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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行

远处的青山:外国经典散文青春版 作者: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选编


送行

对于送行,我并不在行。我觉得要扮好送行的角色似乎是世界上最难的事情了,对大家来说,或许同样如此吧。

到滑铁卢车站给一位去伏克斯豪尔的朋友送行,那该是件十分容易的事,但我们从来不会被请去表演这种小技。只有当一个朋友将作一次较长的旅行,将离开一段较长的时间,我们才来到火车站。朋友越亲,路程越远,分别越久,我们就到得越早,送行也必定越笨拙得可怜。我们的这种无能,与送别场合的隆重以及我们感情的深度恰成正比。

在房间里,甚至在家门前,我们能亲切、自然地送别友人,脸上会流露出心中所感到的真诚的忧伤,话语也很得体,双方都没有拘谨,不觉得尴尬,我们中间的友情之线并未折断。这样的告别倒是理想的,那么,何不到此为止呢?辞行的朋友往往恳请我们,第二天早上不必劳驾去车站,我们明知这并非真心,也就不予理会。可如果我们信以为真,离去的朋友就会认为我们太不谙世故了,况且他们也确实希望再见我们一次。他们这个心愿得到了诚心诚意的报答——我们按时来到车站。随后呢,天哪!随后我们和他们之间就出现了一道深渊。我们徒劳地伸过手去,它还是把我们断然隔开。我们简直无话可说,互相注视着就像不会开口的动物瞧着人一样。我们在“制造谈话”——就这样没话找话。我们明知昨天晚上刚和这些朋友道别,他们也清楚我们没变模样,但表面上,一切都不同了,我们是那么紧张,只盼着车警吹哨开车来结束这一出滑稽戏。

上星期一个阴冷的早晨,我准时赶到尤斯顿车站,去送一位动身前往美国的老朋友。

头天晚上,我们为他饯行。席间,欢宴的气氛里掺杂着惜别的凄怆,他可能一去数载才归,我们有些人也许再也见不到他了,我们既有对未来的悬想,又有对昔日欢乐的倾诉。我们感谢他光临做客,惋惜他即将离去,两种情感都溢于言表,这实在是一次完美的送别了。

可现在,在月台上,我们又变得局促不安了。我们的朋友的脸出现在车窗口,但那已像是一张陌生人的脸——一个巴望讨好、哀哀求助的、笨拙的陌生人。“你东西都拿了吗?”我们中有人打破了沉默。“拿了,都拿了。”“你将要在车上吃午饭。”我说,尽管这个“预言”已经重复过几次。“啊,是啊!”他坚信不疑地应道,还补充说那趟车是直达利物浦的。这句相当奇怪的话使我们很吃惊,我们互相递着眼色,有人问:“它在克鲁不停吗?”“不停。”那位朋友简短地答道。他几乎变得叫人讨厌了。接着是长时间的沉默,我们之中有个人强作笑颜,对旅行者点点头,打了个哈哈,对方同样应一声,报之以点头和微笑。又一个人一阵咳嗽,打断了又一次沉默,显然,那是故意做作的,不过也能挨点时间。月台上的嘈杂熙攘不见静息,离开车还早,我们的,也是我们那位朋友的“解脱”还没到来。

我游移的目光落在一个肥胖的中年人身上。他站在月台上,正与车厢里一位年轻的小姐热切地说着什么,和我们只隔一个车窗。他那硕大的侧影好像有点面熟。一望而知,那位小姐是美国人,他是英国人。要不,凭他那感人的表情,我会猜想他是她的父亲。我真希望能听到他在说什么,我断定他正给予最好的忠告,他眼神里深挚的慈爱实在动人。临别赠言从他口中一泻而出,使他那么吸引人,以致在我站着的地方也能感觉到他的魅力。就像他的侧影一样,这魅力我也似曾相识。我在哪儿见过呢?

忽然,我想起来了,这个人是休伯特·勒罗。自从我上次见到他以来,他变多了!那还是七八年前,在斯特兰剧院,他刚被解聘,问我借了半克朗钱。他总是那么诱人,能借什么东西给他,似乎是件很荣幸的事。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他的魅力没使他在伦敦舞台上获得成功。他是个优秀的演员,平素稳重,但像许多与他同类的人一样,休伯特·勒罗(这当然不是他的真名)很快就漂泊他乡,从我,从每个人的记忆中消失了。

过了这么些年,在尤斯顿车站的月台上邂逅,他显得那样壮实,那样神采奕奕,真不可思议!除了身体发福,一身衣着也使人难以认出他来了。从前,他老是穿件仿毛皮的外衣。这件外衣,像他那胡子拉碴的瘦长下巴一样,也是他的组成部分。现在,他的服装堪称华贵高雅,岂止招人起眼,简直引人注目。他看上去像个银行家,任何人有他来送行,都会感到荣幸的。

“请往后站!”火车就要开了,我挥手和朋友告别,勒罗没朝后站,双手仍紧抓着那个年轻的美国人。“先生,请往后站!”他听从了,但马上又冲上前去,小声地最后再叮咛几句。我觉得小姐眼中仿佛含着泪水,而他注视着列车驶去,直到看不见时才转过身来,我发现他确实泪水盈眶。不过他看到我,还是挺高兴。他问我这些年来躲到哪儿去了,同时把半克朗钱还给我,好像它是昨天刚借去似的。他挽住我的胳臂,顺月台慢慢走着,一面告诉我,每星期六他是何等欣喜地读我写的戏剧评论。

作为回敬,我也告诉他,舞台上失去他是多么遗憾。“啊,是的,”他说,“如今我不再在舞台上演戏了。”他把“舞台”这个字说得特别重。我又问他到底在哪里表演。“台上。”他回答。“你的意思是,”我说,“在音乐会上朗诵?”他笑了。“这个月台,”他用手杖敲敲地面,悄悄说道,“就是我说的台。”莫非神秘的发迹使他神经错乱了?他看来很清醒。我请求他说明白些。

他递给我一支雪茄烟,帮我点上火,说道:“我想,你刚才是送一位朋友吧?”我说是的。他又问我是否知道他在干什么,我说我看见他也在送人。“不,”他一本正经地说,“那位小姐并不是我的朋友。今天早上,不到半小时以前,我跟她才在这儿第一次见面。”说着,他又用手杖敲敲地面。

我坦白说我给搞糊涂了。他笑道:“你大概听到过英美社交处?”我没听说过。他对我解释说,每年有成千上万美国人路经英国,其中许多人在英国没有亲友。以往他们一般都带介绍信,但英国人是那么不好客,以致这些信的价值比它们所用的纸都不如了。“于是,”勒罗说,“英美社交处就满足了一个向往已久的需求。美国人是爱交际的,大多很有钱,英美社交处向他们提供英国‘朋友’,百分之五十的报酬付给这些‘朋友’,另一半由社交处扣下。我嘛,唉,不是处长,否则一定成个真正的富翁!我不过是个雇员,但即使那样,我也混得不错。我是送行员之一。”

我再次请他指教。“许多美国人,”他说,“在英国交不上‘朋友’,但完全可以雇人送行。送单身旅客的费用仅仅五英镑或二十五美元,送两位或更多人就收八英镑或四十美元。他们到社交处付钱,留下动身日期和外貌特征,以便送行员在月台上认出他们。然后嘛,然后他们就被送行了。”

“但是那值得吗?”我喊道。

“当然值得,”勒罗说,“这样可以免得他们感到孤独,既让他们博得车警的尊敬,也不致被他们的旅伴——那些将要同车的人瞧不起,在整个旅途中都有了身价地位。此外,这送行本身就包含着巨大的乐趣。你看见我送那位小姐了,你不感到我干得很出色吗?”

“出色,”我承认,“我很羡慕你。我在那儿……”

“是啊,我能想象,你在那儿浑身不自在,茫然地看着你的朋友,竭力找些话讲。这我明白。在学习这一行,入了门并以此为业之前,我也是这样的。我不是说我已经精通,我仍然一上月台就发慌。你自己也发现,一切演出场所中,最难演的地方就是火车站。”

“但是,”我不满地反驳道,“我并不试图演戏。我的确有感情!”

“我也一样,伙计,”勒罗说,“没有感情演不成戏嘛。那个法国人——叫什么名字来着?对了,狄德罗——说没感情也行,可他懂什么送行?火车启动时,你没瞧见我眼中的泪水?它们不是我硬挤出来的。告诉你,我真的感动了!我敢说,你也不例外,但你就洒不出一滴眼泪来证明你是感动了。你不会表达你的感情,换句话说,你不会演戏。至少,”他温柔地加了一句,“不会在火车站演戏。”

“教教我吧!”我叫了起来。

他若有所思地打量着我。“嗯,”他终于说,“送行的季节差不多过了。好,我将给你上课。我现在已经有不少学生。”他翻了翻一本精美的记事本又说道,“不过每星期二和星期五,我可以挤出一小时时间。”

我承认,他索取的学费相当贵,但是我并不吝惜这笔投资。

蔡伟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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