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所知录》所收诗歌与《藏山阁诗存》之关系表

1. 关于钱澄之的基本情况，见赵尔巽等：《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五百卷《遗逸》，第13834页。其晚年窘境，可参看谢明阳：《钱澄之的遗民晚景——以〈田间尺牍〉为考察中心》，《台湾学术新视野：中国文学之部(二)》(台北：五南图书公司，2007年)，第987-1011页。
2. 乾隆四十五年(1780)开始禁书，钱澄之《田间文集》、《田间诗集》均列入《军机处奏准全毁书目》及《应缴违碍书籍各种书目》中，为重点查禁之书，参清姚觐元编、孙殿元辑：《清代禁毁书目(补遗)清代禁书知见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年)，第47、49、147页。当时如此描述二书：“查《田间诗集》，钱澄之撰。澄之本明贡生，其诗乃入国朝所作，词意颇多诋斥，应请销毁。”“查《田间文集》，亦钱澄之撰，中有与金堡书及为堡募缘疏，又孙武公传中亦有指斥语，应请销毁。”分见第197、205页。
3. 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卷十一，第520-525页。
4. 晚清以来，《所知录》史料价值之高，已获共识，这从众多南明史研究著作对它的频繁征引就可获知。当然也有少数的例外，如邓之诚在《清诗纪事初编》中认为《所知录》“亦多传闻未审之言，知纪事之作，为最难矣”。见邓之诚撰：《清诗纪事初编》(香港：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76年)，第123页。只是邓氏未交代依据，或受全祖望影响，亦未可知。参本文第四部分《尊永历而贬隆武的史观》讨论全祖望批评《所知录》的部分。此外，司徒琳在《南明史：1644-1662》中亦有一处怀疑《所知录》的记载有问题，见司徒琳著、李荣庆等译、严寿澂校订：《南明史：1644-1662》(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第260页。最近则有赵园的质疑，她在讨论关于甲申三月十九日的诸多记载时认为，“最不可信的，是‘传信’之类的标榜”，并举《所知录》和《甲申传信录》为例，其根据也是全祖望的论述。赵园：《那一个历史瞬间》，见赵园：《想象与叙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4页。赵园的研究有其关怀和立论所在，但以《所知录》为例来论证有关甲申三月十九日的记载多不可信，则是不当的。因为《所知录》不但根本不记载甲申年的任何史事，而且自有其著述体例，与一般道听途说式的“传信录”迥异。
5. 据笔者有限的阅读经验而言，与《所知录》体例比较接近的多是“行记”一类的著述。如金代王寂(1128-1194)《辽东行部志》、《鸭江行部志》二书，《辽东行部志》记载作者在金章宗明昌元年(1190)出使辽东之事，《鸭江行部志》则记载作者次年(1191)鸭绿江之行，载贾敬颜：《五代宋金元人边疆行记十三种疏证稿》(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55-311、170-213页。二书均在叙述中夹杂己作之诗，多抒情、交游之作。但因作者有抚今追昔之感或欲保存文献，书中记载他人诗、序、跋等甚多(《鸭江行部志》，第183、199、204、205页；《辽东行部志》，第265、267、273、278、281-283、295页)，体例驳杂，与《所知录》精心撰构绝异。另一部稍晚于《所知录》的“行记”有释大汕(1633-1704)的《海外纪事》。刊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的《海外纪事》，是释大汕记载他本人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赴越南之所见所闻的史书。该书六卷，系诗126首。但《海外纪事》一书除收录诗歌外，还收录启、疏、书、札、祝文、序等诸多文字，加插在叙述中。纪事、纪人的功能，多由书、札、序等文字承担。诗歌多抒情及吟咏风物之作，与《所知录》中诗歌专重纪事与纪人有所不同(此点论证详见本文第二节)。《海外纪事》一书收入大汕和尚著、万毅等点校：《大汕和尚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47-464页。关于《海外纪事》一书的基本情况，可参考谢国桢：《明清笔记谈丛》(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第48-50页。
6. 钱澄之：《所知录凡例》，钱澄之撰、诸伟奇辑校、孙以楷审订：《所知录》(合肥：黄山书社，2006年)，第11页。
7. 钱澄之在《所知录》一书的《凡例》中虽自谦，但从其夫子自道“去南日远，间有传闻，不敢深以为信，亦不敢记也”，及批评当时关于南明的记载，“伪说横行，颠倒悖谬”，可知其著述的用意，在于取信于人及纠正各类谬说。引文见《所知录》，第11、12页。
8. 《所知录》卷四《永历纪年下》，第132页。
9. 黄宗羲：《桐城方烈妇墓志铭》，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十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460页。此文乃应钱澄之所请而写，钱澄之致黄宗羲函中自称“今年七十七矣”，可知在1688年，钱澄之致黄宗羲函见《黄宗羲全集》第十一册，同上，第407-408页。尽管此铭乃应钱澄之所请而写，但黄宗羲所言绝非溢美之言。李慈铭就已指出，黄宗羲本人所撰《行朝录》，其中《隆武纪年》、《赣州失事》多与《所知录》同，盖取材于《所知录》也。参见谢国桢：《黄宗羲学谱》(上海：商务印书馆，1932年)，第83页。
10. 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卷十一，第542-547页。此书六卷，专记永历朝在粤、黔、滇的史事。今存抄本似已被篡改，如卷一竟名为《永明王僭号始末》，卷二、三《亡国诸人事考》及卷四《日本乞师》一节，保存史料颇多，参《劫灰录》(北京：线装书局，1995年)影印马彦祥旧藏抄本，卷一至卷四。关于此书，还可参见叶景葵丁卯年(1927)腊月为《劫灰录》一书所写跋语，见叶氏《卷盦书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6页。
11. 《所知录》在整个清代的流传情况，至今不能详悉。据清代的藏书目录考之，《所知录》抄本在清初已被收入与钱澄之交好的徐秉义(1633-1711)的《培林堂书目》之“史部”类，《海王邨古籍书目题跋丛刊》影印1915年仁和王存善铅印《二徐书目》本(北京：中国书店，2008年)，第一册，第458页。但此后《所知录》在目录书中绝少出现，直至道光年间《荆驼逸史》本《所知录》刊刻后，该书似乎才重新出现在各种书目中，如丁立中《八千卷楼书目》之“史部传记类”，《海王邨古籍书目题跋丛刊》，第四册，第75页。可见因钱澄之著述被禁，导致《所知录》一书在正式的官修书目、私家书目中不能出现。关于被禁情况，目前可以考知的是《所知录》与《田间文集》、《田间诗集》同时列入《军机处奏准全毁书目》及《应缴违碍书籍各种书目》中，《清代禁毁书目(补遗)清代禁书知见录》，第44、144页。并云：“查《所知录》系钱秉镫撰。秉镫事明桂王，为翰林院编修，此书乃纪唐、桂二王事迹，附以南都三疑案及阮大铖始末，中有违犯指斥之语，应请销毁。”第186页。
12. 《所知录凡例》，钱澄之撰、诸伟奇辑校、孙以楷审订：《所知录》(合肥：黄山书社，2006年)，第11-12页。
13. 关于早期史书中的论赞体，可参看赵彩花：《前四史论赞研究》(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8年)。
14. 傅以礼：《华延年室题跋》，中国国家图书馆编：《国家图书馆藏古籍题跋丛刊》(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第十五册，第448页。谢国桢为《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撰写《所知录》之提要，对于《所知录》中出现诗歌的情况，全袭傅以礼语，可见认同傅氏观点。见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总目提要(稿本)》(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第31册，第492页。
15. 《所知录》的各类抄本甚多，仅诸伟奇在整理《所知录》时，就见到十五种抄本。见诸伟奇：《整理说明》，《所知录》，第6-7页。
16. 收入《续修四库全书》史部之杂史类，第444册，第131-195页。
17. 收入鲁可藻等：《岭表纪年(外二种)》(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51-248页。
18. 收入《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72册，第139-188页。
19. 收入王夫之、钱秉镫撰：《永历实录 所知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25-333页。
20. 相同卷数的抄本各有多种，但不同抄本之间仅文字有歧义，所录诗歌篇目无差别。关于众多抄本的情况，参考诸伟奇：《整理说明》，《所知录》，第6-8页。
21. 诸伟奇：《整理说明》，《所知录》，第8页。
22. 谢国桢认为如《阮大铖本末小纪》须重订，“俾成完书”，《增订晚明史籍考》，卷十一，第525页。
23. 本文所有引文及表三均据诸伟奇辑校《所知录》，该版本以新学会社本为底本，参校十多种抄本而成，最称便用。除非引文有重大歧义或关涉诠释者，否则不另加说明。
24. 钱澄之《田间诗集》收录的诗歌始于1651年，与《藏山阁诗存》首尾相衔。可知钱澄之对于自己诗歌的结集有着清晰地安排，非常注意随时按照写作年月来结集。
25. 钱澄之《所知录凡例》中说：“兹编凡戊子以前，皆本诸刘客生之日记也。于湖南战功，多不甚悉，亦因其所记者记之。辛卯春，滞梧州村中，略加编辑。”《所知录》，第11页。
26. 钱澄之《复陆翼王书》中说：“足下称仆《所知录》文直事核，仆何敢当？……仆年过七十，一日尚存，未敢一日忘此志，如何如何？”钱澄之撰、彭君华校点、何庆善审订：《田间文集》(合肥：黄山书社，1998年)卷五，第85页。
27. 钱澄之：《复陆翼王书》，《田间文集》卷五，第83页。按：《两粤集》已佚。
28. 关于“诗史”观念的系统讨论，可参考拙著《诗史》(台北：学生书局，2007年)。此外，可参看龚鹏程：《诗史本色与妙悟》增订版(台北：学生书局，1993年)；韩经太：《传统“诗史”说的阐释意向》，《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第169-183页；蔡英俊：《“诗史”概念再界定——兼论中国古典诗中“叙事”的问题》，《学术新视野——中国文学之部(一)》(台北：五南图书公司，2007年)，第2-21页。
29. Lawrence C.H. Yim,Qian Qianyi's Theory of Shishi during the Ming-Qing Transition,Taipei: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Academia Sinica, 2005.
30. 钱澄之撰、汤华泉校点、马君骅审订：《藏山阁集》之《藏山阁文存》卷三，合肥：黄山书社，2004年，第400页。
31. 《藏山阁诗存》的五部分：《过江集》二卷、《生还集》七卷、《行朝集》三卷、《失路吟》一卷、附录《行脚诗》一卷，以《生还集》规模最大。
32. 将自己的诗歌视为自己的年谱，可以说是明清鼎革之际很多遗民的想法。如张煌言(1620-1664)在《奇零草自序》(作于1662年)中说：“年来叹天步之未夷，虑河清之难俟。思借声诗，以代年谱。”张煌言：《张苍水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52页。姜埰《敬亭集自序》：“非欲使世人知吾诗，盖自京国丧乱以后，生死万态，或转侧戎马，命若悬丝；或漂泊江湖，身同行乞。……他日使吾子孙读之，知吾半生踪迹如斯也。”姜埰：《敬亭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193册(台南：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年)，第545页。
33. 钱谦益：《金陵杂题绝句二十五首继乙未春留题之作》第十四，钱谦益著、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牧斋有学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卷八，第419页。
34. 钱曾：《欲至枞阳就见饮光，挂帆东下不得停，书此觅便寄之。君于圣安朝祸遘饮章，屏营草野者逾年始得解。国亡流落，牧翁采其诗入〈吾炙集〉中。前年至虞山，寓留守公春晖园。晨夕过予述古堂，谈规外事甚悉，助予诗注实多。予亦出所藏诸家〈易〉解，益君〈易〉笺所未备，聚首浃旬，卒卒别去。每为诵老杜“泉路交期”之句，不觉泪下如绠縻也》，见谢正光笺校、严志雄编订：《钱遵王诗集笺校》增订版(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7年)，第298-299页。
35. 实则在钱澄之看来，诗与《易》之间存在某种相通的情况，故每曰“诗通于《易》”，关于这一点，可参考严寿澂：《诗通于〈易〉：田间诗论诠说》，《传统中国研究集刊》第六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53-273页。实则重视诗与《易》之间的关系，清初如屈大均亦如此。
36. 全祖望：《题所知录》，《鲒埼亭集外编》卷二十九，朱铸禹汇校集注：《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中册，第1335-1336页。
37. 李慈铭：《孟学斋日记》乙集下，见《李慈铭日记》(扬州：广陵书社，2004年)，第五册，第3472页。
38. 傅以礼：《华延年室题跋》，《国家图书馆藏古籍题跋丛刊》，第十五册，第449-450页。
39. 廖肇亨《金堡之节义观与历史评价探析》说：“金堡上书孔有德，乞收瞿式耜骸骨，甚为时人所称。”《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九卷第四期(1999年12月)，第98页。
40. 司徒琳：《南明史：1644-1662》(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第五章《复振与第三次抵抗：两广的永历政权》，第119-121页。详细描述参顾诚：《南明史》(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第十九章《永历朝廷内部的党争》，第586-595页。
41. 参《所知录》卷四《永历纪年下》，第114-115、123页。
42. 《藏山阁集》之《藏山阁文存》卷一，第364页。
43. 《所知录》卷四《永历纪年下》，第115页。
44. 如杨万里《诚斋诗话》曰：“褒颂功德五言长韵律诗，最要典雅重大。如杜云：‘凤历轩辕纪，龙飞四十春。八荒开寿域，一气转洪钧。’又云：‘碧瓦初寒外，金茎一气旁。山河扶绣户，日月近雕梁。’李义山云：‘帝作黄金阙，天开白玉京。有人扶太极，是夕降玄精。’七言褒颂功德，如少陵、贾至诸人倡和《早朝大明宫》，乃为典雅重大。和此诗者，岑参云‘花迎剑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干’最佳。”见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38页。
45. 《所知录》卷四《永历纪年下》，第111页。
46. 《所知录》卷四《永历纪年下》，第121页。
47. 关于八人姓名及录用情况，参《所知录》卷三《永历纪年中》，第100-101页。殿试在己丑冬十二月二十四日，已入1650年。参《藏山阁集》之《藏山阁诗存》卷十一，第282页。
48. 《所知录》卷一《隆武纪年》，第35页。
49. 《所知录》卷四《永历纪年下》，第100页。
50. 《所知录》卷四《永历纪年下》，第112页。
51. 重要的如《放诏歌》，称永历“当今天子正神武”，《藏山阁集》之《藏山阁诗存》卷十一，第280页。又在《酬龚在田孝廉》诗中称永历为“正统”，《藏山阁集》之《藏山阁诗存》卷九，第246页。
52. 《所知录》卷一《隆武纪年》，第18页。
53. 《所知录》卷一《隆武纪年》，第36页。
54. 计六奇撰、任道斌、魏得良点校：《明季南略》(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卷之八《皇子诞生》条，第323-324页。
55. 《所知录》卷一《隆武纪年》，第37页。
56. 《所知录》卷一《隆武纪年》，第36-37页。
57. 《所知录》卷一《隆武纪年》，第27页。亦见黄宗羲《行朝录》卷一《隆武纪年》，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二册，第118页。
58. 《明季南略》卷之八《皇子诞生》条，第324页。
59. 《所知录》卷一《隆武纪年》，第39页。
60. 柳亚子《南明史纲初稿》据《残明宰辅年表》云曾樱于永历四年(1650)督师闽浙，似不确。见柳亚子：《南明史纲史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7页。
61. 《所知录》卷四《永历纪年下》，第131页。《所知录》原无诗题，据《藏山阁集》补，《藏山阁集》之《藏山阁诗存》卷十三，第323页。
62. 《所知录》卷四《永历纪年下》，第131页。
63. 《所知录》卷四《永历纪年下》，第130页。
64. 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736页。
65. 汤文璐编：《诗韵合璧》(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2年)，第230-238页。
66. 参王夫之：《永历实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卷二《瞿严列传》，第23-29页。
67. 钱澄之己丑年(1649)有《谒谢山阴师值五十初度窃睹御赐斐叠敬呈》诗二首，《藏山阁集》之《藏山阁诗存》卷十一，第286页。诗中称严起恒“吾师”、“知遇”。正是因为严起恒的提携，钱澄之才得以起草诏令。又，严起恒曾在钱澄之劝说下，极力营救金堡。见《所知录》卷四《永历纪年下》，第121页。
68. 《所知录》卷四《永历纪年下》，第130页。
69. 其中详细过程，见司徒琳：《南明史》，第123页。
70. 《藏山阁集》之《藏山阁诗存》卷九，第231页。
71. 《藏山阁集》之《藏山阁诗存》卷九，第234页。
72. 《藏山阁集》之《藏山阁诗存》卷九，第240页。
73. 《藏山阁集》之《藏山阁诗存》卷十，第252页。
74. 实际上，钱澄之本人有时对诸葛亮的才干是有所怀疑的。他认为诸葛亮不取汉中而支持刘备取成都是错误的，见钱澄之：《武侯论》，《田间文集》卷二，第32-34页。
75. 《所知录》卷一《隆武纪年》，第41页。《黯淡滩》一诗又见《藏山阁集》之《藏山阁诗存》卷五，第137页。
76. 方国安生平，见张岱：《石匮书后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四十八卷《马士英阮大铖列传附方国安》，第690-692页。
77. 七闽为福建旧称，出自《周礼·夏官·职方氏》：“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见孙诒让撰、王文锦、陈玉霞点校：《周礼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十册，第2636页。马士英情况，除见于张岱《石匮书后集》外，见张廷玉等撰：《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二十六册第三〇八卷，第7937-7945页。
78. 见《明史·方逢年列传》，《明史》，第21册第253卷，第6545页。谢国桢：《崇祯朝之党争》之《崇祯五十宰相表》，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第63页。
79. 清水茂：《钱澄之的诗》，清水茂著、蔡毅译：《清水茂汉学论集》(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100-112页，尤其是第106-111页。朱则杰在《清诗史》中亦持同样分类，见朱则杰：《清诗史》(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17-124页。
80. 同上，《清水茂汉学论集》，第108页。
81. 同上，《清水茂汉学论集》，第110、109页。
82. 关于钱澄之诗歌的整体特点，现代学者的意见大同小异。如严迪昌认为是“白描自然、冲淡深粹”，《清诗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02页。对于钱澄之诗歌平淡、白描、不用典故等特点，均给予认可。但钱诗直叙事实的特点，则是清水茂大力表彰的。
83. 参拙著：《诗史》，第67-74、106-159、163-194页。
84. 参拙著：《诗史》，第121-139页。
85. Lawrence C.H. Yim.Qian Qianyi's Theory of Shishi during the Ming-Qing Transition.pp.11-20.
86. 《所知录》卷四《永历纪年下》，第109页。
87. 《所知录》卷四《永历纪年下》，第109页。
88. 《藏山阁集》之《藏山阁诗存》卷十，第253-258页；《藏山阁诗存》卷十二，第291-295页。
89. White Hayden,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P, 1973), pp.5-7. White Hayden,Tropics of Discourse: 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P, 1978), pp.58-63.中文评述，可参见黄进兴：《“历史若文学”的再思考：海登·怀特与历史语艺论》，黄进兴：《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53-93页。
90. 拉卡普拉(Dominick LaCapra)就曾通过研究司汤达(Stendhal)、托马斯·曼(Thomas Mann)、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艾略特(George Eliot)等人的文学作品来看历史。Dominick LaCapra,History, Politics, and the Novel(Ithaca, NY: Cornell UP, 1987);History and Criticism(Ithaca, NY: Cornell UP, 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