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先生的风骨

今年5月23日是梁漱溟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纪念日。

梁漱溟先生1893年10月31日生于北京，1911年毕业于顺天高等学堂，1918年至1924年任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作为一代大儒、哲学大师、社会学大师，他先后出版的主要著作有：《印度哲学概论》（1919）、《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1）、《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1932）、《乡村建设理论》（1937）、《中国文化要义》（1949）、《人心与人生》（1984）、《东方学术概观》（1986）等。作为一位政治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他先参加河南村治学院工作（1929），后参加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1931—1937）。抗日战起，为谋国内团结，1940年参加发起建立中国民主同盟。1940年参加（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后代表民盟参加两党和谈。新中国成立后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

倔犟的梁漱溟　邹士方摄（1987年初）

1982年1月我到全国政协学习委员会办公室工作，结识了儒学大师梁漱溟先生。他的不苟言笑、做事认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们组织全国政协直属委员学习组学习，每周一次，梁漱溟是这个组的成员之一。有一次学习他没有到，特意让人送来亲写的请假条。请假条用钢笔竖写，工工整整，一丝不苟。其实他让人打个电话也就行了。当时我将请假条留下，心想如果保存下来也算一件特殊的文物。而那时我的同事们对这类便条都是看过即丢弃。在之前我保存有《林海雪原》的作者、名作家曲波为其子曲晶晶手写的请假条，有十多张，因为20世纪60年代我在北京三中与曲晶晶同班，我担任班里的生活委员，同学的请假条最后都汇集到我这里。可惜梁和曲的请假条和我的一些笔记、文稿等在1991年冬天一起佚失了。

一次在全国政协礼堂梁老同我谈美学大师宗白华，说他们相识，我说宗先生是我的老师。由此我与梁老的关系又进了一步。不久我的同事汪东林因撰写梁老的问答录，让我为他和梁老拍些照片，我陪汪东林去梁寓中造访过。梁老为我写过条幅“静以修身俭以养德”，也题过词，条幅没有了，题词还在，那是1986年他93岁时写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他1985年11月也为汪东林写过条幅，内容为《中庸》句：“好学近乎智，笃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我在沈醉家亦看过梁老为他写的条幅：“相交期久敬，志道毋远求”。

梁漱溟书赠邹士方

梁老是一位重感情的人。1986年8月21日他将自己的著作《人心与人生》题款签名赠我，1988年1月又题款签名赠我他的《忆往谈旧录》。更使我感动的是他为我的著作《宗白华评传》题词：“宗白华评传充实之谓美邹士方著一九八八年一月梁漱溟”。那天我告辞向外走时，他细心地提醒我：“你的衣服还没穿好。”好让我感动。

1985年梁老被评为全国“健康老人”。

1985年11月29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全国“健康老人”评选祝贺大会。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昌照、周培源，全国政协常委梁漱溟、吴觉农、郑洞国等，都被评为“健康老人”。他们胸戴大红花，手捧“老寿星”，精神矍铄，神采奕奕。书法大师启功和萧劳分别书写了“寿比南山”和“神州寿域”的贺词。102岁的“健康老人”、中国武术协会委员吴图南和他的92岁老伴在会上即席讲话，博得一片掌声。

席间，著名乒乓球运动员、国家体委负责人徐寅生向三位老寿星祝贺，笔者当场拍下了这一动人情景。

梁漱溟赠邹士方《人心与人生》扉页

梁漱溟赠邹士方《忆旧谈往录》扉页

吴觉农为著名的“茶叶大王”、茶叶专家，中国茶叶学会、中国农学会名誉理事长，历任农业部副部长、中国茶叶公司经理、全国政协副秘书长。郑洞国，黄埔一期毕业，是民革中央副主席、黄埔同学会副会长。

我在梁老家中为梁老拍过照片，有黑白，也有彩色的，其中一张黑白的，时间在1986年。93岁高龄的梁老的倔强性格和“犹自带铜声”的风骨由此可见。

梁老那些可惊可叹的往事，我都是后来才知道的。

1916年他23岁，当年9月在《东方杂志》发表《究元决疑论》，被蔡元培发现并聘请到北京大学任教，专讲印度佛教哲学。且当时有传闻，之前梁欲考北大而不得。梁进北大的第一天就问蔡元培对孔子执什么态度。蔡沉吟地说：“我们也不反对孔子。”梁侃然答道：“我不仅是不反对而已，我此来除对释迦、孔子发挥外，更不做旁的事。”

铁骨铮铮梁漱溟　邹士方摄（1986年）

作为现代儒家的代表人物，梁先生继承了孔子那种感知天命的自信。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刻，人们普遍有朝不保夕之感，他却以自己为天命的唯一担当者。他在《处险境中我的心理》中发惊人之语：“前人云：‘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与人生》等三本书要写成，我乃可以死；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万不会有的事！”

1946年国共和谈期间，10月10日，梁由上海到南京见周恩来，促其回南京继续和谈。11日夜车梁由上海回南京，次日清晨到南京，下车一见报，看到国军已攻下张家口的消息，不禁惊叹地对记者说：“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这句话被当时的各报纸作为头条标题，一时间成为民国期间最为著名的话语。

1953年9月11日他在全国政协常委会发言说：“今建设重点在工业……工人九天，农民九地”，过去农民“与共产党亲如一家人，今日已不存在此形势”，等等。此话触怒最高领袖，因此被痛斥，被批判。而他却以一介儒生敢与毛泽东当面争辩。

梁漱溟先生在为邹士方题词　邹士方摄（20世纪80年代）

1970年他在“文革”中慷慨发言，反对《宪法》中写上林彪的名字，希望《宪法》有设国家主席一条；1973年他对批林批孔持保留态度，“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语惊四座，大智大勇。在那万马齐喑的年代，只有他拍案而起，怒发冲冠，奏响黄钟大吕之音。

我被他特立独行的人格，为真理而求索的大无畏精神深深折服，感动不已。他是“为民请命”的斗士，身上有着中国文人的风骨。

张中行先生曾赞誉他：“梁先生可敬之处不少：有悲天悯人之怀，一也。忠于理想，碰钉子不退，二也。直，有一句，说一句，心口如一，三也。受大而重之力压，不低头，为士林保存一点点元气，四也。不做歌颂八股，阿谀奉承，以换取驽驾的享受，五也。”是为定评。

另一位儒学大师、香港哲学大师唐君毅曾这样评价梁先生：“四十多年来，梁先生一直走在时代的前端，而常反对这时代；总是站在时代的更前端。最初主张立宪，旋即参加革命。民国成立，却信佛要出世。民国十三年不肯再教大学，要办新教育。民国十八年后，实践其乡村主张。民国三十五年以后，一心办文化研究机构。时代并跟不上梁先生，人家却说梁先生跟不上时代；遂不幸成为一时代夹缝中之悲剧主角。梁先生何以反时代？是中国文化之反省而反时代，望时代再进一步。时贤多留在现时代而不复进；在这一点上，似皆不及梁先生。”“梁漱溟常常反对时代”，这似乎是许多人的印象；“梁漱溟总是站在时代的更前端”，这大约是许多人难以接受的。唐君毅先生的评价值得讨论。梁漱溟先生对中国20世纪历史的意义极为深远，他是这个革故鼎新世纪的最后儒家……

梁先生在1987年9月他95岁生日前自书条幅：“情贵淡，气贵和，唯淡唯和乃得其养。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这可否视为一代大儒晚年心境的写照？

写于2008年，原载《今日科苑》2008年第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