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京取缔娼妓行动

●北京市市长聂荣臻郑重地宣布：立即执行《关于北京封闭妓院的决议》！

●毛泽东听了报告后，满意地说：“这个决议很好！”

●“出发！”随着罗瑞卿的一声令下，各路大军飞奔各自的划分城区。

人代会通过封闭妓院决议

1949年11月21日，北京天安门西侧的中山公园中山堂内，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正在举行。

初冬的北京城，北风呼啸，寒气刺骨。但此时的中山公园五色土坛北的中山堂大会场里，却是一派热烈而温暖的气氛。

17时许，大会执行主席、北京市妇联筹委会主任张晓梅开始宣读《关于北京封闭妓院的决议》，主要内容如下：

查妓院乃旧统治者摧残妇女精神与肉体，是侮辱妇女人格的兽性的野蛮制度的残余，传染梅毒、淋病，极大危害国民身体健康。而妓院老板、领家和高利贷者是极端野蛮狠毒的封建余孽。兹特根据全市人民之意志，决定立即封闭一切妓院。集中所有妓院老板、领家、鸨儿等加以审查和处理，并集中妓女加以训练，改造其思想，医治其性病，有家可归者送其回家。有结婚对象者劝其结婚，无家可归，无偶可配者，组织学艺，从事生产，并没收妓院财产，作为救济妓女之用。

此系有关妇女解放，国民健康之重要措施，本市各界人民应一致协助政府执行之。

张晓梅同志那清亮的声音打破了会场的宁静，字字句句落地有声，叩击着每位代表的心扉。当她宣读完最后一句时，全场群情振奋，掌声雷动，一致举手通过。

这简短决议，字字句句组成排山倒海的巨大威力，迅猛地打碎了旧中国几千年来的娼妓制度，冲击着历史的沉渣污秽。

《决议》通过之后，北京市市长聂荣臻神彩奕奕地走到麦克风前，庄严地宣布：

立即执行《关于北京封闭妓院的决议》！

全场再次沸腾了。掌声、议论声和感动的泪水交织溶合在一起，“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此起彼伏。

毛泽东将任务交给罗瑞卿

11月21日，北京中山公园的会议只开了半小时就形成了决议。但在这之前，政府早就已经开展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准备工作。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到达北平。火车停在清华园站，他们随即改乘汽车前往颐和园。下午，毛泽东到达西苑机场检阅人民解放军后，乘车来到香山，住进双清别墅。

毛泽东在双清别墅的6个月中，指挥了渡江战役。会见了大量的民主人士，共商新中国的建国大计。酝酿了开国大典中的各项大事。同时，他也时时关心百姓的生活，他决定到人民群众中了解一些情况。

有天晚上，毛泽东带上秘书，乘一辆吉普车，进了北平城。在一个胡同口，车子被一群吵吵嚷嚷的人阻断了去路，原来是妓院的老鸨在打一个逃出来的小妓女。老鸨带着一帮打手对着小妓女一阵拳打脚踢。

毛泽东看到这一幕，愤怒地将拳头砸在车子的靠背上，让秘书赶快去阻止。

秘书拨开人群喝道：“不准你们毒打她！”

“你是哪路神仙？关你什么屁事？她是我的丫头，我打她你管得着吗？”老鸨凶狠地说。

秘书不吃老鸨这一套，挥手抓住老鸨的手说：“我就要管，我们决不允许自己的兄弟姐妹遭受这样的折磨。你必须马上送她上医院看病。”

当老鸨看清眼前是一个持枪的解放军战士时，才收敛了嚣张气焰，拉着小妓女走了。

毛泽东暗访北平，就看到了这揪心的一幕，心中很是气愤。

此后不久，刚出任北平市委书记的彭真来见毛泽东，也谈到发生在妓院的事。

有一天深夜，彭真率领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人到前门外“八大胡同”、南城一带的妓院了解情况。一个15岁的小妓女痛哭流涕地向他们讲诉了自己是怎么被拐卖到妓院，又怎样被老板盘剥的情况。

妓女说：“我受苦受累一天只能得到4个窝窝头。”

彭真说完这件事，气愤地说：“这是人过的日子吗？我们决不能坐视不管！”

毛泽东本来就为此事气愤，彭真讲了后，他更是义愤填膺，他决定让新成立的公安部火速处理这件事。

此时，新任命的公安部长罗瑞卿还在青岛。

原来，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后，罗瑞卿率部进入北平。按照中央军委的决定，部队稍事休整，准备向西北进军。

5月4日，正当部队欲起程时，罗瑞卿接到了毛泽东从香山发来的电报，电文是：

部队开动时，请你来一叙，部队工作找人代理。

很快，中央在部队任命了新的政委，罗瑞卿匆匆从青岛赶往北平。

罗瑞卿来到中南海，当时党中央和军委总部机关已从西柏坡迁进北平，周恩来的办公室在中南海，毛泽东还住在香山。

罗瑞卿推开周恩来的门进去时，周恩来便放下手中的毛笔，哈哈一笑，与罗瑞卿一起坐到旁边的沙发上，说：“叫你来，是有急事。马上要宣布新中国诞生，中央政府里面，有你的位置，是公安部长。”

罗瑞卿“呼”地从沙发上站起来，对周恩来说：“我还是随四野南下，参加解放全中国的战斗吧。”

周恩来微笑着说：“那么，公安部长谁来当呢？”周恩来告诉罗瑞卿：“中央已经决定你担任公安部长一职了，并兼任北平市公安局局长，你要服从，只能干好，不能干坏。”

当晚，罗瑞卿来到双清别墅，毛泽东见罗瑞卿走进来，含笑说：“听说你不愿意干公安部长，还要去打仗？现在要建立新的国家政权了，我们都不干，都去打仗那行吗？”

罗瑞卿憨厚地笑笑，说：“主席，请放心，我一定完成新的任务，干好公安部长。”

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北平原来是封建社会都城，有很多腐朽的东西，需要我们一点一点来清除，任务很重啊！”

罗瑞卿点头称是。

当谈到娼妓现象时，毛泽东坚决地说：“新中国决不允许娼妓遍地，黑道横行！我们要把房子打扫干净。”

罗瑞卿回答：“是，主席，我马上考虑把北平的妓院全部关掉。”

罗瑞卿做事向来雷厉风行，封闭妓院的准备工作，很快就被提上了日程。

10月15日，根据市委和市政府指示，公安局、民政局、妇联等单位共同组成了“封闭妓院总指挥部”。由公安部部长兼市公安局局长罗瑞卿担任总指挥，民政局局长董汝勤、妇联筹委会副主任杨蕴玉、武创辰等担任副总指挥。

11月12日，身为公安部部长兼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的罗瑞卿，在北京市公安局召开了一个紧急集体办公会议。他在会上强调指出：

为了彻底消灭城市的封建势力，解放妇女，我们对妓院必须坚决封闭取缔，并依法惩办那些罪大恶极或有较多血债的妓院老板。

同时，罗瑞卿还指出：封闭妓院一定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听取人民代表的意见，待作出决议后，再具体行动。

按照罗瑞卿的意见，在这次办公会议上，市公安局领导同志们又起草了在北京立即封闭妓院的议案，报北京市委、市政府批准后，立即报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作出决议。

21日下午，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封闭妓院的决议》，市委书记、市长聂荣臻立即将此消息报告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听了报告后，满意地说：“这个决议很好！”

至此，一场清除千年污垢的战斗正式打响。

公安部展开紧急抓捕

11月21日10时，北京市公安总局下达紧急命令。一道电波，载着十万火急的紧急命令，飞向各个分局和公安总队。一件件紧急电传，飞快地传到各个派出所。

“今晚有重大任务，全体干部民警一律停休，就地待命！”

就像打仗一样，从指挥部到各个前沿阵地一时笼罩着神秘的、紧张的战斗气氛。

身着墨绿色棉制服的干部民警，立即取消了一切个人活动，备好武器，荷枪实弹地站在院子里的美式吉普、摩托车、卡车周围，精神抖擞地等待出发的命令。

地处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市公安总局办公室，一位领导干部带着紧张、严肃的神情，沉着地拿起电话听筒，同各有关分局长通了电话。

“外一分局李局长吗？”

“是。”

“你们那里准备得怎样？”

“一切都准备好了！”

“外二分局吗？”

……

电话里传来了简要、清晰、明确的回答。

这个掌握全市治安情况的办公室飘溢着浓厚的战斗气息。

17时30分，北京市市长聂荣臻在麦克风前宣布，立即执行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的封闭妓院的决议。通过电话，这一决定迅速传到早已待命的市公安总局办公室。指挥部办公室接过电话，立即发布了第一号命令。命令说：

为统一行动，决定今天18时以分局指挥部为单位，用召集开会方式，集中老板、领家。20时开始集中妓女。对茶房、跟妈当晚集中管制。

罗瑞卿以总指挥的名义通知了内城、外城、郊区的20个分局和公安总队及有关部门：

十万火急，全体行动，执行紧急任务。

公安总队马上抽调了5个连的兵力，公安总局、民政局、卫生局和市妇联等单位迅速抽调出了2400余名干部和民警。

按照妓院的分布情况，行动指挥部下设5个分指挥部，分别设在封闭妓院任务较繁重的外城5个分局，每分局有1名分局长担任分指挥。

行动指挥部根据各地区妓院的多少，组成27个行动小组，每组3人，共81人。每组尽量配备1名作风泼辣、工作能力较强的女干部，指定1名具有较高政策水平的股长级以上干部担任组长。每组要求封闭5至10家妓院。37辆大卡车和几十辆小车也全部调齐。各路人马从四面八方准时到达了天安门前的红墙内，禁娼封院大军，一字排开，他们群情激昂地听着总指挥下达命令。

此次行动指挥部设在公安部办公楼内一间普通办公室中，3部电话机在同时工作。他们不断地向各分指挥部传达着号令，询问着情况，宽大的办公桌上，平铺着一张全市大小妓院的分布详图。

在行动前夕，行动指挥部对执法人员制定了严厉的纪律。诸如：不得与妓女调笑、受妓女勾引。不得讽刺，看不起妓女。不得接受贿赂或款待。不得私自拿取妓院财物或假公济私等等。

另外，罗瑞卿还向行动小组成员的同志们特别指出，在他们同妓女和其他物品接触中一定要注意卫生，以免感染疾病。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时钟慢慢指向了20时。

“出发！”随着罗瑞卿的一声令下，各路大军飞奔各自的划分城区。

前门外大栅栏地区的八大胡同，是有名的红灯区，而且以一、二等妓院居多。

所谓八大胡同，指的是王广福斜街、陕西巷、皮条营、韩家潭、胭脂胡同、石头胡同、百顺胡同、纱帽胡同。这里与繁华的商业街恰恰相反，白天冷落清静，一到夜晚，便灯红酒绿，热闹异常。因此，这里理所当然地成了封闭妓院的重点地区。

罗瑞卿是用打仗的办法来部署行动的。

行动开始后，先是各行动小组在妓院的附近和胡同口布上内外双层的“包围圈”，由便衣和武装民警实施戒严。头戴钢盔、身穿绿色棉制服、口戴雪白大口罩的战士荷枪实弹，把各胡同口封锁得严严实实。

胡同里还设有民警巡逻，严禁其他人员走动，防止坏人破坏。各妓院的大门口也都已布满了身背步枪的士兵，妓院的房上、院内都由便衣警察和战士警戒着。

行动开始不久，北京地区凡有妓院的地方都被禁娼封院的部队严密地封锁了，八大胡同一片混乱，华清馆惊慌失措，翠鸣阁手忙脚乱，云香阁人声嘈杂，春艳院惊恐万状，凤鸣院又哭又喊，潇湘院、双凤院、美凤院、乐培园、群芳班、泉香班等更是感觉末日临头。

在潇湘院内，一个茶房提着大茶壶，坐在门口，扯着嗓子大喊：“查窑子来了，有客没客都站在自己的门口等候检查！”

浓妆艳抹的妓女站在自己的房间门口，等候检查。

“什么查窑子！我们是来执行封闭妓院任务的。”一位行动组长说。

随后，干部们按照事先的分工，进入指定的妓院，把嫖客和妓女集中在院子里或大屋子里，宣布立即封闭妓院的命令。

之后，干部们清点妓院里的人数，一一登记在册，对于在场的嫖客，经过检查身份和登记，教育后当场释放，妓女则留下来进行教育。

由于整个行动非常突然，行动组人员出现在妓院里的时候，妓女、跟妈、茶房顿时乱作一团。有的狂呼乱叫，有的人衣衫不整地跑出来胡闹，有的人赖在床上不起来。直到行动组下了威严的命令，并告知谁也跑不出去时，他们这才逐渐地安静下来。

干部们向妓女们宣传和解释封闭妓院的政策，讲明封闭妓院、解放妇女的道理。并告诉她们，对她们是以教育改造为主，并由人民政府提供生活出路。她们身边的一切私人物品均归自己所有，政府分文不要。

行动开始后，除了一等妓院的妓女习惯了寄生淫荡生活且抵触情绪较大外，其她妓女们一听政府并不是将她们扫地出门，而是充分考虑了她们的今后生路，情绪便很快稳定下来了。

行动组监督账房清点完妓院财产，并登记造册后，即以一纸“北京市人民政府十一月封”的封条，贴在每个房间的门窗上。

至22日晨5时，全市妓院的封闭行动干净利落地完成了。

几小时后，一辆辆满载妓女的汽车，从前门外、宣武门外、崇文门外、西郊白房子和东郊开到了韩家潭和百顺胡同的8个妇女生产教养所。

妓女们消毒后被分别安排在院子较大，房屋较多的地方进行学习改造。

一夜之间，全北京市封闭妓院224家，收容妓女1286人，绵延上千年的毒瘤终于被新中国一刀割除了。

1949年11月2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各大报纸纷纷报道封闭技院的消息。《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北京市封闭妓院的决议，报道了封闭技院的经过，并发表了《解放妓女》的短评。文章说：

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于21日通过了封闭妓院的决议，并即由市人民政府下令开始执行。这是废除反动黑暗的娼妓制度、解放妇女的一项重要措施。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废除束缚妇女的封建制度。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教育的、社会的生活各方面，均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而妓院则是束缚、压榨与蹂躏妇女的最落后、最野蛮的制度的体现，依据共同纲领所规定的原则，是必须坚决加以废除的。

过去，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与剥削，有许多妇女受着严重的生活驱迫或被恶棍流氓分子所拐骗与陷害而沦为娼妓，她们饱受妓院老板、领家和高利贷者的百般压迫，过着非人的生活。由于娼妓的存在，又使性病流行，毒害国民健康。因此，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代表会议所通过的关于封闭妓院的决议，对于妓女本身和对于全社会，都有莫大的利益。

妓院的老板、鸨儿、领家们过去的罪恶是应该被清算的。他们当中，有著名的恶霸，有拐卖人口或逼良为娼的凶犯，有曾经犯了杀害人命的大罪的，这些都是人民政府的法律所不能容许的。对于罪恶重大的分子，政府应接受妓女的控告，依法惩处。对于情节较轻愿意悔改的分子，则应允许他们坦自认罪，给以自新之路。所有妓院的老板、鸨儿、领家们依靠买卖与剥削妓女而积累起来的妓院财产，应予以没收。这些财产实际上完全是妓女出卖肉体与灵魂所换来的，应该用作妓女解放的经费。

北京市所有的妓女，现在是得到解放了！我们应该欢迎她们从此跳出火坑，从此摆脱非人的生活。现在市人民政府已经开始集中妓女，将首先医治她们的疾病，然后分别根据她们的

具体情况，有家可归的送她们回家，有对象的让她们结婚。无家可归或无结婚对象者帮助她们学习工艺，参加生产，使她们能够独立的生活，并且逐渐成家立业。

……

同日上午，罗瑞卿拿起电话，向周恩来详细汇报了此次封闭妓院的行动战果。他说：

今晨5时止，北京市采取了行动，已将全市224家妓院全部封闭，新中国的首都，党中央、国务院所在地北京市从此再也不会有蹂躏妇女、摧残妇女的野蛮的妓院了。

周恩来高兴地称赞罗瑞卿干得好。并告诉他，毛泽东很关心封闭妓院的事，他马上就向毛泽东汇报了封闭妓院的战果。

毛泽东听了汇报，非常关切地要求周恩来转告他的指示，要北京市政府做好这些妓女的善后工作，使她们自食其力。

组建改造妓女领导班子

1949年11月23日，北京封闭妓院后的第二天。

在八大胡同之一的韩家潭，原一级妓院“春艳院”砖花雕饰的大门旁，挂出一块写有“北京市妇女生产教养院”字样的木牌。白底黑字，被冰冷灰暗的旧墙衬着，透出几分清新和暖意，一名头戴钢盔的公安总队战士在旁边持枪肃立，担任警卫。

教养院的任务是改造妓女，早在教养院成立前，市政府就曾对怎样改造她们作了具体的研究。

叶剑英在会议中指示：先要把妓院情况调查清楚，然后再决定如何处理。

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市民政局、公安局、妇联等单位联合对市区的各大妓院进行了相对的调查，初步了解妓女的情况。

他们采取个别谈话与集体谈话相结合的方式来了解一些妓女的基本情况。

开始，这种谈话的方式对于妓女们来说，是非常不适应的。当调查人员找她们中的个别人谈话时，妓女们的心情非常复杂。她们既有恐惧，又有好奇、中间也伴随着不屑和疑惑。

工作组向她们再三申明，作调查的目的，只是要关心她们，帮助她们，是为了使她们脱离火坑。

这些妓女往往慑于老板的威吓，不敢向工作组说实话，更不敢轻易地讲出心里话来。

经过细致做工作，妓女们这才纷纷向工作组哭诉自己的悲惨身世和苦难遭遇。

一个叫兰英的山西姑娘说，她的父亲病亡后，她与母亲到了北平，想投靠嫁居京城的姐姐。但到北平后，守寡的姐姐因生活所迫，已经进入妓院从妓。

为了维持生计，她也被迫当了妓女。不久，母亲与姐姐相继辞世，她因欠了老板的债，只得继续留在妓院，忍受嫖客的折磨。

工作组经过逐一调查，不但基本弄清了全市200多家妓院的情况，而且基本掌握了每个妓女的具体情况。

公安局和民政局把调查结果上报中共北京市委、市政府和公安部。

掌握妓女的相关情况后，改造妓女的问题就提上了议事日程。

早在8月份，北平市召开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时，就有两位代表提出了改造妓女的提案。提案建议，设立妓女习艺所，收容妓女，并施之以教育，授以劳动技能，把她们改造、培养成为靠劳动生存的人。代表们当时就通过了这两个提案。

9月19日，《北平市处理妓女办法（草案）》出台。《办法（草案）》指出：

先集中力量处理明娼，暗娼另行处理之。对妓女采取统一集训，分别处理的方针。对妓院老板和领家，采取取缔政策。除命令停业外，对于罪恶昭彰、伤害人命者依法惩处。对其敲诈剥削非法致富的财产，予以没收。对“茶房”、“跟妈”、“伙计”则一律遣散。

《办法》中提到的“跟妈”，其实就是妓院里雇来侍候并监视妓女的妇女。“伙计”就是负责接待嫖客和充当老板的打手之类的人物。

《办法（草案）》一经颁发，各方面人士立即投入工作。民政局、公安局、卫生局、企业局、人民法院等单位共同组成了“处理妓女委员会”。

市公安局为了把封闭妓院的准备工作做好，又进一步深入调查摸底。

民政局又选好了集中妓女的场所。一些生活用具，像锅、碗、炉灶等大部筹备齐全。

市妇联负责对从各单位抽调的干部进行政策学习和培训，并请卫生局的大夫讲解防病知识。

企业局为收容后的妓女安排好了生产项目，如纺毛线、打毛衣、糊火柴盒等。

准备工作有条不紊地、细致地进行着……

11月16日，“封闭妓院总指挥部”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

会议讨论拟定了处理老板、领家和收容妓女的具体方案，并作了工作分工。

决定集中妓院老板、领家。收容妓女。警戒工作由公安局负责。

收容后对妓女的管教、生活供给等工作由民政局和妇联负责。

妓院的财产处理，由民政局和公安局负责。

治疗妓女的各种疾病，由卫生局负责。

会上，为教育改造妓女，决定成立全市“妇女生产教育院”。并确定教养院的领导人为妇联筹委会副主任杨蕴玉和她的助手张洁。

教养院下设8个所，分布于原来的14家妓院旧址。80多名女教养员分别来自北京的剧院、学校、机关、妇联、公安局等单位。这些干部都是临时从各个单位抽调出来的，他们中大多是20上下的年轻姑娘。

为了避免这部分教养员对改造妓女工作的不理解，领导同志除了对杨蕴玉和张洁两位领导人讲明了这项工作的真实情况，对其他几十名同志在到达目地的之前都没有告诉她们具体将做什么工作。

11月22日，几十名教养员先后来到了市妇联集中，他们你一言我一语的猜想着自己将会接受到什么任务，但谁也不清楚他们这些人的具体任务会是什么。

8时整，市妇联筹委会副主任杨蕴玉同志出现在会议的现场，她向大家挥了挥手让教养员们安静下来，然后才向大家讲述了即将承担的任务。

开始时，大家都鸦雀无声静静地听着，随即大家又都鼓掌欢呼。因为，《封闭妓院的决议》也表达了广大妇女和全国人民的心愿。

当天晚上，“北京市妇女生产教养院”正式成立。每个教养员负责学员140多人，从此妓女们也开始走上了她们的教育改造之路。

对妓女们实行感化式教育

1949年11月22日晨5时，一抹玫瑰色的霞光从地平线的尽头散射开来，暗蓝色的天空已经发白。八大胡同里变得安静了，对于忙碌了一夜的行动组干部们，这个时间的确很舒心，也很累。

从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封闭妓院决议》的时间算起，到22日晨，封闭妓院的全部过程只用了12个小时。

但是，这不是一般的12小时，这是一件对中国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12小时。这一夜，北京市腐朽的娼妓制度被打碎了，备受摧残和蹂躏的妇女姐妹彻底翻身解放了。

从这一天起，北京市成为世界上没有妓院的文明城市，妓女们的生活揭开了新的一页。

然而，封闭妓院，把妓女集中起来，这只是“消灭娼妓制度”工作的第一步。而要通过教育改造，使妓女们脱胎换骨，真正成为新人，则还有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要做。

解放前，北平的娼妓分为明娼、暗娼和野妓3类。有营业执照的被称作“明娼”。

“明娼”分为四等。一等妓院被称为“一等清吟小班”。这里的妓女多有文化，且擅弹唱，接待的多是上层军政人员、名流士绅和富商巨子。二等妓院被称为“茶室”。接待的多为诸如地主、工商业者，中下级军官等社会中层人士。三等妓院被称为“下处”。大多接待小本经营者、店员、手艺人等。四等妓院被称为“窑子”。一般接待社会最底层的劳动者。

这四个等级的妓女中，最悲惨的是四等妓女，她们的年龄相对较大，长相也不好，因此身价最为低廉。

而野妓则是连“窑子”都不如的最下等妓女。她们有一间可以称得上是屋子的破棚子，掀开门帘就是炕，在这里卖身的妓女受地痞流氓的控制，被人蔑称“炕沿”。

不管是在哪个等级的妓院里，女孩子大多10岁左右被卖进去，与妓院的合同一签三五年不等，开始是干杂活，稍大一点开始“打茶围”，就是陪着喝酒、唱歌、跳舞，到了十三四岁开始接客。

在解救的妓女当中有94个孩子，她们当中最大的13岁，最小的刚刚出生。其中有20个孩子是妓女所生，其余多是老板和领家花钱买的。

由于这些妓女们在妓院这个五毒俱全的黑色染缸里经过长期浸泡，不断遭受蹂躏欺凌，加上文化都很低，极容易上当受骗。

妓女们刚刚被收容进来的第一夜，都还比较规矩和安分。但当她们稀里糊涂的熬到天亮时，她们发现门口站着持枪站岗的战士，屋内顿时乱开了锅，她们大声地哭喊着：“不好了！我们被他们关起来了！”“天啦！这可怎么办哇！”……

解放以前，她们在北平也曾被集中过。那或者是为了把她们送进日本兵营，供侵略者发泄兽欲；或者是被国民党政府送去慰劳部队；或者是以检查性病为由，被当局敲诈一番。彼时彼刻的情景，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当时，她们吵、哭、喊、闹，是因为她们曾听老板、领家说，共产党共产共妻，共产党恨妓女，要拉她们去堵枪眼、配煤黑子等等。现在等待着她们的，又是什么命运呢？

这是8个教养院的学员普遍思想状况。还有以裸露的乳房为旗帜，率队向警卫森严的大门发起集体突击的。有的在某种求生本能的驱使下，有组织有掩护地在室内凿砖掘洞，企图逃跑的。也有的手举着上吊绳，悲痛欲绝地满屋转悠寻找最后归宿的……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正在乱的节骨眼上，教养所的干部们及时出现在她们面前。干部们抬着装满热腾腾饭菜的大木桶，亲切招唤着：“姐妹们，开饭啦！”

屋里顿时安静下来，但仅仅是短暂的静，接着便有人怨声载道：“我们不要吃的！你们凭什么把我们关起来？现在不是都解放了吗？我们也要解放，快点放我们出去！”

抬饭来的教养员连忙解释：“哦！我们不是要把你们关起来，只是……”

她们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妓女们的大喊声压了下去：“不是把我们关起来，那为啥要拿枪守着门？我们要出去！你们快点放我们出去……”

“我们先吃饭吧，有什么问题等吃了饭再慢慢说。”教养员们劝说着，开始挨个拿碗给妓女们盛饭盛菜。

这天的早饭大都相同，都是小米饭，熬白菜，或馒头小米粥。但这样的饭食，除了那些原本境况就很糟糕的四等妓女尚能接受外，其他等级的妓女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抵制。

她们看到了馒头、小米粥大声地叫着：“这是人吃的饭吗？我们原来吃的都是鸡鸭鱼肉，大米白面，想吃什么，叫一声，饭馆就送来了。现在就给我们吃这个？我们不干！你们还是放我们走吧！”

她们中的部分人，尤其是过去处于一、二等妓馆的女子，甚至把馒头朝工作人员、公安干警的身上扔过去。更有甚者还把不吃的饭菜往地上泼，或者往菜桶里吐痰，以此来发泄自己的不满与反感。

教养员们见此情形，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大声地制止着：“你们不要这样！糟踏粮食是有罪的！”

那些一、二等级妓女们立即反驳说：“我就是要糟踏又怎么的？”

当时，新中国才刚刚成立，教养院的工作人员每月的伙食费很少，情急之下，一个工作人员跑到厨房端出了自己吃的饭菜，不怒不恼地说：“你们看看我们吃的什么吧！”她将玉米面窝头和咸菜递了过去。

这一下，那些被收容进来的妓女们无话可说了，终于渐渐地平静下来。

教养员们通过实践，终于逐渐摸索出一套“热情感化、耐心教育和严肃的纪律相结合”的教育方法。

为了稳定她们的情绪，妇女生产教养院的80多名工作人员全都把她们当成姐妹看待，在称呼上也一律以“学员”相称，始终坚持耐心教育，热情感化，反复向她们宣传、解释，党和政府对待她们和对待妓院老板、领班截然不同的政策。

为了进一步教育感化这些学员，教养院领导经研究决定让她们回妓院取回自己的东西。

因为，封闭妓院的那天傍晚，妓女们昏头胀脑的，来不及收拾自己的东西，只拿了一些换洗的衣服和被褥，而许多私房钱和贵重物品都放在原处。

这些东西对于卖身维生的妓女而言简直就是生命的寄托和希望，特别是那些年龄偏大的和三、四等妓女供人蹂躏所得的一点血肉钱全都要交到柜上，即使私自留下一点也得东掖西藏，不敢让领家老板看见，否则，一旦被搜出来不仅东西被收走，还得挨顿痛打。

当教养员组织她们回到已经封闭的妓院去取回各自的财物，她们看到自已的所有财物、衣物、手表、金银、玉器，都原封不动摆在原处，个个笑逐颜开。她们激动地说：“共产党真是讲信用，说到做到。要是国民党的兵进了妓院，不抢光拿光才怪呢！现在我们放心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和磨合，被收容的这些妓女对教养员由敌视转变为逐渐信任，由信任而发展成为感激，并安下心来接受教育。

随着大部分学员渐渐安下心来，教养院开始有步骤地给她们分班编组，选出班组长，制订出严格的作息时间和轮流值日表，安排了政治、文化学习课，使教育改造生活逐步走上正轨。

医治学员们的身体疾病

1949年11月28日，由北大医院、性病防治所等6个单位57名医护人员组成的医疗队陆续进入妇女生产教养院，开始对学员进行普遍的性病检查和治疗。

两位著名的专家，北大医院院长胡传揆大夫和市性病防治所所长林子扬大夫亲自参加和主持这项工作。

本来，医务人员的到来是准备好好给这些妓女治治病的，但教养员们没有想到是这么多大夫来到教养所倒先吓坏了学员们，使原本刚刚平静下来的情绪又波动了起来。

这些妓女因为长期处于被动的受压迫地位，心理也是与正常人不一样，强烈的自卑感总是将她们的思维导向对自己不利的方面。

面对着热情的医务人员，学员们叫道：“自古以来哪朝哪代没有妓女，不信共产党这儿就能断喽！瞧着吧，查出谁有病谁就不能接客了，第一个送去东北做苦工去！”

另一个接着说：“哎哟哟！我的傻妹妹，能指望人家白花钱给你治病？你们知道吗，那一针盘尼西林能买十几袋白面，来好几回八大胡同呢。”

当她们听说要普遍查血后，更是吓得浑身发抖，有人大叫：“这是拿我们的血去卖呀！”

“谁说要抽你们的血去卖呀？”在各所召开的学员大会上，教养员们严肃地质问，“告诉你们，医生已经认定，你们的血大都是带了病毒的，即使你们愿意卖，想这世界上也未必有哪个敢买！不要再轻信那些可恶的谣言了，姐妹们，科学已经告诉大家，性病的病毒是顽固而阴险的，在你不知不觉中逐渐向全身扩散，等你们发现的时候就已经很难医治了！各位姐妹受脏病的折磨难道还没受够吗？现在政府花这么大的人力物力给大家免费查病治病，不但给你们治，还要给被你们传染了的丈夫孩子们治，这是图的什么？还不是为了把你们变成干干净净的人，把我们新中国的首都变成世界上最干净的新北京……”

学员们坐满了充当教室的大屋子，低头仰头地听着。不少人在一口接一口地抽着纸烟，在弥漫的烟雾中慢慢品味着教养员们讲的话。

不错，脏病的折磨，她们比谁都体验得深刻，她们早就受得够够的了。看看此刻她们身边的姐妹，烂鼻子烂耳朵的，烂裆肿腿走不了道的，这简直成了当妓女的“耻辱徽章”了呀！也不怪清清白白的世人看不起她们，见着就躲得远远儿的。谁沾上这病，不但这一辈子，就连亲人孩子的一辈子也都完了。

再想想那些破性病折磨死的姐妹的惨样吧，那个叫小胖儿的，原本是鲜鲜活活一个俊姑娘，病倒后，被领家送到个根本没法住人的小空屋子里，即不给瞧大夫也没个人照顾，临死时，一把一把撕碎了全身的衣裳，不用说那滋味有多难受了。

还有兰香，得了病，没钱治，领家拿她当了废人，生生赶了出去。走的时候把身上的衣服全给扒了，到外边时间不长，就从脖子上长疮，一点点烂死了，真惨哪！……还有的姐妹，腿裆里烂肿得没了口，不能接客，狠心的领家竟把手伸进去掏烂肉，扒开了口子逼她去接客，也死了……

脏病有治没治？过去没治，后来听说有治了，打针。一般的针不顶事，得打进口的洋针，可那一针的钱就合好几袋乃至十几袋白面呢，况且要想治好病就不止要打一针两针，这笔费用，就连富人家都要心疼得撮牙花子了，除了少数红姑娘，一般的姐妹想都不敢想啊。怎么，共产党真愿意为我们掏这笔钱？听教养员们的口气，绝不象虚情假意骗我们的，这是些好人！……

思想一活动，紧绷着的心弦就渐渐松弛了。再加上教养员们不失时机地个别做工作，绝大多数学员都明白过来了，并且在生活讨论会上勇敢地揭发批评了那些一贯不遵守院规，经常造谣惑众扰乱人心的坏家伙。院方对这些人分别作出严肃处理。

当学员们再次出现在医生护士们面前时，雪白的口罩上方，立刻反馈出欣悦的神情。

为了让她们彻底安静放心，几个工作人员商量后认为，解释一千句不如先做个样子给她们看看。

工作人员们一个个首先卷起衣袖抽血化验，妓女们睁大了眼睛，后来她们才放下心来开始抽血。

工作人员耐心地做学员的思想工作，而那边的医务工作者却在不言不语地埋头苦干。

经过全面检查的，全部1316（其中有以后陆续收容的48人）名学员患病率高达98％，最重的下身已溃烂淌血，立即送医院住院治疗。其余还有重病者1068人，且都患有梅毒、淋病和第四性病等；轻病208人，包括一些还没有成年的孩子。她们往往在七八岁时就被老板奸污而染上脏病，还有个学员入院小产，6个月的婴儿被梅毒侵蚀，头部全是脓疮。

就是石头人，对此也会感到惊心动魄！市委有关领导当即下了决心，一定要尽最大努力治病救人，能治愈的一定治愈，不能治愈的要负责治到确保不传染为止，市政府也准备增加拨款购置油剂盘尼西林等贵重药品，以保证最好的疗效。

最先被这个决心感动的是医疗队的同志们。曾经怀着医学救国的抱负就读于德国柏林大学医学院和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的医学博士林子扬，在旧中国目睹到的是反动政权对娼妓制度的姑息纵容，所谓“性病检查所”贪污受贿，掠夺妓女的种种恶行。那时他空有回春妙手却无法医治这植根于罪恶制度上的腐毒畸疮，到头来只能守住只身清白，一腔苦闷。如今他见共产党居然能在建国伊始，国民经济百废待兴，战争负担依然很重的情况下，竭尽全力不惜代价地拯救广大沦落妇女，再也难以抑制爱国学子的感奋之情，满腹话语化作一句感叹：共产党真是人民的大救星啊！

他的感慨是有代表性的，医疗队全体同志不辞辛苦，忘我工作的行动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应当说，他们卓有成效的工作给教养院的同志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当时的工作条件是很差的，屋子很冷，也没有勤杂人员协助他们。但是，胡传揆院长根本不在乎这些，他亲自带着大家砸煤块生炉子，灌暧瓶倒脏水。这么一来，屋里倒显得比在大楼里暖和多了，大概是因为少了大医院里那种森严的等级感，多了点温暖的人情味。

器械少，大家便主动增加工作时间，有些人中午连吃饭在内只休息半小时，忙起来连吃饭也顾不上了。性病防治所只有3位医生9名护土，却提出要向北大医院挑战：“取消休息日，不完成任务不休息。”

化验员也响亮地提出：“每天能涂多少片子取多少血，我们就保证化验多少！”在突击治疗期间，13位护士10天共注射了1􀌓万针，没出任何问题。对重病不起的，则更加细心治疗，殷勤护理。

这一切，学员们都看见了。他们一知半解而又异常感动地看着这一切，看着白衣天使们常常为自己忙到深夜，化验员因看片子过多眼睛都红肿了，大夫护士因为给病人推注油剂盘尼西林打得手磨出了血泡，甚至连苏联专家杜必宁大夫也几次前来为她们忙活。

学员们还听说，政府为给她们治病，拿出了一亿多元购买来一般市民都不敢问津的贵重药品，这一亿多元在当时能够购买两万斤小米，而政府却将这么大笔钱花费在她们的身上，这么好的事，这么好的人，怎么能不让她们感动呢？

于是，原来怕抽血的学员逢人便说：“现在可明白了，共产党绝没有坏心眼！”

又有人说：“以前我们害病。谁来管过我们呀，席子一夹就给拉到天坛根底下埋了，现在共产党才真是拿我们当人看呀，我们要是不好好配合治疗，可就太对不起毛主席和人民政府了。”

学员郭赵氏，梅毒发作病得要死了，教养院送她去医院治疗，回来后，她流着泪对姐妹们说：“要不是共产党救了我，我今天就见不着大家了。”

教养员们的努力，党的政策的感召，终于使学员们缓缓地迈开了走向新生活的步伐。

融化学员的心头坚冰

12月中旬的一个傍晚。刮了一整天的西北风刚刚停止了呼啸。这时，从韩家潭和百顺胡同里，走出一队队排列整齐的队伍。她们全都换上了出门才穿的体面衣裳，四人一列，眼睛盯着前边，目不旁视地齐步前进。

街上的行人和胡同里的人家儿，看见了这支奇特的队伍，纷纷围过来瞧。

“哎，快来看啊，班子里的姑娘出来啦！”

“哟，穿了这身衣服，还是那俏生！干嘛去呀？”

“瞧情哥哥去呗！”流氓坏小子们接上茬了。

这帮家伙，一心要乘机起个哄，只要在队伍里瞅见有眼熟的姐妹，就甩着怪腔“红花儿，美玉”地乱叫起她们的花名来。有的还嘴里哼着下流的窑调儿。这时，带队干部和公安总队的战士们及时出来制止，他们才老实下来。

学员们在路两旁各式各样的目光和喧叫声中加快脚步，低着头，咬紧嘴唇往前跑，一心要快点摆脱掉这令人难以忍受的不堪场面。

这些学员从前经常在大小胡同里走来走去的人，调笑逗弄，打情骂俏是她们的本行，什么时候怕谁看过？她们中间那些最低等的姐妹，还公然半敞着襟怀站在街面上，说死说活地把那些大老爷们一个一个地往自己那破席棚子里生拖硬拽，那时，她们怕谁看来着？

可是现在，那众目睽睽的眼光，却像万把钢针般地扎在她们脸上，往日听惯了的浪声浪调，这会子也变得特别刺耳难听！难听得叫人简直要憋不住开骂了……

学员们神情的种种变化，当然躲不过教养员们那观察入微的眼睛。见这些姐妹们严肃地绷起脸，任凭身边怎么瞧怎么问硬是不理不睬的样子，她们暗自点头笑了。

是啊，教养院的小米饭看来没有白吃，做人的尊严已经开始在这些被践踏巳久的心灵里逐渐恢复起来了。

队伍开进位于西单路口的长安大戏院，观看曹禺先生的话剧《日出》。

宝和下处的伙计小顺子喊着：“见客啦，前院后院的都出来呀！”

小顺子以怜惜的口气谈论着小东西：“你看吧，这一晚上她一个盘子也没卖，看黑三来了还不把她给揍死！”

身穿蓝布夹衣衫，被折磨得变了样的小东西，在愤怒抗争：“揍死就揍死！罪也有受够的时候！”

翠喜，一个芳年已过，被人欺凌蹂躏到几乎麻木了的妓女在对小东西如怨似劝地诉说：“受够？这个罪没个够！我从前在班子的时候也

是数一数二的红唱手，白花花的洋钱也见过。可是‘人老珠黄不值钱’。岁数大了点，熬不出来，落到这个地方。不耐心忍受着有什么法子？到这儿来的哪个不是色催的？打打闹闹说说笑笑，有钱的大爷们玩够了，取了乐了，走了。可是谁心里委屈谁知道！半夜里想想，哪个不是父母养活的？哪个小时候不是亲亲热热的妈妈的小宝贝？哪个大了不是也得生儿育女在家里当老的？哼，都是人，谁生下就这么贱骨头，愿意吃这碗老虎嘴里的饭？”

台下静悄悄的，双双大对着的眼睛紧盯着踱出房门任人挑选的姐妹们。不一会儿，到处是窸窸窣窣摸衣兜掏手帕的声音，不少学员在低头思量。不住地擦着眼泪。

翻穿皮袍，满脸胡须的黑三，瞪着凶恶的眼睛狞笑着，很和气地向小东西招手：“过来，过来！”然后，像狼叼小鸡子以地把小东西领出房门，台后立刻传来撕裂人心的皮鞭抽打声和哭叫声。

台下紧靠学员吴玉玲坐的一个瘦小学员吓得双手捂住耳朵，浑身哆嗦着。吴玉玲紧紧咬着牙，泪水横流。

翠喜要回家了，她声泪俱下地劝慰：“苦……苦命的孩儿，半夜里冷，多盖着点被。别……别凉着。明天再说明天的……你自己别病了……落在这个地方……病了更没人疼，疼了……”

台下此时已是呜咽哭泣声连成一片了。

学员们从翠喜、小东西、陈白露等人身上第一次真切地看到了自己，看到了自己刚刚经历过的那个黑暗罪恶的社会。

当她们从充满整个剧场的“日出东来，满天的火红，要想吃饭，可得做工！”的夯歌声中站起来时，就像刚刚从一场噩梦中醒来似的，那封闭着心窍的坚冰，开始融动了。

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她们还观看了反映地主阶级残酷迫害贫苦农民的评剧《九尾狐》。听教养员们讲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故事《白毛女》，以及描写被迫卖淫的妓女，勇敢地走上翻身解放道路的小说《一个下贱的女人》等等。

每一次，她们都要随着作品中的女主人公们哭几回，又笑几回，心内起伏翻涌，百感交集。在院里组织各班、组座谈讨论时，学员发起言来踊跃多了。

她们说：“过去太阳照不到我们，要不是共产党来了，我们也和白露一样，有什么指望？”

“旧社会是有钱人的世界。穷人都没有出路。”

……

教养员们听到这些话，都欣慰地笑了。因为这些话显示了学员们思想觉悟在步步提高。

曾几何时，学员们的思想就像是铁板一块，一点也不开化。

她们当中80％以上是文盲，对此，教养员们是这么说的：“文盲多，给她们上文化课倒容易了，在黑板上写几个字，让她们瞪大眼睛认就是了。难的是上政治课，政治课主要是为了启发觉悟，为了这个，从院领导到下边，都没少费心思。一开始，我们找来革命女英雄的事迹材料，刘胡兰、赵一曼，这些光辉的名字曾经使许许多多女青年热血沸腾、挥泪奋起！包括我们有些干部，就是在这些英雄事迹鼓舞下投入到革命洪流中来的。可是，把这些材料讲给学员听的时候，问她们有什么感想，她们居然说，“咱可不敢想，人家是英雄，咱是啥，咱没那伟大的命，只有条猪狗不如的贱命。”

上政治课难，动员他们揭发领家老板的罪行那就更难了。

有一个杨翠兰的学员，是眉目清秀的女子，刚20出头，却好像已经在苦难的尘世上煎熬了几个世纪。她整天不声不响的，更是不笑。问她话，问一句答一句，不问不说，而她对工作人员的答话则更是让人觉得不是滋味。

问她：“那个黄宛氏是你什么人？”

她说：“是我妈。”

又问：“领家妈？”

她说：“不是，是亲妈。”

问：“不对吧？……她对你怎么样？”

杨翠兰不说话了。

又问：“说吧。没关系的，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

杨翠兰还是不说话。最后问急了她说：“咳，还能怎么样？干我们这行，怨不得别人，这是命……”

她说她信命，任教养员再怎么给她解释，她也信“命”。这么些年，她就是靠了这点迷信支撑着活到现在。

至于那些等级高的妓女、觉悟就更低了。她们在班子里养尊处优惯了，确实难以割舍那种奢靡的生活。

她们对老板们非但恨不起来，反而抱着同情的态度，更有人公开地说：“我们可没受过苦，接客得的钱和老板对半分，一切房租水电费、伙计费都由老板出，当老板也够不容易的。”

有些人不但这么说，而且还有所行动。她们偷偷地为老板们藏匿起不少衣服绸缎，对外诡称是自己的。她们这么做是为将来的生活铺条后路，因为她们不相信妓院从此就能绝迹，就像不相信猫儿们从此不再吃腥一样。

教养院有一个叫秀英的二等妓女，23岁，长得挺水灵，一派纯净温柔的风范。可是一开口，却粗俗下流得叫人目瞪口呆，她自己却根本不在乎。她说她是心甘情愿干这行的，为的是“享受”，为的是“又自在又赚钱”。

这就是她们，一群被腐蚀扭曲了灵魂的堕落者。

教养院的领导们，为了能迅速凿开封冻在学员们心头的坚冰，唤醒她们的政治觉悟和斗争意识，专门召开了干部坐谈会，全面分析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上的得失。

也有同志说，关键的问题是要摸准学员的心思。比如公安总队的同志到各教养院讲收容审查老板、领家的情况，讲以后将要根据他（她）们的罪恶大小分别予以法律处罚的时候，许多学员的情绪一下子就活跃起来了，好像撤掉了压在头上的一块大石头！可见她们不敢向教养员们讲真话，部分原因是怕日后出去，还得在老板领家手底下过活，担心说出来会受到变本加利的报复。

干部座谈会结束后，教养员们新的教育学员计划也制订了下来。

她们组织学员们看完《日出》、《九尾狐》等剧目，结合作品深入浅出地帮助学员们分析落入虎口的社会根源和阶级根源，帮助她们认清领家老板的罪恶本相，从被欺骗愚弄的浑水中站起来。

为使学员们更好地与社会沟通，从而提高她们的思想觉悟和重新做人的信心，妇女生产教养院还请来了田汉、赵树理等著名作家、演员、新闻工作者和社会各界知名人士来看望、慰问她们，和她们交谈，倾听她的心声，送给她们图书、文化和生活用品。全国妇联和北京市妇联的领导同志也来妇女生产教养院看望她们，了解她们的思想，使她们深深感受到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她们这些在旧社会最被人瞧不起的“下贱人”，今天都受到了社会的尊重，第一次感受到了人间真情。

学员们的身体在康复着，思想也在变化着，她们终于倒出了多年的苦水，如同解冻的冰河，一泄千里，引发出了姐妹们“字字血，声声泪”的共鸣。

后来，在艺术家的帮助下，她们把自己的身世排成话剧《千年的冰河解了冻》，自编自演，巡回演出。每次都是台上台下，演戏的和看戏的哭成了一片。

组织学员控诉罪恶元凶

1950年1月19日，妇女生产教养院在后马场举行了第一次大型的控诉大会。

参加大会的有一个教养院全体学员及其他院的代表共300余人，教养院负责人杨蕴玉、张洁及市军法处彭程等同志联合主持了大会，著名作家赵树理等各界代表数人到会旁听。

身穿黑色棉袍的黄树清、黄宛氏等人被押进会场时，强作镇定地耷拉着脑袋，眼睛不时还翻楞一下，气焰嚣张地往学员们坐的地方扫视。

杨蕴玉站在主席台上大声地宣布：“今天，我们要向黄树清、黄宛氏清算！……许多姐妹遭受他们毒打、虐待，已经死去了好几个，但没死的还在！这两个人的态度很顽固。黄树清仅承认曾打死过一位姐妹，而黄宛氏却坚决不承认，不坦白！所以，希望今天，我们遭受过他们毒害的姐妹们能够站起来，大胆地控诉他们！……”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教养员们对每名学员的身世有所了解。她们大多出身贫寒，深受地主、买办、领家、老板的剥削，迫于生计无奈落入妓院。她们接触的是旧社会最丑恶最龌龊最无聊的生活，她们是被欺凌被侮辱的群体，是压在社会最底层的“下贱者”。而要提高她们的思想觉悟，不仅要对她们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还要使她们懂得受苦受难的根源，看清老板、领班恣意蹂躏、摧残她们，榨取她们血脂血膏的丑恶嘴脸和残酷手段。为此，妇女生产教养院决定发起控诉运动，让受害最深的“学员”对老板进行面对面的控诉。

黄树清外号“活阎王”，黄宛氏外号“母老虎”。他们开设的妓院里无一例外都是先被黄树清强奸，再逼迫去接客。稍有不从，他们便惨无人道地用烧红的火筷子，火钳，火钩子在身上熨，用粗杂木棍、铁丝绳子毒打，姐妹们经常被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

今天，这些遭受非人虐待尚在教养院的学员们就站在了控诉大会的主席台下。

第一个站出来控诉黄树清夫妇的学员是张秀兰，她在黄氏夫妇手下受苦最多。只见她几步就蹬上了主席台，大声地为会场的人讲述自己的不幸遭遇：

“6年前我丈夫离开家去打日本了，俺无依无靠，一个汉奸狗杂种强占了俺，身子糟蹋够了又把俺卖到了北平。我当时正来月经，黄树清说那也要接客，我花了钱你就要给我挣回来。我不去，他就把俺强奸了，然后就是一顿打，打完了还是去接客。接客时间短了，打，长了说你热客，也打，有一天打了7次……俺现在这个样子，等我男人回来我还有脸见他吗？”张秀兰大哭着说不下去了。

下一个起来控诉的是思想已经转变过来的学员杨翠兰，这个为给丈夫找钱治病，以350元法币自卖自身，从山西来到北京的弱女子，原指望3年的典身合同期满就能回家与丈夫团圆，谁知道竟落进那样一个残暴、绝伦的人间地狱，几乎做了异乡的孤魂野鬼……她冲上台去，手指头戳着黄宛氏的脑门，半晌迸出一句话：“母老虎！你，你也有今天！”

杨翠兰才说出一句话，眼泪便流了出来，她哭诉着说：“母老虎打我，黄树清强奸我，往我下身里小便。我怀了孩子，四个月，黄宛氏听说后往肚子上就是一顿棍子。把胎打下来后，马上又让接客。我血流不止，可不接客就又打我啊！我……”

翠兰气得浑身颤抖，说不下去了。场上不断有人大喊：“打倒母老虎！打倒黄树清！”

学员吴玉玲紧跟着站起来，用嘶哑了的嗓子哭诉：“我来这儿一年后就传上病了，他们俩就烧红了铁棍往我的……打得我不能动，还叫我跪在雪地里砸煤，我在她家受气太多了，脖子打得还有伤哩，才到教养院还不能抬头……我与客人说句话她听见就说我要跑，叫人打我，抓我子宫，说叫我断后！让我跪搓板，喝小便，还问好喝吗？我为怕挨打，常给伙计们跳着叫爸爸，求他们说说情，但是，这又有什么用呢？我也并没有躲过去。有一次，他们把我的毒疮打破了，还往上洒盐！……有一个叫小翠的姑娘，被‘母老虎’摧残得快要死了，他们便用破毛巾堵住嘴巴，再把她装进麻袋里，拖出去活埋。当时，小翠还在麻袋里挣扎叫唤说‘我还没死啊！’可谁也不听，就把她活活地埋啦啊！……”

不等玉玲说罢，缓过劲来的翠兰又接着往下控诉：“我们中有一个叫小红的，在‘母老虎’家混了一年多，因为是小脚，客少挣钱不多，老挨打。一次有个客人连着住了12天，黄宛氏就说她热客，弄到家里用烧红的火筷子烫她的脚指头，用皮鞋底抽她的下身，打得又肿又烂，又拿长手指甲从里边往外掏烂肉！到晚上，还扒了衣裳叫她跪搓板，头上还顶个碗，小红实在熬不住了，就偷吃了他们的大烟，一头撞在茶几上，可怜的姐妹，就这么年轻轻的死了！……早晨‘母老虎’醒来，还上去踢了她几脚，当天就让人用麻袋装着背到野地里扔了……”

场上再次响起了愤怒的喊声：“杀死黄树清夫妇！”

翠兰接着说：“姐妹中还有一个叫尹金花的，她得了花柳病，黄家的人不给治，结果金花膝盖以下烂得露出骨头，黄树清两口子嫌她病好不了，没用了，就抄起大面杖打她露出骨头的地方，棍子打断了，‘母老虎’又用皮带麻绳抽，打得尹金花浑身血烂。黄树清他们两口子又将尹金花撵出门去，不到10天人就死在了外边，她的七窍直往外流紫汤儿，那个样子，真是惨哪！……”

学员们轮着诉说，揭发了黄氏夫妇将小翠、小红、金花、张义、田秀英等5名姐妹残害致死的罪恶事实，那桩桩件件骇人听闻的罪行激起了满场一片狂怒！许多学员当场站起来向这两个禽兽猛扑过去，撕他们！打他们！咬他们！此时的“母老虎”和“活阎王”早已瘫坐一团了。若不是在场工作人员竭力劝止，学员们就会把他们扯个粉碎！

教养院负责人杨蕴玉伸出双手，频频做出向下按的姿势，大声地说：“大家放心！政府一定为受害的姐妹们报仇，严惩他们！”

著名作家赵树理也在会上讲了话，他祝贺学员们从地狱中获得解放，到了光明的社会，希望她们努力学习，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国家的劳动模范。

学员们用热烈的掌声感谢领导和来宾的讲话，特别是当执法人员将手铐交给吴玉玲和杨翠兰，让她们俩亲手将手铐戴在了两个恶人的手上时，会场上更是大声地呐喊着：“枪毙黄树清，黄宛氏！”

这次控诉会使学员们受到了深刻教育，思想上震动很大。

4月6日下午，北京市军管会依法将黄树清、黄宛氏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为了满足教养院学员们的要求，教养院特意选派了400多名学员随囚车去刑场，亲眼观看这两个罪大恶极的魔鬼被人民政府执行枪决的可耻下场。

昔日的妓女们兴奋地聚集在刑场的周围，当她们看到过去凶恶残忍的老板也有了今天这样的下场时，都高兴得呼喊起：

“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尤其是原华清馆的几个妓女更显兴奋。她们说：“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为我们报了仇，雪了恨，我们一定要好好改造旧思想，努力做一名新中国的新主人。”

在处决黄树清、黄宛氏的同时，市军法处经过细致周密的工作，对全部在押的老板、领家进行了分批审理判决。其中，判处2人死刑，19人10年以上有期徒刑，74人5年以上徒刑，1260人1年以上徒刑，4人处以罚金与劳役，20人处以缓刑、警诫和劳动教育。

此外，军法处还没收了他们依靠买卖剥削妓女积累起来的全部财产，并将其中直接夺自妓女的那部分财物归还本人。

看到昔日凶神恶煞的领家、老板被带上铐子，灰溜溜押往监牢，学员们心里真有说不出的痛快。

仇报了，冤伸了，精神获得新生，一身脏病也治好了。昔日被人百般瞧不起的烟花女，总算苦尽甘来，开始了新的生活。

鼓励妇女走向新的生活

1950年春，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妇女生产教养院的姐妹开始一批接一批地离开教养院，走向他们的亲人、家庭、走向工业、农业、商业和文化卫生等各条战线。

为了使学员们更好地走上人生的新起点，妇女生产教养院制订了一系列对学员负责到底的规定。凡回家的，一般必须家里来人，或当地政府来信证明，然后发给路费帮助回家；要结婚的，则通过当地人民政府帮助了解男方是否有正当职业，是否另有妻子，而且一定要双方同意才批准结婚。

同时，学员们出院都需要办理以下手续：

具领人要持有区政府的证明信，证明接领学员出院的人确是有正当职业的居民。

要取得殷实铺保，填具保证书。

该学员出院后须参加劳动生产或主持家务。

该学员今后在任何地区不当明妓暗娼。

根据政府婚姻法，保证该学员婚姻自由，不得有变相买卖婚姻的行为。

如果具领人是学员的丈夫或结婚对象，须经卫生局检查有无性病。学员要持有院方发给

的出院证明书，才能在当地呈报户口。

学员们在离院前，教养员们还为她们举行欢送会，赠送一些小礼品。

这些规定和妇女生产教养院所做的大量体贴入微的工作，使学员们深深感到，人民政府确实是真心实意关心她们，处处为她们着想，她们从心底里感激共产党和人民政府。

有一个名叫巧云的昔日高等妓女，红极一时。她从妓时接待的嫖客多是富商阔少。虽说吃、穿不愁，但受侮辱颇多。进入教养院后，在教养员的教育帮助下，转变较快，表现很积极，抢着干活，还率先揭发老板的罪行。离开教养院时，她决定嫁给一个农民，去种地。她选中了郊区的菜农。男方40多岁，因无钱结婚，一直光棍一条。

一位来自偏远山区的老父亲，千辛万苦地赶着小驴车来接女儿了。看老人的样子，实在是穷呵，光板破皮袄用一根草绳拦腰系着，脸上沟壑纵横。他呆呆地瞅着长高了，长胖了的女儿，目光中有惊喜，亦有愁苦。

一个管后勤的教养员心痛地看着，实在不忍心让他们就这样登车上路，猛然间一把抓起老人垫在车上的布口袋，一声不吭地打开伙房的库门，满满装了一口袋小米，又压上十几个白面馒头，放在不知所措的父女面前。

教养员热心地说：“老人家，东西不多，拿回去先救个急吧，别让闺女一到家就挨饿！过了这个春天就好了。土改分了地，好好种上一季麦子，日子就会好过的！”

老人颤抖地接过口袋，“哎哎，会好过的！我的闺女找到了，我就有盼头儿啦……”说着，泪水从老人的眼里流了出来。

“小红妹子！……俺接俺小红妹子，你是？”前来寻找亲人的老乡找到了人群中一个学员问。

“你是谁呀？……我不认识你呀。”这个学员说。

“俺是福旺，大柳树庄的，咱庄西头有个大水坑……”来人解释着。

学员好奇地打量着眼前的人，接过他的话说：“坑沿上有棵老柳树？小时候，俺采过那柳树的嫩叶子，娘给咱掺上麸子面蒸团子。”

“对……你还记得咱娘？咱娘一年到头就是那件破黑袄，肩膀头露着肉，到死也没换下来……”来人说。

学员继续上下打量来人说：“俺怎么不记得！俺还说长大了给娘找块布补上哩……你，你真是俺哥？”

这个被学员称作是大哥的人连忙说：“是的，我可怜的妹子哟！你真是我的小红妹子呀！”

学员哭着上前抱住了大哥说：“哥！你真是俺那亲哥哥啊！……”

“好妹子！俺如今只剩下你这一个亲人了，咱自幼失散，要不是解放了，俺上哪找你去呀。”

“哥呀！……”

这一幕真实的亲人久别相见场面，感动着在场的每一个人。

除了这些被家人接走的学员，还有很多无家可归的。她们或进入城市被服厂，或进入地毯厂，从事手工业劳动。曾参加《千年冰河解了冻》等演出的一些昔日妓女，除5人被选拔当护士外，还有2人考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6人考取西北艺术学院，还有21人进入卫生部防疫处防疫总队，到黄泛区去解除当地群众的病痛。

至于继续留在教养院里的昔日妓女，人民政府继续给予足够多的关心，为她们耗资购买织布机、织袜机82台，建立起“新生棉织厂”，使她们工作有安排，生活有着落。

到1950年6月底，1316名昔日的妓女都有了新的生活。其中596人出去后结了婚，她们的丈夫绝大多数是工人或农民。379人被亲属领回家后参加劳动。62人加入文艺演出和医务工作者的行列，8人被送进安老院。因被查出是妓女兼领家已分别另案处理的有62人，94个未成年的孩子，有43人被送进了育幼所，24人随母亲离开，有3人由农民领养。年龄大点的进了工厂。留下来的209人，在新生织布厂当了工人。

不久，新生织布厂并入三家国营大厂，她们便成了国营企业的工人。这些获得新生的学员纷纷表示：共产党把我们从火坑里救出来，成了国家的主人，我们一定要为祖国、为人民，为社会主义建设出力。

后来，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全国人民积极投入抗美援朝运动，同时，以空前高涨的热情投入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支援抗美援朝。有的学员立即报名参加了抗美援朝，成了中国人志愿军战士。留在新生纺织厂的学员，有的入了团，有的入了党，有被评为市里、区里的劳动模范，还有的当上了人民代表。不少人成了生产骨干，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着新生的青春，真正成新中国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