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三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十任总干事（2009-2017）伊琳娜·博科娃

有许多专门介绍教育的书，但几乎没有一本书能如此深刻地讲述教育是如何成为联合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项优先领域的，也没有一本书曾如此引人入胜地讲述教科文组织的故事及其在通过教育寻求和平与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作用。这本书展示了唐虔博士在教育事业上的专业素养、广博知识与奉献精神，他在中国的国家教育体系以及教科文组织都曾经有出色的职业经历，在教科文组织做到了教育助理总干事的高位。

这本书把我带回2009年，当时我被选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我们的教育部门长期以来缺乏领导力和远见并不是秘密，我们有优秀的专业人才，但缺乏真正的领导，这是教科文组织想要取得成果的严重障碍。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可浪费了。

通过非常激烈的竞争，我决定任命唐虔博士领导我们的教育部门。他有对这个职位至关重要的最扎实的专业背景、职业操守和经验。这大概是我作为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所做的最好的决定之一，因为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做事之道是专注和包容的，他了解联合国系统，能够与我们的合作伙伴共事。同样，他也有能力分析大趋势，帮助教科文组织在需要的时候改进工作方式，同时调动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以完成既定的目标。

虔^[1]必须重建教育部门，接触合作伙伴，争取他们围绕共同的目标而努力；他还要激励他的同事不断产生新的想法和创新的工作方式。他成功了。

在这一过程中的一个挑战是，如何改变当时全民教育过于关注小学教育的有限视野。21世纪的各种挑战和科学技术的巨大机遇需要一个整体教育观，以建立一个知识型社会。换句话说，我们要超越初等教育，推行12年的教育，包括义务中等教育并把教育质量作为目标。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还记得我们在2010年初的第一次讨论，当时虔带来一份关于教育的未来和我们的新战略的愿景文件。这份文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且激发起我作为总干事支持这个团队、积极地从政治层面参与其中的决心。我与虔和他的团队一起进行了数小时的讨论，我们参加了数十次各类会议，我们接触了世界各国领导人、部长、大使、捐助者、学术界、私营部门、民间社会和联合国系统的合作伙伴，试图说服他们认同我们的想法。

在虔的积极参与下，教科文组织在女童教育、终身扫盲教育、可持续发展教育、跨文化对话教育、预防极端主义教育、技术和职业培训、教师培训和教育信息化等诸多领域发起了许多有意义的活动。我们在世界各地的许多大学设立了不同教育领域的教科文组织教席和中心，并将它们纳入各个协作网络。我们提出了新的开创性概念，如全球公民教育，它强调教育和学习不仅仅是知识的传输，还牵涉同理心和团结、相互尊重和对话、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等诸多方面的价值观。

多年来，我们在教科文组织遇到了许多挑战：世界政治环境的变化、技术革命以及由此产生的知识型社会的出现及其对发展的影响，包括对教育和技能的影响。所有这些都需要不断改革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最重要的是，要保持教科文组织在联合国制定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工作中的主导作用。

但是，没有什么比在2011年11月教科文组织接纳巴勒斯坦为正式成员后，美国暂停缴纳会费而造成我们失去22%的正常预算的困难更严重、更具有挑战性了。严重的财务危机把一个严肃的问题摆在我们的面前——如何在减少预算的框架内保持我们的活力和影响力，如何在我们的业务领域内，包括在教育方面，保持我们的领导力？

我们需要财务支持，也需要强有力的政治支持。我们建议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特别重视教育并多次支持我们的潘基文先生发起一项名为“教育第一”的全球倡议行动。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功。这是第一次有一位联合国秘书长支持一项教育倡议，从而把教育放在了全球政治议程中。它也有助于教科文组织阐述未来教育目标的主要支柱，并强调教育不仅是一项人权，而且还是世界上任何一个社会中可持续发展的核心。

因此，当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目标4“确保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让全民终身享有学习机会”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仁川2015世界教育论坛上获得通过和支持的时候——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巨大的成功——我们都非常自豪。这正是我们想要实现的模式转变——为年轻一代提供知识、价值观和开放心态，以形成更包容的和平社会。这是促进公平、包容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虔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我们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我们得到了会员国的信任和支持。而中国无疑站在这一支持的最前列。在此我怀着敬意与感谢之情要特别提到当时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我与她建立了密切的工作关系，使中国和教科文组织的合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我对中国领导人不仅通过经济增长消除贫困，还承诺把社会包容和公平放在政治议程的前沿印象深刻。正是这种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的政治承诺，使得40多年前开始的中国改革开放消除了数亿人的贫困，并继续推动其对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支持。这显示了多边主义的真正价值。

我还要提到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和时任秘书长杜越先生，他们伴随我们的许多行动，与中国的地方政府、学术机构和私营部门合作，使我们得到急需的支持。时任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主席兼中国教育部副部长郝平先生后来当选为任期两年的教科文组织2012—2013年大会主席。

我无法完全列举中国与我们的各项合作和给予教科文组织的巨大支持——从举办教育领域的会议，到建立教育、技术和科学方面的“教科文组织教席”与中心。我们还签署了合作伙伴协议，首次使用中国资金帮助非洲国家在学校采用新技术培训教师。

毫无疑问，双方关系中最重要的事件是2014年春天习近平主席对教科文组织总部的历史性访问。他在演讲中说：“当今世界，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种族、肤色、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教科文组织成为习近平主席阐述他的“一带一路”倡议理念的第一个联合国机构，这一理念与古“丝绸之路”有深刻的共鸣。我看到“一带一路”倡议和它聚焦文化交流、教育与科学合作的目的是复兴“丝绸之路”，致力于在沿线各国人民和国家之间建立信任、信心和理解，成为另一个“软实力基础设施”——为年轻一代提供知识、价值观和以开放的心态塑造更具包容性的和平社会。这是形成公平、包容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事实上这与教科文组织的使命非常吻合。

在习近平主席访问教科文组织时，我提名彭丽媛教授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促进女童和妇女教育特使”，她怀着责任和激情接受了提名。我感到特别荣幸的是，她不仅接受了这一提名，而且我们还共同决定进一步设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女童和妇女教育奖”。我愉快地回忆起我与彭丽媛教授在中国不同城市举办的多次颁奖仪式中见面，我可以亲眼看到她对教育和妇女福祉的投入是多么鼓舞人心。

自那以后，我多次在中国访问期间会见过习近平主席。我钦佩他的智慧、他的仁慈和谦虚、他的开放，以及他对中国和一个和平繁荣的世界的憧憬。我对他推进国家间合作共赢，同时为中国创造高质量的发展的雄心印象深刻。

从回忆中回到现实，我要说，我真的很幸运有虔作为我的助理总干事。一方面，如果说我们在这八年中与中国的关系达到了新的高度，那要感谢虔，他在诸多活动中与中国政府的密切合作促进了我们与中国之间的牢固联系和合作。

另一方面，我欠他很多，在困难时期，教科文组织在教育方面依然保持了领导地位，并首次使教育成为世界可持续发展的支柱之一。我应该说，教科文组织欠他很多。他对于教科文组织是联合国“软实力”的体现的认识是深思熟虑的、战略性的并始终不渝的。

虔一直支持我，我总是可以依赖他坚实可靠的专业意见和他的正直操守。虔是多边主义的信奉者，他对推动发展模式的转变，使其通过教育和学习成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做出了极大贡献。我们共同努力了八年，在世界范围共同塑造了教育和知识作为和平、人类尊严和可持续发展支柱的新愿景。正如睿智的中国哲人管仲所说：“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