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担任信差大约一年后，楼下办公室的外联经理约翰·P.格拉斯上校会不时让我在他不在办公室时临时照看他的办公室。格拉斯先生是一位广受大家欢迎的人，并且他本人也有政治抱负，因此他离开的时间越来越长，次数越来越多，而我也很快熟悉了他所负责的工作。在收到来自各地的电报后，我会妥善安排信差把那些电报操作室的电报及时送出去。

对一个孩子来说，这件工作还是颇具挑战性的，况且那时其他男孩子也不大喜欢我，因为他们憎恨我有时会脱离原来的工作。另外，他们还抱怨我花钱太吝啬，太小气。我的确没有乱花多挣来的钱，但是他们不知道原因，那就是我积攒下来的每一分钱都是家里急需的。我父母是很明智的人，家里的事情从不对我隐瞒。我知道父亲、母亲和我这3个工作的人每周的收入有多少，我还知道我们的支出有多少。每增加一件家具和衣服，我们都要反复讨论，每增加一件新的小东西，我们都感到欢欣鼓舞。没有哪一个家庭比我们家更团结。

日复一日，母亲会把积攒下来的一个个半美元银币小心放入一只袜子藏好。终于有一天，钱的总数到了200美元。父母让我带一张汇票去亨德森夫人那里，偿还她好心借给我们的20英镑。那天，我们举行了一次庆祝仪式，庆祝卡内基一家人终于偿还了所有债务。啊，那天我们是多么快乐！的确，债务已经还清了，但是人情永远还不完。亨德森夫人现在还在世，我去邓弗姆林时，曾多次带着崇敬的心情去看望她。不论发生什么事，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她。(在我阅读多年前写下的这段文字时，我悲伤地说：“去世了，和其他人一样去世了！”愿我母亲的这位可爱、善良、高尚的朋友永享安宁。)

一个周六的晚上，我经历了信差生涯中让我欣喜若狂的一件事情。当时，格拉斯上校向男孩子们支付当月的薪水。我们并排坐在柜台前，等待格拉斯先生挨个给我们发钱。我坐在最前面，因此当我看到格拉斯先生拿出11美元25美分时，我伸出手准备去接。让我感觉奇怪的是，他把钱交给了坐在我旁边的男孩。我认为格拉斯先生犯了个错误，因为此前他都是首先支付我的薪水。但是，他接着依次向其他男孩子发薪，这让我心头一沉。我感觉耻辱向我袭来。我做错了什么？或者什么事情没有做好？他要解雇我了，我要让家人蒙羞了，这是最令人心痛的事情。当其他孩子都拿到薪水离开后，格拉斯先生把我拉到柜台后面对我说，我比其他孩子更有价值，他已经决定每月付给我13美元50美分。

我有些飘飘然了，不确定自己是否听清了他的话。他把钱数出来交给我，而我不知道是否向他表示了感谢，好像我没有。我接过钱，直奔向房门，几乎马不停蹄地跑回家里。我清楚地记得，我是一路跑过阿勒格尼河上那座大桥的，甚至可以说是一下子跳过去的。我是在行车道上跑过去的，因为人行道太窄。那是一个周六的晚上，我把11美元25美分交给母亲，因为她是我们家的财物员，但是没有提到我口袋里剩下的2美元25美分。这些钱比我以后获得的所有财富都更有价值。

汤姆当时只是一个九岁的小男孩，我们俩一起睡在阁楼上。当我们上床且无人打扰之后，我悄悄地向我亲爱的小弟弟讲了我的秘密。虽然年龄还小，他已经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们于是一起畅想未来，我第一次向他描述了我们如何一起开创自己的事业，并且说“卡内基兄弟公司”应该会很棒，还说到父母应该拥有属于他们自己的马车。在当时，这是我们所理解的财富的全部含义以及值得去奋斗的大部分目标。一位苏格兰老妇人的女儿嫁给了伦敦的一位商人，当她的女婿邀请她去伦敦和他们住在一起时，她的许诺就是她可以“有自己的马车”。这位老妇人回答：

“如果斯特拉斯博吉的乡亲们看不到，我坐马车又有什么意义呢？”父亲和母亲将不只是在匹兹堡让人看到坐马车，而且还应该风风光光地坐马车回到他们的老家邓弗姆林去看一看。

星期天的早晨，当父亲、母亲和弟弟汤姆都坐下来吃早餐时，我拿出了那额外的2美元25美分。他们看起来非常吃惊，过了好久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然后我看到父亲自豪的眼神以及妈妈眼中的泪水，我立刻明白了他们的感受。这是儿子取得的第一项成就，这证明他们的儿子是可塑之材。后来，我获得了很多成就和认同，但是它们都没有像这次的加薪让我如此激动，我想以后也不会再有。这就是人间天堂。我的整个世界都激动得流泪了。

早晨，在打扫完电报操作室之后，男孩子们有机会在电报操作员到来之前练习使用电报设备。这是一个新的机遇。过了不久，我就开始练习使用按键，与其他电报局有同样想法的男孩子们联络。一旦某个人学会了某种技能，他不久就会遇到应用这种技能的机会。

一天早晨，我听到电报机传来强烈的呼号。我猜测某个人着急要说什么，于是鼓起勇气响应了呼号，让电报纸往下走。原来，这是费城方面要立即向匹兹堡传送一份“死亡信息”。对方问我是否可以接收，我回答说如果他们传得慢一点儿，我可以试一试。我成功地接受了这条信息，然后飞跑出去送信。我急切地等待布鲁克斯先生到来，告诉他我斗胆完成的事情。让我高兴的是，他很欣赏我的工作并且夸奖了我几句，而不是责备我太鲁莽；也没有开除我，并且告诫我要非常仔细，不要犯错误。过了不久，在电报员想要离开时，我不时被安排照看电报设备，我就这样逐步掌握了电报操作技术。

幸运的是，当时的电报员比较懒惰，巴不得让我替他工作。当时接收电报的方式是，来电信息会连续打在一张电报纸上，由电报员读给抄写员。不过，我们听说在西部已经有人可以凭声音读取来电信息。于是，我开始练习这种新的方法。我所在电报局的电报员麦克莱恩先生已经掌握了这种方法，他的成功让我信心倍增。我非常轻松地掌握了这种新的语言，这让我自己都非常吃惊。一天，当我准备在电报员离开时接收一条信息时，担任记录的一位老先生不满我这个信差男孩的自以为是，拒绝合作。我于是停止走纸，拿起一支铅笔和一张纸，开始凭声音记录信息。我永远忘不了老先生脸上流露出的吃惊表情。他命令我把铅笔和记录本还给他，开始了自己的工作。从那以后，我和这位可爱的考特尼·休斯老先生之间再也没有出现过麻烦。他成为我忠实的朋友和记录员。

过了不长时间，距离匹兹堡30英里的格林斯堡的电报员约瑟夫·泰勒需要请假两周，他问布鲁克斯先生是否可以派人接替他的工作。布鲁克斯先生问我是否能够胜任这项工作。我当即回答说没问题。

“那好，”他说，“我们会送你过去试一试。”

我乘坐邮车前往格林斯堡，一路上我心情非常愉快。大卫·布鲁斯先生是著名的苏格兰裔律师，他和妹妹碰巧和我同坐一辆车。这是我来到美国后的首次远行，也是我第一次看到美国乡村的景色。我在格林斯堡的旅馆吃了一顿饭，这是我第一次在旅馆就餐，我觉得那顿饭美味极了。

那是在1852年，在格林斯堡附近有很多为修建宾夕法尼亚铁路挖的深沟和垒砌的路堤。我经常在清晨走出去看施工进展，一点儿也想不到我不久会进入这家大公司工作。这是我在电报局得到的第一份需个人承担责任的工作，因此我尽心尽力，生怕有所闪失。一天深夜，外面风雨大作，但是我还是坚持值守在电报机旁，以保证通信畅通。我坐的位置距离按键太近了，突然而来的一道闪电把我击倒，我从凳子上摔了下来。那道闪电差点就让我结束了电报员的生涯。事后，领导提醒我雷雨天气工作时应注意安全。我在格林斯堡的工作很出色，我的上司非常满意。当我返回匹兹堡时，我身上已经多了一道光环，至少在其他男孩子们看来是这样。不久，我获得升迁。电报局需要招募一位新的电报员，于是布鲁克斯先生拍电报给我后来的亲密朋友詹姆斯·D.里德，即这条线路的总监，也是一位杰出的苏格兰人，亲自推荐我担任助理电报员。从路易斯维尔发回的电报说，里德先生完全同意提升安迪，只要布鲁克斯先生认为他称职就可以。我从此走上了电报员的岗位，每月薪水高达25美元，在我眼里这是一笔巨额收入。感谢布鲁克斯先生和里德先生，他们把我从信差的岗位调到了电报室。那时我十七岁，已经结束了学徒期。我不再做一个孩子的工作，而是已经开始从事一个成年人的工作。我每个工作日都能挣到1美元。

对年轻人来说，电报局的电报业务室是一所很好的学校。他在这里要用到铅笔和纸，写作以及创新。在这里，我对英国和欧洲事务的那点知识很快派上了用场。掌握的知识肯定会以某种方式派上用场，会显现出来。在当时，报社通过电讯接收加拿大开普雷斯新闻，其中我们最主要的任务是接收“轮船快讯”。因为我最喜欢这方面的工作，于是大家很默契地把这份工作让给了我。

那时候的电报线路不是很通畅，遇到暴风雨时，许多电报信息需要猜测。在别人看来，我的猜测能力不同寻常，而我也喜欢猜测模糊声音补充信息，我不愿意因为一两个丢掉的词让发报人耽误好几分钟。在接收外国新闻方面，这样做没有什么风险，因为即使猜测有误，错误的性质也不至于引来大麻烦。我对国外事务的了解逐步加深，特别是关于英国的事务，而且如果我听对了头一两个字母，我的猜测都是相当准确的。

在当时，匹兹堡的所有报社都会专门派一名记者到电报局来抄录新闻电讯。后来，他们共同委派一位记者为所有的报纸提供抄录服务。这位记者提议，我可以将收到的新闻多抄录几份，于是我们达成一项协议是，我将收到的所有新闻抄录5份，他会为这额外的工作每周付给我1美元。这是我为报社做的第一份工作，回报非常一般，但是这让我每月可以挣到30美元，而每1美元在当时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家正逐渐在美国站稳脚跟，我们仿佛已经看到了富裕的前景。

另外一件对我有决定性影响的事情是，我们5个要好的朋友一起加入了“韦伯斯特文学社”。我们一块儿组成了一个小圈子，这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在此之前，我们还成立了一个小型辩论俱乐部，地点位于菲普斯父亲的房间，那是白天工人制鞋的地方。汤姆·米勒最近称，我曾经就“法官是否应该民选”的话题发表了近一个半小时的演讲，但是我们不应该太相信他的记忆力。在那时，“韦伯斯特文学社”是这所城市最出色的俱乐部，被允许加入这个俱乐部让我们感到非常光荣。我们此前不过是在一所制鞋作坊里做了些准备。

我不知道有什么学习模式比加入这样的俱乐部对年轻人更有好处。我阅读的许多书籍都是与即将到来的辩论相关的，它们让我思路清晰、观点明确。我后来在观众面前表现镇定，这完全可以归功于我在“韦伯斯特文学社”的锻炼。我当时(现在也如此)演讲遵循的两条原则是：在观众面前要完全放松，和他们谈话，而不是对他们说教；不要试图模仿某个人，以自己的方式说话，不要装模作样地演讲。

我终于成为一个可以凭声音捕捉信息的电报员，完全摆脱了机器打印，这一成就在当时引起轰动。很多人到电报局来一饱眼福，我也成为广受公众关注的人物。此后，一场大洪水摧毁了斯托本维尔和惠灵之间的电报联系(两地距离25英里)，我被委派去斯托本维尔接管整个东西之间电报传输的业务，并且每隔一到两个小时，派人坐小船顺流而下把电报送到惠灵。每艘船返回时都带来一卷卷的信息，由我发到东部去。在一周多的时间里，从东部经匹兹堡到西部的电报联络通过这种方式得以维持。

在斯托本维尔的时候，我得知父亲要去惠灵和辛辛那提销售自己制造的桌布。我到岸边等他，但是他乘坐的船直到深夜才到。我记得当我发现父亲没有购房舱，而是为了省钱购买统舱时，我感到非常难过，我为这样一个善良的人被迫这样旅行感到气愤。但是我安慰父亲说：

“不过，爸爸，不久母亲和你就可以乘坐自己的马车了。”

父亲通常很害羞、矜持、敏感，并且很少夸奖人(苏格兰人的特点)，原因是怕儿子太骄傲。但是在受感动时，他也会不能自持。这次他就有点这样了。他抓住我的手，脸上的那种神情我永远无法忘记。他慢慢地、小声地说：

“安德拉^[1]，我为你感到骄傲。”

他声音颤抖，好像为自己说得太多感到害羞。在他向我说晚安并且催我快点回办公室的时候，我动情地注意到他在擦去眼里的泪水。他说的那些话多年来一直在我耳边回响，温暖着我的心。我们彼此理解。苏格兰人是多么矜持啊！他们感受最多时，表达却最少。没错，在人的内心深处，有些地方是神圣不可侵扰的。沉默比说话表达得更多。我父亲是受人爱戴的那类人，他的伙伴们都爱他。他笃信宗教，虽然他不属于任何宗教派别和神学派别。他不太像是一个生活在俗世的人，而是一个属于天堂的人。他善良，矜持。可惜，他从这次西部旅行归来后不久就去世了，那时我们刚刚开始有能力给他提供闲适的生活。

回到匹兹堡后不久，我结识了一位非凡的人物，托马斯·A.斯科特先生，一个完全可以被称为业内“天才”的人。作为宾夕法尼亚铁路匹兹堡项目的主管，他和在阿尔图纳市整条铁路的总监隆巴特先生之间需要经常进行电报联络。因为这个原因，他经常晚上到电报局来，碰巧有几次我在值班。有一天，他手下一个认识我的助手突然告诉我，斯科特先生曾问过他是否能聘请我做他的办事员和电报员。这位年轻人告诉我，他当时的回答是：

“那是不可能的。他现在已经是个电报员了。”

但是听到他这么说之后，我立即回答道：

“不要这么着急。我可以为他工作。我现在打算摆脱单纯的办公室生活。请把我的想法告诉他。”

1853年2月1日，我被聘为斯科特先生的办事员和电报员，月薪35美元。从月薪25美元提到35美元，这是我所知的最不得了的提薪。公共电报线路暂时接入斯科特先生位于城外的火车站，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获准在不影响公众电报业务的时间使用这条线路，直到他们自己的电报线路建成。

[1]安德拉(Andra)是安德鲁的昵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