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与现实

吕不韦是幸运的，因为他生逢其时，在战国末期由诸侯割据称雄走向统一的历史潮流中获得了一显身手的机会，并由此登上政治舞台，成为名噪一时的风云人物。作为一个强者，他不仅把主宰各国命运的主动权牢牢控制在秦国的手中，而且试图按照自己的思想去改造秦国的政治。他在秦国首开养士之风，以优厚待遇吸引大批来自各国的不同学派的游士，让他们就秦统一天下的有关政治、军事等问题广泛献策。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相府内外宾客纷至，门庭若市，最兴盛时收养的食客竟达三千人之多。

吕不韦本人并非学者，即便日后编成一部《吕氏春秋》，也很难算得上是一个有自己独立体系的思想大家。但他在取得了政治上的权力之后，能注意到一个国家整体上的文化思想建设，取众家之长以为治国之道，这充分反映了他的确具有较深远的政治眼光和非同常人的抱负。

自春秋末年以来，思想解放浪潮几经发展，到了吕不韦的那个时代，早已形成诸子百家各执一端，竞相辩驳欲售于世的格局。对于这种各派之间“反以相非，反以相是”、“今多不先定其是非而先疾斗争”的做法，吕不韦深感不满，认为“此惑之大者”。（《吕氏春秋·安死》）因为面临秦即将统一六国的形势，思想的统一已被提到日程上来，如不及时解决这个问题，统一的政治局面将是不稳固的。作为商人—地主集团政治代表，吕不韦当然希望按照本阶级的利益来规划未来秦国的蓝图，其中也包括把各家各派的思想纳入这一总体设计里来。因此他要求门人宾客集中力量协助自己完成此项重大使命——由他们将各自掌握的诸子学说汇集在一起，经过“齐万不同”的加工综合，使各种学派理论都能用以为统一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各项事业服务，所谓“愚智工拙皆尽力竭能，如出乎一穴”。（《吕氏春秋·不二》）经过这些学士和吕不韦本人数年的苦心经营，一部“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据说能够包揽“天地万物古今之事”的宏论巨著终于赶在秦王政亲政的前夕公开问世，从而在吕不韦的政治生涯中又添上了极为浓重的一笔。这一成就，对于出身商贾的他来说，确属不易，致使他的名字在日后得以超越秦国所有名相（包括他身前身后的各个时期）而跻身“诸子”之列。

然而，吕不韦又是不幸的，一部《吕氏春秋》并没有对他个人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的处境带来多少帮助。秦王政亲自执掌政权后，根本不愿按吕不韦设计的方案来治理国家，原先潜在的对手一下子变成吕不韦实现其理想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尽管他不甘于就此放弃自己的主张，被贬职回到自己的封地后也继续进行过活动，但在法治主义长期占统治地位的秦国，一旦失去国君的支持，作为个人的吕不韦又怎能有所作为呢？在绝对君权面前，他和他的前任魏冉、范雎等人一样，只能是一个弱者、失败者，终于带着不解的困惑凄然离开人世。

未来的始皇帝消除了一个强劲的政治对手，而未来的秦王朝也因此而失去了一次矫正自己步入歧途的极端化治国方略的历史机会……

诚然，吕不韦为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最后不得不舍弃曾为之奋斗、来之不易的高官厚禄，作为一个政治家他是无可厚非的。但这并不能表明他所主张的一切都是正确的。恰恰相反，他失败的根本原因正在于他设计那套方案的出发点部分地脱离了当时的客观实际；囿于商人的气质，他对解决社会问题的想法又带有太多的实用观点。总之，他把治国之道过于理想化了。

实事求是地说，若把吕不韦看作一个思想家，也至多只能算是二流的。至于《吕氏春秋》这部书，虽能反映他的政治倾向，编排得也十分严密，但它毕竟不具备独立的完整的思想体系。严格说来，此书不过是从诸子学说中东拿一点，西补一点，然后剪裁组合起来的“百家语”，用书中人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物固莫不有长，莫不有短，人亦然。故善学者，假人之长以补其短，故假人者遂有天下”（《吕氏春秋·用众》）。可见，吕不韦“使其客人人著所闻”编纂成的这部20万字巨著，只不过是借别人思想中有用的东西作为治理天下的武器。不仅如此，他还从“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的主观愿望出发，把原来各家学说中某些互不相同，甚至相左的主张同时搬来，稍加折中调和使之从形式上同一起来，以为这样就可以实现使各派的治国之道“愚智工拙皆尽力竭能”之效果，国家就不会发生混乱和危险。这个绝顶“聪明”的办法，以前还没有人想到过。这位政治家身上浓烈的理想主义色彩，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这又是在自商鞅以来定法家为独尊的秦国特定现实背景下产生的，其用意当不在目前。

《汉书·艺文志》把《吕氏春秋》列入杂家之首，称之为“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是说极为妥帖。今天看来，我们仍然承认《吕氏春秋》是一部折中了各家思想的杂书。但这个“杂”，应该理解为一种在严密的计划下的兼收并蓄，然后在阴阳五行说的外衣下，精心编排连缀成书。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又是和其他先秦诸子迥然不同的古代第一部具有统一结构的开放性学术巨作。在编书过程中，任何一家的学说都没有因被“消化”而改变面目，同时也没有哪一家的观点被不加区分地选入书中。可以说，凡是被认为对建设封建统一国家有所帮助的思想观点，都在作者审视、吸收的范围之中，并且最终从“国体”的角度决定取舍，以“王治”的要求通贯百家。这恐怕就是吕不韦当初决意编书时的指导思想，因而人们也得以从这部杂家开山之作大体判明政治家本人主要的思想倾向。

有人认为，《吕氏春秋》的主要思想倾向是从儒家“德治”“仁政”学说出发，主张维护君权。的确，书中关于这方面的论述比比皆是，如：“为天下及国，莫如以德，莫如行义”（《上德》），“圣人行德乎己，而四荒咸饬于仁”（《精通》），“乱莫大于无天子”（《谨听》），等等。与此同时，《吕氏春秋》对于法家严格依照法律来进行赏罚和完全由国君一人实现独裁的“家天下”理论，则表现出相当保留的态度，认为“严刑厚赏，此衰世之政也”（《上德》），“善教者，不以赏罚而教成”（《义赏》）。并且公然宣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贵公》），“君之所以立，出乎众也。立已定而舍其众，是得其末而失其本。……夫以众者，此君人之大宝也”（《用众》）。当然，吕不韦并不是绝对不要刑赏，而是说应该将其放在德治的范围内来考虑，由仁义来加以节制，决不能滥用。他也并不是不要君主集权，而是要把君主的权力限制在恰当范围内，更不能本末倒置，忘记了自己“之所以立”的根本条件，视天下为自己的私物，视臣下百姓为无足轻重的草芥。联系书中再三强调的“尊贤”主张，应该承认，儒家思想的影响在吕不韦身上确实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

有人认为，《吕氏春秋》的基本精神在于综合各派之长处而以道家黄老之学为旨归。所谓此书“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以忠义为品式，以公方为检格”的评价（高诱注《吕氏春秋》），是很有见地的。这里首先值得一提的是《吕氏春秋》在天道观上的看法：“精气一上一下，圜周复杂，无所稽留，故曰天道圜”（《圜道》），“精充天地而不竭，神覆宇宙而无望”，“与物变化，而无所终穷”（《下贤》）。意思就是说，精气一上一下的运动形成了自然界和宇宙万物循环往复的运动。这种认识，本自稷下黄老。黄老之学特别强调人应该遵循天地之理，因应自然，以静待动，这就正如《序意》中所说的那样：“天曰顺，顺维生；地曰固，固维宁；人曰信，信维听。三者咸当，无为而行。”基于这样的认识，作者在政治上必然要提倡“君者处虚”的无为主张：“天无形而万物以成，至精无象而万物以化，大圣无事而千官尽能。此乃谓不教之教，无言之诏”（《君守》），“无智、无能、无为，此君之所执也”（《分职》），“有术之主者，……知百官之要，故事省而国治也”（《知度》）。对于那些好大喜功、强力躬行的君主则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警告：“人主好以己为，则守职者舍职而阿主之为矣”（《君守》），“用则衰，动则暗，作则倦……三者非君也”（《勿躬》）。如此看来，说吕不韦对于道家学说有所偏爱确实凿凿有据，毋庸否认。至于“忠义”“公方”之类，那只不过是在道家思想为主体的框架内，塞进一些儒、墨、法等各派在不同程度上共同奉行，而又为当时秦国所能接受的主张而已。

这些说法都不无道理，因为尽管《吕氏春秋》对各家各派采取兼收并蓄的方针，但在广泛折中百家之学的时候，却不能不受吕不韦本人政治态度的影响而有所侧重。一方面，所谓“兼儒墨，合名法”表明各家思想是在书中都能得到客观的反映或记录；而另一方面，从“国体”“王治”这些根本要求出发，对百家之学的折中就绝不可能是纯中立的，现实斗争的需要将决定这种“折中”的幅度和倾向。

大体上说，《吕氏春秋》一书的主要倾向是调和了儒道两家的宇宙观、人生观和政治观，而对墨家和法家的天道观、社会观和国家观予以严格的批判。这是因为，自从秦惠王广泛吸收墨者主张并以墨家巨子腹为师以来，墨学在秦国已有了七八十年的发展历史，在社会各阶层都形成相当的势力，而法家思想则是从秦孝公起就已深深扎根于秦国本土的统治理论。可以说，渗入了墨家精神的法家学说是秦国政治的传统，而这两家学派共存的基础就在于对于孔孟儒学的全面对抗，以及与老庄思想水火不相容的君权至上理论。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秦国发展的过程中，儒家和道家始终受到统治者的排斥，即便在社会上也谈不上有多大影响。现在，吕不韦既然决心让秦国政治改变传统的路线，实现从武功向文治的转变，就不能不首先顶着传统意识形态的压力为儒道两家学说的传播鸣锣开道，从法墨两家占领的传统思想阵地里辟出一条新路来。郭沫若先生在《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中，曾从世界观、政治主张、一般倾向三个方面列举出吕不韦与秦始皇在18个问题上存在着截然的对立。实际上这就是吕不韦的治国方案与秦国传统政治之间的尖锐矛盾。正是这一严峻事实，迫使吕不韦在推行自己主张的时候不得不采取迂回作战的方式，表面上借重各家学说进行全面的斟酌安排，以造成强大的宣传声势，其本意则在于从意识形态入手，通过折中调和不同的思想观点，为那些不容于秦国传统政治的学派谋取一块立足之地，求得两者在现实生活中达成先期协调，然后再逐步扩大影响，最终导致秦国政策全面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