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名师引领打基础

不过，1936年《中国生理学杂志》发表张香桐这篇论文时，张香桐已经不再是北京大学的助教，而是国立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的助理员了，而且他已经进入这个研究所两年了。

那是因为1934年汪敬熙教授辞去北京大学心理学系主任的职务，应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先生之聘，接任了中央研究院心理学研究所所长一职。于是，对张香桐一直很关照的汪教授征求张香桐的意见，问他愿不愿意也转到中央研究院心理学研究所工作，专门从事科学研究。

当时，中国还没有专门的生理研究所，从现代科学的观点看，心理学与生理学两者的联系非常紧密，心理学是与生理学为基础的，所以，心理学研究所里的许多科研课题都是研究生理学的。进入心理学研究所后，完全可以专门地涉猎生理学研究。

能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特别是从事生理学研究，这正是张香桐的心愿。何况汪教授又是一位非常开明的学者，一位颇有才华的神经生理学家，进入他领导下的心理学研究所从事生理研究，一定会大有进步的，而且也肯定会很愉快的。想到这些，虽然张香桐留在北京大学当助教的时间还很短，也就半年多一点，但他还是愿意离开大学，跟着汪教授去专心搞研究。

这样，张香桐在1934年春天就随同汪敬熙转到了心理学研究所工作，分配在卢于道先生主持的神经解剖学实验室当助理员(卢于道早于1931年就已从北大调到中央研究院心理学研究所任研究员)。当时心理学研究所设在北京东城芳嘉园1号，半年后迁到上海。第二年，又迁往南京，终于在北极阁鸡鸣寺山下有了合适的新所址，这才算固定了下来。心理研究所一干研究人员在这北极阁鸡鸣寺山下重新开始了各自的科研工作。

鲁子惠也随同汪敬熙来到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仍然担任汪敬熙的首席助手。到了南京后，汪敬熙带着鲁子惠，苦心经营，首先抓紧时间建立起了一个比较像样的中枢神经系统电生理学实验室。在最初这段时间，鲁子惠跟汪敬熙一起进行了关于猫视觉系统电生理学的研究。

30年代初期，电生理学是一门新兴学科。英国剑桥大学Adnan的实验室是这门学科的开路先锋之一，他们所用的电子学仪器也大多是自己创制的。因为市场上还没有现成的电生理学仪器可以买到。那时，张香桐把全部时间都用到了神经解剖学上，难得有机会到汪敬熙的实验室一次。偶尔有一天，他到那里一看，发现那里到处都是从未见到过的电生理学设备和自制的仪器，鲁子惠正在忙于电生理学仪器的仿制与调试，他的办公桌上摆满了各种电子学仪器的图纸、零件和焊接用具等。

当时，电子学的发展在中国还处于初级阶段，阴极线示波器、电子放大器和刺激器等这些后来已经通用的电生理学设备，在当时还远没有普及，市场上也很少有这类商品出售。要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一个比较像样的电生理学实验室，困难确实不小。很多元件买不到，只好自己设法做。比如电子放大器，就是用当时市场上可以买到的一些电子元件装配的。鲁子惠参照着现成的线路图自己动手，装配好使用起来效果还不错的这台电子放大器。再比如那套记录设备，则是用麦修斯磁铁振荡器与韩德里斯摄影记录器配合构成的。

尤其令张香桐惊异的是，在隔壁一个大房间里布置着一些用半寸厚钢板制成的金属箱子。鲁子惠告诉他，这是为了排除外来电波干扰之用的屏蔽设备。实验室没有高效屏蔽设施，为了抗交流电50周的干扰，便从造船厂买来废钢板焊接起来造成简易蔽电室以解决问题。当时有人开玩笑说：“这简直就像是在战舰里工作。”

而所有这些都是鲁子惠在汪敬熙指导下亲手安排布置的。

鲁子惠耐心地向张香桐介绍了各种设置和仪器的性能与用途。有意思的是，尽管这些设备都是因陋就简、就地取材建立起来的，可实际使用下来的效果竟然同剑桥大学著名神经生理学家埃瑞安(E.D.Adrian)教授所用的实验设备的使用效果差不多。

就是利用这些简陋但实际水平并不低的仪器设备，汪敬熙与鲁子惠一起开展了关于视觉系统内动作电位的变化的一系列实验研究，包括皮肤电反射、视觉中枢动作电位及两栖无尾类神经系统发育与行为的关系等课题，并取得显著成果。这些实验研究证明了皮肤电反射是由于汗腺的分泌，其离心传导的神经纤维是交感神经；皮肤上的电活动包括自发的电位波、皮肤电反射和皮肤电反应三个成分；发现光刺激动物眼睛可以在大脑中呈现“显光”和“撤光”两个效应电波，并随光强度而变化。之后，汪敬熙与鲁子惠把这些研究成果写成了一系列论文在《中国生理学杂志》、美国《神经生理学杂志》及《科学》(Science)上发表，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一定影响。鲁子惠从此一直在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工作到1947年，先后任助理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及代理所长等职，成为中国神经生理、神经解剖和心理学界的老一辈科学家。

张香桐这次偶尔进到汪敬熙实验室无意中的参观，使他大开眼界。在过去的日子里，他牢记汪敬熙“神经解剖学是神经生理学的基础，要学好神经解剖学”的教导，并按照汪敬熙的安排，全力以赴地跟卢于道先生学神经解剖学，已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但此时，在有幸参观了汪敬熙的实验室后，张香桐觉得不能“只打地基，不造房子”了，现在应该是开始学习神经系统电生理学的时候了。

可是他心中也明白自己对电子学知之甚少，这方面的基础比较差，怎么办？只有赶快补上这方面的知识！于是他抓紧时间学习，希望能尽早进入这个新研究领域。他一面阅读关于电子学的书籍，一面虚心地向鲁子惠请教关于电子放大器制作和测试方面的实际操作技术，好早日实现进入神经系统电生理学这个领域的强烈愿望。在做了一段时间的有关准备后，张香桐终于鼓起勇气找到汪敬熙，请求他能够准许自己进入电生理学实验室，跟同鲁子惠一道研究刺猬耳蜗上的电位变化，借此机会学习神经电生理学技术。张香桐真心希望自己能进到这个实验室跟着汪敬熙和鲁子惠学点本事，利用这些设备做出点成绩来。

张香桐提出的课题是“刺猬听觉神经上的动作电位”。他之所以提出这个课题，是考虑到自己的论文《刺猬之一种听觉反射》就是在汪敬熙的支持和指导下完成的。而这篇论文的基本结论是认为刺猬对于高频音响刺激异常灵敏，对于低频音响反应比较迟钝。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张香桐现在提出这个新的研究课题是合乎逻辑的。

汪敬熙权衡之后，觉得直接从听神经上记录出来的动作电位，应该能够反映出高频与低频声音刺激的差别，张香桐所提的这个课题值得一试。于是他表示支持，批准张香桐进入电生理学实验室进行实验研究的申请，允许他使用这个电生理学实验室的全部设备，在鲁子惠的技术指导下进行实验。

得到汪敬熙的批准，张香桐高兴极了，他很有信心完成好这个课题。实验程序设计好了，可是在技术和设备问题上他却遇到了一些困难。最需要的一个专供声音刺激用的、比较精确的音频发生器却在市场上找不到卖的地方。据说即使找到什么地方有卖，那价格也很贵，研究所的经费又少，也是买不起的。

怎么办呢？张香桐在为难的时候，想到了向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赵元任先生求助。赵元任慷慨地把一台自己设计的音频发生器借给了张香桐，帮助这个年轻人解决了最大的一个困难，使得张香桐在电生理学方面的这第一项研究得以顺利进行。

在鲁子惠的指导下，经过一系列的实验后，张香桐得出的研究结论是：“引起刺猬听神经上动作电位的音频下阈为700赫兹。在这个频率以下的声音刺激，不能引起刺猬听神经上的动作电位。”

这个研究结论基本上是符合以前行为学研究所得的结果的，也说明张香桐的研究设计是合乎逻辑的，其研究方法和研究途径是合理可行的。

这项研究的结果形成了论文，张香桐后来列席于1936年召开的中国生理学会第九次年会，在会上宣读了这篇论文。同年的《中国生理学杂志》刊登了这篇论文的英文摘要。这项课题虽然不是大课题，研究结果也谈不上对科学有多大的贡献，但对于初涉科研领域的张香桐来说，从中受到的鼓舞是很大的。他看到自己是初步具备从事科学研究潜力的，感到自己从事科学研究的前景是广阔的。从此他更坚定了今后要潜心从事科学研究的信念。在多年之后谈起这第一次的科研成果时，张香桐说：“这标志着我在神经系统电生理学领域内进行研究的漫漫长途中迈出了第一步，而这一步正是在鲁子惠先生扶持下开始的。饮水思源，我永远不能忘记鲁子惠先生的启蒙之恩。”

这项研究不仅促进张香桐学到了一些神经系统电生理学的知识，还让他体会到了从事神经系统电生理学研究的乐趣。他很想在这个领域里再继续探索下去。可是，由于张香桐在心理研究所的本职岗位是神经解剖学实验室，这个实验室需要助理员，加之研究所里的某些客观因素，使得张香桐无论多么向往神经系统电生理学方面的研究工作，也不可能继续在电生理学实验室长期做这方面的研究了。

不过，即便如此，张香桐心里已相当满足。他为能在电生理学实验室里完成了“刺猬听觉神经上的动作电位”这样一项研究课题已经感到非常高兴了。

于是，在完成了这项研究之后，张香桐就又回到了神经解剖学实验室。

在张香桐刚进入研究所的时候，汪敬熙便一再向他们几个年轻人指出：“神经解剖学是神经生理学的基础，没有坚实的解剖学基础，不可能成为一个出色的神经生理学家。”

此时，在需要张香桐回到神经解剖学实验室的时候，汪敬熙又再次对他强调了这一点。张香桐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汪敬熙的谆谆告诫，立即把自己的主要精力和时间都倾注到神经解剖学上去。他立志要扎扎实实地学好神经解剖学，为将来在神经生理学方面的长远发展做好准备。

神经解剖学对于神经生理学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汪敬熙在这一方面给张香桐的点拨和引导对张香桐日后一生的科学事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回到神经解剖学实验室工作，对张香桐而言，其实是一种幸运。从长远看，还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在卢于道先生主持下建立起来的神经解剖学心理学所这个实验室的设备是当时国内第一流的。这里不仅设备比较齐全，有经典的滑动式火棉胶切片机、旋转式石蜡切片机、冰冻切片机、罕见的巨型人脑切片机和各式显微镜，甚至有一套长达两米以上的脑切片投影摄像设备；而这个实验室更有价值的还在于这里有一位具有国际水平的精于神经组织学技术的技师赵翰芬——这可是在其他任何一个设备再好的实验室也无论如何找不到的“财富”！

赵翰芬原来是北京协和医学院解剖学系的首席技术员，曾受过世界著名神经解剖学家佛泰因(Doogleever Fortuyn)、凯波斯(C.U.Ariens Kappers)、布莱克(Davidson Black)等人的技术培养与训练，学得他们的真传，练就了一手制作组织切片染色的绝技。荷兰神经解剖学家凯波斯极为赏识聪明能干的赵翰芬，希望把他带到荷兰，让他进入阿姆斯特丹中央脑研究所工作。

这当然是一件好事，对于赵翰芬个人的发展应该是很有益的。哪知赵翰芬却不愿去。他的乡土观念很重，不愿离开自己的国家而远走异国他乡。于是他继续留在协和医学院。后来卢于道发现了这个人才，将他借调出来当自己的技术员。1931年卢于道转到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赵翰芬也跟着一起转到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做卢于道的技术员。

能有机会在神经解剖学实验室拜赵翰芬这样一位卓越的神经组织学技师为师，真是张香桐的幸运！

张香桐虚心地向赵翰芬学习神经组织学技术，赵翰芬也无私地、毫无保留地把他的精湛技艺传授给张香桐。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张香桐利用从赵翰芬那里学到的这些整套的技术进行神经解剖学工作，前后达8年之久，从此打下了坚实的神经解剖学基础。这对张香桐当时及日后在科研事业上的发展都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正是由于这8年打下的这个坚实的基础，张香桐才有可能在1946年取得耶鲁大学博士学位之前，就已在《中国生理学杂志》、美国的《比较神经学杂志》、《神经生理学杂志》等国际知名科学刊物上发表了8篇像样的科学论文，并有100多页双行距英文打字纸的论文和图片手稿发表。

而在此后张香桐一生的科学生涯中，他从赵翰芬那里学到的这一手漂亮的神经组织学技术，更是在他所做的一系列研究中不知为他帮了多少忙，替他解决了多少科研难题，也为他赢得了多少人由衷的赞叹。

当时，汪敬熙与几位同事正集中精力做中枢神经系统电生理学的研究。张香桐除了配合汪敬熙他们几位师长的研究工作外，还利用学到的这些神经组织学技术，自己进行了几项关于听觉系统解剖与功能的研究。

一项是关于刺猬中脑下叠体下行神经通路的分析。其目的在于找到与听觉反射有关的输出纤维的分布情况。这项研究工作进展很顺利，很快就写成论文《刺猬中脑下叠体之下行通路》，作为《中央研究院心理学研究所专刊》第10号于1937年4月出版了。

而在此前作为《中央研究院心理学研究所专刊》第1号至第9号出版的那些论文的作者全是当时已经在中国生理学界有影响的专家，如朱鹤年、卢于道、欧阳翥等人。张香桐这篇论文列为该所《专刊》第10号出版，似乎可以表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张香桐作为一个后起之秀，已经开始跻身于这些专家的行列中了。

另外一项研究是对于人类及各种哺乳类动物耳蜗形态学的比较研究。这项比较解剖学研究结果，可以说是为张香桐过去关于刺猬对于高频音响特别敏感的研究结果提供了有力支持。看来科学问题的确是有很强的连续性的。

这段时间中，张香桐把主要时间和精力都花费在听觉系统的结构与功能问题上了。他每天的所闻所见、所想所做，基本上都在围绕着这个课题转，他对于这个问题的兴趣越来越浓厚了。

在这项研究的基础上，张香桐还有一些进一步的研究计划。但是，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他的这些计划都无法一一实现。不过，这一阶段最早的科研经历已经让他有了很多提高，他深深地体会到，“一个人在青少年时代，其主要任务是学习，而不是过早地、过高地要求自己在科学上一鸣惊人。他应当尽可能多地学些基本科学知识，并掌握一些专门技术，为培植将来独立进行科研的能力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就这样，在张香桐的早期科研生涯中，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开始了刺猬听觉反射的研究，进而开始了对神经生理学的不断探索和研究，以后他一直沿着这条路坚定地走下去，心无旁骛，直至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回首往事时，他格外感谢唐钺这位老前辈的教诲——

那是他刚进入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当助理员的时候，卸任所长唐钺老先生曾谆谆告诫刚来的张香桐他们这几个年青人说：“你们要坚持去做自己选择的研究工作，干它个三五十年，即使你是一个庸才，也会变成专家。因为到那时候，你在某一学术领域内所积累起来的知识，将会比别人更多，你自然就会成为一个专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