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群雄逐鹿、风起云涌的中唐诗坛上，刘禹锡（772—842）虽无问鼎之心，却有与白居易、韩愈等叱咤风云的一代雄杰相颉颃的扛鼎之力。他以迥异于流俗的“骨干气魄”，在声势煊赫的韩孟、元白两大诗派之外独标一格，理所当然地赢得了“诗豪”与“国手”的称誉。从他现存的诗作中，我们不仅可以洞见一位志在辅时济世、澄清天下却又命途多舛、历尽坎坷的时代精英的独特的生活理想和精神风貌，而且可以觅得一位富于艺术探索的热情与才略、力图独出机杼、别开生面的诗坛名家的独特的审美趣尚和创作趋向。

毋庸置疑，以宏通的视野对刘禹锡诗进行多角度、多方位的考察，勾勒出其发展演变的轨迹，揭示出映射在其中的时代折光和性格投影，展现出它的戛戛独造的艺术风貌和美感效应，并进而把握作者在中唐诗坛的地位及其对后代的影响，这是对唐诗的整体研究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如果对此并无异议，那么，刘禹锡的诗歌创作道路应当是我们考察与论列的起点。

刘禹锡的诗歌创作道路是有其独特性的。这种独特性也许在于：作为王叔文政治革新集团的中坚，他在革新失败后屡遭贬黜，以致长期流徙于“巴山楚水凄凉地”，深罹风刀霜剑侵袭之苦。但他的劫后余生却并不萧条——晚年，他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生活“优哉游哉”。这样，刘禹锡一生的诗歌创作实际上可以分为两个大的发展时期：前期与后期。前期自永贞元年（805）至宝历二年（826），即诗人谪居朗、连、夔、和四州时。后期自宝历二年至会昌二年（842），即诗人晚居洛阳及“三任上州刺史”时。至于谪居朗州前，因作品寥寥无几，且多为浮泛的应酬之作，可以略而不论。

第一节 “饱霜孤竹声偏切，带火焦桐韵本悲”——刘禹锡前期诗作的基本倾向与特征

永贞元年八月，以顺宗的“内禅”为标志，一度轰轰烈烈的政治革新运动彻底归于失败。随即，宪宗便大兴问罪之师，在一片紧锣密鼓声中，将刘禹锡、柳宗元、韩泰、陈谏、凌准、韩晔、程异、韦执谊等革新集团的成员纷纷放逐出京。刘禹锡始贬连州（今广东连州）刺史；赴任途中，又被追贬为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惊诧之余，诗人将满腔愤懑化为一唱三叹的歌吟：

……

伊余负微尚，夙昔惭知己。

出入金马门，交结青云士。

袭芳践兰室，学古游槐市。

策慕宋前军，文师汉中垒。

陋容昧俯仰，孤志无依倚。

卫足不如葵，漏川空叹蚁。

幸逢万物泰，独处穷途否。

锻翮重叠伤，兢魂再三褫。

蘧瑗亦屡化，左丘犹有耻。

……

这首诗题为《韩十八侍御见示岳阳楼别窦司直诗因令属和重以自述故足成六十二韵》，当系经由江陵、得会老友韩愈时所作。诗中有对自己的磊落心迹的剖白，也有对无辜被贬的不幸遭遇的怨嗟。诗末，刘禹锡称赞韩愈的歌诗是“洪韵发华钟，凄音激清徵”。其实，这也正可以概括他自己这以后的诗歌创作的基调。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刘禹锡的诗歌正是一曲曲令人荡气回肠的“洪韵”和“凄音”的交响乐。

“一辞御苑青门去，十见蛮江白芷生。”朗州，唐时属江南西道，位于沅、湘之滨，是“寒暑一候”、“华言罕闻”的蛮乡瘴地。因而历来用以流放罪臣。刘禹锡初至朗州，适逢“沅水泛滥，坏及庐舍”，“生人禽畜，随流逝止”。才罹“人祸”，又遇“天灾”。诗人的心境不难想见。“异乡无旧识，车马到门稀。”自永贞元年初冬至元和十年（815）初春，刘禹锡在孤独和寂寞中艰难地生活了十年。

元和十年，刘禹锡终得与柳宗元等人一起承召回京。但旋又因“诗语讥忿，当路不喜”而出为连州刺史，“官虽进而地益远”。以后又迁谪夔州（今四川奉节）、和州（今安徽和县），被弃置在“凄凉”的巴山楚水间达二十二年之久。直至敬宗宝历二年，才“脱离谪籍”。背负着“挟邪乱政”的沉重罪名，久居遐荒，壮志成空，这固然不幸；但从另一角度说，诗人却也因此而扩大了生活视野，拓展了题材领域，改善了心理素质，丰富了情感内涵，调整了思想规范和行为规范。而这些，都有助于增进其创作的广度、深度、高度及力度。于是，他便追踪前贤，潜心于诗文创作，用笔来宣泄内心的痛苦和怨愤。他在《刘氏集略说》中自道当时的创作情形说：

及谪于沅、湘间，为江山风物之所荡，往往指事成歌诗，或读书有所感，辄立评议。穷愁著书，古儒者之大同，非高冠长剑之比耳。

“高冠长剑”，取意于屈赋“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刘禹锡自谦“非高冠长剑之比”，恰恰说明他是以“高冠长剑”的屈原为表率，踵武其后，愤而援笔的。确实，贬居巴山楚水期间，刘禹锡的思想和创作都升华到了新的境界：他不仅写下了《天论》、《明贽论》、《辩迹论》、《华陀论》等重要论文，为宣传和捍卫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作出了贡献，而且创作了大量的优秀诗篇，以多方面的艺术成就崛起于中唐诗坛，成为足与元白、韩孟诗派分庭抗礼的一支异军。可以说，恰恰是刘禹锡在政治斗争中的失败，造成了他在诗歌创作上的成功。“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时代对他既有所夺，也有所予。

那么，刘禹锡前期诗歌创作的基本倾向和基本特征是什么呢？对此，刘禹锡自己曾经作了准确而又形象的揭橥，那便是“饱霜孤竹声偏切，带火焦桐韵本悲”。这一时期，诗人为时所弃，空怀凌云之志；独处僻壤，难与同道过从，诚如“饱霜孤竹”。但“竹”虽孤而有节，斫以为笛，吹奏出的是“声偏切”的繁音促响，而对正义事业的讴歌、对邪恶势力的讨伐，则是它的撼人心魄的主旋律。我们从中可以感触到诗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果敢精神和顽强意志。

一、“声偏切”的表现形式

1．斥责政敌之激切

“声偏切”，突出表现为斥责政敌之激切。政敌们摧残革新事业、迫害革新志士的行径，激起了诗人强烈的义愤。贬居朗州期间，他写下一系列讽托幽远的寓言诗，以嬉笑怒骂的方式，对他们进行揭露和鞭挞。如《百舌吟》：

晓星寥落春云低，初闻百舌间关啼。

花枝满空迷处所，摇动繁英坠红雨。

笙簧百啭音韵多，黄鹂吞声燕无语。

东方朝日迟迟升，迎风弄景如自矜。

数声不尽又飞去，何许相逢绿杨路。

绵蛮宛转似娱人，一心百舌何纷纷。

酡颜侠少停歌听，堕珥妖姬和睡闻。

可怜光景何时尽，谁能低回避鹰隼？

廷尉张罗自不关，潘郎挟弹无情损。

天生羽族尔何微，舌端万变乘春晖。

南方朱鸟一朝见，索漠无言蒿下飞。

“百舌”以如簧之舌取悦于人的诡薄伎俩与朝廷中的群小何其相似。这里，百舌的种种丑恶表演，无疑正是对它所影射的群小的所作所为的艺术写照。百舌的“摇动繁英坠红雨”，象征着群小不遗余力地摧残前程如花似锦的革新事业，终于把它扼杀在初具雏形时。百舌的“舌端万变乘春晖”，则象征着群小善于选择渔利的时机，凭其摇唇鼓舌、无事生非的伎俩，喋喋不休地散布各种攻击革新志士的流言蜚语，以搅乱视听、混淆黑白、乱中夺权。这样的丑类是真、善、美的天敌。因而，诗人以“天生羽族尔何微”的愤激之词对它们作了猛烈抨击，并投以高度的蔑视。诗人断言，它们只能猖獗和得逞于一时。不是吗？“鹰隼”和“朱鸟”随时都有可能对百舌构成致命威胁，而“廷尉”和“潘郎”也正分别“张罗”和“挟弹”以俟。

诗人揭露和鞭挞政敌的作品，往往有意识地再现出永贞年间政治斗争的刀光剑影，使人们清楚地看到，以宪宗为首的保守势力是怎样对革新志士横加迫害。如《萋兮吟》：

天涯浮云生，争蔽日月光。

穷巷秋风起，先摧兰蕙芳。

万货列旗亭，恣心注明珰。

名高毁所集，言巧智难防。

勿谓行大道，斯须成太行。

莫吟萋兮什，徒使君子伤。

这首诗仍然采用“善鸟香草，以配忠贞”的比兴手法，便于读者展开想象的翅膀，于再三咀嚼和回味中得其真谛。诗的前四名勾勒出一幅浮云弥天、秋风卷地的阴暗画面。如果说这里的“浮云”和“秋风”象征着由宦官、藩镇及保守派官僚纠合而成的穷凶极恶的敌对势力的话，那么，“日月”、“兰蕙”则分明是借喻被迫禅让的顺宗和集结在他周围的革新志士。这是一次实力悬殊的较量，因而，“日月”终为“浮云”所蔽，“兰蕙”也终为“秋风”所摧。这使诗人不胜悲愤。“万货列旗亭”以下四句是诗人代革新志士所作的控诉：他们一无过错，只因志洁行廉，名高当世，才遭致蝇营狗苟的群小的嫉妒和诋毁。

2．指陈时弊之剀切

“声偏切”，其次表现为指陈时弊之剀切。“二王刘柳”的政治革新失败以后，执政者将有利于国计民生的革新措施废弃殆尽，使本来就已危机四伏的中唐社会更加暴露出各种无可救药的弊病。“感时江海思，报国松筠心”，诗人一方面痛恨执政者的倒行逆施，一方面又“位卑未敢忘忧国”，情不自禁地在诗中指陈时弊，试图引起最高统治者的正视。如《贾客词并引》：

五方之贾，以财相雄，而盐贾尤炽。或曰：“贾雄则农伤。”予感之，作是词。

贾客无定游，所游唯利并。

眩俗杂良苦，乘时取重轻。

心计析秋毫，捶钩侔悬衡。

锥刀既无弃，转化日已盈。

邀福祷波神，施财游化城。

妻约雕金钏，女垂贯珠缨。

高赀比封君，奇货通幸卿。

趋时鸷鸟思，藏镪盘龙形。

大艑浮通川，高楼次旗亭。

行止皆有乐，关梁自无征。

农夫何为者？辛苦事寒耕。

“贾雄则农伤”，乃一篇之主旨。中唐时期。奸商横行不法，但求牟利，乃至贫民无力籴盐，“淡食动经旬月”。刘禹锡等变法时，曾实行削减盐价、抑制商贾的政策，一时大快人心。可惜其功未竟。元和年间，在执政者的宽容下，奸商更加为所欲为。这首诗便真实地记录了他们危害社会的情形。在诗人洞烛幽微的笔底，奸商们唯利是图的丑恶嘴脸和巧取豪夺的剥削手段一一暴露，无所遁形。不仅如此，诗人更揭露了官、商相互勾结的现实丑剧：“奇货通幸卿”，“关梁自无征”。一方贿之以财，一方则庇之以势，古老的神州成了投机者的乐园。农夫辛勤耕作，却难得温饱；奸商不问稼穑，却富比王侯。这样的现实，难道应该存续下去吗？尽管诗人未作任何褒贬，但他所叙述的事实本身所包含的不合理性却毕现纸面。

《武夫词》是从另一侧面来揭露社会的痈疽：

武夫何洸洸，衣紫袭绛裳。

借问胡为尔，列校在鹰扬。

依倚将军势，交结少年场。

探丸害公吏，抽刃妒名倡。

家产既不事，顾盼自生光。

酣歌高楼上，袒裼大道傍。

昔为编户人，秉耒甘哺糠。

今来从军乐，跃马饫膏粱。

犹思风尘起，无种取侯王。

为了箝制拥兵自重的藩镇，唐王朝供养着大批军队。如果说这本身还是迫不得已的措施，因而无可非议的话，那么，对那些“武夫”不加任何纪律约束，听凭其在民间作威作福、扰乱治安，则是不可原谅的过错，应当痛加谴责。诗人敏锐地注意到，由于纲纪废弛，所谓“官军”已成为一个无毒不具的大染缸。昔日“秉耒甘哺糠”的农家子弟，不消几日，便失去了其素朴的本质，而变得骄横、狂妄和贪求淫逸生活。军队的这种痼疾，正标志着整个社会政治的腐败。诗人不能不为此而忧心忡忡。

诗人指陈时弊时，往往采用议事论理的方法，既有一针见血的揭露和讽刺，又有用心良苦的引导和劝谏。如《调瑟词并引》：

里有富豪翁，厚自奉养而严督臧获。力屈形削，然犹役之无艺极。一旦不堪命，亡者过半，追亡者亦不来复。翁悴沮而追昨非之莫及也。余感之，作《调瑟词》。

调瑟在张弦，弦平音自足。

朱丝二十五，缺一不成曲。

美人爱高张，瑶轸再三促。

上弦虽独响，下应不相属。

日暮声未和，寂寥一枯木。

却顾膝上弦，流泪难相续。

显然，这首诗是为针砭统治者的横征暴敛而作，与柳宗元写于永州的《捕蛇者说》有异曲同工之妙。为了满足征战和挥霍的需要，中唐统治者日益加重对人民的搜刮，迫使耕者“殚其地之出，竭其庐之入，号呼而转徙，饥渴而顿踣”。这种唯思竭泽、不虑无鱼的愚蠢做法向为主张宽厚待民的诗人所不取。当年，他和王叔文等人进行革新时，就曾实行蠲免“旧欠”、废除“宫市”、取消“余羡”等善政。在《答饶州元使君书》中，他曾表明自己的政见：“夫民足则怀安，安则自重而畏法。乏则思滥，滥则迫利而轻禁。故文景之民厚其生，为吏者率以仁恕显；武宣之民亟于役，为吏者率以武健称。其宽猛迭用，犹质文循环，必稽其弊而矫之，是宜审其救夺尔。”在这首诗中，诗人则以“调瑟”为喻，再次警告统治者：应遵循宽缓平和的治国方略，对人民作必要的让步，使他们得以安居乐业。如果“役之无艺极”，最终只能像那个不谙琴理的“调瑟”者一样，落得个弦断音绝、悔之莫及的可悲结局。不必否认，诗人是在为本阶级的长治久安而出谋划策，但在他指陈时弊的剀切言辞中，不也闪烁着历代进步官吏递相沿袭的民本思想的火花吗？

3．关心民瘼之深切

“声偏切”，也表现为关心民瘼之深切。对时弊的指陈与对民瘼的关切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诚然，细检刘禹锡写于朗州的诗作，难得觅见像白居易《卖炭翁》、《杜陵叟》那样直接反映下层人民生活的艰难困顿的篇什。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处境和使命有所不同。元和初年，白居易在朝中担任谏官，他把“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其现实主义诗作《新乐府五十首》和《秦中吟》十首都写于此际。而同一时期，刘禹锡却以一介罪臣，见放于沅、湘之滨，纵有即事名篇之作，也无由上达，因此他的创作不可能像白居易那样专注于此。事实上，白居易贬官江州后，“卖炭翁”、“杜陵叟”等下层劳动人民的形象便从他的诗中悄然告退了。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们观察的角度和描写的重点有所不同。白居易习惯于把镜头直接对准下层人民的衣食住行，具体而微地表现他们的忧愁痛苦；刘禹锡则更多地将由于统治阶级施政昏聩所造成的重大时弊纳入视野，深刻地揭示下层人民的忧愁痛苦的根源。可以说，刘诗与白诗旨归虽一，取径则二。但即便如此，在刘禹锡写于朗州的诗作中，也能找到一些反映民生疾苦的篇章，虽然数量不多，其中却充满对下层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如《捣衣曲》：

爽砧应秋律，繁杵含凄风。

一一远相续，家家音不同。

户庭凝露清，伴侣明月中。

长裾委襞积，轻佩垂璁珑。

汗余衫更馥，钿移麝半空。

报寒惊边雁，促思闻候虫。

天狼正茫角，虎落定相攻。

盈箧寄何处？征人如转蓬。

以捣衣思远反映思妇征夫的苦痛，是唐代诗人习用的手法。但刘禹锡这首诗绝非因袭古题的泛泛吟咏。中唐时期，战祸频仍，成千上万的良家子弟被迫驰骋沙场，征战连年，不得与父母妻儿团聚。这首诗当是诗人有感于这一痛苦现实而作。诗人先以“秋律”、“凄风”、寒砧、清露构成一个忧伤和凄凉的氛围，然后细致地描写女主人公深夜捣衣的辛劳，暗示出她平日在一无亲人援手的情况下，独立操持繁重的家务，该是何等苦不堪言。接着再以空灵荡漾之笔，刻划她系念亲人安危和盼望早日平定边患的复杂心理。“盈箧寄何处？征人如转蓬。”这是诗人和女主人公共同的无可奈何的感叹。值得注意的是，诗人是把女主人公的不幸遭遇放在“一一远相续，家家音不同”的典型环境中加以表现的。这就点出，战争带给人民的灾难是怎样的普遍，女主人公的不幸遭遇只是广大人民的共同的悲剧命运的一个缩影而已。由此足见诗人关心民瘼之深切。当然，这并不是诗人所擅长的题材，诗中对女主人公衣着的描写，多少带有贵族妇人的痕迹。这说明，既然隶属于封建士大夫阶级，他与下层劳动人民之间终究会隔着一层薄薄的、永远捅不破的东西。

4．剖白心迹之挚切

“声偏切”，还表现为剖白心迹之挚切。刘禹锡等“八司马”被放逐后，“吠声者多，辨实者寡”，以致“飞语一发，胪言四驰”。对此，诗人起先抱冷眼相看、我行我素的轻蔑态度，“庶乎日月至焉而是非乃辨”。后来，他意识到，“以内咎为弭谤之具，以吞声为窒隙之媒”，只能使流言甚嚣尘上。于是，他听从了韩愈切勿“箝口自绝”“甘心受诬”的忠告，不再保持那高傲的沉默，在诗中频频以挚切的口吻，“自述其出处之所以然”，将“忧国不谋身”的心迹剖白给世人。《武陵书怀五十韵》有云：

……

清白家传远，诗书志所敦。

列科叨甲乙，从宦出丘樊。

结友心多契，驰声气尚吞。

士安曾重赋，元礼许登门。

草檄嫖姚幕，巡兵戊己屯。

筑台先自隗，送客独留髡。

遂结王畿绶，来观衢室樽。

鸢飞入鹰隼，鱼目俪玙璠

……

诗人既以“清白”自许，复以郭隗、淳于髡等前贤自况，这自当含有“解谤”和“辨诬”的用意。《谒柱山会禅师》亦云：

我本山东人，平生多感慨。

弱冠游咸京，上书金马外。

结交当世贤，驰声溢四塞。

勉修贵及早，狃捷不知退。

锱铢扬芳馨，寻尺招瑕。

淹留郢南鄙，摧颓羽翰碎。

安能咎往事？且欲去沉痗

……

诗中的抒情主人公因交结贤良而声名早著。他重视自己的品德修养，正道直行，义无反顾，播下一路馨香。这样，当他回首往事时，不需要自责，也不需要愧疚。这正是对群小的诬谄之辞的有力驳诘。

诗人剖白心迹时，每每托物见志、用笔深曲。如《磨镜篇》：

流尘翳明镜，岁久看如漆。

门前负局生，为我一磨拂。

萍开绿池满，晕尽金波溢。

白日照空心，圆光走幽室。

山神妖气沮，野魅真形出。

却思未磨时，瓦砾来唐突。

是啊，正像“流尘”不能永远遮蔽明镜的光辉一样，时间的流水终当涤去群小抹在诗人身上的污垢，而使可耻的造谣中伤者原形毕露。那时，诗人自可怀着沉冤昭雪后的快慰回头一笑。这样，眼前所蒙受的诽谤和污蔑又算得了什么呢？这里，诗人显然不仅是在真挚地剖白心迹，而且简直是在殷切展望正义事业终将获胜的前景了。

二、“韵本悲”的表现形式

然而，刘禹锡这一时期的诗作毕竟还有“带火焦桐韵本悲”的另一面。诗人拨动内心的琴弦，抛出一串串不加矫饰的音符，时而让我们听到“声偏切”的繁音促响，时而又让我们听到“韵本悲”的浅吟低唱。如果说“切”时犹如“洪韵发华钟”的话，那么，“悲”时则如“凄音激清徵”。没有这发自“带火焦桐”的“悲韵”，诗人弹奏的乐曲便既不能发出和谐的交响，也难以激起人们的共鸣。

是的，刘禹锡在贬居巴山楚水期间，也写下了许多自悲身世、自叹流年的作品。“应怜一罢金闺籍，枉渚逢春十度伤”，“休公久别如相问，楚客逢秋心更悲”。这“伤”这“悲”，曾像无形的绳索一样，长时间地缠绕着诗人，使他不能解脱。我们没有必要为强调诗人的昂扬斗志和奋发精神而讳言这一事实。相反，我们认为，作为一个有着复杂情感的活生生的人，刘禹锡正是在战胜这种侵蚀自己意志的悲伤情绪的过程中，显示出了自己的不同凡响。

贬官，毕竟是仕途上的一大坎坷，它曾使多少人痛不欲生！而在刘禹锡，无辜被贬的怨愤中，又糅合着理想受挫、事业遭殃、同志被黜的忧伤，自是十分哀痛，又添十分。为了早日结束贬谪生活，回京重整旧业，元和元年，诗人曾致书杜佑，请求援引。书中描述自己当时的心情是“暮夜之后，并来愁肠”，“悲秋惴慄，常集方寸”。可是，诗人因读“改元元和赦文”而萌生出的一线希望，很快便被现实的巨掌击成了齑粉——唐宪宗随即便颁下诏令：刘禹锡、柳宗元等左降官，“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这分明是想将八司马终身禁锢在穷乡僻壤。不久，又传来了王叔文被赐死的不幸消息。这使诗人对最高统治者的最后一点幻想也破灭了。这以后，虽然他曾多次向杜佑等人陈情说：“六翮方铩，恩重托于扶摇；孤桐半焦，冀见收于煨烬。”但实际上他比谁都明白，这只是一种徒劳的努力。“因君倘借问，为话老沧浪。”显然，他已自知量移无望，而很不情愿地作老死沅、湘之滨的思想准备了。随着贬谪岁月的流逝，植根在他内心的悲愤和忧伤日益加深，乃至发展到“长沙之悲，三倍其时”的程度。这反映在他的诗歌创作中，必然会产生“带火焦桐韵本悲”的一面。这正如诗人自己所说的：“鄙人少时，亦尝以词艺梯而航之，中途见险，流落不试。而胸中之气，伊郁蜿蜒，泄为章句，以遣愁沮，凄然如焦桐孤竹。”这种凄婉、苍凉的情绪突出表现在《谪居悼往二首》中：

其一

邑邑何邑邑，长沙地卑湿。

楼上见春多，花前恨风急。

猿愁肠断叫，鹤病翘趾立。

牛衣独自眠，谁哀仲卿泣？

其二

郁郁何郁郁，长安远如日。

终日念乡关，燕来鸿复还。

潘岳岁寒思，屈平憔悴颜。

殷勤望归路，无雨即登山。

一写流落卑地、无人见怜的深哀巨痛，一写思念乡关、无由得归的千愁百苦，而分别以“邑邑”和“郁郁”重叠而起，给人一种浓重的压抑感。诗人自嗟时运不济，命运多舛，恰如那风雨飘摇中无力自保的花枝。因而，凝想“花前”，他多么痛恨那无端而至的狂风。蹉跎岁月，岁月蹉跎。正当壮年的诗人竟像潘岳一样愁白了双鬂、屈原一样憔悴了容颜。而回京的日子却遥遥无期，那留有诗人未竟事业的长安竟如同“赫日”一般可望而不可及。于是，诗人只有日复一日地看那病鹤在愁猿的哀鸣声中缓缓起舞。尽管如此，诗人仍然没有熄灭内心的理想之火。“殷勤望归路，无雨即登山。”这光可鉴人的最后一笔，给全诗抹上了亮色，于郁邑感伤中见出贞刚之气。

“为君发哀韵，若扣瑶林枝”，诗人的悲愤忧愁之情往往不可遏止地体现在与友人的唱和诗中。《和董庶中古散调词赠尹果毅》有云：

昔听东武吟，壮年心已悲。

如何今濩落，闻君辛苦辞。

……

对于“濩落”已久的诗人来说，“东武吟”那样的“辛苦辞”往往是触发其一腔愁绪的媒介。这首诗便写诗人听罢友人讲述的一个身遭不幸的“穷巷士”的故事后的苦痛反响。这位“穷巷士”幼年从军、久事征战，不仅有“勇气贯中肠”的超人胆略和“视身忽如遗”的牺牲精神，而且立过“生擒白马将”的赫赫战功。然而，他的“终岁肌骨苦”，只换得“他人印累累”。最后竟被遣归田园。当他“行逢里中旧”时，郁积已久的怨愤从心底喷薄而出：

问我何自苦？可怜真数奇。

迟回顾徒御，得色悬双眉。

翻然悟世途，抚己昧所宜。

田园已芜没，流浪江海湄。

鸷禽毛翮摧，不见翔云姿。

衰容蔽逸气，孑孑无人知。

这一深蕴不平的内心独白，怎能不强烈地震撼“同是天涯沦落人”的诗人的心灵，引起他对自己不幸身世的回顾和感伤。“有客识其真，潺湲涕交颐。”诗人终于情不自禁地潸然泪下。显然，这首诗是借他人酒杯以浇胸中块垒。从诗人塑造的这一“流浪江海湄”、“孑孑无人知”的“穷巷士”形象中，我们分明看到了诗人自己的潜影。创作意图与此相接近的作品，还有《泰娘歌并引》。引云：

泰娘本韦尚书家主讴者。初，尚书为吴郡，得之，命乐工诲之琵琶，使之歌且舞。无几何，尽得其术……元和初，尚书薨于东京，泰娘出居民间。久之，为蕲州刺史张所得。其后坐事，谪居武陵郡。卒，泰娘无所归。地荒且远，无有能知其容与艺者。故日抱乐器而哭，其音焦杀以悲。客闻之，为歌其事以续于乐府。

“歌”长达二百六十余言，其间颇多曲折婉转、催人泪下之处，限于篇幅，兹不具引。我以为，这首诗从情节结构到表现手法，都与白居易的《琵琶行》极为相似。但《琵琶行》写于元和十一年，远后于刘禹锡此诗。因而，毋庸置疑，它曾对白居易的《琵琶行》产生直接的影响，虽然《琵琶行》达到了比它更高的艺术境界。遗憾的是，过去它很少为人们所注意。

在悲愤忧伤之情的控制和支配下，诗人有时也难免失去自我驾驭的能力，而在诗中表现出一些令人叹惋的思想行为——

1．乐道酒趣

酒，历来被封建士大夫视为遣闷解忧的法宝。当他们愁肠百结、不得解脱时，总是迷信酒精的威力，企图用它来麻醉自己。刘禹锡也曾一度放浪樽前、痛饮狂歌，想藉此驱散包裹着自己的愁云，求得心灵的暂时的安谧。《送春词》云：

昨来楼上迎春处，今日登楼又送归。

兰蕊残妆含露泣，柳条长袖向风挥。

佳人对镜容颜改，楚客临江心事违。

万古至今同此恨，无如一醉尽忘机。

春光已去，盛时难再，那泣露的残花和随风摇曳的败柳，撩拨起诗人种种欲言不能的“心事”。他恍恍惚惚觉得，要消释此愁此恨，只有凭借酒力。一旦昏醉如泥，所有的不快便会像青烟一般袅袅飘逝了。这样，在理智与感情的苦苦争斗中，他终于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津津有味地称道酒趣说：

万境身外寂，一杯腹中宽。

——《送韦秀才道冲赴制举》

终朝对尊酒，嗜兴非嗜甘。

——《偶作二首》其一

饮尔一杯酒，陶然足自怡。

——《和董庶中古散调词赠尹果毅》

欹枕醉眠成戏蝶，抱琴闲望送归鸿。

——《览董评事思归之什因以诗赠》

四时苒苒催容鬓，三爵油油忘是非。

——《酬窦员外旬休早凉见示》

诚然，一杯入肚，则心平气和，陶然忘机，这只是对酒力的故意夸大；而“忘是非”，更是诗人一时的激愤之词。在诗人心目中，是非观念是永远不会泯灭的。然而，我们毕竟失望地看到，在酒酣耳热、觥筹交错之际，诗人失去了平日的那种严肃的生活态度，多少流露出一种近乎游戏人生、玩世不恭的变态心理。虽然这往往发生在短暂的瞬间，并且，也许他自己把这当作对黑暗现实的消极抵制和对不幸命运的曲折反抗，我们却不能不为之感到惋惜。

2．希求出世

诗人不忍熟视这满目疮痍的社会现实，不忍在无边的忧愁和寂寞中耗尽壮心。当他一次次上书都如石沉大海以后，为了抚慰拳拳此心，他便于绝望中生出新的希望——希望能寻觅到一块远离尘世喧嚣和羁绊的净土，在那儿建设自己的理想世界。这当然只是一种更不可能实现的幻想。有助于他这一幻想的是，晋代诗人陶渊明所描绘过的“桃花源”就在朗州境内。刘禹锡曾多次亲临其境，追蹑先贤的遗踪。花前流连，月下徘徊，诗人诗思如潮，写下《八月十五日夜桃源望月》、《游桃源一百韵》、《桃源行》等一系列诗篇，借以表达自己希求出世的朦胧意念。《游桃源一百韵》中写道：

倘伏夷平人，誓将依羽客。

买山构精舍，领徒开讲席。

冀无身外忧，自有闲中益。

道芽期日就，尘虑乃冰释。

且欲遗姓名，安能慕竹帛？

长生尚学致，一溉岂虚掷。

芝术资糇粮，烟霞拂巾帻。

黄石履看堕，洪崖肩可拍。

聊复嗟蜉蝣，何频哀虺蜴。

青囊既深味，琼葩亦屡摘。

纵无西山资，犹免长戚戚。

与其像蜉蝣般寄生在尘世之中，为那物性所牵、是非所扰，倒不如消释尘虑、修身养性，以求“羽化而登仙”。若能作此桃源中人，永无“身外忧”，常有“闲中益”，竹帛题名又何足羡哉？这种产生在特定情境下的畸形想法，虽然不是诗人这一时期的主要思想倾向，不足以支配诗人的行动，却暴露了诗人世界观中消极的一面。相形之下，《桃源行》更耐人寻味：

渔舟何招招，浮在武陵水。

拖纶掷饵信流去，误入桃源行数里。

清源寻尽花绵绵，踏花觅径至洞前。

洞门苍黑烟雾深，暗行数步逢虚明。

俗人毛骨惊仙子，争来致词何至此？

须臾皆破冰雪颜，笑言委曲问人间。

因嗟隐身来种玉，不知人世如风烛。

筵羞石髓劝客餐，灯燕松脂留客宿。

鸡声犬声遥相闻，晓色葱茏开五云。

渔人振衣起出户，满庭无路花纷纷。

翻然恐失乡县处，一息不肯桃源住。

桃花满溪水似镜，尘心如垢洗不去。

仙家一去寻无踪，至今流水山重重。

现实中的桃源虽然风俗淳厚、景色宜人，毕竟不是陶渊明笔下的那个乌托邦式的世外仙境。它一方面勾起诗人对隐逸生活的向往，另一方面却又无法使诗人沉浸其中、乐而忘返。意蕴最深的是“桃花满溪水似镜，尘心如垢洗不去”两句。尽管明净的桃花溪水有荡污涤垢的神奇效用，却怎么也洗不去诗人萦肠绕肚的一缕尘念。这清楚地表明了诗人对现实人生的留恋和热爱。看得出，诗人思想深处，存在着一种既不可避免也难以克服的矛盾。这种根源于诗人的复杂世界观的深刻矛盾，使他一边发出人世如烛、人命如草的沉重叹息，企图逃避苦难现实，一边又不愿斩断也无法斩断与这一苦难现实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3．褒扬禅理

唐王朝实行儒、释、道三教并存的思想统治政策，这既带来了某种程度上的思想解放，也带来了某种程度上的思想混乱。有唐一代，不仅佛教盛行，而且曾多次出现朝野上下佞佛成风的局面，许多著名的诗文作家都成为虔诚的佛教信徒。这不能不使刘禹锡和柳宗元受到影响。贬居巴山楚水期间，刘禹锡虽无意遁入空门，却也热衷于与僧侣交住。按诸《刘宾客集》，诗人这一时期交往的僧侣有“还源”、“元暠”、“仲剬”、“鸿举”、“慧则”、“景玄”等人，其中不乏学识博洽的高僧。诗人与之谈禅论理，意甚相得。自然，诗人并不信奉佛家的“阴阳轮回”、“善恶报应”之说。他钻研佛家教义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统合儒释”，更重要的还是想从中找到新的思想寄托，汲取新的精神力量。这样，他便令人难得其解地集二任于一身：在宣传“天与人交相胜”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同时，又自觉或不自觉地褒扬禅理，表现出一定的崇信佛教的思想倾向。《谒柱山会禅师》等诗可以为证。在那一时代，坎壈不遇或仕途受挫的文人作家往往习惯于把佛门当作罪恶现实的逋逃之薮，所谓“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即使是刘禹锡、柳宗元这样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进步作家，也跳不出这一窠臼。他们以为在那里能得到解脱，殊不知在卸去旧的思想负担的同时，他们又被戴上了一副新的精神枷锁。对这一问题，第六章第三节还将论及，兹不赘述。

4．寄情山水

诗人为排遣忧愤所作的另一努力是寄情山水。秀丽的山光水色往往能使人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朗、连、和三州，虽非风景胜地，却也有一二自然佳丽可供玩赏。于是，公务之暇诗人便经常徜徉和吟啸于林泉之间，用大自然的奇异风光来陶写积郁。这一时期，诗人山水诗的创作也因此获得了丰收。在登山临水、观览胜景的过程中，诗人了解到当地的民间习俗，这样，他的山水诗便往往融入当地的风土人情，成为风景画和风俗画的结合。如《插田歌》：

冈头花草齐，燕子东西飞。

田塍望如线，白水光参差。

农妇白裙，农夫绿蓑衣。

齐唱田中歌，嘤佇如竹枝。

但闻怨响音，不辨俚语词。

时时一大笑，此必相嘲嗤。

水平苗漠漠，烟火生墟落。

黄犬往复还，赤鸡鸣且啄。

路傍谁家郎？乌帽衫袖长。

自言上计吏，年初离帝乡。

田夫语计吏：“君家侬定谙。

一来长安罢，眼大不相参。”

计吏笑致辞：“长安真大处，

省门高轲峨，侬入无度数。

昨来补卫士，唯用筒竹布。

君看二三年，我作官人去。”

诗人以花鸟起兴，寥寥几笔，便勾勒出一幅色彩绚丽、春意盎然的画面，并逐渐将它由远景推为中景、近景。活动在画面上的是忙于插田的农家夫妇。为了减轻劳动的疲劳，画面的主人公时而齐声歌唱，时而互相嘲嗤。那动听的旋律和爽朗的歌声，犹如画外音一般缭绕在读者耳际。他们这种不畏劳苦的乐观精神，无疑会使诗人受到感染。“水平苗漠漠，烟火生墟落”两句暗示天色向晚、插田已毕。于是，全诗过渡到诗人所精心设计的另一场面，引出收工之际农夫与计吏的对话。农夫的话中充满对计吏的鄙薄和揶揄，而愚蠢的计吏却全然不觉，仍旧聒不知耻地吹嘘自己，现出一副令人憎恶的小人得志之态。这就更从反面衬出农夫的淳厚和质朴。从结构上看，前后这两个场面是紧相衔接、互为补充的。诗人试图通过这“一斑”来传达连州的风俗人情，表现劳动人民的淳朴品质和乐观精神。因此，他略去了插田劳动的全部细节，而只绘下他们的音容笑貌，再衬以生机勃勃的画面，使全诗更富于诗情画意，并给读者留下想象的余地。这是这首诗的“灵光独运”之处。

贬地人民的热烈劳动场面和那种不畏艰难困苦的乐观情绪深深地感染了诗人，使他有所振奋；但像梦魇一般压抑着他的身世的不幸又往往把他拉入痛苦的回忆，使他触景生情、悲从中来。如《采菱行》：

白马湖平秋日光，紫菱如锦彩鸳翔。

荡舟游女满中央，采菱不顾马上郎。

争多逐胜纷相向，时转兰桡破轻浪。

长鬟弱袂动参差，钗影钏文浮荡漾。

笑语哇咬顾晚晖，蓼花缘岸扣舷归。

归来共到市桥步，野蔓系船萍满衣。

家家竹楼临广陌，下有连樯多估客。

携觞荐芰夜经过，醉踏大堤相应歌。

屈平祠下沅江水，月照寒波白烟起。

一曲南音此地闻，长安北望三千里。

秋光融融，碧波粼粼，欢歌偕轻舟共发，笑语与彩鸳齐飞。诗人以浓墨重彩绘就的这幅“游女采菱图”，显然吸引着他自己。然而，他终究是以旁观者的身份注视着这些，因而不仅不可能置身到那欢快的气氛中去，而且反被触发出一种“吾曹独憔悴”的莫名怅惘和悲伤。诗的最后两句写诗人闻曲兴盛、遥望京城，虽非有意识地“卒章显志”，却告诉人们：美好的景色也只能使他陶醉一时，而不能使他最终忘情。忧愁的种子已经深埋在他的心田。

三、“声偏切”与“韵本悲”的对立统一

但是，诗人的“悲”，决不是软弱、消沉的同义语。这种“悲”，是和“切”紧紧结合在一起的“悲”，是与执著的追求和积极的进取相伴始终的“悲”，是发自带火焦桐、挟着耀眼的光焰和震撼人心的嘶鸣的“悲”。因而，虽然凄婉，不失沉雄；尽管苍凉，犹见亢奋。诗人自觉沉沦而不甘沉沦，明知无望却偏不绝望。他一面唱着“流浪江海湄”、“孑孑无人知”的悲歌，一面又发出“人生不失意，焉能暴己知”的壮语。他始终坚持自己的理想，从不向胁迫自己的黑暗势力低下不屈的头颅，尽管他曾为理想的不能实现而痛心疾首。这样，翻检刘禹锡这一时期的诗作，我们也读到大量的慷慨示志的篇章。如《咏史二首》其一写道：“骠骑非无势，少卿终不去。”他把不愿趋炎附势、卖身求荣的任少卿视为异代知己，决意追随其后，守志不移。接着，诗人以“世道剧颓波，我心如砥柱”二句直抒胸臆，表现了坚贞不屈的品格。又如《咏古二首有所寄》其二：

寂寥照镜台，遗基古南阳。

真人昔来游，翠凤相随翔。

目成在桑野，志遂贮椒房。

岂无三千女，初心不可忘。

诗所寄的对象是“八司马”中的程异。程异精于理财，元和四年（809），由于盐铁转运使李巽的推荐得以承召回京。诗人闻讯后，欣然寄赠此诗，以致谆谆勖勉之意。所谓“岂无三千女，初心不可忘”，其实是告诫程异不要改变自己的初衷，这也可看作诗人的自誓。同样的“自誓”还有《学阮公体三首》中的“不学腰如磬，徒使甑生尘”等等。《旧唐书·刘禹锡传》云：“禹锡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咏，陶冶情性。”这里所谓“陶冶情性”当然含有“砥砺节操”的意思。的确，刘禹锡非常重视砥砺自己的节操。他在《砥石赋》中说：“石以砥焉，化钝为利；法以砥焉，化愚为智。”正是在不断砥砺节操的过程中，诗人变得坚强和果敢起来，坚持在思想理论战线上作韧性的战斗，既没有为外在的黑暗势力所屈，也没有为内在的伤感情绪所移。“多节本怀端直性，露青犹有岁寒心。”诗人书赠元稹的这两句诗，当然也可以作为他自己的崇高品格的写照。

在动辄得咎的艰难环境中，诗人能始终坚持自己的理想，归根结底，是他世界观中进步的积极的方面起着主导作用。写于朗州的哲学论文《天论》表明，他虽然还不是最终也不可能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却已达到了朴素唯物主义的认识高度，并且其思想中已具有辩证法的某些合理成分。这对他正确认识现实和展望未来很有帮助。在进步思想的指导下，诗人善于辩证地看待自己遭遇的一切，从不利条件中寻找出有利因素。这自然也体现在他的诗歌创作中。“人生不失意，焉能暴己知”，“不因感衰节，安能激壮心”。这种既豪且隽的诗句不时出现，直到今天，对我们还不无启迪。正因为这样，诗人可以因眼前的不幸而悲伤，却不会被眼前的不幸所击倒。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评价刘禹锡诗中表现的“悲”呢？我们认为，“悲”和“切”一样，是刘禹锡前期诗歌创作的重要特征，虽然后者更值得肯定。诗人“悲”，不仅是因为无辜被贬、沉沦他乡，更是因为理想受挫、事业无成。因而，这种“悲”本身就是对黑暗的封建专制制度和昏庸的封建统治者的一种控诉、揭露和批判。它与“切”是相为表里、并行不悖的。没有它，就失去了诗的真实、诗的血肉，也就缺乏感人至深的艺术力量。我们之所以称许刘禹锡，不是因为他未曾“悲”，而是因为他悲而不失气骨，悲而不易志节；既作悲语，亦作愤语，更作壮语。刘禹锡的不同凡响，就在于他最终能以理智战胜感情，没有成为“悲”的奴隶，而是以胜利者的姿态雄踞于其上。

四、对立统一中的艺术追求

刘禹锡这一时期的思想轨迹，反映在作品的感情基调上，是“切”和“悲”的统一；反映在作品的艺术风格上，则是豪健雄奇与沉郁哀顿的结合。这一时期，刘禹锡不仅在思想阵地作了可贵的探索，而且也在艺术领域作了深入的开拓。从艺术的角度来审视刘禹锡这一时期的诗作，我们看到，他已能熟练地驾驭各种诗体，无论是熔篇铸辞的手段，还是抒情写意的技巧，都较贬居朗州前有显著提高。尤其可贵的是，诗人不断尝试新的题材和新的形式，将探求的触角伸向未经开垦或开垦无多的领地。如果把刘禹锡这一时期的作品加以编年排列，就会发现，贬居朗州期间，诗人用力最勤的是揭露政敌的讽刺寓言诗，而以《百舌吟》、《聚蚊谣》等为代表；贬居连州期间，最具特色的是歌颂平藩胜利的政治诗，而以《平蔡州三首》和《平齐行二首》等为代表；贬居夔州期间，最有成就的是吟咏风土人情的民歌体乐府诗，而以《竹枝词》、《浪淘沙词》等为代表；贬居和州期间，最见功力的则是立意高远的咏史诗，而以《西塞山怀古》、《金陵五题》等为代表。如果我们勾勒的这条粗略的发展线索，能与刘禹锡的创作实际相吻合的话，那么，贯穿于其中的不正是诗人的创造精神吗？“讽刺诗”、“咏史诗”及“民歌体乐府诗”，另有专章论述，这里仅对其歌颂平藩胜利的政治诗略作分析。

一贯主张“削藩”的刘禹锡对《平蔡州三首》等歌颂平藩胜利的政治诗是非常看重的。元和十二年（817），裴度、李愬率军一举攻占蔡州、捣毁淮西叛军的老巢后，韩愈曾写下《平淮西碑》，柳宗元亦写有《平淮夷雅》。刘禹锡认为“韩碑”、“柳雅”、“刘诗”可以并传不朽。王谠《唐语林》录其语曰：

韩碑柳雅，予诗云：“城中晨鸡喔喔鸣，城头鼓角声和平。”美李尚书愬之入蔡城也，须臾之间，贼都不觉。又诗落句云：“始知远和十二载，四海重见升平时。”所以言十二载者，因以记淮西平之年。

唯恐别人不能领略其中的妙谛，竟至不避自诩之嫌，亲自出来指点一番，可知这是他的得意之作。

的确，刘禹锡歌颂平藩胜利的政治诗是匠心独运、颇见功力的。诗人准确地把握住了“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的关系，将淮西及淄青大捷放在广阔的时代背景上加以表现，巧妙运用以虚衬实、以小见大、化浓为淡等艺术辩证法。以夸张之笔渲染平藩将士的声威，以空灵之笔描摹叛区人民的欢欣，以精警之笔揭示平藩之捷的意义；既讴歌现实的胜利，又展示理想的画图，从而达到了现实主义史笔与浪漫主义诗笔的高度统一。《平蔡州三首》其一云：

蔡州城中众心死，妖星夜落照壕水。

汉家飞将下天来，马箠一挥门洞开。

贼徒崩腾望旗拜，有若群蛰惊春雷。

狂童面缚登槛车，太白夭矫垂捷书。

相公从容来镇抚，常侍郊迎负文弩。

四人归业闾里闲，小儿跳踉健儿舞。

这是写收复蔡州的经过，用笔生动、凝炼而又略事夸饰。前六句写奇袭蔡州，以“贼徒”的惊恐反衬李愬的勇武。后六句写镇抚蔡州，以“四人”的怡悦烘托裴度的从容。所谓“两两相形，以整见劲”，或许正是指这种笔法。这里，写得最有气势的还有“汉家飞将下天来”以下四句：马鞭挥时，高城崩缺；军旗指处，群贼乞降。这就既见出用兵的神速，又见出平藩将士的赫赫声威和正义力量的势不可挡。我们可将它与《平齐行二首》中的“春来群乌噪且惊，气如坏山堕其庭”，“帐中虏血流满地，门外三军舞连臂”加以比照并观。《平蔡州三首》其二云：

汝南晨鸡喔喔鸣，城头鼓角音和平。

路旁老人忆旧事，相与感激皆涕零。

老人收泣前致辞，官军入城人不知。

忽惊元和十二载，重见天宝承平时。

“汝南”二句寓奇崛于平易：雄鸡啼明，象征着蔡州人民终于重见天日；鼓角清和，则暗示出蔡州城内的安宁。这是“兴而比也”。一场战事过后，不仅没有给蔡州带来任何破坏，反倒使它呈现出一派升平景象，这不能不归功于李愬的指挥得当，所以这两句也是“尽李愬之美”。“路旁老人忆旧事”以下则是由前诗末尾“四人归业闾里闲，小儿跳踉健儿舞”的典型场面中推出的一个特写镜头。在欢庆胜利之际，路旁老人痛定思痛，竟情不自禁地泣而涕下。可见藩镇作乱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有多深重、人民要求平定叛乱的愿望有多强烈！吴元济父子割据蔡州期间，除巧取豪夺、敲骨吸髓外，还用各种苛酷法令来戕害人民。《资治通鉴·唐纪五十六》云：

吴氏父子阻兵，禁人偶语于途。夜不燃烛，有以酒食相过从者罪死。

因而，蔡州人民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如今，随着叛乱的平定、苛法的废除，苦难的岁月终已过去，饱经沧桑的“路旁老人”怎能不抚今思昔、泪飞如雨？又怎能不深深地感激使他们获得解放的唐军？诗人通过这一细节，生动地启示人们：削平藩镇，不仅有利于国家统一，而且能使人民得以安居乐业，符合广大下层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正是诗人主张平藩的原因，也正是平藩之捷的意义。清人翁方纲认为，“叙淮西事，当以梦得此诗为第一”，并称赞它“以竹枝歌谣之调，而造老杜诗史之地位”。这当不是溢美之辞。《平蔡州三首》其三云：

九衢车马浑浑流，使臣来献淮西囚。

四夷闻风失匕箸，天子受贺登高楼。

妖童擢发不足数，血污城西一抔土。

南烽无火楚泽闲，夜行不锁穆陵关。

策勋礼毕天下泰，猛士按剑看常山。

那献囚阙下和妖童伏诛的盛大场面，虽然全出于诗人的想象和虚拟，却有声有色，历历如见。但诗人的主要意图还不是表现这些，而在于由此引出淮西之捷的深远影响。“四夷闻风失匕箸”，仅此一笔，便将藩镇们的惊慌失措之态披露无遗；而由他们的惊慌失措，不难看出淮西之捷的巨大的威慑力量。篇末，笔锋一转，又生发出新的意蕴。“常山”，即恒山。当时，只有驻兵恒山的承德军节度使企图负隅顽抗。这里，诗人写平藩将士按剑怒视常山之敌，期待着新的征战命令，实际上是劝谏朝廷：应趁眼前的大好时机，一鼓作气，荡平藩镇。这样，全诗就不仅仅是胜利的颂歌，同时也成为催征的号角。

刘禹锡认为：“心之精微，发而为文；文之神妙，咏而为诗。犹夫孤桐朗玉，自有天律。”可知他为诗讲究“神妙”。而所谓“神妙”，即“不涉理路，不落言筌”，却自有“莹彻玲珑、不可凑泊”之趣，天然工巧、含蓄圆转之致。验之其创作实践，这一时期刘禹锡的大部分作品都具有这样的艺术特色（详见后章）。当然，最能体现这一特色的还是他的乐府小诗。《苕溪渔隐丛话》引山谷语曰：“梦得乐府小章优于大篇”，这是不错的。但如果因此而得出梦得“大篇”无甚可取的结论，则失之偏颇。刘禹锡这一时期的诗作，多为结构精巧的短章，但也不乏体制宏伟的长篇。如果说他的短章往往是以笔致深婉、思出常格取胜的话，那么，他的长篇则是以铺叙详赡、细密尽情见长。如《游桃源一百韵》、《武陵书怀五十韵》、《谒柱山会禅师》、《韩十八侍御见示岳阳楼别窦司直诗因令属和重以自述故足成六十二韵》、《历阳书事七十韵》等诗即然。仅以《游桃源一百韵》为例略加说明：诗人先抓住桃源的地理和气候特点，描绘其秀丽景色，引起读者的神往：“沅江清悠悠，连山郁岑寂。回流抱绝，皎镜含虚碧。昏旦递明媚，烟岚分委积。香蔓垂绿潭，暴龙照孤碛。”然后，以陶渊明的《桃花源诗并记》为蓝本，将历史上关于桃源的种种优美传说敷衍为洋洋洒洒、别具深意的诗行，而重点突出今日桃源的幽窅难寻。接着，引出“游桃源”的诗人，以淋漓尽致的笔墨，有层次地铺叙其所见所闻：

我来尘外躅，莹若朝酲析。

崖转对翠屏，水穷留画鹢。

三休俯乔木，千级攀峭壁。

旭日闻撞钟，彩云迎蹑屐。

遂登最高顶，纵目还楚泽。

平湖见草青，远岸连霞赤。

幽寻如梦想，绵思属空阒。

夤缘且忘疲，耽玩近成癖。

清猿伺晓发，瑶草凌寒坼。

祥禽舞葱茏，珠树摇的。

羽人顾我笑，劝我税归轭。

霓裳何飘飖，童颜洁白晳。

重岩是藩屏，驯鹿受羁靮。

楼居迩清霄，萝茑成翠帟。

仙翁遗竹杖，王母留桃核。

姹女飞丹砂，青童护金液。

宝气浮鼎耳，神光生剑脊。

虚无天乐来，僁鬼兵役。

丹丘肃朝礼，玉札工䌷绎。

枕中淮南方，床下阜乡舃。

明灯坐遥夜，幽簌听淅沥。

从飞禽走兽、林泉草木，到日月云霞、神仙鬼怪，无不刻意描摹，极写所历之境的瑰奇和所会之人的神异，使之与诗人生活的浊世形成鲜明的对照。紧接着，诗人又不厌其烦地描述“瞿氏子”飘然出世后的乐趣，从中得出“洞天岂幽远，得道如咫尺”的结论，为下文的抒情写意作进一步的铺垫。这以后，诗人以“因思人间世，前路何狭窄”两句轻轻一宕，便由铺叙所见所闻巧妙地转到敷陈所思所感，切入诗的正意。诗人回顾了自己坎坷的生活道路，以饱含忧愤的笔触，细致地勾勒出自己艰难跋涉的足迹——当年，“功名希自取，簪组俟扬历”的志向和“公卿偶慰荐，乡曲谬推择”的荣耀；后来，“巧言忽成锦，苦志徒食檗”的变故和“层波一震荡，弱植忽沦溺”的沉偃；今日，“北渚吊灵均，长岑思亭伯”的牢愁和“尘累与时深，流年随漏滴”的喟叹。处境若此，诗人又怎能不萌生出世之想？于是，诗的最后又反复抒写他“誓将依羽客”的愿望。全诗用的是赋体，但其中却融有大量的“比兴”，因而，读来并不觉枯燥乏味。显然，不如此铺采摛文，诗人郁积在胸中的激情便无法渲泄。诸如此类的作品，虽不能以“神妙”概之，却也含蕴靡穷，耐人寻绎。要言之，刘禹锡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不仅题材广泛，内容充实，思想邃密，艺术上也颇多创新之处。难怪前人认为：“梦得佳诗，多在朗、连、夔、和时。”

第二节 “心如止水鉴常明，见尽人间万物情”——刘禹锡后期诗作的基本倾向与特征

刘禹锡后期的诗歌创作同样具有自己的独特风貌。如果孤立地看，它不仅无损一代“诗豪”既有的声望，相反，倒为诗人赢得了“四海齐名白与刘”的更高赞誉，使他成为世人心目中与白居易联镳并驰、无人堪与鼎足而三的诗坛“国手”。但如果与他前期的诗歌创作相比较，却不免黯然失色。之所以这样说，一个重要原因是，诗人的创作态度与创作倾向发生了较大的转变，倘若用刘禹锡自己的诗句来概括他后期诗歌创作的基本倾向和基本特征的话，那么，“心如止水鉴常明，见尽人间万物情”，或许可以得其仿佛。

一、创作转向的主客观原因：境遇日安与国事日危

随着当年弹压革新志士的唐宪宗及俱文珍、武元衡等人的亡故，朝廷渐渐放松了对刘禹锡、韩泰等幸存的革新派成员的防范。唐敬宗宝历二年（826），刘禹锡罢和州后，被任命为东都尚书省主客郎中，终于结束了巴山楚水间的辗转流徙。尽管这是个蹉跎岁月的闲职，毕竟已脱离谪籍，较之贬官巴山楚水时，境况已有很大改善。此时的诗人固然不免产生“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的深沉感慨，但同时却不无否极泰来的欣幸。因此，由和州返回洛阳的途中，诗人的心境总的来说是恬适多于憾恨的。《罢郡归洛途次山阳留辞郭中丞使君》一诗有云：

自到山阳不许辞，高斋日夜有佳期。

管弦正合看书院，语笑方酣各咏诗。

银汉雪晴褰翠幕，清淮月影落金卮。

洛阳归客明朝去，容趁城东花发时。

诗中的抒情主人公以“洛阳归客”自命，与友人把盏之际，神情闲雅，谈笑风生，虽然绝无志得意满的轻狂之态，却也看不出太多的忧郁与感伤。这固然与诗人既有的旷达、开朗情怀有关，但其处境得以改善，应当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令狐相公俯赠篇章斐然仰谢》一诗则云：

鄂渚临流别，梁园冲雪来。

旅愁随冻释，欢意待花开。

城晓鸟频起，池春雁欲回。

饮和心自醉，何必管弦催。

“旅愁”已涣然冰释，而“欢意”则将与花同发。“饮和心自醉”，说明诗人至少在觥筹交错之际，心境是平和的，恬适的。显然，终于告别了“巴山楚水凄凉地”这一诗人企盼已久的结果，使他如去枷锁、如出囹圄，身心俱为之一快。此时的诗人似沉浸在命运逆转之初的那种忘乎所以的惊喜中，尚未及进入痛定思痛的反思阶段，重新咀嚼与感受既往所蒙受的不幸与痛苦。而再读他的《同乐天登栖灵寺塔》一诗，则简直可以触摸到他的自得自足之情了：

步步相携不觉难，九层云外倚阑干。

忽然笑语半天上，无限游人举眼看。

后二句既是实写登临高塔的情景，也未尝不是借以抒发一种重登高位、引人瞻仰的愿望。这种愿望一直珍藏在诗人心中，只不过此前因返京无期，它显得有些虚幻与飘渺，而眼下则由于返京在即，要变得贴切与实近多了——至少诗人自己作如是观。这就难怪他会吟出这样的飘飘然的诗句了。

当然，后来的情形与诗人的期望相去甚远：他并没有能再度成为执掌枢要、权倾天下的朝廷重臣，像当年那样在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这未免使他感到失望。《酬滑州李尚书秋日见寄》一诗有云：

一入石渠署，三闻宫树蝉。

丹霄未得路，白发又添年。

“笑语半天上”的自得已转化为“无路向丹霄”的自伤。才位不称，连远在郓州的天平军节度使令狐楚也为之发出不平之鸣：

一别三年在上京，仙垣终日选群英。

除书每下皆先看，唯有刘郎无姓名。

——《寄礼部刘郎中》

这说明朝廷对诗人是采取另眼相看的排斥与冷落态度的。《唐语林》记载的一则轶闻可为旁证：

文宗好五言诗，品格与肃、代、宪宗同，而古调尤清峻。尝欲置诗学士七十二员。学士中有荐人姓名者。宰相杨嗣复曰：“今之能诗，无若宾客分司刘禹锡。”上无言。

可知文宗对诗人的态度十分暖昧。这也就意味着他后期的政治生涯与“春风得意”一类的字眼是绝然无缘的。但从另一方面看，他又始终过着安享尊荣的仕宦生活，厄运已不再如影相随，可怕的梦魇也已遁迹他乡，此时环绕着他、并在一定程度上消释着他的壮志未酬之感的是优裕的物质生活和旖旎的都市风光。尽管仍不时有人对他进行中伤，却没有给他带来任何不测之祸。大和二年（828），由于宰相裴度等人的荐拔，刘禹锡由东都洛阳调回朝廷任主客郎中，旋又改官礼部郎中，兼集贤殿学士。两年后，裴度被李宗闵排挤出京，禹锡虽也出为苏州刺史，但苏州为江南富庶之地，境况与当年远贬遐荒不可同日而语。这由他离京时“轩车送别九衢空”的饯饮场面也可以窥得一斑。其后，他所移刺的汝州、同州，不仅地近京畿，而且同样是物产丰饶、士民殷富的“上州”，为京官外放的理想处所。出牧同州仅一年，刘禹锡即因足疾发作向朝廷上表辞官。获准后于开成元年（836）返回洛阳，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从此，诗人正式“退居二线”，与老友白居易一同悠闲自在地安度晚年，而“诗酒唱和”则是他晚年的主要生活内容。要言之，诗人生活与创作的后期，既无大悲，也无大喜，像一条相对平静、舒缓的溪流，不见了前期的惊涛骇浪与急风骤雨，同时也就不见了前期的奋力抗争与呼号。

与诗人自身的境遇相异，唐王朝的政治、经济及军事危机却日益加深，整个国事变得更加不可收拾。说得具体些，在诗人生活与创作的后期，不仅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的现象较前更为严重，而且以“牛李党争”为代表的朋党倾轧也愈演愈烈。大和年间，诗人后期所倚以立身的宰相裴度曾致力于抑制李宗闵的结党营私，而李宗闵则联合牛僧孺等人，以日益膨胀的宦官势力为后台，对裴度及拥护裴度的朝官加以排斥。大和三年（829），裴度说服文宗，诏令浙西观察使李德裕回朝，拟委以重任，与李宗闵、牛僧孺集团相抗衡。但李德裕返朝仅一月，李宗闵即假手于宦官，将他贬逐出京。裴度自忖势孤力单，难以剪除牛、李党羽，只好上表请求“让官”，以避其锋芒。而“让官”的表文都由刘禹锡代笔。因此，诗人对党争的内幕以及它给正直朝官带来的痛苦是深有所感的。大和四年（830），裴度终于被排挤出朝，充山南东道节度使。这样，不仅裴度本人待机摧抑宦官、整顿纲纪的理想归于破灭，刘禹锡也彻底失去了在裴度汲引下东山再起、成为朝廷股肱之臣的机会，而绵延数十年的“牛李党争”此时才刚刚拉开序幕。在这种情势下，刘禹锡离京出刺苏、汝、同等地，得以远离党争的漩涡，虽是无可奈何的选择，却也遂其所愿。就在他出牧三州期间，朝廷内部又发生了“甘露之变”：大和九年（835），宰相李训与凤翔节度使郑注等，密谋内外协势，铲除宦官集团。他们诈称左金吾卫石榴上降有甘露，诱使宦官仇士良等往视，欲加诛杀。因所伏甲兵暴露，功败垂成。仇士良率兵捕杀李训、舒元亶等，郑注也被监军宦官所杀，株连者千余人。宰相王涯等未预其谋，亦遭屠戮。幸免于其祸的朝臣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人人自危。这就是昭著于唐史的“甘露之变”。事变后，文宗完全被宦官所挟持，朝政益加昏暗，满朝文武但求自保，无力亦无心谋划“中兴”大计。而这一外部环境，正是促使诗人创作转向的客观原因。

二、创作转向的主要表现：静观时变与超然局外

诚然，诗人在三任上州刺史及晚居洛阳期间，也写出了不少骨力豪劲的诗篇，并一再为自己及革新集团的其他成员辨诬，直至临终前他还不甘寂然以没地申述说：“天与所长，不使施兮；人或加讪，心无疵兮。”这是不容忽视的。但我们更应看到，这一时期，由于诗人享有优厚的物质生活待遇，晚年又闲居洛阳，无所事事，那文酒之会的狭小圈子便对他越来越具有吸引力，终于使他沉溺其中。同时，险象丛生的国家局势和机弩四伏的朝廷政治，又使得许多直言敢谏之士噤若寒蝉，他如不稍缄其口，必然遭遇不测之祸。在这两方面的因素的交相作用下，诗人的战斗意志渐渐销蚀，转而萌生出明哲保身的思想苗头，藏掖起早年的犀利锋芒。他以阅尽沧桑的目光，对朝廷中白云苍狗的变化冷眼旁观。因而，他这一时期的诗作较多表现出的是一个深谙世故者的阅历与识见，其意义在于能如明镜般地反映那个黑暗时代的侧影，而不再像前期作品那样富于战斗性。如：

晓连星影出，晚带日光悬。

本因遗采掇，翻自保天年。

——《咏红柿子》

……

处身于木雁，任世变桑田。

吏隐情兼遂，儒玄道两全。

——《酬乐天醉后狂吟十韵》

前诗托物见意，庆幸自己因不得显位而没有被卷入朝廷内部的激烈党争，避免了新的厄运，在“新朋凋落尽”的情况下，独能从顺天命，安度晚年。后诗则更明白地坦露了诗人决心静观时变、超然局外的处世态度。而这正是其创作转向的主要表现。从这一类作品中，我们自然也能感受到那一时代的政治气候的严酷，品味出诗人对险恶世道和不堪收拾的国事的深深失望，但诗人在这里表现出的过分的冷静与沉着，却不能不让我们感到陌生。较之早年那些“直面惨淡的人生”的作品，那些“刺世疾邪”、声韵激切的作品，其思想价值相去不啻霄壤。

不妨再从诗人对“甘露之变”的反映来考察他后期的创作倾向。这一震惊朝野的恶性事件，在许多诗人的作品中留下了或清晰或晦暗的投影，如杜牧的《昔事文皇帝三十二韵》、《李甘诗》，李商隐的《有感》、《重有感》，白居易《咏史》、《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等等。刘禹锡自也不可能在作品中完全回避这一事件。一般认为，他的《有感》一诗即是为悼念“甘露之变”中遇难的朝官王涯、贾等人而作，但诗句之隐晦、措语之轻淡，却不类其惯常作派：

死且不自觉，其余安可论？

昨宵凤池客，今日雀罗门。

骑吏尘未息，铭旌风已翻。

平生红粉爱，唯解哭黄昏。

王、贾都是因“城门失火”而被殃及的“池鱼”。起句“死且不自觉”，意谓王、贾等人对杀身之祸毫无预感，依稀有惜其无辜之意，却不敢为其鸣冤叫屈。“骑吏”二句写宦官统帅的禁军在京城中纵横隳突，以致出殡的灵幡随处可见。这似乎是谴责，但若非深究细察，其意难明。“平生”二句写王、贾宠妾泣于黄昏时分，若含怜悯，但如果想到他在讽刺武元衡之死的《代靖安佳人怨二首》其一中有“适来行哭里门外，昨夜华堂歌舞人”的类似描写，其感情指向若何，亦难辨别。诗人对“甘露之变”的态度本来是并不暖昧的，但形之于诗，却变得暖昧莫明。应当说，这正是诗人“任世变桑田”的超然态度使然，尽管他并没有也不可能真正做到超然局外。相形之下，时年二十四岁的李商隐的同题之作，倒是显得旗帜鲜明：

丹陛犹敷奏，彤庭欻战争。

临危对卢植，始悔用庞萌。

御仗收前殿，兵徒剧背城。

苍黄五色棒，掩遏一阳生。

古有清君侧，今非乏老成。

素心虽未易，此举太无名。

谁暝衔冤目，宁吞欲绝声。

近闻开寿宴，不废用咸英。

——《有感二首》其二

不仅将诛杀无辜的宦官指斥为“凶徒”，而且在余波未平之际重提“清君侧”这一令人闻声色变的话题，显示出初生牛犊的虎虎生气。何焯《义门读书记》认为：“唐人论甘露事，当以此诗为最，笔力亦全。”确实如此。而李商隐的奋不顾身、仗义直言，恰好衬出刘禹锡的暖昧其词、明哲保身。

这种超然局外、静观时变，以全身远祸的处世态度，在诗人后期的诗歌创作中屡有流露，足以表明它不是一时的戏谑、调侃之词，而是诗人以一个世事洞明者的深刻眼光审时度势后做出的“明智”选择。且看其例：

经事还谙事，阅人如阅川。

——《酬乐天咏老见示》

酌我莫忧狂，老来无逸气。

——《冬夜宴河中李相公堂命筝歌送酒》

人情便所遇，音韵岂殊常。

——《酬乐天闻新蝉见赠》

寄谢殷勤九天侣，枪榆水击各逍遥。

——《洛中初冬拜表怀上京故人》

三足鼎中知味久，百寻竿上掷身难。

——《酬思黯见示小饮四韵》

朱门乍入应迷路，玉树容栖莫拣枝。

——《和乐天送鹤上裴相公别鹤之作》

从君勇断功名后，世路荣枯见几回。

——《酬乐天偶题酒瓮见寄》

一政政官轧轧，一年年老骎骎。

身外名何足算，别来诗且同吟。

——《再赠乐天》

久别凡经几多事，何由说得平生意。

千思万虑尽如空，一笑一言真可贵。

世间何事最殷勤？白头将相逢故人。

——《将赴汝州途出浚下留辞李相公》

这些诗句从不同侧面坦露了诗人当时的心声。“经事”一联自道经事之久、阅人之多、识世之深，其意无非是暗示步入老境后已无心与人与世相抗争。“酌我”一联可与其互为补充：所谓“老来无逸气”，正是说自己年事既高，干预、讥评时政的豪逸之气几乎已消蚀殆尽。“人情”一联借蝉咏情，表示自己愿意顺随“人情”，不作“殊常”的惊世骇俗之鸣。“寄谢”一联寄语友人应激流勇退。“枪榆水击”，典出《庄子·逍遥游》，指“枪榆枋”的莺鸠和“水击三千里”的大鹏。诗人以之指代无为而自得其乐与有为而高寒难耐这两种不同的人生境况，认为前者亦足“逍遥”。这也昭示了诗人希望遁迹世外、独善其身的生活态度。“朱门”一联奉劝白鹤“玉树容栖莫拣枝”，实际上是自我告诫：莫嫌官位不显、权势不重，应当随遇而安，悠然忘机。转而奉行如此这般的生活哲学，他在创作中表现出超然局外、静观时变的倾向也就不足为怪了。

值得玩味的还有诗人奉和牛僧孺的一些作品。牛僧孺乃牛党魁首，曾不遗余力地排斥异己。据范摅《云溪友议》、李颀《古今诗话》、胡震亨《唐音癸签》等载，当年，“牛僧孺将赴举时，投贽于刘梦得。梦得对客展读，飞笔涂窜其文”，“牛唯唯占谢，而心实衔之，至作相后才吐”。他给刘禹锡的赠诗中有“莫嫌恃酒轻言语，曾把文章谒后尘”等语，一看即知是发泄心头之积忿。论“年资”，禹锡为“前辈”；论“官位”，禹锡则为“后尘”。牛诗直称其“后尘”，倨傲之态若见。倘依诗人早年的性情，当不屑与其过从。而今，性情既已大变，也就不惜忍辱含羞，时相酬唱了。纵观此类酬唱之作，似乎只有《和牛相公雨后寓怀见示》一诗中的“树上早蝉才发响，庭中百草已无光”云云是隐喻牛僧孺拜相伊始，即压制群僚，含有讥讽之意，其他各篇除了违心地称许对方外，便是表白自己心如止水、与世无争的生活态度。如：

心如止水鉴常明，见尽人间万物情。

鹗腾空犹逞俊，骅骝啮足自无惊。

时来未觉权为祟，贵了方知退是荣。

只恐重重世缘在，事须三度副苍生。

——《和仆射牛相公寓言二首》其二

静得天和兴自浓，不缘宦达灵性慵。

大鹏六月有闲意，仙鹤千年无躁容。

流辈近来多叹息，官班高后少过从。

唯应加筑露台上，賸见终南云外峰。

——《和仆射牛相公见示长句》

不难看出，前诗的中心词是“权为祟”、“退是荣”，后诗的中心词则是“有闲意”、“无躁容”。如果说前者是诗人从数十年的风雨人生中感悟出的经验之谈的话，那么，后者则是诗人对自己时下的心态的一种带有规范与企求意味的写照。对比诗人当年虽处逆境而犹不屈气节、霜刃凛凛的情形，我们不能不感到某种婉惜——诗人写于贬居朗州期间的《聚蚊谣》、《百舌吟》等愤怒指斥政敌的作品，读来是何等的痛快淋漓啊！

当然，如果把问题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进行纵横两方面的考察，我们便会注意到，当时，生活与创作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发生转变的，不只是后期的刘禹锡。晚年同居洛阳的白居易、裴度等人也曾经历了类似的转变：白居易早年“陈力以出”，用“直而径”、“浅而切”的诗歌语言，大胆地揭露时弊、披陈民瘼，以致使得“执政柄者扼腕”，“握军要者切齿”，“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那样富于斗争精神！但晚年以闲官高位退居洛阳后，便“栖心释梵，浪迹老庄”，对世事采取不闻不问、消极避让的态度，甚至在诗中要求自己“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表现得比刘禹锡更加“现实”。这样，他后期也就不可能结撰出早年那种思想激烈、言辞锐利的作品。至于裴度，本是一个很有作为的政治家，在平藩战争中做出过重大贡献。然而他在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中几经倾轧之后，也开始回避现实，与刘禹锡、白居易“酣宴终日，高歌放言，以诗酒琴书自乐”。他们三人如此同道同归，当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有着深刻的阶级根源与时代背景。相比较而言，还是刘禹锡转变的幅度最小，因为他在要求自己超然局外、静观时变的同时，毕竟还多次撩起面纱，让读者看到自己不甘老暮的另一侧面。

三、创作转向后的矛盾心曲：欢快其外与悲苦其内

如前所述，随着主客观环境的逆向变化，刘禹锡后期的创作态度与创作倾向也发生了较大的转变。从本质上说，这种转变是一种有意识的调整，一种受制于生存环境的迫不得已的抉择。既然如此，尽管这种转变看起来十分自然，却不能不给诗人带来屈己从时的痛苦。换言之，诗人只是从理智上意识到必须这样做，而并非心甘情愿地这样做。唯其如此，诗人后期的创作心态必然是相当复杂和极为矛盾的。诚然，诗人这一时期的生活中没有出现过大的波折，相对来说显得较为平静、舒缓，但“脱离谪籍”后的最初的喜悦过去之后，诗人却不得不重新抚摸内心的伤痕，将思绪拉回既往的苦难岁月，此即所谓“痛定思痛”。这种回忆是很难使诗人感到快乐的，而此时使诗人不快的又绝不仅仅是回忆。对于一直渴望用世的诗人来说，为求自保而被迫选择超然局外、静观时变的处世态度，无论如何也不会是快乐的事情。这样，在既有的理想受挫、壮志成空、年华虚掷的悲伤失意中，又该糅合着人格分裂、精神异化的无奈与感怆。因此，可以说诗人这一时期的生活与创作心态是欢快其外，而悲苦其内——这也是一种二律背反。试看《罢郡归洛阳寄友人》一诗：

远谪年犹少，初归鬓已衰。

门闲故吏去，室静老僧期。

不见蜘蛛集，频为偻句欺。

颖微囊未出，寒甚谷难吹。

濩落唯心在，平生有己知。

商歌夜深后，听者竟为谁？

“颖微囊未出”一句乃反语写愤，有多少曲折？良时难逢，壮心徒在，诗人感到一种不为时用亦不为时知的深深的寂寞。较之“翛然自有处，摇落不伤怀”一类的故作矜持的吟咏，这似乎要显得更为真实。由“濩落唯心在”及“商歌夜深后”等句，可以看出诗人这一时期是不甘老暮、力图振作的。然而，社会环境与时代氛围却使他非但不可能老有所为，相反如不随俗俯仰，便将自蹈祸殃。于是，他只好借吟咏风情、寄意诗酒来排遣痛苦。这就构成了其思想上及创作上的不可解脱的矛盾。

1．不甘老暮，力图振作

翻检《刘宾客集》，我们可以发现诗人这一时期虽然竭力要求自己超脱于纷纭复杂的世事之外，却仍然写有不少“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式的作品。尤其是入朝任集贤殿学士和礼部郎中期间，因裴度主持政务，诗人一度曾振作精神，希望能有所建树。《题集贤阁》一诗云：

凤池西畔图书府，玉树玲珑景气闲。

长听余风送天乐，时登高阁望人寰。

青山云绕栏干外，紫殿香来步武间。

曾是先贤翔集地，每看壁记一惭颜。

“天乐”，当指宫廷中演奏的音乐。“天乐”得以“长听”，分明是暗示天子成日醉心于轻歌曼舞。诗人欲加规讽，又颇存顾忌，只得“时登高阁”，默然无语而又悄焉含情地眺望茫茫人寰。结尾两句自惭不能像先贤那样犯颜直谏，是发自内心的愧疚语，其中未必没有自我激励之意在。把玩此诗，正可以触摸到无法用世与希望用世之矛盾，感受到诗人试图振作之努力。当裴度因不堪政敌排挤，而有意退位中隐时，不甘老暮的诗人甚至不避众议，挺身而出，对其进行勖勉与激励：

势轧枝偏根已危，高情一见与扶持。

忽从憔悴有生意，却为离披无俗姿。

影入岩廓行乐处，韵含天籁宿斋时。

谢公莫道东山去，待取阴成满凤池。

——《庙庭偃松诗》

诗中以“谢公”借指裴度，希望他以社稷苍生为念，不要归隐东山。而“偃松”，则是他自己的象征。诗人采用托物寄意的手法，写出了自己原先处境的孤危以及裴度对自己的扶持——如今，他一改憔悴之态，“有生意”而“无俗姿”，正是裴度扶持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裴度欲抽身而去，诗人怎能不加以谏阻？“待取阴成满凤池”，意思是说自己倘得裴度继续扶持，当可长成枝繁叶茂、绿荫如盖的参天之材，为朝廷（“凤池”）遮蔽风雨。这既是期勉裴度，也是自誓不负扶持之功、荐拔之恩。即便在裴度退居洛阳以后，刘禹锡仍不忘劝其出山：

一东一西别，别何如？

终期大冶再熔炼，愿托扶摇翔碧虚。

——《两如何诗谢裴令公赠别二首》其二

当时，诗人由汝州移守同州，而裴度在洛阳加中书令衔。这使诗人心底又掠过一线希望。“终期”、“愿托”云云，乃是表示愿为裴度羽翼，一同腾飞，实现凌云之志。这也足以见出诗人是如何不甘老暮、期有作为。正因为诗人在精神上如此信赖甚至依赖裴度，可以认为，裴度彻底告别政治舞台并毫无复出迹象之后，诗人才在更大程度上转变了创作态度和创作倾向。如果想一想诗人“任世变桑田”之类的遁世之作大多写于他晚居洛阳时，而不是在此之前的重返朝廷及三任上州刺史期间，就可以明白这一点。

诗人不甘老暮、力图振作的心态，在与白居易、裴度的唱和之作中也时有坦露，从而表现出白、裴所不及的执著精神。如《醉答乐天》：

洛城洛城何日归，故人故人今转稀。

莫嗟雪里暂时别，终拟云间相逐飞。

此诗写于大和五年（831）十月诗人出任苏州刺史时。尽管国事的日趋“式微”和故人的日渐“凋落”，使诗人不胜感慨，但临别之际，他却不言离愁别恨，而期望与对方比翼齐飞于云间。这种精神上的振奋，是当时的白居易所望尘莫及的。又如《和裴相公寄白侍郎求双鹤》：

皎皎华亭鹤，来随太守船。

青云意长在，沧海别经年。

留滞清洛苑，裴回明月天。

何如凤池上，双舞入祥烟。

诗人笔下的双鹤显然是比托裴度与自己。“青云意长在”，表明诗人此时虽敛翅偃处，腾飞青云之念却从未舍弃。“何如凤池上，双舞入祥烟”，则又是对裴度的劝勉之辞：与其闲居洛阳、徘徊月下，莫若重返朝廷，再显身手。曰“双舞”，既为切合题意，也是表示自己有心追随裴度，成就功业。诗人另有《鹤叹二首》，乃奉赠白居易之作。其二云：

寂寞一双鹤，主人在西京。

故巢吴苑树，深院洛阳城。

徐引竹间步，远含云外情。

谁怜好风月，邻舍夜吹笙。

“徐引”一联，见出诗人不甘闲居。与曹操的名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相比，外表的豪雄之气或有所不及，寓意却毫无二致。

2．征管逐弦，诗酒风流

无可否认，后期的刘禹锡一方面不时流露出不甘老暮、力图振作的意念，一方面又热衷于征管逐弦，陶醉于诗酒风流。这种现象看似矛盾，实则统一于诗人的封建士大夫世界观，统一于诗人所奉行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生活信条。诚然，诗人将征管逐弦、吟咏风情当作后期生活的主要内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甘老暮，却又只能闲居度日，若不纵情诗酒，则无以解忧。但从另一角度看，也未尝不可以认为，传统文人的“名士风流”思想同样是他乐此不疲的精神动力。

在刚刚结束巴山楚水间的流放生涯，回到洛阳赋闲待诏时，诗人脑海中便已浮现出倚红偎翠的风流旖旎景象：

溪中士女出笆篱，溪上鸳鸯避画旗。

何处人间似仙境，春山携妓采茶时。

——《洛中逢韩七中丞之吴兴口号五首》其五

其后，在出刺苏州期间，他也不时让“绮念”闪现于诗中、“艳情”寄寓于篇内：

报白君，别来已度江南春。

江南春色何处好，燕子双飞故官道。

春城三百七十桥，夹岸朱楼隔柳条。

丫头小儿荡画桨，长袂女郎簪翠翘。

郡斋北轩卷罗幕，碧池逶迤绕画阁。

池边绿竹桃李花，花下舞筵铺彩霞。

吴娃足情言语黠，越客有酒巾冠斜。

坐中皆言白太守，不负风光向杯酒。

酒酣襞笺飞逸韵，至今传在人人口。

报白君，相思空望嵩丘云。

其奈钱塘苏小小，忆君泪点石榴裙。

——《乐天寄忆旧游因作报白君以答》

“苏州太守例能诗。”刘禹锡和他的前任韦应物、白居易均为多情而又重色的风流诗客。在这首寄赠白居易的作品中，诗人津津乐道的是软语温存、秀色可餐的“吴娃”，其目的或许是为了勾起白居易对昔日的章台之游的温馨回忆。待得二人晚年同居洛阳后，携妓载酒出游便成为其生活舞台上不断推出的场景，并十分自然地转化成其作品中的“绮靡之音”（参见本书第六章第四节“绮靡之音”）。

应当说，晚年同居洛阳的刘、白是颇具“狂”名的。白居易的《赠梦得》一诗记录并传达了当时弥漫于洛城的舆论：

年颜老少与君同，眼未全昏耳未聋。

放醉卧为春日伴，趁欢行入少年丛。

寻花借马烦川守，弄水偷船恼令公。

闻道洛城人尽怪，呼为刘白二狂翁。

不难看出，两位诗人在联袂出游时表现出与其年龄不相称的浪漫情态，颇有“老夫聊发少年狂”之概。而且，他们的风流狂放，已经使整个洛阳的舆论为之哗然。尽管如此，两位诗人却只有自得之意，略无自沮之色。在这一点上，他们倒都是不畏俗讥的。类似的消息也可以在刘禹锡诗中觅得，“衔杯本自多狂态”，“醺然耳热后，暂似少年时”等诗句是其显证。

毫无疑问，刘、白的“狂态”与“逸兴”是酒力激发出来的。刘禹锡《酬乐天请裴令公开春加宴》一诗有句：“弦管常调客常满，但逢花处即开樽。”这正是对他们的酣饮生活的写照。但更令刘禹锡沉迷的还是酒后的文场诗会，是文场诗会上的酬唱之乐。有诗为证：

更接东山文酒会，始知江左未风流。

——《自左冯归洛下酬乐天兼呈裴令公》

酒力半酣愁已散，文锋未钝老犹争。

——《酬乐天斋满日裴令公置宴席上戏赠》

诗人负王佐之才，却只能与友人争锋于诗会文场，这其中的酸涩固然是难与人言、唯有己知的，但诗会文场上的出色表现，却为诗人赢得了更大的诗名，所谓“四海齐名白与刘”也。而这又进一步激发起他诗酒唱酬的热情。诗人晚年的唱酬之作，优劣相杂，精粗并存，即：既有脍炙人口的传世名篇，如《酬乐天咏老见示》；也有庸俗无聊的游戏笔墨，如《和乐天诮失婢牓者》：

把镜朝犹在，添香夜不归。

鸳鸯拂瓦去，鹦鹉透笼飞。

不逐张公子，即随刘武威。

新知正相乐，从此脱青衣。

像这样的作品，似乎纯系为消闲游戏而作，我们只能说它所暴露出的是诗人未能免俗的一面，未能完全脱离“低级趣味”的一面。幸好如是的作品在《刘宾客集》中并不多见，至少并没有达到连篇累牍的地步。此外，还应该指出，此时的诗人既然思想上创作上都存在不可解脱的矛盾，那么，诗酒唱和之乐便不可能彻底驱散他心底的阴影，使他乐而忘忧。许多唱酬之作表明，文场诗会上的诗人往往只是欢快其表——一句“尘世欢娱开意少”，便泄露了全部秘密。

3．顾思前事，微言寄慨

闲居洛阳期间的刘禹锡，虽有白居易、裴度等“诗朋酒侣”时相过从、唱酬，却仍不免产生孤独寂寞之感。这种孤独寂寞之感，当然不是他这一时期的作品的主旋律，却不时飘逸在字里行间，昭示着诗人心灵的震颤：

小台堪远望，独上清秋时。

有酒无人劝，看山只自知。

幽禽啭新竹，孤莲落静池。

高门勿遽掩，好客无前期。

——《酬乐天小台晚坐见忆》

弥年不称意，新岁又如何？

念昔同游者，而今有几多？

以闲为自在，将寿补蹉跎。

春色无情故，幽居亦见过。

——《岁夜咏怀》

早忝金马客，晚为商洛翁。

知名四海内，多病一生中。

举世往还尽，何人心事同？

几时登岘首，恃旧揖三公。

——《分司东都蒙襄阳李司徒相公书问因以奉寄》

这三首作品中，第一首所着力抒写的正是诗人的孤独寂寞之感。清秋时节，独上小台，举杯自酌，这本亦不失逍遥，但“有酒无人劝，看山只自知”，却分明是寂寞自伤、惆怅自怜之语。李白《敬亭山》诗有云：“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这里所谓“看山只自知”，恰好浓缩了李诗之意，而措辞较李诗更为婉曲。此外，诗中出现的“幽禽”、“孤莲”等意象也无不烘染出一种寂寥、凄清的氛围。第二、三首则点明其孤独寂寞之感是因同志夭逝、事业无成而生。“念昔同游者，而今有几多。”诗人这里所深切怀念的昔日同游者，显然是指当年一同致力于永贞革新的柳宗元等人。“举世往还尽，何人心事同。”寄寓在其中的无疑是同志已逝、知音难求的怅惘与忧伤。饱经风霜的诗人对现实的认识是清醒的、冷静的；唯其清醒、冷静，才更感到孤独和郁闷，也才更需要寄情诗酒。

确实，诗人这一时期因渐入老境，又闲极无聊，便常常不由自主地回首平生、顾思前事。而一旦打开记忆的闸门，思想的潮水便裹挟着壮志未酬、同道沦丧的憾恨汹涌而出。此时此际，诗人挥洒在作品中的往往是世事沧桑、今昔异貌的深沉感慨：

曾随织女渡天河，记得云间第一歌。

休唱贞元供奉曲，当时朝士已无多。

——《听旧宫中乐人穆氏唱歌》

二十余年别帝京，重闻天乐不胜情。

旧人唯有何戡在，更与殷勤唱渭城。

——《与歌者何戡》

尽管诗人内心情潮激荡，但渲泄在字里行间时，却显得很有节制，因为诗人将它强行纳入了既定的渠道，不让其纵横泛滥。这两首诗便是如此。细予品味，诗中抒发的似乎不仅仅是人生沧桑之感，还有更深层次的东西，只不过严酷的现实环境以及诗人业已嬗变了的美学追求，使他不能也不愿将其揭破。对于读者来说，这倒是拓宽了想象与寻绎的空间。不用说，诗人在这两首诗中都娴熟地运用了“微言暗讽”的技巧。

刘禹锡擅长七言绝句。在他生活与创作的后期，每当顾思前事、不胜感慨时，他总是对七言绝句情有独钟。下面两首情感趋向相同的作品也采用了七言绝句的体式：

二十余年作逐臣，归来还见曲江春。

游人莫笑白头醉，老醉花间有几人？

——《杏园花下酬乐天见赠》

更将何面上春台，百事无成老又催。

唯有落花无俗态，不嫌憔悴满头来。

——《陪崔大尚书及诸阁老宴杏园》

在游春赏花之际，诗人百感交集，怅惘莫名。那曲江一带的烂漫春色，非但没有能使他心旷神怡，相反，倒引发了他对长达二十余年的放逐经历的凄然回首以及对时下发白齿衰、百事无成的暮年生活的怆然凝眸。“唯有落花无俗态，不嫌憔悴满头来”云云，讽世与寄慨之意，冥于句中而明于言外。凡此，都充分说明诗人这一时期的生活与创作心态是欢快其外、悲苦其内的。

四、诗风及诗境的嬗变：锋芒敛抑与气象老成

创作态度与创作倾向的转变，必然带来诗风与诗境在一定程度上的嬗变。考察刘禹锡后期的诗歌创作，可以发现其诗风与诗境较前有虽不显著却亦昭晰的差异，那便是有意识地敛抑锋芒，销铄锐气，潜慝英风，追求讽托的幽远和寄兴的深微，努力使作品臻于气象老成的艺术境界，而不再像前期那样尽情发泄，咄咄逼人。这尤其体现在反映现实或抒发对现实的感愤的作品中——这一部分作品不仅很少单刀直入地指斥时弊、抨击执政，给人锋利洒脱之感，而且在冷眼旁观现实时，连自己对现实中的风风雨雨、是是非非的真实看法也从不直接吐露，而往往含蓄其词、曲折其意。《四库全书总目》评刘禹锡诗曰：“含蓄不足，而精锐有余。”其实，这即便不失为中的之辞，也仅仅切合于刘禹锡前期的诗作，后期的作品则恰恰与此相反。

谨以《视刀环歌》为例略加说明：

常恨言语浅，不如人意深。

今朝两相视，脉脉万重心。

高适《入昌松东界山行》诗有句：“王程应未尽，且莫顾刀环”。这里，诗人不赋刀而赋刀环，是有其深意的。清人徐增在《而庵说唐诗》一书中解析云：“‘今朝两相视’，‘两’指刀与环而言。‘相视’非梦得视刀环、刀环亦视梦得之谓，是梦得视刀复视环、视环复视刀也；梦得有极不平事在心，尽用得刀着，然其无柄，见此环念头又顿消歇下去，故不赋刀而赋刀环也。”这是很有见地的。的确，诗人这一时期既然“心如止水鉴常明”，必然对朝廷中宦官专权、朋党倾轧等种种弊端洞若观火。他多想将满腔梗概不平之气一吐为快！然而，劫后余生的诗人又深知祸从口出，“世间喜开口者多为不开口者所害”，故箝舌锁喉，欲说还休。所谓“常恨言语浅，不如人意深”，是说内心之深意多与时相忤，大逆不道，因而能形于言语者甚寡，这就不免使人常以言语之浅薄难副人意之深厚为恨了。“今朝两相视，脉脉万重心”，见出诗人此时思绪浑灏、心事浩茫，其对现实的种种感愤、悲慨，尽在不言之中。全诗钻之益厚，按之弥深，颇具锋芒敛抑的老成气象。

“锋芒敛抑”，在刘禹锡后期诗歌创作中的另一表现是摧刚为柔，以柔制刚。如《与歌者米嘉荣》：

唱得凉州意外声，旧人唯数米嘉荣。

近来时世轻先辈，好染髭须事后生。

这是一首深具政治寓意的作品。诗人借反讽轻视“先辈”的“后生”及纵容后生的“时世”，寄寓了对牛僧孺、李宗闵集团排挤裴度及自己等资深朝臣的卑劣行径的不满。“米嘉荣”，为贞元、元和年间的歌坛翘楚。《太平广记》引《卢氏杂说》称：“歌曲之妙，其来久矣。元和中，国乐有米嘉荣。”诗人当年曾多次聆其美妙歌声。时隔二十余年，在历尽坎坷后，重得于京城赏其歌喉，感受自然迥异于当年。诗中称米嘉荣为“旧人”，既是为了兴发怀旧之情，也是暗讽牛、李一无念旧之意。诗中说只有米嘉荣唱得凉州旧曲，则是借以反衬牛、李的淡忘“旧事”、不恤“前情”——据《旧唐书·李德裕传》，“裴度于宗闵有恩。度征淮西时，请宗闵为彰义观察判官。自后名位日进”。而牛僧孺在贞元二十年（804）曾以诗文投谒刘禹锡。然而，一旦得志青云，大权在握，他们便恩将仇报，把裴、刘视为其结党营私的障碍，必欲去之而后快。无情背义，莫此为甚。“近来时世轻先辈”一句，诗人的愤慨之意由隐趋显，似欲刀刃相向；但续以“好染髭须事后生”，却又化刚为柔，将几欲喷薄而出的“怒骂”转化作自我解嘲式的“嬉笑”。统观全诗，柔中有刚，而又不夺其柔，既见出诗人的不平，更见出诗人的无奈。其命意与措辞，都是极为老到的。此诗一题《米嘉荣》，文字稍异：“一别嘉荣三十载，忽闻旧曲尚依然。如今世俗轻前辈，好染髭须事少年。”两相比较，同样寄意深微，而题为《与歌者米嘉荣》者更见气象老成。

较能体现刘禹锡后期诗作锋芒敛抑、气象老成的特点的，还有《微之镇武昌，中路见寄蓝桥怀旧之作，凄然继和，兼寄安平》一诗：

今日油幢引，他年黄纸追。

同为三楚客，独有九霄期。

宿草恨长在，伤禽飞尚迟。

武昌应已到，新柳映红旗。

元稹早年正道直行，不阿权贵，任左拾遗和监察御史期间，屡屡上疏论政，弹劾权幸，虽遭贬黜，亦不屈其道。其《望云骓马歌》有句：“擘肘回头项难转，人人共恶难回跋”。既是咏马，也是自咏。刘禹锡也曾在《酬元九侍御赠壁州鞭长句》中对其刚正品格倍加赞许：“多节本怀端直性，露青犹有岁寒心。”但后来他却依附宦官，以求闻达，终得入相出将，位极人臣。白居易《河南元公墓志铭》谓其“始以直躬律人，勤而行之，则坎而不偶”；“次以权道济世，变而通之，又龃龉而不安”。虽有意为其开脱，终无法掩饰其变节之瑕。大和四年（830），元稹出为武昌军节度使，威镇一方。途中，他以怀旧篇什寄赠禹锡，禹锡遂赋此诗酬答。此时的诗人实已与元稹分道扬镳，因为元稹的变节行为是“初心”未改的诗人所不齿的。不过，他既然决意改变以往的“锋锐”作风，诗中也就略无鄙薄其为人的“直词粗气”和“峻言厉色”，有的只是精气内敛、机锋深藏的微言婉讽，所谓“同为三楚客，独有九霄期”是也。“同为”与“独有”、“三楚客”与“九霄期”，分别构成横向与纵向的比照。诗人正是通过这种不动声色的比照，诱导读者思考在众多的“三楚”逐臣中，元稹独能飞黄腾达的原因。而“宿草”一联也未尝没有托物寄兴，揭示自己与元稹在情志及宦途等方面的反差之意。“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刘琨的这两句诗或可借以形容刘禹锡此诗的风格特征。如果元稹良知尚存，读此诗后也许会为之汗颜。

我们还可以通过比较刘禹锡这一时期创作的咏物寓言诗与前期同类作品的差异，来进一步观照其诗风与诗境的嬗变。同作于大和四年的《吐绶鸟词》云：

越山有鸟翔寥廓，嗉中天绶光若若。

越人偶见而奇之，因名吐绶江南知。

四明天姥神仙地，朱鸟星精钟异气。

赤玉雕成彪炳毛，红绡剪出玲珑翅。

湖烟始开山日高，迎风吐绶盘花绦。

临波似染琅琊草，映叶疑开阿母桃。

花红草绿人间事，未若灵禽自然贵。

鹤吐明珠暂报恩，鹊衔金印空为瑞。

春和秋霁野花开，玩景寻芳处处来。

翠幕雕笼非所慕，珠丸柘弹莫相猜。

栖月啼烟凌缥缈，高林先见金霞晓。

三山仙路寄遥情，刷羽扬翘欲上征。

不学碧鸡依井络，愿随青鸟向层城。

太液池中有黄鹄，怜君长向高枝宿。

如何一借羊角风，来听箫韶九成曲。

“吐绶鸟”，又名珍珠鸡，产于巴峡及闽、广山中。《太平御览》引《荆州记》云：“鱼复县有鸟，时吐物长数寸，丹朱彪炳，颜色类绶，因名吐绶鸟。”如果将此诗与刘禹锡前期创作的《聚蚊谣》、《百舌吟》、《飞鸢操》、《有獭吟》、《昏镜词》、《养鸷词》等咏物寓言诗相比，那就可以看出其差异在于：诗人并没有按照以往的惯常做法，将吐绶鸟作为某种丑类或丑恶现象的象征，赋予它深刻而又辛辣的讽刺意义，因而在作品中看不到与现实的激烈冲突，看不到威慑群小、寒光森然的锋芒，看到的只是若隐若现地叠印在吐绶鸟这一罕见有人涉笔的形象中的诗人自己的身影。“翠幕雕笼非所慕，珠丸柘弹莫相猜。”取意略同于张九龄《海燕》诗中的“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似乎是表白自己早已淡薄功名富贵，寄言朝中群小莫加猜忌与陷害。这就意味着诗人写作此诗不是为了讽世干时，而是为了遁世避时。这与他后期的基本创作倾向恰好是一致的。其诗风及诗境，老成则老成矣，却多少有些“雌化”了。当然，由篇末的“如何一借羊角风”两句看，诗人内心的希望之火并没有彻底熄灭，遁世避时乃迫不得已而然。同时，诗人后期的作品亦有风格迥异于此诗者。但即便这仅仅是个别、孤立的艺术现象，不也足以说明诗人这一时期的创作倾向及其诗风诗境已经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嬗变吗？

1. 白居易《刘白唱和集解》称刘禹锡为“诗豪”，《醉赠刘二十八使君》复称刘禹锡为“国手”。
2. 有关这次政治革新运动的情形，详见本书第六章第二节。
3. 《酬朗州崔员外与任十四兄侍御同过鄙人旧居见怀之什，时守吴郡》。
4. 《上杜司徒书》。
5. 董侹《修阳山庙碑》。
6. 《元日感怀》。
7. 《唐才子传》。
8. 《涉江》。
9. 《答杨八敬之绝句》。
10. 《和武中丞秋日寄怀简诸寮故》。
11. 《资治通鉴》卷二十四引韩愈语。
12. 柳宗元《捕蛇者说》。
13. 《上杜司徒书》。
14. 《上杜司徒书》。
15. 《武陵书怀五十韵并引》。
16. 《朗州窦员外见示与澧州元郎中郡斋赠答长句二篇，因以继和》。
17. 《送慧则法师归上都因呈广宣上人》。
18. 《旧唐书·宪宗纪》下。
19. 《上杜司徒启》。
20. 《送湘阳熊判官孺登府罢归钟陵因寄呈江西裴中丞二十三兄》。
21. 《谪九年赋》。
22. 《彭阳唱和集引》。
23. 《和董庶中古散调词赠尹果毅》。
24. 《天论》。
25. 王维《叹白发》。
26. 《学阮公体三首》。
27. 《酬元九侍御赠壁州鞭长句》。
28. 《学阮公体三首》。
29. 《苕溪渔隐丛话》引《隐居诗话》。
30. 《石洲诗话》。
31. 《唐故尚书主客员外郎卢公集纪》。
32. 吴乔《围炉诗话》引贺黄裳语。
33. 白居易《哭刘梦得尚书二首》其一。
34. 《和仆射牛相公寓言二首》其二。
35. 《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36. 姚合《送刘禹锡郎中赴苏州》。
37. 《子刘子自传》。
38. 白居易《与元九书》。
39. 《旧唐书·白居易传》。
40. 《旧唐书·裴度传》。
41. 参见本书第二章第一节中有关其“暮歌”的论析。
42. 《步出夏门行·龟虽寿》。
43. 《酬乐天斋满日裴令公置宴席上戏赠》。
44. 《和乐天烧药不成命酒独醉》。
45. 《吴方之见示独酌小醉首篇乐天续有酬答皆含戏谑极至风流两篇之中并蒙见属辄呈滥吹益美来章》。
46. 徐增《而庵说唐诗》卷八。
47. 刘琨《重赠卢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