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近代学术之变迁与20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学史编纂

近代学制变革极大地影响着彼时新式学堂的教育改造，尤其是《高等学堂章程》等“章程”的设置与颁布，更是影响到近代学术的变迁。“中国文学史”的编纂作为近代学术变迁的重要一环，不可避免受此影响。由于“人伦道德”与“经学大义”被置于近代大学堂的经学科、文学科、工科、农科、预备入医科等各科目之首。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近代大学的“中国文学门”将“说文学”“音韵学”“周秦传记杂史周秦诸子”“群经文体”“各种纪事本末”列为必修课，成为彼时编纂中国文学史必须遵循的方向标。尤其是，黄人、林传甲等编纂者对中国固有之学有着强烈的认同感，主张恢复人伦道德，因而，他们在参考《高等学堂章程》等“章程”编撰中国文学史之时^[1]，往往将“音韵学”“文字学”等“小学”内容编入其中，从而主动践行“依自不依他”的文化传统。这些对20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学史编纂均有着本质的影响。同时，黄人、林传甲等编纂者突出“小学”治学的传统，强调以音韵为根、重视方言研究，主张承继“小学”的同时应与“今之各国文字等”相通以顺应时代需要，进行自我改造。故而，从黄人、林传甲等编纂者的经历、思想、价值观及学术自律行为看，上述认识亦深深影响了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史编纂者的世界观、价值观及方法论，进而促使20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学史著述关注文学的地域性差别以及学术的自我改良等方面，最终主导彼时中国文学史的书写选择。

第一节 近代学制变革、学术变迁与“中国文学门”的课程设置

近代学制变革，对新式学堂教育产生了巨大影响。自1898年至1910年，近代中国处于急剧变革的动荡时期：“甲午”战败，“戊戌变法”亦以失败告终，义和团之乱，八国联军入侵，内忧外患之种种终致人心惶惶的程度前所未有。彼时有志之士或心存畏惧、或思穷变通，莫衷一是。不过，以“图强”为旨的维新变法，客观上促使了近代学制的变革；即使变法以失败而告终，但变法所议创办新式学堂却是唯一仍坚持实施的内容。由此可见，基于“变法图强”之思，这场变法对创办新式大学堂的最显著作用则是对教育“致用”的张扬。

一 “致用”意图下近代学制变革与“中国文学门”的课程设置

1901年9月，山东巡抚袁世凯上《奏办山东大学堂折》，云：

臣伏维（惟）国势之强弱，视乎人才，人才之盛衰，原于学校。诚以人才者，立国之本，而学校者，又人才所从出之途也。以今日世变之殷，时艰之亟，将欲得人以佐治，必须兴学以培才。顾学校不难于大兴，而规制实难于妥拟。盖各国学校之制，大都因时以损益，历久而观成。中国则古制就湮，事同创始，既不可徇俗以安于简陋，亦未可骇俗而病其繁难，使等级不至相陵，规模于焉大备，庶几人易从学，学易收效，而才彦乃可期蔚兴矣。臣识暗才庸，奚足以知大体？第念学校一事，人才所系，而治道因之，有不容置为后图者。^[2]

所谓“治道因之，有不容置为后图”云云，深刻道出以“办学兴才”维护清廷正统，方是教育“致用”的关键。1902年2月13日，管学大臣张百熙《奏筹办大学堂大概情形折》更是强调教育变革势在必行，但认为应在不“伤国体”的情形下进行。^[3]也就是说，变革教育实为“革政”思想的具体化。张百熙《进呈学堂章程折》（1902年8月15日）亦云：

古今中外，学术不同，其所以致用之途则一。值智力并争之世，为富强致治之规，朝廷以更新之故而求之人才，以求才之故而本之学校，则不能不节取欧、美、日本诸邦之成法，以佐我中国二千余年旧制，固时势使然；第考其现行制度，亦颇与我中国古昔盛时良法，大概相同。……大抵中国自周以前选举、学校合为一，自汉以后，专重选举，及隋设进士科以来，士皆殚精神于诗赋策论，所谓学校者，名存而已。故今日而议振兴教育，必以真能复学校之旧为第一要图。虽中外政教风气原本不同，然其秩序条目之至赜而不可乱者，固不必尽泥其迹，亦不能不兼取其长，以期变通而尽利。^[4]

由此可见，于学堂求人才以沟通“中国古昔盛时良法”、致“富强致治”，大概是主张新式学堂创建不可废的最根本原因。不过，变革者虽认为“学校不难于大兴”，对如何妥拟规制等问题，却大犯困惑。由于强调教育致用，必然强调新旧思想的过渡，故而，袁世凯主张兴办大学堂应“治道因之”，并于“办法”条中强调：

因一时无所取材，故虽有大学堂之名，暂不立专斋之课，而先从备斋、正斋入手，俟正斋诸生毕业有期，再续订专斋课程，以资精进。其备、正各斋教法，以“四书”“五经”为体，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艺学为用。……必须另设蒙养学堂，挑选幼童，自七岁起至十四岁止，此八年内专令讲读经史，并授以简易天文、地舆、算术，毕业后选入备斋。除随时温习经史外，再令讲求浅近政治，加习各种初级艺学，俟入正斋，再加深焉。庶先明其体，后达其用，功程递进，本末秩然。现当创办伊始，所有中学、小学以及蒙学，均尚在议而未设之列，只可先用经义史论考选学生，挑入备斋肄业。^[5]

又，“条规”条云：

课士之道，礼法为先，而宗圣尊王，尤为要义。堂内应恭祀至圣先师孔子暨本省诸先儒，每月朔望，由教习率领诸生行礼，并宣讲《圣谕广训》，以束身心。若恭逢万寿圣节，暨至圣先师孔子诞日，均齐班行礼，以志虔恭。^[6]

又，“课程”条云：

备斋以两年为毕业之限，温习中国经史掌故，并授以外国语言文字、史志、地舆、算术各种浅近之学。正斋以四年为毕业之限，授普通学，分政、艺两门。政学一门，分为三科：一、中国经学；二、中外史学；三、中外治法学。艺学一门，分为八科：一、算学；二、天文学；三、地质学；四、测量学；五、格物学；六、化学；七、生物学；八、译学。专斋则以两年至四年为毕业之限，共分十门：一、中国经学；二、中外史学；三、中外政治学；四、方言学；五、商学；六、工学；七、矿学；八、农学；九、测绘学；十、医学。学者各专一门。各斋学生，每日均须将功课分数填注日记，功课余暇，均须练习体操，每月均须作中西文字，每年春秋季考两次。此课程之大略也。^[7]

据此，所授课程则以中国固有之学为主，兼及西学；经学依旧排首位，突出中国经史掌故，强调方言学即注重小学传统。且正斋、备斋、专斋每年的课程安排，着重突出“四书”“五经”、经义（性理附）、古文等内容。以上一切，均强调教改应维护“国朝正统”之意。^[8]而后，江苏巡抚聂缉椝（1902年1月）、浙江巡抚任道镕（1902年2月）所奏《遵旨改设学堂琉》大意亦如此。河南巡抚林开諅《遵旨设立学堂谨陈筹备情形疏》直言：“章程则仿照山东学堂规制，由备斋、正斋而入专斋，次第毕业。”变革者在对学堂教育进行上述诸多探索后，最终体现在《京师大学堂章程》《高等学堂章程》的设置上必然围绕致用的意图。^[9]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全学纲领”第一节规定，指出：“京师大学堂之设，所以激发忠爱，开通智慧，振兴实业；谨遵此次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全学之纲领。”所谓以“激发忠爱，开通智慧”为根，即重视德育；“振兴实业”则是最终目的，实是对“俾全国之人咸趋实学，以备任使”^[10]的最佳诠释。这两个《章程》在具体课程设置上，总体上是依循张百熙、袁世凯等奏折之意而加以细化的。

二 近代学术的变迁与“中国文学门”的课程设置

既然近代政治的变迁如此急剧与紧迫，那么，近代学术思想的变迁与此又有怎样的关系呢？梁启超认为，思想的形成往往要借助政权，以“历史的无上权威无形中支配现代人，以形成所谓国民意识”，又说：“制度不植基于国民意识之上，譬犹掇邻圃之繁花，施吾家之老干，其不能荣育宜也。”故而，梁启超认为制度变革成功与否，往往与是否符合“民众积极的要求或消极的承诺”有着很大的关联。^[11]据此视角反观近代的学制变革，可以发现学制变革者显然已意识到张变革应以满足人心、实现社会稳定为本；在未形成新的足餍人心的思想之前，当以“社会遗传共业上为自然的浚发”，并据“合理的箴砭洗练”为主^[12]，而非照搬外来思想，以实现新旧思想的交接，以避免社会陷入无限怀疑与历史虚无的局面。从这个意义讲，近代学制变革者主张保持人伦道德、激发忠爱的做法，是符合彼时的时代大势，必然会左右彼时时代的主流思想。总的来说，这种政治变迁对学术的影响，诚如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儒学统一时代》所说：“泰西之政治，常随学术思想为转移；中国之学术思想，常随政治为转移。此不可谓非学界之一缺点也。是故政界各国并立，则学界亦各派并立。政界共主一统，则学界亦宗师一统。”^[13]这种思想切合了中西学术与政治之间关系的差异性。当奏定、钦定《章程》被用于学制改革时，它是“政界”思想的体现；当它被用于指导学者编纂中国文学史时，则属于“学界一统”的范畴。因此，对各《章程》的解读当本着其两种身份的特殊情况，分别加以梳理。

首先，我们将对近代学制变革者于《章程》中设“人伦道德”“经学大义”，并置于经学科、文学科、工科、农科、预备入医科等大学堂所开设各科目首列的意图，略以申述。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于“着开办大学堂之上谕”中，强调学堂办学须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说“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14]这里的“圣贤义理之学”就是侧重强调儒家的人伦道德，是致用意图在思想层面的最重要表现。对以“圣贤义理之学”为教育“根本”的原因，孙家鼐《奏大学堂开办情形折》（1898年12月3日）曾指出：“先课之以经史义理，使晓然于尊亲之义，名教之防，为儒生立身之本；而后博之兵、农、工、商之学，以及格致、测算、语言、文字各门，务使学堂所成就者，皆明体达用，以仰副我国家振兴人才之至意。”^[15]彼时官方意识对这种思想的强调，一直延续至科举废除之后。袁世凯、张之洞《奏请递减科举折》（1903年3月）就主张以“改试策论经义”缓解“废去八股试帖”所带来的种种不利影响，认为“以科场递减之额，酌量移作学堂取中之额，俾天下士子，舍学堂一途，别无进身之阶，则学堂指顾而可以普兴，人才接踵而不可胜用。胶庠所讲求者，无非实学；国家所登进者，悉是真才。政教因之昌明，百度从而振举”^[16]，以此寻求必要的过渡方式。而对欲行废除科举，时人竞相谈“西学”而不谈“中学”，以致出现学术与思想断层明显，使得学人士子无所适从等情况，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片》（1904年1月），曾指出：“议者或虑停罢科举，专重学堂，则士人竞谈西学，中学将无人肯讲。兹臣等现拟各学堂课程，于中学尤为注重，凡中国向有之经学、史学、文学、理学，无不包举靡遗，凡科举之所讲习者，学堂无不优为；学堂之所兼通者，科举皆所未备，是则取材于科举，不如取材于学堂彰彰明矣。”^[17]试图以“中体”为主导而进行课程设置的指导思想。为此，袁世凯、赵尔巽、张之洞等《会奏立停科举推广学校折暨上谕立停科举以广学校》（1905年9月2日）提出办法数端，以学堂替代执行科举之功用：一是，不论小、中、大学堂、通儒院皆当推崇经学，以消解“科举一停，将至荒经”及旧学后继无人的情况；二是，推崇“品行”，使“人人可期达材成德，自不至越矩偭规”，推行的具体措施是试图突出“人伦道德”；三是，“师范宜速造就”；四是，“未毕业之学生暂勿率取”；五是，“旧学应举之寒儒宜筹出路”。^[18]后三条措施所欲施行必须以前两条为本，其最终目的是保持科举废除后的社会稳定与安顿人心。彼时变革者既然强调人伦道德与注重“中学”，则《京师大学堂章程》《高等学堂章程》等开宗明义强调“人伦道德”“经学大义”，其所设各科课程均必开经学、小学诸学等内容，就是不得已的必然选择。——袁世凯、赵尔巽、张之洞等人一再强调：“今学堂奏定章程，首以经学根柢为重”^[19]。故而，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全学纲领”第一、二节规定：

京师大学堂之设，所以激发忠爱，开通智慧，振兴实业；谨遵此次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全学之纲领。

中国圣经垂训，以伦常道德为先；外国学堂于知育体育之外，尤重德育，中外立教本有相同之理。今无论京外大小学堂，于修身伦理一门视他学科更宜注意，为培植人材之始基。^[20]

可知近代学制变革者的主体思路与根本意图，虽在细节上略有差异，但在维护社会安定的主导思路上却是一脉相承的。可见，以“中学”为体、维护以“人伦道德”为本及注重传统学术的近代改良、教学等近代学制变革的重要内容，对近代学术的变化、中国文学史的编纂，其间的影响必然十分深远。

其次，有鉴于此，有必要对《高等学堂章程》将“说文学”“音韵学”“周秦传记杂史周秦诸子”“群经文体”及“各种纪事本末”等课程列为“中国文学门”必修课的原因，作进一步以说明。自1900年至1910年，当时社会上的主流思想是“改良”与“革命”思想的混杂与论争。不过，学界对这两种思想何种蔚为主流的争论，尚无定论^[21]。这两种思想即是近代社会发展过程中对“破”与“立”两种行为倾向不同看法的代表，是对这两种行为倾向于维护当时社会稳定方面到底是起积极作用还是消极作用等看法的争论。我们很难加以决然分辨，更无法冠以对与错之分。尽管改良主义与革命主义，代表着不同的政治立场与派别意识，它们在历史观、价值观与方法论等学术思想方面亦有诸多区别，但都与传统的儒家经学主流思想紧密相关。当时基于改良主义立场者，主要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主要强调以《公羊》“三世”张言进化，以今文经学“三统”张言社会因革，引经据典，寻求历史依托。典型之例，如《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的推行。而张扬革命主义者有章太炎等人，亦以孔子为“史家宗主”，云：“孔子，古良史也。”“孔子死，名实足以伉者，汉之刘歆。”（《订孔》）^[22]章太炎试图寻求传统史籍对彼时革命思想的支撑，以“开浚民智”。虽然章太炎尊重东汉古文经学，其《清儒》云：“治经恒以诵法讨论为剂。诵法者，以其义束身而有隆杀；讨论者，以其事观世，有其隆之，无或杀也”；而西汉经学“诵法既隘，事不周浃而必次之，是故齵差失实”，而东汉则“博其别记，稽其法度，核其名实，论其社会以观世，而‘六艺’复返于史”。由此，章太炎反对以“宗教蔽六艺”与“断之人道，夷六艺于古史”，反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借经言政”等情形，而主张“六经皆史”。^[23]不过，这种主张亦有“经世”之意，显然受到章学诚“六经”皆“经世政典”“贵在持世而救偏”^[24]的影响较为明显，“开浚民智、激扬士气”则是章太炎革命主张的最终目的，但这种主张亦以传统经史为主导^[25]。可见，当时学界两股主流思想，其实是对儒家经典中的变易观、传统政治实践中的王霸杂糅作法所做的不同选择而已，相通之处均是回归到儒家“经史之典”中，寻求对其学术研究，进而为其政治抱负服务的意图。基于“引古筹今”及“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等意识^[26]，儒学传统的复归成为当时学界两股主流思想共同的努力方向。

这种学术研究方法及功用目的对晚清学制变革者的影响十分深远。张之洞《劝学篇·同心》（内篇），曾说：

吾闻欲救今日之世变者，其说有三：一曰保国家，一曰保圣教，一曰保华种，夫三事一贯而已矣。保国、保教、保种合为一心，是谓同心。保种必先保教，保教必先保国。种何以存？有智则存。智者，教之谓也。教何以行？有力则行。力者，兵之谓也。故国不威则教不循，国不盛则种不尊。……我圣教行于中土数千年而无改者，五帝、三王明道垂法，以君兼师，汉、唐及明，宗尚儒术，以教为政。我朝列圣，尤尊孔、孟、程、朱，屏黜异端，纂述经义，以躬行实践者教天下。故凡有血气，咸知尊亲。盖政教相维者，古今之常经、中西之通义。我朝邦基深固，天之所祐，必有与立。假使果如西人瓜分之妄说，圣道虽高虽美，彼安用之？五经、四子弃之若土苴，儒冠、儒服无望于仕进，巧黠者充牧师，充刚巴度，充大写，西人用华人为记室，名“大写”。椎鲁者谨纳身税，供兵匠隶役之用而已。愈贱愈愚，愚贱之久，则贫苦死亡奄然澌灭。圣教将如印度之婆罗门窜伏深山，抱守残缺。华民将如南洋之黑昆仑，毕生人奴，求免笞骂而不可得矣。今日时局，惟以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为第一义，执政以启沃上心、集思广益为事，言官以直言极谏为事，疆吏以足食、足兵为事，将帅以明耻教战为事，军民以亲上死长为事，士林以通达时务为事，君臣同心，四民同力，则洙泗之传、神明之胄，其有赖乎？且夫管仲相桓公，匡天下，保国也，而孔子以为民到于今受其赐；孟子守王道、待后学，保教也，而汲汲焉忧梁国之危，望齐宣之王，谋齐民之安。然则舍保国之外，安有所谓保教、保种之术哉？今日颇有忧时之士，或仅以尊崇孔学为保教计，或仅以合群动众为保种计，而于国、教、种安危与共之义忽焉。《传》曰：“皮之不存，毛将焉傅？”《孟子》曰：“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此之谓也。^[27]

张之洞虽然反对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提出的“合群”以“保种”的思路，却认为固有伦理纲常不能变，以“儒家经义”自古不变为由否定了一切革变行为，这与张百熙坚持学制变革当以不“伤国体”为本的思想相同。因此，张之洞《劝学篇·变法》（外篇）又说：“伦纪”“圣道”“心术”是“道本”，又说“若并此弃之，法未行而大乱作矣。若守此不失，虽孔、孟复生，岂有议变法之非者哉！”^[28]可见，儒家经义是变革者与反对变革者、改良主义与革命主义（如何变革）之间争论的焦点。——变革者利用儒经倡言变革，反对者则利用经学训义禁锢学士。正是基于“保种必先保教，保教必先保国”等思想，借助儒家经义维护“圣教”、巩固清廷统治，就成为彼时学制变革者的共同意识。学制变革者变革的目的则以“国不威则教不循，国不威则种不尊”为先导，进而设立“经学科大学”；且所有科类大学、各种学堂（大、中、小）均须授受经学，以维持“人伦道德”，倡国之威尊。

不过，因彼时各家思想均以“儒经”为用，对今古文经学之争则颇为严重，故而，彼时的学制变革者无法于《高等学堂章程》中具体规定如何治经、教经，而是含混而言：

通经所以致用，故经学贵乎有用；求经学之有用，贵乎通，不可墨守一家之说，尤不可专务考古。研究经学者，务宜将经义推之于实用，此乃群经总义。^[29]

所谓“不可墨守一家之说”，深刻道出学制变革者对彼时借经学致用之各家目的及治学方式的无奈，故而，又强调治诸经“务当于今日实在事理有关系处加意考究”^[30]。因此《高等学堂章程》尤其突出经学的重要意义，这种突出必然强调“说文学”“音韵学”“周秦传记杂史周秦诸子”“群经文体”诸学。而欲治经学，必先治小学，这是清季经学家、朴学家的治学传统。“说文学”“音韵学”“周秦传记杂史周秦诸子”则是治小学的入门。

然而，经学诸科颇多、范围广杂，各《章程》又是如何处理的？在近代学制变革中，传统“四部之学”逐渐衍化成“七科之学”。而“七科之学”实即是将“四部”相关内容拆开合并以系统门类标之而成。比如，在《高等学堂章程》“中国史学门”研究要义中，所谓“礼乐仪文丧服之改变”“古今历法之变迁”“历代典祀私祀盛衰与政俗之关系”“每一朝政事风俗偏重之处”等内容，^[31]均属于传统经学研究的范围及学者发明的重点。尤其是“三礼之学”，更是如此；它们与“名物”下的“宫室”“饮食”之类，“制度”下的“井田”“军制”“赋役”之类，“礼节”下的“冠婚”“丧祭”之类，均存有很大关系。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曾指出：“我们不把他（新案，指上文所说各类）当做经学，而把他当做史学，那么，都是中国法制史、风俗史、××史、××史的第一期重要资料了。”^[32]由此可见，以上各类本属传统经学的重要目次。据此，欲治“中国史学门”，了解传统经学的发展则是相当关键，“中国文学门”亦不例外。总之，各个《章程》将“经学大义”置于各科大学之首，则是一种根求于中国社会、学术发展实情的选择。近代制度变革者往往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故而，往往利用其维护统治之精神基石的传统经学，以禁锢学士思想，进而实现不伤“国体”的意图。也就是说，近代制度变革者每每强调“经学大义”，无疑含有上述的政教考虑。

当然，近代学制变革者将“说文学”“音韵学”等内容纳入“中国文学门”中，还有另一层考虑——实现因废除科举而致学子无所适从之情形，向维持社会稳定过渡的一种安抚性措施。上文已述及，袁世凯、张之洞等上奏光绪皇帝时，已意识到“科举一停，将至荒经”，旧学将后继无人的严重情况；故而，他们提出以“改试策论经义”替代“八股试帖”，凡“中国向有之经学、史学、文学、理学，无不包举靡遗，凡科举之所讲习者，学堂无不优为；学堂之所兼通者，科举皆所未备，是则取材于科举，不如取材于学堂彰彰明矣”^[33]等举措。张之洞《劝学篇·变科举》云：科举废制后“学堂虽立”，学士“无进身之阶”，而“人不乐为也”；学士往往以“吾所习者，孔孟之精理、尧舜之治法”相抵牾，鄙夷排击“时务经济”。^[34]故而，彼时学者变革者保留固有之学的过渡举措，实属无奈为之。因此，此处“中国文学门”的分类虽然是仿制西学而设，然所设必根植于文治教化之意，而并未依完全意义的“纯文学”视域下的“文学门”而设。

因近代学制变革者强调教育改革或改良不能伤“国体”，故各《章程》对西学的借鉴，仅仅停留在借“器”致用的程度或阶段，远未达及思想界对西学“公理”强调的程度。因此，各《章程》云：“历代文章流别（日本有《中国文学史》，可仿其意自行编纂讲授）”，颇值得玩味。从科举考试情形看，“科举但取词章”^[35]，文人多有重视；所言“教员编纂讲授”，实为化解文士因废除科举所带来的困顿意识；何况《章程》要求编纂讲义、研究文学者“务当于有关今日实用之文学加意考求”^[36]，而将“文章险怪者、纤佻者、虚诞者、狂放者、驳杂者”剔除，系因此类文章“皆有妨世运人心之故”，而“必致人才不振之害”。^[37]既然如此，那为何还强调“中国文辞”一类呢？对此，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奏定学务纲要》（1904年1月13日）云：

中国各体文辞，各有所用。古文所以阐理纪事，述德达情，最为可贵。骈文则遇国家典礼制诰，需用之处甚多，亦不可废。古今体诗辞赋，所以涵养性情，发抒怀抱。中国乐学久微，借此亦可稍存古人乐教遗意。中国各种文体，历代相承，实为五大洲文化之精华。且必能为中国各体文辞，然后能通解经史古书，传述圣贤精理。文学既废，则经籍无人能读矣。外国学堂最重保存国粹，此即保存国粹之一大端。假使学堂中人全不能操笔为文，则将来入官以后，所有奏议、公牍、书札、记事、将令何人为之乎？行文既不能通畅，焉能畀以要职重任乎？惟近代文人，往往专习文藻，不讲实学，以致辞章之外，于时势经济，茫无所知。宋儒所谓一为文人，便无足观，诚痛乎其言之也！盖黜华崇实则可，因噎废食则不可。今拟除大学堂设有文学专科，听好此者研究外，至各学堂中国文学一科，则明定日课时刻，并不妨碍他项科学；兼令诵读有益德性风化之古诗歌，以代外国学堂之唱歌音乐。各省学堂均不得抛荒此事。凡教员科学讲义，学生科学问答，于文辞之间不得涉于鄙俚粗率。其中国文学一科，并宜随时试课论说文字，及教以浅显书信、记事、文法，以资官私实用。但取理明词达而止，以能多引经史为贵，不以雕琢藻丽为工，篇幅亦不取繁冗。教法宜由浅入深，由短而长，勿令学生苦其艰难。中小学堂于中国文辞，止贵明通。高等学堂以上于中国文辞，渐求敷畅，然仍以清真雅正为宗，不可过求奇古，尤不可徒尚浮华。^[38]

可知其所设目的，在于涵养学子性情，存“古人乐教遗意”，以益“德性风化”，向“时务经济”过渡。显然，这里对“中国各体文辞”的强调，非着眼于现代学科体系本身的创建，而是强调“道德文章”及其所带来的安抚性意义。可见，各《章程》对“中国文学门”的划分，不离中国固有学术体系，仅以西学为形体，“借尸还魂”。这与当时社会背景、学术思想及学制改革者的根本意图紧密相关。它与1910年以降以现代西方理论为体系而建构的“中国文学史”，亦有着本质之别。

第二节 “人伦道德”“依自不依他”与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史编纂者的学术自律行为

既然各《章程》的学科设置极具功利色彩，那么各《章程》的设置意图是如何成为“学界一统”的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除了上述各《章程》学科设置背景及目的等原因外，还应该注意到20世纪初期依各《章程》旨意而编纂的林传甲《中国文学史》，或者参考过各《章程》的黄人《中国文学史》是否完全忠于此意？如何予以维护？抑或仅仅因彼时国内尚无“文学史”专著可参考而不得已为之？彼时治中国文学史者完全有可能参考到外来的文学史著作，甚至，林传甲《中国文学史》、黄人《中国文学史》在编纂过程中均明言参考过日本的同类著作。——前者参考了笹川种郎《历朝文学史》，后者则参考太田善男的《文学概论》，那么，他们为何均要在一定程度上依各《章程》旨意而编纂呢？

一 “人伦道德”“经学大义”与近代有志之士的学术自律行为

现在，我们先看看林传甲《中国文学史》、黄人《中国文学史》是否依《章程》之意，且如何据意而撰？学界对林传甲《中国文学史》与各《章程》之间的关系，讨论得较多，不赘。总的来说，林传甲《中国文学史》几乎全照《章程》旨意而撰。对此，林传甲曾有自剖：“传甲学问浅陋，僣登大学讲席，与诸君子以中国文学相切磋。今优级师范馆及大学堂预备科章程，于公共课则讲历代源流义法，于分类科则练习各体文字。惟教员之教授法，均未详言。查《大学堂章程》‘中国文学专门’科目所列‘研究文学众义’，大端毕备，即取以为讲义目次。又采诸科关系文学者为子目。总为四十有一篇，每篇析之为十数章，每篇三千余言，甄择往训，附以鄙意，以资讲席。”^[39]据此，林传甲《中国文学史》的体例编排及讲习内容，完全依据“中国文学门”之“研究要义”。因各《章程》未言及具体讲习之要，故林传甲自言其“篇析”即以“往训”为主，“附以鄙意”。据此，林传甲《中国文学史》冠名“中国文学史”亦指向文治教化，以此方可“甄择往训”；而对笹川种郎《历朝文学史》及“纯文学”视域相关内容，并未加以吸收。个中缘由虽已无法细致察明，但从林传甲对各《章程》如此恪守的情形看，服从各《章程》则是林传甲《中国文学史》编纂的最终选择。而黄人《中国文学史》与林传甲《中国文学史》略有不同。我们认为，黄人《中国文学史》、林传甲《中国文学史》的产生背景、直接目的及编纂者所受教育经历与思想价值观多有差异。这就导致黄人《中国文学史》与《章程》的关系，较林传甲《中国文学史》来得复杂。虽黄人编纂时亦以《章程》为指导原则，但因黄人熟稔西学知识，对诸如平等、自由等西方价值观颇为赞赏，又任教于教会学校东吴大学，故黄人编纂《中国文学史》时的具体处理方式及其对中国文学发展史迹的分期意见，则本于黄人的自身学识及东吴大学教学所需的原则，自我发挥之处俯拾皆是。^[40]粗略一观，黄人《中国文学史》给人印象颇似是以西学理论体系为主，个人色彩浓烈。故学界一向不曾注意到黄人《中国文学史》与各《章程》之间的精神归旨。简要而言，黄人《中国文学史》与各《章程》的关系，略可概括为：以《章程》为原则指导，以西方价值观为理论引导，所论多系黄人的自我发挥。可以说，自1900年至1910年为中国文学史编纂的草创期，其间的著述多属讲义编纂，与彼时学制改革关系紧密，学者往往不得已而为之。既然如此，那为何彼时治中国文学史者会一如既往地加以编纂呢？除上文已述及与近代学制变革多有联系外，我们将从彼时治中国文学史者的经历与思想实质、以治中国文学史者的学术自律为视角，进行另一“途径分析”。这方面的论述此前多为学界所忽略，故仍有展开的必要。

上文已述及近代学制改革者将“人伦道德”与“经学大义”作为改革首要目的之前因后果。其实，对“人伦道德”的突出，非独彼时的官方意识与行为实践，它肇始并深刻反映于彼时有志之士的意识中。虽说彼时政治派别众多，相关主张及意图纷繁复杂。但不管是主改良主义者抑或是导革命主义者、不管是固守传统不通时务者抑或是提倡维新变法者，抛开各家的政治目的及推行手段之间的差异性，就其中任何一派而言，政治目的推行背后对社会道德、人心价值的强调，则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如反对维新变法的张之洞，于《抱冰室弟子记》云：

自乙未后，外患日亟，而士大夫顽固益深。戊戌春，佥壬伺隙，邪说遂张，乃著《劝学篇》上下卷以辟之。大抵会通中西，权衡新旧。^[41]

又，《劝学篇序》云：“《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又说“讲西学必先通中学”“必以中学固其根底”，方可“不忘其祖”。^[42]张之洞著书立说“崇经”正“学”（按，为宋学），皆以“重纲常，辨义利”（《同心》）^[43]，以“宜今之世道”、并规避学子“挟诈营私、软媚无耻之习”及诸学的“流弊”（《崇经》）。^[44]而倡维新变法者如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亦曾指明为学目的，云：“学也者，由人为之，勉强至逆者也。不独土石不能，草木不能，禽兽之灵者亦不能也。鹦鹉能言，舞马能舞，不能传授扩充，故无师友之相长，无灵思之相触，故安于其愚，而为人贱弱也。犀象至庞大，人能御之；虎豹鸷猛，人能伏之。惟其任智而知学也，顺而率性者愚，逆而强学者智。故学者惟人能之，所以戴天履地而独贵于万物也。”^[45]

倘若此两类著书立说的政治意图过于显露，无法归责于学者为著述倡言而作出的偏重于治学本身的自律行为。那么，诸如治今古文经学者（治“三礼之学”者尤甚）对人伦道德的突出，则大略是自身责任感使然及由此延伸的推崇文治教化之学术自律行为的表现。如治古文经学者邵懿辰撰《仪宋堂记》，强调以奉程、朱之学求“圣人之心”，以“发挥圣经，扶翊世教”^[46]，企图维护伦理纲常，正学士为学“内不本身心”^[47]的不正风气。治今文经学者如刘逢禄，云：“《春秋》垂法万世”，又说“为世立教”而成为“礼义之大宗”，故能“救万世之乱”。^[48]应该说，这些有志之士主要以践行儒家价值观为主，故而，他们以自身的“良知”入手，寻求对儒家人伦道德秩序的维护或改造，实是学士自身寻求实现“立德”“立功”“立言”价值观的一种本能反应，是自身的儒家价值观外在化的集中体现。这种反应实如章太炎于《答铁铮》所言：为中国文化固有“依自不依他”“自贵其心”之传统的反应，可以“用于艰难危机之时”；“民族主义如稼穑然，要以史籍所载人物、制度、地理、风俗之类为之灌溉，则蔚然兴矣”。^[49]彼时学士以“复归”与“引古筹今”之举，显然含有此类诉求。因此，张之洞感慨“儒术危矣，以言乎迩，我不可不鉴于日本；以言乎远，我不可不鉴于战国”。^[50]真切道出遍存于彼时有志之士心中的呼声。林传甲、黄人等20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学史编纂者，亦不例外。

二 “人伦道德”“依自不依他”与黄人、林传甲的学术自律行为

黄人（1866～1913），早年多次应举而不第，却“于书无所不读，经史之学及小说，今之名学、法律、医药之说，催眠之术，莫不究”，多与彼时名士如曾朴、金天羽等相交往^[51]。尽管黄人因仕途不顺出现短暂的心理恐慌与精神困顿，且对儒家价值观曾一度产生动摇；但黄人最终复归原生态儒家教义，以推行教育、“开民智”为己任。黄人的这种思想变化过程，实则说明其具有相当的社会责任心。可以说，黄人《中国文学史》所体现黄人的学术自律行为，较林传甲《中国文学史》亦来得强烈，故黄人多次强调修中国文学史，实欲俾“学者有所遵守”。如黄人肯定“孔教之真际”与“墨子之真际”，认可“历史起于以伦理治世之尧舜”的合理意义，^[52]赞同“三代直道之存”的归属意义^[53]。同时，黄人还将“墨子之真际”媲美托尔斯泰^[54]，这种潜在意义指向了人类思想的共通之处，即因适应社会需要而得以流传的思想意识。由此，黄人认为人伦道德对社会发展极其重要，云：“天演竞争，强弱智愚之优劣界已将过渡而入于大德役小德、大贤役小贤之地位。故虽虎狼之俄王，而亦欲与弭兵会”，若无道德之规范，后果不堪设想；故而，“西方之有远识者，亦颇服膺我国之旧伦理”。从这个意义讲，黄人认为儒、墨两家必有成为“全球宗教、教育、政治之一日”，认为原生态儒家、道家教义较于西方的思想，更符合中国实情。^[55]因此，黄人强调“求新法，不如整理旧法”，实乃“旧法”包含着黎民百姓共同遵守的“德礼”，更适合当时的实情。这些意见归根结底在于，黄人对传统伦理道德之于保持社会稳定、消解世人困顿心理等方面的作用的肯定。

不过，黄人主张恢复的原生态儒、道家教义是在与西学进行比较的视野下进行的。因此，黄人在恢复原生态儒道教义的过程中，已加入某些西学方面的思想意识。这种恢复的具体操作与单纯主张恪守传统、恪守原生态儒家教义的做法，则有所不同。它亦不属于“保守国粹主义者”的作为，——如《中国文学史》针对当时青年学生对待中西之学时出现的“厌家鸡而爱野鹜”等情形，批道：“抱保守国粹主义者往往相对太息，谓吾国青年学生，厌家鸡而爱野鹜之习牢不可破，而未审此所谓家鸡者，其风味果足以供人餍饫否也”，知黄人不喜固守，亦恶全盘西化，而主张随时而动、中西之学兼通并重，略含“致用”之意。^[56]导致黄人出现这种思想的重要原因，在于他对中国旧有学术能真正达到“理解之同情”的境界。此中精髓，为林传甲难以望其项背的。试举一例以言说。黄人曾说：

今日科学虽已发明，其脑中遗传迷信之性质，终不能尽去；且诚信与迷信之界限，实际上亦不能分析。信宗教者固为迷信，信科学、哲学者，亦未始非迷信也。盖现在之所谓迷信者，在过去时代固为诚信矣；则至未来时代，今岁为诚信者，安见不仍为迷信乎？故挟此术者，正利用此迷信之心力以见功也。^[57]

在黄人看来，社会及思想变迁不断“进化”，但各种思想与其所存的时代则有合理存在之一面，故其云“现在之所谓迷信者，在过去时代固为诚信矣”；即使现今为先进者亦可能变为未来世界的阻碍者，——某某家之“诚信”则可能变为未来世界之“迷信”。正是“诚信”与“迷信”的界限难以截然分离，黄人才主张予以深刻“理解”，而后方能“同情”其存在的必然。因此，黄人尽管接受西学思想，却肯定中国固有学术之于社会发展的合理一面，此为黄人撰写《中国文学史》的基本思想。^[58]

林传甲（1877～1922），曾于1896年创办湖北时务学堂，后又创办衡州时务学堂、常宁时务学堂，颇受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南学政柯劭忞的赏识，并曾赴长沙任教。这期间，因目睹清廷的无能而主张改良，常发阔论抨击时弊。之后，林传甲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会福建应试（此年补行庚子、辛丑年并科乡试）；1904年，经严复推荐，被聘为京师大学堂文科教授，编《中国文学史》；1905年拣选广西知县，并赴东京考察政治与教育现状；1906年，调任黑龙江办学，民国四年（1915）南归^[59]。林传甲兴办教育、撰修方志，实为“明匹夫之责日”^[60]，故其自勉联云：“万卷图书益人神智，几枝秃笔供我指挥。”林传甲主张改良，尤其是任教京师大学堂前，其主张与张之洞等人较为接近，因此，林传甲必然完全践行《章程》旨意编纂中国文学史。这是其自身责任感使然及由此延伸的推崇文治教化之自律行为的表现。江绍铨于光绪甲辰（1904）作《中国文学史序》时，曾说：“林子所为非专家书，而教科书，固将诏之后进，颁之学官，以备海内言教育者讨论焉。其不可以过自珍秘者，体裁则然也。”^[61]此处言“诏之后进，颁之学官”，就道出林传甲编纂《中国文学史》的动机与“后进”及“学官”紧密相关，可见，林传甲编纂《中国文学史》时灌注了其强烈的责任感。“备海内言教育者讨论”，则是林传甲治学严谨的自律行为的体现。

可见，黄人、林传甲恪守各《章程》的精神及其具体的内容设置，实因各《章程》的精神与他们的追求相合拍。不过，这种合拍的重要前提在于林传甲、黄人因生活于科举废制的前后，对科举的利弊有着切身体会。一方面，两人均谙熟科举制艺。1902年，林传甲参加乡试时，该试共计含论、策、书义、五经义等13题，而林传甲高中第一名举人，为解元；是知林传甲谙熟四书五经、诸子文章、词章制艺等。黄人虽多次应举不第，其早年入私塾问学于秦鸿文，习制艺用文，对经史子集之学多有发明。正是二人曾将此道奉为圭臬，故对含有过渡废止科举之用的各《章程》学科设置及其个中精义，领悟深切，以至编纂起文字、音韵、金石、诸子之学等讲义内容时，如此得心应手，信手拈来。^[62]另一方面，科举废制之后，彼时士人多有所徘徊。而林传甲、黄人显然皆深刻意识到由此而带来的诸多不良社会影响与思想困顿之处。因此，林传甲力主教育、修方志以期缓解时人的人心道德沦丧之局面。而黄人则因落第的切肤之痛，曾出现过短暂的精神困顿期，对废制后果的体认较林传甲来得强烈；而后黄人任教东吴大学，广泛接触西学知识，但最终回归原生态儒家教义以批判弥漫于当时的驳杂的衍生态儒家教义，这种思想转变很大程度归因于彼时科举的废制。可见，林传甲、黄人对科举废制对于彼时士人精神困顿、价值取向，乃至动摇旧学根本的影响，多有思索。执行各《章程》的旨意，从某种意义讲，就是他们熟稔旧学之认同感使然，并由此萌生“保存国粹”的举动。可以说，这两部文学史将“说文学”“音韵学”“周秦传记杂史周秦诸子”“群经文体”“各种纪事本末”等课程编入《中国文学门》的最大原因在于，编纂者对维持社会“人伦道德”“保存国粹”、教育“致用”等深切认同所产生的责任感使然。这种学术发展实情，远非今人强调的彼时进行“新”“旧”学术体系对接时而引发矛盾之表象这般简单。林传甲《中国文学史》引入笹川种郎《历朝文学史》，而干脆不提“文学”定义，直依各《章程》而撰；黄人《中国文学史》虽列太田善男《文学概论》中有关“文学”定义，对“文学”论述却大体依“中国文学门”文治之意^[63]。这种情况一方面表明两人对西方文学理论有一定的了解，另一方面表明两人更注重文学史所应担当的教化意义。又如，黄人已意识到东西学术体系之间的差异性，并最终选择部分借用西学框架体系而以中、西之思想体系相融通的做法，则是黄人预先设想编纂《中国文学史》的致用意图所致。虽然林传甲、黄二人的思想经历具有若干相似之处，编纂中国文学史时亦有相似的目的意图，这两部文学史亦体现出若干共性特征，但这两部文学史在具体的编纂策略、体例框架上又有诸多不同，编纂时仍有若干个性旨趣。^[64]其间同中之异、异中之同的情形还是比较明显的。

由此看来，讨论中国文学史草创期的相关情况，更应着手于彼时的背景、编纂者目的及其所可能具备的知识体系而展开。我们反思彼时编纂中国文学史的成绩时，当以彼时的情况为主，而不应将其直接纳入以各种文学史理论体系为主的批评框架中。可以说，1910年前的中国文学史编纂虽然作为中国文学史书写的肇始期，但1910年前治中国文学史所遇到的诸多特殊情况，决定彼时产生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只能是近代中国学术体系改良过程中所出现的典型个案。它亦不像1910年之后出现的中国文学史著作那样具有如此众多的个性特征（但仍有一定个性旨趣）。此时，“纯文学”体系并未成为编纂中国文学史的绝对主导，它与1910年后的中国文学史著作虽同属于文学史体系，却有着本质差异。——而游离于现代学科体系之外，故应以“理解之同情”相待。

第三节 文学史视域下的“小学”编纂

既然黄人《中国文学史》、林传甲《中国文学史》等著述与彼时寻求儒经复归的学制变革及士人精神诉求的大势存在很大关系，那么，它们所体现出来的治学路径与彼时的学术氛围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黄人、林传甲是如何践行“依自不依他”的文化传统呢？此类传统又如何影响彼时中国文学史的编纂选择呢？应当说，“小学”编纂之所以成为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史编纂的重中之重，除了近代学制变革提出相应要求之外，更在于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史编纂者已充分意识到“语言”作为时人知识活动与交流情感的重要媒介，往往具有一定民族性、国家性的规范价值，能够凝聚本民族的情感表达倾向、规范相应的话语使用习惯，以此增强对国家运行体系的熟悉度与民族认同感。对于近代中国而言，所谓“语言”，不外乎就是以文字、音韵及训诂为主体的“小学”传统。因此，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史编纂者希望通过对“小学”的强调，以便促使时人能够了解“小学”知识与表达习惯，进而知晓“小学”传统及其背后所蕴含的民族主义倾向，借机保持社会的安定、进而以一种平等的心态接受外来文化的挑战，最终赋予“小学”内容具有一种超越时空所限且具有典型民族特性、国家归属感的“中介物”，以此践行维系社会人伦道德的重要手段。黄人就明确指出“文学者，世界文明之一原素也；音韵者，文学之一原素也；人声者，为世界文明之一原素，而又为文学、音韵之一原素也”^[65]，试图以音韵及“人声”作为探寻“世界文明”的凭借。兹基于学界非议黄人、林传甲所编纂《中国文学史》文学观的混杂、不符现代学术体系等情形，以及黄人、林传甲思想与精神诉求中的客观“实在性”等情况，兹以黄人《中国文学史》、林传甲《中国文学史》所涉及的“小学”相关部分编纂为例，分两步骤略以申述：一是，讨论清季“小学”传统与文学史视域下的“小学”表达之间的关系；二是，讨论黄人、林传甲治“小学”的思想及路径对各自编纂中国文学史的影响。

一 文学史的“小学”内容如何编纂

对此，我们应先了解黄人《中国文学史》、林传甲《中国文学史》对“小学”的论述。而此处指称“小学”，主要包含文字、音韵、训诂之学等内容，因此，这里讨论的就是文字、音韵及训诂学等“小学”内容在文学史视域中的表达。我们知道，清季“小学”的发展蔚为大观，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尤其是经过顾炎武、江永、段玉裁、戴震等人一脉相承，形成了较为完善的音韵学体系。——他们力求以音韵为根基达以训诂，融通经史，遂使清季“小学”有别于前代，特征鲜明。顾炎武主张通“音”以解“经”云：因“今世之音改之”使得今人不通“三代六经”，又云：“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66]以之为治学之本。段玉裁则将顾炎武等人的治学传统概括为：“治经莫重于得义，得义莫切于得音。”^[67]因此，清季治“小学”的路径有别于宋明时期，以至于清季学者多批评宋明治学不明“音”与“韵”为小学之“经”与“纬”^[68]。晚清时，经过章太炎、刘师培、黄侃等人的揄扬；^[69]至此，以音韵为本以通“小学”、治“经”之风，遂成为学界的主流。而且，晚清学人对过于注重训诂的宋明治学路径，鄙薄愈甚（宋明音韵亦有发展，如《中原音韵》等，却未成为学界主导）。比如，章太炎《国故论衡·小学十篇》云：

凡治小学，非专辨章形体，要于推寻故言，得其经脉，不明音韵，不知一字数义所由生。……盖小学者，国故之本，王教之端，上以推校先典，下以宜民便俗，岂专引笔画篆、缴绕文字而已。苟失其原，巧伪斯甚。^[70]

刘师培《汉宋小学异同论》亦云：

上古之时，未造字形，先造字音及言语，易为文字。^[71]

黄侃《〈国故论衡〉赞》亦云：“尝闻文字之本，肇于语言，形体保神，声均是则”，力批“采音而遗其形，见彼而隐乎此”等治学情形，^[72]等等。

基于这种背景，黄人讲授“小学”时，亦首先批判学界治“小学”过于重考据的情形，云：“治文字者，文学之性质一变为美术的性质；其稍知考据者，又不审名与字之分别，虽多所发明，而千头万绪，令人眩惑，浸成今日无意识的文字现象，此一变也。”又说：“彼所谓韵学家、训诂家者，虽未尝不于音韵上妄加分别，而其所分别者，实与文字及音韵之关系上，绝无价值也。”^[73]所谓“无意识的文字现象”，即为不重视音韵的形义考释等治学路径。据此，我们大略推知黄人强调以音韵为基而治“小学”的思想。不过，黄人对音韵之学多有独见，非照搬彼时学界主流，而是以“人之声音”为研读音韵的突破口，云：“声音者又随时代而变，故居今世而能读古音者盖鲜”，认为“小学之可贵处”在于“不独考核古今之异同”而在于对“人之声音”的复归。又说：

时代既迁，声音亦渐趋于微异。其声音之属于语言者，既随风气之通塞、人事之繁简而纷歧万态。而在文字上，则重形不重声、徇目而不徇耳，不似他国文字之必始于调音合韵，而后能从事于文法也。故文字发达垂数千年，至梵典西来，始有音韵之学，其初则文字自文字、音韵自音韵，一若绝无关系者。而我国文字，遂成为一种特色。据其点画，则虽极山陬海澨，而通辨其音声，则虽一乡之中、一人之口而绝无定准。彼斤斤于音读者，就一字而妄生分别，谓某字当读某音，某字不当读某音，试叩其所以然之故，及与文字有何关系之故，亦瞠目而不能答也，即强为之解，曰此古今南北之分耳。然古人所留文字，仅可接之以目，而不能接之以耳。彼讲求古音家，所谓文字源流正变者，既无以母摄子，似西文上溯希、罗古音之法，但执几卷死书为证，而欲以今人一时之目，代齐古人数千百年之口耳，抑亦傎矣！南北音异，固也。然必能通今日之方言，始能悉前人声音交通之故。

此文有几点值得注意。首先，黄人肯定音韵学，并以此作为治学之本。这种肯定的最大原因，在于黄人认为，“文学者，世界文明之一原素也；音韵者，文学之一原素也。人声者，为世界文明之一原素，而又为文学、音韵之一原素也。”而“声之出于感情”，故能表达人之情感及“精神”。因此，黄人的论述主要着眼于音韵达人“感情”的角度，认为历史的变迁使得文字逐渐失却达于人之声音，进而达于“人之精神”的功能：历史变迁及个人的思想亦往往迥异，“思想既种种不同，而其发为声音者，亦自有别”，只有通于人的“声音”才能明白音韵变迁，才能了解文学，乃至文明变迁。这种意见就是对章太炎所谓“治小学者，在乎比次声音，推迹故训，以得语言之本；不在信好异文，广征形体”^[74]的最好说明，亦是对清季“小学”治学传统的发扬，进一步融合文字之形音的关系。只不过，随着“西学东渐”的加深，晚清时期音韵学的发展较于雍、乾、道等时期而言，有其特殊之处。晚清学者逐渐引入西方的人体结构学，来讨论人的“发声机”结构以求明了“音韵”之学，利用西方的字母体系来重排汉字音韵表，故而，晚清音韵学体系较先前要来得系统与科学。黄人《中国文学史》就辟专节讨论人体“发生机”的工作模式及对语言的影响，认为“音韵出于自然，本无区别”，关键在于不同地域之人的“发生机”工作模式不同而致。

其次，黄人注意到梵音的输入对清季音韵学的影响，同时结合“希（希腊）、罗语言”的特色，注意在“东西各国相互交通”的情况下，通过比较汉语与其他语言的特点来了解中国音韵学的发展情形。黄人多次强调“吾国音韵之学直接由梵音成立”。并单列“梵音字母”一节，对其中的“元音”及“僕音”系统多有发明。

再次，对方言研究的重视。黄人认为“古今南北之殊，其实音由方域而异，而一方域中且互有参差，若古今之界，更无定点”，并由方言的差异特点推导出古今韵异同的原因，云：“世所谓古韵者，盖以韵书所列之韵相较，而强为区别耳。顾韵书之分类，亦人自为说，而无一定，故谈韵者愈多，而其道愈歧”，以至于“随人随地而成声”。因此，考求音韵当于“地理、社会、种族、雅俗、清浊之互殊，而知其流别，而尤当胪举古今有韵之辞，一切比较以通其变”。这种着眼于地域差别的思想，从语言发展的地域实际及其独特性入手的求实方法，虽然带有“实证主义”的因子，却无疑较为精确地道出语言发展的实际情况。故而，黄人感叹顾亭林、毛奇龄于音韵学“用力虽勤而终不能尽餍人心”。这种感叹实际上反映出晚清学者对音韵学的认识，已达到了更深层次。可见，黄人对方言影响音韵的强调实属高明之见。

我们知道，方言学是音韵学的重要一环，但清季治“小学”者于此用力者甚少，除刘继庄等少数学者外，直至章太炎著《文始》《新方言》方有所扬起。^[75]而黄人能对以方言治音韵的价值予以充分考虑，颇有前瞻之明。当然，黄人认识与章太炎的合拍，并非偶然。据金鹤翀《黄慕庵家传》云：“尝遇章太炎于苏州，相与讲学数月，慕庵自以为弗如。”^[76]陈序轮《关于黄人》亦云：“摩西少抱种族革命思想，与章太炎先生为莫逆交，太炎曾任东吴讲座半年，即由摩西所聘请，终以苏州巡抚向校长孙乐文勒索章氏，章氏乃不终席而去。”^[77]钱仲联《辛亥革命时期的进步文学家黄人》又说：“黄人和太炎讲论学术数月，自以为不如太炎。太炎著《訄书》，倡言反清革命。清统治者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等勾结东吴大学当局迫害太炎，解除聘请。太炎离苏走海上，黄人继续留在东吴任教，直到民国以后。太炎主张革命，两人同事，朝夕晤谈，黄人不能不受太炎的影响。但黄人并不像太炎那样，直接写政论性宣传文章鼓吹革命，而是在商讨学术、论述文学两方面有所间接反映。”^[78]1901年，章太炎任教于东吴大学，据冯自由所言：“章氏在东吴，‘掌教将一载，时以种族大义训迪诸生，收效甚巨。有一次所出论文题目为《李自成胡林翼论》，闻者咸以为异。事闻于苏抚恩铭，乃派员谒该校西人校长，谓有乱党章某借该校煽惑学生作乱，要求许予逮捕。章闻警，即再避地日本’。”^[79]章太炎在东吴大学极力宣传民主与革命思想，“收效甚巨”，又与黄人为莫逆交；故而，黄人思想受启于章太炎，亦不无可能。将黄人思想与章太炎思想进行比较，二人的思想主张的确有诸多相似之处：均徘徊于改良思想与革命行动之中，都意识到解决社会的现实危机与精神危机的重要性，皆认为保存“国粹”有利于维持人伦道德与社会稳定，并孜孜以求。这些情况，深刻反映出彼时身处危机的有志之士，试图寻求救国图强的不懈努力。可以说，黄人、章太炎对“小学”的强调，尤其是对“音韵”学的推崇，并保持相当一致的步调，正是基于“文字训诂，必当普教国人”^[80]的共同认识，亦是二人具有共通的精神追求的表现。

最后，基于上述认识，黄人强调“小学”应顺应时代需要进行自我改造，与“今之通各国文字等”。学者“于土音之外，必当通所谓文言及各国文字者”，对“文字”诸弊力求“改良纠正”。这种改良最终目的是要求通过求于梵音、希腊、罗马语言及方言，最终达到以文字通“人之声音”，进而通“人之精神”的意图。但黄人反对如“沈氏之《盛世元音》、王氏之造简字”等“思改良”者“从欧文、东文中豪夺巧偷，改头换面而为之”的行为，主张改良应该在对“国语语言文字、古今远近迁流变化之故”予以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

相较而言，林传甲《中国文学史》对“小学”传统的书写要简陋得多。林传甲《中国文学史》与此相关章节分布于前三篇，为：“古文籀文小篆八分草书隶书北朝书唐以后正书之变迁”“古今音韵之变迁”“古今名义训诂之变迁”。它们几乎按照《奏定高等学堂章程》之“说文学”“音韵学”的有关规定而略以描述，使得我们很难明确判断林传甲具体的“小学”主张。不过，这三篇分立于整部文学史之首，本身就足以说明林传甲强烈推崇治文学（林传甲《中国文学史》主要着眼于文治之学）“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的思路。林传甲对当时治“小学”的不正风气进行了猛烈批评，言：

今日学有根柢之士，于音韵罔不涉猎，其未习古音者，又力疲于欧罗巴之音而不暇及此。故讲义从略焉。先正专书具在，入大学堂经学、文学专科者，庶能深究其旨焉！^[81]

据此，我们略可推知林传甲治“小学”时，当与彼时学术界的主流思想保持着一致性。林传甲又于《古今音韵之变迁·群经音韵》中说道：

生民之初，必先有声音而后有语言，有语言而后有文字。诗歌之作，应在书契以前。但求其音之叶，不求其文之工也。《尚书》非有韵之文也。“夔之典乐”，依永和声，其音韵之始乎！《皋陶》《赓歌》《明良康》《喜起熙》之词，皆韵文也。^[82]

这就是对清季小学家之“上古但有语言，未有文字，语言每多于文字，亦先于文字。事物之变换迁移谓之易，此一名也；蜥易之为物，以双声名之，此又一名也。未立蜥易字之前，不可谓无变易之语”^[83]等观点的肯定。又，“东西各国字母”一节的论述，最可深见林传甲的“小学”功力及其与彼时学术界主流思想的关系。云：

今日东西各国，皆以字母为文。第一字母，东人作，西人作A，则东西之音皆同。读之如阿。中国清文十二字头，第一字亦作阿。畴昔阿字，为陵阿之义，收入歌韵。今则《钦定音韵述微》，收入麻韵矣。古音麻韵之字，皆与鱼、虞相从。字母出而中国始有麻韵也。阿字其天然之元音乎。日本落合直文著《言海》，凡外来语言，皆表而异之。中国地大人繁，梵词蛮语，古时流传至今者，文人学士且习焉而不察也。今日东、西新名词，侵入中国。不但文字变，言语亦变。上海有洋泾滨语，不中不西。即西人学华语而未成、华人学西语而未成者所组织也。此亦文字大同之始基也。日本字母，出于中华。泰西字母，皆源于罗马。中国一字，日本并合数字母而始成。英、法、德、俄用罗马字母，而并法各异。且英、美同文，而言语微歧。法比同文，而言语微歧。德意志各联邦，文字同而言语微歧。他日世界大同，欧洲列邦必同用罗马古文，亚洲列邦必同用中国汉文。或名词皆定为汉字，而以字母绾合其间，东西人皆可读。而交通之机，庶无阻滞也。^[84]

需要注意的是，林传甲亦认为中西语言具有互通的可能。林传甲强调汉字可成为国际通行之语言的原因，除开政治意图等影响因素外，这种意见已深刻反映出林传甲对汉字音韵及言语系统的认可，同时，其亦注意到汉字系统自我改造与改良的不可避免。又如，《修辞当知颠倒成文法》云：“与其习西人辨学、东人论理学，何若取《论语》二十篇，实力研究之，以折衷万国之公理乎。又有颠倒成文而意不变者，如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推之《大学》之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皆颠倒而意不变也。初学此意，宜仿之云。文学者，开通民智者也，又颠倒其辞云：开通民智者文学也。如此解法，初学当有无数触发矣。此类论辨，东、西人皆作圈，留心辨学者，自能会通。”^[85]据此可知，林传甲所谓“会通者”，颇有留心东（指日本）、西（指欧美）之学而保留传统精髓之意，亦即会通东、西与恪守传统精髓并重之意。

由此看来，黄人、林传甲均强调音韵为“小学”根基，注重“小学”对研读文学的重要性。同时，皆认为研治“小学”应当与时俱进，强调应对中国旧有学术体系的自我改造。出现这种思想的原因，大致有数端：一是，近代学制变革即为适应政治、社会的发展需求，各《章程》明确要求对学者可以参考日本《中国文学史》《中国法制史》、西方译本等同类教材，“斟酌采用”，^[86]这就向彼时学者释放了向西方学术靠拢或借鉴的信息。二是，尽管黄人、林传甲对中国固有之学多有研究，主张巩固旧时人伦道德，但他们同时具有丰富的西学知识，对西学的了解已达到较深程度。因此，他们亦主张与时俱进，改造中国固有之学。只不过这里存在“体”与“用”的区别而已。三是，晚清“小学”领域自我调节的情形颇为突出，黄人、林传甲的主张仅仅是中国学术“穷则思变”的自我调节体系在编纂中国文学史领域中的具体表现罢了。

二 “小学”内容对黄人、林传甲编纂中国文学史的影响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将对上述“小学”内容及其实践路径如何对编纂中国文学史产生影响等问题，略以述说。

首先，简述“小学”内容对编纂中国文学史之思路所产生的影响。清季“小学”家往往强调语言“多于文字，亦先于文字”，也重于文字（戴震）；“上古之时，未造字形，先造字音及言语，易为文字”（刘师培），学界遂奉为圭臬。具有“小学”功底的黄人、林传甲等人充分接受这种思想，并以此作为组织中国文学史源头书写的指导。黄人《中国文学史》曾说：

文学以文字为成分，则必谓有文字而后有文学矣。殊不知文学之名目，虽立于有文字之后，而文学之性质，早具于无文字之先。何则？文学之位置最高者，莫如哲言；文学之部分最广者，莫如诗歌。此二者，在未有书契以前，久已潜行社会。即文字界已经开辟，而刍荛所采，輶轩所陈，皆由不知文字之人而来，以文字表之，固谓之文学。然文字不过为其模型，安有模型为文学，而真象反非为文学者？故欲知文学之真际，当求之未有文字以前。且拘牵于文字，反易涣文学之真精神。……质言之，则文学为主，而文字为役；文学为形，而文字为影；文学为灵魂，而文字为躯壳。离绝文字，固不能见文学；瞻徇文字，亦不足为文学。^[87]

这里的“文学”不是“纯文学”的概念内涵与价值指向所能包容的，亦非指代文治，而是人类文明的代名词。而求“文学之真际”于文字发生之前，即包括探寻人类之历史、思想等方面的变迁。这也是黄人所强调的达“人之精神”的最本质要求，并以之为潜行于社会的“真际”。在这种思想作用下，黄人《中国文学史》在《上世文学史》中辟《文学之胚胎》专节，着重讨论“诗歌”“神话”及“格言”等文字发生之前的文学。尽管后两种文学体裁分类借鉴了西方文艺理论，但黄人对这两种分类的认同与引用，显然是基于上述思想而展开的。故而，《文字之母》一节又说：

歌谣为文学之初祖，为言语发达之一种，所以表绝对的感情者也，而文字中之有声音而无意义者，大半出于歌谣，通常如“兮”“乎”“耶”“只”“猗”之类，特别者如“妃”“呼”“豨”之类。^[88]

可见，黄人对歌谣的认可，就是对“诗歌”“神话”及“格言”于文字产生之前达“人之精神”的表达。应当说，这里的歌谣指代的是与“神话”“格言”并列的“诗歌”，故而，《文学之胚胎》又说：“古之文学大约分为四类：一为诗歌（出于谣谚）；一为神话（为历史所本）；一为格言（箴铭所本）；而研究自然之学，发达甚早，其撰述亦颇可观，且深含哲理（吾国自然学所以不进步者，以偏于哲理而缺乏科学性质）。”^[89]据此文及“文学之胚胎”的相关论述，知黄人对“六经”形成前的历史文化的探索，系根植于文字产生以前的文学“真际”，与“纯文学”理论无关。大略而言，上述“小学”思想对黄人《中国文学史》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对文学之起源、文学探讨的内涵乃至文学史观等方面，更是影响黄人对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与文学史意义的评价尺度。

而林传甲《中国文学史》亦将文学肇始延伸到“书契发生之前”，云：“凡后世民生日用之器，皆古人艰难缔造以成之”，并认为书契的缔造与“八卦”及《易经》紧密相关，“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90]尽管林传甲未曾详细展开，但这种思想蕴含的“小学”因子，足见颇浓。无独有偶，刘师培曾于《经学教科书》（下篇）讨论《易经》与中国学术的关系时，其中一项就是论述《易经》与文字的关系，认为：“《易经》一书，上古之时，以之代字典之用”，认为象形文字起于“八卦”；又说“卦名之字仅有右旁之声，为字母之鼻祖”；而“字义寓于卦名，即以卦名代字义，为后世训诂学之鼻祖”。^[91]可见，“小学”治学思路与范式对时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及方法论均产生过不可估量的影响，它对编纂中国文学史的影响亦显而易见。

其次，突出治学当重音韵、进而强调文字达“人之情感”之路径应当成为中国文学史的书写重点。这种影响的最大表现是，强调文学对“人之情感”与“人之精神”的反映。上文已述及，黄人等人推崇通过音韵治小学，进而注重达“人之声音”。而因“声之出于情感”而关注“人之声音”与“人之情感”的关系，最后强调对“人之精神”的表达。在这种认识的主导下，黄人下结论说：“人声音者，为世界文明之一原素，而又为文学、音韵之一原素。”因而，黄人《中国文学史》论述的重点之一，即强调文学如何从“政治权、宗教权、教育权”的压制中一步步实现对“人之精神”的表达。不过，这里对“人之精神”的强调是以原生态儒家教义为根，同时吸纳了西方平等、自由等思想熔铸而成的，带有某些西方文艺理论的影子；但“小学”思想带来的影响，亦不可忽视。由于林传甲《中国文学史》与黄人《中国文学史》产生的原因及目的略有不同，故而，林传甲《中国文学史》对这方面的表达较少，仅于第五篇“修辞立诚辞达而已二语为文章之本”中略有涉及；且阐述得模棱两可，无法进行深入分析。

同时，由重视“小学”内容而延伸的，促使黄人《中国文学史》、林传甲《中国文学史》必然会对韵文文学即词章之学，多有关注。如黄人《中国文学史》在《音韵》一节中，即用大量篇幅讨论“词韵”“诗韵”“曲韵”及它们之间的异同，侧重点大略为词章之学与“人之情感”“人之精神”的关系；其所展开的具体论述亦如此，如《文学全盛中期》对屈原的评价：“熔天文、地理、人文”以“成一代之才”，以“灵均为开辟穷愁著作世界之元祖”；又说“内则有上官、子兰、郑袖之徒，迫至于憔悴忧伤之境；外则有奇鬼游魅种种灵怪，相逢于萧间寂寞之中，故能破天荒，而别成一家（《三百篇》系总集，韵语之有专集，自屈始），遂开禹甸词章之派”。^[92]需要指出的，这里对“情”的表达与古代文论所强调的“情”紧密相关，均是对儒家中庸之义的强调；同时又加入许多新成分，比如认可西方平等、自由的思想所体现出来的自然而纯真的本能之情、本根之情及本真之情等。这时候，黄人对“人之情感”的追逐已不再局限于价值观视域，更多是一种思维方式延续的反应。——其源头就是“小学”思想。这与刘师培《文说·析字篇》所说：“自古词章，导源小学。盖文章之体，奇偶相参，则侔色揣称，研句练词，使非析字之精，奚得立言之旨？故训诂名物，乃文字之始基也”^[93]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可以说，“小学”思想对黄、林二氏的影响已深入他们的思想深处，不知不觉地影响他们对文学史的编纂。

再次，重视文学的地域性差别及书写重点。晚清时期学界注意研究方言，实与彼时地理学的兴盛关系颇为紧密。中国地理学本为历史附庸，这种情况直至晚清时期才有所好转。晚清地理学兴盛于“西学东渐”激荡的背景下，伴随西方地理学著作大量入传而形成了诸多新的学术方法与理论体系，更主要的是晚清时期治地理者大多“以考古的精神推及于边徼，浸假更推及于域外，则初期致用之精神渐次复活”^[94]。因此，尽管推动晚清地理学发展的原因错综复杂，地理学所带来的影响亦无法三言两语说清，但它对当时学者某些观念的触动及带来的影响，如宇宙观、时局观等，是十分深远的。这已成为当时学界的共识。在这种情况下，彼时掀起了一股撰修“方志”热潮，对方言的研究亦与此有关。这些背景对治文史者的最大触动在于，促使他们关注学术的地域差别。彼时学界关注学术地域性特征者，亦不在少数。典型者，莫若刘师培。刘师培于《国粹学报》（1905年）第二、六、七、九期连载《南北学派不同论》，明确指出“三代之时，学术于北方，而大江以南无学。魏晋以后，南方之地学术日昌，致北方学者，反瞠乎其后”，之后刘师培分析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大略有二：北方战乱，生民南迁，“流风所被，文化日滋”。又说：“古代之时，北方之地，水利普兴，殷富之区，多沿河水，故交通日启，文学易输。后世以降，北方水道，淤为民田。而荆、吴、楚、蜀之间，得长江之灌输，人文蔚起，迄于南海而不衰。”故而，刘师培总结古今南北学术异同时，指出：“就近代之学术观之，则北逊于南，而就古代之学术观之，则南逊于北。盖北方之地乃学术发源之区也。”刘师培又从诸子学、经学、理学、考证学、文学诸类学分而言之，如评南北考据学差异为：“南人简约，得其菁英；北人深芜，穷其支叶。”^[95]而后，刘师培更是开辟专文《论研究文学不可为地理及时代之见所囿》再次申述，批判彼时学界认为南北学术的不同“只六朝时代为然”^[96]等观点。检视刘师培的观点，我们知道晚清学者的地理空间观逐渐带有全局性，即注意到学术于不同时期的发展动态存有地域差异之一面，将地域观念融入“进化论”思想而导出地域差异自古而然的认识。如刘师培认为南北环境的变迁一直衍变进行，不同时期的南北学术差异并不尽相同。

在这种背景下，既已重视方言研究、对“进化论”有较深认识的黄人，必然会重视对文学地域差异的探讨。黄人在《分论·文学全盛中期》中，曾设“南方文学”与“秦之文学”专节讨论汉代之前文学发展的地域差异。^[97]此举足以说明黄人对地域文学的观照态度。因为黄人的此类认识非苟同将魏晋南北朝学术之南北差异作为差异源头的通常做法，而是将之推溯到文明发生的早期，对地域文学的认识已达到较深程度。比如，《中国文学史·分论·文学全盛中期·南方文学》云：

战国以前，风流博雅之彦，多产于北方，其号为能读典坟丘索者，仅有倚相耳。西方诸国，荆楚为雄长，自鬻熊立国，以至筚蓝开基，实未臣服于周。姬氏册府，虽列之五等，楚未尝受地（大约与《明史》所记封丰城秀吉为王相似），观诗传所记，惩荆舒尽诸姬，及首称王号，其雄略可见。……至战国则奄有吴、楚，北及齐、鲁，几占领中国本部之半，又不幸而忽亡于嬴氏。然三户讴思，江东一旅，卒踣秦鹿。其开国之规模宏远，立国之根基巩固。政界之元公，学界、文界之孔子，皆不得系属之。故国民之思想，亦高出于北方。若吴、若越，当其盛时，兵革之众，虽与楚势均力敌，而文学之坛坫，则无敢登者（虽有子游以文学名，然系北学派）。且北方学者，虽高如儒、墨，其立说必曲附先王，其陈义必隐于世主。南风独竞，前有老氏之学，上法自然，举尧、舜、三王之糠秕尘垢，簸扬一空；后则有屈、景之徒，寄神思于九天、九渊，吹嘘数百年，拘挛枯腐之心花意蕊，而活动其自由。故楚辞一体，在周、秦诸子中为创的，而非因的；为主观的，而非客观的。其与道家言，正如西方鄂谟名篇、犹太圣典，为宇宙中对峙之大文。而词章一门，由此始成阀阅。^[98]

这种从地域差异来论述南北文学异同的思路与刘师培相通。——虽与晚清地理学的兴盛有关，但黄人对这种地域差异性的认同当是在继承中国固有学术传统的基础上形成的，属于批判式吸收的范畴。这与重视“小学”传统，乃至重视中国固有之学的思想相一致。

而林传甲《中国文学史·古今音韵之变迁·三合音》亦云：

中国文字，应习者凡五种文字。中原志士，仅知其一，不知其二焉。《大学堂章程》“中国文学门”未尝及此。今因论三合音类及之。他日大学成，增设满、蒙、回、藏文字，造成边帅之才。传甲愿为建议之人焉。^[99]

又，《古今名义训诂之变迁·方言之训诂名义变迁最繁》亦云：

《方言》之三卷，“荐”字、“斟”字，采及朝鲜。今虽同文已自立而见屈于强邻矣。然中国旧属琉球、越南读汉文而生异义、造新字者，尚无专书可考也。^[100]

尽管林传甲的本意在于强调中国文学发展的“文体变迁”及其所体现出来的“致用”意图，但此处所言亦可说明林传甲对各地方言之搜罗整理、民族语言等情况的关注，从而重视各种“文体”的地域性差别。

最后，因强调“小学”应自我改造之思路延伸而来，强调文学发展应随时代需要而不断进行自我改造。可以说，林传甲《中国文学史》、黄人《中国文学史》均强调文学的衍变及其体系建构应进行自我改造，且以黄人《中国文学史》尤为突出。黄人《中国文学史》在提出“小学”应进行“改良”时，就明确反对“豪夺巧偷、改头换面”等生搬硬套的做法，主张应在深入研究“国语语言文字、古今远近迁流变化之故”的基础上进行。在黄人看来，“有一代之政教风尚，则有一代之学术思想”^[101]，因“文学史之与兴衰治乱因缘”，故而，中国文学史的编纂应与历代文治保持一致。晚清动荡的时局，使得当时文治不堪之状况胜过往常，这就导致黄人产生紧迫的现实危机感。故而，黄人于《中国文学史·总论·文学史之效用》中感叹道：

夷人之国灭人之种者，必先夷灭其言语文字。夫国而有语言文字，此其国必不劣，而国亦有待之而立者，故夷灭之恐不及也。^[102]

据此，黄人认为适应时局、借鉴“西学”以改良中国学术，已无法避免。由于黄人本人掌握诸如世界史学、哲学、心理学、社会学、音乐、教育学、伦理学、外国文学等众多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及包括算学、几何、代数、热学、声学、力学、天文学、地文学、地震学、地质学、矿物学、动物学、植物学、人类学在内的众多自然科学知识，对“西学”的认识达到较高层次。在这个基础上，黄人将这种认识与要求恢复儒家人伦道德、改良固有学术的意图相融合后，使得其编纂中国文学史时，就大量引入如生物学（进化论）、数学（几何主义）及力学（牛顿主义）等近代科学思潮及平等、自由等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以此尝试对中国传统学术进行改良。^[103]虽然最终结果略微偏向西化——“西学”思想不仅深深影响黄人《中国文学史》的文学史观、认识论及方法论的形成，而且成为黄人《中国文学史》体例安排、材料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但这仅是对“中体”与“西用”的把握尺度出现偏差而已。总的来说，黄人《中国文学史》大体践行着黄人所主张的学术自我改良的愿望。

要之，近代学制变革对新式学堂教育造成了巨大影响，从而影响近代学术的变迁，进而影响《高等学堂章程》等章程的设置。而各《章程》的设置既含有“致用”意图，亦是实现因废除科举而致学子无所适从的情形向维持社会稳定过渡的一种安抚性措施，故而，强调对中国固有之学进行改良以适应时代发展之需。彼时学士寻求儒经复归的精神诉求之大势，使得他们的追求与各《章程》的意图相合拍。在这种背景下，林传甲、黄人等参考各《章程》旨意而编纂中国文学史，尽管对各《章程》践行的程度略有差别，但二者均表达了对中国固有之学的认同感，并由此萌生了“保存国粹”等举动。因此，林传甲《中国文学史》、黄人《中国文学史》均将“说文学”“音韵学”“周秦传记杂史周秦诸子”“群经文体”“各种纪事本末”等传统学术编入文学史中。它们所体现出来的治学路径与当时学术氛围保持着极大的一致性，是践行“依自不依他”文化传统的外在化体现。尤其是，这两部文学史对“小学”治学的突出，强调以音韵为基而治“小学”、重视方言研究、强调“小学”传统应与“今之各国文字等”相通以顺应时代的自我改造等思想，几乎左右着20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学史编纂。尤其是，黄人《中国文学史》对“文学者，世界文明之一原素也；音韵者，文学之一原素也。人声者为世界文明之一原素，而又为文学音韵之一原素”，“声之出于感情”能表达人之“精神”等思想的书写，表现得尤为强烈。这种思想对中国文学史编纂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小学”思想深刻影响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史的历史观、价值观及方法论。同时，强调治学重音韵进而对文字达“人之情感”之路径的设置，成为彼时中国文学史书写的重点；而重视对文学的地域性差别、强调学术发展应随时代需要不断进行自我改造等内容，均是彼时重视“小学”传统的外在化表现。

基于上文所述，检视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史的编纂过程，我们更应从彼时社会、历史发展的背景中，予以合理观照。同时，还应辩证地看待中国文学史撰写的早期过程，矫正我们论述的出发点与立足点。对此加以梳理的最大意义在于，文学史的书写不管采用何种视角、以何种文艺理论为主导，其与中国传统学术之间的紧密关系都是文学史书写的重中之重，亦是书写的难点。20世纪初期治文学史学者的这种努力，深刻影响着近代中国学术变迁的趋势，无疑应引起当下反思文学史、重编文学史的学者的重视，以便扬长避短。

[1] 温庆新：《黄人〈中国文学史〉与〈京师大学堂章程〉、〈高等学堂章程〉之关系发微》，《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4期，第139～149页。

[2] 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第41页。

[3] 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第64页。

[4] 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第233～234页。

[5] 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第42页。

[6] 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第42页。

[7] 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第43页。

[8] 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第41～61页。

[9] 有关《京师大学堂章程》《高等学堂章程》如何践行“教育致用”之图，详见温庆新《黄人〈中国文学史〉与〈京师大学堂章程〉、〈高等学堂章程〉之关系发微》（《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4期，第139～149页）一文。

[10] 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第533页。

[11]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第9页。

[12]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第9页。

[13]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七），中华书局，1988，第38页。

[14]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上谕》，载《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四一八），台湾新文丰出版社，1978。

[15] 孙家鼐：《奏大学堂开办情形折》，载《京师大学堂资料汇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第71～72页。

[16] 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第526页。

[17] 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第527页。

[18] 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第530～533页。

[19] 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第531页。

[20] 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第235页。

[21] 梁景和《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论辩》一书的下篇《革命与改良的论战》（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对史学界有关近代史上的改良与革命之间的论争有详述，可参看。

[22] 章太炎：《訄书》（重订本），载《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第135页。

[23] 章太炎：《訄书》（重订本），载《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第154～160页。

[24] 章学诚：《文史通义·原学》（下），四部备要本。

[25] 如章太炎《致梁启超书》云：“所贵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则于典志见之；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则亦必于纪传见之”，强调“通史”对“进化”及“鼓舞民气、启导方来”的特殊作用。（载《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77，第167～168页。）

[26] 此语出自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之《与人书（八）》《与人书（二十五）》，言清初为学之意，尽管清中叶以降，因政统之变化，学者为学逐渐转向“为治学而治”，但晚清特殊的时局，有志之士为学逐渐回归“明道”“救世”之图，1900年以降尤甚。二者在精神实质上是相通的，故此借用以概晚清之学术。

[27] 张之洞：《劝学篇》，载《张之洞全集》（第十二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第9708～9709页。

[28] 张之洞：《劝学篇》，载《张之洞全集》（第十二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第9748～9749页。

[29] 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第342页。

[30] 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第342页。

[31] 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第350～351页。

[32]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第217页。

[33] 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第527页。

[34] 张之洞：《劝学篇》，载《张之洞全集》（第十二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第9749～9751页。

[35] 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第527页。

[36] 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第356页。

[37] 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第356页。

[38] 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第493～494页。

[39] 林传甲：《中国文学史》，武林谋新室，1910，第1页。

[40] 案：对黄人《中国文学史》与各《章程》及西方理论的关系，详见温庆新《黄人〈中国文学史〉与〈京师大学堂章程〉、〈高等学堂章程〉之关系发微》（《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4期）、《近代科学思潮与黄人〈中国文学史〉之编纂》［《中国语文学论集（韩国）》2011年4月第67号］、《有关黄人研究的若干意见》（《江苏电视广播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对近百年来黄人〈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反思》［《汉学研究通讯（台湾）》第29卷第4期］等文的相关论述。

[41] 张之洞：《张之洞全集》（第十二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第10621页。

[42] 张之洞：《张之洞全集》（第十二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第9704页。

[43] 张之洞：《张之洞全集》（第十二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第9708页。

[44] 张之洞：《张之洞全集》（第十二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第9720～9721页。

[45] 姚中秋、闫恒选编《现代中国通识教育经典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第26页。

[46] 丁晏：《邵位西遗文序》，同治四年浙江书局刊本。

[47] 邵懿辰：《孝子王立斋先生传》，载《邵位西遗文》，同治四年浙江书局刊本，第46页。

[48] 刘逢禄：《释内事例》，载《刘礼部集》（卷四），光绪十八年延晖承庆堂重刻本。

[49] 章太炎：《太炎文录初编》，载《章太炎全集》（第4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第392～395页。

[50] 张之洞：《张之洞全集》（第十二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第9725页。

[51] 详见时萌《黄摩西行年与著作略考》（《文教资料》1992年第2期）、王永健《“苏州奇人”黄摩西评传·黄摩西年表》（苏州大学出版社，2000）、黄钧达《黄人年谱（摘编）》（《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及温庆新《黄人〈年表〉三种订正》（《书品》2012年第5期）等文。

[52] 黄人：《中国文学史·分论·上世文学史·文学之胚胎》，国学扶轮社，1911。

[53] 黄人：《中国文学史·分论·文学之全盛期·六经·〈诗〉之文学》，国学扶轮社，1911。

[54] 黄人：《中国文学史·分论·墨家·墨子》，国学扶轮社，1911。

[55] 黄人：《中国文学史·分论·墨家·墨子·〈墨子〉大旨》，国学扶轮社，1911。

[56] 黄人：《中国文学史·分论·文学之起源·文典》，国学扶轮社，1911。

[57] 黄人：《中国文学史·分论·文字之起源·书契之说》，国学扶轮社，1911。

[58] 案：参见本书第二章“古典目录学与20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学史编纂”、第三章“‘外来经验’、古典目录学的杂糅与20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学史编纂”及第五章“个性旨趣与20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学史编纂”的相关论述。

[59] 王桂云：《林传甲以修志为己任》，福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福州文史资料》（第二十四辑），福建政协出版社，2007，第237～250页。

[60] 林传甲：《大中华吉林省地理志序》，吉林教育厅出版，1921。

[61] 林传甲：《中国文学史·序》，武林谋新室，1910，第1页。

[62] 案：江绍铨光绪甲辰（1904）作《中国文学史序》云：“（林氏）甲辰夏五月以来，京师主大学国文席，与余同舍居。每见其奋笔疾书，日率千数百字，不四阅月，《中国文学史》十六篇已杀青矣。吁亦伟哉。”知林传甲仅用数月时间即草成初稿，若非深谙此道及深切体认各《章程》的精髓者，恐不能为之。黄人《中国文学史》虽动笔于1904年，至1909年始方完稿（为未定稿），但黄人《中国文学史》体积庞大，弘制规模，百万余字，平均分制，每天撰近千字，编纂速度亦属较为快速。

[63] 温庆新：《黄人〈中国文学史〉与〈京师大学堂章程〉、〈高等学堂章程〉之关系发微》，《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4期，第139～149页。

[64] 案：具体差异，参见本书第五章“个性旨趣与20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学史编纂”的相关论述。

[65] 黄人：《中国文学史·分论·文学之起源·音韵》，国学扶轮社，1911。

[66] 顾炎武：《答李子德书》，载《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83，第69～73页。

[67] 段玉裁：《王怀祖广雅注序》，载《段玉裁遗书》（下册），台北大化书局，1997，第1084页。

[68] 戴震：《与是仲明论学书》，载《戴东原先生集》，安徽丛书本。

[69] 案：章太炎《致国粹学报社书》（1909）云：“近所与学子讨论者，以音韵训诂为基，以周、秦诸子为极，外亦兼讲释典。盖学问以语言为本质，故音韵训诂，其管籥也；以真理为归宿，故周、秦诸子，其堂奥也。”（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第236～137页。）知章太炎对音韵与语言之于治学的重要性，多有宣传。刘师培、黄侃等人无不受到章太炎的影响。

[70] 章太炎：《国故论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第3页。

[71] 刘师培撰，朱维铮编《刘师培辛亥革命前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第425页。

[72] 黄侃：《〈国故论衡〉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第1页。

[73] 案：本节所引黄人的论断，均出自《中国文学史·分论·文学之起源·文字之起源》（国学扶轮社，1911），除有必要，不再一一注明。

[74] 章太炎：《国故论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第33页。

[75] 案，《新方言》原载《国粹学报》戊申年第1～6号（1908年），是章太炎系统讨论方言价值的扛鼎之作。

[76] 黄人著，江庆柏、曹培根整理《黄人集》，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第365页。

[77] 时萌：《曾朴及虞山作家群》，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第275页。

[78] 钱仲联：《梦苕庵清代文学论集》，齐鲁书社，1983，第106页。

[79]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载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第121～122页。

[80] 章太炎：《国故论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第33页。

[81] 林传甲：《中国文学史》，武林谋新室，1910，第26页。

[82] 林传甲：《中国文学史》，武林谋新室，1910，第13～14页。案：林传甲《古今音韵之变迁·群经音韵》的相关内容与钱基博《经学通志》“小学志第七”几乎完全相同。

[83] 戴震：《易彖象三字皆六书之假借》，载《戴东原先生集》，安徽丛书本。

[84] 林传甲：《中国文学史》，武林谋新室，1910，第23～24页。

[85] 林传甲：《中国文学史》，武林谋新室，1910，第63页。

[86] 详见《高等学堂章程》，载《中国近代教育史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第346页。

[87] 黄人：《中国文学史·略论·文学之起源》，国学扶轮社，1911。

[88] 黄人：《中国文学史·分论·文学之起源·文字之起源·文字之母》，国学扶轮社，1911。

[89] 黄人：《中国文学史·分论·上世文学史·文学之胚胎》，国学扶轮社，1911。

[90] 林传甲：《中国文学史》，武林谋新室，1910，第2页。

[91] 刘师培：《经学教科书》，广陵书社，2013，第91～92页。

[92] 黄人：《中国文学史·分论·上世文学史·文学全盛中期·南方文学》，国学扶轮社，1911。

[93] 刘师培：《文说》，载《刘申叔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影印南氏校印本，1997，第701页。

[94]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第352页。

[95] 刘师培撰，朱维铮编《刘师培辛亥革命前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第369～408页。

[96] 刘师培著，罗常培述《汉魏六朝专家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第153～154页。

[97] 黄人在《中国文学史·略论·文学华离期》中，曾指出：“文治之进化，非直线性，而为不规则之螺旋形。盖一线之进行，遇有阻力，或退而下移，或折而旁出，或仍循原轨。故历史之所演，有似前往者，有似后却者，又中止者，又循环者，及细审之，其范围必扩大一层，其为进化一也。”即是明证。

[98] 黄人：《中国文学史·分论·文学全盛中期·南方文学·〈楚辞〉》，国学扶轮社，1911。

[99] 林传甲：《中国文学史》，武林谋新室，1910，第23页。

[100] 林传甲：《中国文学史》，武林谋新室，1910，第30页。

[101] 黄人：《国朝文汇·序》，载《黄人集》，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第290页。

[102] 黄人：《中国文学史·总论·文学之效用》，国学扶轮社，1911。

[103] 温庆新：《近代科学思潮与黄人〈中国文学史〉之编纂》，《中国语文学论集（韩国）》2011年4月第6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