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李建军

中国是一个水患和旱灾都非常严重的国家。黄河流域的水患和旱灾，尤其严重，正像司马迁在《河渠书》中所说的那样：“河灾衍溢，害中国也尤甚。”李仪祉在担任陕西省水利局局长期间，曾对陕西省自公元前1136年到公元1912年发生的自然灾害，做了一次认真的研究和全面的调查，结果发现，三千余年间，灾年有162年，其中水灾为15次，蝗灾为12次，蝗而又旱者7次，蝗而又水者1次，其余127次均为旱灾。李仪祉还发现，近五百年来，陕西每隔十年，必遇一次严重旱灾。

显然，如何在治河患的同时克服旱灾，就成了一个关乎“诸夏艾安”、“百姓飨其利”的大问题。传说中的大禹疏九川，郑国之修关中渠，郑当时之议开漕渠，其“唯是为务”的目的，皆在解决黄河流域的水患和旱灾。

李仪祉无疑是大禹和郑国一类的非凡人物。他在中国水利建设方面的成就，他对中国尤其是关中的民生方面的贡献，无论怎么评价都不过分。因而，给这样一个惠我中国的伟大人物立传，就是一件不容恝置的大事情。薄待如此功德无量的人物，实在是不可容忍的负恩忘义。就此而言，高鸿《一代水圣李仪祉》的写作，就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

高鸿高质量地完成了自己的写作任务。

这是一部李仪祉的个人传记，也是别样形态的陕西甚至中国的水利史。

他写出了一部成功的李仪祉传。

他塑造了一个形象清晰而饱满的传主形象。

李仪祉天资过人，幽默风趣，有着超乎常人的意志品质。

他是一个好心肠的人，内心充满对他人和世界的善念。

善良是一个伟大人物最重要的德性。一个恶人可能会成为物理学意义上的庞大人物，但很难成为精神现象学意义上的伟大人物。也就是说，形式上的庞大和实质上的伟大，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很多不可一世的人物，只是虚张声势，显得庞大而已；他们的庞大，就仿佛冬天落满污垢的巨大雪堆，总有一天会化成黑黑的雪水，流到人们看不见的阴沟里。

李仪祉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心性善良。他富有同情心。他善待每一个值得同情和爱的人。有一个难民偷了他的东西，他不仅没有惩罚这个难民，反而给了他一块银元，还给他找了工作。那个可怜的难民感动得眼泪涟涟，“不停地说，我今天真是遇见活菩萨了，爬在地上向李仪祉连连磕头”。他的宽厚和仁慈，使人想起了《悲惨世界》中的米里哀主教。

善与美是相通的。所谓诗性，不过是具有美的形式的善而已。李仪祉是一个具有诗人气质的人。他是一个宅心仁厚的诗人。他的诗风，颇有汉魏风骨，朴实而肫挚，别有一种打动人心的力量。

李仪祉不仅具有造福人类的伟大抱负，而且还是一个脚踏实地的行动主义者。他不是那种口惠而实不至的人——这种人最大的本事，就是徒发高论，甚焉者，则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李仪祉跟这样的人完全两路。他属于埋头苦干的人。他要通过艰苦的努力来切切实实地改变人们的生活。他全力以赴，心无旁骛，简直到了“孔席不暇暖，墨突不得黔”的程度。他实现了自己的目的。就泽被万民的实际功业来讲，他是近现代以来，最伟大的人物，是可以与大禹、郑国和李冰相提并论的圣人。是的，圣人，这样评价他，一点也不过分。

高鸿的叙事视野是开阔的。他将李仪祉置放在世界的大语境中来写。他用了很多篇幅来写李仪祉在德国的留学生活。李仪祉的崭新的文化意识和人格形态，与他所接受的这种全新的教育，是密不可分的。这种教育培养了他纯粹的知识分子气质，培养了他对真理和知识的热爱，也培养了他现代形态的责任意识和利他精神。他彻底摆脱了“学而优则仕”的旧格局和老路子。他不再是那种官迷心窍的“拜权教”分子，也不再是那种唯利是图的“拜钱教”分子。为了全力投身水利事业，他数次放弃高官厚禄和工资很高的教职。这对那些未曾受到现代性教育洗礼的旧形态的知识分子来讲，简直是无法理解且万难做到的。

无论小说叙事，还是传记写作，都必须介入到特定的历史语境和时代氛围中。每一个人都是时代之子。他必须在特定的时代情境里生活和奋斗，同时，也折射着这一时代的复杂面影。在高鸿的叙事文本里，我们借助李仪祉这一镜像，认识了他所寄身其中的时代。这是一个充满变革机遇的时代，一个充满进取精神的时代，但也是一个极度混乱的时代，一个战争和天灾频仍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人民承受着巨大的痛苦。苦难的时代需要拯救者。李仪祉就是这样的拯救者。苦难的时代也考验拯救者。李仪祉经历了很多的磨难。然而，他屡踣屡起，百折不回。

高鸿常常在与其他同时代人物的对比中，来写李仪祉的伟大。他写郭希仁，写张謇，写于右任，都是在相似性的意义上显示李仪祉的伟大；他写康有为，则是在相异性的向度上，显示李仪祉的高尚。康有为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人物。他有非凡的抱负和言说的勇气，但是，狂傲，自私，缺乏成熟而健全的人格。他1923年的陕西之行，简直就是一次“败德”之旅。他的自私，他的市侩习气，在攫取卧龙寺经书等事件上，表现得淋漓尽致。李仪祉对康有为的近乎豪夺的行为，很是不屑，并以机智的方式，制止了康有为的“大盗”行径：

李仪祉见康有为一意孤行，与杨叔吉、高介人等商人，成立了文物保护协会，并立即呈警察厅备案。

仪祉等人以文物保护会名义到地检厅控告康有为，要求立即出面拘留康有为，夺回被抢的珍贵文物。康有为闻讯后大发雷霆，骂李仪祉狗咬老鼠，多管闲事！李仪祉不依不饶，康有为恼羞成怒，寻找刘镇华说事。刘镇华早已风闻此事，知道自己引狼入室，于是托病不见。康有为去了几次见不到刘镇华，于是强行带着车马离开了。

地方检察厅很快发来传票。不过自恃督军刘镇华撑腰，且认为自己是交换而非偷盗，又立有字据，康有为仍拒不交还，并传出话来：“要打官司，康某愿意奉陪到底，敝人要在大堂上讨个公道，还我清白！”

康有为的傲慢使得围观民众越来越多，火药味也越来越浓。抗议、叫骂声不绝于耳。

眼见事情闹得不可开交，刘镇华随即派政务厅长郭伍芳前往中州会馆调解。然而，士绅们丝毫不为所动，仍然声称，如不还经，绝不放人。

李仪祉见事态紧急，于是给刘镇华出主意，让他挽留康有为迟走一天，用心招待，让经书先行一步，以避风头。康有为不知是计，于是就留宿了一晚，李仪祉借此机会带人将经书全部倒换，然后通知刘镇华放人。康有为追上载有经书的车辆后，发现自己被骗，写信责问刘镇华，要求赔偿名誉损失二十万元！

这一段叙述，充满小说叙事的紧张感，极为有趣，也极为重要。我们从这对比性的叙事中，看见了“康圣人”人格的渺小，也看见了李仪祉人格的伟大。

为了写好这部书，高鸿孜孜矻矻，认认真真，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来搜集和阅读相关的资料。但是，他没有被材料所淹没和压倒，而是将那些材料有机地整合到自己的叙事中来，显示出一种成熟的风格。例如，关于1900年慈禧的亡命西逃，1926年的“西安之围”，高鸿的叙述就极为生动和细致，但却不是为了猎奇，而是为了塑造传主的人格发展和精神成长的需要。

沉闷和无趣是传记写作中常见的问题。高鸿将传记写作的严肃和真实，与小说写作的生动和有趣，极为和谐地统一了起来。这是一本“其事核”的传记，也是一部细节鲜活丰富、叙事起伏有致的小说。也就是说，你会体验到阅读小说的快乐，也会收获阅读传记的知识，体验到纪实性写作应该有的真实感。就此而言，《一代水圣李仪祉》可说是一部有趣味而可信赖的人物传记。

2017年3月1日北京平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