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展望（文学）

〔日〕绿川英树 道坂昭广 永田知之 小松谦 平田昌司 撰

江曙 译 石雷 校

绪言

继前集之后，由日本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中国语学中国文学研究室（代表：绿川英树）担当“学界展望（文学）”。本文以2017年1～12月在日本国内出版的有关中国文学的论著为对象，对主要研究成果和研究动向进行介绍。基本上以单行本为例，必要时还涉及期刊论文、日本国外及过去的研究成果等。

想必已是众所周知，从2017年开始，不再进行文献目录的整理制作以及在学会主页上的刊载。虽然站在负责担当的学校的立场来看，能大幅度减轻工作负担确实值得庆幸，但是传统型的目录，能够统览当年出版的单行本和学术论文的全部标题，这不是本学会向社会提供的宝贵的学术资源之一吗？不仅是输入关键词，用最快的速度访问所需信息，而且当你漫无目的地浏览目录时，却遇到意想不到的论著，这不也是种喜悦吗？经过专家的鉴别进行分类、挑选后编纂的目录，在数码时代，或许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但是个人不免感到一丝落寞（实际上，今年也制作了用于“内部参考”的单行本文献目录）。

下面将沿袭去年的分类，对各个时代和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述评。撰写人员中，除了京都大学校内的学者——道坂昭广（人类·环境学研究科）、永田知之（人文科学研究所）、平田昌司（文学研究科）等诸位外，还得到京都府立大学文学部小松谦先生的鼎力帮助。包括本人绿川在内，五人各自承担的部分，均在末尾标注姓名。另外，由于篇幅的原因，不得不割爱“先秦”和“比较文学”部分，敬请谅解。

（绿川英树）

一 总论

在以往的文献目录分类中，横跨两个分类的论著被重复采录，而若涉及更广泛的领域，则列入“总论”之中。涵盖多种多样内容的论文集，或者有综合性、概括性主题的一般书籍大多如此。武田雅哉的《中国飞翔文学志》（人文书院），若非要分类的话，除了放在“总论”之中别无他法，遑论“先秦”“近现代”这些既定的分类，即使是“中国文学”这个框架也难以涵盖，此书天马行空，是跨界的、稀有的存在。

如同长长的副标题《想在天空中飞翔的“绮态”人们的十五个夜话》所表现的那样，从第一夜到第十五夜，宛如月亮渐渐充盈，仙人、降落伞、风筝、飞车、木筏、气球等渐次登场，所谓“绮态”讲述的是中国各种各样关于飞翔的传奇故事。作为古典诗的研究者，笔者尤其被第九夜《天空洞的那边》所吸引。与从前人们将月亮当作天空中圆形洞穴的传统观念相对，17世纪望远镜被引入中国，新的科学知识也随之传入，人们开始创作从月球人的角度眺望地球的诗歌。作者认为，这种旨趣（“眼球的飞翔行动”）以中唐诗人李贺的《梦天》为滥觞，历经清代学者阮元《望远镜中望月歌》、陈澧《拟月中人望地球歌》等作品，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这对于梳理科学知识和想象力的关系，是极富启发性的研究。

武田先生的学术研究可谓独具一格，他博搜古今东西的文献，引用丰富图像，特别是“寻找有趣的东西，‘超认真’地钻研它的趣处”（见《后记》），此种处理研究对象的态度贯穿全书。这样的“好奇”之心正是武田的“世界”具有独特魅力的源泉。另外，其与人合编的《中国文化55个关键词》（Minerva书房，2016）也是能激发人们对深不可测的中国文化产生兴趣的优秀著作，这里索性一并提出。

更正统派的文化史研究，有中国文化事典编辑委员会所编《中国文化事典》（丸善出版）。它共由138人分工撰写，涉及中国文学的主要是：5.文学、6.美术、7.艺能等三个部分。在有限的篇幅中，语言精练，可读性较强，卷末的“参考图书”也很丰富。日本的年轻一代对以汉诗文为首的传统中国文化关注越来越少，对他们来说，这种工具书想必会成为有益的引导。尽管如此，在21世纪即将迎来第20周年的今天，是否会出现囊括中国文学研究的最前沿、以学问与知识的更新为目标的具有挑战性的概论著作呢？我自己虽力不能及，但仍对此心存期待。

论及英语圈，魏朴和（Wiebke Denecke）、李惠仪（Wai-yee Li）和田晓菲（Xiaofei Tian）主编的《牛津中国古典文学手册：公元前1000年—公元900年》（牛津大学出版社），正能满足我的学术期待，也可谓2017年最重要的收获。本书是牛津版手册系列中的一本（作者大部分是北美著名的学者、专家）。从西周到唐末，以约两千年间的中国古典文学为对象，分为“序论”“读写能力的基础”“文学生产”“时间、地点、人物”和“古代、中古中国与世界”等五个部分。从“文学”概念的阐释开始，随后论及手抄本文化等文本传播的情况；文学和书画的关系；由注释、类书和总集形成的知识结构；目录学和文体的区分；围绕日本、朝鲜、越南的东亚汉文学等，主要从社会史、文化史的角度出发，提出了重要的论题。

近十几年来，欧美学界对中国文学史及与之相关的大型工具书的出版呈现出活跃的态势，例如康达维（David R.Knechtges）和张泰平（Taiping Chang）合编的《中国古代及中古文学史料丛考》（荷兰博睿学术出版社，2010～2014），相较于采用词条式百科全书的著作体例，本书的特色在于重新审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思维框架本身。今后是否有宋代及以后的续刊暂不清楚。现代文学方面，有罗鹏（Carlos Rojas）和白安卓（Andrea Bachner）主编的《牛津中国现代文学手册》（牛津大学出版社，2016）已经付梓。

（绿川英树）

二 汉魏晋南北朝

作为这个时代的成果，我介绍以下四本著作。

中岛长文校注、伊藤令子补正《鲁迅〈古小说钩沉〉校本》（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中国语学中国文学研究室），在京都大学学术信息库（KURENAI）上公开。此校注本并未以书本形式公开（只印刷了20份）。该校注的一部分已发表在《神户外大论丛》（1990年代）上。中岛先生在序文中说道，鲁迅编纂《钩沉》的时间或早于1912年2月。自鲁迅编纂以后，历经百余年，终于公开了“尽可能准确的文本”（中岛《序》）（当然，在此期间也曾有人做过同样的工作。如2000年代富永一登先生对《幽明录》进行校解）。今后研究古小说时，《鲁迅〈古小说钩沉〉校本》将成为必参考的校注本。同时，像这样价值较高，但又尚未公开的研究成果，一定很多。我希望以此为契机，这些成果能以各种方式公开。

相较于以准确文本为目的的中岛先生的工作，高桥稔《古代中国的故事和故事集》（东方书店）一书试图探索文本以前的故事的起源。本书第一章《古代中国的三大故事》在散文和韵文作品中考究了故事的韵律、语调的痕迹。在第三章《隋唐时代的故事与小说的关系》中陈述了这种韵律、语调在后世的文体中发挥的作用，这给我们解读文学作品带来了极大的启发。

福井佳夫《六朝文评价研究》（汲古书院）关注了作品的艺术表达。众所周知，六朝的散文，在节奏和技巧上有严格要求。本书以曹丕《典论·论文》、隋朝李谔《上隋高帝革文华书》、日本《古事记序》《怀风藻序》等12篇作品为例，论述其内容和技巧。在《结语：六朝文的评价》中，福井先生阐述自己的评价方法，并对这12篇散文进行排名。关于评价和调查的方法，今后可能会有进一步的改进，但是，关于什么样的文章被称为名文的问题，福井先生提出评分标准并对其排名，是对六朝散文进行研究的独特思路。

另外，门胁广文《洞穴中的田园和两个〈桃花源记〉》（研文出版）注重对作品的解读。各章整体上都贯穿了一种形式，即提出问题、探讨先人的研究和展开讨论，通过这些论题逐步加深对《桃花源记》的理解。

这四本著作是已完成的论述和论证，因此，这些论著也将促进今后文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道坂昭广）

三 隋唐五代

首先，需提及冈村繁先生的《白氏文集》第一卷（明治书院，新释汉文大系）。长期以来公开发行的这份译注本，由于正文出版的结束，只剩下第十三卷的《索引》。第一卷除了白居易年轻时所著的重要作品《白氏文集》卷一至卷四《讽喻》的译注外，还在卷头收录了作者的长篇《〈白氏文集〉解题》。我们期望已故的作者及其弟子辈的研究者们对白居易的所有作品进行日语译注，希望今后能对此领域的研究有所贡献。另外关于白居易，白居易研究会编著的《白居易研究年报》18（勉诚出版）以《特集：饮酒和饮茶》为题，收录多篇论证其文学与酒和茶关系的文章。这些研究聚焦生活文化、白居易的诗文和日本文学的关系，可以说是一个颇有意思的创见。

同样作为译注书，川合康三、绿川英树、好川聪编著的《韩愈诗译注》第二册（研文出版）也已出版发行。此书对永贞元年（805）至元和元年（806）韩愈创作的诗歌进行了译注，共44篇47首。虽然所涉时间较短，但这是韩愈从最初的降职流亡至复归的时间，在这期间，他写作的6首联句诗，也是值得关注的。另外，书末附有斋藤茂先生所作的《韩愈小传》《韩愈年谱》。第一册的年谱以永贞元年为限，第二册的年谱以韩愈的死为限，与小传一起，这些对讨论其生平经历是极为有益的。

此外，还出版了两本专门研究作家的论著。其中，《日本文学志要》97（2018）刊载了和田英信先生对黑田真美子《韦应物诗论——以〈悼亡诗〉为中心》一文的评论，该书评指出，本书是“作为专以韦应物诗为对象的著作，恐怕是中日最早的”。著作利用2007年发现的韦应物及其妻儿墓志等新资料，除序章、终章、附章外，5章均由新近发表的论文构成，正如副标题所示，论证本书的主题是韦应物为亡妻而创作的诗，这些“内心拥抱黑暗”的作品孕育了韦应物的诗歌，并实现诗歌创作之“情景交融”。

与之相对，后藤秋正先生撰写《〈春望〉的系谱——再续杜甫诗话》（研文出版），包含三个部分：《关于〈春望〉》《杜甫的诗和诗语》《杜甫的〈逸诗〉和〈逸句〉》，即使只论及杜甫这一位诗人，也涉及多方面的主题。前文所举的《韦应物诗论》以学位论文为依据，论述又能一以贯之。此书主题不限，同《韦应物诗论》形成鲜明的对照。同时我们应该看到两本书具有共同点，即通过深入分析诗中的用语、修辞，能够使所研究的诗人形象立体、鲜活。

富永一登先生从20世纪末就撰写对《文选》的论文和书评进行述评和总结，研究成果结集为《〈文选〉李善注的活用——文学语言的创作与继承》（研文出版）。第一部分为《文学语言的创作与继承》，第二部分是《〈文选〉版本考》，此前冠以序章《对语言表达的讲究》。这个“讲究”是指李善对《文选》收录作品所用词语的态度，与作者的研究态度相通，特别是本书论著的第一部分，与前文所举的两本专门研究诗人的论著相同，本书告诉我们，在细致考证的同时，应该将对语言的考察作为文学研究的首要和重点。

这里需要提及洲胁武志先生的著作《〈汉书〉注释书研究》（游学社），虽与文学研究稍远，但同样对初唐文献进行注释。此书以作者的学位论文为基础，书中所用到的文献，现存的颜师古注自不必说，并且登载许多零散、散乱的注释书，并进一步论述唐初《汉书》的演变，以及注释逐渐被接受的过程等。《汉书》的权威性不必赘述，作者运用文献学的手法，系统地阐明关于该书至今仍被忽视的问题。另外，包括本书作者在内的研究者们使其他史书的注释也得以面世，这些史书与颜师古所作《汉书》注释处于同一时段，它就是中林史朗、山口谣司监修，池田雅典、大兼健宽、洲胁武志、田中良明等先生译的《中国史书入门·隋书》（现代语译）（勉诚出版）。大东文化大学教员和毕业生合编的此书，主要有：翻译（本纪全译）、《隋书》以及隋代的专栏、资料篇，均可对照译文和原文。译者多为思想、学术史专家，可谓本书的特点。

尚永亮著，爱甲弘志、中木爱、谷口高志等翻译的《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以中唐元和期的五大诗人的贬谪及其创作为中心》（勉诚出版）一书，运用的翻译方法与上述诸书稍有不同。此书以《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以中唐元和五大诗人之贬及其创作为中心》（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为基础和底本，副标题中“五大诗人”分别是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元稹。作者将目光聚焦于这五位诗人，均为中唐代表诗人，且都有流放到偏远地区的经历，论述其经历与他们的文学创作的关系。原书中征引的欧美文献，除译者注释中列举出的日语译本外，书末还附有“引用诗文索引”，希望借由此书对“贬谪文学”这一概念的有效性进行深入探讨。

将范围扩大到诗文和注释学之外，尚需提及长谷部刚先生和山寺三知先生共同编译的《林谦三〈隋唐燕乐调研究〉及其周边》（关西大学出版部）一书。本书将仅有中文译本的林谦三著、郭沫若译的《隋唐燕乐调研究》（商务印书馆，1955年重印）反过来译成日语，此外收录5篇文章，陈应时《试论〈隋唐乐燕乐调研究〉的新见解》一文，为解读此书所作。编译者们发现林谦三撰写但未发表的原稿《唐乐调的渊源》，还有林谦三撰写的其他两篇文章，郭沫若撰写的一篇文章。此书是探讨唐代俗乐——“燕乐”的先驱性研究，此前在中国影响很大，在日本反倒没有被充分重视和使用，这不免令人遗憾。此书有详尽的译文和译注，作者对于此领域的独创研究成果如能得到充分重视和利用，将是学界一大幸事。

（永田知之）

四 宋

毋庸赘言，《太平广记》是中国小说史研究的基本资料，但这五百卷书自身的特质、编纂目的以及在后世的接受与流传，却历来未能得到详尽阐述。西尾和子的《太平广记研究》（汲古书院）是日本首次志在从正面着手解决这些问题之作。此书在序章和终章之外，共由5章构成。西尾先生的细致考证，最突出地体现在第四章《〈太平广记〉在南宋两浙地区的普及》。此章指出了南宋两浙地区的《太平广记》刊刻事业的推行、出版费用的支出均有当时的转运司参与，以及绍兴二十九年（1159）召开的曝书会上皇帝将其刊本分赐群臣，是《太平广记》得以扩大影响的重要契机等问题，其中不少真知灼见。

第二章《〈太平广记〉成立后的出版经过》和第三章《〈太平广记〉的接受形态——从“类书”到“读物”》，对张国风《〈太平广记〉版本考述》（中华书局，2004）等以往的见解提出了异议，认为《太平广记》制成镂版后藏于宫中书库，其未被利用的空白期至仁宗的天圣年间（1023～1032）以后，迟至苏轼、黄庭坚活动的元丰、元祐（1078～1094）年间才广泛刊布于世间。此外，《太平广记》从创作诗文时参考的“类书”转变为小说类的消遣“读物”，也与世上流通的历程一致。不过，馆阁中书籍（特别是抄本）的受阅览情况如何，将《太平广记》的编纂目的和普及推广的历程与西昆体和江西诗派的盛行直接联系起来是否妥当等问题尚存疑问，但不管怎样，以此书的出版为契机，不仅小说史研究，而且宋代文人的社交网络和出版文化的状况等研究，想必都将会唤起研究者们各种各样的问题意识。

种村和史《〈诗经〉解释学的继承与变化——以北宋〈诗经〉学为中心》（研文出版）一书，是正文达1000页，又有33页的一览表和索引的巨制。全书分为五个部分：《历代〈诗经〉学的概观》《北宋〈诗经〉学的创始与展开》《解释的修辞法》《儒教伦理与解释》《宋代〈诗经〉学对清朝〈诗经〉学的影响》，共20章。论述范围广泛，上自汉唐《诗经》学、宋代《诗经》学，下至清朝考证学下的《诗经》学。本书的特征，在于重视各时代学者、论著之间的有机关联和影响关系，构建独立的《诗经》阐释学史。

本书关于北宋《诗经》学的研究尤为细致。略举其一端，如以欧阳修的《诗本义》为首的北宋《诗经》学的形成，实际上是受到唐代的《毛诗正义》直接且根本的影响。另外，王安石和程颐虽然在政治上处于对立关系，但是在《诗经》解释上二者却持相同的学术观点。以上见解皆促使人们修正旧说。作为《日本宋学研究六人集》第二辑中的一册，中文版《宋代〈诗经〉学的继承与演变》（李栋译，上海古籍出版社）也同时出版。今后，在研究《诗经》的学者之外，也希望得到国内外古典相关研究学者的反响。

最后再谈一下译注。《风絮别册 龙榆生编选〈唐宋名家词选·北宋编〉》（一）（日本词曲学会），斋藤茂、田渕欣也、福田知可志、安田真穗、山口博子译注《〈夷坚志〉译注·乙志上》（汲古书院），福本雅一监修《中国文人传》第六卷宋四（艺文书院），皆顺利地持续刊行。尤其是《中国文人传》，虽然很少为专家以外的世人所知，但此书不仅仅有诗人、文学家的传记，还对书画、古董相关人物的传记进行了详尽的译注。已刊的第三至五卷，附载梅原郁所著3篇文章：《北宋前半期的官制》《北宋后半期的官制》《宋代地理的概略》，这些对文学研究者都很有参考价值。

（绿川英树）

五 金元明清

关于金元明清文学，这一年没有出版专门从事文学作品研究的大型书籍，但是在相关的跨学科研究中，却有值得关注的成果。

首先是高桥文治编著的《〈元典章〉所讲述的事——元代法令集诸相》（大阪大学出版会）一书。通常，从成书背景、内容、文体、官府间公文的收发状况等多方面，对汇集元代各种法令的《元典章》进行研究的该书，是被归类于历史学的，但是，不仅在《元典章》中常见的蒙文直译体这一特殊文体的定位，是中国语言研究的重要问题，就连其他的白话文，也是中国语言研究，甚至以元曲为首的白话文学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而且，其中所描绘的元代社会诸相、官僚体系实态，是通过其他途径难以得知的，丰富地展现了当时的平民生活状况，这为理解元代文学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知识。可以说，通过各领域专家共同合作撰写的这部书，是一个真实展示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性和有效性的范例。通过此书，《元典章》这本书，以及其背后的元代社会实态得以鲜明地浮现出来。

下面举一个与美术相关的成果。泷本弘之主编《中国古典文学插画集成·第十集 小说集〔四〕》（游子馆）是长年连续出版丛书中的一本，每次都附有翔实的解说。但是这次特别提及，是因为该书中上原究一先生和松浦智子先生的高水准解说，为小说研究提示了新的方向。两位先生通过探究插图的出处和依据，深入调查版本和出版者的关系，来揭示这些刊本的性质。这里所展现的也是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性。研究明代后期以后的文学作品，特别是以不特定多数的读者为对象创作的，带有近代色彩的白话小说时，不仅要有文献学、美术史、历史学的知识，更需要对当时的社会状况有充分的了解。年轻一代中，拥有博学知识和视野的研究者不断出现，这也预示着白话文学研究会有一个新的发展。

同样与美术有关的克雷格·克鲁纳斯著、武田雅哉译《图像满满的中国——明代视觉文化》（国书刊行会）一书，是作者1996年著作的翻译。特意提及这本并不算是新成果的书，一是因为，该书不同于以往将文人画放在首位和重心的认知，论证了大众更重视写实绘画一事。此研究算是后来的与以知识分子不同观点重新审视这一文学研究潮流的先驱之作。二是因为，20年前的著作现在才第一次被翻译出版。三是因为，该书的注释中所引用的既有研究，除了被中国论文参照的研究以外，几乎没有日本的成果，笔者对此感到忧虑。欧美的中国学研究很少被介绍到日本，反之欧美的研究者也很少有机会看到日本的研究，这种情况亟须改变。

从西欧视角这一点来看，虽然称不上是文学研究，新居洋子《耶稣会士和普遍帝国——由在华传教士进行文明的翻译》（名古屋大学出版会）一书，提供了颇有意味的观点。该书以活跃于清代的耶稣传教士阿密欧的活动为中心，详细论述了怎样的中国形象是如何传到西欧的，阐明了在西欧以中国学为基础的中国形象的形成过程的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从相对角度来看待中国文明的机会。不仅如此，将满洲语作为“普遍语”来认识的动向，向耶稣传教士提供中国史知识的是建阳书坊出版的通俗历史书等，与中国的语言、文学相关的趣事也很多。

另外，小川阳一的《明清的神签与社会 关帝灵签的全译》（研文出版）也可以说是跨学科研究的一个例子。针对日用类书和小说的关系，小川先生发表了一系列优秀论文，这部著作不仅对现今广泛使用的描述关帝庙神签的著作《关帝灵签》进行了解说，还对其全文进行了翻译。尽管对中国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一直以来都没出现于文献中的这类资料的介绍，如该书所述，其意义对受其影响的白话文学研究自不必说，对理解中国社会也有很大帮助。

大木康《苏州花街散步——山塘街的故事》（汲古书院）是一部通过实地勘查和文献解读来再现明末清初虽盛名远播却实态不详的苏州花街面貌之作。通过挖掘当地及其相关记忆，描绘出曾经存在的文化，这种尝试同样可以说是横跨文学、地理、历史等各学科的研究成果。书中饱含苏州爱的笔锋也令人印象深刻。

此外，井波律子译《水浒传》（讲谈社学术文库）和二阶堂善弘监译《全译封神演义》（勉诚出版）等大规模翻译书的出版也不得不提及。前者是岩波文库的吉川幸次郎、清水茂译本之后容与堂本《水浒传》的最新翻译，后者是一部在博得极大人气的同时，却只有缺乏准确的翻译、抄译，连登场人物姓名等信息也被不正确地扩散出去的情况下，我们一直翘首以盼的具有学术价值的正确翻译。两本书的译文都通俗易懂，这一点是无可挑剔的。只是，一些关于日本白话小说翻译方面的问题也随之凸显出来。

这是一个有关日本大部分白话小说翻译，甚至可以追溯到湖南文山译《通俗三国志》和被称为冈岛冠山译《通俗忠义水浒传》的问题。所谓文学作品翻译，就应该以尽可能忠实地将原文转换成本国语言为目标，尽可能地再现原文的文体才是最值得重视和优先考虑的课题。白话小说的叙述部分，都是以饶舌的道白形式展开。所以，如果将中国白话小说作为文学作品翻译成日语，同样也需要采取道白形式。可是，自江户时代以来，几乎没有任何一部白话小说是按此文体翻译的。结果，对于日本人来说，白话小说只是一个享受内容乐趣的作品，而不是作为文学作品来赏析和解读的对象。极为特殊的案例是吉川先生和清水先生翻译的《水浒传》。暂且不论这个翻译是否成功，这无疑是一次极其大胆的尝试。中野美代子先生译《西游记》（岩波文库）也是如此尝试，之后并没有见过以道白形式翻译白话小说的实例。原本，这次的两部译本都是以商业为目的的出版，考虑到读者的接受程度，用道白腔调翻译是很困难的。但是，将白话小说与西欧的小说同样当作文学作品来认识，尝试传达原文韵味的时期已悄然而至。

（小松谦）

六 近现当代

近现当代中国文学或汉语文学相关的图书中出版品种最多的是新世纪小说的翻译。靠自己的眼力发现具有翻译价值的作品，再到文本翻译及撰写解说，往往比写学术论文要费时间，这些也可以算作一种研究性的成果。不过本栏介绍的对象只限于学术著作。

最值得注意的成果是王德威著、神谷麻里子和上原香翻译的《被压抑的现代性：清末小说新论（1849-1911）》（东方书店）一书，原著（Fin-de-Siècle Splendor Repressed Modernities of Late Qing Fiction，1848-1911）于1997年出版。王德威的英文著作善于运用丰富多彩的词汇，译本使日本读者较容易接触到这一著作。译著比原著的出版晚20年，也意味着日本的近代中国文学研究某种程度上跟不上国际学界的动向。书评刊在《周刊读书人》网页版（铃木将久）、《东方》杂志442（石井刚）。

桥本阳介前几年出版的《故事中的时间与说话方法的比较诗学——从日语和汉语视角的叙事学》（水声社，2014，以下简称为《比较诗学》），与桥本今年出版的新作内容相关，借此机会顺便介绍一下。所谓叙事学，是以具有时态和人称等语法范畴的法语等欧美语言为前提形成的，如何将其理论应用于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自中里见敬《中国小说叙事学研究》（汲古书院，1996）以来，一直是有待解决的课题。《比较诗学》以叙事中的“叙述立场”“时间”和“叙述视角”为主题，介绍日语动词的ル形/タ形的替换以及汉语体标志“了”以及引语形式，与法语、英语相对照，设想建立日语和汉语的叙事学（以及日中翻译论），篇幅超过500页。只是此书存在如下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1）将从鲁迅到韩寒（而且是风格诙谐的）《长安乱》等多种文体概括为“汉语叙事”来处理是否妥当？（2）能否根据桥本的理论观点整体而又系统解释一篇小说的“时间”和“叙述视角”？（3）桥本本人将汉语的“体”理解为怎样的体系，由于他广泛征引杂乱的各家学说反而使论述不够明晰。但本书的旨趣和意图，应予注意。另外，这部大著，可以稍微整理一些重复或者不是不可或缺的记述。还有些词语的误用，如将“，”称为句号，将“。”称为逗号（302、303、484页），有时使读者不易跟上作者的思路。

以这部《比较诗学》为基础，桥本阳介新近发表《在越境的小说文体——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黑色幽默》（水声社）一书，“以20世纪的小说文体为例”，试图提示“语言表达方式本身超越国界而传播”。该书第一章讲述乔伊斯《尤利西斯》对日本文学的影响，其他四章主要论述徐志摩、林徽因、刘呐鸥、施蛰存、穆时英、王蒙、高行健、莫言、郑义、刘索拉、余华、刘震云、阎连科等作家的小说如何受到海外文学的文体、文学体裁的影响。《比较诗学》明确提出“历史原委并非本书所关心的对象”，很简单地谈到了刘呐鸥中译的池谷信三郎作品、穆时英小说作品里的“日语小说的文体影响”而已，可以认为这部新著是对《比较诗学》的一个补充。不过，20世纪20～40年代中国许多作家能够直接阅读国外文学原著，而在1978年以后很多作家只通过海外原著的中文翻译受到海外文学的影响。也许由于这个原因，在分析魔幻现实主义和黑色幽默在中国的章节中，桥本的论证较少从原著文字中举例，作为小说文体的研究，不能让人满意。作者若能在已有的基础上，将自己有关“体”概念的看法进一步明朗化，能以一贯的立场从头到尾分析个别作家的特定小说中出现的“时间”和“叙述视角”，也许能够做出新的理论贡献。

武田雅哉《中国漫画〈连环画〉的世界》（平凡社）一书，有点脱离所谓近现当代文学的范围，是一部连环画通史。连环画曾对各种故事的普及和推广起过重要作用，作者将图文相配的传统追溯到古代壁画、全相本、《点石斋画报》等进行分析，在书中配有丰富的插图（其来源是作者收集的庞大的连环画作品），使读者很容易掌握连环画的来龙去脉。这些插图是了解“文革”时期文学中频繁出现的好人角色和坏人角色的绝佳资料。卷末《为日本读者的一章》，将成为今后连环画研究的指南和向导。我们还期待作者对“沦陷区”的状况有所补充。如在日本陆军的占领地宣抚工作中被使用的国策“纸戏剧”（可以说是日本的一种连环画），是否能编入本书所记述的历史中？“纸戏剧”这种演出形式在占领下的中国为什么没有本土化？十分期待作者将来能够提供答案。

将晚清和五四前夜直至现当代作为整体来研究中国近现当代文学，是据1962～1963年出版的小野忍、竹内好、中野重治、增田涉、松枝茂夫主编《中国现代文学选集》全20卷（平凡社）这一译文系列较早提出来的，其中包括吴趼人作品的译介。而松田郁子《吴趼人小论——超越“谴责”》（汲古书院）一书是以晚清代表作家之一吴趼人为研究对象，第一本用日语写成的专著。吴趼人往往给人们留下“谴责小说”作家的印象和认知，但此书从女性视角、理想社会、文本有意识地选用几种不同文体等多层面重新评价吴趼人。只是，此论文集写作时间跨度长达20年以上，所以会给人叙述稍微凌乱的印象。20世纪80年代末期起，对晚清和五四文学连续性的再定位，做出最大贡献的是陈平原和王德威的著作。如果作者能够参照他们的著作，进一步加以分析，统一全书的论述，本书给读者的印象就应该大不相同。误记、引文的误译、文章推敲不足等问题也令人惋惜。第8页6行“大半的作品”前面只能认为有一些脱文。

藤田梨那《诗人郭沫若和日本》（武藏野书院）一书以郭沫若日本留学期（1914～1923）和日本流亡期间（1928～1937）的文学创作活动为中心，此论文集也是其20多年来论文的合集。第4章是诗集《女神》（1921）的作品论，超过100页，是本书的核心部分。为了今后更深入地研究郭沫若，岩佐昌暲的《郭沫若〈女神〉研究在日本》（《海外事情研究》39-2，2012）一文强调过去研究的一些不足，很值得注意，如应该更重视“日本的西欧文学接受史”“与大正时期思想及文化的关系”，尤其必须探讨旧制高等学校教学体系中的外语教育、日本近代诗史。

松冈正子、黄英哲、梁海、张学昕编著《历史与记忆——思考文学和记录的起点》，是2016年6月在大连召开的学术会议的论文集，收录日语、汉语的论文，其中有关近现当代文学和电影的共10篇（其中翟永明、季进的论文在中国知网也可查），还有6篇历史类论文。

最后想补充一句，为了评鉴人文科学的研究水准和未来潜力，学术书极其重要，这恐怕是学术界的共识。那么，作者必须对自己的学术书的质量负责。也希望审稿人和出版社编辑能够以严格的态度对待学术书稿件的质量。

（平田昌司）

七 日本汉文学

河野贵美子等编著《日本“文”学史——继承与断绝》第二册（勉诚出版），所收论文并非均关于日本汉文，但其中分别从作者、读者、联系二者的媒介，以及他们当时生存的社会状况等几个角度，以广阔的视野论述了在早期的“渡来人时期”到江户时期的日本，是如何接受以汉诗文为首的中国学术及其变迁情况。

在平安时代汉诗文研究方面，后藤昭雄著《平安朝汉诗文的文体和词汇》（勉诚出版）出版面世。后藤先生对平安朝汉诗文的研究颇多，但该书涉及了体裁（先生称之为“文体”），尤其是对向来受关注度较低的碑文和祭文等领域，后藤先生针对其与中国作品的关系展开了深入详细的论述。特别是第一章第四节《入唐僧将来的东西》、第七节《作为外交文书的牒》、第九节《平安朝的愿文》等三节，举例说明这个时期散文的发展状况，并介绍了日本人是如何理解和掌握各种体裁的作品的。

如后藤先生所论，研究平安朝及其此前的奈良朝汉诗文时，不能忽视来自中国文学的影响。题为《古代文学及相近领域诸学》（竹林舍）系列之2《古代文化圈和人际圈》所收录的《文学创造的场所和集团》的相关论述，以及《〈万叶集〉和东亚》一些考证，即使相关描述或浓重或轻淡，但其焦点均在于平安朝之前的中国文学对日本汉诗文的影响。但如题名所示，其考察方向显然都是，将东亚视为同一个文化圈，在此视阈下来研究包括汉诗文在内的日本古典文学。只是在设定文化圈（多被称为“汉字文化圈”）时，既需要考察其共通性，又需要探究各地区的接受程度的差异及其独特性。基于此的论著，其作者多为日本文学研究者。但在中国文学研究方面，我们似乎更有必要关注“相近领域诸学”。

阅读平安朝的汉诗文时，需要意识到其深受中国文学的影响。与此相对，江户时期的汉诗文虽深受明清文学流派的影响，但我们亦不能忽视，它同时在日本文学形成一个载体。揖斐高译注《柏木如亭诗集》1、2（平凡社，东洋文库），在解说中指出，柏木如亭喜欢南宋诗歌。但是诗中描绘的是四处漂泊和享受生活的诗人形象，这让人在阅读其诗时，感觉到其中有几分接近近代日本私小说的韵味。不可思议的是，1971年由中央公论社出版的中村真一郎《赖山阳及其时代》由筑摩学艺文库再版发行。本书打破了人们对汉诗的生硬和陈腐的成见，将江户汉诗的魅力广泛地呈现在世人面前。揖斐先生的译注和这个谱系紧密相连。

会津（现福岛县）的南摩纲纪在柏木如亭逝世数年之后出生，其一生与如亭截然不同。小林修《南摩羽峰和幕末维新期文人论考》（八木书店）论及南摩纲纪，与其说将其视为汉学家汉诗人，不如说把他作为会津藩士和幕末维新的知识分子来讨论更恰当。因此，所征引的诗歌表达的大多是对社会和政治的感慨以及对会津的悲惨境遇的感受。不像如亭诗那样，仅针对作品本身即可鉴赏评论，因为南摩纲纪的作品和作者当时的情形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我们在探讨两位诗人作品的差异产生的原因时，不仅要考虑到他们所处的分别是太平和动乱时期，而且还要探究南摩纲纪从会津藩校学到昌平黌（黉）的这段人生经历。一般认为如亭似乎是依靠诗社，才多与民间诗人交往、游历。而从南摩传记中，我们了解到的信息却与此不同。他的交际圈形成的轴心是昌平黌，圈子成员来自各藩的学生们，因此该圈子是超越藩域（想要超越）的。江户时期的汉学以及汉诗文的世界，虽然有相互交流，但也具备了多层结构。我们在介绍和研究江户汉诗时，既应注意到像山阳和如亭对有着近代感性特征的这样的诗歌，也有必要对具有浓厚学习氛围的这个时期的另一个集团进行研究，并且弄清明治文学对其的承继状况。

萩原正树《关于〈词谱〉以及森川竹磎的研究》（中国艺文研究会）一文介绍词的作者，及其研究者森川竹磎的一生及其家族谱系，另外也详细介绍与其相关的汉学家。这一点可帮助我们窥探出，南摩所属的汉学家集团进入明治后对其继承的端倪。江户时期的汉学家对待中国诗文，并不是盲目地崇拜其学术和作品，至少对于同一时代的明清文学，他们似乎欲以对等的姿态进行评论。《竹磎的〈钦定词谱〉评论》，正好证明了此种姿态在明治时期得到了延续，是一部重要的论著。将中国文学作为日中共有的古典作品进行研究的这种态度，在文化圈的这一框架内进行考察的方法，也许可以看作现代的研究视角的先驱。另外，随着将汉诗文视作表现手段来研究的深入化，今后有必要对江户时期的中国文学研究的水准和态度进行重新检证。

（道坂昭广）

八 书志学

首先，作为特别设想为专家以外的读者而编撰的著作，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附属东亚人文信息学研究中心编《走进目录学——汉籍的指南》（研文出版），以《京大人文研汉籍研讨会6》为系列书名出版，以东京召开的研讨会演讲录为基础，有三篇文章，除了论及目录学相关的总论、子部分类，以《四库全书》为主题的概论之外，还收录了以《汉籍目录的参考文献》为题的附录。

公益财团法人东洋文库监修，冈本隆司编《G·E·莫理循和近代东亚——东洋学的形成和东洋文库的藏书（收藏）》（勉诚出版）一书，包含6篇论文和2篇座谈会记录。莫理循旧藏书，作为东洋文库中文献的基石和特藏而著称，编者们对其共同研究，特别是以莫理循小册子为分析对象。作为其成果，虽然也另外出版相关学术论著，但本书收录的文章均是将学术论著改得简明易懂。在理解东洋文库的藏书具备的独特性，同时在思考东洋学发展起来的轨迹方面，此书也算是一本趣味深长的书。虽然与这一项文学的研究框架和研究内容相距甚远，但作为与学术史相关的研究成果应需提及。

（永田知之）

（译者单位：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校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