韶山
读好两本“书”——韶山札记
人民出版社 钟金铃
1938年3月15日，在抗大三大队的毕业典礼上毛泽东讲道：“社会也是学校，一切要在工作中学习。学习的书也有两种，有字的讲义是书，社会上的一切也是书——‘无字天书’。”毛泽东一生，正可谓既勤读“有字之书”，又苦读“无字之书”。2011年8月1—8日，“青年编辑下基层”主题教育实践活动组织29位来自全国出版社和期刊社的青年编辑，与韶山村人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并参观了毛泽东故居、毛泽东遗物馆等。通过这几日韶山行，我们深刻地体会到，要做好出版工作，同样必须读好两本“书”：既要读好“有字之书”，也要读好“无字之书”。
一、读好“有字之书”
众所周知，毛泽东一生酷爱读书。他保存下来的书，种类繁多，规模宏大，达1万余种，近10万册。在韶山毛泽东遗物馆，我们参观了熟悉的菊香书屋。在这间“原本位于中南海丰泽园”的书房兼卧室中，堆满了古今中外的经典著作、古朴线装的诗集文选，大床的半边还摆满了他老人家经常要翻阅的各种书籍。毛泽东一生读书的范围十分广泛，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从马列主义著作到西方资产阶级著作，从古代的到近代的，从中国的到外国的，包括哲学、经济学、政治、军事、文学、历史、地理、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等方面的书籍以及各种杂书，可谓是“博览群书的革命家”。
对出版工作者而言，读“有字之书”必不可少。读好“有字之书”不仅意味着“腹有诗书气自华”，更重要的是作为人类精神花园的园丁，出版工作者肩负着文化选择、传承和创造的责任，读好“有字之书”乃是职业要求，是出版工作的客观需要。王子野先生曾说过：“例如，哲学编辑不妨考一下自己，究竟懂多少哲学。……搞经典著作的编辑，假如猝然问他马克思什么时候诞生，哪里人，家庭情况怎样，哪年流寓英伦，哪年搞《新莱茵报》……我看也未必能随口答出……要克服这种现象，除了学习以外，别无他法。”而在那些著名的出版家那里，“编书、读书、藏书、写书”合为一体、充满浓厚文化气息的生活，更是展现了一种美好的生活方式。
但是，阅读那些人类经年累月、殚精竭虑的精神产品，其意义并不止于此。毛泽东终生读书，早在湖南第一师范期间，在约10万字的泡尔生《伦理学原理》中，他就不仅逐句用墨笔加以圈点，画上单杠、双杠、三角等符号，还用工整的行楷写下了12100余字的批语。在延安期间的一次演说中，他则讲道：“年老的也要学习，如果再过10年我就死了，那么我就一定要学习9年零359天。”而在逝世前一天，他虽时而昏迷、时而清醒，但清醒过来仍旧看书、看文件，多达11次！这是一种多么旺盛、多么令人震惊的精神需求啊！1969年，在读《南史·陈庆之传》时毛泽东曾写下这样一条批注：“再读此传，为之神往。”毛泽东究竟神往什么，为何神往？我们不得而知，但这条批注非常恰当地传达了读书对于作为“万物之灵长”的我们的独特意义。人类精神的空间十分辽阔、苍莽，而我们的一生又是那样短暂，在这永不重来的短暂生涯中，我们的精神世界能生长多高，能生长多远，又能生长到何处？这是作为人类精神产品加工者的出版工作者，不能不面对也不得不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
二、读好“无字之书”
毛泽东认为，社会是个大学校，其中的东西——“无字天书”，学之不尽，取之不竭。在湖南第一师范期间，毛泽东就在课堂笔记《讲堂录》中写道：“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而已。”1917年夏，他利用暑假游历了湖南长沙、宁乡、益阳、沅江、安乡五县农村。在后来漫长的革命生涯中，他更是做了大量的实地考察工作，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名篇章。
对出版工作者而言，同样不仅要读好“有字之书”，而且还要读好“无字之书”。读好“无字之书”，乃是做好出版工作的实际需要。出版工作要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就必须深人实际、深人群众、深人生活，必须“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实际”，“深人到火热的现实生活中去”，“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中国土地广袤，社会变迁急剧，出版工作者更是要下工夫、花气力细读这本“无字之书”。比如，就韶山村而言，它与中国许多农村一样，被卷人现代化的变迁之中，与这个时代同呼吸、共命运，但作为“天下第一村”它又具有其鲜明的独特性，那么韶山人民的物质生活状况和精神生活状况到底如何，他们又有着怎样的精神文化需求？如果不对这些问题进行调查、加以思考，仅仅限于“纸上谈兵”，我们就无法提供契合韶山实际状况的精神产品，出版工作也就无法真正贴近人民。
经过几日体察韶山村的社情民意发现，韶山人民的实际生活状况大大超出了我们的想象。目前，经过多年来红色旅游的带动，总体上韶山人民的物质生活已比较殷实，已经具备较好的消费文化产品的实力。他们大多关心外界情况，有的还订阅了《文摘报》《文萃报》等。与此同时，他们的总体阅读率不高，文化生活品位还有待进一步提高，精神生活空间也尚需进一步拓展。这些表明，他们既有一定的精神文化需求，也具备较强的消费能力，但仍需进一步激发，应该加以科学引导。这就给出版工作留下了广阔的空间。比如，从图书角度而言，他们需要的主要是实用性图书。他们基本不再耕种，而更多搞旅游、经商，因而我们应该提供一些旅游类、经营类图书，同时由于他们的阅读时间有限、文化水平也受到限制，因而必须尽量做到图文并茂，最好能配上光盘。在当代中国气势磅礴的社会变迁中，韶山村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窗口，其中所蕴涵的文化信息和启示意义我们绝不可低估。
80多年前，邹韬奋先生曾经把刊物比作鲜花，把自己比做一个小小的“花匠”，他这样写道：“他(编辑）在这个花园里努力，只不过觉得这个小小花园尚能应社会上一部分的需要，他在这里面做个小小花匠……只望能在此茫茫的人生长途中，寻得一花一蕊，贡献给诸君。”在思想扁平、功利浮躁的时代，出版工作者要做好人类精神花园中的“花匠”，既要脚踏大地，又要仰望苍穹，更要读好两本“书”：读好“有字之书”，“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东西”；读好“无字之书”，可以“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而100多年前诞生于韶山村的那位伟人，正是兼读“有字之书”与“无字之书”的典范，值得我们回味再三。
我欲因之梦寥廓 芙蓉国里尽朝晖——韶山五日记
北京出版集团 李 欣
2011年8月1日，我与来自全国28家出版社、期刊社的青年编辑们一起，来到湖南省韶山市韶山村，参加了“青年编辑下基层”主题教育实践活动，也成为30年来第一批人住韶山村民家中，和他们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临时村民”。
在韶山的5天，时间很短，感受很深。我看到了寄托着毛泽东同志无限热爱与怀念的湘江大地，更看到了如今那个芙蓉盛开，朝霞满天的新韶山。
一、毛社雄大叔家的生活
我所在的毛社雄大叔家是三代同堂的家庭，全家共有6口人。大叔的大儿子在广州打工，小儿子在村里工作。大叔和阿姨仍以传统农业为生，他们种了三亩地的蔬菜，有辣椒、茄子、丝瓜等，还喂养了20头猪，每日辛勤劳作。地里的杂草用来喂猪，猪粪做原料，实现了资源的循环利用。虽然不是村里最富裕的人家，但大叔家的生活也算得上殷实。
和其他村民一样，大叔家现在虽然人口并不多，但也住着两层小楼。大厅墙壁的正中间，挂着毛泽东的画像。“盖的时候花了十几万,8年才还清啊！”大叔略带自豪地告诉我们，现在房子的市值差不多也有四五十万了。房子是10年前建的，将近300平方米，卫生间就有6个。空调、等离子电视、无线网络等一应俱全，与城市相差无几。我们好奇地问这么多房间给谁住，大叔说：“留着儿子结婚啊，以后这些房间都会住满的！”
尽管村里有人开了公司、包了矿场、做起了大生意，大多数人住上了自家的楼房,60%的家庭拥有了私家车，但韶山村，仍然安静祥和，看不到太多市场化冲击留下的痕迹。我们4个学员所住的两个房间，都有独立的卫生间，小客厅里还有一台43寸的等离子电视。后来才知道，这是大叔、阿姨在我们来的前一天，刚刚为我们安装的。那里的每户都热情好客，那种发自内心的热情和清澈的笑容，让我们这些常年生活在城市里、习惯了冷漠和疏远的人，总能感到由衷的温暖。在韶山，村民总是以“主席家乡人”来要求自己，教育后代。这里民风淳朴，夜不闭户。大叔常说，你们是毛主席的客人，我们要招待好你们。家里78岁的奶奶至今还能回忆起毛主席1959年回韶山时的情景：“主席挥着两只手，跟我们说：‘大家好，大家好！’”“毛主席好高哟，我只能到他胸口那么高！”奶奶比画着告诉我们。看得出，韶山人对毛泽东有一种很深厚的感情。
我们每天都跟着大叔学着浇地、拔草、钓鱼、摘菜、喂猪等一些简单的农活，与土地这样亲近，不再忙着打卡、编稿、开会……感到时间也变得缓慢起来，心境前所未有的轻松。每天吃着自己从田里摘来的菜、从鱼塘钓上来的鱼，这种幸福感和满足感，是从未体会过的。
谁知盘中餐
大叔虽然每天忙着喂猪种菜，但他依然很关心国家大事。家里订阅了《文萃报》《妇女报》等报刊。“国民经济”、“丁克家庭”这些词汇，也时常出现在大叔的言谈中。他和阿姨都是高中水平，这在村里的同龄人中并不多见。
离开韶山时，我们四个学员拉着叔叔阿姨的手，一起照了一组全家福。我半开玩笑地对大叔说，等我们5年后回访韶山，那时大叔的孙子或许都已经满地跑了。大叔笑着，一脸憧憬的表情。
二、红色旅游经济
利用村里的农闲时间，我们这些学员还分别参观了毛泽东铜像广场、滴水洞、毛泽东故居、毛泽东遗物纪念馆等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使我们真正地了解到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是如何带领全党和各族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是如何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从而使我们更加深人地了解了一代伟人光辉的一生。
据村党支部书记毛雨时介绍，韶山村每年接待游客约700万人次，占全村总收人的80%。但对于村民来说，除了卖些纪念品、小食品等能增加些额外收人，他们能直接得到收益的渠道并不多。据我们在村里这几天的观察，发现大多数游客都是当天参观完景点后就离开了，并没有太多餐饮、住宿等消费。而韶山村山清水秀，没有工业，绿化程度很高，距离长沙也只有一个小时的车程，如果能利用韶山村独特的资源优势，把农民的空置房屋腾出来开发一些“农家乐”项目，吸引周边城市居民节假日到韶山村度假，这也许能成为增加农民收人的新渠道。
村里的“大学生村官”朱乐谈到，“韶山旅游投资公司”2006年成立以后并没有什么实际的项目，直到2009年他去之后，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公司做了一个网站，通过良好的宣传当年就引来了客户，现在已经实现年赢利200多万元,140多名村民在此就业。
三、村里的农家书屋
我们每个学员都给韶山村带来了一些书籍，这些都是大家临行前为村民们精心挑选的。在最后的交流会上，我们还举行了一个小小的捐赠仪式，感谢这些天来村民对我们每位学员的关心和照顾，同时也希望能够把这些精神财富留在韶山。
韶山农家书屋一角
作为出版社的编辑，韶山村的图书调查和村民的阅读习惯是我们此行的一个重要目的。韶山村的农家书屋在村委会有一个单独的房间，约有1500多本图书和十几种报刊，涵盖了农村实用技术、法律法规、卫生保健和科普知识。农家书屋已成为农民学习知识、提高自身素质、改变自身命运的文化平台。然而，通过我们对韶山村的调查发现，农家书屋工程在具体实施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目前，韶山村村民的娱乐活动也开始向城市化靠拢，方式比较多样，比如看电视、上网、唱KTV、跳广场舞等等。但同时，我们也观察到，村民总体上并没有阅读习惯和阅读爱好，部分村民平时喜欢打牌、打麻将。这也反映出虽然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很大的改善，但他们的精神生活也待提高，仍有拓展的空间。
尽管村村通工程、农家书屋等基础文化设施已经在农村得到建立和推广，但目前农村的整体文化建设还远远不够，如何管理、如何发展也是下一步需要考虑的问题。从内容上看，农民更需要实用性的图书，而并非只有一些养猪、种菜的知识类图书就能满足他们的精神需求。文化对于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那些经典的文学作品，城市的读者可以读，农民也一样可以。作为出版方，我们在挑选农家书屋的品种时，应该考虑到能够真正深人农民的日常生活，用知识来滋养他们的心灵，提高农民的素质。在方式上，我们可以利用新技术，发展农家电子书屋，手机彩信包等让农民能够更加方便、有效地进行阅读。在购买渠道上，我们也要开发新的销售方式。韶山村人口比较分散，交通相对不便，而现代化的物流几乎可以覆盖到大部分乡镇，我们可以利用物流网络进行有针对性的网上售书，让他们不出家门就可以买到最新的报刊书籍。
中国正处于转型期，韶山村同样不可避免地被卷人市场经济的大潮，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在向现代化的跃进过程中，它同样既取得物质生活的进步，又出现各种困惑。
时代在进步，农民的思想素质和水平也在不断提高。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拜人民为师，把政治智慧的增长、执政本领的增强深深扎根于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之中。要高度重视并切实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依法保障人民群众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项权益。“只有我们把群众放在心上，群众才会把我们放在心上；只有我们把群众当亲人，群众才会把我们当亲人。”韶山5日，让我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这些话的含义。服务基层、服务人民，同样是我们每一位共产党员、每一位出版工作者所必须肩负的使命。
韶山村印象及其精神需求断想
《瞭望》周刊 刘 巍
韶山村在中国社会转型期并非世外桃源，但这里有外界有所缺失的洁净空气、水源、环境，以及朴素的真情。
2011年8月5日,29岁的韶山村妇女毛丹骑着摩托车追上了徒步下山的4位来自大城市的青年，当毛丹把一位记者所遗忘的U盘归还之时，这一画面无疑具有时代的隐喻。
毛丹的摩托车与城市青年的徒步对比，象征着韶山村村民已实现与城市小康阶层无差别的物质生活。同时她的“归还”举动，无法不让人联想起城市青年在时代变迁中普遍遗失的质朴真情。
韶山村毛丹一家是中国市场经济转型期中国农村、农业、农民发生时代变迁的投影。
因处于革命圣地韶山村——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核心毛泽东的故乡，这一投影带有其自身的特性。
1993年，是毛泽东诞辰100周年。此前一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讲话，从此，中国改革走向新的阶段。韶山村正是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中，开启了其自身走向富裕与文明的双重叙事。
仅仅5年后的1998年，毛丹一家就盖起自家的二层洋房。从木制的老屋搬进水泥钢筋铸造的新家。近400平方米的建筑有四个客厅、两个卫生间与多个客房。除此之外，毛丹家还有自己的车库。而这样的敞阔与居住功能齐备的家，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韶山村已是一个普通的现象。
2011年，又一个新的10年过去，毛丹家的生活已与城市居民的生活毫无二致。宽带互联网与苹果手机，网购上门与驾驶现代交通工具下山，毛丹与其丈夫不再从事农活，毛丹自己的消遣是夏日里开着空调坐在客厅里看电视。
这些都说明，以毛丹为代表的中国农村先富裕起来的居民身份、职业的变迁。
其实，毛丹一家生活的水准已超越很多城市居民。比如未受污染的用于食用的农产品、空气与水源；比如没有房贷压力的现代洋房；比如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后对于财富新的渴求，以及完成温饱目标后对于精神空间的渴求与热望。
一、从北京到韶山
韶山村是毛泽东同志的出生地，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革命纪念地。
根据公开资料，韶山村农业人口1287人。全村森林覆盖率达88%。韶山村以红色旅游为支柱产业,2005年全村经济总收人1.02亿元，农民人均可支配收人6800元，其中85%来自以旅游业为主的第三产业。
韶山村基础设施完善。村道全部建成了水泥路，户与户之间都有道路相通。全村楼房比重达95%，人均住房面积53平方米，彩电人户率达90%，电话人户率达92%，自来水(或安全卫生水）饮用率达90%。据村民鲁淑美讲，本村60岁以上的村民每年享有300元—500元的养老金。
而在8月1日，韶山村居民确切的生活水准对于从北京来的记者还是不可想象的。
8月1日清晨4时30分，我从北京西南城的居室中醒来。我早起的目标是7点50分从首都机场飞往湖南省长沙的班机。
5时，我乘上开往北京首都机场的出租车。14时半，我与“青年编辑下基层”的其他30名团员由长沙出发前往韶山村。傍晚我与“青年编辑下基层”一组团员钟金玲、王珅、张庆源来到韶山村半山腰处的毛丹家。
当晚，我独自一人在毛丹家的“别墅”一楼的客房中睡下，关上灯，脚下的窗外吹来冷澈的山风，昆虫们发出合唱，而房间里充满了浓重的黑暗。
韶山村党支部书记毛雨时在这天傍晚跟“青年编辑下基层”的团员们讲，你们是改革开放30年来第一次住进村民家中的外来人。
韶山村村民的生活是怎样的？几十年前“向贫下中农学习”的口号如何适用今天的中国？30年的社会变迁又对村民生活产生了何种影响？这些问题在记者心中成为挥之不去的疑问。
2011年8月1日深夜，记者在村民别墅小楼中人睡。此时距1976年毛泽东逝世35年，距改革开放33年，距中国确立建设市场经济目标也已17年。
二、毛丹一家农民身份的变迁
8月2日晨，记者被早起的毛丹一家所惊醒。城乡作息时间的不同，成为重要的差别和我们需要向村民学习的第一件事。在韶山村，记者与青年编辑的任务是“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但此后数天的经历，让我们感受到了韶山村村民生活的巨大变化。
8月2—5日，我们虽然尽力从事农活，但实际提供给我们所干的农活并不多。从摘菜、给菜地浇水、喂鱼到拔草。这些工作都是零星的。其实对于毛丹一家，只有毛丹的妈妈鲁淑美一人从事农活。毛丹和丈夫已基本上脱离了农业劳动。从其职业与生活方式来讲已与城市居民无异。
毛丹一家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他们不再以农业为家庭经济的主要来源。事实上，农产品的种植与养殖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虽然仍然进行品种丰富的农产品生产，但其主要目的在于毛丹一家自己的生活消费，而不是拿到市场上交换。
毛丹与韶山村很多居民一样，已在中国市场经济大潮与韶山旅游市场开发的双重变奏中受益；与韶山村很多居民一样，他们一家已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现在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于“做生意”——从第三产业旅游业，转为现在的开矿。无论其选择的行业如何变化，毛丹一家已在经济收人上疏离了传统的种植业与养殖业。
毛丹一家收人水平按其本人自述来讲是中等偏下。
毛丹是女主人，高中学历，年届30岁。毛丹一家4口人，有母亲鲁淑美、丈夫小贺和3岁的女儿毛毛。
三、毛丹一家的其他变化
除经济身份与收人发生变化外，毛丹一家还有以下其他方面的变化。
消费能力的增长。无法确认毛丹一家确切的收人数额，但其消费与生活水平与城市居民无异。毛丹丢失一部最新型号的苹果手机，这与居住在她家一位来自北京的记者所使用的手机型号相同。毛丹购买用于消遣刺绣的“十字绣”原料已达数千元。此外，还有一年960元的宽带上网费。然而，毛丹一家的图书消费却趋近于零。
精神空间的管道铺就。其一互联网无线网络信号已覆盖毛丹家的近400平方米的二层小楼。其二智能手机所提供的资讯信息。其三毛丹家购置了三个有线电视机顶盒。另外应该提及的是毛丹在淘宝网上购物可以直接由速递员送至家门口。
前三个通道都为图书进人家庭构成了现实挑战。但从广义上来讲，也为文化产品销售提供了直接与便捷的渠道。
精神生活的渴求。毛丹虽然拥有以上通往精神空间的若干通道，但事实上她大部分时间是在客厅看电视，有时她还以“十字绣”作为消遣。
但是她并不排斥对图书阅读的渴望。她对居住在她家的编辑与记者赠送的图书，还是乐于接受。从其选择受赠的图书品种来看，对于毛泽东的历史图书与实用生活图书，都表示感兴趣。
毛丹一家接待记者与编辑居住，其本身也是对精神空间渴求的表达。
毛丹对盛行于韶山村打麻将的娱乐方式表示了排斥态度。
从众多信息来源表明，韶山村村民打麻将具有普遍性。这一现象在某种角度折射了韶山村村民精神空间的失落，同时也恰恰反映了村民进行其他文化消费的能力与渴望。
8月6日早上，在韶山村的山脚，毛丹骑着摩托车第二次追上青年编辑记者下基层团员所乘坐的大巴车。这一天，青年编辑记者下基层团员离开韶山村回返长沙。毛丹送来了一位记者遗失的电脑笔记本电池。
在短短的数天中，毛丹一家展示了城市青年所缺少的坦诚、热情与质朴的真情。每天的饭菜有肉有鱼有鸡，甚至还有酒，这不仅显示出村民生活的巨大变化，更重要的还显示出韶山村村民那种不变的至诚情怀。临走前的一天，毛丹骑摩托车到山下，带回了四个硕大的红盒子，这是送给在她家中居住的四位青年编辑与记者的临别礼物——毛泽东铜像。
这沉甸甸的铜像已成为文化符号，显示着韶山村村民在向富裕生活变迁中那些不变的真情以及对未来社会依然的热望。
敢为人先与脚踏实地
新华社《财经国家周刊》 张庆源
2011年8月1—8日有幸参加了“青年编辑下基层”活动，来到毛泽东家乡韶山村与当地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是一个暂时走出我们既有的工作和生活，体验基层生活的一个极为难得的机会。
对于韶山村而言，这是近30年来，第一次接待学员住在农民家里，所以我们学员将这次学习叫做“韶山一期”。
“韶山一期”确实开启了一段崭新的旅程，这不仅是空间上的，也是精神和心态上的，其实多次听当年上山下乡的知青讲那段艰苦经历给后来的工作和生活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韶山对我们这些青年采编人员来讲，是需要补上的一课。
尽管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韶山村的生活已经今非昔比，但是也让我们体验到了真实的基层农村生活。在这一周与村民朝夕相处的时间里，对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进行了总结和反思，现在总结如下。
一、如何实现杂志社和自身的“差异化发展”
我对红色地区并不陌生，此前曾两次去过西柏坡学习和报道，这些革命圣地给我的一个感受是，在当地学习时受到了很大的震撼和启迪，但回到自己既有的生活轨道时，可能并不能将其持久地用在之后的工作和生活中。
所以在这次活动开始之前，我就在想，要通过这次学习给日后漫长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一些实质性的改变和启示，我的前两点总结正是基于这一点。
在这次学习过程中，我们一组有一个共识，韶山村之所以有现在这样的发展成绩，就是利用好了毛泽东故乡这样的发展基础，以1993年毛泽东百年诞辰为契机，揭开了市场化旅游的大幕，如果没有发挥好这样的优势，这里可能还是一块穷乡僻壤，在几十年前，这里还曾被形容为“十户人家九户穷，有女莫嫁韶山冲”。
我想到，在我们城市中，大多拼的是一些同质化的能力，比如我们拼体力、拼学历、拼酒力，反而是我们本身所具有的一些传统的优势没有发挥好，比如我们的文化背景，我们的创意思维，以及我们内心真正喜爱的事业。
我们《财经国家周刊》现在正在做“国家的远见——省部长系列访谈”，已深度访问22位省部长，已经取得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力，我现在主要负责此栏目的运作。我们设立这个栏目的初衷，也正是依托自己国家通讯社的背景，进行差异化的市场探索，在财经类杂志中凸显鲜明特色。
一周的生活，让我看到了韶山村这个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崭新风貌，但这里与南街村、华西村是完全不同的发展模式，所以还是贵在坚持自己的特色，我觉得还是那句老话，最可贵的可能不是做大，而是做出自己的特色。
二、思考怎样实现自己的“可持续发展”
8月2日早上，我们住在村民毛丹家里的4位同学，第一位起床的是我们一组组长、人民出版社的钟金铃，他7点40分起来时，鲁阿姨(毛丹的母亲）已经将早上的饭做好等我们了。于是，我们4个人集体协商，将第二天的起床时间定在了7点30分。
我们做媒体的人都习惯睡得晚起得晚，生活要相对懒散一些。对于非常规律的生活方式有些不习惯，但这其实给自己的身体造成了非常大的潜在危险，实际上也影响了工作时的精神状态，我们在大城市工作，有着很高的事业平台，但是由于不科学的生活和工作习惯，我们的这种发展到底是否可持续？
我们看到这一户的户主鲁阿姨，早上很早就起床，做饭、挑水、浇菜、池塘喂鱼，开始一天的辛勤劳作。她今年53岁，从她硬朗的身板上，我们很难看出阿姨曾做过三次手术，一次放化疗。可想而知，她现在能保持这样的身体状况，应该是与她健康的生活习惯有着直接的关系。
就我们的工作而言，大家一般都在上午10点半至11点左右到单位，很多工作要在晚上加班，其实大量的时间都被无谓的散漫而耗费了，时间的精细化管理亟待加强。
在韶山学习结束回京后，我接了省部长访谈栏目的编辑工作，我想，其实在我们平时粗放式的时间管理中，会有相当多的时间可以利用起来，我接这个工作也是想强迫自己改变生活方式，我也想到，现在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没有倒逼机制，不可能顺利实现，因为我们都会习惯性地依赖既有的生活或者发展轨道。
我们在大城市追寻自己的梦想，有着最好的平台，但是却有着并不健康的发展方式，这终将不能为继，所以“高平台，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一定要改变，韶山是一个起点。
三、学习湖南“敢为人先”的做事精神
我对湖南文化向往已久，这次有机会去湖南，在一周多的时间里集中体验了湖南文化。
我从小在山东长大，山东人留给外界的印象是“稳重守成”有余，这跟湖南文化中的“敢为人先”、“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气质有着根本性的不同，湖南人有的是这种“霸蛮”闯事业的精神，在一个人的事业发展过程中，正是需要这样一股自信和士气。
在我和朋友们平时的生活中，湖南文化元素到处可见，湖南卫视的金牌栏目、《体坛周报》、多位湖南籍国家领导人的传记等等，都吸引我深人了解湖南文化发展的传奇密码。
在韶山深人基层活动结束后，我们与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进行了座谈。中南传媒是上海主板上市公司，“出版湘军”的主打旗帜,2010年的营业收人达到了47亿元。
在座谈中，大家都很关心“N合1”是否大于“N个1”，经验是如何处理好“管”和“给”的关系，“管”的是导向，“给”的是集团化形成的影响力。我觉得，无论怎样，说来说去，关键还是先闯先试，很多事情不是没有想到，也不是没有说到，而是没有做到。
在总结本次活动时，我想起了带队领导在开班式上给我们提出的“八字期望”——“珍惜、学习、调查、思考”，这是对我们这次活动的要求，也应该成为我们返回工作岗位后的一个自我要求。
出版的坚守和创新“青年编辑下基层”主题——参加教育实践活动的总结体会
北京大学出版社 张 燕
2011年8月1—8日，我同来自全国30家出版单位的青年编辑、记者一起，参加了“青年编辑下基层”主题教育实践活动(湖南组）。活动地点在湖南省韶山市韶山乡韶山村。为期一周的主题教育活动紧张而丰富多彩，来自不同出版单位的同志被分成5个小组，以小组为单位，参加各项劳动、开展社会调查、交流实践感受。
一周的活动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与农户“同吃、同住、同劳动”，增进与群众之间的感情
8月1—5日，我与另外三人一起，被安排住在村民毛社雄家。毛社雄一家共6口人，包括两位80岁左右的老人以及两个儿子，属于典型的农户，收人主要来源于养猪、卖菜以及经营小纪念品。我们与毛社雄一家人亲密接触，一起做饭、喂猪、除草、浇菜、摘菜、卖菜、聊家常……度过了非常愉快的5天。这5天来，我们从韶山村人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听老一辈人讲述韶山的革命历史，从他们身上学习勤劳致富的精神和淳朴善良的品德，与村里的同龄人交流思想，在紧张丰富的田间劳动中体验快乐……通过身体力行，通过真正“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们与村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俨然成为村民家中的一分子，成为韶山村的一员。这种经历是独特的、新鲜的，也是弥足珍贵的。
尝试喂猪的艰辛
2.参观伟人故居，追寻红色历史
在韶山，利用劳动之余，我们分别参观了毛泽东故居、毛泽东遗物馆、毛泽东铜像广场、滴水洞等红色景点，并集体向毛泽东铜像敬献花篮，表达怀念和敬仰之情。其间，我们还听取了毛泽东的堂侄毛岸平先生为我们介绍毛泽东及其家人的生活点滴和事迹讲座。如果说以前自己对毛泽东同志更多的是一种崇敬之情，那么这次通过走进毛泽东故里，了解伟人的成长环境和生平，则更多地被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代伟人从青年时代起就胸怀天下的壮志所折服。毛泽东从17岁起就离开了山清水秀的韶山冲，立志有所作为，并留下了“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的诗句。一生戎马，直到成为新中国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一直情系家乡人民，却不愿自己的家人享受任何特殊待遇，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表达着对家乡人民的深情厚谊。
3.深入调查研究，了解新农村的经济发展现状及文化需求
在韶山，我们不仅听取了韶山村党支部书记、全国人大代表毛雨时为我们介绍韶山村的历史和发展现状，而且对于伟人故乡、红色旅游胜地的韶山村的经济发展现状、韶山村人的生活状态也进行了一些有针对性的调查和思考。
韶山村共有居民456户、1409人，人均收人为11800元，全村集体收人为170万元，其中80%的收人来自旅游；村民外出打工较少,70%的村民从事非农业活动，例如旅游、餐饮、纪念品经营等等，绝大多数村民的物质生活比较富足。显然，红色旅游，尤其是以1993年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为契机，已快速推动了韶山村的经济发展。
这种开放的姿态也为韶山人带来了先进的观念，例如从事个体经营管理、实现科学种养、搞农村绿色循环经济等等，当地村民对新事物、新观念表现出了很强的接受能力。但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村民了解外界信息的渠道主要是通过网络、报纸，总体上来说对图书的关注度较低，已经设立的农家书屋基本流于形式，很少有村民光顾，图书并没有真正走进农村百姓的生活。这表明，尽管农村的文化生活需求是很大的，但农村的文化建设还远远不够，提供给农村的图书在品种和渠道上还存在着种种问题，需要政府相关部门与我们出版工作者共同作出的努力。
4.与业界同行进行交流学习
在韶山的每一天，来自30家不同出版单位的编辑记者们都在以不同方式交流和分享着各自在工作上的体会和心得。我们在座谈会中交流，在劳动中交流，在聊天中交流，甚至连做游戏也是一种独特的交流方式。在长沙，与中南传媒出版集团的领导和部分编辑的座谈会，更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让我们对出版社的集团化运作模式、优劣势、未来发展方向有了初步的认识和了解。
通过这次“青年编辑下基层”主题教育实践活动，我不仅体验了生活，磨砺了品格，交流了思想，开拓了视野，而且对于如何将出版工作更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更好地服务基层、服务人民，有了新的思考和感悟：
1.出版工作的目的是更好地服务于人民，服务于大众
出版行业是一个特殊的行业，而编辑也是一个特殊的职业，它无时无刻不体现编辑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应该说，自己加人出版行业，也是因为喜欢编辑的这种创造性，它要求我们始终保持着一种弹跳的姿势，保持着对这份事业的热爱。但很多时候，各种业绩考核指标、铺天盖地的书稿、快节奏的生活让我们变得麻木和机械，常常忘记这份工作的初衷。我们需要放慢节奏，停下来思考；我们需要放下姿态，走近群众，走近百姓，寻找工作的源泉动力。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如果把自己看做群众的主人，看做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么，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这次体验活动给了我这样一个难得的做“群众的学生”的契机，坚定了出版工作应当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信念，也让自己今后面临迷茫和困惑的时候能够保持一份清醒。
2.注重从市场调查中发现图书需求
实践调查出真知，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道理。但通过这次主题教育实践活动，我对此有了更直观和切身的认识。
以农家书屋为例。在此之前，各家出版社都曾经为农家书屋推荐过一些图书，也自认为所推荐的图书应当适合于农村阅读。但从对韶山村农家书屋的调查情况来看，目前至少存在两个明显的问题：(1)农家书屋的图书结构明显不合理，图书品种过于单一，主要集中在农村法律、农村政策、种养等方面，缺少农民真正感兴趣和适用于他们的图书。(2)已经建立起来的农家书屋，如何管理和维护好，使其真正发挥作用，避免流于形式，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需要地方在人力和财力上的配套投人。这一例子也提醒我们，作为一名编辑，在今后的出版工作中，要更加注重市场调查，真正做到以市场定产品，避免主观臆断和闭门造车。
通过在韶山的实践调查，并结合自己作为一名经管图书编辑的工作，我认为可以重点开发以下几个方面的图书：(1)探索区域经济发展路径的图书，以便具有相同特色的地区可以相互借鉴经验，实现共同发展。(2)针对当地旅游、餐饮业以及个体经营较为发达的情况，提供一些小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的图书。(3)针对像韶山这样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普通大众，开发一些经济学普及读物以及个人投资理财方面的图书。而且最重要的是，要将上述内容以通俗易懂、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表现出来，让优秀的作品真正地走进普通大众的生活。
3.新时代出版社所应有的坚守和创新
随着图书市场竞争激烈程度的不断加剧，随着快餐文化时代的到来，出版社也面临着转型期的阵痛和困惑。我们是否也要以规模和数量取胜？我们是否也要加人重复建设的大军，做一些“短平快”的跟风图书？毫无疑问，这种对短期利益的追求，无论是对出版社的长期品牌建设，还是对读者的利益都是有很大损伤的。在新时代下，出版社理应有自己的坚守和创新——简言之，就是对图书质量的坚守，在出版形式上的创新。
坚守并不意味着故步自封、停滞不前，在民营出版公司如火如荼发展和数字出版时代即将来临的大背景下，出版社理应顺应时代潮流，因时求变，探索新的出版形式。例如，针对像韶山村这样的村民居住分散、光顾农家书屋不甚方便，但网络已经较为发达的新农村，我们可以考虑在未来利用新技术，发展农家电子书屋，以在线阅读和在线视频的形式，更好地为农村读者服务。
在参观毛泽东故居、湖南岳麓书院以及同中南传媒集团的同仁座谈的过程中，湖南人这种“敢为人先”的文化和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为一名青年编辑，我想我们不仅要认真对待自己的每一本书，珍惜自己的名字，也应有不断学习和锐意进取的精神，实现自己的“坚守”和“创新”。
深入农村 发展书业——“青年编辑下基层”活动感想
光明日报出版社 邓茗文
“追寻红色历史 增进群众感情——青年编辑下基层”主题教育实践首期活动，于2011年8月1日至8月8日在湖南省韶山市韶山乡韶山村开展，人民出版社等20家出版社、半月谈杂志社等9家杂志社的29名青年编辑记者参加，深人毛泽东的家乡——韶山村，与当地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活动期间还开展了参观红色故居、纪念馆，与中南出版传媒集团领导及部分编辑座谈等活动。活动时间虽不足10天，但此次活动却带给我颇多的感悟。
一、追寻伟人足迹 深入基层群众
本次活动深人毛泽东的家乡韶山，以胡锦涛总书记“七一”讲话精神为指导，围绕贯彻党的群众路线，让青年编辑记者在追寻红色历史的同时思考出版使命，思考出版工作如何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更好地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活动以《论党的群众工作——重要论述摘编》为理论指导，通过与韶山村当地干部群众一同干农活、唠家常、召开座谈会、实地调研等形式，使青年编辑记者了解当地新农村建设、山村精神文明建设，农民的生活状况、精神需求以及他们所关注的问题等，共同感受改革开放30多年来农村翻天覆地的变化，增强服务群众、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自觉性、主动性。通过内部交流及与中南出版传媒集团的领导与编辑开展座谈，青年编辑记者们畅谈出版业未来发展，分享工作体会与经验，进一步提升了青年编辑爱岗敬业、服务大局的责任感和服务意识。
二、同吃同住同劳动 感受农村新面貌
来到韶山村，来到农户家，首先感受到的是韶山人民的热情与好客。我和其他3位分别来自半月谈杂志社、中国青年杂志社及红旗出版社的编辑记者一起住到了村民刘海斌家里。主妇苏林大姐把我们安排到她家最大的也是唯一有空调的卧室人住。两张双人床，全新的卧具，特意为我们每人准备的水桶、毛巾、牙刷、牙膏、杯子、香皂等洗漱用品已经整齐地摆放在房间门口。一家三口人笑脸相迎，简短朴实的语言让我们很快融人到这个家里。通过交谈我们了解到，他们主要靠打工挣钱养家，少量的土地用来种植供自家人吃的蔬菜和水果。在随后的日子里，我们帮助苏大姐做些简单的家务，通过聊天来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和关心的问题，向他们讲述我们在城市里的生活；有时到别的农户家干些农活，体验生活，交流感想；借着到村支部开会交流的机会，到村里的农家书屋调研村民的文化生活。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我们与刘大哥一家之间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
站在泥塘里不知舒服不
在驻村的这段日子里，我对农村直观的感性认识逐步取代了原来想象的抽象认识。原以为农民们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而实际上农户们的致富途径已多种多样，靠种田为生的已经不是大多数；原以为农村都是土坯房，现在看到农户们家家盖起了小楼房，有的小楼甚至像是乡间别墅；原以为农民家中有车也是拖拉机，现在看到许多农户家开上了小汽车，有的家里还不止一辆。种种现象，让人不得不感叹这些年农村的发展变化。
韶山村的经济发展、村民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与当地发展红色旅游业是分不开的，与政府的“三农”政策是分不开的，与全国新农村建设的大局是分不开的。韶山村是中国众多乡村中的一个，它的发展有自己的特色，同时也包含中国乡村的普遍性，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韶山村的发展可以从别的村庄吸取经验，也可以把自己的发展经验推广到别的村庄；韶山村面临的问题也是中国农村问题的一个缩影。
三、思考出版命题 践行出版责任
1.将党员的信条融入工作中
2011年正值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追寻伟人足迹来到毛泽东的故乡，与毛泽东的家乡人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我感到非常荣幸。这更促使我思考该如何站在中国广大农民的角度履行好党员的职责。深人群众中，为人民服好务是一名合格共产党员一生要坚持的事情。我认为，坚持以人为本，坚持群众路线，坚持为人民服务，应该成为我从事图书编辑出版工作要坚守的信条。这就要求我多到群众中去，尤其应该深人农村，了解农民朋友的精神需求、文化需求，以他们的需求为导向，策划选题，编辑出版农民朋友喜闻乐见的图书。
2.发现新农村建设大局下农民群众的新需求
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近年来，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农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生活条件逐步改善，农民的精神文化需求正加速提升。在与村民的交谈中，我们发现他们非常希望获得更多外界的知识、信息，但他们获得信息的渠道还比较有限。尽管他们并未明确地表述需要获得什么样的知识信息，但这种需求的萌发已经表明，图书市场在广阔的农村是大有可为的。我们应当重视，并有意识地引导、激发农民的文化需求向着积极的、健康的、多元化的方向前进。
3.开发农村图书市场，出版业需要有所担当
出版界从业者普遍认为，农村图书市场很大，但前提是政府埋单。这种观点在目前的状况下，不能说它偏激，它至少反映出当前农村图书市场一个显著的特点，同时也反映出农村图书市场有效需求不足的现状。如何解读和把握这种现象和观点，是未来农村图书市场向什么方向发展的关键。
我认为，面对当前的农村图书市场，出版界需要有“敢吃螃蟹”的“第一人”。这既需要政府的参与，但更需要的是出版社的开拓精神与智慧。从政府的角度来讲，需要不断加大对农村文化基础设施的投人，在筹建农家书屋的同时，还要扶持当地农民创业开办书店，首先建立起文化传播的阵地；从出版社的角度看，在当前文化产业大发展的背景下，图书的发行要想从城市走向市场更加广阔的农村，就必须站在农民的角度，从他们的切身利益出发，立足于农民群体当前及未来的精神文化需求，按照图书市场的发展规律，重塑选题视角，出版更多适应新农村发展需求的图书。
中国有近7亿农民，农村图书市场将是未来图书业发展的战略高地。与此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尽管我国农村图书市场潜力巨大，但由于我国地域广袤，农村人口居住分散，不同地域的农村发展水平、环境条件、风俗习惯等方面还存在较大的差异，这使得农村读者对图书需求的层次不同，要求各异。这对面向农村市场的图书选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出版社要敢于尝试开拓农村图书市场，这种尝试需要建立在广泛调研，潜心研究农民精神文化的需求之上。只有深人农村、深人农民，科学组织实地调研，了解农民群众的实际需要，听取他们的建议，在此基础上开发出的选题才能真正做到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
4.做一名坚持群众路线的好编辑
作为一名青年编辑，要想为农民群众编辑出版符合他们期望的图书，首先要做到了解他们的需求和期望；其次要了解中国农村社会的变迁和发展趋势，具有前瞻性地推出满足农民群众未来两三年需求的图书，引导农民群众的文化需求向着更加积极、健康和多元化的方向发展；最后还要将出版的图书真正推广到农村去。这就是在出版领域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
目前，面向农村市场的图书选题主要以农业科技、法律法规为主，这与我国农村社会正处于由温饱型向小康型社会转变的时期有关，认为农民最关心的是农业生产技术、国家政策法规，了解这些知识有助于农民脱贫致富。然而，在部分农村地区种地、养殖已经不是其主要的生活来源，农民群众关注的对象也在发生变化。比如，除了关注国家农业补贴政策、农村医疗政策、最新的农业科技等问题外，还开始侧重于关注子女教育、如何创办企业等方面的问题。青年农民更重视学习掌握新技能，提升自己的能力和素质，以便在外出务工时谋得一份好工作。农民关注点的变化，投射到我们的编辑工作中，就是要求我们推出与之相应的图书选题。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农民的平均受教育程度还很低，农民的整体素质不高，我们在策划适合农民群众阅读的图书时，要注意使图书在形式上直观、生动，在语言上简单、易懂，在内容上实用、有趣，价格上便宜、实惠。让农民群众买得起书、乐于读书、读书受益。
尽管要开拓我国的农村图书市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只要充分调研，在了解我国农村图书市场现状的基础上，从选题、内容、装帧、定价、发行等方面人手，贴近农民的需求，就一定可以推动我国农村图书市场向前发展。
感悟韶山精神 为新农村服务——一名编辑在韶山村一周的心得体会
天津人民出版社 沈海涛
2011年8月1日，带着崇敬的心情和沉重的行李，我从天津来到了红色圣地、毛泽东的家乡——韶山村，与同伴4人住进了毛社雄——一个普通农户的家中。从北方来到南方，从城市来到乡村，从高楼住进农舍，一名图书编辑的农家生活开始了。
毛社雄今年50多岁，是“泽”字辈，与毛泽东是一个辈分。一家六口，有毛社雄的老父母，他们夫妻二人，以及他的两个儿子。大儿子28岁，出外打工。小儿子25岁，则每天都回家。一见面，浓重的湖南口音，弄得我们一头雾水，除了微笑，还是微笑。
这家人主要是以务农为生，其实在韶山冲这样的农户已不多见。自从改革开放以后，作为毛泽东家乡，韶山冲已经成为周边的旅游中心，其中85%以上的村民的收人都来自旅游业。在韶山脚下，韶山纪念品店、毛家菜馆、各种旅店比比皆是。越往山上走，店面越少，农田和水塘越多，也越接近以前的韶山冲。毛社雄家就住在半山腰，过着典型的农家生活。
一、农家一日
8月是农闲时节，田间的活儿并不多，主要就集中在一早一晚，中午天气闷热，也是休息的时候。家中有两块地，都并不算大，种的都是蔬菜。除茄子、空心菜之外，还有黄瓜、丝瓜、南瓜、冬瓜。最多的是辣椒，其中毛泽东最爱的朝天椒，更是红得惹人爱。一天的生活也要从地里开始，周而复始。
草和苗的鉴别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清晨5点，毛叔叔和阿姨就起床了，将地里成熟的新鲜蔬菜，逐个摘下，放人篮中。收摘完毕后，就和阿姨一起骑着摩托将菜送到集市上卖。集市虽然不大，但应有尽有，有本地菜，也有外地菜。8点半左右，三大筐菜基本上都可以卖掉。当问起能卖多少钱时，阿姨笑了：“多的时候200元，少的时候也有100多元。”
阿姨卖菜的时候，叔叔已经回家开始了其他活儿，比如喂猪。家中有20头猪，刚刚卖了一批，现在是以小猪秧子居多，粉扑扑的讨人喜欢。全村都知道，毛叔叔家的猪是他的宝贝，只能他自己来喂。除了精选的饲料外，叔叔还特别配置了餐后蔬果——猪草加水果，可以说是营养齐全。由于喂养科学合理，毛叔叔家的猪长得格外快。
吃完饭，聊聊天，之后就进人了休息时间，中午没有鸡叫，觉也睡得格外香。
睡醒了，喝一碗粥，是这里的习惯。下午4点多钟，才开始下午的农活。其中一项就是摘辣椒。湖南人对于辣椒的偏爱，以前从毛泽东的诸多记录中，也略有所了解，这次到了韶山才真正体会到。不大的辣椒地，每日都有新成熟的辣椒供人采摘，真是地生万物似黄金啊。
浇地，也是每日的必修课。两块地轮流进行，山里并不缺水，但是也需要经过管道将水引到地里，再逐一浇灌。浇地的时候，需要十分认真，不能漏掉一株。你对菜好，它才会对你好。只要有两天不浇地，菜就蔫掉了，有的甚至还会死掉，再也救不回来了。浇地比较简单，也成了我们几个编辑的主要任务。有时候，天气阴下来了，满指望可以偷懒了，可是风儿吹过，云又飘走了，和我们开了个玩笑。
当然，除草也被我们承包了。有一次叔叔远远看到我们几个在地头商量着什么，过来一问，原来我们讨论的是：到底哪些是草，哪些是苗。毛叔叔被吓住了，好险啊，之后爆笑声四起。
夕阳西下，我们回到家中，看到阿姨准备的饭菜，格外的香，杯中的小酒，格外的醇。
二、老革命，新农村
韶山村，与潇湘大地上的众多村落相比，并没有什么不同之处，一个名字改变了这一切——毛泽东。从新中国成立伊始，这个村庄便与伟大领袖毛泽东拴在了一起。从革命策源地，到毛泽东故居，红色是这个村子的主色调。
韶山人，不论姓不姓毛，都是爱毛泽东的，村里的各户家中都悬挂着毛泽东像。从他们的言语中，我们可以深切感受到这一点。每当提到毛泽东，他们的笑容就更灿烂，可说的话也比平时多很多。毛叔叔的母亲，我们叫阿婆,70多岁了，身体很好，只是耳朵有点背。我们围着阿婆择菜的时候，提到毛泽东解放后第一次回韶山的时候，她的话一下子多起来，讲道：主席个子好高，她站在主席面前，只能到主席的胳肢窝底下，并且生动地指了指自己的腋下，逗得我们都笑了起来。还有一次，我们在门前吃晚饭，一位80多岁的老先生突然来到我们身边，叔叔给我们介绍说，他是个老民兵，打过鬼子的。我们赶紧给老人斟酒，他握住我的手，很激动，说了很多话，我都不是很懂，只有一句被反复提到的：“我们都是毛主席的兵！”
韶山人对于毛泽东的爱，几十年来从来没有变过，但是令人回味的是：韶山人真正富裕起来却是从毛泽东离开人世之后。毛泽东在世时，反复强调毛家人、韶山村不能搞特殊化。有人提出：很多人想看看主席的老家，来的时候很不方便，能否修条路？可他老人家一直不同意，直到后来勉强同意，但是也提出不能占用耕地等诸多条件。可以说，毛泽东在的时候，除了名声，韶山村并未得到任何实际的好处。
改革开放之后，韶山村的变化更大。现在的韶山村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典型，村里的路直接通到韶山顶，前面已经提过，旅游业成了大部分韶山人的收人来源，人均收人大幅提高。此外，在村委会的支持下，全村实现了生态农业。像毛叔叔家，在猪圈旁建了沼气池，猪粪等流人沼气池，制造出的沼气用来做饭，废渣流人菜地里成了肥料。村里大部分农户都住上了新房，电话、电视、空调、网络宽带人户，城里有的这里基本上都有了。用叔叔的话说：“不是每一户都富裕，但是只要勤劳肯干，肯定错不了。”
三、为农民出好书
来之前，对于现在的农村有很多的想象。当想象面对现实时，差距总是存在的。我的老家就在农村，来到韶山之后就像回到家里一样。但是，这里的农村生活还是令我惊讶的。比如，生态农业对于农村生活的改变，有了沼气，不用劈柴烧火，少了烟熏。再比如，给猪喂水都是自动化的，小猪自己会到墙上的喷口去喝水，不用人教，很是卫生。来到这里之前，对于“新农村”的变化之大，我是准备不足的，我被震撼了。来之前脑子中很多假设，都被推翻。
比如，假设农村的文化生活相对匮乏，其实根本不是如此。他们的生活与城里的差异越来越小了。晚饭后，毛叔叔和阿姨基本上是看电视，《非诚勿扰》是他们的最爱，与我的老爸老妈完全一样。他们的孩子则更多的是将上网作为自己的娱乐方式，看看电影，听听歌，与城里普通的年轻人无异。村里其他人有爱打麻将的，有爱跳舞的，有的则喜欢到城里唱唱KTV。
还有一件有意思的事，改变了我的想法。和叔叔一起去喂猪的时候，看着他熟练的操作，我随口问道：“养猪方面的书，我看村子的农家书屋里挺多的，叔叔您是不是总看啊？”
叔叔抬起头，想了想说：“没看过。”
“那要是有了什么问题，怎么办？”我接着问。
“上网啊，百度一下。”我顿时无语了。
作为一名图书编辑，我也曾经做过一些供农民阅读的书籍，也尽力让书籍更实用，更符合农民的需求，但是当下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变化之大远远超出了自己的预期。
7天很快就过去了，这7天我是韶山村的村民，也是毛叔叔的家里人。说实话，我们能为他们干的活儿十分有限，但是给他们添的麻烦却是不少。他们用自己的热情、淳朴，让我们看到新时代农村人的真实生活，也给了我思想观念上的震撼。
随着车子开动，韶山村渐渐远去，我对于自己——一名图书编辑，提出要求：从今天开始，为农民策划好的图书。每一本书策划之前都要作详尽的读者调查，永远不以自己的想法来代替农民的真正需求，只有农民认可了，我们做的书才有意义。也只有这样，才能打造出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好书来。
从今天开始，我们的出版工作离不开韶山，离不开日新月异的新农村。
追寻红色历史 增进群众感情——“青年编辑下基层”主题教育实践活动感想
半月谈杂志社 苏 娅
尽管已经参加工作6年多，但还是个较为典型的“三门编辑”：家门—校门—单位门。作为一名既不生在农村，也不长在农村的青年编辑，偶尔三两天的调研采访和从书本上读到的知识，始终无法让“农村”在我的字典中更加形象、更加鲜活。《半月谈》是一本具有民生视角、百姓情怀、面向广大基层干部群众的刊物，如何让自己更贴近农村，一直是我最大的困扰。这次“青年编辑下基层”活动，给我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
和村民做家务、聊家常
这5天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农村生活，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如此真实地亲近农村，给我带来的思想上的震动与改变是言语所不能形容的，以至于敲下这些文字时，仍旧心潮澎湃。我睡过农家的硬板床，吃过大哥做的农家饭，给大嫂打过下手，帮大叔拔过地里的杂草，摘过鲜灵灵的辣椒和茄子，喂过白白胖胖的猪，抬过柴油机，给鱼塘抽过水，尽管来自北方的我硌得浑身青紫，被蚊虫叮得一身包，鞋子上的黄泥怎么都刷不掉，但我实实在在地做了一回农家的女儿，农村于我，再不是海市蜃楼，看得见，摸不着。
干农活确实很不容易，非常辛苦。要在天刚亮就起床，在天气大热起来前把活干完。5点起床,7点收工，一个早上忙活下来，所有人都饿得前胸贴后背，稀饭、面条吃一大碗，哪有什么8点半起床还埋怨起太早没胃口一说？参加活动的7天，让每个人的脸色都红润健康了许多。
我所寄住的家庭是一个三口之家，一对40岁左右的中年夫妻，加上一个正在读高一的儿子。丈夫在一家公司打工，帮人做园林管理工作，妻子在山下有个摊位卖旅游纪念品，家里没有务农，只是种一些自己家吃的青菜。日常交流中得知，他们一家对目前的生活感觉还算满意，只是对孩子上学费用方面表示了有些担忧，房子盖好不敢装修，留钱给孩子读书用，“只要有可能，我们还是希望他能够尽量多读书”。
此次下基层活动，我主要有以下几点思考：
一、农民的变化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农村的主体——农民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韶山村相对较为富裕，红色旅游给韶山村农民带来了较高的收人。开餐馆、卖纪念品、在景区打工，真正务农的农民越来越少。村里有60%的家庭拥有自己的私家车，绝大部分家庭拥有摩托车，公路也修得很好，交通在这里不再是个问题。便捷的交通使这里的农民思想也更加开放，他们送孩子到市里读书，只要孩子愿意继续读，他们表示会一直供孩子读书：“多读些书到什么时候都是好的。”
我们所寄宿的家庭有一个正在上高一的男孩。由于初中基础较差，虽然正值暑期，家长仍旧额外掏钱，让他上180元一天的英语补习班(放假的大学生开办）。牵涉到孩子的教育问题，家长们再贵也都咬牙花这个钱，韶山村的家长也不例外。谈及每天花将近200元上补习班，孩子显得十分内疚又很无奈。问到他和他的朋友将来想做什么时，他说我想去北京，但学习不好，肯定去不了，所以还是在家打打工吧。他的朋友们则直接说就想在家打工，做服务员、看景区，一样能挣到钱，出去有什么好。
农民对于新事物的接受程度较高。村里大部分家庭都安装了宽带网络，遇到问题首先想到上网搜索解决，与城市居民在这方面的差距在逐步缩小。很多妇女不再从事农业劳动，拥有了更多业余时间，有自己的爱好，例如刺绣。农民对文化的诉求在不断增加，有一组所在的农家就坚持订阅《文萃报》，这在以前的农村是不多见的。他们对于农家书屋也寄予了较高的期望，但是就目前来说，农家书屋存在着较大的问题，尚不能满足他们的读书需求。
二、农家书屋
韶山村的农家书屋与很多地方的农家书屋一样，硬件条件不错，但还是存在着一些问题。如距离问题：韶山村农家书屋设在村委会，与大部分民居都有相当的距离。查阅书籍多有不便。又如内容问题：农家书屋的书较为受欢迎的是一些小说等娱乐方面的书籍，传授种植养殖经验、政策理论的书籍看的人非常少，基本还都是新的。出版社的编辑同行在调研后表示：“我们自己都不看的书，农民怎么可能爱看？一定要出好书，出农民爱看的书。”
我通过调研发现，农民对于政策层面的需求还是比较多的，但是他们很少去农家书屋查阅法律类书籍，表示太专业太复杂看不懂。《半月谈》一向是一根扁担挑两头，上情下达，下情上达。作为一本半个月一期面向基层的时政刊物，我们刊物多年来一直有为基层读者解疑释惑的“读者之页”、“百事咨询”等栏目，内容针对性强，通俗易懂，涉及的都是农民在生活中遇到的事，相信这种形式对农民非常有帮助。在与农民相关的政策解读上，要做到更加通俗易懂，不断创新写作、表现形式，做到真正服务于基层群众。
此外，我认为农家书屋应该针对各地不同情况，区别对待，不应该搞数目大体一刀切。像韶山村这样种植养殖都相对较少的农村，农家书屋的书籍应该更多偏向农民实际需求，摆太多大规模病虫害防治的书籍实际是一种浪费，尤其现在农民们都学会了上网，有问题直接上网一搜，或是向大学生村官、技术员求助，很容易得到解决，他们不会特意跑到村委会翻书。我在河北等地调研时发现，河北省的情况较为适用现在农家书屋的模式，种养殖户多，相关书籍需求大，配合本省执行的送教下乡等政策，农家书屋的技术类图书可以得到很好的利用。
三、大学生村官
“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可以大有作为。”毛泽东同志曾说过这样的话。一大批大学生村官来到农村，在当地发挥了很大作用。参加活动时结识了韶山村的大学生村官，在当地干部的介绍中，我感到大学生村官确实给韶山村带来了变化。
大学生村官文化水平较高，在宣传党和国家关于农村的基本方针政策方面具有自己的优势。宣传新农合、新农保、土地流转、计划生育等与村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政策法规，印发学习资料，利用各种会议组织学习，使得村民能在第一时间熟悉并领会文件精神。
大学生村官技术水平较高，在服务乡村的过程中推进了当地的信息化建设。如制作介绍韶山村情况的电子书；通过网站、远程教育等宣传“毛家祖田米”等特色产品；上门为村民维修电脑，讲解电脑知识，传授利用网络寻找致富信息的技能，帮助村民更好地使用电脑；建立各类资料的电子档案。这些都为推进农村信息化建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为农民开阔眼界、转变思维方式、提高自身素质水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大学生村官沉下去，真正融人农村，定会在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
韶山村实践教育活动个人体会
红旗出版社 孙晓萌
作为红旗出版社的编辑，之前也曾经关注过毛泽东的家乡韶山冲，“冲”在湖南话中相当于“山上”的意思，虽然间接了解过韶山的情况，但是这次这么近距离的接触韶山村还是第一次，尤其是和当地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韶山村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所获得的收获也是很多的，沉淀下来也有很多的思考，对韶山有了更深的理解。
我们共分成5组，每组6人，我们是第二组。其中4人住在村民刘海兵、苏宁和他们的儿子刘颖这个三口之家，通过对他们家的调研，对韶山村的一些基本情况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这家的男主人刘海兵目前不种地了，他做些园艺花圃类的管理工作兼打些零工，妻子苏宁在景区周围卖些旅游纪念品，儿子刘颖今年上高中一年级，还在利用暑假补习英语。根据我们调研和周围几个典型的家庭对比，刘海兵这家属于韶山村里中等水平的家庭。红色旅游带给韶山农民的不仅仅是荣誉，还有经济上的实惠，红色旅游带动周围特别是餐饮、住宿、导游、纪念品等一系列经济产业的发展。目前韶山村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周围的城市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明显缩小。现在家家户户住上了水、电、煤气配套的新式楼房，村里统一为农民上养老保险，农民普遍参加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生活还是较为有保障的。村里的交通也很方便，有些村民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甚至过上了比城里人都富裕的生活。
韶山村村民一个很显著的特点是家家户户都挂有毛泽东的画像，可以感受到毛泽东在当地村民心目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村民为成为毛泽东家乡的一员而感自豪。刘海兵大哥就曾经用佩服的口气对我们说，毛泽东是个伟大的人。同时，毛泽东的精神已经给当地村民带来长久的精神激励和荣誉感。与一些村民接触过几次后，会发现这里的农民都非常朴实，非常善良，道德感很强，非常本分，村民们所想到的普遍是荣誉感的保持和对毛泽东精神的继承。毛泽东堂侄毛岸平在给我们作报告的时候曾经说过韶山村人看重、尊敬毛泽东的根本原因，主要还是重家乡重亲情，其中含有一种朴素但又特殊的感情。
韶山是毛泽东青少年时期生活、学习、劳动和从事革命活动的地方。作为从农村中走出来的伟大领袖，一直不忘联系群众，团结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广泛地发动群众，绝对不同群众对立起来。早在1927年，毛泽东用了32天时间在湖南考察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5县的农民运动，并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提出了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核心问题——农民问题，并提出具体的实施措施。毛泽东在当时就非常重视调研工作，这项工作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
韶山村人的生活水平确实提高了，尤其是村中近些年来独生子女增多，对于教育的需求增多。加上村里学生上学，外出的交通越来越方便，韶山村对图书的需求会越来越多，他们都是图书的潜在消费者。虽然城市中网络、电视、手机等现代化的消费手段在冲击图书行业的发展。在韶山村看到有些家庭可以使用无线网络，网络信号覆盖了大部分人家，除了有些家庭因为个人孩子教育原因不上网，比如我们住的刘海兵大哥家，他家不希望孩子上网怕耽误学习。可见，网络等现代化的信息获得和交流方式正在悄然改变韶山村人的生活和思维方式，改变他们接受知识和消费文化的方式，因此可以看出农村和城市之间在文化知识接受媒介上的方式正在趋同，城市人需要的文化娱乐消费方式，农村人也同样需要。这些不能不说明，网络让世界缩小了，使思想观念慢慢趋同化。
这次在韶山村的村委会看到了村里的农家书屋。农家书屋工程的确是政府为丰富农民文化生活办的一件实实在在的好事，韶山村的农家书屋无论是从数量还是从种类上说已经基本满足了当地农民对于纸质书的需求。
面对韶山村农民近些年如此大的变化，结合自身出版工作，有以下几点思考和总结。第一，如何让农村农民读到更多的好书，如何出版更多农民喜欢的书，如何让农家书屋丰富农村文化生活，这些问题是我们所有出版人今后需要考虑的问题。有些人说农村人读书少，没有读书氛围，固然有农村自身生活环境等原因，但重要的是在做书时加强对农村读者受众需求的了解，做什么书让农民们更喜欢，让他们更容易接受。出版人要加强服务农民的意识，比如说像知识类如养殖、种植类的书籍，这些书需要图文并茂，让农民接受起来更快些，也更愿意去看。第二，加强农家书屋宣传，让更多的农民了解农家书屋的最新书目。比如送图书书目到家，对于书目进行数字化整合，让更多的人看到、了解到最新的图书信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的《书天堂》这本书中就曾经介绍了美国小镇上许多开放性、自助性的书亭和报亭零售系统设施。每个书亭、报亭和住户的距离不远，就建在公路两边，小镇居民看书非常便利，喜爱书籍的居民很容易就能买到自己喜爱的书。第三，农村图书产品市场开发方面，需要注意加强教育类和休闲类书籍的开发。年龄在三四十岁的韶山村农民普遍对下一代的教育和读书的期望更大，希望下一代能够多受教育多读书，对下一代抱有较高的期望。休闲类书籍也可以填补农村类书籍内容单一的空白，农民休闲的时间多了，对于休闲类书籍比如小说类、娱乐类、养生类、励志类书籍的需要就会变得更多。
走进三湘大地 走近红色精神
上海人民出版社 孙 瑜
从上海临行前，我给自己参加这次活动设定几个目标：第一，充分了解和学习韶山村的红色传统；第二，亲身体验韶山农民的生活，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和精神状态，以此为窗口了解中西部农村和农民的状况；第三，作为图书编辑，了解当前农民的读书状况和精神生活，尤其是已经搞了七八年的农家书屋工程，其效果究竟如何，也是我很想知道的；第四，与参加活动的编辑同行进行交流，在了解同行工作、生活状态的情况下也为解决自己碰到的职业困惑提供一些线索。带着这些想法，我毅然放下手头繁杂的工作，充满期待地踏上了去韶山的征途。
总这么弯腰你试试
现在看来，韶山之行不仅达到了我自己在行前设定的几个目标，而且收获远远大于我的预期。
首先，抛开快节奏、多头绪、压力大的工作和城市生活的喧嚣，来到韶山村这么一个山清水秀、民风淳朴的红色乡村与村民一起生活，追寻伟人足迹，学习红色传统，感受乡野气息，体味劳动的快乐，享受慢节奏的生活，这本身就是一件令人惬意的事情，也是不少同行在回来的交流中都感觉特别怀念这几天的重要原因。可以说，要总结这次活动的话，快乐无疑是跳出来的第一个关键词。
红色是我提到的第二个关键词。作为毛主席的故乡，韶山村确实不是一个普通的乡村，甚至可以说不是一个普通的红色乡村。无论是村庄的建设规划，还是百姓的日常生活，都深深地打上了红色印记。我们的参观自然围绕最突出的几个红色景观——毛泽东故居、铜像广场、滴水洞和毛泽东遗物纪念馆。虽然我事先想到，在火热的8月，这几个地方参观的人都会比较多，但实地参观，我还是感到震撼：毛泽东铜像前献花的人群络绎不绝，听广场值勤的人说，基本上每天都是这样，花圈一排接一排，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人们或者由单位组织，或者以个人名义来这里向毛泽东表达敬意；到毛泽东故居前参观的人更多，用摩肩接踵来形容绝不为过，不得已排成长队，即使在下午5点故居关闭前仍是如此。虽然因为参观的人太多，我无法在毛泽东铜像前近距离长久驻足，以表达对这位旷世伟人的敬意；我也无法在毛泽东故居里静静体味少年毛泽东会怎样在这里干活和读书，但我深知，作为极大改变现代中国命运并深刻影响了整个世界的伟人，毛泽东的身后注定不会寂寞，他的故居和铜像自然会成为人们表达怀念和崇敬之情的重要对象。
这次活动采用了直接住在农户家，与农户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形式，这为我们体验农民生活、了解农村生活的方方面面提供了极其难得的机会。我与来自天津人民出版社的沈海涛、十月文艺出版社的李欣、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张燕同住在村民毛社雄家。毛社雄家是村里不多见的以传统方法致富的典型，家里六口人，除夫妇外，还有一对80多岁的父母和两个儿子(其中一个在广东工作，一个在韶山市工作），主要靠种菜、卖菜和养猪为生，户主毛社雄还是村干部，每天要到村部上班。这样的家庭状况使我们可以参与不少的农活，比如一起摘菜、给菜浇水、喂猪，并有大量与其家庭成员聊天的机会，尤其是通过与作为村干部的户主之间无拘无束的交流，使我们对整个村乃至对当前农民关心的问题有了不少新鲜的认识。我们也通过直接了解和交流的形式对当前农民和农村的读书状况和农家书屋的情况有了比较直观的了解。我有以下两方面感触：
第一，我认为韶山村是一个发展比较快的典型的中西部红色乡村，红色经济为这个村的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村民生活水平不错，对自己的生活状态总体比较满意，除满足基本的吃穿外，绝大部分家庭都住上了楼房，有空调、电视、电脑等现代化电器设备。另外，农户基本上都用上太阳能热水器和沼气装置，实现了资源的合理循环利用，可以说在无碳经济和绿色能源的利用上，韶山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典型。由于当地的交通还算比较方便，再加上有了电视和互联网，村民的信息相当灵通，对一些如“丁克”、“月光族”等时髦名词都并不陌生，不禁让我们称奇，对一些热点事件和热点问题都能发表有见地的看法。
第二，既然是农村，韶山村也存在目前中国农村比较普遍存在的问题。比如，虽然村民都有医保，有义务教育，有一定的养老保险，但通过聊天，感觉到村民明显还是认为不太有保障。比如村民在聊天中会说：“还是你们好啊，你们是有保障的！”目前村里的医疗条件有限，村民怕生病，有限的医保基本解决不了问题(报销的额度、范围和手续都不太让人满意），生大病只能外出就医，而外出就医无论是从心理上还是从经济上都让他们不堪承受。有的农户为儿子读书和以后的就业担忧，不得已攒钱以作准备。再比如，读书的人确实不多，而可读的书也不多。有限的娱乐方式对他们来说虽然不是什么问题，但从长远来看，政府和相关部门还是应该想方设法提供更好的读书条件，并通过一系列有效的方式在农村提供更加多样和有效的娱乐方式。
农家书屋作为当前政府的一项重大工程和出版界积极参与的大项目，自然受到编辑同行们的普遍关注。通过对农家书屋的直接考察和对工作人员、村民的访谈，可以发现这项工程存在的两大问题：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书目不符合村民的口味。从书屋中摆放的书来看，大部分是一些养鸡、养鸭以及种植技术方面的书，还有一些教辅书。平心而论，从出版者的角度看，会自然认为农民文化水平不高，需要的肯定是一些实用的或相对比较浅俗的书籍，但当我们在农村生活几天再看到这种书后，会发现这种想当然是多么武断和可笑！第二个问题是管理滞后。听大学生村官介绍，这些书虽然数量也不少，但并没有足够的位置摆放，平时有一部分就堆放在别处，应付检查时才会摆出来。平时的管理也很不规范，要么没人看，要么是借走的不还回来，很难发挥这些书的作用。
由此想来，我们在图书出版过程中是否有类似的想当然现象呢？答案是肯定的。从我个人来说，我的出版志向是出版高品位的学术图书，从中探讨社会存在发展上的一些关键问题，引领思想文化界的潮流，提升人们的境界，最终达到造福社会的目的，具体来说，就是要出一些有思想文化内涵、有学术分量的图书。为自己的出版志向所激励，我也曾下了不少工夫去搜集信息，甚至挖空心思地做了许多貌似宏大的设想，比如，我曾设想做一套与启蒙运动相关的图书，由国内有名望的学者组成编委会，从文献、翻译专著和国内研究专著三个方面分期、分批出版高水平著作，以期全面推进我国的启蒙运动研究；我还曾设想出一套欧美近现代重要思想家的传记；设想过出一套西方艺术理论经典著作；甚至还设想过出一套当代服装设计大师的传记，等等。这些设想最终没有实施，我曾把原因归结为当前图书市场不景气，读者阅读风气浮躁，学界学风浮躁，书店过分追求柜台效率而忽视文化品位，发行体制不畅，发行人员文化素质太低，等等，所以曾抱怨生不逢时、没有赶上出版的黄金年代，认为自己面对出版事业的瓶颈，从而产生许多困惑。回过头来看，我不得不承认，自己其实也是想当然的。自己认为所设想出的这些书是有价值的，一相情愿地认为这些书会得到真正喜欢书、真正踏实搞学问、真正关注人类命运和社会幸福的读者的欢迎。事实果真如此吗？其实答案已经从我编辑出版的一些书中得到了验证，有一些我非常自信的书结果却与我的预期相差很远(如我费很大力气推出的卢梭的《卢梭评判让·雅克》）。由此也认识到，既不可高估读者的学术热情和对某些方面的关注程度，又绝不可低估读者的智商、知识面和人文关怀(曾不被看好但最后相当畅销的《民主的细节》的作者刘瑜的一句话对我很有震动，她说：“我觉得一些出版人低估了中国读者对政治正义、对公共领域、对制度可能性的知识渴求”）。农家书屋的问题出在确定书目的人缺少实地调查，而只是想当然地根据自己的理解作出决定，同理，我自己的问题也出在缺乏调查，与潜在的读者和作者的交流不够，缺乏对门类市场尤其是细分市场的调查、分析和研究，出了问题之后先是困惑，然后是抱怨，接着是慢慢疏远市场，到后来就真的会丧失信心。这次与编辑同行的广泛交流让我感受到不少同行的活力、热情和睿智的同时，也印证了我对自身存在问题的认识。如果说韶山之行真的有不少收获的话，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在这里。
韶山之行，不仅是一次红色朝圣之旅，也不仅仅是一次基层体验调查活动，对我来说，是前进路上的一刻小憩、一次回望，是发现一片新天地……
“韶山一期”的收获
《三联生活周刊》 陆 晴
与韶山村当地的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日子里，我时常想起在我刚参加工作不久参与建国60周年专刊时听到周刊主编的一句话，任何一个与出版工作有关的人，对待工作的态度始终应该带着四个字：战战兢兢，这既是对待工作一丝不苟的态度，也是提醒自己，在实践自己出版使命的过程中，一刻不敢怠慢。
一、韶山一期
湖南去过很多次，韶山是第一次，韶山村比想象中更宁静。能够参加“青年编辑下基层”活动，我作为一名年轻的记者很幸运，因为工作关系，和老乡同吃、同住的机会有不少，同劳动却不多，尤其是在与历史如此接近的地方，劳动的是身体，锻炼的却绝对是思想。
在韶山生活的5天时间里，我和商务印书馆、吉林人民出版社和山东人民出版社的三个姐姐住在公路向山上爬行转弯处不远的喻果中家，一户6口之家，一对老夫妻、二女儿一家三口和一个小女儿，家里没有多少土地，屋后的一小块种点蔬菜自己吃，公路对面稍大的一块种满了好看的荷花。老两口都有退休金，三个孩子在外打工，有一个还在香港，因此留在家里的人即便没有什么活计，全家生活得也还不错。女婿喻果中是新时期的农民，以前也出去打过工，去过北京，培养出了一个大学毕业的女儿，讨论问题很有自己的见解。
做饭和打扫是喻果中和家人每天最多的劳动，因为我们的到来，这两样的工作量多了很多，地里没什么活，我们主要是帮厨和打扫，其中的一次我们几个每人做了一道家乡的拿手菜，另一次我们用一上午的时间包了顿饺子，邻居们也都好奇地过来看看“北方人怎么包饺子的”。
一下子生活节奏也慢下来，我觉得自己整个人内心平静了很多，有了停下来思考生活的机会，感受着安静平和的山村气氛，我也又一次思考了幸福的含义。山村里的老区人民热情好客，生活却是简单平静，每个人心里又都有毛泽东家乡人的荣耀，充满他们内心的，既有对更好生活的向往，也有对往日生活的寻梦，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了解他们的想法，实在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尽管在我们看来他们的文化生活还是太少了。以读书为例，在我们居住的六口之家，除了一些学习材料，几乎就只有喻果中大学毕业的女儿房间里有书，但是这个书柜装的，满满的都是跟学校有关的书籍，连小说都难找到一本，她从大学毕业到找工作这段在家的时间，每天就是从早到晚地上网和看电视剧。
除了感受老区人民的生活，参观红色旅游景点，重温了历史，此行另一个收获是和同行进行思想交流的机会，回想起过去的一周，每一阶段都让人有收获，每一刻都组成了最好的回忆。
二、使命与责任
喻果中的岳父今年70多岁了，平时的生活很简单，一日三餐，睡觉或是闲坐着，偶尔看看电视，家里来了客人，尤其是来自不同地方不同单位，他很高兴，总想聊天。大爷以前当过公务员，还搞过基建，和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已经有很大不同，也许和生长生活在红色老区受到的浸染有关，他的思维和角度有时甚至不会让你把他跟“农民”这个身份联系在一起。他最感兴趣的问题是我们的工作，他问我们每个人做什么工作，工作的方式是怎样的，工作当中有意思的地方和困难的地方是什么，我们在回答他问题的过程中实际上又对自己日常从事的工作进行了梳理。
三个同屋的姐姐相对更能称为同行，她们经常会进行业务层面的交流，出版社竞争激烈，怎样才能让自己跟上快节奏的城市生活，怎样能静下心来做一本真正的好书，到哪里去找一个好的作者等等，我在旁边听着，也经常职业习惯性地发问，她们多年的职业经历逐一解答了我对于出版行业的诸多好奇。怎么出好书，哪里去找好作者，我想这应该是任何一个有责任心的出版人都在思考的问题，在这个剧烈变动的时代，如何能通过书籍和读物慰藉人的心灵，解答各个阶层的人们对于生活的疑问和困惑，帮助人们寻找方向和获得更好生活的能力，出版使命可能就在于对人的责任。她们告诉我，真正理想的状态是可以不考虑其他很多因素，只从读者的角度出发，不是要出什么书，而是想不同的读者真正想看到的是什么书，比如做农家书屋，最简单就是不去想当然认为农民就应该想读种植养殖诸如此类的图书，有没有真正去调查了解农民的需求和想法。
做记者3年的时间，我去过全国各地很多村庄，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生活思考方式，因为选题不同，正面报道和负面报道之分，每次看到的角度都不同。我在想，比起图书编辑我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乡村和农民，我是不是真的调查了解农民的需求和想法，还是被一个接着一个的选题一次接着一次地出差削平了好奇心和激情？我不由得回想起当年选择做记者的初衷。虽然本科是金融学专业，因为对这个世界有太多的好奇，因为太想去认识不同的人，看看别人是怎样生活的，也因为一心想要帮助实现些什么东西，怀着最初的新闻理想读了新闻学的研究生，成为《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如愿地实现了对工作方式的期待。虽然以为自己看了很多不快乐和不公平，虽然怀疑过自己的工作是否真的对社会和别人的生活有所帮助，我心里仍然保留着自己赋予自己的对社会的责任感。在回顾了红色历史之后，特别是看到韶山村村民平和快乐的生活，我再一次体会到自己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责任，其实还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终于有一天，使生活在不如意中的人们也能够获得这种平和快乐的状态，幸福可以更持久一些。
从韶山回到工作中，我的第一篇稿子是关于邓拓的女儿邓小岚如何用音乐改变了马兰村，为偏僻小山村的孩子打开了一道认识并且通向外部世界的门，这个故事让我非常感动，邓老师给他们带去了文化，带去了不一样的生活，这些革命老区的人们，在那样一个地方生活，没有人关注过，大人们说起邓老师都会很激动，整个村子的面貌都发生了变化。70年前，邓拓任社长的抗战报纸《晋察冀日报》在1939—1948年的9年间6次驻扎在马兰，“一手拿笔一手拿枪”，走过几十个村子几十座山，一旦在一个村子驻扎下来，就开足马力用一天时间赶出一份报纸，报社和当地村民互相保护，在马兰村驻扎的日子里，报社人员跟当地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教他们认字和唱歌，给村民带去了文化生活。当然这是由当年的历史和环境决定的，但是在今天，这样的活动仍然能使参与其中的每个人得到思想的升华，让我们更加明确自己的工作使命，让他们更加了解外面的世界。
做群众贴心的出版人——“青年编辑下基层”主题教育实践活动有感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王 磊
2011年8月1—5日，我随“青年编辑下基层”主题实践活动团来到韶山村，住在韶峰脚下毛泽新大叔家中，成为一名韶山村临时村民。在为期5天的实践活动中，我们追寻毛泽东生活的足迹，体验社会主义新农村生活，有了一段难忘的经历，对出版工作也有了更新、更深的思考。
一、走近毛泽东，追寻红色记忆
这是一次追寻红色记忆的“寻根”之旅。我们每个人都满怀期待而来，共和国的缔造者就是从这个小山村走出来，影响中国，震惊世界的。我们住在他儿时生活的地方，追寻他的足迹，试着去倾听他、了解他。
走过各处纪念的景点，透过人民的爱我们感受到毛泽东的伟大。虽然已经离开我们多年，但是他在全国人民的心中，仍然是最受敬爱的领袖。在他老人家的巨大铜像前，在故居前，在遗物馆，在他回乡居住过的滴水洞，我们看到络绎不绝从全国各地赶来瞻仰和追思的人群。每个想在铜像前留影的人，都需要排很长时间的队；每次导游出现时，都会立刻被游客团团包围，周边无法插足，每个人都想听到更多有关毛泽东的故事。老乡告诉我们，韶山村每天接待上万人，寒暑季节尤甚，很多人都是不远万里举家前来的。一个景点就是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毛泽东的遗物、遗迹和点滴故事，感动着我们，让我们切实体会到他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爱国、爱民情怀。
在当地人心中，毛泽东就是韶山的象征，是韶山人的骄傲。走进每个农户，都可以看到毛泽东像挂在堂前；每位老乡谈起毛泽东，都可以滔滔不绝讲个不停，在他们口中，我们听到散落在民间的毛泽东家庭的传说，以及对毛泽东的崇拜；在毛泽东堂侄毛岸平老先生的专题讲座上，我们听到了毛泽东与韶山的琐碎故事，他对母亲、妻子、毛氏亲属、儿时老师的惦记和关怀，对家乡的思念和眷恋，作为伟人对亲人的严格要求与自律，让我们了解到一个平凡、伟大而真实的毛泽东。
行走在韶山村，我们感受到青年毛泽东的抱负与他对人民的爱。“韶山冲来韶山冲，十户人家九户穷”，这是原来盛传在当地的一首民谣。一个炎炎的午后，我试着用脚步去丈量韶山村，从韶峰下最后一家走到村子的另一端，大概需要一个半小时。我想象着100年前的韶山冲，“泥腿子”们扛着锄把在泥泞的山路中行进，在田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四面的大山就是他们生活的边界，山的外面对他们是神秘的，也是一种奢望。青年毛泽东看到的一定是这样的景象，他要改变这一切。他的革命始终扎根在农村，就是因为从底层农村走出来的他满怀着对韶山“泥腿子们”的爱，对中国农民的爱。
给毛主席铜像敬献花篮
二、贴近韶山村，体验农村新生活
“碧海桑田须臾改”,1959年毛泽东回到韶山村时，仍然在为乡亲打着赤脚而难过。如今的韶山冲，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大城市来到韶山接受“艰苦”锻炼的我们，虽说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也干过一些农活，如摘辣椒、采莲蓬、喂猪、洗猪栏等，却没有吃到多少苦，而是切实感受到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生活的幸福，不觉开始热爱这里的生活。
这里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个典范。种地已经不再是村民的主要收人来源和劳动负担，村民主要靠其他副业如经商和旅游业致富。韶山村是湖南省新农村建设示范村,2005年曾被评为“全国文明村镇”；仅有1000余人的小山村，人均年收人1万余元，全村经济总收人超过2亿元；这里的公路通湘潭，达长沙，还有一条铁路横亘在村边；农民的住宅几乎都是两三层的小楼房；大多数家庭都拥有农用拖拉机、电动三轮车、摩托车、小汽车等机械车辆；彩电、冰箱、电话等家用电器早已成为家中常备物品，家庭电脑普及率很高；农民的养老补助、医疗等都有一定的保障，每个年节村委会还会对特殊群体如妇女、老年人等给予补贴。
这里是一个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生活方式健康的美丽山村。全村有一个较为细致的整体发展规划，指导村里集体经济的发展和全村的建设，同时对村民家庭经济的发展有着很强的指导意义。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在村民毛泽新家中，猪舍建在半山腰，用山泉水冲洗猪栏后，粪便流进沼气池，沼气通过管道进人厨房、沼气残渣通过沟渠流人莲花池和菜地形成粪肥，构成了一个科学的能源转换系统。像这样的清洁能源在韶山村的普及率已经达到80%以上。村民家中几乎都使用太阳能热水器，他们用传统方式喂养家禽，菜地里的青菜也是用粪肥而很少用化肥滋养。这里四面环山，风景秀丽，是个天然的氧吧。这种健康、低碳、环保的生活方式令我们这些从钢筋水泥包裹的城市中赶来的人羡慕不已。
这里的村民热情、善良、质朴，共同营建和谐山村。韶山老乡说的比较多的一句话是“不能给毛主席丢脸”，这种精神深人到韶山村每一个家庭，成为他们一项重要的道德标准。另外，韶山农民祖祖辈辈相传的善良、质朴、热情的天性并没有因为市场经济大潮的到来而迷失。我们这些青年人来到这里，开始是他们的贵客，很快就融人他们的生活，变成了他们的家人，在生活中、交流中能够感受到韶山人的坦诚与质朴；这里人与人之间关系紧密，信任程度很高，连我们这些临时村民也可以很快地在本不熟识的各家“串门”；这里治安状况非常好，白天主人离家时，经常可以不用锁门，用老乡的话说“我们村里没有小偷”。生活在韶山，我们感受到了内心的宁静与祥和。
三、寻文化之源，做群众贴心的出版人
这是一次寻根之旅，作为出版工作者，我们来到这里，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是为了接受教育，获得灵感，更好地思考自己的工作。在韶山，我找到了文化之源。
首先，我找到了红色之源，找到了共和国永恒的主题：为人民服务。作为出版工作者，文化传播的使者，我们应该继承这种革命传统，树立“为人民而出版”的事业观。尤其是新农村经济发展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的当下，农村的文化事业还处于起步阶段，我国广大农村还存在着巨大的未充分开发的阅读市场，作为青年编辑，我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应该把为人民服务，为广大农民服务作为自己的光荣使命，努力为我国农村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贡献。
在本次活动中我们发现，即使是像韶山村这样的富裕村庄，村民阅读率也还很低；农民获取图书信息的渠道非常有限；农家书屋虽然有一定量的图书，但还很难满足村民的阅读需求，图书结构有待改善。我们这些奔走于城市中的人为农村提供的文化产品还处在“想当然的”认为农民需要某种产品的阶段。要扩展农村的文化市场，提高农民的阅读率，我们必须更加深人地走到农村去，到田间去，加强调研，获取农民的文化需求，策划他们能看、爱看的书籍和刊物。此外，要加强图书宣传，用更多的形式，如简易书目人户、手机短信书目等，让人民及时、便捷地获取图书信息。要把“为人民而出版”落到实处，我们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其次，我找到了绿色之源：自然、真实的东西是最美好的。在韶山村，我们生活在天然的氧吧里，喝着山泉水，吃着纯天然的食品，和最淳朴热情的老乡交往，完全没有了城市生活中对环境、食品安全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种种顾虑。自然、真实，这才是我们的生命之源，这也应该是我们出版者的职业生命之源。策划产品，我们应该是作品问世前的第一个检验者，要把好第一道关，做好审读工作，把最自然、最真实的作品奉献给读者，淘汰虚假、有太多有害“添加剂”的产品；编辑加工，我们是作品呈上舞台前的化妆师，要点染它的美丽，而不是改变它的原貌，我们要把作者的自然、真实地展现给读者；宣传推广，我们要做到实事求是，不能唯利是图，夸大其词，哄骗读者。为读者奉献自然、真实的作品，这是我们出版工作者最基本的职业操守，也是我们最重要的责任。
最后，我找到了创作和灵感之源：群众和生活是灵感的源泉。在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过程中，大家思如泉涌，发现了很多好的选题和课题，如农村布局与规划、农家书屋的管理、农民的阅读需求、村民自治、农村自助游、乡村道德建设、红色旅游等。这些选题既可以作为课题深人调研，也可作为图书选题策划很多产品。闭门造书不可能产生好的作品，只有从群众中来的产品，才能走到群众中去，才能有良好的市场前景。在韶山，我们充分享受到了向群众学习、向生活学习的乐趣。
5天的生活快乐而短暂，带给我的启发却是深刻而长远的。“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今后的工作中，唯有更加深人地联系群众，深人基层，做群众贴心的出版人，才能守住我们的文化之源，推出人民满意、市场前景一流的优秀作品。
立地顶天做出版——记韶山一期“青年编辑下基层”主题教育实践活动
社科文献出版社 吴 丹
2011年8月8日，“青年编辑下基层”主题活动圆满结束。参加活动的来自全国20个出版社、9个杂志社的青年编辑、记者带着对韶山的留恋回到了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下基层活动虽然暂时告一段落，但活动引发的思考才刚刚开始。
我是陌生人，我是朝圣者
只需短短一夜，只需短短一夜
我经过这里。我的双眼直视这王国
永恒的亮光，永恒的亮光
由太阳发出
在这陌生的异乡眼泪经常流淌下
我在汹涌怒涛中颠簸——摘自挪威民歌《我是陌生人》
一、扎根土地，是文化的立命之本
文化，并不是所谓文化人扯在身上做招牌的一面大旗，而是点点滴滴孕育在百姓日常行为中的生活体验。在社会变迁、社会分化加速的当代社会，扎根基层，扎根生活，是一切文化的本源。乡村，是中国文人与爱国者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为关注的命题之一。在文学家笔下，有鲁迅的绍兴、沈从文的湘西，也有沙汀的四川、陈忠实的白鹿原；在社会实践家的努力下，梁漱溟、晏阳初展开了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在社会革命领域，更是有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的伟大战略，开创了新的历史。
随着现代社会的变迁，中国农村也在时代的大潮中发生着巨变。只有真切地深人农村，生活在农村，才能发现农村。此次与韶山村仙女组的村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活动给每一位参与者都提供了绝好的机会了解农村。
韶山村因背靠韶山而得名，翠绿的群山环抱着一个田园山冲，而今，作为毛泽东的家乡，韶山村已闻名于世。改革开放以前，这曾经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中部村庄，和湖南的其他地方一样“七山一水二分田”，全村以种植、养殖业为主，因为土地少，经济结构极为单一。改革开放以后，韶山村作为红色旅游中心，旅游产业发展起来，带动了全村经济的焕然一新。
人住韶山村的第一天，现任支书毛雨时为我们从宏观上介绍了韶山村发展的总体状况。全村人口1049人，年人均收人有11000多元，主要依靠旅游业。20世纪90年代末，村里家家户户盖起了楼房；新世纪以来,60%的家庭买了轿车。如今，村里的年轻人当导游的、开超市的、开饭馆的、做旅游工艺品的都很多。毛泽东纪念馆、滴水洞、毛泽东故居、毛泽东铜像广场已成为吸引游客的著名景点。
不难看出，经济的发展、人口的流动、职业的分化使韶山村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在利益分化的吸引下，原先收人相近、在社会结构中地位类似的农民，开始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转移，出现了职业分化。农民逐渐形成了在职业、收人、社会地位、声誉等方面有较明显不同的差异群体。在与当地农民的交流中可以判断，农民对改革开放以来村里出现的贫富差距现象的感受十分强烈。
美丽的韶山依旧平静，不同的是，这里一到节假日就游人如织。以毛泽东家乡为主题的旅游及衍生产业，是韶山村村民们的“金饭碗”，带动了全村第三产业的发展。村子里随处可见农家乐、农家客栈和工艺品商店。勤劳的韶山人民仍然种田、种菜、养猪、喂鸡，但农业收人早已不再是补贴家用的唯一来源，甚至已经成为最微不足道的收人来源。数字电视、宽带电脑、小汽车的拥有量都十分可观。村民的休闲方式从在家里打桌牌、麻将、绣十字绣、看电视、上网，到开车去市里唱歌、跳舞、泡吧，多元化的选择羡煞旁人。
美好的生活也免不了有些缺憾。第三产业的发展让大部分村民的物质生活富裕了起来，相较之下，农民的精神生活显得贫乏，适合村民阅读的产品极其缺乏。对人的关怀、对社会的关怀，是文化天然的使命。一个社会阅读习惯的培养，需要全社会各个环节的紧密配合。而图书出版者无疑要在这些环节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要充分调动社会各界力量参与促进农村出版物出版、发行的积极性。
从选题的开发来看，有针对性的开发适合农民阅读的图书、杂志，是出版人应该思考的问题。农家书屋是面向农民的文化场地、文化载体。只有真正了解农民的生活状态，理解农民的真实想法，才能建成受农民欢迎的好书屋。在物质生活提升的今天，农民需要的更多的是人文的、对生命终极关怀的、有意义有价值的好书。从发行渠道看，应鼓励新华书店依托农家书屋、各类便民店以及个体工商户，建立各种形式的出版物发行网点或代销点、租赁点。应研究推广新华书店农村出版物小连锁的经验和做法，不断壮大农村出版物发行主渠道，拓展培育农村出版物消费市场。应将公共服务与市场建设相结合，努力实现“市市有书城、县县有书店、乡乡有网点、村村有书屋”。
二、仰望天空，出版人的立业之本
作为文化产业重要支柱的出版业，不仅要扎根土地，了解社会、了解群众的需求，更有义务利用最新的科技突破、专业管理方式整合出版资源、融合文化资源服务于社会，服务于群众。因为出版者从来不仅仅是知识与理念的传播者，更是文化的创造者。出版人要低头了解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更要抬头了解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此次下基层主题活动不仅建立了青年编辑们与农民进行深人的交流机会，更给出版同行之间进行深度交流创造了机会。为期一周的在同一个村庄同吃、同住、同劳动对于整日生活在城市水泥森林中的青年来说，其意义不仅在于体验生活式的观察与了解，更在于真正扩大了参与者社会交往的半径，为以后的成长、沉淀提供了更多交流的可能。
从图书出版品种数量来看，我国已经是出版大国，然而从出版物的影响力来看，我国离出版强国还有很大的差距。从世界范围来看，我们整个文化生产、传播体制还落后于发达国家。在了解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前提下，出版人还要提升自我的文化整合、资源整合能力。
仰望天空，首先要求出版人要具备坚守文化、敬畏文明的人文素养。文化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这种高，不是高高在上的高，而是升华后的反思。反思，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前提。只有具备对社会敏锐的洞察力，对人类情感敏锐的感受力，才能找到文明的根本。内容为王，是出版界公认的真理。内容，来源于生活；选择内容，需要的是坚守。有的人，在生活中看到的是热情与爱；有的人，发现了人性的软弱与忧伤。出版人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一个社会的表达方式，出版人的坚守，才是整个社会的坚守。
仰望天空，其次要求出版业吸收先进的技术成果，用现代技术来改造我们的传统出版传媒业，用先进技术来创立新的传播模式。从选题的策划到产品的设计，从文化理念的传播到企业目标的实现，出版工作既需要充满人文情怀的文化创意，又需要将创意转化为效益的可操作性方法。比如农村手机阅读群体的开发，结合农村居民的实际阅读需求，在开发纸质媒体内容的同时，可以开发手机阅读，以彩信包的形式把可读的内容发送给终端的阅读者。
年轻的出版人只有经过生活的历练、基层的锻炼、作品的磨炼，才能领悟出版的真谛。一次活动，也许并不能改变一个人；一次活动，却足以改变一些观念；一次相聚，也许并不能透彻了解彼此生活的苦乐；一次相聚，却足以受益当下彼此思想的碰撞。满怀热情，我们还会再相聚；互敬共勉，我们共同期待中国出版的未来！
回望韶山记忆 思考出版使命
辽宁人民出版社 张天恒
火红的年代！火红的季节！2011年8月1—8日我作为辽宁人民出版社的代表参加了“追寻红色历史，增进群众感情——青年编辑下基层”的主题实践活动。在韶山村，我和来自全国30家出版单位的同行做了5天真正意义上的韶山村民，在短短的120小时的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真实体验过程中，改革开放带给农村的巨大变化及村民思维及生活方式的变迁时时刻刻地刺激着我的五官，不仅让我对社会主义新农村有了非常直观的认识和体会，而且让我对生活、对工作、对出版事业乃至对人生都有了更深层次的思考，更得到了许许多多来之前不曾预想的收获，这些收获不仅仅是来自所住村民家人的乡情、五湖四海同行的友情，更难得的是站在韶山村的土地上，我好像真的是在这5天中的某一刻里，突然间顿悟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一我党群众路线的深刻内涵。
韶山村作为伟人故里，自然早已是靠旅游富起来的小康村。我和来自河北人民出版社的唐丽、作家出版社的李宏伟、《中国新闻周刊》的刘子倩共同住在韶山村仙女组的毛泽坚农户家里，男主人在离家不远处的工地上承包工程，我们住的5天里，他只是在晚上回来过两次，因而接触得并不是很多。更多的时间我们是在和这家的女主人孙秋娥大姐共同劳动、共同生活。她用自己家房子开了一个名为“冲里人家”的饭店。我们在她家的5天里，与她一同招揽顾客、招待客人、洗碗端盘。上午，我们打猪草、喂猪，准备中午客人来时要用的蔬菜和配料，有时去看刘子倩同学钓鱼，在他大有斩获的时候，我们的餐桌上就自然多了一道美味的绿色佳肴。虽然都是些简单的重复性劳动，但青山绿水中的慢生活的的确确让我找到了久违的内心的宁静和平和，更让我无法停止去思索人生的意义和追求。
我震撼于女主人孙大姐朴实却充满韧性的人生哲学，因为我在她身上看到了中华民族勤劳、刚毅、面对困难永不言败的优秀品质。事情还得慢慢地从来的第一天开始说起。我和唐丽都记得十分清楚，第一天晚上，她就对我们说，现在的日子好过了，不像以前有干不完的农活，而且他们这里是伟人毛泽东的故乡，她相信以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一个乐观、热情的湖南农村妇女的形象就首先在我心中扎下了根。接下来的交流更让我从灵魂深处受到震撼。那是一天晚上，同住的3位都到别的农户家做集体游戏了，我提前从那里回来，就和孙大姐聊了起来，她给我讲了她的过去：她丈夫父母早亡，他们夫妇完全是白手起家，两人又都是心气很高，而且很有想法的人，所以孙大姐在改革开放初期的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开饭店。那时的生意非常好，就这样，他们得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但天有不测风云，后来，他们夫妇两人在外投资工程，几十万的工程款垫付之后由于对方的不诚信完全打了水漂，这给一个刚刚有些积蓄的家庭以几乎致命的打击。后来，孙大姐和儿子就回老家了，但她丈夫毛泽坚始终坚持在外面打拼，一直没有什么起色。孙大姐毫无怨言，以自己柔弱的双肩担起了家庭和抚养幼子的重担。她说男人总要在外面闯荡嘛。最难的时候，丈夫在外面干了大半年，最后连回家的车费都拿不到，她只能从家里给他邮寄过去才能回家，竟然有一次，她丈夫因为在半路上，多买了些东西，把回家的路费花了，孙大姐只好又把钱汇到他所在的半路上的城市。即便如此，他们从来没有放弃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说到这里的时候，孙大姐的一句话让我肃然起敬，那就是“我们从来都不低头的”。朴实的话语蕴藏着多少深刻的人生哲理。这时，我情不自禁地想到了胡锦涛总书记“七一”讲话中的“人民是真正的英雄，这一点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拜人民为师。”这句话。这样的人民难道不是我们的老师吗？这样的人民难道不值得我们尊敬吗？面对生活的磨难，她没有选择抱怨，没有选择放弃，反而是越挫越勇，百折不挠，从不低头。大到我们党和国家，小到个人，如果都能以“从不低头”的人生哲学来面对生活、工作中的不如意，那我们的国家和社会是不是会更多一些和谐、奋进的图景？也许就是在那一刻，我理解了安排我们这些青年编辑、记者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真正用意。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我们的人民，只有在理解的基础之上，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接下来几年，儿子长大成人了，现在在韶山村旅游停车场做收费员，她则在家继续经营着饭店。按常理说，孙大姐的生活可以说是步人了幸福的快车道。但我想说的是，孙大姐的可贵之处在于，她并不满足于目前的日子，她期待着把她家的饭店做大，做得像山下的毛家饭店一样闻名全国。她绘声绘色地向我描述着她对未来的憧憬和规划。她告诉我，她家门前的空地要变成停车场，将来去毛峰的索道就在她家前面。我说，孙大姐，那你们家就会门庭若市、财源滚滚了。每每说到这里时，孙大姐的眼睛都闪烁着期待的光芒。我还建议她，在停车场没有建成之前，可以利用网络吸引自驾游的顾客，把家里多余的房间稍做装修，作为客房，把家里的鱼塘作为自助钓鱼的项目，再承包一块供城市人休闲采摘的纯绿色、无污染的菜地，肯定会有比现在更好的生意。我还说当务之急就是让你学导游的准儿媳妇在网上开个农家乐自助游的网店，只要得到头几批好评，就不愁没有生意了。说到这里的时候，我感觉孙大姐对我所说的一切既充满了求知的渴望，又有一点觉得云里雾里不知所以然的困惑。她对新鲜事物是那样的好奇，但苦于没有更感性的认识，终归还是一种美好的期待。
谈到这里的时候，我忽然有了灵感，因为我看到了编辑的使命，看到了农村无比广大的图书市场需求。在我国的广大农村，不正是有无数像孙大姐一样，不怕吃苦、一心想要通过劳动致富过上好日子的农民吗？但他们由于各种原因没有与当今的信息社会完全地接轨，我们一定要为他们出版这样的书：让他们通过阅读增长知识、转变观念、开拓视野、改变命运，让农村更多的绿色资源在市场资源的配置下寻找到与城市潜在消费群体的良性对接，这样，不论是对农村，还是对市民来说，都是双赢的结局。出版业服务“三农”、开拓农村市场，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将有着广阔的市场前景和良好的社会效益。
透过毛泽坚一家在改革开放之后这几十年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出个人的命运永远是和国家的发展息息相关的。为了维护农民工权益，国家从舆论到制度层面，都做了许多扎实而有效的工作，外来务工群体在社会上的整体工作环境也就自然比以前改善了很多，像毛泽坚这样的农民也可以通过参与城市建设的劳动走上致富的道路了。
这期间，在滴水洞里，我看到了毛泽东他老人家那件破了洞的睡衣；在毛泽东图书馆里，看到毛泽东晚年克服病痛，依然以顽强毅力坚持学习的照片；在花明楼里听到了刘少奇身为国家主席回家乡调研时依旧住在自己出生的老宅子里的故事；感受到了村民对领袖的那种发自内心的崇敬和热爱。从伟人故居和遗迹，到红色故里普通老百姓身上所特有的红色印迹，几天来的调研和考察带给自己的心灵震撼和视觉冲击是无时不在的，让我再一次地思考着“人民”这两个字的深刻涵义。同时，作为出版界人士，如何通过出版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福祉是我们为人民服务的最直接的体现，那就是要出好书，在坚守文化品位的同时，更好地服务基层，服务人民，贴近群众，我们要做对得起人民的书！
5天的韶山红色之旅带给我生命中至真、至醇、至美的人生体验。尽管心中还是带着些许的困惑和不解，有些问题还没有找到答案，但是我相信，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我会在以后的实践中继续为自己的疑问寻找注脚，而这段短暂而难忘的经历注定会成为我出版职业生涯的加油站。翻过去，会是一个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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