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 《乌鸦与麻雀》

新中国成立前夕，上海昆仑影片公司曾拍了不少进步影片，我爹参加拍摄的《乌鸦与麻雀》就是其中一部。记得当时上海政局比较紧张，可这些进步电影工作者经常聚在一起，讨论国家临近解放的形势、探讨中国电影在这形势下应该如何配合，做出贡献。我们福开森路的家就是一个据点，加上我爹爹的片酬拿的比较多，晚上经常聚一大帮人在家吃饭，并且聊得很晚。

我记得当时来家里的都是一些中青年演员，现在早已一个个成了大演员了，如中叔皇、蓝马、张乾，还有奇梦石。他总带一个很漂亮的女朋友来家。有时君里伯伯吃完饭也上来一起聊天。一大屋，又吃又喝又抽烟，乌烟瘴气。

那时我不懂事，只觉得爹爹跟爷爷一样，好客，爱热闹。后来才知他们在一起商讨国家与电影发展的大事。正因为有这样一帮进步电影工作者，电影才在建立新中国的大业中做出了应有贡献。

《乌鸦与麻雀》前后断断续续拍了两年之久，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完成。这是我爹得意之作，开了全新的戏路子。为了它，我爹可发了大狠心，下了大工夫啦。

我爹本是个最漂亮、最帅气的男演员，可他放着英俊的小生不去演，偏偏要扮演下九流的市井瘪三、乞丐，或者假正经的无赖、流氓、骗子。当时我很不理解，要爹向我解释明白，他微微一笑说：“你现在不懂，将来总有一天会懂的。”

后来长大了，我才真正懂得了它们的价值。

我爹不止一次向我叙述他塑造“小广播”这角色的得意之处。

首先他讲此片是在多么危难的情况下拍成的。

正因为是揭露蒋家王朝面临土崩瓦解的黑暗和广大人民期待解放期待黎明早日来临的进步主题，国民党才三令五申以“破坏政府威信，反戡乱法令”的罪名，强行勒令该片停拍。

这剧本是陈白尘执笔，沈浮、徐韬、王林谷和我爹参与讨论完成的。在紧张的形势下，白天将剧本藏在摄影棚顶破麻袋包着的稻草里，夜里拿出来拍戏，完成了三分之一。由于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不得不停下来，对剧本进行一次较大修改，准备一旦解放重新开拍。1949年5月上海迎来了解放，我爹他们带着胜利的欢悦，由郑君里伯伯导演，速战速决地完成了全片的拍摄工作。

赵丹扮演的“小广播”是有生活依据的。

小广播的角色是这群“麻雀”——小市民层中的一员。既有受压迫、受欺侮的一面，又有自私、投机取巧向上爬的一面，因此我爹在演这人物时总有一种自我解嘲的喜剧色彩。

我爹扮演这个“小广播”，他是有生活依据的。他说不久以前住徐家汇顺德里时，平民区中就有一个“保甲长”。此人过去在大洋行里混过，会说几句“洋泾浜”法国话，还懂点化学，门口摆一大堆瓶瓶罐罐，不知搞点什么红红绿绿水，也不知他卖到哪里。“上边”收取“壮丁费”、“门牌捐”都由他出头。清早，整个弄堂的人都在来去拎水刷马桶，他却在人群马桶中摆开架势打起太极拳来。下午睡足后在弄堂口一坐。唱唱绍兴戏，没事经常光顾我爹小屋。什么都聊，上自天文、政治、军事，下至地理、艺术、物价，这个骂骂，那个骂骂。无非是道听途说，显得他无所不知，无所不晓。这个人物给我爹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还有一对摆地摊的夫妇，我爹从女人手中买了一件衬衫、一条裤子。那时物价一天变几变，可能这对夫妇嫌卖得吃亏了，到我爹面前演了一场可笑的戏。男的直骂女的为什么不在衣服上标价，都便宜地卖给我爹。我爹一看就明白要添钱，立即拿钱给他们。这男人还摆出大丈夫架子直骂那女人“昏头昏脑，账都不清”，还斥责女人“还不说谢谢”，我爹看后直好笑。其实这完全是女人的主意，男的怕老婆，可在这场戏中却以反得正，演了一出苦肉计。

这两个人物，我爹就用在了刻画小广播和他老婆(吴茵扮演)的关系上。

所以，我爹说：“我演‘小广播’，自我感很强。站着是‘小广播’，坐着也是‘小广播’，穿长袍是‘小广播’，戴法国帽也是‘小广播’。我好像真正得了自由，和角色融为一体了。”

我爹最得意的一个镜头，就是“小广播”躺在藤椅上，盘算轧金子，顶房子，大做黄金梦的那场戏。每次陪他看电影，看到这里他自己就高兴地拍手叫绝，还非要我也附和一句“宰啊”才罢休。

他说这场戏开始拍时一点感觉也没有。导演叫他来回走走，可这摸摸那弄弄，怎么也不对，当天只好停拍。晚上回家，天很热，买了二两老酒，躺在躺椅上苦苦思索。一喝酒，“保甲长”自得其乐的神情出现了，可一站起来就没有了。

第二天到摄影棚也这样，只要一站着来回摸弄，就什么感觉也没有；只要有把藤椅一躺、喝喝老酒、吃点花生米，感觉就来，人物马上有了!后来这戏就这么拍下来，一气呵成。导演加上撤椅子的细节，表示小广播的黄金梦如同撤了椅摔一大跤一样是做了个“白日梦”。影片放映时观众效果极好，我爹真把小广播演得活灵活现的。

吴茵阿姨回忆说，当初她还极力反对我爹演这小广播，建议换蓝马来演，但是导演坚持。在和我爹拍这片子的过程中，吴茵阿姨不断为我爹塑造“小广播”的演技叫绝。最后吴茵阿姨承认自己小看了我爹，“小广播非赵丹莫属了”。

1950年元旦，《乌鸦与麻雀》首先在各大城市公演，大受欢迎，后来赢得了“优秀影片一等奖”。到20世纪80年代法国和日本评论界盛赞它是“令人惊叹的、极优秀的杰作”，比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更早地开创了电影艺术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