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所记忆

我在文学所的学术经历

董乃斌

我于1963年9月进入文学所（当时属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1977年改属中国社会科学院）。1974年12月，“文革”期间，我曾调往西北大学，在中文系任教。1978年春，文学所上马“中国文学通史”项目，征得西北大学同意，文学所借调我回所参加此项目工作。同年研究生制度恢复，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研究生院，我考入文学系学习。1981年毕业留所工作，至2001年，调上海大学文学院。算来前后在文学所工作学习近三十五年。我在文学所的学术经历，大致可分四个阶段：（1）1963～1966年；（2）1978年～80年代初；（3）20世纪80年代；（4）20世纪90年代～21世纪初。现按时段简述如下。

一 1963～1966年

1963年夏，我于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被选派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9月到所，10月随哲学社会科学部劳动实习大队赴山东黄县锻炼。次年9月返回北京。

从1964年冬到次年5月，在安徽寿县参加“四清”运动。回所后，到1966年6月“文革”爆发前，所内人员上上下下不断，但我未再外出，约有一年时间，基本在所里学习和工作。

那两年，所里新进了很多大学生，有本科毕业的，如古代文学组的陆永品和我，也有研究生毕业的，古代文学组有许德政、张锡厚和徐公持三位。此后到“文革”前，古代文学组就未再进新人。当时文学所的建制是按专业分组（后来改为室），古代组组长余冠英，副组长邓绍基，组秘书王水照。余先生第一次与我谈话，除教导我认真“补课”以外^[1]，还告诉我，组里为我指定了导师，因我的专业方向是唐代文学（大学毕业论文写的是《司空图〈诗品〉研究》），今后就请钱锺书先生指导，钱先生也已同意。不久，我就按指示专门到钱先生家中拜见了钱、杨二位先生。记得钱先生询问了一些情况，知道我马上要下乡劳动锻炼一年，他说，下去主要是劳动，还要政治学习，估计没多少时间看专业书，可带一部《唐诗纪事》，有空就看看吧。

劳动锻炼结束，回所开始工作。当时，文学所编的《中国文学史》（三册）出版不久，在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为开展文学史写作而在内部划分的三个小组（先秦至隋、唐宋、元明清）基本上还存在，各段各人都有一些自己的研究题目继续在做，但主要方向似乎向古典文学普及工作转移。我印象中，当时文学所，特别是何其芳同志是很重视古典文学普及工作的，如他自己就写了指导阅读古典诗歌为主的《诗歌欣赏》一书，所内一些老先生则在做一些古典诗词文章的普及性选注本，如王伯祥先生有《史记选》，余冠英先生有《诗经选》《汉魏六朝诗选》，钱锺书先生有《宋诗选注》等。

我到所后，古代组集体做的普及工作，一是编写《中国文学史话》，要求依据本所已出版的《中国文学史》，写成通俗读物，面向非专业的广大读者；一是编《唐诗选》和做《乐府诗集》的整理。前者，我和后来由《文学评论》调来的范之麟同志参加了一些后期工作；后者主要是老同志们在做，余冠英先生是总负责人。《唐诗选》和《乐府诗集》后经反复修改补充而完成，分别于1978年、1979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中华书局出版。《中国文学史话》要求我们各自试写一章，交到组里，组里为此开过一次讨论会，老先生们很认真地提了意见。本准备继续写作修改，但后因下乡、“四清”等事不断，人员分散，拖至1966年“文革”开始，遂不了了之。

“文革”前，我还做过两件与学术有关的事。一是与陆永品按月为全国报刊发表的古代文学研究论文编写提要，由所里打印分发给组内同志参考，并交所学术办公室（相当于后来的科研处）备份和在所内交流。当时所内各组都有此类工作，多由新到所的年轻同志承担。资料室还有专门的剪报工作，分门别类放在大抽屉里，给研究人员提供极大方便。我们的工作是与之相配合的。另一是编制《中国文学年表》，我分得唐代段。后来钱锺书先生对我说，此举目的是希望青年同志学会“疑年”，并由此而学会读书查找材料进行考证。因为在写文学史的时候感到作者生卒年，以及生平和人际关系、创作过程、作品系年等存在不少问题，故提出由青年同志分工合作搞出一个内容丰富翔实的文学年表来，一方面提高了青年同志的研究能力，一方面年表也是一个有用的成果，以后长期有用。我们都已做好准备开始工作。但因运动连连，不久“文革”开始，此项工作不了了之。

这一段时间不长。我的切身感受是，文学所对青年同志是有计划地进行培养的，要求他们打好基础，练好基本功，让他们在具体工作中学习和锻炼，而且采取老师带学生、一对一的办法。据知，在我之前，当曹道衡、刘世德、王水照等先生还是青年时，所里也为他们指定过导师，何其芳本人也曾担负过具体指导青年同志的责任。这是一个好传统，对青年学者的成长，对优良学风的传承都极为重要。可惜“文革”打断了正常的行程，耽误了十年。“文革”后，恢复了研究生制度才有所改善。文学所的另一个传统是让青年同志在实际工作中锻炼，重视学以致用，通过出成果来出人才。这个传统坚持得比较好，也是见成效的。

二 1978年～80年代初

“文革”结束，百废待兴，科研人员的工作积极性高涨，《中国文学通史》作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规划的重大项目上马可谓适当其时。此项目初名“中国大文学史”，预计规模是14卷，内容由上古通到近代，下面可接由文学所现代室主持编写的“现代文学史”。现代文学史之后则可接当代文学史。这样就可形成一部贯通古今的真正的大文学史。文学所对编写文学史有一个庞大的长远计划。

因卷数多，我们负责的古代部分一度曾名为“大文学史”“多卷本中国文学史”。后经研究，出版时定名为“中国文学通史系列”。实际上基本是断代文学史的汇编。所里成立了以余冠英先生为首的编委会，后余先生改任顾问，由邓绍基先生负责全面工作，刘世德、沈玉成先生为辅，编委会也邀请了协作单位北京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参加。北大负责先秦、秦汉、近代三卷，南师大负责宋代卷，原来明清两卷是由中山大学负责的，后中山大学退出，改由文学所自写。文学史编委会和编写组在20世纪80年代初在北京、南京等地连续召开过好几次工作会议。

我参加的是唐代卷，分上下册，上册初盛唐文学，下册中晚唐文学。上册原由乔象钟先生负责，陈铁民先生来所后，成为乔先生的得力助手，后乃并列为上册主编。下册原由吴庚舜先生负责，章节目录由他拟定，编写组讨论通过后，由各人认领任务。写成初稿后，在同仁中传阅，但总的进展速度比较慢。我初参加此项工作时，是借调回所，接着是在研究生阶段，1981年毕业留所后投入时间精力更多，任务更重。再后来庚舜先生身体不好，所里指定我协助他。我主要帮助他做收尾之事。虽做了些工作，但出版时竟也与庚舜先生并列主编是没想到的。

这个中国文学通史项目，从1978年启动，拖的时间很长。最早完成的是邓绍基先生主编的《元代文学史》，但正式出版已是1991年。其他各卷的出版，《南北朝文学史》1991年，《唐代文学史》1995年，《宋代文学史》1996年，《先秦文学史》1998年，《魏晋文学史》1999年，而《秦汉文学史》《明代文学史》《清代文学史》《近代文学史》各有各的原因，至今未见。这个大型集体项目的实施，领导重视，同仁努力，但进行中也出现了许多问题，时间拖了很久，要使之最终完成，还需花费相当的气力，其成败得失也须认真总结。

学术上，这部文学通史执行“以时代为序，以作家为纲”的编写体例。分期按朝代，立章或立节则按作家在文学史上的重要性，另设“概述”介绍时代的政治文化背景和文学概况，又设综述性章节叙述时代相近的作家群。除写入公认的大作家，给以较大篇幅，全书涉及的中小作家数量远超当时已有的多种文学史，故有“大文学史”之称。叙述内容的要求是力求稳妥公允，不简单化，不贴标签，对具体作家的叙述和评价要能够反映、体现当时研究的水平和一些最新成果。考据的结论、借鉴他人成果或尚有争议的问题，正文无法容纳，均在注释中加以说明。因此，这部文学史每章的注释数量多，大多具有较强的学术性。文字表达则要求客观平实，明白简练。总体说来，这部文学史的编撰方法，是在总结此前诸多文学史著作，特别是本所编写三卷本文学史的经验教训基础上，要求既有所继承，又有所创新。已出版的几部，社会反响还是比较好的。问题是实施的时间拖得很长，全书最终没有按计划出齐，直至目前尚不够完整。

文学史的写作延续了好多年，这是我比较系统地学习和研究唐代文学的过程，特别是对中晚唐诗文作家和唐传奇是一次很好的补课。在帮助吴庚舜先生统筹编写工作和审读初稿、互相切磋中，也颇有收获，尤其是一定程度上锻炼了科研组织能力。应该说，就是从这时开始，我正式参加到一个大型集体科研项目中去，从最普通的成员起步，开始了我学习锻炼的历程。

也是在文学史编写的工作实践中，我开始思考有关文学史的一些理论问题。起初大抵是在文学史编纂学的范围内，比如如何分期，如何分章分节，怎样通过分章立节来体现对作家的评价，如何通过一个个作家的研究和叙述构建出文学史的模样，叙述中如何既突出重点，分清主次，又适当地扩展视野，写出作家的交游和人际关系；又如怎样从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中筛选、抓住核心问题，对一个时段的文学史状况作出理论性的概括；等等。后来渐渐发展到对文学史本身，如何谓文学史？文学史研究的性质、功能、目的、范畴，文学史的类型和发展规律，文学史与文学观、文学史观乃至历史观的关系，以及文学史本体、文学史主体、文学史与兄弟学科的关系等问题的思考，即渐渐从文学史编纂进入对文学史这门学科的思考。古典文学研究本来既是对作家作品的文学研究，也是一种历时性的史的研究，文学史实乃分体史、部门史的一种。即使并不编纂文学史，古典文学的史学性质也是很强很明显的。文学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关系也是很密切的。当时对文学史理论问题有兴趣的同行不少，常有机会进行讨论切磋，各种形式的研讨会也开过多次。有的同志就指出，应该朝文学史哲学的方向探索。这对我启发很大，也影响了我今后的科研之路。

三 20世纪80年代

文学史的编写工作从20世纪70年代末上马，一直延续到90年代中期，直到1995年《唐代文学史》上下两卷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我的这项工作才告一段落。

但在《唐代文学史》正式出版之前，我们每个人手头都并不是只有这一项工作，几乎总是有好几件工作一起在做。

当时有一段叫作“赏析热”的时期，1983年上海辞书出版社推出《唐诗鉴赏辞典》引起轰动，全国各出版社纷纷起而仿效，我们每个人都应约写作了不少的诗词文赋的赏析文章，有的在刊物发表，有的结集为赏析集出版，也有一些交出去后因情况变化而石沉大海。赏析文章虽不算正儿八经的学术论文，但阅读前人或他人的赏析文章，颇能获得启发和教益，自己学写，也能从中得到锻炼，尤其是加深了对作品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的理解和把握。

这期间，我出版了《李商隐传》一书。此书是硕士论文《李商隐研究》的副产品。我的导师是吴世昌先生，同门师兄有施议对、陶文鹏，师弟刘扬忠。他们三位都搞宋代文学，论文分别写宋词音乐、苏轼、周邦彦研究。唯我搞唐诗，毕业论文以李商隐为题。三年期间，吴先生分别给我们具体细致的指导，尤在为人为学的大节和根本方面言传身教，使我们终身受益。写《李商隐传》时，似乎有一种创作激情，故当时居住、工作条件虽皆简陋，但写作进展顺利，此传比论文完成得还早，同时还产生了一篇小说副产品（《琴泉》，后在《钟山》发表）。只是那时出书极难，拖了好几年，直到1985年，才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研究李商隐及其周围作家，实际上是对整个晚唐文学史的摸索。编写唐代文学史下册，进一步加强了这个方面。后来我修改硕士论文，有意识地将作家研究向文学史研究推进，一方面通过作品艺术分析向作家的心理深入，另一方面试将作家研究上升到文学史研究的层次。1992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李商隐的心灵世界》一书（201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了此书增订本，并将《李商隐传》一起重印）。该书导论初步比较系统地阐明了我从作家作品研究向文学史研究推进的研究思路。此后我还就李商隐及其他唐代作家作品写过一些单篇论文，或以之参加学术会议，或在刊物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