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杰人

《诗经》，在先秦只称作《诗》，“经”字是汉儒加上去的。从目录学上来说，称《诗》为经，始于《汉书·艺文志》。因为《汉书·艺文志》是以刘向、刘歆父子的《别录》、《七略》为蓝本的，所以，也可以说是始于《别录》、《七略》。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这些诗歌产生的时代，上自西周初期(公元前11世纪)，下至春秋中期(公元前6世纪)，历时五百多年。孔子曾经用《诗》作为教材。孔子说过：“《诗》三百篇，一言以蔽之，思无邪。”(《论语·为政》)又教育他的儿子说：“不学《诗》，无以言也。”(《论语·季氏》)意思是，不学《诗》，连话都说不好。

秦始皇的焚书，《诗》首当其冲。《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

秦火之后，《诗》至西汉复传。据《史记》和《汉书》的《儒林传》以及《汉书·艺文志》，汉代的《诗经》学分今文学与古文学两派。《鲁诗》、《齐诗》、《韩诗》三家属于今文学。《鲁诗》的创始人是鲁人申培，《齐诗》的创始人是齐人辕固生，《韩诗》的创始人是燕人韩婴。三家皆先后立于学官。《诗经》古文学只有《毛诗》一家。现在一般认为《毛诗》的创始人为西汉人毛亨、毛苌。毛亨被称为“大毛公”，毛苌被称为“小毛公”。《汉志》有《毛诗故训传》三十卷，此书今存，只不过已经不是单行本，而是被散置于整个《诗经》的有关诗句下面了。《毛诗》没有被立于学官。东汉以后，古文学之《毛诗》逐渐盛行，当时的著名学者如郑众、贾逵、马融等，均治《毛诗》。郑玄所作《诗笺》，“宗毛为主”；又作《诗谱》，贯彻《毛诗》“以史说诗”之解经观念，将三百篇贯串为一诗史系统，尤为今、古文盛衰的一大关键。魏时，王肃虽然攻郑，但亦宗《毛诗》。从此，《毛诗》盛行，《三家诗》趋于式微。《齐诗》亡于魏，《鲁诗》亡于西晋，《韩诗》至南宋亦亡。两汉今文学派的《诗经》学著作，唯有《韩诗外传》一书流传至今。而《毛诗》的处境却如旭日东升，方兴未艾。唐初，孔颖达奉诏撰定《五经正义》，其所作《毛诗正义》，即宗毛《传》、郑《笺》为说。《毛诗正义》是官方认定的标准教材，天下通行，遂造成其长盛不衰的局面。

《诗经》现存305篇(所以又名《三百篇》)，分为《风》、《雅》、《颂》三大类。进一步细分，《风》又分为十五国风：《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共计160篇。《雅》又分为《小雅》、《大雅》。《小雅》共计74篇，10篇编为一卷，名之为“什”，计有《鹿鸣》之什，《南有嘉鱼》之什，《鸿雁》之什，《节南山》之什，《谷风》之什，《甫田》之什，《鱼藻》之什14篇。旧说《小雅》又分《正雅》、《变雅》。所谓《正雅》，是指周王朝兴盛时期的作品；所谓《变雅》，是指周王朝衰败时期的作品。《小雅》从《鹿鸣》篇到《菁菁者莪》，凡16篇，是《正雅》；《六月》篇以下，都是《变雅》。《大雅》共计31篇，即：《文王》之什，《生民》之什，《荡》之什11篇。旧说《大雅》也分正变：从《文王》到《卷阿》，凡18篇，为正；《民劳》以下都是变。《颂》凡40篇，分为《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

《诗经》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而且在上古史的研究方面，在上古音的研究方面，也都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资料。

人们习惯将儒家思想称为“孔孟之道”，这当然不错。但是我想，如果我们把“孔孟之道”中的“孟”字换成“朱”字，成为“孔朱之道”，恐怕更切合我国历史的实际。这样讲的根据何在呢？首先，钱穆《朱子学提纲》云：“在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两人，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上发出莫大声光，留下莫大影响。旷观全史，恐无第三人堪与伦比。孔子集前古学术思想之大成，开创儒学，成为中国文化传统中一主要骨干。北宋理学兴起，乃儒学之重光。朱子崛起南宋，不仅能集北宋以来理学之大成，并亦可谓其乃集孔子以下学术思想之大成。此两人，先后矗立，皆能汇纳群流，归之一趋。自有朱子而后，孔子以下之儒学，乃重获新生机，发挥新精神，直迄于今。”笔者以为，这是不刊之论，反映了学者的观点。其次，让我们来看看元明清时期科举考试的情况，从中可以看出官方的态度。《元史·选举志》记载：“考试程序：蒙古、色目人第一场经问五条，《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设问，用朱氏《章句集注》。汉人、南人，第一场明经经疑二问，《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并用朱氏《章句集注》；经义一道，各治一经，《诗》以朱氏为主，《尚书》以蔡氏为主，《周易》以程氏、朱氏为主。”(《明史·选举志》和《清史稿·选举志》中也有相同的记载，此不赘引)这里对上述引文稍微加一点解释。所谓“用朱氏《章句集注》”，就是用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作为考试《四书》的标准教材。所谓“《诗》以朱氏为主，《尚书》以蔡氏为主，《周易》以程氏、朱氏为主”，意思是说，考试《诗经》时就用朱子的《诗集传》作为主要标准，考试《尚书》时就用朱子门人蔡沈编写的《书集传》作为主要标准，考试《周易》时就用程颐《伊川易传》和朱子的《周易本义》作为主要标准。大家看，《四书》、《五经》考试用的标准教科书，差不多被朱子全包了去。这一包就包了将近六百年，直到清末废除科举为止。根据以上两点，我认为，用“孔朱之道”来代替“孔孟之道”的表述，谅无大差。

朱子，是人们对朱熹的尊称。朱熹，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晦翁、云谷老人、遯翁等。祖籍徽州婺源(今属江西)，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出生于福建尤溪，宋宁宗庆元六年(1200)病逝于福建建阳。父名松，字乔年，号韦斋。朱子十四岁时，朱松病逝，临终托孤于籍溪胡宪、白水刘勉之、屏山刘子羽、刘子兄弟。绍兴十八年(1148)，朱子登进士第。仕途并不发达，相反，其学术一度被当权的政敌斥为“伪学”，承风趋旨者甚至还上书要求杀了他。在残酷的政治压力面前，朱子处变不惊，仍然坚持聚徒讲学，潜心著述。死后，追谥“文”，故后人又尊称为朱文公。《宋史·道学传》有传。今人束景南撰有《朱子大传》和《朱子年谱长编》两书，对于我们了解和研究朱子其人很有帮助。朱子的一生，主要是学术研究和著书立说的一生。他著述弘富，据束景南《朱熹著述考略》统计，凡144种，涉及经史子集四部(此文见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附录。此外，有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的《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诗集传》这个书名，其中的“诗”，是指《诗经》。请读者注意，千万不要把这个《诗》理解为《毛诗》。那样的话，我们就辜负了朱子命名的一片苦心了。其中的“集传”，意思是“集解”、“集释”。“传”是注解的一种别名。所谓“集传”，意味着书中的注解，并非都是出自朱子本人，而是汇纳百川，采众家之长。所谓“众家”，上自汉儒，下至南宋的学者，不分门户，只要说解合理，就小大不捐，悉数吸收。这与孔颖达的《毛诗正义》大异其趣。我们知道，在朱子《诗集传》之前，官方认可的《诗经》标准读本是唐初孔颖达领衔编写的《毛诗正义》(又叫《毛诗注疏》)。《毛诗正义》就是一部坚守门户，排斥异己的注释之作。它是以《毛诗》文本为定本，以毛传、郑笺为权威注解，亦步亦趋，固守疏不破注的原则，搞得一部活泼泼的《诗经》了无生义，索然寡味。朱子的《诗集传》就是对《毛诗正义》的一个反动，集宋学《诗经》学之大成，成为宋学《诗经》学的代表作，开创了《诗经》研究的新纪元，被看作《诗经》学史上的一座丰碑。

《诗集传》的第一个特点是，思想解放，不迷信任何权威，包括孔子在内。举例来说，孔子说过：“《诗》三百篇，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何谓“思无邪”？何晏《论语集解》引包咸注曰：“归于正。”汉人解《诗》，大体本此。据《汉书·儒林传》记载，有个叫王式的《诗经》学者，曾经当过昌邑王的老师。昌邑王被立为皇帝以后，由于肆行淫乱被废。当局要追究责任，认为昌邑王的淫乱，都怪昌邑王的臣子没有尽到劝谏之责，于是纷纷被下狱处死。王式也被抓进监狱，审问他的人说：“你作为昌邑王的老师，为什么没有谏书？”王式回答说：“臣以《诗》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于忠臣孝子之篇，未尝不为王反复诵之也；至于危亡失道之君，未尝不流涕为王深陈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谏，是以无谏书。”这就是说，一部《诗经》，就是一部谏书，无论是正面人物或反面人物，都有教育意义。当局认为王式说得有理，就减免了他的死罪。宋人对《诗经》的认识，就思想解放，与汉儒大不一样了。朱子在《诗集传·郑风》的末尾说：“郑、卫之乐，皆为淫声。然以诗考之，卫诗三十有九，而淫奔之诗才四之一；郑诗二十有一，而淫奔之诗已不啻七之五。卫犹为男悦女之词，而郑皆为女惑男之语；卫人犹多刺讥惩创之意，而郑人几于荡然无复羞愧悔悟之萌。是则郑声之淫，有甚于卫矣。”他认为《诗经》三百篇中的“情诗”着实不少，所以朱子说：“只是‘思无邪’一句好，不是一部《诗》皆‘思无邪’。”(《朱子语类》卷八十)显然有点是在和孔子唱反调的意思。这个看法在《诗经》学史上有里程碑的意义，正是朱子的这个反动，才使得后人对《诗经》的解释从诗教向着文本方面转向。开启风气之功，朱子当之无愧！

《诗集传》的第二个特点是，抛开了《大序》、《小序》这两个理解《诗经》的迷障，建立了从诗文本身求诗义的科学思路。《大序》、《小序》，合称《诗序》。今本《毛诗》列在各诗之前，具有解题性质，说明该诗主旨的文字，叫做《小序》。例如：

《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

《东方未明》，刺无节也。朝廷兴居无节，号令不时，挈壶氏不能掌其职焉。

《清庙》，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诸侯，率以祀文王焉。

这就是《小序》。而位于《诗经》首篇《关雎》的《小序》之后，概论《诗经》全经宗旨的文字(据朱熹说，从“诗者，志之所至也”一句开始，至“是谓四始，诗之至也”止。说见《朱子语类》卷八十)，叫做《大序》。

《诗序》的信奉者，将《大序》看作是正确理解整个《诗经》的钥匙，将《小序》看作是正确理解当篇诗的钥匙。实际上多是削足适履，穿凿附会，大失诗之本义。朱熹对于《诗序》的认识，有一个从尊《序》到反《序》的过程。他自己说：“今欲观《诗》，不若且置《小序》及旧说，只将元诗虚心熟读，徐徐玩味，候仿佛见个诗人本意，却从此推寻将去，方有感发。某向作《诗解》文字，初用《小序》，至解不行处，亦曲为之说。后来觉得不安，第二次解者，虽存小序，间为辨破，然终是不见诗人本意。后来方知只尽去《小序》，便自可通。于是尽涤旧说，《诗》意方活。”(《朱子语类》卷八十)又说：“《诗》本易明，只被前面《序》作梗。《诗序》作，而观《诗》者不知《诗》意。”(同上)有鉴于此，《诗集传》就干净利索地全部删去了《诗序》。钱穆评价此事说：“朱子为《诗集传》，又为《诗序辨说》，一主经文，而尽破毛、郑以来依据《小序》穿凿之说。此是朱子一种辨伪功夫，与其《易本义》主张《易》为卜筮书，同为千古创见。”(《朱子学提纲·朱子之经学》)话拐回来说，朱子尽管在《诗集传》中删去了《诗序》，但我们不能就此得出结论说，朱子对《诗序》的态度是，全盘否定，百无一是。不是的。朱子说：“《小序》如《硕人》、《定之方中》等，见于《左传》者，自可无疑。”(《朱子语类》卷八十)可见，作为个案来处理，个别《小序》还是得到肯定的。

《诗集传》的第三个特点是由上述两个特点延伸出来的，即新意迭出，精义纷呈。例如《秦风·蒹葭》，全诗三章，其首章诗云：“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这是多么美妙的一幅山水画呀，引人产生无限的遐思。笔者读高中时，读到了这首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到了读大学，读研究生，接触了孔颖达的《毛诗正义》，其《小序》说：“《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礼，将无以固其国焉。”搞得人一头雾水，兴味索然。而《诗集传》则另辟蹊径说：“言秋水方盛之时，所谓彼人者，乃在水之一方，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然不知其何所指也。”就诗求义，给读者留出想象的空间。难怪王照圆《诗说》说：“《蒹葭》一篇，最好之诗，却解作‘刺襄公不用周礼’等语，此前儒之陋而《小序》误之也。自朱子《诗集传》出，朗吟一过，如游武夷、天台，引人入胜。乃知朱子翼经之功，不在孔子下。”(转引自洪湛侯《诗经学史》第四章第四节)尝鼎一脔，可知其余。

须要说明的是，《诗集传》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为后学所赞仰，除了朱子本人的努力以外，时代学风的影响也不可低估。欧阳修的《诗本义》，苏辙的《诗集传》，郑樵的《诗辨妄》，对于朱子的《诗集传》来说，都是前驱者，朱子继承了他们的批判精神。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没有缺点的书，自古未有。今人对《诗集传》的诟病主要集中在以下两点。第一点，《诗集传》尽管以其破旧立新取得了成功，赢得了喝彩，但仍然未脱经学之窠臼。换言之，《诗经》是文学，朱子尽管开始以纯文学的眼光审视《诗经》，但用经学的眼光去审视《诗经》者更多，所以，并没有把《诗经》从《经学》的樊篱中解放出来。在笔者看来，这是苛求古人了。道理就无须多讲了。第二点，朱子的“叶音”说。《诗经》是韵文，可是有些韵脚字我们后人读起来不押韵了。古人不明白这是由于古今语音的变化所致，于是采用叶音说，即为了求其押韵，认为某字应该临时改读为某音。“叶音”说，始于六朝，朱子不过是承其余风罢了。对此。我们也不为尊者讳，承认这确实是《诗集传》的一个缺点，并请读者引起足够的注意。

此次整理，我们将我社出版的《朱子全书》中的《诗集传》的简体字横排的形式重新排印，不出校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