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东　1969年5月

李小东(男)，北京农大附中67届高中毕业生

一、小东淖

(一)区位

打开中国地图，一眼就能看到一个横贯东西的蓝色“几”字形，这就是黄河了。“几”字那一横相关的地域人称河套。如果在前面加个大字，即为历史地理上的大河套。这个大可不得了，那是黄河从青海出发，途经甘肃、宁夏、内蒙古，直下陕西、山西，裹泥挟沙一路狂奔以浩浩荡荡之势冲刷出来的一块块平原。即使限定在“几”字那一横上，河套的地界也是相当地大，所谓八百里河套川。这平展展一望无际的大川分前后两大块，叫前套和后套，前套居东，后套位西。前后套是俗称，官面语言叫土默特平原和巴彦淖尔平原。

现在我们把目光集中在巴彦淖尔平原，就是那一横左上角被蓝色细线围了一个圈的地方。地图上看着不起眼，其实辽阔得很。有首民歌叫《绣荷包》，其中一句这么唱：“十二绣成功，给给走口外的人，到了那后大套，给给我男人。”听听，后大套。走西口的人渡过黄河，脚一落地，立即惊呆了，哪见过这阵势？一马平川的土地一直延伸到天边；走上一天一夜，放眼望去，平原的地平线仍在天际，不由连连叹息：后——大——套。

我们的故事就发生在后大套，具体说，是这里的一个名为小东淖的小村庄。别费劲儿找了，百万分之一的分省地图都标不出来，何况地图册？说了那么多大，现在又跳到小，落差挺大的是不是？其实大离不开小，理论上的词儿叫作大寓于小，小中见大。我们是想说，正是在这个小村子里，我们认识了后套，那人那事那独特的文化，进而了解中国农村；同时我迅速成长起来，正是这短短几年的岁月，决定了我们人生的走向。一句话，小世界铸造了我们生命的大青春。

小东淖是个自然村，行政上隶属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盟乌拉特前旗长胜公社(现新安乡)，直接领导是先进大队。村子像木匠的矩尺，横的部分位北，竖的部分向南，横竖并不相连，之间由一条东西走向的道路和少许土地隔开。

小东淖村　1969年5月

路是土路，属于那个时代的乡间公路。不宽，也就两米许，勉强可走一辆三套车，上面布满了坑坑洼洼的车辙印，像一脚踢出的香蕉球弧线，兜了个弯子通向公社。这条路看上去懒洋洋的，一副松松垮垮的样子，使人疑心根本不是人手修出来的而是人脚随意走出来的。路很安静，静得有些荒凉，地广人稀再加上商品经济不发达，行人稀少。偶尔有女子走过，地里干活的男人便直起腰望去，咂咂嘴，直到看不清了才慢吞吞收回目光。遇到骑马的汉子颠颠地过来，身后拖着长长一溜烟尘，人们就会大惊小怪地嚷嚷：“那是个谁嘞？”接着狠狠啐一口：“袅的个给！”翻成北京话，显摆什么，找抽呢。

村子本来是连在一起的，随着行政管理的逐步深入，才分割出两部分，变成两个生产队，分别叫小东淖北队和小东淖南队，按照序号排列，又叫先进七队和先进八队。自打开辟了那条公路，两队之间的界限愈见分明，来往也愈加稀少，俨然两个彼此独立的自然村。现在叫北小东淖和南小东淖。

(二)前世

凡事都有来由，村子为什么叫小东淖？我们看看这三个字。

淖，湖沼。有人说是蒙古语，不见得，古籍就找得到这个字。譬如战国时期巨著《吕氏春秋》，就有“漆淖水淖，合两淖则为蹇”之句(见“别类”)。是说，水流动，漆也流动，把漆倒进水里，漆便结成硬块，水也流不动了。这里的淖表示流动性。古汉语中的淖，多指泥和水相混合的物理形态。成书于东汉的《说文解字》，即把淖释为“泥也”，突出泥的成分。由此足见，淖是通用字，为蒙汉所共有。

淖有野气，这种泥水混合物其实就是沼泽。那是颇为神秘而又孕育了众多生命的去处，其中最美丽最坚韧的生命当属鸿雁。有首歌专门唱它，歌名就叫《鸿雁》，起首两句是“鸿雁天空上，对对排成行。”它们从北方飞往南方，思乡心切，又不远千万里飞回北方的家。它的家其实就是这里的沼泽。这首歌是蒙古族乌拉特部的民歌，而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淖就在乌拉山西侧的大平原上，属于乌拉特前旗。还有一种飞禽与鸿雁同样坚韧，叫天鹅，古称鸿鹄。这首歌起先是唱天鹅的：“白天鹅漫游苇湖深处，众亲友聚会酒席宴前。”苇湖就是沼泽。它美丽而安详，静静地卧在蓝天白云下，鸿雁和天鹅翩翩而至又翩翩而去，一年又一年。

黄河滩　1969年5月

这就是这个村庄的前世——一片沼泽。再往前推，则是湖泊。这地界风多风大，多从西方和北方呼啸而至。大风所过之处，横亘着广阔沙漠。沙漠太静太荒凉了，小小沙粒望望周围，全是跟自己一模一样的同类，终于耐不住枯寂，跟过路的风儿跑了。不知走了多远，看见下方波光粼粼，跟自己的大漠全然不同，便一头扎进去。身子重的沉到水底，身子轻的被风波推向岸边。有的沙粒无意在这里落脚，想走得更远一些，可是因为贪看风景，离水面近了点，等醒过味儿的时候已经刹不住脚了，一头撞上高出水面的湖岸，被拦截下来。就这样，日积月累年复一年，湖泊淤塞成沼泽，而在它的东岸和南岸，两道沙梁慢慢长了出来——是西北风给的力。

再以后，风吹日晒，水干了，植物疯长；牛来了，羊也来了，牧人骑着马也来了，这里成了牧场。再以后，走西口的农人来了，草原被开垦出来，成了农田。一户、两户、三户……越聚越多，终于成了村庄。

因为这里是湖泊、沼泽，人们叫它淖；淖的西面曾经有个聚集点，也可能只是几顶帐房，也可能是个基层行政单位，以它为基准，淖位于东方，遵循方位定名的惯例，便在淖的前头加个东字，谓之东淖；这个淖不大，策动胯下马，用不了一顿饭的工夫就可以绕上一圈，所以又在东淖前面加一个小，于是便有了小东淖三个字。村子建起后，现捡现卖，便叫小东淖。

小东淖的两个生产队，南队位于湖沼底部，北队位于边缘。

小东淖的前世决定了它的地貌，最大的特征有两个。

一个是地势低洼。这个特征用肉眼是看不出来的。虽说这里曾是湖沼，但由于泥沙汇聚，湖底不断抬升，渐渐与地面找平，所以它不像深坑那样明显。尽管如此，信息还是处处透露出来。

最触目的是土壤的颜色。那是一种深褐色，深沉得近于黑。刚刚耕过的土地常常是顺犁痕朝一边倒的大土块，在太阳下闪着暗淡的乌光。河套属黄土高原，土壤主色调为黄，而这里则为深褐，说明它本是淤泥。更明显的是土壤表面那层白。耕过的田地晒上一两天，上面就会泛出白霜，用舌头舔一舔，又咸又涩，没错，那是盐碱。特别是雨后，哪怕仅仅是湿润地皮的小雨，放眼望去，满地皆白。当然，盐碱不是只在小东淖出现，其他地方也有，河套本来就是盐碱化地区，但这里格外严重；一场小雨对周边土地毫无影响，但在小东淖就是灾害。这一现象说明这里的地下水位很高。

李止(左)与回乡知青腊元　1969年秋

地下水位高的另一证据是水井。冬末春初，井台置一长杆，三米有余，顶端装有铁钩，用来挂住水桶往上提水。这时节水量最少，水位最低，即便如此，距地面也仅仅两米多。其他季节，这根长杆弃之不用，挑水的担杖就是最便当的工具，水桶都不用取下，把担杖从井口顺进去，轻轻一荡，再往上一提，一桶水便放在了井台上。到了夏秋之交，担杖都嫌多余，蹲下身子，只需伸长手臂，像从河中取水那般轻巧，往起一站，水便提了上来。这时的水位最高，离地面也就一两尺。

淤泥、盐碱、高水位，这些确凿无疑地告诉人们，这里是洼地。

谈到土壤，就得说说土质。淤泥结构细密，黏性极大，最奇的是找不见一丁点石头，连草籽般大小的沙粒也没有，全都是细如白面的粉末。虽然耕作多年，但黏性不改，人力终究敌不过天力。田地耕过后，必须及时耙一遍。套一头犍牛，身后拖一块布满钉齿的铁家伙，就这样还嫌分量不够，赶牛人还得站上去。这活儿马干不动，所以由牛承担，可见土质有多黏。要是稍一疏忽，错过了耙地时间，土块干了，就有好受的了。那时就得组织一帮壮劳力，一人提一把大头木槌，挨个儿敲打那些土坷垃。劲儿小了都不成，必须轮圆胳膊，腰还得给力，狠命往下砸，就这样还不一定能把坷垃打碎。

但土坷垃也并非一无是处，它是当地人擦屁股的必备。那天一个知青在茅房大便，忘了带纸，恰巧一个孩子路过，便打发他去取纸。孩子转了一圈，递进两块土坷垃。他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拉屎跟纸有什么关系，但有一点是明白的，这位知青叔要擦屁股。

最麻烦的是下雨。地里别说耕牛了，就是拖拉机，被称作铁牛的庞然大物也进不去，履带全让泥糊住了。村子里也一样，最好是待在屋里，要是非得出门，必须肩上扛把铁锹，走几步，把锹立地上，脚踩住锹背，前后剐蹭。如果忘了带铁锹，不出十步，肯定打道回府，鞋底的泥有一拃厚，感觉似有千斤重。然而等转过身子，问题又来了，这十步路咋走？这时不管有多么搓火，都不能甩腿，试图以这种方式使黏泥脱离鞋底，后果只有一个，就是你的鞋远远飞出去。进不能进，退不能退，哭去吧，谁让你不长记性的呢。

时值北部边境紧张，全民动员准备打仗。村民福生子大摇其头，断言苏修打不到这里。问他理由，答曰汽车轮子最怕跑这种泥路，转不起来。告诉是坦克，他白眼一翻，振振有词：坦克咋了，还不是跟铁牛差不离？没见雨天拖拉机都歇了工吗？

奇怪的是如此细密的黏土地旁边，竟然横亘着两道沙梁，分布着大大小小几十座沙丘，这是小东淖地貌的第二大特征。凡是初来乍到的人无不惊讶诧异，百思不得其解。其中的奥秘我们前面说过了，是裹挟沙粒的西北风搬运的结果。

东沙梁　1969年夏

淖没有了，风还在。贴近地面的风被沙梁挡住，留下沙粒，所以沙梁还在长胖长高。许是沙子过于细微的缘故，这里的沙梁不像大漠那样呈金色，而是银子般的白色。只是清晨，太阳升起的时候，沙梁才反射出金光；而到了傍晚，在彩霞的映衬下，便着上微红的色调；夜里，如果月亮好，能看到白影幢幢，很柔情的样子。

这里是情人们幽会的去处。银光下是洁净松软的沙子，坐在沙梁上可以看清远处村庄的房屋，再小的东西就瞧不见了。大晚上除了情人，没人去沙梁，最多朝那边望上一望，生怕惊扰了那一对对野鸳鸯。

沙梁的中心与西北风相对应，在小东淖地界的东南角，分别朝西、北两个方向延伸，形成一个矩形。往西走的叫南沙梁，位于村南；往北走的叫东沙梁，位于村东。南沙梁长约三四百米，东沙梁短点，二百米上下。宽窄不等，三五十米。不高，也就六七米的样子。所以它们一点也不凶险，不像别处平原旁的高地山丘，咋咋呼呼的让人心躁。

(三)今生

你在南队村里找人，问见着存兰子没有？回答是：在大——南边地里锄麦子。大字拖得老长，似乎距离很远，其实也就一里多地，十分钟的事儿。或者得到的回答是：往大——北边去了。大字也拖得长长的，好像你得走上半天，其实不过半里多地。这是南北，加上沙梁，小东淖南队地界大概一公里余。

东西就含糊了。东沙梁过去是一大片滩地，一直顶到公路边上。那是条区级(省)公路，能见着汽车跑。为什么含糊？因为这片滩地归属不明，周边几个村子都在那儿放牧。保守点划出三分之一，东西总有两公里。

这是地界，跟耕地两码事，除去房舍、滩地、沙梁、林子，小东淖南队的耕地也就一千亩上下。小东淖北队差不多，也就这个数。

耕地不算多，可人均就不少了，超过五亩。

两个队的村庄主体形态均呈纺锤状，只不过走向不同。按传统说法，东西为横南北为纵，北队是横向排列，南队是纵向布局。

北队的住房一律排在前面提到过的那条土路的北边，凑热闹似的纷纷往前拥。北方盖屋建房遵循坐北朝南，门窗一律南向。面对行人，有的一心展示自己，有的张大好奇的眼睛观望，有的交头接耳窃窃私语。你放松点，不妨挥挥手，再做个鬼脸。

南队给人的则是后脊背。那些年时兴在房屋后墙刷标语，从路上往南看，满眼口号。不讲究，直接用白灰涂写在黄色土墙上，字迹高矮胖瘦不一，然而个个都有头号箩筐那么大，让你瞧瞧这决心有多么坚定。口号紧跟形势，不断更新，打这路过，不亚于上一堂政治课。搞宣传的不敬业，只在靠近土路的屋后刷标语，稍远些就算了，反正路人也瞧不见。南队格局一盘散沙，除了中间相对集中，周边自由散漫，隔出老远，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各自散落着三两户人家，从空中俯瞰，活像一个流浪汉四仰八叉地躺在那儿。

说是流浪汉，是因为这里没有原住民。坐地户倒是有几家，往上推最多追到爷爷那一辈，所有居民都是迁徙来的。基本上是这么几类：一类来自陕北的府谷和晋西北的河曲、保德，是走西口上来的，当年逃荒奔活命的主儿。一类是甘肃过来的，主要是女人。60年代初河西大饥，不少光棍赶去以物易人，一口袋小麦即可领回一个媳妇，她们也是奔活命的苦人儿。另一类来自河北中部，那里人烟稠密，五六十年代开始有计划地朝边地整家整户的移民，这些人也是为生存而来。再一类是知青，他们不一样，是跟着政策走的，当地人称下放，说不定哪天就上调了，流动性更大。

河北移民陈文敏　1970年6月

其中，走西口上来的人以及他们的后代构成了居民主体。在小东淖南队，全村共40户人家，知青算1户，河北籍有4户，其余35户都属于走西口，其中4户人家的媳妇来自甘肃。后来知青都返城了，河北人离开的比知青还早，走了3户，尽管生活条件不如当地，但故土难离，说什么也得回去。

只有走西口的人在这里彻底安了家。

为什么只有他们长住下来？原因很简单，他们的祖籍地实在是太穷了，穷得无法生存。有歌为证：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饿断腰，女人泪长流。这里的穷不是因为人懒，而是地贫，所谓的苦寒甲天下，所以确切地说应该属于困。

地贫是就种植业而言，陕北和晋北是农耕与游牧的交叉地带，并不适宜开展单一的农业经济。由此带来了一种特殊现象，就是从事农耕的汉族与从事游牧的民族之间的交错混居，诸多族群在这里轮番登场亮相。争斗是一个方面，更具有实质意义的是交融，不管是战还是和，也不管谁在这里坐江山，总得结婚生孩子不是？族群当然构成界限，但婚配是两性行为而不是民族行为，所以通婚是一定的。

东北亚诸族之间的通婚不去说它，大家都是黄种人，不会造成后代体貌特征的重大差异，真正具有换血意义的是与西亚人主要是突厥人的通婚。突厥属白种人，通婚的结果是黄白混种，与父族和母族都存在明显差别。突厥人到中土，不是一个两个，而是成群结队。仅唐朝太宗时，一次即有兵民10余万人归附朝廷。他们南渡黄河，被安置在靖边、榆林一带，也就是后来走西口人的老家。

有限的地界来了这么多异种人，与当地居民通婚，覆盖面得有多大？恐怕今天没有一个人敢拍着胸脯保证自己是纯种。

扯这些古记儿是想说，作为他们的后人，小东淖居民一定与内地不一样。

首先，人的外表不一样。

这儿的女子身腰丰腴，体态适中，基本看不到水桶型和麻秆型。这样的女子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还去得了田间。春夏两季，男人要出渠工，壮劳力都在工地上，地里的劳作差不多全由女人承担。河套管日头叫阳婆，既阳又阴，颠覆了太阳是纯粹阳性的观念；男人提到女人，称谓是老板子，意思是当家的，仅此可见妇女地位不低。

这儿的女子皮肤好，洁白细腻。白来自突厥血，细出于黄种源。说到五官，最当紧的自然是眼睛。分两种，一种形似柳叶而单眼皮，叫丹凤眼；一种形似杏核而双眼皮，外加长睫毛，叫毛花眼，就是歌里唱的“一对对鸳鸯一对对鹅，一对对毛眼眼瞭哥哥”。瞭，从远处看，满眼的热望，能把人融化掉。毛花眼多见于白种女人，丹凤眼是东亚人的特征。凤，华夏图腾，西方无凤。西人崇拜的是鹰，如佛教的大鹏金翅鸟，那对金绿色的圆眼睛永远睁得大大的。

不管是丹凤眼还是毛花眼，都一律的大气盈盈，干净得晴空般不见丝毫杂质，透着乐天知足。你的影子映在这样的瞳仁里，是前世今生修来的福分。

这儿的男子高大威猛，筋肉累累，完全是战斗型身材。突厥人天生就是当兵的料，冷兵器时代，他们的骑士令人闻风丧胆。唐朝军中有不少突厥将士，唐诗唱的“哥舒夜带刀”的名将哥舒翰就是他们的代表。这样的体魄用在田间，不用说是一等一的劳力。后套苦重，一对箩筐装满黏泥，少说200斤，挑着它疾行几十米，还要爬上高高的堤坝，而且一干就是一整天，连轴转月余，也只有这样的体力才能承受得住。

这儿的男子肤色白里透红，即便老者亦如此，白是本色，红是太阳和风霜打上的印记。他们相貌堂堂，一脸正气，微微泛黄的眼珠满是真诚。他们喜欢说笑，脑子里常常迸出些奇思异想。场上碾麦子，两匹马儿拉着石头碌碡飞转，他会说，要是有头河马就好了，套上一定更厉害。问他可曾见过河马？说是在百兽图上见过，大家伙，肥肥壮壮的，看着挺憨厚，想必挺听话。

这儿的男人好唱。既不民歌也不流行更不花腔，纯粹的原生态。那劲儿使的，脖子上的青筋暴起老高，满脸通红，一声破腔而出，直冲霄汉，山摇地动。歌走的不是嗓子，是心，掏心掏肺。

跟这样的男人交朋友，踏实。喝酒，他会替你干；打架，他也会逃跑，但绝不会扔下你不管。

其次，民风不一样。

晚清有个御史叫王培芬，出差去了趟陕北，着实吓一跳。返京后赶紧给皇帝上折子，其中一句是“圣人布道此处偏遗漏”。儒家圣贤四处推行教化，向无疏忽，不知怎地偏偏把陕北落下了。

圣人之道绝不允许男女私情。内地特别是宋明理学发达的江南，逮着通奸者是要装进猪笼沉塘的。这事用不着报官，宗族就给办了。陕北不同，没有这些说道。用不着考证，听听那里的民歌就清楚了。

陕北民歌围绕的是两个主题，一个唱爱情，叫爱得苦；一个唱生计，叫活得难。爱情是永恒主题，哪儿的民歌都少不了哥呀妹呀的，但没见过陕北这么大胆露骨的：“听见哥哥喊一声，热身子下地开开门。”不光火辣辣，而且毫无顾忌，根本不管对方还有自己是不是单身，只要动了情，就去追求，啥也拦不住。

不是挺开放的吗，咋又爱得苦了？正因为开放，才爱得苦。想想，要是把你牢牢捆住，让你不敢爱不能爱不想爱，所谓身如枯木心如死灰，连爱的能力都衰微了，还有什么苦？然而一旦打开闸门把爱放出来，苦就上身了。这种事，再化外的地方也不能毫无限制的随心所欲，这不光是文化问题也是人性问题、条件问题，除了要顾及配偶的感受，还有距离的间隔，“三十里沙滩呀一马平，瞭不见那个亲亲呀后影影”；“瞭得见村村呦瞭不见人，泪个蛋蛋抛在沙蒿蒿林”。苦啊！

这种化外民风随着走西口到后套落了户。这地界离圣人更远，比陕北还陕北，老家还有几个读圣贤书中个举人进士什么的，这儿一个没有。情人可算来对地方了，如鱼得水，就偷着乐吧。

后套三大怪：土坯擦墙墙不倒，婆姨嫁汉汉不恼，嫖客跳墙狗不咬。这话其实是从陕北移植过来的，换了“沙子打墙”四个字。后套起墙不使沙子，用坯子，便改成“土坯擦墙”。擦的意思是蹭，草坯从地里切割出来，大小平整不一，垒墙的时候要找齐，即为蹭。要害是中间这一怪，嫁汉就是人们常说的偷男人，老婆外面有了情人，丈夫并不生气。这样的好脾气，情人还能闲着？当然别家男人对这个丈夫也一样，没脾气。

小东淖乡亲很谦虚，说咱这地界风俗不好。虽然属于自我检讨，可一点也看不出沉痛，听着像是炫耀，真不知道是骂呢还是夸呢。

后套管婚外情叫搭伙计，伙计就是今天说的性伙伴。这个词是性解放的衍生品，很先锋。其实我们那儿多少年前就解放了，确切地说自打第一拨居民起就从来没有不解放过，化外之地嘛。

这说的是行，至于言那就更开放了。

当地有一个专用词，叫“灰说”。灰，不好，这里指色情，灰说就是涉黄表达。有时候是直接叙述，所谓的黄段子；有时候是比喻，运用与性相关的词和动作说明事物。

那天，面对满地土坷垃，一个知青担心影响播种，旁边的老乡摇头道：不咋，到时候操个一遍就行。当地喜欢灰说，因为不解其中风情，知青上过不少当。听了这话，知青盯着他瞧了好一阵儿，慢慢笑了，笑得挺暧昧，心说甭跟我来这套，我懂。嘴上便道：又灰说呢。灰说？那人不干了，将铁锹往土里使劲一插：咋就灰说，就是操个一遍嘛！知青不甘示弱，顶上一句：谁操，你操？对方说：我能操得动？拖拉机操。越说越不像话，简直不可思议，可看他那急赤白脸的样子，又不像灰说。

回来一查字典，差点背过气儿去。还真有操地这个词，不过不写作“操”(cɑo)，写成“耖(chɑo)”，耖地。耖是古代的一种农具，类似耙，作用是把地里的土坷垃弄碎。拖拉机带动的耙是一排粗重的圆形钢片，能够粉碎坚硬的土坷垃。

这里还有个误会。北京人说的操，这里叫透，进入的动作。也叫闹，有游戏意味。所以说他灰说，他根本就对不上茬口，我没有一个字涉黄，咋就灰说了呢？结果成了鸡对鸭说，越扯越乱。

后套话听着土，其实很文雅，许多字词都如同耖地属于古语。比如什么，说甚，见面问做甚去？答曰动弹(惮)去，就是干活。队长喊人出工，高叫动弹了——。喊也不说喊，说吼。

最有特色的词是ci—tɑ，牙齿、舌头、嘴唇、鼻腔、脸部肌肉一并发力，喷薄而出，表示鄙视、愤怒、不解、斥责。似乎可写作刺他。刺，进入动作，即透；他，对象。北京话搜了一圈，还真找不到像它表现力那么强内容那么丰富说出来又那么解气的对应词。

二、我们

(一)27个成员

1967年末和1969年初分两批，小东淖来了北京知青，这是小东淖历史上的大事件，也是知青个人历史上的大事件，无论对小东淖村来说还是对个人来说都属空前绝后。

第一批3个人：郭北临(女)、黄哈尔(女)、李小东(男)。时值隆冬，满天满地的西北风裹挟着残雪发出沙沙声，打在衣服上，沾在脸上，钻进脖子里。他们对农村不陌生，除了麦收时节参加学校安排的支农外，自己还主动去农村考察过，但还是为这里的荒寒和雄浑所震惊。

他们下乡完全出于自觉自愿，属于“文革”中北京第一批赴农区插队的先行者，之前还有一批，去的是内蒙古牧区。其时尚未形成下乡潮，他们的行为是多年思想革命化教育所导致的一种必然表现。

1967年冬，“文革”已进行了将近一年半，被称作“革命小将”的中学生由最初的狂热转入反思。不少人看到了自己天生的弱点，当时叫小资产阶级狂热症，而要拔除这个病根，按照革命理论，唯一的途径就是与工农相结合。那天李小东去学校，听到路边喇叭播出内蒙古来人到北京招收知识青年到农村插队落户的报道，随后与北京市革委会电话联系，得知来人住在市府招待所，当晚即登门拜访，了解情况。第二天便给黄哈尔写了一封题为“革命邀请函”的信，得到热烈回应。两人分别联系同志，两天内居然有十余人响应。一个星期后，开始正式报名，小资产阶级狂热症同时发威，本来决心前往内蒙古农村的人纷纷动摇、退场，最后我们这个团体只剩下郭北临、黄哈尔、李小东。就这样他们三人与其他七十余名北京各校的中学生于1967年12月来到内蒙古巴盟乌拉特前旗。

他们很快适应了农村生活。白天参加体力劳动挣工分，晚上挨家拜访，回来后就着煤油灯看书。村里年轻人喜欢到知青这里聊天，他们对外面的事情很好奇，在信息手段极其落后的年代，知青无疑是一条通向未知世界的最方便也是最高效的渠道。没有多久知青点就成了全村青年的中心。在他们带动下，全村青年开展了有组织的活动，其中重要一项是进行义务劳动，修建一条接通村外的道路，路宽三米，两侧配备排水沟。据说这条路现在还依稀可辨。

随着知青影响的扩大和深入，他们逐渐获得了话语权，村政务很大程度上要听取知青的意见。他们的努力为大队人马的到来奠定了良好基础。

第二批23个人：李均田(女)、姜克敏(男)、于群鹰(男)、李强(男)、梅山(男)、陈必尹(女)、李止(女)、谢安娘(女)、康继光(男)、史世凌(男)、周天安(男)、赵强(男)、丁克白(男)、李虹(女)、刘历远(男)、刘五一(女)、苏北雁(女)、于四鹰(男)、彭莲娜(女)、吴海晨(女)、付冬冬(女)、李坚(男)、薛必群(男)。

来的人太多，南队容纳不下，于群鹰、赵强、丁克白、刘历远、刘五一、于四鹰、彭莲娜7人去了北队。南队加上第一批的郭北临、黄哈尔、李小东，达到19人。两队相加，总共26人。

第二批人的到来虽然发生在上山下乡运动高潮中，但不是学校组织的，属于自行组合的抱团插队，其中的构成有分有合，交错重叠。如果以学校划分，主要来源是两个。

一个是北京农大附中系统。姜克敏、丁克白、李小东3人出自这所高中。李均田是农业大学一年级学生，与姜克敏是朋友关系。她住百万庄申区，与李强、周天安、刘历远是邻居；赵强家住申区附近，与周天安是北京56中的同学，康继光、史世凌也是这所学校的学生。付冬冬通过史世凌加入进来，情况相同的还有苏北雁，她是刘历远的女友。彭莲娜和苏北雁两家的母亲相熟，也成为团体中的一员。于群鹰“文革”中同农大附中关系密切，考虑到刘五一懂一些针灸，便邀请她一起下乡。吴海晨与姜克敏、周天安交往频繁。这是粗线条勾勒，其实大家早在插队前已经来往很多了，谁通过谁相识很难说清楚。

郭北临(左)与李止1971年10月

一个是北京师大女附中系统。黄哈尔、郭北临、陈必尹、李止、谢安娘是这所学校的高中生，梅山通过陈必尹加入进来。

除了同学、邻居和朋友关系外，还有血缘关系。其中，李虹是李小东的妹妹，于四鹰是于群鹰的弟弟，李坚是李强的弟弟，薛必群是陈必尹的弟弟。

还有一个人的情况很特殊，叫戈毅，是从兵团跑出来的，1971年初前来投奔姜克敏，就此住了下来，成为这个团体的第27个成员。

现在说起下来的那一段经历似乎很轻松，其实蛮曲折的。第一批郭北临等经长胜公社安排在土默淖村，遭到同时下来的知青的派性排斥，被视为监督改造对象，不得已半个月后转到小东淖南队。这个村子“文革”前即已准备接收包头下放人员，房子盖好了，人没来，正好安置他们三人。

第二批是自己找来的。李均田、史世凌、李止几人先到小东淖南队接头，由于通讯落后，没能与李小东等人沟通上，凑合吃了两顿用发芽麦子面擀的黏牙面条，获得了实地初步印象，便直奔乌拉特前旗革委会安置办公室，联系插队事宜。不想人家根本不接收。当时一切都讲计划，对这种组织之外的私下行动不予考虑。彷徨之际，半夜忽闻窗外锣鼓喧天，口号连连，原来最高指示发表。侧耳静听，说的正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其中一句是“各地农村的同志们应当欢迎他们去”。第二天便乘毛主席语录东风，浩浩荡荡杀个回马枪。面对尚方宝剑，对方态度大变，表示热烈欢迎坚决支持，并开出接收证明。几人赶回北京，组织大家迁户口办手续，随后大队人马于1969年1月来到小东淖。

这是什么规模？南队当时全村男女老幼171人，虽然分出一部分知青去北队，但负担仍然不轻。不妨算一笔账，一个人的口粮在毛重400斤左右，南队19个知青，需口粮近8000斤，第一年好办，国家出，之后由生产队负责，问题就来了。虽说增加了劳力，然而能够保证打出这么多粮食吗？很难说，要知道正常年景总产量不过15万斤上下。但村民认了，他们的大度足以让我们牢记一辈子。

小东淖南队部分村民　1968年10月

上山下乡运动应该如何评说我们不去管它，具体到我们的行为，表现出来的则是在历史大潮中尽可能地最大限度地争取自觉自主，实现被动中的主动。我们不可能不去插队，但去哪里、跟谁一起去、去了如何生活，还是可以选择的。郭北临等三人在大潮即将来临之际前往农村，表现的是历史既定前提下的主动精神，其后的姜克敏、陈必尹等人在大潮到来之际前去会合，表现的是同样的主动精神。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这样说，在身不由己的年代，我没有放弃，对得起自己的生命，所以生活给予我快乐的奖励，为动荡的青春留下丝丝暖意。

这一年冬季多晴好，高天流云，地阔千里，远树如织，炊烟袅袅。外面的世界很喧嚣，这里的世界很安宁。

(二)两个世界

这里的世界有两个，一个是知青自己的世界，一个是村庄的世界。

前面谈了我们这个团体的来源。其实这并不重要，甚至团体成员的具体构成也不重要，这里起至关作用的是大家所拥有的共同成长背景，以及这种背景所造就的强烈认同心理和高度一致的价值观念。这才是27个人走到一起并且得以持续走下去的本质性因素。没有这些，即使合也会分，即使硬挺也会内耗不断。可以用亲上加亲四个字进行概括。第一个亲是交错重叠的各种关系，第二个亲是心理观念。两个亲加在一起，使这27个人在遥远的异地结成了兄弟姐妹。

左起：李虹、李均田、苏北雁　1969年5月

别的不谈，单说吃饭。别小看这一天三顿饭，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它几乎是生存的代名词，多少集体就是被它撕裂而瓦解的。不是这个嫌那个吃得多，就是那个嫌这个斤斤计较，几个回合下来，感情就伤了。于是定量，各食自己那一份，继而分粮分菜，各自独立开伙。喂的猪总不能分吧，好办，宰了分肉。这些事我们当笑话听，觉得简直不可思议。在我们这里，饭菜得了，大家随便盛，各取所需，没人注意别人的碗。不光我们自身不计较，对团体外的人来小东淖吃住也从不计较，谁的弟弟来了，谁的同学朋友来了，甚至不认识的知青慕名过来看看，都随便吃住，多久都行，绝无半句闲言碎语。

有人回京，一住数月，或者当兵招工上学走了，他们从来就没有打过口粮的主意，不是觉悟高，是根本就不会朝这方面想，而在别的地方，理所当然是要把粮食换成钱带走的。

这里应该特别说说戈毅。他来到小东淖，没多久就接过做饭的活儿，没人要求，是他主动承担的。这活儿不轻，十几个大小伙子和大姑娘的吃喝全由他一人打理，不是光做饭，还得淘洗麦子套牲口磨面。一次没有煤了，他愣是用纸烧了一锅饭。记忆中的他，罩一条脏不拉几的白围裙，圆圆的脸在麦田那头慢慢变大，肩上一副担子，前面满满一桶开水，后面桶里装着碗，丁零当啷地晃过来。迎接他的是一片欢呼，不光知青，还有村民，割麦子的人们正害口渴呢。好一阵后，队里送水的才到。戈毅没户口，不能挣工分，做饭不取一分钱报酬。

亲人嘛，没法儿算账。

村里的世界更大更丰富，谈不过来，接着吃饭说。听说别处知青挨饿，不少人要靠家里接济，私下里多多少少有些疑惑，因为我们自己从来就没有为吃粮犯过愁。两个原因，一是前头说的，走的人口粮留了下来，另一个跟这地方有关。这里是走西口的目的地，问他咋不回老家，笑答，让后大套的白面套住啦。这里得天独厚物产丰饶，中学地理课本就写着“黄河百害，唯富一套”的谚语，口粮标准历来比口里高，而且主粮是小麦，这东西金贵，换了别处是只有逢年过节才可以磨出一二斤白面包顿饺子的。这说的是物质基础。

然而光有物质基础还不行，如果你被视为二等公民，粮食再多也没你什么事。别处知青发牢骚，说自己没背二亩地来插队，这是受了村民排外的气。这里不同，所有人都是移民上来的，谁也不比谁多点啥。当地人喜欢自嘲，常拿“河曲保德人，毬也脔不成，赶个牛车车，还得东川人”的顺口溜来打趣——他自己就是那地界的怂人。脔，音同痉挛的挛，本是咀嚼动作，比如一块牛板筋在牙齿间翻来覆去，不管咋使劲就是嚼不烂，便叫脔。这是笑话人没本事，再容易不过的事换了他来做，折腾得大汗淋漓急得七窍生烟，硬是毫无进展。

富饶加上开放，养成了人的大气。知青的口粮都存放在生产队库房里，没粮了，戈毅去领。保管老汉从腰上哗啦啦地提起一串大钥匙，找到那把，开门进屋，拽过一条毛口袋装粮，然后取大台秤量过，翻开卷了边的账本，记上数，得，走人。那个专为知青设立的账本大概从来就没有清理过，队里明白，知青再怎么吃，也吃不完那么多粮。那年遭灾，种子短缺，队长跟知青打了声招呼，把他们的存粮播进了地里。

双方都不计较，你糊涂我也糊涂，像是一家人。

知青和乡亲　1969年5月

(第一排右一：黄哈尔；第二排左一：吴海晨，左二：李虹，左三：李止)

以上是就吃饭这件最平凡也是最经常的事儿说说知青的世界和村庄的世界，仅此即可看出，自觉自主的选择是多么重要。选对了团体的世界，选对了村庄的世界，不光生存有了基本保障，也为今后的成长争取到了良好环境。

所谓良好环境，首当其冲的就是自由。

知青下乡，有一个特别标配，就是当地要成立知识青年再教育领导小组，由组长负责日常政治思想工作并指导生活。小东淖当然也建有这个机构，小组成员都是谁，不知道，因为这个机构压根儿就没有跟知青见过面。南队的组长叫刘黄毛，很熟悉，住得近，跟我们仅隔一个院子，是走西口上来的老贫农，同时担任村贫协主席。他在当地男人中是个例外，身材瘦小干枯，看上去连我们中间最弱的女生都不如。他的老伴正好相反，人高马大，气宇轩昂。

刘大爷不爱说话，也不善于说话。偶尔露个面，站在知青门前有点手足无措，请他进屋也不肯，敬根烟，他说你吃你吃(当地管抽烟叫吃烟)，接过夹在耳朵上，然后问有什么困难。回答都挺好，他长出一口气，像卸下一副重担，留下句“来呀”，转身便去了。

刘黄毛(第二排左二)　1968年5月

这是应酬话，跟见面时问“做甚去”属于同一类。不过你真遵嘱到他家，一定会受到诚挚接待。你被让到热炕头，他客客气气坐你对面，满脸谦卑的笑容保持始终，你说什么他都点头，即便聊你最短板的生产，他这组长也连连称是，真不知道谁教育谁。他老伴则在一旁烧茶，风箱拉得咔哒咔哒响，节奏鲜明。你放下茶碗，老婆婆会抓起你的手，仔细查看上面一道道裂纹，咂咂嘴，说：“娃娃，我们对不住你北京的妈妈，她看见会流泪呀。”

刘大爷管着生产队的树木。林地在村子北头，其他则分散在农田边上。大部分是杨树，速生，几年即可成材。为了让树木长得快长得直，必须把侧枝去掉，这营生叫捅树。人站在树下，持一根几米长的杆子，顶端是铲状的头，像花和尚鲁智深的兵器，锋刃极锐利，对准目标，双臂猛地上举，嚓的一声，树枝应声翻落。小老汉扛一支大兵器，腰里还别着把利斧，样子相当滑稽。这里的活儿苦重，扁担根本承受不住，便以圆木为担，叫担杖，鸭蛋般粗，粗犷豪爽。钩挂箩筐和水桶的钩子也取自树木，那是直接砍下来的树杈。我们的担杖都出自刘大爷手，工具不好使，跟他招呼一声，便给你换新的。

也不是没有一点教育。保管老汉，疑似再教育小组成员，有那么两回就挺着他那高瘦的身躯咚咚地走到知青屋前，没头没脑地扔下一句：“三年学成个买卖人，一辈子学不成个庄户人。”言罢回身便走，仍旧脚步咚咚。大家你看看我，我瞧瞧你，问谁惹着他了。最后一致裁定是戈毅，准是你小子领了粮食，忘了关库房门，把鸡放了进去。

旁边过来聊天的村民插话，断言戈毅是没有在账本上加盖手戳(名章)。这是打趣，说的是陈年旧事。共产党发展贫下中农入党，通知老汉(那时尚在壮年)前去履行手续，在表格上盖章。他一摸腰，糟了，光顾着高兴忘了带手戳，结果错过了机会，就此前程受阻，只能做到保管为止。这是他自己说的，被村里保留为传统段子。

好不容易受回教育，还被解构了，化为笑料。

至于局外人，更不用提了。这里是化外之地，从来就没有政治思想教育的传统。老婆“嫁汉”都不管，还管你知青思想？用当地话说，不是“闲得蛋疼”吗？不光不管思想，也不管劳动。你愿意下地干活就去，不想下地就待着，没人吼你；出工的时候，你愿意出力就出力，不愿意出力就少干点，没人监督你，反正到时候评工分，你少拿就是了。

至于我们自己，更不管这一套了。别人都不改造你，你还跟自己较什么劲？我们团体内部环境非常宽松，尊重和鼓励自主思考，别说读西方文学和思想理论读物了，就是公开收听“美国之音”一类的所谓“敌台”都不受干涉。年轻人喜欢思想交锋，谈着谈着就崩了，争得面红耳赤，拍炕桌摔门。邻居老乡以为是吵架，连忙跑过来劝阻，看看又不像，便站在旁边听。听了半天一句也不明白，打个哈欠回去睡觉。

部分男知青　1971年10月

(左起：赵强、梅山、李小东、薛必群、戈毅、康继光)

这里自由得很，比别处的农村自在，比城里的工厂自在，比兵营更自在。

我的青春我做主。

(三)磨砺

前面说的是好，现在说说不好。

我们没少遭罪。

这儿的蚊子凶猛。靠近乌梁素海湿地，前世又是湖泊沼泽，受蚊子欺负是逃不掉的。自打入夏，蚊害便一天甚过一天。不管你是坐着、站着还是走着，甚至是跑着，哪怕手舞足蹈，一群蚊子都围着你打转，轮番发起冲击，最恐怖的时候黑压压一团紧追不舍，让人怀疑是不是世界末日来了。

刚下来的时候，面对蚊阵一筹莫展。这时候刘大爷胳膊上挎个箩筐出现了，一言不发，在每间屋子门前倒一堆麦壳，点燃，不大一会儿便白烟滚滚——这东西质地硬，不出火苗光冒烟——然后再盖上几苗刚从地里拔的苦豆棵子，一股苦涩味儿顿时弥漫周遭，蚊子狂舞着避开。做完这些，他提着箩筐站起身，念叨着这就好了这就好了，然后告诉你，场院上有的是麦壳，渠背上有的是苦豆，下回自己做。

那位因为“操地”跟知青呛呛的老乡路过，望着满院的白烟不住摇头。问他啥意思，他说，院子里能熏蚊子，路上、地里也能熏了？想想也是，不觉气馁。可他却偏不罢休，捉住知青手臂，撩起衣袖检视蚊子叮咬的包，大如蚕豆小如黄豆密密麻麻。冷笑一声：差远了。问他有没有同情心，他道同情顶啥用？叫狗的蚊子可劲儿咬，最多三个月，我管保你不刺痒了，也不起圪蛋了。废话，还用你保证？到时候天凉了，蚊子死光光。

还真不是废话，效果在来年。血液里有了抗体，蚊子就不那么可怕了。

尽管如此，蚊子叮一口还是跟针扎似的难受。割地的时候，潜伏在麦棵子中的蚊虫受到惊扰，展开报复性袭击，大家便痛骂蚊子。一个老乡接话，说有一年北边草原上闹蝗虫，上级派飞机撒药，蝗虫灭没灭不清楚，反正蚊子是少多了。于是大家一起伸长脖子，眼巴巴地仰望天空，亲人解放军的飞机怎么还不来啊。结果人们就扮日本鬼子，头上扣一顶单帽，帽檐儿后部塞一条毛巾，让它遮住后脖颈子——那是蚊子最爱叮咬的地方。走起路来毛巾呼扇呼扇的，手中紧握镰刀，活像电影里下乡扫荡的日本兵。这时是河套最热的季节，为了抵御蚊子，炎热都不顾了，可见这家伙有多讨厌。

说到热，今天想起来眼睛还有点睁不开，那是汗水蜇的。出汗太多，眉毛拦不住，汩汩流进眼里。刚开始还擦一把，之后便懒得擦了，时时刻刻都在流汗，哪里擦得过来，只能让太阳晒干。太阳顶在头上，感觉不是炙烤，是毒。杰克·伦敦有篇小说叫《毒日头》，他一定尝过那滋味。这时候不要说躲进树荫下，就是直起腰站一站，都觉得凉意阵阵，是莫大享受。望着明晃晃白光一片的日头，瞧它那副没心没肺无情无义的德行，恨不得一镰刀钩下来，砍个七零八落。现在明白后羿为什么一口气射落九个太阳了，这东西逼得人没活路。

蚊子、太阳尽管厉害，咬紧牙关还能硬扛过去，劳累就没法对付了。那种极致的折磨根本无法用语言表达，所有诸如筋骨散架之类的形容都属于皮毛。割麦叫抢收，必须在半个月之内全部放倒，否则会淋雨发芽，或者自动脱粒。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都是空前的。早晨天不亮就下地，也就凌晨4点多；中午稍作歇息便动弹，大约下午2点开始；晚上8点看不清了才收工，算一算，一天至少干14个小时。肉体的折磨不是只在白天，睡觉的时候全身依然疼痛难忍。

割地头两天，看吧，走路没一个正常的，不是腿带着人往前走，而是身子使劲儿前倾，腿拖在后头。这姿势叫“拉胯”，是割麦子造的型。干这种活计，必须采用马步，一腿在前，一腿在后，弯腰超过九十度，而且长时间保持同一状态，不用长，三个小时保准拉胯。熬过两天，习惯了，不再拉胯，但腰酸腿疼不可免除，这时的人已然麻木，觉得浑身哪儿都不对。

割地时最盼的是休息。人们不住地看队长，目光开始是祈求，慢慢演化为怨恨，心说你个没心肝儿的东西，张开那张狗嘴咋就那么难。终于队长张嘴了，“歇个一阵儿”几个字还没出口，人们便轰地躺倒在地，全然不顾刚割过的麦茬扎人。好一会儿后，才七扭八歪挣扎着坐起，摸出事先发的香烟和止痛片，点燃后将药片放在烟头上，手掌卷成筒状，口鼻对准了猛吸，至今我还记得那股微微的特殊酸味。

河套有言：男人怕割麦子，女人怕生孩子。生孩子如同死一遭，割麦子也是。亚当夏娃被逐出乐园，上帝诅咒道：你们的后代将永世遭受惩罚，男人劳作，整日汗流满面；女人生孩子，痛苦万分。

汗流满面的劳作我们经历过，而且承受了下来。

劳作并不全是痛苦，许多时候也伴随着恬静和愉悦。

陈必尹与李虹　1969年6月

比如胡麻地里薅草。那草叫菟丝子，细细的弱弱的光光的一根，金黄色，丝一般温润柔顺，自己站不起，便缠绕在胡麻棵子上。胡麻刚刚开花，淡紫色，随风轻轻摇曳。金线般的菟丝子悄悄攀升，憋足了劲儿向胡麻花示爱，胡麻花理也不理，紫色的脸儿仰望天穹，一心等待星星出现。她看不上菟丝子，外表光鲜靓丽，金光灿灿，却打定了主意吃软饭。于是人来了，把这讨厌的东西从她身上摘除掉。

还有锄地，如果活儿不太累，天气又很好，收工回家的路上常常荡漾着歌声。先是“红莓花儿开”，那是女声，如同水波上飘过轻柔风。随后是男声，唱的是“太阳落在山的后面”，那是一首战士还乡的歌，远远望见屋顶升起的炊烟，脚步反而慢下来，似乎想把幸福到来的时刻拉长。

这时候你的心头会涌起感谢，感谢生活，也感谢劳动。

(四)自由与命运

自由好不好？当然好，人人都说好。就是那首诗说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然而在哲学家看来却没这么简单，因为自由同时意味着责任。没人管你，没人替你拿主意，你必须自己选择一切，打理一切，搞定一切，肩负起自己的人生。你承受得起吗？你的青春你做主，好潇洒，你做得了主吗？

是人就要说话，所谓有话说有屁放。有两种言说，一种是自主言说，一种是遵命言说，前者是你自己的，后者是别人影响下的。哪种方式更容易？显然是后者，因为别人要你怎么说你就怎么说，鹦鹉都会，而前者则必须动脑子走心，必须负起责任。所以说自由是负担，而且是最沉重的那类负担，只有鸭蛋粗的担杖才挑得起，精致光滑的扁担都不成。

现在，自由摆在我们每一个人面前。年龄最大的22岁，叫李均田，大一女生；年龄最小的16岁，叫薛必群，初一男生。

我们望着自由发愣。

自由，人们常常脱口而出，然而想过没有，自由难道仅仅是它自身吗？绝对不是。它浮在一个东西上面，这个东西叫命。

命，人之根本；分大命、小命。

大命是时代性的，构成了个人自由的前提。我们作为40后、50后，绝无可能像父辈那样上前线打鬼子，也不可能跳出“上山下乡”的大潮而安静地坐在课桌前读书，这就是个人自由的大限。不要这个大限好不好，当然好，然而这如同拔着自己头发上天一样的愚不可及。

小命是个人性的，同样构成了自由的前提。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走向，都有自己的生活经历，它是你自身的欲望、素质、观念、追求等内在力量与各种外在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个人自由只有在小命的框架内才是现实有效的，小姐身子丫鬟命，天才斗不过天时，所有挣扎都是无用功，不过是命的证明，而它的悲剧色彩最浓重的一笔恰恰表现为这种抗争。

古人在命的前面加上天，称天命，即上天的赋予。中庸说：“天命之谓性。”你的命由上天安排。西方不讲天命，讲宿命。宿，停止之处，也就是居所；宿命就是将人的命圈起来，其实讲的还是生命走向的前定。现代人不喜欢说天命、宿命，代之以使命。使，尊奉，可见这个词表达的仍旧是按照安排去行动。即使加上诸如历史、时代、神圣等字眼，也丝毫改变不了命的性质。

那么个人的命是怎样的呢？没人告诉你，要由你自己确认。这既不是理性问题也不是感性问题，既不是经历问题也不是知识问题，既不是出身问题也不是教育问题……然而又是所有一切问题。总之，这种确认也许是逐渐明朗的，也许是蓦然醒悟的，也许是朦朦胧胧的，也许是潜意识的，它构成了自我精神的核心。现代人很自恋，张口自我闭口自我，然而意识不到自己的命，所有自我都是虚的空的，华而不实，看上去很美，其实一点价值都没有。

命的意识属于信仰。信仰就是用相信的态度和方式去想去做，常常通过意志表现出来。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

部分女知青　1970年夏

(左起：付冬冬、李止、苏北雁、郭北临、李虹、谢安娘、李均田)

随着命的确认，人生道路也就铺展开来。中庸说：“率性之谓道。”直率的即不自欺欺人的、不打折扣的、始终如一的遵照命去行动就叫作走自己的路。

自由就是这条道路上的自觉自主的行为。凡是这样去做了的人，就是把命运握在自己手里。正是在这样的活动中，个人实现出来，使姜克敏成为姜克敏，使刘五一成为刘五一，使薛必群成为薛必群。

(五)亲友印象

这里的亲友，意即亲人般的朋友，就是人们常说的不是亲人胜似亲人。我们一起插队的27个人，就是这样的兄弟姐妹。

1.姜克敏

姜克敏跟我是北京农大附中同学，高我一级，1966年“文革”开始那一年他高三，临近毕业考大学，我高二，即将升入高三。农大附中只设高中没有初中，全校师生也就400余人，差不多都脸熟，看着顺眼的便点个头，同时招呼：“噢”，相当于今天的“哈罗”或“你好”。

我和他不“噢”。他是落后生，凡是好事，譬如军训、出操、京密引水渠劳动现场、从望儿山搬石头修建游泳池，都不怎么见他，不是逃避活动，而是不积极，显不出来，让人感到跟不上趟儿，有点与时代落落寡合；而我呢，绝对要求上进，对各种社会活动都积极参加，真心实意地去做，很是卖力。我是学生会军体部长，最见不得他那么大个子，哪个体育项目都不行，就知道双手插在裤兜里眨着一对小眼睛电线杆子似的杵在场边看比赛，连个喝彩都喊不到位。赶紧毕业走人吧！

不想，毕不了业了，我还得天天见他——“文革”来了，我跟他成了同一个群众组织的战友，关系迅速走近，感情迅速升温，竟成了莫逆之交，犹如亲人。

他一改往昔不入流形象，可谓一鸣惊人。他人并不懒，一点都不懒，勤快极了。

他有两勤。一是心勤。不是说他喜欢思考社会政治问题——这恰恰是他的弱项，先天就缺乏兴趣，随大流跟着走就是了——而是善解人意。你有什么烦恼，有什么希望，怎么个心理活动，他一目了然，但并不点破，只是默默去实行，而且毫不张扬，既急人所难，又给人保留了十足的面子。做到这一点不容易，这不仅必须心中有他人，还必须能够读懂他人，而要具备这种能力，缺乏社会阅历是根本办不到的。他在市井长大，这方面比大院里的孩子强太多。

一是腿勤。大院孩子往往思大于行，多夸夸其谈之辈，行动能力极差。他不，整日骑辆破自行车，风尘仆仆地奔波于各校之间和街头巷尾。海淀区成立联动，各校骨干齐聚北大附中，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之后，该干实事了，第一件就是印制红袖标。时值隆冬，北风呼啸，众人望望窗外剧烈摇动的大树，都说不知道什么地方接这活儿。姜克敏转身出屋，跑海淀镇转来转去，终于找到一家印制社，顺顺当当解决了问题。

正是他的勤快和草根，显示出极大优势。这么说吧，凡是大家嫌麻烦的，觉得跌份的，或者干不了的，就是他大显身手的地方，而且相当出彩。拾遗补缺，姜克敏在这个群体中迅速凸显出来。

他的迅猛崛起是从1967年下半年到1968年底，这一时段正是北京中学生跌出“文革”高潮进入逍遥期的日子。群众组织不再是第一位的，学校也不再是活动的主要场所，大家纷纷回到自己生长的大院。除了少数人沉湎于自发形成的沙龙高谈阔论外，大多数人以大院为单位开始疯玩儿。这玩儿不是过家家做游戏式的，而是具有互争高下，闯荡江湖的意味，沿袭北京市井老话叫“顽儿主”(应写作玩儿主，渐渐念成顽，显得更痞一些)。

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新词儿的流行。招摇过市叫“飘儿”，一个脚蹬大链套锰钢自行车不断按动车把上转铃身子左摇右晃的轻浮子形象。由此扩展，玩向社会的人便被称为“飘派”。追女孩不说追，说“拍”，那是手没轻没重地落在女生肩上的动作，散发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献殷勤的粗豪痞气；女孩也不叫女孩，叫“婆子”。钱叫“页子”(我始终琢磨不透为什么这么叫，后来无意中从书里找到蛛丝马迹。原来是从前清满人习惯上来的，他们的靴子里有个夹层，叫靴页子，银票就塞在那里)，那时兴吃大户，见到有钱的主儿——当然是熟人，便上前“劈页子”，也叫“派款”，这是革命战争年代的术语，到老乡家吃饭叫“派饭”。对方不乐意，拒绝道“我页子不活”。好，不像“文革”初期说好得很，透着股幼稚的学生腔，要说“好的没治了”，这才符合有阅历的人说的话。好色，不这么表达，要把色念成shɑi(三声)，说“色的厉害”，也可以说“色的没治了”，但就是不能说好色。名气叫“份儿”，扬名立万叫“拔份儿”，那是告诉你，这名气可不是白给的，而是力压群雄从众多好汉中一跃而出，就像鲁智深倒拔垂杨柳，平地一声雷，响彻晴空。“拔”这个字实在传神，成吉思汗有个孙子名拔都，打得欧洲人鬼哭狼嚎，望风而逃。姜克敏就是这样的“大份儿”。

他这份儿有多大？这么说吧，电影《老炮儿》中的那位六爷在他跟前就是个小爬虫。六爷说破天也不过是胡同串子、小玩闹，份儿以一条或几条胡同的条为计量单位。姜克敏不同，是以片为单位。他这个片又绝非西单那一片，月坛那一片，而是北京那一片，故而人送“镇北京”。

他这份儿是怎么来的？不是像今天黑社会打打杀杀血拼出来的，而是凭着突出优点心勤腿勤获得的。这里的原因跟前面一样，人还是那拨人，并不因为离开学校回到大院而有任何改变，仍旧自信而无真实本领，张狂而无社会经验，尽管闯荡江湖，还是一帮雏儿，嫩得厉害。但情势似乎更复杂点，那时是运动，一致对外，现在是人在江湖，各不相让。中国人性喜山头主义，善于拉帮结派，“文革”变本加厉，一个大院就是一个山头，谁也不服谁，动不动就约架，以武力定上下。这种山头林立的格局，特别需要有人穿针引线，主持公道。这个角色大院子弟干不了，因为人在此山中，姜克敏不同，他出生于街巷，再加上勤快的突出优点和此前积累下来的人脉，顺理成章地成为调停者，由此建立起了份儿。他的这个份儿凭的是为大家办事为众人服务，有点“巧人是众人的奴”的意思，里面没有一点肮脏的东西，也从不靠欺男霸女来印证来立威。

当然，顽主并非大院一族，胡同市井也不安分，也出人才。但大院为王，他们人多心齐，出身优越，经济雄厚，装备精良，没人能跟他们争锋。“老炮儿”们再牛，在他们眼里也是下三烂，属于流氓地痞一类，说灭就灭。

他名气太大，名字周转速度太快，传来传去走了样，被简化为“姜克”。倒也好，容易叫，上口，还挺洋气。就连熟人也这么叫他。那些年提起这两个字，同一年龄段无人不知，有什么麻烦，找到姜克，基本解决了一半。

他那么愿意帮助人吗？是的，大份儿嘛，越帮人名气越大。宋江就是这样，要不怎么叫“及时雨”呢。这里想强调的是，他这个表现不是有意为之。做出来的勤快可以表现于一时，但绝不能坚持到永久。有人喜欢人前一套人后一套，领导来了，拼命干活，肚皮上都是汗珠子，领导一转身，立马躺倒，不想领导又回来了，抓了个现行。姜克敏不，他为众人办事不是做出来给人看的，不是拿来收买人心的，而是实打实，始终如一。

传统文化讲术与道，术，街巷小路，引申为技巧、手段；道，通衢大路，用以表示根本、原则。二者的关系是术末道本，术以道为依据。之所以有做出来的勤与自然而然的勤，有收买人心的服务与心甘情愿的服务，完全因为后面的“道”不同，之间的区别就在于是否具备“仁”，孟子叫“恻隐之心”“不忍人之心”，即现在说的同情心、怜悯心、爱心。

不多说，看看插队时他是怎么对待乡亲的就清楚了。

讲两件事。

一件事，说说他的干爹，当地叫干大。

1969年底，他被抽到小东淖隶属的先进大队当司机，开轮式拖拉机铁牛55，专事跑运输。当时实行的是三级所有的体制，生产队、大队、公社各是一级所有制单位。这辆拖拉机是大队与下属生产队共同出资购置的，除了挣些运输费外，就是给各个生产队拉煤，所以没黑没夜地整天在外面跑，再加上大队所在地离小东淖不下五六里地，便只能住在大队。

他光棍一条，住宿好解决，被安排进五保房。

农村有一个特殊群体，叫五保户，是指丧失或者不具备劳动能力而必须由集体解决生老病死问题的人家。五保是保吃、保穿、保医、保住、保葬(孤儿为保教育)。大队作为一级所有制单位，也有负担五保户的责任和义务。

先进大队接收了两个老汉，都是终身未婚的老光棍，拨出一间房给他俩居住。炕很大，便把姜克的铺盖放了进去。

这两个老汉，一个胖一个瘦，将近60岁。那时的人显老，放在今天像80开外的人。胖的人称大老汉，瘦的便叫二老汉。大老汉身体尚健朗，不甘心白吃饭，便接过保管一职，平时给大队干部做个饭什么的。遇上生产队干部来开会，他便坐在灶旁烧茶，仰着一张肉乎乎的脸笑眯眯地听大家发言。他知道这里没他什么事，从不插嘴，也不泄露机密。

人老了容易犯倔，大老汉不，随和得很，见姜克风里来雨里去，饥一口饱一口，实在可怜，便在生活上处处关照他。冬天早早便把姜克的被褥铺好，扫净，让热炕把被窝焐得暖暖的。灶台锅里热着饭菜，两个老汉吃什么，给姜克留的就是什么。赶上生产队干部上来开会，中午常常杀一只羊聚餐，掌勺的大老汉便私下盛一碗藏起来，留给姜克吃。姜克嘴上不说什么，心里着实感动，他本来就是性情中人，见老汉无儿无女，孤苦伶仃，便按当地习俗，认老汉为干爹。没有举行燃香磕头的仪式，也没有一本正经地坐下来商定，随随便便不知不觉地就这么叫了起来，自然得很。

放在现在，这样的事情几乎不可理解。如今也认干爹，对象不是高官就是富商，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背靠大树好乘凉。而这一对干父子呢，正好反过来，干爹是穷乡僻壤无依无靠目不识丁的孤老汉，干儿父母双全，本人青春正当年，来自文明都市，拥有当时人人羡慕的司机职业，前途无量。姜克图什么？什么也不图，双方对脾气，互相同情关照，就像交朋友一样，越走越近，便渐渐生出一份感情，因是两辈人，便认作父子。他们这一对干亲，感情纯粹得很，不掺一丝一毫杂质。

他这个干儿子做得地道。平日出车，到了哪个生产队，人家都好吃好喝招待，时鲜蔬菜瓜果不断，他心里有干爹，总要拿点合口的孝敬老汉。每次从北京回来，带的东西里总有一份是干爹的，不是稻香村的糕点就是上海的糖果，别说吃了，当地人听都没听说过。有这么一个干儿子，大老汉一步超越众人。

大老汉有个遗憾，就是这辈子没去过大城市，话里话外流露出要是能去包头转转就好了。那时闭塞，别说去大城市，就是到旗政府所在地走一遭都不容易，一辈子没见过火车的大有人在。乌拉特前旗周边，最大的城市是包头，再远不敢想，所以去包头便成了许多人的终生愿望。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姜克暗暗记在心头。

大老汉终于梦想成真了。他去的不是包头，而是北京！一个更远、更大、更繁华、更有名的被誉为中国心脏的世界级大都市。干儿子接他去的。那时姜克已经调回北京四年，如果加上在长胜公社的六年，应该是在大老汉流露这一愿望的十年之后。这么长时间里，不管发生了多少变化，姜克心中始终装着这个孤老头。

他在首都待了半个月，在姜克家吃住。那时住房拥挤，能腾出一个地方安置老人得克服不少困难。这半个月天天都像是做梦，上街、坐地铁、逛商店、游公园、下馆子……能去的地方差不多都去了。

这个老农民，这辈子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才活出彩来。

从北京回来不到一年，老人安然去世。

另一件事，说说一对小夫妻。

那是上世纪70年代末，姜克已经调回北京好几年了，在燕山区公安局工作。

一天突然接到乌拉特前旗长胜公社打来的长途电话，火急火燎。说一对社员夫妻，结婚不足三个月，火炉子走烟，严重煤气中毒，昏死过去，眼见就没命了，唯一的办法就是送往北京抢救，只有北京的医院才有高压氧舱，据说仅有两家医院拥有这种设备，其中一家即为燕山区的石化医院。他们人生地不熟，实在没辙了，突然想起姜克，请想想办法无论如何安排患者到石化医院就医。

两条人命啊！

紧跟着，小夫妻所属的新胜大队书记的电话也追过来，口吻已经是祈求了。

这还有什么可说的，立马行动。虽然他不认识这两个人，也不认识他们的父母亲戚或朋友，下乡时也不是一个大队的，但他俩是乡亲。

尽管姜克路子野，关系广朋友多，本人又在医院所在地的公安部门工作，但在医疗资源极其紧缺的年代，要安排一对普通农民夫妇住院治疗也是相当困难的。不知道他找了哪些人，也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最后医院同意救治，但实在挤不出床位。

好事做到底，救人救上天。考虑到住旅馆要花钱，而且住宿同样紧张，又是垂危病人，人家更有理由拒绝，姜克便把患者安排在自己家里。人是他从北京站接回来的，共三口，两个患者加上充当陪护的老父亲。半路上姜克便体验到了事态的严峻性，患者大小便失禁，弄得车里又脏又臭。

这就是姜克，不要说素不相识了，就是亲人也未必能承受这样的风险和麻烦。

一对小夫妻终于抢救了过来。后来生儿育女，现在已经繁衍出几家人了。

问他这对夫妇叫什么名字？说不上来，只知道是王广和村的。

对外人尚且如此，就不要说身边的朋友了。如果说他对别人是恻隐之心，那么对自己人则充满了爱心。

我先他一年下乡，大家去北京站送我。发车铃敲响，他眼泪奔涌而出，强忍着不出声，但还是憋不住，断断续续地一声又一声从喉咙里冲出来，终于如同破堤的洪水倾泻，大放悲声，惊天动地，盖住了周围嗡嗡噪音。我头一次见男人这么哭，而且是身高体壮的粗汉。直到列车员再三提醒，他才抹着满脸泪水头也不回地走下车厢。他难过，似乎我去赴难，就此一去不返。

在他眼里，我这人太僵直，不会谋生，所以他总是担心我的生活。听说我效力的公司濒临破产，他急了，非要到办公室看看。观察了一气，临走时叮嘱我别慌，说饿不着你，天天吃烤鸭我供不起，家常便饭一日三餐保你不断顿。当然事不至此，但我相信，一旦陷入绝境，他比谁都急，定会四处奔波想办法，张罗大家一起援手。

农大附中同学为李小东送行　1967年12月

(后排右三：姜克敏，右四：李小东)

这是对我。对别人也同样充满爱心。到他住的小区餐馆吃饭，他总是把自己庞大身躯搁在包间把门位置的座位上，别人是嘴忙，他是眼忙，发现菜不够，或者哪道菜受欢迎，立即吩咐服务员加菜，说是就近招呼，方便。那个位置最乱，上菜的通道，得不断侧身让位。一顿饭下来，大家酒足饭饱，他呢，估计就没怎么吃出滋味。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是自己吃好喝好，对他来说，是让大家吃好喝好。

那家餐馆有道主食炸油饼，人们起小爱吃。于四鹰撕下一块，自语道，油饼酱豆腐，最佳搭配。正好服务员上菜，我顺口问有酱豆腐吗？答没有。不大一会儿，姜克敏进来，把两瓶酱豆腐放在桌子上——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出去到附近商店走了一趟。不要说吃不好了，就是美中不足，他心里都不踏实，认为是自己没有尽到地主之谊。这就是差别，我们只是动嘴，他是动手。

说件稍大点的事儿。李强当兵离开，人在北京，捎信儿回村托姜克敏迁户口。那时他在当地还没打开局面，办点事很难，跑断了腿，磨破了嘴，碰够了钉子，终于把户口转了出来。兴冲冲赶回北京报喜，不想李强已经去部队了。得知情况，李强非常自责，在日记中写道：“姜克为了给我转户口，克服了很多困难，怀着胜利的喜悦回到北京却扑了空，我走了。啊，我亲爱的朋友，我们在一起度过了多少欢乐的时刻，也共同经历了多少苦难。不管怎样，在北京或遥远的内蒙古农村——小东淖，我们都在一起。现在我们分手了。请原谅我吧，朋友……姜克给予我的东西很多，我给予他的太少了。就在分手的时刻他还在为我奔波。今后，不知在何年何月我们才能再次相逢？那时，我一定加倍报答他的心意。”

他用报答吗？有报答当然好，没有也无所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在为别人做事的时候，绝对没有投资心理。在他帮助过的人里面，有两位是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上的大学，一位是我们之中一个人的妹妹，另一个更远，是朋友的邻居。吃过其中一位的一顿饭，中档，花了15块钱。再多就没有了。上大学在那个年月是知青最好的出路，决定一生命运的大事，在他那儿就这么无声无息地过去了。

然而好人终有好报。姜克敏最引以为豪的是受过周恩来总理的接见，总理指着跟前的他与周围人说话，被记者抓拍下来。那是1966年夏末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国务院副秘书长周荣鑫安排的。他跟朋友去找周荣鑫的女儿，认识了周荣鑫，周荣鑫被他的热心所打动。周荣鑫此时担任总理与红卫兵之间的联络员，便把姜克敏介绍给总理。事后说起，他印象最深的不是总理的睿智、圆熟和风度，而是总理的爱心。日前一个女中学生不小心跌下看台，恰好被总理看见，立即安排救治，总理特地询问在场的负责人，这个女同学怎么样了，报告说没有危险，总理这才释然。

从以上种种事情中我看到了什么？心，一颗黄金般的心；说得理论一点，就是仁心。仁的根本内容是爱人，这个爱具有最广泛的意义，在孔子那里叫“泛爱众”，也就是善心善意地对待一切。中国人意识深处，仁爱是天命，即上天给人下达的命令，遵从仁爱就是坚守人的本性，仁爱具有“命”的意义。真正地从这一点出发，真诚地去实行，就是走在人的道路上，与大道合一。

按照传统学术说法，这就叫“立命”。立，建立，生命安置之所。朱熹解释道：“立命，谓全其天之所付，不以人为害之。”(《孟子集注卷十三》)立命，说的是完全遵照上天的托付，不因人的诸如欲望、生活遭际之类的任何因素损害它。

姜克敏不读书，搞不清这些，但他确实做到了“立命”，把自己安放在仁爱上面，从而建立起自我。在我们中间，乃至扩大到更广阔人群，这方面他最为突出。这也正是他的人生价值所在。跟这么一个人在一起，大家很愉快，也很庆幸；他这么做，自己也非常愉快，所谓的自觉自愿。从哲学上说，这种状态就是自由。反过来说，如果不让他去关爱别人帮助别人，他会感到非常别扭，坐立不安，很不自在。

他也有不平衡。那时我们还年轻，他从我家衣柜镜子前走过，突然站住，转身取来抹布擦拭，自嘲道：我就像镜子，人们天天照，就是没人擦。

跟他相处半个世纪，这是我从他嘴里听到过的最艺术的语言。

2.刘五一

插队之前，我不认识刘五一。

她来了，很长时间里我也没什么印象。我眼中的她是个小孩，没多少话要说。当然她也不跟我搭腔，我感兴趣的她没兴趣，她关注的我不关注，缺乏共同语言。再加上我在南队她在北队，相距虽然不过一里地，但毕竟不在一块儿生活劳动，越发显得生疏。

有时候她来南队我去北队，照个面打个招呼，也就过去了，从未留意。意识中只是知道北队有两个女生，一个是刘五一，一个是彭莲娜，个子都很高，比我还高，相跟着进进出出。挺爱惜自个儿，长衣长裤，哪儿都裹得严严实实，头上总是包着围巾，以对抗原高的阳光和塞北的疾风。再多就不知道了。

两人中被大家关注多一点的倒是彭莲娜，一个静若秋水的女孩，好像从来就没听她主动说过话。她的相貌乃至气质有些像西哈努克亲王的夫人莫尼克公主。

渐渐地，刘五一进入大家视野。因为太“人精”。“人精”，也是“文革”期间的流行词儿，中性，无褒无贬。人在某个方面出类拔萃，发展到极致，即为精。刘五一精就精在我行我素——一个高扬着脸，目不旁视，发丝飘拂，迎着风顶着日头独自行走在路上的形象。

两年后她曾在大队医疗站当赤脚医生，一干就是几个月，愣是不知道哪位是大队书记陈仓——可能决定她命运的父母官。大队部没有几个人，抬头不见低头见，问何至于此，答没人告诉她。其实是她自己不问，谁是书记谁是会计跟她的业务和生活毫无关系。陈仓是个挺谦和的人，见到放羊老汉都要跳下自行车叨唠两句，肯定主动跟她打过招呼，而她也肯定见过，就是弄不清楚谁是谁。倒是陈仓对这个赤脚医生下属印象不错，跟我说是个好女子。

在我跟五一不多的来往中，有三次印象较深。下面就通过这三次交集看看刘五一的我行我素。

第一次单独相处是在1969年底，也是时间最长的一次，一顿饭的工夫。

大家纷纷返京过年，只留下我一个人看家。我在等姜克敏、李均田归来，把我换走。天很冷，夜很黑。我和好一块面，捅旺炉火，把小铁锅架在上面。

“咚咚咚”，传来敲门声。我搓掉手上的面，准备开门。“嘡嘡嘡”，变成敲窗子。谁呀，这么急，一刻都等不了。望过去，微弱的灯光闪烁不定，玻璃上映出模糊影子。走近窗子，吓了一跳，一双眼睛上面顶着一团白发，一个激灵，不是聊斋中的事吧？壮胆拉开门，一个黑影夹带着一股冷风唰地闪进来，一言不发，径直走进里屋。煤油灯下仔细辨认，原来是刘五一！我惊讶地望着她，心说不是都走了吗？

她一把摘下帽子扔炕上，那是一顶雪白的兔皮帽，后来才知道是她自己缝制的，被我误认为白发。她告诉我，北队没人了，过南队看看，发现还有人在，太好了。说罢，眼睛盯住锅，问吃什么。我答面条。问面呢？我揭开盆。她探头打量一眼，满意地说够了。然后做出决定：吃刀削面。我咽口唾沫，小心回话，怕是太软。她伸过手，张开指头捏一下：不软。我意识中能够用刀削的面一定硬得跟石头差不离，这块面显然不够格。但听她那副不容置疑的口吻，以及下达了命令便须立即执行的架势，实在难以违背，想起“人精”这个词，只好就范。

这时水开了，哗啦啦扑腾着。我奉上菜刀，她看都不看，也不说话，变戏法似的不知从哪里摸出一把水果刀，抓起面团。我惊讶地望着她，菜刀恐怕都不成，这把轻飘飘的小刀能够胜任，开玩笑吧？别说，还真不是闹着玩儿。只见她左手持面，右手握刀，刷的推出，一条面跳起，啪的落进水中。神了，还真能削动。再看，刀光翻飞，长的、短的、宽的、细的、圆的、方的、三角的东西，一条跟着一条，一块跟着一块，纷纷飞入锅里，溅起点点水花。

就这样，我吃了一顿有生以来最奇特的刀削面。怎么奇特法儿？碗里绝无相近的两片面，大小不一，形状不一，粗细不一，当然味道还是一样的。显然她的技术极糙，肯定是刚上手。吃罢饭，她抓起帽子就走。算是接上了头。

怎么样，看出点端倪了吧。明明我是主她是客，理应客随主便，况且我们并不很熟，一般人放在这种场合绝不敢造次，得拿捏着；她倒好，不把自己个儿当外人，反客为主，进门就夺权。之后以领导的身份和气势下命令，彻底否定原有秩序，随意改变先前安排，强力推行自己意志。太自我了，太强悍了，不是“人精”是什么？

第二次相处是在1970年夏，时间不长不短，一次针灸治疗的时间。

一天早起，嘴突然张不开了。使劲，张开一点；再使劲，又张开一点；接着使劲，终于全部张开。可是，又合不上了，经过一轮使劲再使劲，嘴最后合上了。整个过程像机器上弦，一下一下地，而且耳朵里还伴随着咔嚓咔嚓的响声。就这样，我咔嚓咔嚓地凑合着吃了早饭，又咔嚓咔嚓地凑合着在地里干了一上午活。中午回来，实在受不了了。

我非常惊慌，不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常听人说笑掉下巴，小说中还有摘掉或托上下巴的情节，我想一定是下巴出了问题，连接上下牙床的挂钩损坏了。

正急着，刘五一出现了，顾不上问她有什么事，立即诉说病情，还张嘴闭嘴地演示一番，让她听咔嚓咔嚓的声响。她面无表情，答曰听不见。我想这下得去医院了，不行就奔前旗。

她盯着我看了一阵儿，突然说我可以给你针灸。

我问：管用吗？

她肯定地回答：管用。

好，那就扎吧。我最怕麻烦，最好能就地解决。

她掏出一个皮夹子，噌噌揪出两根针，每根足有三寸长，不粗，在她指间颤巍巍地。

闭嘴！她喝道。我闭拢嘴，咬住牙关。放松！又一声断喝，我照办。针尖逼近，我胆怯了，她行吗？只听说过她会针灸，但没见过她给人扎针，也不知道效果怎么样？我本能地闪了一下。扎不扎？她厉声问。扎、扎，我点头，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让这人试，大不了去旗医院，本来也打算去的，就算给她做回试验品吧。

针扎进肉里，继续深入，还在深入。我紧张极了，全部心思都集中在小小针尖上，等待着剧痛的到来。豁出去了。啊，怎么转起来了，感觉一个东西在骨头缝里来回动。就要痛了，就要痛了，心里一个劲儿地念叨。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只是麻。不痛，一点儿都不痛，我终于意识到原来的担心是多余的，瞬间心情就放松了。嗖嗖，针拔出了。我赶紧活动嘴，张开，闭上；再张开，再闭上。不咔嚓了，也用不着一下一下地用力了，好了，全好了，我能正常吃饭正常说话了！

怎么样？这时刘五一才发话，睁着眼睛看着我。你行啊你，神了，没事了，我答。她低头收拾针，起身去厨房吃饭。

后来我才知道，我这病叫颞颌关节紊乱，她根本就没医过这类病，我是第一个病例，胆真壮呀，真敢干呀。后怕中不由得庆幸，庆幸中不由得佩服。医术是一个方面，那宠辱不惊的心态更与她的年龄和从医经历不相符。要是换了我，早就高兴得满面开花了，顺便再吹上一番。一个词又闪现出来：“人精”。

第三次相处也是在1970年夏，给我针灸之后不久的一天。这次时间最短，但给我的震动最大。

中午收工回来，推开房门，一个人坐在炕沿上，面对空荡荡墙壁，一言不发，对周围的动静毫无反应。是刘五一，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

我招呼一声，不搭腔，提高声音，还是不搭腔。而且连头都不扭过来，仿佛屋里只有她自己。不对劲儿，她这人是目中无人，但也不至于不理人哪。一定是出了什么事，大事，一下子把这姑娘击晕了。这么胆壮坚毅的人，什么事才能承受不住呢？亲人？医疗事故？她自身？匆匆扫一眼，哪儿都好好的，不像是自己……一定是医疗事故。多半是南队哪家有人患病，请她去扎针，把人给扎坏了。谁家呢？我脑子飞转，挨家捋过去，同时盘算能否摆平。

转了一圈，不得要领，心想还是应该先弄清楚，即使她忌讳，不愿意说这事儿，也得问。于是近前，问：你去谁家了？她缓缓转过脸。天爷，我惊呆了。那是一张惨白到极点的脸，说不上什么表情，紧张、释然、惊悸、松弛、疲惫等混为一体，更吓人的是额头上布满了细细的汗珠，不是几颗而是一层，密密麻麻地从这边一直排到那边，额头上的发丝湿淋淋，雨打了一般。我不由后退半步。

她抬起失神的眼睛望过来，半天，就这么看着，好像我是她刚才面前的墙壁。你，你这……是怎么了？好不容易我才问出这句话。她还是直勾勾地望着我，嘴唇终于动了，嘟囔了句什么。听不清，我又问了一遍。这回听清了：我还是晕血。

原来她晕血，一个严重晕血的人竟然一心想当外科医生，是不是很“人精”？

刘五一立志从医是“文革”中，16岁的她窝在家中无聊，便从父亲书架上抽了本《生理学》翻看。这本大学教材一上手便放不下，一点一点啃完，觉得人体很奇妙，医学很有趣，居然爱上了医科，做起了进入医学院深造的美梦，进而坚信早晚有一天大学会恢复招生。这在那个时期无疑是想入非非，而且还很反动。少女喜欢做梦，别人梦的是白马王子，她梦的是白衣学士，卓尔不群。一个初二文化程度的小女孩，又是在当时毁坏文化的氛围中，竟然迷恋上枯燥僻冷的《生理学》教科书，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可理喻的奇迹，除了命，别的都不好解释。最令人佩服的是，从医志向一旦确立，人生目标一旦明确，就调动一切能量，抓住一切时机，破除一切阻力，义无反顾地奔向目的地。最后终于，终于坐在了医学院教室的课桌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