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生风义兼师友
——钱锺书与吴庚舜

引

清道光十六年（1836年），安县士绅因感于当地200年间无人高中甲榜，遂联名向时任县令彭作籍倡议，由官方主持修建一座塔，以镇风水，以兴文教。彭作籍接受倡议，选址安县花荄古镇南3华里处修建一阁，建成后取名“文星阁”，以寄安县文运勃兴、人才辈出之意。

重建后的安州文星阁

阁成之后40余年里，安县果然文运大转，间有文人问鼎榜眼得朝廷赏识。（清光绪四年即1878年），花荄镇在直隶安肃县任县知事的周凯修告老还乡，拿出自己多年积累的养老钱，又多方筹集善款，将原来只有1层的文星阁扩建为7层的塔式建筑。11年后，新到任的安县知事宋德泽又筹集资金，在原有8层的基础上再扩建了5层，使文星阁总体上达到了13层。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受损后，作为文物对口援建部门的辽宁省文物保护中心按照原貌加固修复的原则，对文星阁进行了重修，并于2010年11月底全面竣工。这个经数代人、四次共建的建筑遂沿用至今。

作为安县的标志性建筑，文星阁在安县人心中有着非常崇高的地位。这个总13层、高28米的塔式建筑，外形上看起来确如一支饱蘸浓墨的毛笔头直插云霄。前三次修建文星阁的缘起和过程，虽然带有强烈的迷信色彩，但道光十六年（1836年）以后的安县，直到今天的绵阳市安州区，也的确算得上文教昌盛，文人辈出。往前推100多年，清代四川大才子、著名的戏曲理论家、诗人李调元就诞生于这片热土，文星阁建成后的又数十年间，著名作家沙汀，中国最早的现代戏剧活动家、杰出的民间文学作家、民间文学理论家萧崇素，中国古典文学家、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学术委员吴庚舜也诞生于安州。

“和沙汀以及萧崇素不同，很多人并不太了解甚至不知道吴庚舜其人，不知道他这个乡贤对于安县究竟有什么意义。”2018年5月27日，在参观完文星阁后，安州诗词学会会长、对吴庚舜以师事之的张清儒对我说，吴老师一生主要从事中国唐代文学史和唐诗元曲的选注鉴赏，年轻一辈的读者不了解他很正常，但这并不能掩盖吴庚舜本人在安州现当代文化历史上的价值。

2013年，安州在征集、布置安州博物馆历史文化厅时，张清儒和其他文化界人士积极倡议，将吴庚舜的塑像以及简介，放在安州博物馆“名人名家单元”里了。

安州博物馆陈列的吴庚舜部分著作

安州博物馆内的吴庚舜塑像

张清儒认为，这是吴庚舜应得的尊重和地位。

张清儒现在尽管已经从安州区史志办岗位上退休，但依然主持着安州诗词学会这个纯民间的文艺社团。自新世纪初和吴庚舜接触以来，他就不断得到后者在诗词创作和学会组织上的大力支持。“一方文教之振兴，需要这样的大家先贤的身教言传，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吴先生对家乡的贡献是很大的。”张清儒回忆说：他有机会多次向吴庚舜近便请益，并听他讲起和钱锺书等大学者一起交流做学问的逸事，这让他无限神往那个时代、无限钦敬那些学人。

一、吴庚舜其人其学

吴庚舜1932年出生于安县安昌镇大北街丁家巷，但他的祖籍在江苏常州，高祖吴江随先祖迁居邛崃，是嘉道年间的著名诗人和书法家，有“风月无边，长安北望三千里；江山如画，天府南来第一州”名联流传至今；曾祖父吴宗兰曾任贵州铜仁知县和兴义知府，颇有政声。吴庚舜的祖母是绵阳人，在吴庚舜祖父去世后，便带着吴庚舜的父亲等5个孩子回到绵阳安县娘家。

从邛崃迁居安州，上无片瓦、下午立锥的贫穷生活让幼年吴庚舜记忆深刻。但出身于这样一个文化世家，文化的自觉性和使命感，让吴庚舜的父亲十分重视读书，即便借钱也要送孩子读书。江油中学毕业后，迫于家庭生计，吴庚舜开始在家乡当小学教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考上人民教师，一直教书到当教导主任、校长。1955年，考上四川大学中文系，师从杨明照、张怡荪、任二北、石璞等先生，系统学习中国古典文学和欧美文学，在古典文学鉴赏方面，积累下深厚的学术基础。

晚年吴庚舜

1959年从四川大学毕业后，吴庚舜被分配到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古代组工作，主攻唐代文学，此后，一直在社科院工作至1992年退休，先后历任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文学所学术委员以及杜甫学会、李白研究会、苏轼学会、元好问学会理事，并担任中国社科院诗社社长。2012年11月27日，吴庚舜在北京逝世，享年81岁。

吴庚舜先后著有论著《唐代文学史》（中晚唐五代卷主编）、《唐诗选注》（主编）、《中国文学史》（合著）、《唐诗名篇赏析》（主编）、《唐诗典故辞典》（主编）、《全元散曲广选》（主编）、《唐宋词选讲》（合著）、《关于唐传奇繁荣的原因》《加强宋代文学研究之我见》《略论唐代乐府诗》《谈谈唐代边塞诗讨论中的几个问题》《元好问评传》《张若虚评传》《白行简评传》《详注全唐诗序》《论计有功的〈唐诗纪事〉》《李白三论》等，其中，与范之麟先生共同主编的《唐诗典故辞典》多次再版，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唐代文学，尤其是唐代诗歌的选注、鉴赏和大众传播普及，做出了突出贡献，吴庚舜也因此被公认为“唐诗专家”。

二、和钱锺书共事：编写《中国文学史》

1952年2月，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中国社科院着手筹备成立文学所。1953年2月22日，文学所正式成立，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创建的国家的第一个文学研究专业机构。协商产生的十二位第一届学部委员有郑振铎、何其芳、钱锺书、俞平伯、余冠英、蔡仪、陈荒煤、沙汀、吴世昌、唐弢、孙楷第、毛星。为培养研究人员，文学所大量从各大学中文系、外文系选调优秀大学生，作为中国古典文学教学重镇的四川大学，自然是社科院选调大学生的重点选择，吴庚舜即是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进入到社科院文学所工作的。

到社科院后，吴庚舜随学部所属各研究所部分干部和科研人员下放到山东兖州公社劳动锻炼，和吴庚舜同去的大学生还有董衡巽、刘建邦等。春节前，吴庚舜回京。吴庚舜在《钱锺书先生的治学与为人》一文里，对当时分配入所及第一次认识钱锺书先生记录甚详：

吴庚舜和学部部分干部、科研人员下放山东兖州公社劳动锻炼，右二为吴庚舜

吴庚舜和学部部分干部、科研人员下放山东兖州公社劳动锻炼，左二为吴庚舜

1959年秋，我离开母校四川大学奔赴文学研究所，这里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三点，一是图书多；二是专家多；三是人情味浓。第一次见到钱先生是在国庆全所联欢会上，地点是哲学社会科学部六号楼三层文学所大会议室。大会由所长何其芳同志主持。在座的老一辈学者除钱先生外，还有何其芳、王伯祥、俞平伯、余冠英、毛星、蔡仪、唐弢、李健吾、杨绛、罗大冈、陈翔鹤、吴晓铃、贾芝、罗念生、戈宝权、力扬、范宁、缪朗山、陈友琴等。当时孙楷第先生因身体不好，住在北大没有来，而吴世昌先生还在英国讲学。一个刚出校门的学生一下子就见到这么多平素敬仰的人，感情之激动可想而知。

我被分到我最热衷的古代文学研究组。钱先生是我的导师。组会我常坐在他的旁边。他的指导，有关键性的指点，有言简意赅富于启发性的答问，而更多的则是潜移默化，从各个方面调动青年研究人员的积极性。记得一次在六号楼二楼小会议室开组会，我和钱先生并排靠窗而坐。谈到研究，他一边在自己左腿的膝盖上方用指头画了一个小圆圈，然后又画了一些放射线，像平日人们画太阳光一样，一边说做研究工作应当像这样，先有一个立足点，然后再向外扩展开去。这是经验之谈，看似简单，实则至关重要。它使我少走了许多弯路。

在王平凡口述、王素蓉整理的《文学所往事》（金城出版社，2013年版）一书里，对1960年的文学所大事记录甚详：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古代组最引人注意的成果无疑是三卷本《中国文学史》。编写《中国文学史》是1958年提出，从1960年开始的。它在何其芳亲自策划和指导下，由文学所古代组余冠英、钱锺书等18位研究人员合作编写而成……在编写过程中，凡是重点章节和有影响的作家、作品，都要进行讨论，并请老专家参加，听取他们的意见，进行修改和补充。每次讨论前，何其芳同志都仔细读了编写的初稿，而且对不少作家、作品做了深入研究。……这部文学史一经出版，影响巨大，深受好评，成为20世纪古代文学研究的阶段标志性成果。

吴庚舜作为古代组的新兵，和牵头《中国文学史》唐宋段编写工作的钱锺书共事，这是非常难得的学习机会。根据《中国文学史》的编写说明，“唐宋段由钱锺书主持，力扬、陈友琴、乔象钟、蒋和生、吴庚舜、王水照参加”（《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由于具体的章节和作家作品的评价并没有单独署名编写者，但我们仍然可以从吴庚舜后来主编的《唐诗名篇赏析》（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版）里，看到关联的信息。在这本书里，吴庚舜对魏徵、王绩、张若虚、杜甫、李绅、白居易、王建等诗人的部分选作进行了注释和赏析，其中一部分当然延续了他在参与《中国文学史》唐宋段的编写成果，还有一部分是他后来继续深入研究取得的成果。四川的曾枣庄、谢桃坊等学者也参与了部分作者和作品的注释、赏析。

在《唐诗名篇赏析》的前言里，吴庚舜说：我们是想在加强唐代抒情诗赏析的同时，突出当代叙事诗的分析评价，这在一定程度上对读者提高对唐代叙事诗的理解和认识有很好的导向作用，这和钱锺书先生在1957年编写《宋诗选注》坚持“人民性”和“社会价值”的思想是相通的。

“钱锺书先生是吴老师初入文学所的导师。”张清儒回忆说，吴庚舜曾经跟他讲起过自己初入文学所以及和钱锺书等大学者交往学习的掌故，其中相当一部分就是《中国文学史》唐宋组中具体作家和具体作品的评价问题，两人有很多书信和资料往来，这些资料现在都收藏在吴庚舜的儿子、现为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外文系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理论研究中心和比较文学研究中心成员吴晓都家中。因涉及钱锺书和杨绛二位先生书信、资料等已签约版权人吴学昭，吴晓都无法向我提供这些书信和资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吴庚舜还参与了文学所里的另一个重头作品《唐诗选》的编写工作，钱锺书作为古代组的学术带头人，对此也付出了不少心血。前期工作中，他负责撰写的小传和注释，具有《宋诗选注》一样的特色。后期是修改阶段，他对作家作品的增删和注释都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如1975年，他给全体编写组成员写的一封信说：灌婴先生并转琴翁、象、庚二妙同鉴：增选目已一一校对原诗，鄙见五纸附呈，陶诗所谓“所言多谬误，君当恕醉人”也。杜、韩、三李等大家篇什，加添者皆允惬，无可议，足衡鉴之公明，甚佩。钱锺书上星期二。他的热情支持之意溢于言表。

钱锺书对吴庚舜的指导还体现在许多具体学术问题的研究上，比如，吴庚舜在《钱锺书先生的治学与为人》一文里提到的关于“唐代传奇”的一篇研究论文，就得到了钱锺书先生的悉心指导：

1963年，我的《关于唐代传奇繁荣的原因》一文，写于《中国文学史》刚出版之后，一是为写中国文学通史唐代卷做准备；二是为以此祝贺我所建所10周年。这是一篇探讨唐代小说发展规律的长篇论文，我试图从一个新的角度去研究传奇小说。众所周知，宋以来一些学者曾提出“温卷”说（即唐代考试制度对于小说繁荣的影响），陈寅恪先生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传奇为“古文运动支流”说，其影响颇大，它们基本上成了小说史、文学史的定论。还有些论著又把传奇看作像后世的话本、拟话本一样的作品。他们主观上是想以此提高唐代民间文学的地位，实则缺乏根据。此外，如何看待宗教及外国文学的影响，也存在分歧意见，需要重新认识。为此，我在研究了全部唐代小说（包括传奇、志怪、逸事三类）及有关文学现象后，一一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论文交到所里，首先引起了其芳同志的重视，但因论文涉及诸家文学史特别是陈寅恪先生，为慎重起见，他又让秘书转给余先生审阅。余先生作了基本肯定后说：庚舜同志是由钱先生指导的，请钱先生提具体意见。我清楚钱先生和陈寅恪先生的关系，十分担心由此难为钱先生。而事实与我料想的完全相反，钱先生看后写了两页纸的意见，充分肯定了我的论点和引用的材料，从而使论文得到通过，第二年发表在装帧精美的《文学研究集刊》所庆专刊上，在国内外都有影响。

三、和钱锺书合作写《也论长生殿》

1965年，吴庚舜和钱锺书先生合写了一篇论文《也论长生殿》，后以“吴庚舜、孙辛禹”为署名发表在《文学评论》1965年第二期上，“孙辛禹”正是钱锺书先生所用笔名。吴庚舜在《钱锺书先生的治学与为人》一文里，对在这段传之文学界的名人掌故，有如下详细的记录：

我们研究的是清代著名剧作《长生殿》的评价问题，是所里定下的课题。李隆基、杨玉环的故事唐代即已盛传，除《长恨歌》《长恨歌传》外，还有不少文学作品写到他们。洪的《长生殿》利用前人的素材，将李、杨故事写得更丰富曲折，因而脍炙人口。但史书记载的唐明皇李隆基和传说中的李隆基是不一致的，因而评价“李、杨爱情”就出现了分歧。钱先生让我先写出初稿，再送给他修改。我反复阅读原作和唐以来的有关作品，查阅了论《长生殿》的全部论文，针对问题提出了分析，其中论及历史人物与艺术形象的比较，着重指出民间传说对文学作品中爱情故事的影响。完稿后我去送稿，钱先生首先问：材料是否都看过了？论点是不是都是自己的？我作了肯定的回答。事后他仔细看了论文，作了详细的修改，在论及李隆基这一人物情感时，引用了《金瓶梅》心上人心下人一段话，等等，最后又将题目改为《也论长生殿》。在《文学评论》发表前，我将他的名字（笔名孙辛禹）列在前面，他都不肯；一定要我列名在前，并笑着说：“你是庚，我是辛；你是舜，我是禹，我在你后面。”考虑到先生奖掖后进的热心，我只好不再坚持我的意见了。

每一思及这些往事，先生的音容笑貌仿佛又出现在我的眼前。一般文章爱写先生的狂狷，但在我和他的接触中，却总感到他的慈祥亲切。

关于“孙辛禹”这个笔名，还有一个说法，即钱先生当时取的笔名实际是“郑辛禹”，因为“郑”姓在百家姓中排“吴”姓之后。不管“郑”也好，“孙”也罢，文字游戏之余，颇见钱锺书先生奖掖后进之心和谦逊待人之风。

吴庚舜在后来的治学中，还听取了钱锺书先生的箴言，比如熟悉研究对象。一次在和吴庚舜谈天时，钱锺书先生无意中谈及他自己曾通读《全唐诗》5遍，这给吴庚舜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一部《全唐诗》多达900卷，作者2837人，作品近5万首，通读一遍需要多大的毅力啊，何况是5遍。这和那些仅凭选集写文章、浅尝辄止的研究者相比，高下自明。”受此触发，为了研究唐诗，吴庚舜当时借钱买了套《全唐诗》，反复看了六七遍，在他看来，以钱锺书的博闻强记和天赋尚需看5遍，那么，自己起码要看六七遍才能有所得，不仅如此，吴庚舜后来还通读了《全唐文》《太平广记》《敦煌变文集》等作品，在评论和赏析唐诗上成果不断、新论迭出，跟他下苦功夫读《全唐诗》不无关系，当然，和钱锺书先生的这种潜移默化也不无关系。

又比如，钱锺书先生很重视不同研究对象的不同特性，并一再提醒要记住“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句话对吴庚舜也有触动。钱锺书先生认为不是任何作品都需要以史证诗，更不能贯彻以史证诗的方法，研究文学作品最忌在语言上落空，这样就会出现误解和偏差。吴庚舜在研究唐诗、赏析唐诗时，也特别注重诗歌中的历史背景和历史背景对诗人以及作品的影响，而不是反向以求，用历史背景去推导诗人所处的环境和作品的主题。因此，总体来讲，吴庚舜的唐代文学尤其是唐诗研究，是崇尚做实的、在文本基础上、语言艺术上和表现形式上的研究，而不是做虚的、历史推导和想象的研究。

1992年新年前夕，吴庚舜退休后，准备去看望钱锺书先生，并顺便送去台湾华正书局自行印刷的繁体字本《唐诗选》付的微薄稿酬。12月28日，吴庚舜先写了封信去问候，31日上午便收到钱锺书先生在29日写的复信。信中，钱锺书如是说：“奉柬很感。我入冬宿疾复动，又以小便多白血球，服药3周未减，后日将至医院彻底检查，结果是否严重，不得而知。”这封信，大约是吴庚舜和钱锺书先生师生兼同事之间最后一次通信了。

吴庚舜在这篇回忆文章里，还谈到了他和钱杨夫妇交往的一些趣事：“我第一次去东四头条他的家里，刚坐定，杨先生就端来杏仁和巧克力招待我。那时，我的乡音比现在还浓。因为四川口语中常夹杂一些古典名著的词语，钱先生马上就招呼杨先生说：‘季康，你听，《西游记》里有这样的话。’”

随着交往的加深，吴庚舜也和钱锺书先生偶尔聊些闲话。有一次，吴庚舜问他到四川耍（游玩）过没有。不知道是不是钱先生没有回答，还是回答了而漏记，总之这个问题最后没有答案。后来吴庚舜提到了新都桂湖，钱先生就和他谈杨慎，称赞杨慎是明代最有学问的人。另外一次，他又谈到对康有为有影响的廖平。

有一年，吴庚舜从四川探亲回来，给钱先生送上了一筒红茶，后来，钱先生告诉吴庚舜说，他已将茶转送给一个他尊敬的人了。那时正是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当指1959至1961年出现的三年严重经济困难时期），茶叶还是比较珍贵的。钱杨二先生喜欢喝红茶，这个好习惯在留学英法的时候就已养成，他们没有留下来自己享受，而是转赠给一个他们尊敬的人，由此可见钱杨二先生为人之可亲可敬。

四、光耀桑梓：吴庚舜和今日安州

我敢肯定地说：“在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造诣上，吴庚舜先生是继安县清代才子李调元之后的集大成者，今后恐怕很难有人超过如此成就。”

张清儒自新世纪初和吴庚舜有很多交往，对吴庚舜的治学为人评价甚高。他认为，很多安州人之所以不知道吴先生，是因为对吴先生所专致的唐代文学尤其是唐诗研究较少涉及和关注，但这并不影响他的成果在今天的学术界的价值。在和张清儒等安州后辈交往的过程中，吴庚舜也并不以前辈大家自居，而是平辈论交，谦虚谦卑。在写给张清儒的信函及著作序中，也亲切地直呼“清儒”。此种虽师实友的风义，上启自于吴庚舜与钱锺书先生的交往，下承续于吴庚舜与张清儒的交往，三代学人，真是一种胸襟。

吴庚舜在社科院工作期间和退休后，对故乡安县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注。2000年，安州诗词学会成立，吴庚舜应邀欣然出任学会顾问，并给学会发来贺信：风骚两挟调蜀弦，喜见诗国绽新花，足见寄慨之深情。此后，吴庚舜通过电话、书信给予安州学人很多指导，并赠送了很多他的学术著作。

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吴庚舜专门电话询问家乡灾情，并于5月15日写了首古风体长诗，寄给张清儒收录在其主编的《八级大地震——四川安县》一书中，表达出了吴庚舜对家乡的热爱和对家乡战胜天灾的鼓励。

原安县政协副秘书长、政协文史委副主任胡国庵曾于1984年6月前往北京拜望过吴庚舜，两人此后也有交往。据胡国庵回忆，吴庚舜在20世纪80和90年代以及新世纪初多次回过故乡。一是1985年10月，吴庚舜以苏轼研究学会理事的身份，回眉山参加“苏东坡学术研究会”，会后，吴庚舜回安县讲学，举办“唐诗宋词学术讲座”，胡国庵至今保存着那次听课的笔记；二是1991年，绵阳市举办“纪念沙汀文学创作60周年学术讨论会”，吴庚舜以社科院学术委员身份参加；三是2000年11月，吴庚舜到遂宁参加“张船山学术研讨会”后，回到安县，与安县诗词学会的文朋诗友见面座谈，漫话诗词，共叙乡情。

吴庚舜赠送张清儒的书籍

安州广场前的李调元雕像

“他首先是一个很好的老师，其次才是一个学者、专家。”张清儒如此评论吴庚舜，认为他早年的教师经历，使他特别注意学术成果的价值如何体现在成风化人中，即注意学术（作品）的教化价值，他从钱锺书等前辈学人身上学到的治学与为人的方法，让他在后来的教育上更得心应手。“我认为，他的那些著作，是对安州后来学人的无声之教，这是当代安州作为文学昌邦存在的厚实基础。”

的确，从李调元到沙汀，再到萧崇素，再到吴庚舜，文星阁在李调元之后，见证了三代文学大家的诞生和成长，这个在吴庚舜诗里念兹在兹的故乡，近一百年来的确文运勃兴，文人辈出：地邻李白宅，岭近子云亭。沙老《淘金》撰，调元《函海》成。未来，将会有什么样的文学后辈，能接过他们高高擎起的文学大旗呢？值得期待！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老专家协会编：《学问人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名家谈（上）》，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下引吴庚舜文出处同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