治投机。可以说，正是从这一刻起，吕不韦开始走上弃商从政的道路，一条充满风险，同时也充满前途的奋斗之路。

人们不得不承认吕不韦的勇气和远见，这倒不仅仅在于他生就一副商人“争利于市”的精明头脑，更为难得的是他能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发现机会，一下子看准了秦国政治和外交棋盘上一枚具有巨大潜力的“闲子”，及时地为自己安排“争名于朝”的战略投资。在此基础上，他充分发挥作为商人的固有优势，用大笔金钱铺路，在邯郸和咸阳两地同时展开为异人回国承嗣制造舆论、争取后台、培植势力的活动。凭着在交易场上练就的如簧之舌，吕不韦亲自入秦游说，在买通华阳夫人同胞姐弟的同时，抓住华阳夫人无子恐久后失势的心理，郑重其事地提出了公子异人贤而见弃，“无母于内，引领西望”，因而愿“自附夫人”的话题。为了打动华阳夫人，他用做生意的口吻大谈“异人无国而有国”与“王后无子而有子”之间的共同利害关系，引诱华阳夫人从“一言而万世之利”着眼，为谋求自身的“终不失势”而认真考虑子嗣的安排。一番奔波的结果，华阳夫人终于答应了这笔交易，而作为中间商的吕不韦则从异人那里得到了“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的许诺。这真是一笔老少无欺的公平交易，华阳夫人、异人和吕不韦三方都将从中获得各自的“万世之利”，恐怕也只有吕不韦这样兼具商人、政客双重性格的特殊人物才能在这个利益错综交叉的政治交易场上扮演如此成功的角色。

这以后事情的发展可以说是一帆风顺。安国君痛快地答应了华阳夫人收异人为子的请求，并让吕不韦带了一笔厚礼回去赠给异人，还请吕不韦以老师的名义就地协助异人。从此，异人在赵国广结宾客，贤名日盛于诸侯。秦昭王五十年（前257），秦赵再次发生大战，秦军久围邯郸不克，对异人十分不利。吕不韦用金钱买通看守他们的赵吏，趁魏信陵君救赵攻破秦军之机，于混乱之中携公子异人逃离邯郸，随着败退的秦军返回秦国，次年初到达咸阳。吕不韦精心安排了异人与华阳夫人的初次见面，教他穿上楚人的服装，一下子就博得了华阳夫人（原本生于楚，乡土观念较浓）的欢心，当场为其改名曰子楚。不久后，安国君以“寡人子莫若楚”为由，正式宣布立子楚为嫡嗣。吕不韦的“钓奇”计划遂大功告成。

刚刚踏上政治生涯的吕不韦只是太子安国君宫内的一个宾客和近臣，并无太高的政治地位，从身份上讲也还没有完全脱离商人。和当时所有各国的商人一样，他渴望早日消弭战火，彻底扫除各国贸易通道上的一切人为障碍；而作为政客的他却又比一般商人看得更深一层，即只有让秦国在军事上不断获胜，一鼓而定六国，进而实现政治上的统一，才是在现实中争取和平的最可靠途径。在行动上他也是这样做的，前面提到的吕不韦见秦昭王的那次谈话就说明了这一点。那次很可能是因为吕不韦和异人刚从赵国脱身回来，对那里的情况有直接的了解，所以秦昭王召他来当面听听关于秦赵关系和整个战争形势的看法。这件事可以看作是他第一次公开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

历经长期的犹疑之后，吕不韦在“经商”与“从政”两者中选择了后者。或者说，他代表着那个时代的整个商人阶层，把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强大的新兴地主政权——秦王国上了。当初他在公子异人身上投下的那笔巨额资本，从个人角度来说的确有点儿冒险，但从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来说，则应该是绝对地稳操胜券。公元前251年，统治秦国长达五十六年的秦昭襄王去世，而此时太子安国君亦已垂垂老矣。这位五十三岁的老人（秦孝文王）即位后不久即因病死去，于是，刚刚承嗣不久的子楚就成了秦国的又一位新君，是为庄襄王。

为了履行前日之诺言，庄襄王把丞相的重任托付给吕不韦，并封为文信侯，以蓝田（今陕西省蓝田县西）十二县为其食邑（后又增封了雒阳的十万户），秦国的内外大权从此落入吕不韦手中。短短十年，吕不韦当年的投资已连本带息收回，“建国立君，泽可以遗世”的设想终于如愿以偿。在此基础上，吕不韦开始为秦国迅速扫平六国，统一天下进行全方位的努力，他个人的历史也翻开了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