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少年
1924-1936

长大

我渐渐长大，步入新生活。1922年我十岁的时候已经觉得自己长大了。我已经更成熟的一个标志便是诺瓦克林斯佩雷斯7号的浴缸。我和弗吉尼亚再也不会挤在那个小小的马口铁浴缸里一起洗澡了。

我们搬家后，父亲可以花更多时间陪我了。他扎了一只风筝，在摩根庄园教我如何放风筝。他为我买了一副拳击手套，试图教会我拳击这种彰显男子汉气概的技能。手套能遮挡住我的小手，打拳的时候也不会受伤，而我一如既往地笨手笨脚。他还会带我去市中心的诺瓦克时刻看大型拳击比赛。在那里，我们能听到比赛解说员从二楼窗口探出身子向楼下的观众报告一轮又一轮的赛事新闻。我总是支持杰克·登普西，因为他是爱尔兰人。德兰尼对战博兰巴赫的几场比赛中，我和父亲一起支持德兰尼。我永远忘不了1923年的世界职业棒球大赛，我心目中的英雄贝比·鲁斯和纽约洋基队在头两季比赛失利的情况下最终还是取得了胜利。我也胜了我父亲，他是纽约巨人队的铁杆粉丝。但那一年在登普西击败菲尔普的比赛中我们还是精诚团结的爱尔兰父子，即便在那个阿根廷人野蛮地将登普西打出赛场围栏之后亦是如此。我们的英雄潇洒地爬回赛场，击败了对手。

20世纪20年代，我们在邻居家的收音机里收听拳击比赛和世界职业棒球大赛，收音机这装置改变了我的世界。在“靓子”的帮助下，我成为镇上第一个组装晶体管收音机的少年，接着我又帮“靓子”组装了一台电子管收音机。收音机配了耳机，我花几个小时搜索纽约市之外的电台。我还记得自己在记录本上写下“今天搜到了匹兹堡的KDKA台”时的激动。我终于接触到了外面的广阔世界。

收音机也给父亲带来巨大的机遇。西奥多·罗斯福家族中的艾米莉·罗斯福(一个声音像青蛙的富婆)和父亲一起唱二重唱，她为父亲和纽约一家好像叫WEAF的电台安排了一次访谈，这家电台当时在招聘一个音乐编导。我父母带着我开着福特轿车去了纽约。半路上，我一如既往地下车呕吐。到城里后，我父母走进一幢大楼，我则留在车里，搜索金融城堡台。一小时后我父母再次出现了，两个人的表情都很严肃。进到车里以后，我父亲咒骂了一会儿，然后说:“我他娘的为什么这么大嘴巴!”我后来才知道，一开始电台的头儿对我父亲印象非常好，已经开始和他谈如何在广告中插入经典音乐片段的想法了，这时我父亲脱口而出:“您这是在胡说八道!您怎么能用贝多芬的音乐来卖肥皂？”

作为男孩子，我无法不痛恨父亲对待我外祖父的态度。姥爷来东部看望我们的时候，我父亲完全不掩饰他的鄙夷之色。他打趣姥爷有跟上到市长、下到冰激凌小贩交朋友的能力。第一个星期姥爷要去和很多人见面，这些人的数量比我们认识的所有人加起来还要多。我每天早上都陪他步行到镇上。姥爷只是展示出他平易近人的性格，却不知怎的惹恼了我父亲。我尽力和父亲解释，姥爷是真心对他的新朋友的喜怒哀乐感兴趣，他并不是我父亲口中的“饶舌的人”，因为大部分时候他都在听别人说。如今回过头来看，姥爷身上的这种我所倾慕的特点，对我后来成功地为自己的书收集材料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我看到姥爷在两个星期里所了解到的诺瓦克和当地人的生活比我父亲一辈子所了解的都要多。姥爷教会我如何倾听。

1924年6月29日，我十二岁了。回想起来，这是我通往成年的不平坦之路上第二个重要日子，第一个重要日子是我剪头发那次。我长大了，从穿短裤的稚童变为穿长裤的少年。这天拍的照片让人稍感遗憾，我当时穿的裤子太长太宽大，脸上的微笑也不够自然，就像穿了父亲的裤子。或许在内心深处我还没有准备好接受这身装束。显然，我的自信也没能阻止弗吉尼亚不住地唱:“小男孩以为自己是个小男子汉!”另外，同等重要的一件事是我得到允许买一把5.56毫米口径的来复枪，以此替换掉那把早已不适合我年龄的空气枪。为了赚钱应付类似的开销，我开始出售《文学文摘》(Literary Digest)杂志。我只有十几个老顾客，于是我决定卖掉“靓子”写的一首歌《让我们给小伙子们发津贴》。作为一名退伍老兵，当“靓子”得知自己以及其他在军队服过役的人将拿不到津贴后非常愤慨。一大批没有工作的退伍军人正在策划一次在华盛顿的示威游行。我设法卖掉了三本杂志，销售数量比其他人都多。即使我们在销售时打着将销售款的十分之一赠给军队的旗号，也压根儿不起作用。于是，我生出了向主妇们兜售园艺小铲子的主意。结果，小铲子也不好销售。当我总算攒够钱买枪时，我发誓再也不会挨家挨户上门推销了。

慢慢地，我的《文学文摘》顾客增加到了二十人。这时，我看到了《翅膀》(Wings)上的一则广告:“孩子们!买一台放映机放电影赚大钱吧!”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主意，但我首先得赚够买放映机的钱。这时我想起海伦经常抱怨很难买到那种能把衣服洗得又白又鲜亮的靛青漂白粉。就算在皮格利·伟格利这种新开的店里，靛青漂白粉也常常售罄。于是，我写信给生产厂商，说我是个销售员，想从他们那儿批发五十袋靛青漂白粉。尽管收到我信的那个人从我的用词和笔迹中能猜到我是个孩子，他或她显然很欣赏我的这种精神，给我寄来了靛青漂白粉。我对方圆半英里以内的邻居和我家的一些特殊朋友软磨硬泡，用了一周时间就把这五十袋靛青漂白粉卖光了。几个星期后我攒够了钱，订购了一台放映机。

放映机的到货给我年轻的生命带来了一个高潮，未来就在这儿了。我在父亲的帮助下小心翼翼地拆开包装，在地下室里安装好机器，顺带用床单做了一个屏幕。发来的货中包括三盘西部片和两盘喜剧片的录像带。我一开始放映录像带的时候觉得自己就像哥伦布一般的英雄。屏幕上闪烁的影像很奇妙。我在附近电话亭里贴我的电影广告:“电影放映:星期六，西部片和喜剧片!只要三分钱!托兰家地下室，林斯佩雷斯7号，下午两点。”

我的电影在一个雨天的下午首次放映，约莫二十个小孩挤满了我家的地下室。第一部西部片放得很成功。第二部放到中途屏幕突然闪了起来，然后中断了。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这时我父亲出现了，他熟练地修好了放映机。这就是我为什么会默默地崇拜我父亲。他无所不能!

我和弗吉尼亚的关系仍旧很好。我忘不了她是如何打倒我的敌人，为我讨回公道的。但1923年秋天她做了一件让我觉得丢脸的事。她在希尔赛德学校打入了网球比赛的决赛，我们为了这个重要比赛都守在赛场。头一局比赛很振奋人心，但这局是弗吉尼亚的对手赢了。第二局一开场，弗吉尼亚就跌倒了，伤了腿。我父亲冲上去把她抱走了，她露出痛苦的表情。可我看到她的脸就知道她的痛苦是假装的。我知道她非要做那个每时每刻都最好、最聪明的人，但我还是无法理解她的行为。对我而言，第二名也足够让人高兴了。此刻，我发现了一个秘密，而我的父母尚不知晓这个秘密———弗吉尼亚并不坦诚。不过我把这个发现留给了自己，他们是不会明白的。

让我父亲的音乐事业走上顶点的契机是一场音乐会，一个由本地阔太太经营的人民合唱团说服了大都会歌剧公司举办一场以合唱为主的“浮士德音乐会”。由一个著名的男高音领唱，玛丽·桑德丽乌斯饰演玛格丽特，威尔弗莱德·佩莱蒂埃任指挥，我父亲饰演魔鬼梅菲斯托弗里。这是当地最盛大的一场音乐盛会，届时会在摄政大剧院上演。

我母亲去摄政大剧院看了两次彩排。第一次彩排的时候佩莱蒂埃惊讶地发现拉尔夫已经按照他最初的指示学会用意大利语来唱歌，而另外三个独唱演员正在用法语唱歌。

“不要慌。”我父亲沉稳地说，他只有在别人都平静的时候才会失去理智，“我今晚就学法语唱法。”尽管拉尔夫一门外语都不会，但他花几个小时用蜡筒唱片录下几首音乐，再用心听，最后对比自己的演唱和外国男中音的演唱之后，他就能用纯正的俄语、意大利语、法语或德语唱歌了。他是个完美主义者。

一周后在佩莱蒂埃安排的大都会试唱中我父亲发脾气了。另外几个歌手，想尽办法阻碍新天才的出现，在台下明显故意地弄出噪声来干扰他唱歌。然后高潮来了，据我母亲讲，当父亲的钢琴伴奏弹错了好多音符时，父亲气愤地邀请他“站出来”。钢琴师聪明地拒绝了。这是我父亲无法对付音乐界卑鄙手段的另一个例子。在伤心的回家路上，拉尔夫宣称他并没有太失望，因为他不喜欢歌剧。他说唯一把歌剧唱对了的人是伟大的俄罗斯男低音歌唱家夏里亚平。我多次听他们唱同一首歌，我父亲和男低音歌唱家夏里亚平的声音有些相似，但不如男低音夏里亚平那么深沉宏大。

我父亲听说男低音夏里亚平将在纽约举办音乐会后，动用了家资，买了音乐会的包厢座位。事后，母亲告诉我整场音乐会他都处于狂喜之中，但他只是安静地坐着。当节目结束，表演者返场加演时，我父亲站了起来，两手放进口中，打了个呼哨。这声呼哨让每个人都大吃一惊，包括男低音夏里亚平，他抬头对父亲怒目而视，在欧洲对人打呼哨是一种侮辱。但当我父亲用俄语喊出一个他最喜欢的歌曲名字时，男低音夏里亚平笑了，他挥了挥手，移步走到钢琴前，一边唱歌一边用左手有力地弹奏起来。我母亲说她从未听过这样的演唱，而我父亲则高兴得整个人都泛出异样的光彩。

虽然我们没什么钱，在城里却很受尊重。银矿社区的一个由大批魅力四射的艺术家组成的团体把我父亲视为同行。这些艺术家理解他天性中的放荡不羁和强烈情感。虽然他们的付出只是提供自助晚餐、奉献自己的表演和展示由衷的热情，但他们让父亲的艺术火花在十五年的贫困生活中一直熊熊燃烧。

有一年冬天，我们眼看就要没钱买煤过冬了。当局决定把西大道(波士顿邮路中的一段)铺的木地板拆掉重铺。这些木板因经年累月地铺在地上，木头里都浸了油，如今被摞在街边。看到一名男子正在往自己的小推车里码拆掉的木板，我便问他为什么这么干，他答道:“当柴烧，孩子。”

我立刻跑回家，一把抓住推车就往外推。这天剩余的时间我都在一车一车地往家里运木板，把木板倒进我们家的空煤箱。接下来的一周，我都在西大道上来来回回地转悠，捡木板，直到家里的煤箱装满为止。尽管后来我母亲花了很大功夫清洗我们家被木板熏黑的蕾丝窗帘，我父母对我的此举还是感到非常欣慰。

1925年秋天，我和弗吉尼亚看了我们人生中第一场百老汇演出。这场《音乐盒滑稽剧》(Music Box Revue)由哥伦布和斯诺二人组主演。海伦的堂兄尼尔森·斯诺成为舞蹈演员时，他的家人万分错愕，如今他成名了，被家人引以为傲。我很喜欢看尼尔森在一个宏大的水下场景里和查理·哥伦布像扔篮球一样把一个女孩子抛来抛去的表演，而我最喜欢的剧目是罗伯特·本奇立的喜剧独白，那一幕里他假装自己在为一个俱乐部活动做报道。我从没有听到过这么逗趣的独白，此人不需任何道具就能让观众欢喜一整天。回诺瓦克时，我一路都很兴奋。对!有一天我也要写这样的东西!

那时我在中心初中念书，读书期间我开始写一篇长得没有结尾的搞笑刺激故事。如今我已意识到，我的八年级、九年级老师其实知道我在上课时写故事，他们用自己的缄默帮助了我。

“靓子”坚持要火速返回拉克罗斯。最近他的情事终于开花结果了，他下决心要结婚。不过他没钱买火车票。我父亲也身无分文，我母亲在象牙色卫生间饰品上画花卉挣来的钱也花光了。我成了家中唯一有钱的人。“靓子”知道我为了修我的自行车正在攒钱，那辆车在我沿着医院山路倒骑的时候摔坏了。我爱“靓子”，他像我的兄长一样，愿意为我做任何事。于是，我把钱给了他，让他买火车票。

“靓子”走后，母亲很不好意思地要我陪她去向一个属于我们教会的富有的工厂主借钱。拉尔夫最近正试图卖点别的东西，但都没成功，而海伦需要五十块钱买生活用品和日常杂货来维持生活，直到拉尔夫领到他在教堂唱歌的薪水。我们从中心初中开着福特车穿过街道到了一个小工厂。我正准备下车时，海伦说让我待在后座上。她说，她应该没问题，施瓦茨先生是个好人。

十五分钟的等待无比漫长。当母亲最终返回车里的时候，我看到她正忍着不让眼泪流出来。我想，这意味着，施瓦茨先生拒绝她了，她得多难过啊!她上了车，我下来摇手柄发动车。我父亲每次灵巧地摇一圈就能把车发动起来，我却要试上五六次才行。每次我都怕手柄会弹出来碰断我的胳膊，诺瓦克橄榄球队队长的胳膊就是这样折断的。摇到第七次的时候我终于成功了。我尽力安慰没借到钱的母亲，可她却递给我五十块钱。我意识到她是觉得丢脸才哭的。她哽咽着说:“他太善良了，太善良……”眼泪顺着她的脸颊流了下来。她整理好情绪，我们这才开车离开。

为什么拉尔夫让她去求人借钱？这是不对的!一点也不像男子汉!我什么都没说，但晚饭时我无法直视我父亲的脸。那天晚上，我没和他谈施瓦茨先生。后来，我母亲透露说从那天起我父亲在教会就一直躲着施瓦茨先生。他可能也觉得让我母亲受委屈是件丢人的事。我认为从那一刻起我的童年就结束了。我暗下决心，要凭借自己的能力去做些什么，无论如何我也不能让这样的事再次发生在母亲身上。

创作剧本才是正事

1927年，我在中心初中读到第二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对我的生活影响巨大的事，我们的编剧朋友波特·艾默生·布朗来与我们同住了。自打他挚爱的妻子过世后，他就开始大量酗酒，以致后来竟无法写作。当我父亲发现波特的境况非常糟糕之后，便不由分说地要求波特搬来与我们同住。在帮人戒酒方面，爱尔兰人无人能比。我父亲立下了规矩:波特必须保证不碰一滴酒，包括我父亲地窖里自酿的啤酒。“你要是胆敢碰一瓶酒，酒瓶就会在你脸上开花!”

波特崇拜我父亲，不管我父亲有什么要求他都会保证做到。于是，他每个星期天，甚至每个星期三的晚上都会去教堂。然后，他试着写作，而且保持整洁。一周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在跟我讲他的经历:到墨西哥和中国做调查研究;为泰迪·罗斯福总统写演讲稿;他的作品《有个傻瓜》(A Fool There Was)在百老汇首演即大获成功，落幕时听到观众着了魔般地呼喊:“作者!作者!”他还教我如何从一摞纸牌底部发牌，“万一你打牌的时候碰到一帮骗子，这招就用得上了”。

我央求波特教我创作剧本。他答应了。此后这便成为我生活的目标。接下来的一年，他向我详细讲述戏剧创作的种种技巧。他的教学是从回忆七年前将我带到他楼上书房的那件事开始的:“还记得我当时如何俯瞰那个小舞台，告诉你得让那些人物做他们该做的事吗？你必须让你的戏剧鲜活生动，真实地反映生活。”他最有名的剧作《大坏蛋》(The Bad Man)之所以能大获成功，原因就在于这部戏剧是基于真实原型墨西哥革命者潘丘·维拉写的，而波特本人给维拉做过两年秘书。

听了这些我惊得目瞪口呆，因为我听说维拉是个恐怖的杀人犯。“所有的美国人，”布朗说，“都推断维拉是个恶棍。真相却是，维拉是墨西哥的一名爱国人士。正因为如此，我才写了这部戏剧，在让观众发笑的同时，也让他们知道那个所谓的坏人其实是个好人。”

我那时刚满十五岁，波特却像对待成年人一样教我一部优秀的戏剧应遵循哪些原则:叙事，剧情结构，人物塑造，能够概述剧情的必要场景。后来他告诉我该让我接受一些实用训练了，于是带我去摄政大剧院看一部下午场的电影。电影放到一半，他拉着我的袖子说:“我们走!”我蒙了。走出剧院后他说，我们先回家去续写电影的后半段，两天后再来剧院，看看这部电影的实际剧情是如何发展的。

我们一起这么干了五六次，每一次我们续写的故事都比电影实际的故事要精彩，然后他就向我解释为什么会这样。比如有一部电影，演到男主人公最后拔枪朝自己的妻子射击时，波特大叫:“荒谬!”把旁边几个成年人吓了一跳。“这把枪在剧中没有做过交代。对观众来说，枪出现得太突然了。应该在第一幕中对这把枪有个交代。不管剧中出现什么———一把枪也好，人物的瑕疵也好，美德也好，都应该在该剧的前面做好铺垫。”

这样的教育一直持续着，中间穿插着打牌、零碎的实用建议、小玩笑，和很好的陪伴。一天我们正在打牌，波特思考的时候开始无意识地用舌头转动自己的假牙。海伦此时正好走进屋，看到这一幕她惊呆了。波特赶紧把假牙归位，向海伦道歉。

时至今日，波特都是我心中的大英雄，即便他戴着假牙。我一心想要成为他那样的人，丝毫没考虑过实现这愿望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一个星期天的早上，我父亲正在穿他去教堂的正式服装，突然楼下传来嘭的一声闷响，接着又连着响了几声。“上帝呀!”拉尔夫叫道，“波特找到了鲜啤酒!”

我们冲到餐厅时，波特正站在地窖门口。他被啤酒喷得浑身湿透，散发出糟糕的味道。“该死的，波特，我告诉过你酒瓶子会爆炸的!”

波特羞愧地低下头。“我也发现了。”他想了半天，才蹦出这么一个恰如其分的回应。那时候，我父亲虽在气头上，但也被逗乐了，他说:“你要是以为弄成这样就可以不去教堂，那你就错了!现在赶快上楼，让我们帮你弄干净!”

我父母和波特进了浴室，我和弗吉尼亚则在外面偷听。在被男女主人又洗又刷的痛苦屈辱的过程中，波特一声不吭。我母亲低声说着安慰的话，而我父亲则一会儿嚷出亵渎神明的话，一会儿又发出爆笑。最后，波特穿着我父亲的长秋裤出现了。秋裤长了一英尺，而且腰围太小，波特被勒得连呼吸都有点困难。他踱进我父亲的房间，关上了门。我母亲则在她的房间里匆匆改一条我父亲的裤子。她用安全别针把我父亲的裤子改短，然后叫波特过来试穿。波特愁眉苦脸地站着，一副惨相。我宁愿自己替他，他仍然是我的英雄和恩人。

“他永远也扣不上这扣子。”我母亲说。但几秒钟后她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她将一块深色的宽布缝在了敞开的裤裆上。幸好波特没有穿着仅有的那件夹克衫去地下室。

尽管我们离教堂只有两个街区，母亲坚持让我们开着福特车去。我父亲一路笑着回了家，他对波特说:“波特，下次你再去别人家做客，看在上帝的分上记得多带一条裤子。”

我母亲唯一的评论是:“拉尔夫，我觉得你唱歌从没像今天唱得这么美过。”

“没有哪个男人能唱得‘美’。”父亲反驳道，但他听了这话显然很高兴。

在中心初中时我曾因得了最高分赢得过2.5美元的金币，我发现高中的学业比中心初中更具挑战性。也许改变最大的是教师。我第一次同时有了两个男教师。那时我的阅读兴趣发生巨大变化。尽管我讨厌《织工马南》(Silas Marner)的每一页，我们在英语课上被迫读的大部分书我还是很喜欢的，而且私下里我也在如饥似渴地阅读。我曾一度喜欢看关于巴黎艺术家和作家生活的浪漫故事。后来我在当地图书馆发现了一部叫《少年》(A Raw Youth)的书，作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这名字我既拼不出，也读不来。尽管这书的语言有些难懂，我还是很快就对这个描写一个敏感男孩的奇异而真实的故事着迷了，我会想象自己就是这个少年。

我记得自己曾经希望拉尔夫和我之间能发生一次类似书中那种父子之间冰释前嫌的情景，这段情景以父亲的第一人称叙述。我一遍又一遍地翻阅书中的那一段，读着阿尔卡迪在运河边上与父亲告别时他们最后的对话:

“当孩子亲吻自己的父亲时，您永远不能给我一个真正温暖的亲吻吗？”阿尔卡迪说，声音中带着一种奇怪的颤抖。我狂热地亲吻了他:“亲爱的孩子……希望你能永远像现在一样保持纯洁的心灵。”我以前从未亲吻过他，我也从未觉察到他希望我吻他。

我也从未亲吻过我父亲，这在我的家里是不可能发生的，亲吻是女人的专利。不过，俄国人和美国人不一样，这事对他们来说并无不可。我最渴望的是能消除我和父亲之间的隔阂，而我自己那种怀着爱又带着厌恶的奇特感觉也能消失。要是我们也能像阿尔卡迪和他父亲那样敞开心扉地谈一次就好了!

我还喜欢书中对圣彼得堡的描述，这些描述生动得让我觉得自己就生活在那儿。我认为书中最引人入胜的描写是关于主人公阿尔卡迪的一些念头。像我一样，他也发誓要做某些事，不做某些事。在贫乏的生活中，他总是被一种“念头”驱使着。“我的念头，”他向读者坦白道，“就是要像罗斯柴尔德一样富———不是一般的富，是要像罗斯柴尔德一样富。不管我看到什么东西，不管为什么，有什么目的，这些东西最终都能归我所有。首先我要简单地展示为什么我能理所当然地达成目标，这其实并不难，全部秘诀在于两个词:坚持与执着。”我在这两个关键词下面画了线。有了这两个词，我相信自己必然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编剧。

但是，首先我得挣点钱才能成为一名编剧。我需要在美国最好的中学和大学接受教育。尽管我在班上已经是最优秀的男生，我还是清楚自己不可能从诺瓦克高中直接考上大学。听我家的一个朋友说新罕布什尔州的菲利普·埃克塞特学院是最好的预科学院，我又下了一个决心:我要去那儿。不过我需要些钱。

弗吉尼亚从希尔赛德毕业后，我母亲就从亲戚路德维克夫妇那借了一笔钱，送她到纽约的阿尔贝蒂娜·拉什的舞蹈工作室学跳舞。她因舞跳得出色还被安排进了拉什专业舞蹈团。我们全家到哈特福德剧院观看她在《窈窕淑女》(Lovely Lady)中的表演。演出结束之后，她请了两位剧中的明星来我家做客，这两人是个著名的二人舞蹈组合。我高兴极了，她已实现了梦想，开始挣钱养家了。

下定决心要在来年夏天多挣些钱以后，我就成了建筑商查理·迈耶的杂工。查理·迈耶也是基督教科学派的成员。他当时正在威尔顿兴建一所语法学校。我忘不了第一天干活的苦恼。我的主要工作是帮忙抬木材。下午还没干完一半我的双手就鲜血淋漓了。我哭了起来，可只有我的搭档注意到了，于是他把自己的手套借给我用。第二天我的工作是搬一袋袋的水泥。我摇摇晃晃地搬了第一袋，感觉这袋水泥似乎有千斤重。那个借我手套的人把我拉到一边，说:“孩子，用肩膀扛。”我照着做，发现这样自己就可以撑上一上午了。

楼房开始建造的时候，我杂活儿干得还挺起劲。不久，水泥地基打好了，我就被分配了一份只有我才能干的工作，因为我是工地上个头最小的。我被送到下面的水泥地基上刷润滑油，防止水泥和木头粘在一起。这是一项艰难且气闷的工作，每隔半小时我就得被拉上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第一天我就遭到工友们的粗俗戏弄，可当这天结束时，我便已经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了。虽然他们常说下流话，我却很快就喜欢上了他们，而且尊重他们。我的家庭所结交的所有朋友几乎都是画家、音乐家、作家或成功商人，我从未和工人如此近距离地接触过。很快，我就发现和他们相处是非常自在的。他们虽粗鲁，但心地善良，在很多方面比我家的那些朋友都聪明，而且他们知道如何搭建校舍。

在诺瓦克高中我被分到高级班，1930年2月我从诺瓦克高中毕业。毕业后我唯一的想法就是上埃克塞特学院。而最终我被这个学院接收，要归功于校友克里夫·派克为我写的一封热情洋溢的推荐信，他是我母亲在苏福尔斯最好的朋友。那时我只攒了四百多块钱，可去埃克塞特学院读书至少需要一千块钱，而且前提是我能找到一间租金便宜的住所，并立即找到一份兼职。

学校给我寄了一本小笔记本大小的书，这本书被称为《E之书》(The EBook) ，是专门介绍埃克塞特学院的。我常常翻看这本书，到后来里面的内容几乎都能背出来了。书的开头是一个声明，说埃克塞特学院很民主，人们见面都会互相打招呼问好。书中还提到一年前该校的一场棒球赛，与之对阵的是劲敌安多瓦队。书中描写了其中最关键的一球:外野手没能接住连“真正的菜鸟(veriest tyro)”都能接住的飞球。这两个新鲜字眼深深刻入我的脑海，我决心以后写作时一定要用到它们。可直到现在我也没找到机会用这个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