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以黄人《中国文学史》、林传甲《中国文学史》、来裕恂《中国文学史稿》为代表的20世纪初期国人所编纂的中国文学史著述，不仅受到近代学制变革、新式学堂创建的影响，亦受近代学术变迁的左右。彼时时局提出的新时代需求，最终决定20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学史编纂不可能完全恪守传统，亦非舍本求末地简单照搬“西学”。实用意图最终决定什么样的思想及方式可以顺应时势需求，它们就将最终被推上历史舞台，由此促使中西学术的交通与杂糅成为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史编纂的最显著特征。同时，黄人、林传甲、来裕恂等文学史编纂者因对传统“固有之学”的认同，主张“恢复人伦道德”，从而与张之洞、章太炎等近代有志之士在中西学术交通中普遍存在的寻求儒经复归的精神诉求相契合。近代有志之士心中的呼声，使得他们在个人素养、知识结构及目的诉求等多重作用下，对中西学术的交通之势往往采取以传统学术为主导，从而与近代学制变革的精神相契合。在这种情形下，黄人、林传甲等人将“音韵学”“文字学”的“小学”内容作为“中国文学史”的重要书写主体，试图践行“依自不依他”的文化传统，成为彼时治文学史者共通的价值观及学术自律行为。故而，“开民智”、维系人伦道德的编纂意图成为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史编纂的最主要精神诉求。20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学史编纂不仅受到诸如“进化论”、民主自由等西方各种理论思潮的影响，以《四库全书总目》为代表的传统学术思想及方法体系亦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可以说，20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学史编纂在近代学制变革的影响下，对传统学术的承继与改良，往往通过对《四库全书总目》的批评方法、批判理念、材料选择及具体论断的吸纳与扬弃中加以体现的。黄人、林传甲、来裕恂等人通过传统目录之学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试图借此把握中国文学发展之大势，不仅深受近代“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而且深受传统学术批评思路与认知视角的左右。当然，这种中西学术交通的情形，是在教育致用与政治致用等实用意图的作用下进行的，并以“中”为主、以“西”辅“中”。这就促使20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学史编纂者基于个人经历、时代需求与编纂文学史意图等融合而成的价值观念，甚至对未来的“中国”形象所设想与期望等主观愿望的多方影响，最终建立起一种包含文学史编纂者个人经验、历代文学作品所呈现出来的“中国”形象、历史上部分真实的“中国”形象等多重主体与多元层次的“中国”形象。

不过，20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学史编纂面临的最大难题在于无大量可供借鉴的同类著述，缺乏可供参考的编纂范式。编纂者虽然可以借助传统“学问”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与把握中国文学衍变之大势，但如何有效地切入对中国文学衍变的书写，同时寻求可供参考的评价体系与方法，则随编纂者的个性旨趣而各显神通，精彩缤纷。如黄人《中国文学史》具有文学史兼具“传记体”色彩的“文学家代表”、兼具目录学意义的作品考辨及资料汇编、兼具选本学意义的“作品选”等旨趣选择。林传甲《中国文学史》则采用“专题形式”将“诸科关系文学者”与文学史之间有效融合起来，通过“附以鄙意”与“文典”式以身传教来授课从而形成自己的个性旨趣。来裕恂《中国文学史稿》则因个人承继风雅诗统而钞录汉魏诗歌，成书方式系钞录其另一著作《汉文典》，并以文字学及文章学作为其编纂两大指导思想，这种旨趣亦有别于黄人与林传甲的编纂选择。对此类个性旨趣的分析，有助于进一步客观评判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史编纂的共性选择。

要之，20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学史编纂在传统与现代的抉择中最终导向传统学术的现代改良之一面，以适应彼时形势之所需。外来的“中国文学史”如何与传统学术进行接轨，如何成为编纂者践行其目的意图的工具，编纂者又在哪些方面对西方的文学史理论进行取舍。本书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不仅可以深入把握近代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而且有助于还原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史编纂的诸多实情，以见彼时有志之士编纂中国文学史的艰辛过程。

关键词：《中国文学史》 黄人 林传甲 来裕恂“中西交通” 编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