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二三事

父亲生于民国元年，大半生是在乱世度过的，乱世人不如太平犬，更何况是草芥式的农民。

我不想为父亲立传，所以我隐其名姓，略其简历，只记下他几件值得一写的小事。

父亲一生劳作，像中国亿万农民一样，没有什么可称道的。只是他的长相特别。小时候给我的印象是铁铸似的，骨头很粗很硬，手指粗壮而僵硬，老是半拢着拳，不能伸屈，也许是他长期劳作的结果；臂胫四楞四方，一到农闲的冬天，四肢就长满了茸茸的毫毛，我怀疑他是野人。他高额隆准，浓眉大眼，经常紧蹙眉头，眼睛射出的是一道道冷光，望而生畏。据看相先生说，他长的是贵人相。但他一辈子压在权贵们的脚下，直到解放后才翻身。

他几乎是个哑巴，很少听他说过话，跟任何人都保持相当的距离。我的舅舅、姑爷等亲戚来了，他张眼瞧一下就算是打了招呼。跟母亲祖母也很少说话。至于作为儿女的我们，都不敢靠近他。他也好像不需要我们靠近。在我的印象中，他从来没有抱过我们，更不用说常人都有的那种舐犊之情了。

他一辈子可能有许多委屈，经受了许多磨难，但总是打落牙齿和血吞，从不向人诉说，不求别人的理解和同情，哪怕是对自己的亲人。只有在忍无可忍时，他才会不顾一切，如火山爆发。但他很能体贴别人，帮助别人。他与村里的穷哥们的关系很好。只要人家有困难，他有求必应。他是村里最棒的劳力，常人干不了的活，他去；谁家缺了劳动需要的箩筐篾篓，他编。解放后由于他的勤俭，家里粮满仓，猪满圈，谁家缺钱米，都向他求借，能还就还，不还不追债。但他对家里人却很吝啬。妈妈常说他是铁公鸡，钱把得紧紧的，一个子儿也抠不出来。

他的性格倔，倔得有点出奇。青黄不接家里缺粮吃，从不向人告贷，宁肯饿着肚子吃对时饭（即一日一餐），或以野菜充饥。再穷也不去给富人当脚夫，抬轿子，打短工或做长工。不知为什么，他对权贵们似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敌意，与他们从来不搭话。本家有一位给地主打长工的伯伯，一见地主就点头哈腰，如果多得了几个赏钱，更是五体投地。他看不惯，不让我们与他家交往，骂这人没骨头，没志气。为征壮丁的事，保甲长多次勒索、讹诈他，榨得家里的猪被抬走了，全家惟一的一床被子也被掳走了。人家都劝他去向保甲长求情。不劝则已，一劝倒激起他的火来，跑去揪住甲长就是一顿饱拳，招来了荷枪实弹的乡丁们的追捕。从此他再也归不了家，在外地流浪了多年，直到抗战结束。

解放之后，他的性格似乎变了点，偶尔能够见到他的笑脸，与母亲也间或拉拉家常。儿女们历来害怕他，不敢与他讲话，倒是他时不时叫一声我们的小名。我们做错事了，他叫着小名，瞪一下眼，骂一声“血牲”；事情做对了，他也叫着小名，照样是一句“血牲”，但面向的是盈盈笑脸。他对我们只是说“血牲”这个词，至今我仍不知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然而他那倔得出奇的性格却依然没变。一九五一年，我祖母去世，后辈们忙着寻坟穴，选那“风水”好的地方。他历来不迷信，也不信“风水”，说是“何处黄土不埋人”。后来叔叔们选中了一块“风水”地，但本家的另一房却不准安葬。这可把他惹火了，说：“不准葬，偏葬！”那一房的长者是村里当时的农会主席，有权有势。家里人怕惹麻烦，退让了。而他却一状纸告到区政府（他虽然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但文字还通顺，意思也表达得清楚），双方对簿公堂。区长见了状纸，只说了一句话：“谁不准葬，就葬到谁家去！”这位农会主席不作申辩就退堂了。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大办食堂”，家家户户的锅碗盆勺都集中，凡属铁的，都砸了送进小高炉，“大炼钢铁”。父亲却直骂干部们“头脑发昏”，从搜家的大队人马手中夺回了一口破锅，自己一人单独在家开伙，“大食堂”刚开办时，天天宰猪杀羊，烹鸡焖鸭，过了一段“共产主义”的“大康”生活。他一次也不去享受，母亲偷偷为他带回一些，他也星点不沾，似乎在进行“绝食”斗争。他成了全公社惟一反对“三面红旗”的典型。

既是“大跃进”，就得做出“大跃进”的样子，浮夸风刮得很狂劲。粮食亩产万斤、十万斤，广播喇叭吹得震天价响。粮食缘何这样高产？干部们只好说，靠的是积肥。于是县上干部要来检查“积肥”。村干部无奈，只得动员全村老少妇幼，连夜搜集各家的稻草搬到路边、田埂边，摞成堆，在上面撒些土，做成堆肥的样子。干部们为了完成任务，应付上面的检查，集体奋战是当作军令执行的，谁也不得违抗。父亲就是抗命不从，而且不许家里人去“胡闹”。为此，生产队长带来几个壮实汉子，扬言要将他绑去，绑不去，就要用猪架子将他抬去。父亲站在门口，背后横握着一条扁担。横眉竖眼，摆出应战的架势。来人知道他是远近闻名的大力士，吓得目瞪口呆，乖乖地退下阵去。

父亲虽然斗胜了，但他仍不善罢甘休，连夜用他那点有限的墨水，写了几首打油诗，张贴在街上。我只记得其中一首：

亩产粮食超万斤，

胡编乱造头发昏！

满垄堆肥是假货，

不信刨开看个真。

他张贴的目的是想让上面检查团“看个真”。第二天检查团来了，对大队的积肥给予了充分肯定，还说要在全县发通报表扬。父亲怎能料到，这样的打油诗是绝不会让上级看到的，撕下它只是举手之劳而已。

为此事，我们这个大家庭的后院起火了。我叔叔是大队干部，这“堆肥”的“功劳”自然有他一份。父亲听到这样弄虚作假的怪事居然受到了表扬，气得脸红脖子粗，叔叔跟他打招呼，接二连三叫他哥哥，他不仅不理，还怒目相视。有一天，不知为什么，叔叔在骂骂咧咧，并满肚子委屈地诉说，“谁愿干，是上面压下来的任务！”父亲憋粗了脖子，迸出四个字：“配做人吗！”于是两人卷袖管抡拳头。好在母亲、叔母奋不顾身死死抱住各自的丈夫，我也正逢在家度暑假，拉着弟妹们阻隔其间，才避免了一场“阋墙”的格斗。

“三面红旗”继续在哗啦啦地飘扬，“大炼钢铁”，为“超英赶美”，说是在我们的山地中也要修铁路，于是将山上树木砍了个光，小的作劈柴炼钢铁，大的留作枕木（后来成了朽木）。父亲的脾气越来越坏，跟他做干部的弟弟关系越来越紧张，跟谁也无话可说。当时为了歌颂“三面红旗”，动员全民写诗。父亲也诗兴大发，我看了他寄给我的诗，几乎首首都是讽刺挖苦“三面红旗”的，绝对不能外传，我是它惟一的读者。也许是“愤怒出诗人”吧，其中不少诗，远在当时一些风派著名诗人的水平之上。我偷偷地保存着它们，直到“文化大革命”浩劫中才不得不付之一炬。

父亲倔了一辈子。倔人都没好下场，草芥小民也不例外。父亲就是因倔而丢了老命。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不久，“破四旧”的风火相当炽烈。邻村有一个队长借“破四旧”之名，行封建迷信之实。他买通了公社一位管政法的郑副书记，将我家的祖坟挖了，把骨殖扔得满地，将空穴安葬了这队长家的祖宗。据说这队长老抱怨他的祖宗不庇荫他，官当得不大，子孙也不成器。而我们一大家，却出了个大官连长（我的堂兄），还有我这个所谓“在中央工作的研究生”，以为是祖宗占了好风水，泽及子孙，使他艳羡不已，于是就干出了这样鸠占鹊窠的事。挖掘祖坟，中国人哪怕觉悟再高，也是难以接受的，何况对方干的是打着红旗走黑道的坏事，族人聚集起来，硬拉着父亲跟随去找那队长理论。队长家正在摆狗肉宴，宴请嗜狗肉如命的公社郑副书记。他们食欲正酣，耳根发热，酒气增添了豪气，没料到碰到了这样扫兴的事。这书记冲出门来，一面命队长集合民兵，一面向着来人训斥：“你们聚众闹事，破坏征兵，破坏兴修水利，该当何罪！民兵来了，把你们一个个押到公社去！”来“理论”的队伍见到了这书记的虎威，纷纷作鸟兽散。父亲年事已高，本不愿意参与这样的事，是被大伙硬拉来作壮阵陪衬的，但一听到这书记讲的歪理，他就走向前去，没好气地面向这书记，“破坏征兵？破坏兴修水利？瞎扯淡！”这样的反话，算是摸了老虎的胡须，哪能了得！于是这书记就下令将父亲捆绑起来。开始，没有一个民兵从命，谁也不愿意干这样缺德亏理的事。父亲听说要捆绑他，倔脾气大发作，冲向这书记瞪白眼。这书记大发雷霆，“看你犟嘴，就绑你！”他亲自上阵扭父亲的胳膊，并上来一批少不更事的毛头小伙子，硬是将父亲按倒在地，七手八脚捆绑了起来。然后由民兵压阵，游行示众十多里，押往公社。沿途父亲多次挣断了绳索，挣断了再绑，强行从路边农家箩筐上解下结结实实的棕绳，一道一道地绑，像绑死囚一样。

绑到公社，立马升堂三审问罪。父亲气得发抖，一言不发，只有怒目相向，拳头攥得紧紧的。审问一无所获，派出所的枪杆子都用上了，比划着，似非枪毙他不可。父亲不惧淫威，大声喊叫：“黑天了！”官衙治他不住，就将他当作“死硬分子”，投进了私设的监牢，不给他吃喝，不许他外出大小便。牢外戒备森严，如临大敌。这样关押了几天，过堂再审，他们得到的审问结果，仍是“黑天了”那句话。然后就给判“劳动改造”，霜降天要他赤脚下地干重活，活干完了就要他去淘衙门内的所有厕所。他们自觉理亏，也许还有不少公道人去说情，也许官们自己也想找一个台阶体面地下了，说是只要父亲承认错误就可放人。但父亲仍然“死硬”到底，回敬的仍是“黑天了”那句话。

家里不得不打电报将我召回。我到家时，父亲已被不明不白地放回家了。他没有向我诉说这一切的经过，只是感叹地说：“你伯父是民国十五年的共产党员，农民协会委员长，后来被国民党害死。你二伯父和大叔在民国廿五年，你出生的那会，跟随贺龙的部队去长征，杳无音讯。他们都有家小，加上你年迈的祖母，一大家子的担子都是我挑着，我硬挺着盼来了解放……”他从来没有与我说过这么多的话。我历来敬惧他，对他是敬鬼神而远之。这时，我顿觉与他亲近了，我理解了他一辈子沉默寡言、宁折不弯的性格，也使我了解了中国现代农民的苦难史，忍辱负重的挣扎史。接着，他又唾沫四溅地说：“没想到解放十多年了，天黑了，黑天了！国民党的保甲长我都敢拼，非跟他们拼了这条老命不可！”看来，他实在咽不下这口恶气，如果不是共产党的天下，凭他的性格，也许早就去拼了。还有村里一大帮主持正义的人，都主张去拼，大伙一起去拼。我怕事情弄大，就去找公社的第一把手周书记，因为我们是百分之百地相信党的，包括主张去拼的人。周书记倒是很客气，不待我说明来由，就主动地说：“你父亲是个好老头，虽然倔一点。他没有错，是我们错了。得便时，我会与郑副书记一起登门向你父亲和全家赔礼道歉。”正当我与周书记在房里交谈时，那位副书记却在外面大发虎威：“听说他儿子是中央一个什么社的，什么屁大的社，难道比我们公社还大！再大也不怕，刘少奇、邓小平不也打倒了吗！”我觉得这类人充当党的书记，是我们党的耻辱，不屑与他纠缠，只当没听见。

后来，书记登门赔礼道歉的语言没有兑现，父亲忍无可忍，抱着对党的一线希望，就一纸状告到县法院，这状纸还是由我转交的，法院也不予理睬。从此，他忧愤成疾，本来他一辈子没患过病，忽然中风了，接连五次，最后死于脑溢血。他的确死得冤枉。他的死，也给我很大的刺激。革命先烈的血是否白流了！五六十年代的干群关系是否一去不复返了！“民如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这句并非马列主义的老话，为历代当官的所记取，可是我们一些讲马列的官员却听不进去。当然，这事发生在不正常的“文化大革命”中，可以作为例外来看，但就是这位为非作歹的副书记，“文革”之后，照样为官作恶，鱼肉百姓，甚至打人致残。现在大家都在说农业问题，窃以为是农村问题，虽然两者只有一字之差，其含义却有天壤之别。我一直在关注着农村官儿们的德政，凡所关注都令人失望，所以我离乡背井几十年，近廿年来一直不愿回家去拜谒那些父母官。但愿我老家在全国是个例外，但愿现在的父母官变好了。

言归正传，回过头来再说父亲。本来我与他缺乏一般父子之间的亲情，我从小就离开了家，彼此甚少沟通，所知甚少，无意为他立本传，写诔赞。而且他是一介草民，我也只是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不可能“子因父贵，父因子荣”。但他那身傲骨，那清正坦荡的为人，敢想，敢怒，敢于逆潮流，撕破各种假面具以伸张正义的倔劲，却令我钦佩和敬仰。这不是出于一种父子之间的私情。通观古往今来的历史，真正的正义和良知，往往存在于民间社会、平民社会，“卑贱者最聪明”，叱咤风云、万民景仰的英雄们、领袖们只不过是他们的代表而已。而今，一些精神贵族和某些土皇帝，已厌烦称农民为“兄弟”了，“历史是群众创造的”名言更成了他们嘲讽的对象。在他们眼里，“群众”是“群氓”，可以任意驱遣、奴役，惟有他们才是上帝。如果我们多一点平民意识，将高昂的头俯视一下民间，真正深入群众，那么我们的历史将不至于演出那么多的悲喜剧。那些出尽风头的精神贵族们土皇帝们是无可指望的，他们多半像鲁迅所嘲笑的，总在奴才和主子之间不断换位，现在不可一世，比主子还主子，曾几何时却在做十足的奴才，不如草民们硬气。如果我们多一点平民意识，特别是那些身居要位的人，在颐指气使一切的人，那么我们的民族和社会将大有希望，不会人为地制造“百慕大三角”，吞没那些有棱有角的人。但愿后来人，活得自由潇洒，不至于在各种淫威之下夭折，像我父亲那样；而能寿终正寝，以享天年。

原载《中华散文》199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