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越的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

1980年6月5日我与同学姜莹、樊平等在北京大学侯仁之先生的寓中访见他。他那时是北大地理系教授、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人大常委。先生的房间里挂着两幅地图，一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形挂图，一幅是旧北京1945年城郊区地图，两幅地图向我们显示着主人的职业特点。

侯先生很和气，十分健谈，脸上总是挂着善意的微笑。不用我们开口，他就告诉我们，他不久要去加拿大访问：“今年是民间的，明年是正式访问，讲的题目全部由自己定。”

我们问起他的治学经历，他滔滔不绝地讲起来。

侯仁之在题字　邹士方摄（1980年9月）

我学地理完全偶然。现在谈学生学习的志向，主要是国家引导青年向何处去，然后启发个人兴趣。那时国家没有什么引导，主要是个人兴趣。我小学赶上五四运动，以后中学大学到研究院就这么一路走来。我老家在山东，我生在河北。中学最后一年我到北京通县上学，就是现在的一中。在通县时赶上“九一八”。我们那时有教官教，教官是冯玉祥的弟弟。早上5点钟必须起床，用冰水洗脸。我的老师姓王，解放后任河北省政协主席。王老师带我们到李卓吾墓前，向我们灌输反抗思想。李卓吾敢于收女弟子，思想观念超前，了不起。后来王老师到寒假以后再没来上课。我曾代表我校参加抗日演讲比赛。我当时想回乡间当教师，是朦胧的想法，受俄罗斯文学艺术家到民间去的思想的影响。有一天我从通县出发顺着铁路走到北京杨梅竹斜街。那时开明书店对青年影响大，叶圣陶在开明书店编《中学生》，我是最初的读者。1932年1月的一期上，头篇是《告今日青年》，后一篇文章是宋云彬写的《从历史上看东北是我们的国土》。宋解放后任浙江省副省长。顾颉刚有文章指出青年金迷纸醉，他当时是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金迷纸醉”这个词我就是从这里学到的。李卓吾像一个火花点燃我的心灵，顾颉刚的文章使我对历史感兴趣。我买了顾颉刚的一套《古史辨》，后来不知什么时间丢掉了。前不久顾又送了我一部。我知道了什么事物都有其本身的历史，一个桥一个河都有历史，地球表面现象都有自己的历史。当时国家危难。那时没有总的目标，是时代波浪推着你前进，使你精神生活动荡起伏。我家里希望我学医，家里觉得当医生稳定，不至于频繁换工作。鲁迅先生开始学医，学医只能给人医治身体，但治不了精神，所以后来他从事文学事业。学历史比学医好，可以给社会治病。历史是了解社会的基础科学。我在学医和学历史之间矛盾。于是同时报考了燕大历史系和齐鲁大学医学系。大学上的燕大，学费一年800块，但燕大有奖学金。1932年进燕大时校园所有设施都是新的，像世外桃源，与社会上对比强烈。报考时闹了笑话。说是9点在外文楼考试，中文和英文，实际上时间提前了，我到北阁玩回来已经晚了。谢冰心考我中文，我作文言文《论文学革命与革命文学》，作白话文《学夜》。这样齐鲁大学就没有去。

大学四年，实际上上了两个大学，一个是象牙之塔，一个是社会。那时校园非常好，环境整洁，对学生教育也很好，事事有人管。在青年如何处理自己的生活这个问题上有一个老师傅教育了我。老师傅每天早晨敲亭中的钟，几十年如一日，从未错过一分一秒。从我当学生起一直到解放后他都在打钟，尽职尽责。“文革”中他死了。在他病重时，我去看他，给了他10块钱。他留给我的印象很深，他是我的老师。当时我花8块钱买了辆自行车，星期天在北京四处转，先去圆明园，那时圆中的遗物比现在多。我拿着有关的书对照园内遗址看。顾颉刚先生给我们讲《中国古代地理》，讲《禹贡》、《山海经》，开始学的是线装书。还有一位洪业（洪煨莲）老师，给我们讲《水经注》，他现在在美国哈佛大学。北京白石桥这条小河，1400年前在《水经注》里就有了。洪老师当时写了一本关于勺园的书，书中关于勺园来历的论述，引发了我强烈的兴趣。通过实地考察，我发现，水源是研究北京历史地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在北京看到许多废河废塔，我对这些有兴趣，很想追本溯源。我弟弟晚我一年考入清华。我到居庸关喝了河水，一天走了100里地，爬山爬到夜里。实际上我也是因为苦闷而发散精力。我想找到地理的内在环节，为什么这地方成为园林，哪些条件使它成为园林？老北京为什么搬家？这就接触到历史地理了。我那时想成名成家，为学术而学术，完全从个人兴趣出发。我的老师的成就是我追求的目标。我大学最后一年赶上“一二·九”。1940年研究生毕业（1940年获燕京大学文学硕士学位——笔者）后埋头业务。老师认为我搞的研究超出了我们系的课程。研究生论文改成了地理方面的内容。洪老师对我说：“择校不如择师，择师就要投名师。”洪老师推荐我去英国利物浦大学，因为那里有重量级的地理学大师。但由于二战此事被耽搁。40年后我开始教书，同时与共产党接触。由我联系，送了一些学生去西山八路军抗日根据地，如哲学系的孙道临、英语系的黄宗江，还有陆禹、龚澎、龚普生（章汉夫夫人），为此我还被捕入狱。最后共产党要我也去西山，我没去。我认为自己是搞学问的，在不损害我成名成家的前提下，我可以干革命工作。二战后送我去英国留学。

侯仁之题赠邹士方

侯仁之先生（左三）与北大哲学系1977级学生邹士方（右二）、樊平（右一）、姜莹（左二）、王宗昱合影（1980年6月）

1949年我从英国回来（1949年获英国利物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笔者），组织上让我参加土改，我没去。我的思想改造十分迟缓。谢觉哉带领我们上井冈山参观。1956年我提出入党要求。1958年全国沙漠会议召开，1960年我进入西北沙区。我逐步克服个人兴趣，接受党的要求，跳出小书房、旧书堆、繁琐考证。大量的人类遗迹葬在沙漠里，远远比文字更重要。我开始了沙漠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同时对北京的城市水系产生兴趣，从北京水源人手开始研究城市水系发展。1963年后门桥的出土使研究体系获得突破性进展。我提出重修后门桥，还专门以《从莲花池到后门桥》为题在授课中做了具体的阐释。这联系到我在此之前研究的北京更早期间建城原因的另外一处重要水源莲花池。

那天我们几个同学与侯先生一起合了影。

那年9月16日我又访见了侯先生，他在我的本子上题写了：“士方同学：刚刚看过你的文章，十分欣赏，希望继续看到你的习作，更快地成长！”在我与侯先生谈话时，同学为我拍了这张照片。

1982年我到全国政协工作，因侯先生是全国政协委员，又多有接触。

侯仁之（左）与邹士方（1980年9月）

1984年12月9日我回母校参加一项活动，遇见侯先生，他十分高兴，在我的本子上又题写了：“老友重逢，快乐异常！”

1985年我写信向侯先生约稿，先生在2月寄来稿件并复我一信：

士方同志：

承您两次来信约稿，不能应命，于心不安。但工作确定很忙，所有的文娱时间（包括去政协看电影时间）都已“砍”掉，仍然忙不过来。两年前我就答应为《北京人谈北京》这本书写篇小序，可始终未暇动笔。前晚来信催稿，说是书稿已编辑完毕。溥杰先生也已题了书名，就差我的“开头的话”（代序），我只好连夜赶写稿一份，可否先在政协报发表？我实在无时间也无力气另写一篇了。

祝

春节愉快！

侯仁之
1985年2月9日

收到后，请赐复。

先生的稿件由我编发在报上。

1985年10月29日在圆明园遗址召开“圆明园罹劫一百廿五周年纪念会”，侯先生在发言中坚决反对全部修复圆明园。他说：“我以一个圆明园附近的老住户的身份来参加这个会，我在圆明园附近整整住了53年，看到了这个地方的变化，变化之大是难以言说的。今天我们搞纪念，是使我们不忘记一切为反抗帝国主义而牺牲的先烈。现在第三世界国家仍受帝国主义的欺凌，保卫世界和平仍是我们的重要任务。我们不要忘记过去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残杀。世界上有没有一个园林像圆明园这样富有艺术价值而且保存那么多的文物珍宝，即使被毁125年后仍保留着园林的基础？没有！作为遗址公园来说，这是进行爱国主义的最重要的场所，所以一切规划都要由此出发，如果违背了这个主题就是不对的。”

他讲述圆明园附近的历史，如数家珍：“这个地区富有爱国主义传统。圆明园西部有挂甲屯，原有石碑上刻‘挂甲屯’。还有六郎庄、望儿山。民间传说杨六郎曾居于此地。康熙时有前挂甲屯、后挂甲屯、中挂甲屯。火烧圆明园后留下半个村庄，就改了名字叫挂甲屯，同时牛栏庄改叫六郎庄。明代文人坐船能去牛栏庄作诗，说此地名不能入诗，就改叫柳浪庄。百望山改名望儿山。这都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情感。现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仍威胁着世界和平，我们坐在圆明园这里就是接受它的爱国主义教育。”

最后他说：“用水造园是传统方法，圆明园充分发挥了山水的条件，如借西山背景。《禹贡》中讲九州，九州齐烟就象征着中国，以木为本，以水为纲，水使脉络活起来。现在要尽量保持遗址原貌，个别的建筑可以恢复，但主题思想必须牢牢抓住。北京是中国的橱窗，旁边有帝国主义的罪证遗址没什么不好。李翰祥用电影启发爱国主义思想十分可贵。乾隆办公都在圆明园，海淀有条街叫军机处。在遗址旁边设计、搬演圆明园的历史，体现它爱国主义的现实场所，这是十分重要的工作。”

关于这次纪念会我发了条消息，把侯先生上述发言的心中思想概括进去。侯先生看到报纸后于11月21日给我来了一封信，多有鼓励：

谢谢您寄给我11月5日的《人民政协报》。您所写“圆明园罹劫一百廿五周年纪念会在京举行”的报导，抓住了我发言的重点。希望这能有助于某些持不同意见的人们作参考。

侯仁之致邹士方信札

可惜，侯先生的两封信札都已丢失，庆幸的一封尚有抄件，一封留有复印件。

进入21世纪，侯仁之已是九旬之人。他为自己作了这样的简单的总结：

少年飘零，青年动荡，中年跌宕，老而弥坚。“平生最爱夕阳晚，坐听涛声到黄昏。”

作为一个学者，人生最大的乐趣就是工作。侯仁之先生是不会“坐听涛声”的。近年来，由于目疾加腿疾，他的身体状况已大不如前。他说：“我虽不能‘奋蹄’，但还可以慢慢地‘走’路，庶几可多干点活……总之，我还要平淡充实地继续工作下去。”

1950年侯仁之发表的《“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一文率先为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他担任北京大学副教务长，并兼任刚刚成立的地质地理系主任，至此，“历史地理学”便正式出现在中国大学的课程设置中。

侯仁之曾说：“我这么多年搞的这门学问，乃是‘又古又今’之学，既要结合现代地理学的知识实地加以考察，是需要‘读书’和‘行路’的……”“行路”自然要“跑”，侯仁之“跑”得上瘾。比如，从1961年到1964年，他每年暑假都要到西北考察，探索沙漠地区地理环境的变化。

侯仁之的历史地理学“四论”，对学界产生极大的影响。由他主编的《北京历史地图集》一至二集以及《北京城市历史地理》的出版，是理论联系实践的结果。他的城市历史地理及沙漠历史地理等方面的探索，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他因促进中国参加世界遗产公约组织，而被誉为“中国‘申遗’第一人”……对于北京，他投入了更多的关注：研究北京的历史起源及城址变迁，论证京城中轴线的重要意义，提出关于“北京城市规划建设中的‘三个里程碑’”的观点：他为保护北京旧城风貌而大声疾呼，保卫卢沟桥、恢复莲花池、整修后门桥……

美国国家地理学会评价侯仁之“是中国学术成果最丰厚、最富有激情的地理学家之一”，“是当代地理学的世界级领导人物”。侯仁之因自己的丰硕成果而先后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美国地理学会颁发的“乔治·大卫森勋章”以及美国地理学会所颁发的“研究与探索委员会主席奖”等诸多荣誉。

96岁的侯仁之仍意气风发地跑在学术研究的前沿。在此祝他健康长寿，青春永驻！

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