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见了自己——《橡皮头》

犹如来自一个遥远行星的不速之客，《橡皮头》在1976年开始了它的缓慢入侵。一时影评家们阵脚大乱，第一批异类的影迷则为其着迷——半夜场还拥挤不堪——这可真是不可多见的一幕。评论家们对这部片子稍显困惑的回应以英国一篇很早的评论为典型，那篇评论一方面承认《橡皮头》不同凡响的原创性，一方面还想努力搞清楚这部电影非同寻常的内部生命的本质。但要总结出一份确切或是含义明确的大纲都很困难。在无奈中放下愚钝的批评武器之后，那篇评论最后总结道：《橡皮头》是一部“只能去体验，而无法解释的影片”。

对林奇来说，这可是个完美的回应，因为它歪打正着，最接近他自己的想法。他拒绝细究影像、声音以及基本观念的做法——即使在实际拍摄过程中也如此——不但成就了它们本身的独创性，而且有时成为根本无法言说与解释的存在。他渴望通过影片本身“直接言说”，仰赖观众自己的眼睛和耳朵，由此创造出奇异的、只能凭心去感觉的影像力量。

对于某些场景显示出的明确的个人意义，林奇似乎是有着自觉的，但即便如此，他也总是以“不知道”或“无可奉告”作为回应。这种态度在对待《橡皮头》时最为明显，这部影片也相应地被认为是他最为个人化和最神秘的影片。林奇不愿意仅仅为了解释或辩护的目的而将明确的言说加诸他影片中的任何影像或镜头之上。他明显认为这在创造性的过程中属于无关痛痒、毫不紧要的部分。或者甚至更近一步，认为只会适得其反。他的朋友跟同事也都接受了他这种态度。托比·凯勒回忆说：“我有次问他：‘《我心狂野》演的到底是什么，大卫？’而他的回答是：‘哦，演的是一小时四十五分钟。’”要么，就像是佩吉·雷维坚信的，“如果他竟然告诉了你他的影片是怎么回事，那就肯定不是那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