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

他没找到他的那片药。

我的绝望，也是无药可治。

死把我们的曾经停在那里，

却无法终结。

苍天下，

到处飘着它们的幽魂。

假如可以，

父亲，请您安息。

一

父亲去世后，我才明白，为什么一个不想死的人，总说不想活了。

父亲最后一个工作是司机。

他退休时还没有私家车，等有了私家车，他年纪大了，退休后，他再没开过车。不过，无论骑自行车还是后来的三轮电动车，他一律在快车道行驶。

有一次他被警察拦住，那时他已经八十来岁。他说：小伙子，你什么都不用说！你要么把我扭送到相关部门，要么放我走。我早就不想活了。

他说“扭送”，这是“文革”的老词儿。他不喜欢“文革”，却怀念过去，总体上认为今不如昔。在他的暮年里，他经常说起的都是前半生的得意之事。可惜，在他的一生里得意无多，被他藏在肚子里的失意和难过一点点渗出的毒汁，腐蚀了他的生活，一点点吞噬了他的当下。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有一种不高兴的底色。这不高兴反复发作，像一颗反复爆炸但没有杀伤力的炸弹，周围的人没有因此更关注他，相反觉得他别扭，可笑。

四十多岁时，他就经常提到衰老和自杀，那时他比我现在的年龄还小。老了，自己提前备点儿药，到时候一吃，一了百了。他常这么说。

发现患癌症的前一年，肠胃功能紊乱导致的便秘非常折磨他。最严重的时候，住院治疗了一段。病因很清楚，他总给自己当医生，一有病就买药吃，常常同时吃十来种药。药，把他肚子里的菌群弄乱了。

有一次，他望着污浊的窗口，对我和哥哥说，他留的那药片儿找不到了，不然，何必受这份儿罪呢！说着，说着，他已经满眼泪水。

我们安慰他，但心里都在嘲笑他。也许，我心里把他当成了一个蹩脚的演员。因为他是父亲，我不把这样的话说出来。

上大学后，我开始读心理学的书籍，从墨菲的《近代心理学历史导引》、弗洛伊德，到后来的荣格、布洛姆、魏宁格等。我喜欢用积累的心理学常识揣摩自己，他人。但我从未把父亲放到这个层面上琢磨过，尽管我早已感觉到他的忧郁。

假如，他是我邻居，是一个我熟识的邻居老头儿，我也许会跟他像朋友一样聊聊。

但他不是邻居老头儿，他是一个与我有关的人，又像是与我无关。我无法走近他，就像他也无法走近我一样。忽视他的心理状态，不是我的意愿，却本能地这么做了。母亲有病后，父亲的心理状态十分糟糕，无论谁都无法忽视的时候，则忍受。这“忍受”经常被自己误读为“宽容”“爱的一种方式”，诸如此类……当我认出这些误读时，父亲已经死了好几年了。

二

为了不让父亲继续吃那么多西药，一个朋友冒充营养师和他见了面。他们单独谈了好多。之后，我和这个朋友在一个朝鲜饭馆见面，听他复述父亲所说，我的无助在烤肉香味里，如飘浮的尘埃，与烟共舞。

你爸很痛苦！这是扮演营养师的朋友，告诉我的第一句话。

然后，他开始吃烤好的肉，我们沉默了一阵。当时心情，直到今天，我还记得很清楚。尽管如此，我无法帮助他！这句话在我心里轰鸣、翻腾着，宛如一句无人认领的呐喊，在我的情感上灌注了水泥……除了坚强，坚硬，那时的我根本无法顾及其他。

我告诉他，他病的最根本的症结是心情不好，难得高兴……你爸听了差点掉泪……他反问我，这生活有什么值得高兴的？！

朋友说完这句话，我的泪水上涌，父亲居然跟我想的一样。这生活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一对绝望的父女，他的妻子，我的母亲，也在病危状态下……我们在尽各自的责任时，扮演着亲人……我们却无法像真正的亲人那样，走近，真正地相依。

你爸懂的西医常识比我想象的多，我从他的痛苦入手，给他讲了中医的道理。人不高兴，整个身体器官的运转就会受到影响，再加上年纪大了，循环缓慢，这样，身体里的毒素代谢不出去，就会产生病……

在这本书的序言中，我已经提到，因为母亲首先确诊的癌症，我们都惊慌了，完全忽视了父亲的病。他病得更重，最终也先于母亲离开了人世。

总之，父亲完全被这位朋友说服了。他同意停止他正在服用的各种西药，开始吃朋友推荐的美国产的植物性的营养药，调节肠道菌群，调节神经和睡眠，养护心脏等等。

吃药的第一周，效果非常好，他觉得，他的所有状况都得到缓解了，逢人必提这位朋友，无比赞赏。第二周，他期待的更大的改善没有到来，他进入怀疑期，我要他再坚持一周，看看效果。第三周，他开始不安，偶尔变得狂躁。最后，他愤怒了，认为那个营养师是骗子，于是，恢复了所有的西药。

父亲不是一个懂事听话的邻居老头儿。他的所为都变成我无法帮助他的借口。

三

我父亲1931年出生在河北一个穷苦人家。五十年代开始，在一个市级医院当八级电工。当时，他是医院里唯一的一个电工，有公家发的自行车。小时候，我经常半夜被敲门声吵醒，每次都是叫父亲的，一般都是手术室或者急诊照明出了问题。他工作做得很好，唯一出了问题的地方，是跟负责行政的领导总有摩擦，起因往往是他为群众争取利益，比如分房子，涨工资等，因为他在工会有点儿小职务。

“文革”时，他加入了某个派别，当他发现那些人把人往死里打，而且被打的人在他眼里都是好人，他便退出了。“文革”结束后，追究那些造反派时，父亲觉得时间证明了他的正确。他一辈子最大的愿望不仅仅是当个好人，最好是当个有钱的好人。八十年代初，我上大学时，他已经有三万元的积蓄，据说，那时一万元便可以在北京买一个四合院儿。他命里没财，也没有发财的远见，他尝试做的所有生意，都失败了。进入2000年，他的三万还是三万。

股票和基金迅速发展时，我给他两万块钱，让他买基金。赚了算他的，赔了算我的。他非常高兴，日子变得充实起来。最后他赚了十多万，这个成绩，短暂地把他从不如意的低谷中带了出来。每次家里人出去吃饭，结账前，他总是掏出钱包，说他请。每次我都拦住了他，他笑着再把钱包揣回口袋。嫂子调侃他，让他以后不要总掏钱包，来来回回麻烦。他笑着看别处，然后对我说：下一次一定我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