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婆刚好半打，儿女不足一班

我记得最清楚的事有两件。一次他的那位使人讨厌的学习小组长，要每个战犯填家庭情况表，他故意说眼睛有毛病，改日再填。那个组长说当天要交，不能拖延，他说那就请你代填一下吧！那个组长先问他的妻子姓名和儿女数目及名字，他却很认真地回答说：“我的老婆么，刚好半打，儿女还不足新编制的一个班。”他的这话刚一出口，弄得全组大笑。那位组长可生气了，便严厉地批评他，这种事也开玩笑。他却一本正经地说：“这是习惯了的，你不填，我自己来填就是了！”究竟他是怎样填的，我就没有再过问了。

还有一次，他伏在桌上写东西。因他写字一向写得很小，写东西比较吃力，他一面闭目养神，一面用手轻轻地揉眼睛。这时，那位使人讨厌的小组长正从外面进来，看到他两眼发红，忙问他有什么心事使他伤感？他一看房内没有别人，便赶忙把抄好的东西覆过来放在桌上，两手扪住头伏在文件上装作痛哭的神情。这位组长吓了一跳，一个劲地盘问他，究竟为什么这么伤心。他头也不抬哽哽咽咽地说：“这样下去，活不成了，所以先把遗嘱写好……”这个组长一听，急忙掉转头就跑到管理员那里去报告，管理员又急忙去向管理所的领导报告。一会儿便有三四个干部急急忙忙跑了过来，只见他还伏在桌上，领导人便和颜悦色地问他，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事，希望他说出来好帮他解决。他故作惊诧地向来的几位干部看了一下，轻松地说了一声：“我眼睛有点发胀，休息一会儿就会好的，没有什么要请领导帮忙的事。”

范汉杰

那位组长一听，马上气呼呼地质问他：“你不是说活不成了要立遗嘱吗？”他还是那样满不在乎地反问：“我好好地立什么遗嘱？”那位组长便抢过去，把他覆在桌上的东西翻过来送给干部们看，弄得几位干部啼笑皆非，原来他抄的正是当天《人民日报》一篇“社论”。由于当时房内没有第三人，他和组长的谈话，没别人听到，所以争也争不清，干部只好要他们不要再吵，认为这不是什么原则问题，并叮嘱不要在小组会上来批评范汉杰，以免纠缠不清而影响学习。这件事是范和我同时特赦了以后在外出参观时，才原原本本告诉我的。

廖耀湘

对政治学习，范汉杰相当认真，特别是他学有专长，除了军事方面外，他在测量方面也是能手。他在满清末年便出国学过测量，平日也爱看数学方面的书籍，除了爱开玩笑外，不发牢骚，所以特赦第一批的名单中便列有他的名字。后来由于原在国民党十九路军中一些高级将领如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的反对，第一批便没有他。这是我和他在第二批特赦后，傅作义告诉我们的。傅说，特赦国民党的高级军政人员，共产党内部有很多人有意见，是毛主席先说服了党内的人之后，才召开扩大的国务会议，征询民主党派人士的意见。基本上得到同意，便由公安部门根据战犯管理所对战犯的考核，凡符合特赦标准的列出名单，再由“人大”和“政协常委会”逐个讨论。在讨论到范汉杰时，十九路军的高级将领们一致指出，范汉杰任十九路军的参谋处处长时，在1933年11月20日，“福建人民政府”成立之前，便和军统特务头子戴笠、郑介民有了勾结，早把十九路军的一切内部情况详细告诉了戴、郑等人。特别使他们痛恨范汉杰的，是中央军对十九路军包围进攻的最紧要时刻，范汉杰把参谋处所有的密电本全部派人送给在鼓浪屿搞秘密活动的戴笠，以致部队联络通信都成了问题。结果，从发动反蒋战争到彻底失败，还不到100天。因此，他们对范汉杰恨到极点。

范对此却大叫冤枉。他说，十九路军在福建成立“人民政府”，他一开始就不赞成。古人说，“凡事应谋定而后动”，而这些人却是“先动而后谋”，哪有不失败之理？再加上十九路军的基本队伍只有六十、六十一、七十八三个师，“一·二八”淞沪停战后扩充了两个师，实力不足五万人。事变发生后，把五个师的番号改成五个军，人数还是一样。他们买来六架飞机，事变发生之前，连飞机上的机关枪都没有装上去，只能当运输机用。中央军和地方团队却有十多万人，几乎多两倍，怎么把打败仗的责任怪到他的头上呢！不过第二批特赦前，再一次把他名字列上时，听说周恩来等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先向几位反对他的人进行了一番说服工作，认为十九路军和“福建人民政府”的失败原因很多，不能过分责怪范。这样，总算在第二次提出他时，勉强通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