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将军的一生

张宣武

御香——玉祥

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冯玉祥先生12岁。那时候，他的父亲在李鸿章的淮军里当连长，驻防保定，月薪纹银30两，五口之家，本来是可以得到温饱的，但他父亲有鸦片烟瘾，因而家庭生活相当困难。当时营中军官多把子弟补入军籍，以便多拿一份军饷，作为家庭生活补助。一天，营中出一兵缺，掌管军籍的营部书记长向营长（那时叫作管带）请示由何人填补，营长张某正在烟榻上吞云吐雾，吸完一口烟之后说：“冯老爷（指冯玉祥的父亲——那时军中营级以上军官称‘大人’，连级以下军官称‘老爷’）对我说过多次了，这次别人都不能补，就补冯老爷的孩子吧。”那位书记长问，冯连长的儿子叫什么名字？张营长命书记长去问冯连长，冯连长回寓所了，不在营内，而那位书记长又急着向上呈报公文，张营长说，随便给他起个名字好了。于是，张营长面对烟灯思索了一阵然后说，就叫个冯御香吧。含义是在朝廷御前能吃香的、喝辣的。其实，冯玉祥先生本名基善（他的哥哥名基道），但军籍册子已经上报，不能更改，只好将错就错地沿用下去。追至辛亥革命，民国改元，始取御香的同音字而改名玉祥。

“官迷”

冯玉祥虽在1893年名列淮军军籍，但因年龄太小，并未入伍服役，只是每月点名关饷时，到连队应点而已。由于冯体质强健，发育较早，到了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14岁时，身材高大，已和成年人一样，于是他正式下连服役了。他一下连，每天早晨跑到操场里，练习喊操。由于他的嗓门高，声音洪亮，他常充当营长、团长的“叫班”，即代替营长、团长喊操的喊操员。除练喊操以外，他一有空就练瞄准，先是两手举枪，后用单手举枪，最后枪上还要挂上一支枪，正因如此苦练，他的射击技术达到百发百中，有神枪手之称。冯在入伍前，只念过一年零三个月的书。入伍后，他急于学文化，恰好他的同班（那时叫作棚）弟兄尤鹤亭（河北保定人）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爱看《三国演义》《列国志》《聊斋志异》之类的小说。每天操课之暇，冯就请尤鹤亭教他读书认字。尤鹤亭亦很乐意，对冯帮助不小。由于冯的勤学苦练，别人就讽刺他，说他是“官迷”。特别是他们的班长（那时叫作正目，俗称棚头或老总）邢得胜，以蔑视的眼光对冯讥笑说：“我当了八年的老总，还没当上官，像你这样肉头肉脑，你要当上了官，我就下外国去。”冯当兵时，憨厚老实，不多说话，逆来顺受，不与人争，因此，同班弟兄多以为他可欺。例如吃面条的时候，别人抢先把稠的捞完，等到冯去捞时，光剩稀汤了。但是，冯在同班里有三个把兄弟：一个就是尤鹤亭；一个是谷良友，山东巨野人；另一个忘其名，会打拳。这三个人都是爱打抱不平的人，遇有谁来欺负冯，他们就会拔刀相助，尤其是谷良友，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别人都不敢惹他，因而也就不敢再惹冯了。谷良友处处维护冯，照顾冯，例如以后凡是吃面条的时候，他总是抢先给冯捞一碗稠的，然后才能轮到别人捞。

刻苦自学

19世纪90年代的淮军，已经非常腐朽，装备十分落后，武器还是刀矛弓箭，薪饷微薄，军纪松弛。而当时袁世凯练出的新建陆军，则是洋枪洋炮，德式装配，薪饷高出淮军一倍，营规森严，朝气蓬勃，人强马壮，焕然一新。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冯玉祥脱离淮军，改投驻北京南苑的新建陆军北洋第六镇，从此他精神振奋，更加积极地学操法，练武艺，异常努力地刻苦自学，尤其是醉心于学习文化。

那时候营门口有一个摆纸烟摊的，名叫邓长耀，字鉴三，冯打听出他是一个落魄的秀才，于是就请他每天在三操两讲堂的业余时间授课两小时，冯于每月六两银子的饷款中拿出二两来，给邓光耀作为束脩。“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冯每天晚上就寝前，在兵舍里复习当天邓先生授给他的课程。

同班弟兄中有一个名叫李建堂的，为人调皮捣蛋，专门与冯为难作对。冯在高声朗诵时，李建堂就在他的身旁弹三弦、哼曲子；冯念书念不下去了，就趴在桌子上习字，而李建堂这时就趴在冯的对面摇晃桌子。冯实在忍不住了，就质问李建堂：“我念书，你弹唱词曲；我写字，你摇晃桌子，这是何苦呢？”李建堂强词夺理地说：“你念你的书，我弹唱我的词曲，这是各人的自由；桌子是公家的，许你写字，就不许我晃荡？”冯见他不可理喻，只好在吹罢熄灯号、大家就寝之后，自己再点起灯来默默复习。可是，这时候李建堂又说话了，说什么灯和油是大家伙食中开支的，不是你冯某的私产，你不能单独动用啊！冯无词以对，只好熄灯就寝。翌日，冯自己出钱买了洋灯洋油，等到晚上大家就寝后，他就点起灯来复习功课。此时李建堂又开腔了，他说：“班长，明天我要请病假，因为有灯亮睡不着觉，下操、上讲堂的时候没精神、打磕睡，我就要挨揍啦。”他说得头头是道，班长没有理由驳斥，只得命冯熄灯睡觉。由于冯的身材高大，站队总是站排头，他的铺位紧靠墙壁，第三天，冯在墙壁上挖了一个刚刚放下一盏煤油灯的壁龛，等到晚上大家就寝后，点起那盏小灯，他把脸面紧贴着壁龛，同时用书写本堵着灯光不向外射，默默地复习功课。这和匡衡的凿壁偷光，足可相仿。

就是这样，他每天白昼受课两小时，夜间复习两小时，不到两年时间，他读完了一部《纲鉴易知录》。这样，连《三国演义》《列国演义》《水浒传》《精忠传》和一些军事书籍，他都能看得懂了。尽管李建堂这样的人对他百般刁难、干扰、阻挠，但冯终于克服了种种困难，实现了刻苦自学的愿望。

老实人

冯玉祥当兵的时候，是一个出了名的老实人。但是，老实人有时候也会做出不老实的事情。有一天，队伍打野外收操回营，路过营市街的时候，街旁有一个倚门卖笑的女人，冯用左手向那女人指了一下。与冯同列的有四个人，都没看清指了那个女人的究竟是谁。回到营内，连长命令与冯同列的四个人一齐出列，问是谁指了那个女人？冯立即供认不讳，连长认为冯是个老实人，不信是他所为，反而严讯与冯同列的那三个人，当然那三个人都不会承认。于是，连长喝令那三个人跪下，冯马上也陪着跪了下去。事后冯向那三个同列的人再三陪不是，道歉了事。

挑“小队子”

袁世凯的卫队，叫作“小队子”。袁世凯喜欢身材魁梧的大个子，他的卫士身高差不多都在一米八以上。这些大个子都是从各部队里挑选出来的。冯玉祥身高约一米九，是有入选资格的，但也只能站到第三排，还站不到头两排。一天，袁世凯亲自到第六镇挑选“小队子”，冯本应去应选的，只因他为人老实可靠，勤奋好学，能吃苦耐劳，在他所在的那个连队里，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兵，连、排长都想把他留在本连当头目，而不愿让他被挑走。因此，在袁世凯挑选的时候，连、排长们把冯藏了起来，不让他去应选。当时冯还为此事大哭一场，因为他认为能跟袁世凯当卫士，是一条攀龙附凤、飞黄腾达的终南捷径啊。

关于袁世凯的“小队子”，我没见过，但在1924年和1930年，先后在北京三贝子花园（现为北京动物园），见到在园门口收门票的两个大个子，身高都在二米三左右。我的身高是一米七二，我的头只能达到他们的腋下，我得仰着脸看他们。据说，他俩的教师是当年袁世凯的卫士；袁世凯每当接见外宾时，总是要有这样的四个大个子手执武器，侍立两厢。

气死留学生

冯玉祥以行伍出身，由兵卒而班长，由班长而排长（那时叫作哨长），当时第六镇统制（即师长）段祺瑞，在北洋军阀中是比较开明一点的。镇内出了一个连长缺，段祺瑞就命全镇的排长举行考试，择优提升，结果，冯名列前茅，升任了连长。以后，镇内又出了一个营附（即副营长，那时叫作帮带）缺，段祺瑞又命全镇连长举行考试，结果，又是冯名列第一。当时第六镇的军官，行伍出身者占少数，大部分是军官学校毕业和留德、留日的军官学生。考试课目，无非是典、范、令和初级战术，那些军官学生出身的人，大都是些纨绔子弟，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他们不会下功夫准备考试。而冯则本着“人一能之己十之”的精神，努力不懈地学习，且在实践运用上有着丰富的经验，那些军官学生是无法考在他前头的。因此，当时第六镇流传着“冯玉祥气死留学生”的说法。

发誓自办陆大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我国开办最高军事教育机关——陆军大学校，报考条件是：第一，年龄在30岁以内；第二，曾在国内外军官学校毕业一年半以上、现任军官者；第三，或曾服军役二年以上、少校以下、中尉以上之军官，确有现职底缺者、均得报考为学员，修业期限为三年。冯玉祥虽是行伍出身，却完全合乎报考条件的第一、三两项，而且确有把握能考得上。但在报名时，那些国内外军官学校毕业生出身的人们，忌妒心切，说冯不合报考条件的第二项，坚决不让冯参加考试。其实，报考条件明确规定，除第一项以外，合乎第二、三两项之一者均得报考，那些军官学生只是无理取闹而已。而冯由于势孤力单，终于未能参加考试，未能进入最高军事学府深造，引为憾事。

冯是一个有气魄的人，当时他曾对着那班军官学生发誓说：“今天你们不让我上陆大，将来老子自己要办个陆大！”1923至1925年，冯任陆军检阅使在北京南苑练兵期间，虽未另办陆大，却办了一个性质和内容基本上和陆大相似的“高级军官教导团”，以陆大的老前辈段祺澍为团长，以陆大毕业的刘骥、熊斌、王乃模、崔正春、高震龙等为教官；学员则是选拔出来的优秀的团、营、连、排长。1928年，陆军大学校根据冯先生的提议，除原有的正规班之外，开始添设“特别班”，专招收中将以下、中校以上而未上过陆大的现职军官，加以补习，学习期间也是三年，不论出身是行伍还是国内外军官学生，均可报考。后来，冯同他的西北军旧部高级将领鹿钟麟、石敬亭、张维玺、孙良诚等，进入陆大特别班第三期学习，冯成了正式的陆军大学学员了。冯自己虽然没有办成另一所陆军大学，但他昔日自己要办陆军大学的誓愿，基本上也算实现了。

以德报德

冯在淮军当兵时，同班弟兄尤鹤亭是一个小知识分子，对冯的识字念书颇有帮助，但他不是一个大有作为的人，后来没有当上军官就回家为民了。冯却恩不忘报，当他做到陆军检阅使在南苑练兵的时候，就把尤鹤亭从家里请到军营中，待为上宾，并用其所长，使他轮流到各团、营对官兵讲《聊斋志异》《三国演义》《列国志》《水浒传》《西游记》等各种有趣的故事，他讲得活灵活现，非常生动，很受官兵的欢迎，官兵们把他叫作“瞎话篓子”。冯的另一个同班弟兄谷良友，由于他曾打抱不平地护卫过冯，因此，冯对他非常感激。谷良友倒是始终跟冯在一起，在冯任北洋陆军第十六混成旅旅长时，曾把他由排、连长提拔到营长。但此人性情乖张，桀骜不驯，天不怕、地不怕，当排长时不听连长那一套，当连长时不买营长的账，作战时虽很勇敢，却常常不听命令，不受约束，擅自行动，因而没人驾驭得了他，后来只当过游击队大队长和高级副官，没有升到高级带兵官的地位。谷良友的胞弟谷良民为人忠诚老实，才能也不错，在冯任西北军总司令的时候，为了酬报谷良友的情谊，曾把谷良民提拔为师长。

冯在新建陆军当兵时，营门口那位摆纸烟摊的邓长耀在为冯的学识奠定基础上，是有不小的贡献的。因此，在冯飞黄腾达时，邓长耀也就跟着冯当过县长、道尹和厅长等高级文官职务。冯在新建陆军当兵时，他的班长齐大麻子，由于对冯同情支持过，冯对他十分敬重。冯任陆军检阅使时，曾派专人到他家里，为他置了两顷地，盖了一院房子。

以德报怨

冯玉祥在淮军当兵时的那个班长邢得胜，为人不正派，对冯不公道，才能也不怎么样，当过班长之后，就回家去了，而家境不好，生活穷困。在冯任陆军检阅使的时候，他曾厚着脸皮去找冯。冯不念旧恶，量材录用他当了马号头，来管理司令部的战马。至于那位处处与冯为难的李建堂，为人吊儿郎当，不务正业，在军队里当然混不好，老早就回家去了。冯当了陆军检阅使，李建堂不敢去找他，冯却派人把他请到南苑，同吃同住，亲如骨肉，待了两三个月，送给几百块钱，把他打发回家。冯常常对部下们说：“我之所以能有一点文化水平，多亏当年李建堂对我的逼迫，否则，我不会那样地用心学习。环境条件越是不利，越容易使人追求进步，所以我应当感谢李建堂。”

基督将军

1913年，冯任团长驻防北京时，患了打背疮，经他的一位朋友刘宽（北京人，基督教友）介绍，一位美国教会医院医师为其治疗。那位美国医师在手术前和手术后，总是“阿门、阿门”地祷告一番。打背疮很快地痊愈了。冯非常感激那位美国医师和刘宽，美国医师和刘宽乘机敦劝冯入教。此时冯对基督颇有好感，认为他之所以很快痊愈，也许是出自上帝之所赐。于是，冯遂即领洗入教，加入美以美会。后来，人们把冯称为“基督将军”，就是肇端于此。

与陆建章的关系

陆建章，字朗斋，安徽蒙城人。初在淮军中充伙夫（炊事员），嗣在北洋武备学堂学习时，被袁世凯调到新建陆军充任初级军官。由于他精明强干，深得袁世凯的赏识和信任，因之一帆风顺，扶摇直上，升迁非常之快，1914年至1918年，位至北洋陆军第七师师长和陕西督军之职。陆建章在第六镇（师）任协统（旅长）时，冯在他的部下由士兵而历任排长、连长、副营长和营长。由于冯为人老成持重，实干苦干，品学兼优，才能出众，故深得陆建章的青睐、器重。陆建章的夫人，系沧州刘氏，刘夫人的娘家侄女刘德贞女士，年方及笄，陆建章亲为冯介绍与之成亲。至此，陆之与冯，不仅是上下级的关系，并且成为了姻娅关系。沧州刘家有四个姑娘嫁给军界要人，世称沧州刘氏四夫人，显赫一时，为时人所称羡。一个嫁给陆建章，一个嫁给冯玉祥，一个嫁给北洋陆军第二十师师长、陕西督军阎相文，最后一个嫁给历任冯的参谋长、西北军第六方面军总指挥、陕西省政府主席石敬亭。说来凑巧，沧州刘家的四个女婿，三个督军、一个省主席，都是开府于陕西。

1912年1月，冯和王金铭、施从云同在北洋陆军第二十镇当营长时，他们三人联合发动滦州起义，王金铭被推为北方军政府大都督，施从云被推为陆军总司令，冯则被推为总参谋长，准备率队进攻北京。但所谋未遂，王、施二人被通（州）永（永平州）镇守使王怀庆诱捕，解至北京杀害。当时袁世凯出任内阁总理大臣，陆建章任北京执法营务处处长（军法执行总监）。冯被捕后解至北京，陆建章竭力为之营救，他对袁世凯说：“冯玉祥这小子是个愚蠢人，他不会造反，而是受了王金铭、施从云的愚弄，上了他们的当，饶他一死吧。”袁世凯说：“从相貌上看，我看冯玉祥这小子将来闹乱子是会有他一份的，不如早点把他杀了。”陆建章说：“把他交给我好了，我保证他不会出乱子。”于是，冯得以不死，受了一种“递解回籍，著地方政府严加管束”的处分。冯回到保定家中，因陆建章有函给地方政府，嘱其关照优待，故冯行动自由，未受约束。两个月后，即任保定巡防营长。民国元年（1912年），曹锟的第三镇在北京搞兵变，炮击总统府，袁世凯认为他早年训练出来的北洋老六镇已经不可靠了，乃令陆建章和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负责编练五路（相当于师）新军，冯于是被调为左路第一团二营营长，半年后升任团长。陆建章于1914年任第七师师长赴陕西就任督军时，冯升任第七师第十四旅旅长，旋又改编为陆军独立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冯的前半生经历，确实得力于陆建章的栽培和提拔，故冯视陆建章为救命恩人。

验内务

北洋第六镇在练兵的时候，每星期日停止操课，整理内务、卫生，擦拭武器弹药，而由各团、营长交替检查，互相观摩，互相促进。一般团长、营长们在检查时，走马观花地看到地面上挺干净，床铺上挺整齐，枪支、刺刀挺明亮，士兵身体卫生从外表上看着也都挺利落，就连声叫好，打个优等分数而去。当时冯玉祥任副营长，他却与众不同，有着另一套检查方法。他一进兵舍，先到门后把答帚拿起一看，一堆花生壳子、纸烟屁股在那里堆着；他把床铺上铺的毯子、席子一掀，脏手巾、臭袜子都在那里藏着；他到军械房，拿起枪支，别的地方不看，单看托底板、螺丝钉和枪筒里的来复线，一看，个个托底板和螺丝钉都生了红锈，枪筒里漆黑一团，根本看不见来复线；然后到院里，叫列队的士兵伸出双手，大多数的手指甲没有剪，再看看每一个士兵的耳朵眼，大多数里面都有灰土，多数人的鼻孔内都凝结着垢痂；最后，他命士兵就地坐下，脱去鞋袜，嗨！这一下就更丢丑了，绝大多数人看来好几天没洗脚，好久没有剪过脚趾甲，臭气熏天，令人掩鼻。于是，受检查的连值日官，罚跪的罚跪，挨军棍的挨军棍，人人吓得魂不附体。从此以后，各连队不怕别人验内务，独怕冯来检查。后来，西北军的验内务、查卫生，都是照着冯这一套模式来进行的。

讨伐张勋

1917年春，第十六混成旅驻军廊坊时，冯因反对国务总理、陆军总长段祺瑞的调动命令而被撤职，段祺瑞以其亲信杨桂堂接任旅长。冯临走时，全旅连长以上军官及士兵代表到火车站送行，由于部属们同冯的感情深厚，大家痛哭流涕，依依惜别，遂把冯身上穿的便装马褂撕得一条一条的，每人拿去一条作为纪念。冯避居京西天台山寺院内，韬光养晦，闭门读书，而其旧部营长以上的军官，则轮流前往探望并通报一切消息。是年7月初，张勋率其辫子兵由徐州进京，迎接溥仪复辟。冯闻讯连夜驰赴廊坊，召集旧部，宣布起义，再造共和，部属一致拥护，并将杨桂堂轰走，仍请冯任旅长。于是，冯于7月2日率师进京，首先攻入天坛。在此以前，段祺瑞亦因与大总统黎元洪政见不合而去职，住在天津，当他听到张勋复辟的消息，也即赶赴马厂，动员陆军第八师李长泰部向北京前进，会合冯的第十六混成旅，一举将张勋的辫子兵击溃，张勋逃入荷兰使馆，溥仪亦复退位。冯虽无明令复职，但因再造共和立了大功，段祺瑞无话可说了，只好默认。同样，段祺瑞本人也是以去职的身份自行复职的，两人彼此彼此，谁也不说谁了。世人皆知是段祺瑞再造共和，而其实是冯首先发难，并首立战功者，只是当时段祺瑞的声望大一些，把冯给遮掩住了。

思罗堂——青年会

1919年，第十六混成旅驻防湖南常德时，陆建章的妻侄刘某在冯那里做客，刘某患有精神病，冯请当地教会医院——广德医院美国人罗感恩大夫为其诊治。刘某一看见高鼻子、绿眼睛、黄头发的外国人，好像看见了鬼怪似的，东藏西躲地不让他给看病。当罗感恩大夫第二次又来为他治疗时，他正在室内玩弄勃朗宁小手枪，看见罗大夫，忽然举起勃朗宁，对准罗大夫的胸部开了一枪。当时冯玉祥也在室内，听见枪响，连忙上去抱住刘某的腰，刘某又对着冯打了一枪，冯的手部和肩部受了轻伤，而罗感恩大夫却因伤重而死去。冯除了极为沉痛，隆重地为罗感恩大夫治丧外，并以三千银圆抚恤罗夫人，而罗夫人坚辞不受。冯先生遂将这笔款子汇到美国给罗感恩的儿子，可是，罗的儿子说什么也不要，而把款子原数退回。冯无奈，乃以此款修造了一座镔铁的活动房子，取名“思罗堂”，一方面纪念罗感恩大夫，另一方面作为礼拜的场所。这座思罗堂，由于是一座可以拆卸、折叠的活动房屋，所以在冯的部队移防时，总是随军迁走。1922年至1925年，冯军驻北京南苑时，这座纪念堂坐落在陆军检阅使署大门外的广场上。不过，这座纪念堂此时改名为“青年会”了。笔者在南苑亲自见过这座青年会，它是一种礼堂的形式，可以容纳五六百人。

全军信教

冯玉祥自从美国教会医院为他治愈打背疮和罗感恩大夫治病救人、牺牲自己性命而其家属不受抚恤后，他认为基督精神是很能感化人教育人的，除他自己入教信仰耶稣基督外，还倡导他所属部队的全体官兵一律加入基督教。笔者就是于1923年在北京南苑集体领洗的，当时的牧师是余心清、浦化人两位先生。在冯所属的西北军中，信仰耶稣基督信得最笃实的，要算是冯手下的首席大将张之江，他信基督达到了迷信的程度，每天不仅在起床后、就寝前要祈祷，而且在每饭前亦必祷告，并且要跪下祷告，往往饭菜凉了，他还在闭着眼睛、口内念念有词地祷告着。有时他正在坐着办公，忽然心血来潮，也会发疯似地跪到地上祷告起来。1926年，冯从苏联回来，初步接触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到基督教在中国，是帝国主义者作为文化侵略的一种手段，所以他在五原誓师、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的时候，曾发通电说，他本人和他所属的全体官兵，一律退出基督教。可是，张之江却极力反对，他本人坚决不退出，终其一生一直是一个忠实的基督徒。

西北军的信教活动，通常以连为单位，每日在就寝前，由值日官领头祷告，全连官兵俯首静默，至值日官把祷告词念完，说一声“阿门”时，大家一齐跟着喊一声“阿门”，就算完事。每星期日，以营为单位进行“查经”，所谓查经，是由营长或值日连长领导选读圣经（《新约全书》）中的某一章节，并由牧师对官兵加以讲解，然后再唱一两首《颂主圣诗》，时间约需一至两小时。各营都组织有20人左右的“唱诗班”，他们是从营中挑选有文化的优秀士兵组成的，由一位长于音乐歌唱的排长或班长领导，而由牧师负责训练。每团设有一个身着便衣的专职随军牧师。遇着大操大典，冯集合部队讲话之前，也要先作一番祷告，由总值日官领念祷告词。

“坠马摔伤”

皖系陕西军阀陈树藩，久已觊觎陕西督军的宝座，陕西督军陆建章要求停战言和，经双方协议：陈树藩将陆建章的儿子放回，陆建章将督军的位子让给陈树藩。就这样，陆建章的陕西督军垮了台。陆建章离陕后住在天津租界，既不甘心于失败，又愤恨皖系之谋己，于是就策动他的两个旧部下：九江镇守使吴金彪（外号吴小辫）和驻在武穴的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冯玉祥，合力夺取皖系老巢的安徽地盘，欲得手后，陆建章取代倪嗣冲而任安徽督军。陆建章是冯的救命恩人，又是姻亲，冯不能不出兵，但进至中途，得知吴金彪部并未出动，冯鉴于势孤力单，难以取胜，但又不便无故折回，于是冯在行军途中玩了一个坠马的把戏，说是摔伤了腿，不能行走，无法行军和指挥作战，遂即回师武穴。陆建章阴谋夺取皖督的迷梦虽未实现，却已招致皖系首领的忌恨，不久，陆建章在天津就被徐树铮枪杀了。

截粮 截款 截枪

1920年，冯所部第十六混成旅驻防湖北谌家矶，北京政府不给发粮饷，湖北督军王占元又不能通融资助，且一再下令逐客，要求冯部离开湖北境。经直鲁豫巡阅使曹锟、吴佩孚的调停，冯部移驻河南信阳。河南督军兼省长赵倜，也不愿卧榻之旁让他人酣睡，对于冯部也不接济一点粮饷。当时北京政府积欠冯部饷款达半年以上，部队困顿至极，官兵六月炎天还在穿着棉衣，天天以盐水下饭，有时竟至断炊。一天，北京政府从长沙购买一列火车的大米，路经信阳，被冯部截下留用。又一天，武汉铁路局向北京政府解送铁路税款20万元，路过信阳，又被冯部截留。冯致电北京政府，请以此粮此款补发积欠粮饷，北京政府没有理由勒令交还；几经交涉，才将截留之款交还半数。但是，杯水难救车薪之火，过了一段时间，冯部仍是无法维持生活，冯决计进占驻马店就食，因为驻马店是河南省的一个粮食集散地。适巧河南督军赵倜在汉阳兵工厂新购七九步枪1500支，运往开封，路经信阳，被冯部截留。赵倜闻讯大怒，勒令冯部交还，否则即以武力解决。冯知道这不是能和平解决的，不如来个先发制人。于是即派张维玺团以野外演习为名，向驻马店前进。驻防驻马店的赵倜所部李鹏举团侦知冯部来意不善，坚不相让，遂起冲突。打了半天，李团终于战败投降，冯部又缴获了一千多支崭新的汉阳造步枪。赵惆据报，十分气恼，决定以武力解决，其部下老毅军师长、归德镇守使宝德全，自告奋勇打前敌，军旗上写着“包打冯玉祥”的口号，由开封经郑州向驻马店攻击前进。在洛阳的直鲁豫巡阅副使吴佩孚闻讯后，急令双方停止敌对行动，并令冯部把截留和缴获的枪支原数退还。胳膊扭不过大腿，冯只得遵命办理，但却以旧有破烂枪支顶替新枪交还，赵倜不受，坚持要新枪。吴佩孚遂又严令冯亲赴开封，面见赵倜，表示歉意，以求和解。冯在吴佩孚的压力下，不得不低头屈从。没隔好久，曹锟、吴佩孚即命冯部由信阳开往陕西。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冯赴开封就任河南督军时，一下火车，就把前来车站迎接冯的那位毅军师长宝德全枪毙了。赵倜早已跑往上海去了。1922年在北京南苑，有一次笔者听到冯在讲话时说：“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从前我当旅长时，去见河南督军赵倜，我向他行了三个鞠躬礼，他连看都不看我一眼；现在我当了陆军检阅使，去见大总统黎元洪，也要行三个鞠躬礼，可是，一鞠躬还没完，黎元洪可就拉住让我坐下了。”

练官

1920年，第十六混成旅驻防信阳时，名义上是一个旅，实际上它比一个师的人枪还要多。它有三个步兵团，一个炮兵团，一个骑兵营，一个工兵营，一个辎重营，一个学兵大队（两个连），一个炸弹连和一个手枪队，共一万多人。但它对外只说是几千人——9999人。冯玉祥在练兵时，十分注意让士兵牢记其各级直属长官姓名，他每到连队视察或点名放饷时，必问士兵：旅长叫什么名字，团长叫什么名字，营、连、排长叫出什么名字，等等。而冯本人，则对全旅官佐士兵一万多人，一个个都认识，大多都能叫什么名字。有一天，冯集合全旅部队讲话，他向全体官兵问道：“你们说，我们在这里是练什么的？”大家齐声答：“是练兵的！”冯笑着说：“不对！我们在这里不是练兵，而是练官的。”的确是这样，后来西北军发展到几十万人的时候，当年第十六混成旅的士兵差不多全都变成了军官，他们成为西北军的骨干。

车轮点名和讲话

冯在南苑练兵时，每月一日点名放饷，冯本人和各旅、团长任点官，分别到各旅、团去点名，但本旅、团的旅、团长，不点本旅、团的名，而是轮流到别的旅、团点名，以便互相考察，互相监督是否有吃缺空和截旷的。此外，每逢星期天，各旅、团、营长分别轮流到各旅、团、营去讲话，促使全军官兵对全军营长以上军官都有所了解认识，而便于在战时好配合作战。他们在讲话之前，先查验武器、内务和卫生。然后集合队伍进行查经——作礼拜，选读《新约全书》的某一章节。最后才是讲话，讲话的题目和内容，由讲话人自定，有的还把讲稿加以印发。

理发

西北军，上自冯玉祥，下至每一个官佐士兵，一律不准蓄留头发，一律剪光或剃光。理发的时间，以连为单位，要理一齐理，不许出前或落后，一般三个星期理一次。理发时，无论官长或士兵，都不许到外边理发店，每个班都有一套理发工具——推子和剃刀。冯曾经下令，要官给兵理，兵给官理，官给官理，兵给兵理。

军人必读

冯自当旅长起，就组织他的幕僚们编写了许许多多军人必读的通俗读物，如《六百字课》《精神书讲义》《军人宝鉴》《军人读本》《实战见闻录》《合范》《战阵一补》《军人新教育》《义勇小史》《军士勤务书》《带兵规则》《简明军律》《用间篇》《八、九两年纪实》《历史小故事》等。

军歌

冯是一个行伍出身的军人，由士兵到西北军总司令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在军中生活达五十多年。由于他久历戎行，无论是带兵、练兵和用兵，都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和亲身阅历，他根据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亲自编写许多种类的军歌。例如部队在作战时，士兵不知节省弹药，无的放矢地乱放一通，及至危急的时候没有弹药了，以致吃了很大的亏，于是他就编写了一首《节省子弹歌》。其他一些军歌，也都是有所本而写的。那些军歌，采用《颂主圣诗》的曲谱，令官兵常常挂在嘴上，记在心中。军歌很多，兹简举如下几个：《早起歌》《戒晏起歌》《吃饭歌》《卫兵歌》《射击军纪歌》《利用地物歌》《战斗动作歌》《枪口不准堵东西歌》《爱民歌》《国耻歌》《爱惜光阴歌》《模范军人歌》《行军歌》《火车行军歌》《水上行军歌》《忠烈歌》……每早起床后，以连为单位，必唱国歌。至于军歌的内容，由于过繁，这里不可能一一列出，兹将《爱民歌》全文录下，以概其余：“有民尔后有国，养兵所以保民，兵民原属一体，理宜相爱相亲。秋毫无犯，贤哉岳军。切戒滋扰，仗势凌人！切戒滋扰，仗势凌人！”

饭前认字

冯在任第十六混成旅旅长时，专为没有上过学、念过书的文盲士兵，编了一个识字课本，叫作《六百字课》。各个连队在开饭前十分钟，把全连士兵集合起来，由连值日官教认一个生字，这个生字写在一块黑板上，让士兵比葫芦画瓢地用竹棍在地上学写。这样，一天认两个字（西北军每天两顿饭），一年就可把600字认完。认完这600字，就可以阅读简单的书报、写简单的书信了。这种饭前认字的办法，一直到西北军全盛时期还在施行。

肖像

冯从任第十六混成旅旅长时起，就把他的肖像制成一个好似现在的工作证那样的小本本，布面烫金，印有“冯玉祥肖像”五个字。本内左页，在白色道林纸上印着冯身穿陆军将级大礼服、免冠半身坐像的照片。本内右页，白色道林纸印着几行字：圣经警句：“凡得着生命者必丧失生命，凡丧失生命者必得着生命。”这种肖像本本，发给全体官兵人手一册，无论平时战时，都要带在军服上装右边口袋内。肖像本的布面，按步骑炮工辎五种兵科，分制成红、黄、蓝、白、黑五种不同的颜色。此种章法，冯在南苑练兵时，一个师（十一师）三个混成旅（第七、第八、第二十五）共五万多人，还在继续着，但到冯从苏联回国后，就停止了。

新决心

冯从当十六混成旅旅长起，直到当陆军检阅使，在练兵期间，他所属的部队全体官兵，每人床头墙上悬着一个长约十公分、高约七公分，叫作“决心牌”的白色硬纸牌，牌的上端横写“某某人新决心”，下面竖写几条新的一年内要求达到的目标，例如某士兵是这样写：“一、为国祈祷；二、崇尚节俭；三、爱惜光阴；四、《精神书》读本；五、认完《六百字课》；六、体操练好三大件（屈伸上、摇动转回、倒立下）。”这种决心牌，每年元旦更新一次，决心的内容，除头三条不变外，其他几条则随着要求的进度而变换。

学画

1922年，冯任河南督军时，曾把他自己的作息时间表发到部队传阅，其中除办公、会客、练兵、视察之外，还有几项学习课目，如读书、习字、学英文、学画画等。一天，有一位政界官员去见他，看见冯的书桌上放着一张墨迹未干的楷书大字，那位官员立即把手中拿的一把白纸折扇递上，请冯给他题几个字。冯并未推辞，就给他写上一首略加改动的《水浒传》上的诗：“六月炎天似火烧，地里庄稼半枯焦；农民心中如汤煮，大人先生把扇摇。”那位官员接过之后，面红耳赤，啼笑皆非。另一天，有一位政界官员，坐着黄包车去冯处，看见冯正在学画画，画的是一把小茶壶。于是那位官员拍马捧场地请求冯先生随便给他画一幅画，以作纪念。冯立即挥毫给他画了一幅讽刺画，画的是一位神气十足的官老爷，鼻孔朝天地坐在黄包车上，一个车夫拉着黄包车，正在弯着腰向前奔跑。冯还在这幅画上题了一首所谓“丘八诗”：“一人坐车一人拉，同是人类有牛马，重层压迫真可叹，惟盼仁者来救他。”那位官员看了之后，尴尬得坐立不安，口里还不得不说“画得好”，连声道谢。

从冯的作息时间表上看，他每天的工作时间安排得异常紧凑，连午休算上，每天睡眠不足五小时。冯的司令部所在的营院内，驻有他的手枪队和学兵团，冯在夜间就寝时，常把床铺搬到手枪队或学兵团的门口，以便队伍早晨起床时把他吵醒，而不至于睡过了头。古今名将，不仅才略异众，而且精力过人，信然。

关心学生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冯玉祥到开封就任河南督军。当时百废待举，百端待理，而不出一个星期，冯就偕同教育厅长李步青和省长张凤台，亲临当时开封的最高学府——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笔者当时正在这个学校的法文科上学），去和全校学生及教职员工见面并讲话。讲话的要旨是，勿忘国耻，发奋图强。到了那年的“双十节”（当时的国庆节），冯在开封南关演武厅举行阅兵典礼，特邀开封各学校学生共五千多人，参观阅兵并参加会餐。会餐是每人一碗豆腐、白菜和两个棒子面窝窝。阅兵、会餐之后，又让学生们参观军营内务。记得那年夏天正热的时候，冯还把学生邀集到马道街一家叫作“丰乐园”的戏院里，请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先生给学生们讲话。张伯苓的那次讲话，多数已经记不得了，只记得他曾问学生们，“热心热脑，冷心冷脑，冷心热脑，热心冷脑”，这四句话哪一句是正确的？张伯苓讲罢话，冯也讲了几句，他说：“我是个军人，是个大老粗，不会讲话，你们是有学问的人，听了我的话，可不要笑话。我这个督军，不是做官当老爷的，而是民众的公仆，你们有什么事情要我做，我一定尽力给你们办。”那时正是盛暑，天气很热，冯在讲话时，他的卫士拿着葵扇在他背后给他扇凉，冯立即挥手叫他那个卫士走开。那时，不仅冯个人时常接近学生，他还让他的部将如张之江、鹿钟麟和文官薛笃弼等，时常到各个学校或公共场所为学生们讲演。

君子之交淡如水

1923年，吴佩孚在洛阳大庆五十寿诞，各地大员拍马唯恐不及，贺礼生怕太薄。湖北督军肖耀南送去的是用黄金制成的一座金村；河南督军张福来，送的是用白银制成的一座银城；其他有送金佛爷、金寿星的，有送珠、宝、字、画古董的，奇珍异宝，不可胜数。唯独冯玉祥别开生面，他派专人给吴佩孚送去了一坛清水，并亲笔在坛子上写了“君子之交淡淡如水”八个大字。吴佩孚一见“大喜”，说：“知我者焕章也！”并且当着众贺客说：“这次所有礼物，以此为最上品，其余不足道也。”其实，吴佩孚是最恨冯的，恨冯不买他的账。

手枪队和学兵连

冯的手枪队，是从全军部队中身材比较魁梧、体格比较强壮、手脚比较敏捷者中选拔出来组成的。它的武器，是以短兵器的手枪为主，每人配备七六二自来得手枪1支、子弹200粒，七九（或六五）骑枪l支、子弹100粒，六五勃朗宁小手枪1柄、子弹50粒和4斤重的大砍刀1把。由于每人身上背着一把大刀，所以社会上又把它叫作“大刀队”。它的性能和任务是，平时作为司令部的警卫部队；战时，冲锋陷阵、夜袭敌营、重点突击，在一般部队不能取胜的时候，就把手枪队当作王牌使用上去。因此，它的训练也和一般部队不同，训练要求特别严格，尤其对体力锻炼、劈刺技术和夜间战斗等项目，要求更严，因而他们的武艺比一般部队要高超一些。这个手枪队，随着西北军发展壮大，由连队扩充为营，由营扩充为团，最大的编制为手枪旅。西北军，不独冯的司令部才有手枪队，凡是旅以上的各级司令部，都有手枪队的设置。到后来，不独手枪队才有大刀，凡是西北军的部队也都有了大刀。1933年长城抗战时，宋哲元所部二十九军的赵登禹步兵旅，在喜峰口附近，绕道迂回，夜袭敌人后方部队，就是不放枪而专用大刀砍，杀死砍伤日军服部旅团六七百人，吓得日军连忙赶制钢质项圈，套在兵的脖子上，以防大刀砍掉脑袋。

冯在当十六混成旅旅长的时候，他所招来的兵丁，农村青年居多，那时候的农村青年，知识分子很少，大多数都是文盲，所以军中的知识青年是很宝贵的。因此，冯就把那些知识青年集中起来，编成学兵连（又叫作模范连），加以特别训练。其目的是为培养一般连队中的军士（即正副班长），它和各团营所办“特别兵”讲堂的性质差不多。不过“特别兵”是为了培养各自团营军士的需要，而学兵连则是为了扩充队伍时需要大量军士而预备的。因此，学兵连的编组，也是随着西北军的发展壮大，知识青年越来越多，逐步由一个连扩大为两个连，由两个连扩大为营，由营扩大为团。到后来，西北军的每一个军，各自都编组有学兵营或学兵团。

金蝉脱壳

冯玉祥就任陕西督军后，由于陕西本来就不富庶，加上陕南道被军阀吴新田割据着，陕北道被军阀井岳秀割据着，只剩下关中道，还被省长刘镇华和大小土著军阀分片霸占，冯手里只掌握了七个县，不要说养活全省许许多多的军队，就连他自己的第十一师的粮饷也难以维持。适值直奉战争即将爆发，冯主动请求辞去陕西督军职，愿赴前线杀敌。直系首领曹锟、吴佩孚允如所请，战后以河南督军位置相酬。河南远比陕西富庶，又无别的军队需求粮饷，于是冯乘机招兵买马，扩充实力。开封兵工厂昼夜加班，赶制武器弹药。除了原有的第十一师外，不到半年时间，就增加了六个新兵团，名义上编为河南地方保安部队。这就犯了吴佩孚的大忌。吴看到冯野心勃勃，其志不小，为免养虎遗患计，就免去了冯的河南督军职，调任一个空头衔陆军检阅使。所遗河南督军缺，由吴佩孚的嫡系亲信第二十四师师长张福来接任，并命令冯只许带走第十一师，而不许带走编为河南地方保安部队的六个新兵团。吴佩孚还密令张福来严阵以待，如果冯要带走六个新兵团，即以武力截留。当时吴佩孚位尊势大，冯只好忍气听命，离豫赴京。但是，关于六个新兵团的去留问题，吴佩孚却被冯玩了一个“金蝉脱壳”的把戏愚弄了。冯令六个新兵团打着第十一师的旗号，由二十一旅旅长李鸣钟率领，先行开拔，由开封经郑州，火车一列接着一列地向北京开去。张福来见是第十一师的部队，当然放行，不能截留，并且还对李鸣钟旅长以礼迎送。六个新兵团过完，真正久经战阵的老兵第十一师，由老将二十二旅旅长张之江率领着开来了。张福来打听清楚之后，始知这是真正的第十一师，才知道先头开过去的是冒充第十一师的六个新兵团。这个真正的第十一师，其战斗力之强，张福来深知不是第二十四师所能解决得了的，所以他没敢动手，只好放行。后来吴佩孚跺着脚把张福来大骂了一通。

吴佩孚把冯部调到京城附近，因没有地盘，当然就没有粮饷来源，以为不要多久，就会使冯部匮乏崩散。可是，冯到了北京之后，却大受当时的大总统黎元洪的欢迎。原来黎元洪手里没有武力，不过是一个有职无权的傀儡大总统，冯带着四五万人马来到他的跟前，他如能抓到手里，就是一笔很大的政治资本。于是，他马上把冯的那六个新兵团，编为正式的中央陆军，给以第七、第八、第二十五等三个混成旅的番号，同冯兼任师长的第十一师，统受陆军检阅使的直接节制指挥，并给以每月可以收入一二十万银圆的北京崇文税关，作为军饷基本来源。就这样，冯得到了一个相当长时期的安定环境，专心致志地把部队整训了三年。这三年，成了冯训练部队的黄金时代，为后来西北军的大事扩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讲堂 教导团

冯在常德、谌家矶、信阳、西安、开封和南苑练兵的时候，除连队设有士兵讲堂、由本连队官长任教外，以营为单位，也设有军士讲堂，由营长、副营长、连长任教员，课程是兵科教程、典、范、令和《军士勤务书》。为培养、储备军士人才，以营为单位还设有“特别兵”讲堂。所谓特别兵，是从各连队挑选的有一定文化水平、体格比较强健和比较聪明伶俐的列兵，加以集中训练。以团为单位，设有初级军官讲堂，由团、营长任教员，课程除典、范、令之外，还有初级战术，《曾胡治兵语录》和《求阙斋日记》等。在冯的司令部里，设有营长以上军官讲堂，由各级幕僚长任教员，冯本人和各旅长们有时也参加讲课和听课，课程除《曾胡治兵语录》《求阙斋日记》外，还有中、高级战术、《戚继光语录》《纪效新书》《练兵实纪》《〈左传〉摘要》《赵注孙子十三篇》等。此外，在冯的司令部里，为培养储备初级军官，还设有“军士教导团”，轮番抽调全军比较优秀的班长，集训半年至一年。为培养储备中级军官，设有军官教导团，轮番抽调比较优秀的连、排长集训半年至一年。为培养将才和高级幕僚，还设有高级教导团，抽调部分比较优秀的排、连、营、团长，学习时间一至二年。

不扰民 真爱民 誓死救国

冯鉴于军阀部队之军纪败坏，扰害百姓，天怒人怨，他在任十六混成旅旅长时，就非常注意军纪，凡违犯军纪者必加严惩、决不宽贷。但他并非不教而诛，而是从教育着手。冯从来不收在其他部队当过兵的老兵油子，他所招的新兵，必须是一头高粱花子的农民。新兵入伍后，首先接受的教育，就是保卫国家爱惜百姓。为此，冯亲自编撰了一首叫作《训兵歌》的军歌，歌词是：“有志新兵尔要谨记，当兵须知守本分。保卫国家，爱惜百姓，兵与人民一体生。食民膏，衣民脂，尔尽知民间困苦。重勤俭，重品行，不可忘保护商民。”还有一首叫作《爱民歌》。到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冯班师回京推翻曹锟、吴佩孚的时候，他又提出这样的口号：“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并把这个口号写在半径约四厘米的圆形白布上，缀到缠在每个官兵左臂的红色袖章上。到1926年，冯从苏联回国后，西北军的部队每天早晨必须举行朝会，冯亲自拟定了在朝会上的问答口号，如问：我们是谁的军队？答：老百姓的军队！问：我们是四万万人口的国家，被人家几千万、几百万人口的国家欺负得连猪狗都不如，这是谁的责任，谁的耻辱？答：是军人的责任、军人的耻辱！问：我们应当怎么办？答：保国卫民，复仇雪恨！打倒帝国主义，铲除卖国军阀！等等。

大家庭

冯在常德、信阳、西安、开封和南苑练兵的时候，历年以来，除举办各种军事教育组织以外，还举办了军官子弟学校——育德中、小学和军眷妇女学校——培德中、小学。此外，各旅长、团长各在驻军附近的市镇上为当地居民举办义务小学。在平时练兵期间，各级官佐准许携带家眷。他们的配偶，一般都是原籍农村妇女，很少在驻军当地“就地取材”的。在军中结婚者，冯送给一台织布机、两袋面粉和50元钱。蜜月过后，新妇就得进培德学校学习。学习课目除学文化外，还须学织布、学缝纫。军官眷属宿舍（包括冯本人）都不在营房之内，而是在附近的营市街上租赁民房。有眷属的军官，不许随意外宿，以营为单位订有轮流回寓时间表，每人每周外宿一次，晚上熄灯号以后离营，早晨起床号以前回营。在南苑时，冯先生和五位旅长，时常轮流到军官子弟学校和军眷妇女学校视察、讲话。有一天，冯先生同他的参谋长刘骥，远远望见几个军眷妇女，穿着短装外出，冯就对刘骥说：“刘参谋长，你去管教管教她们，要她们外出时一定要穿上裙子。”刘骥说：“我当参谋长，只能管军队公务，怎好管眷属家务呢？”冯说：“你这话错了！我们这支军队是一个大家庭，军眷也是这个大家庭的成员，而你我都是这个大家庭的家长，当家长的为什么不能过问家庭成员的事呢？”几句话，说得刘骥口服心服，马上骑着自行车，追踪管教她们去了。

劝忠祠

冯在他历年驻军的地方，如常德、信阳、西安，都曾设置一个占地数十亩的陵园，专为埋葬阵亡将士和病故官兵。陵园围一透花院墙，里面遍植松柏，坟墓横竖成列，每一坟前树立一通小石碑，碑上端镌刻一个十字架，下面刻着死者的姓名、籍贯、年龄和生前所在部队番号及职务。每一死者，有葬埋费15元。陵园正中，修建一座庙宇式的厅房，叫作“劝忠祠”，由冯亲书颜体楷书斗大贴金的匾额，悬挂在祠堂大门的上方（冯晚年改写隶字）。祠堂内陈列着死者的牌位。祠的四壁悬挂着旅、团、营长所献的匾额或楹联，如“浩气常存”“精神不死”“气壮山河”“山高水长”“英风凛然”“虽死犹生”等。祠堂门前树立着一通冯写的“祭文碑”。每届春节和清明节，冯必亲临陵园祭扫、凭吊，各部队官长和士兵代表也纷纷前往致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