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书共收录秦力山、樊锥、毕永年三人的文集。之所以将他们的文集合编为一册，不仅仅是因为合并后篇幅相宜，而且是鉴于他们生平活动时间大体相同，事迹和思想大体接近，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和贡献也大体一致。他们都活动于戊戌维新运动前后至辛亥革命初期，都属于维新运动中的激进派，而在变法失败后又不同程度地走上了革命道路，都在中国近代史特别是湖南近代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否认他们各自的特点。

秦力山（1877—1906），原名鼎彝，以字行，别号遁公、巩黄，湖南善化（今长沙）人。父文炳，曾在县署任刑名师爷。力山少时聪颖好学，长于文字；稍长，又好与会党游。1898年中秀才。时值戊戌维新运动高潮，他加入南学会，常去南学会听讲，师事谭嗣同、唐才常等，对康有为、梁启超亦甚崇敬。维新运动失败后，他于次年秋应梁启超之召赴日本，留学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兼任《清议报》笔政。在校时，“日读法儒福禄特尔、卢骚等学说及法国大革命史，复结识孙总理（中山）、章炳麟、沈云翔（翔云）、戢元丞诸人，渐心醉革命真理，种族观念油然以生”。1900年夏，义和团运动高涨，他曾赴天津联络，意图游说义和团，“使改扶清灭洋旗帜为革命排满”，未成。于是南下汉口、安徽，参加唐才常、林圭领导的自立军起义，被委为自立军前军统领，驻安徽大通。自立军以武汉为中心，鄂、湘、皖共组七军，原定8月9日（七月十五日）各路同时大举，因唐才常依赖康、梁自海外接济款项不到，屡屡延期。秦力山孤处安徽，未获延期信息，按原议于8月9日发动了大通起义，与清军激战达一星期。在所发布的《安民布告》中，提出了“保全善良，革除苛政，共进文明，而成一新政府”之主张。起义失败后，他曾潜至南京，谋焚毁马鞍山军装库，事亦不成。于是南逃新加坡，获悉起义之失败，罪在康有为拥资自肥，不予及时接济，遂毅然与康绝交；复至日本东京，邀同湘鄂志士陈犹龙、朱菱溪等，群向梁启超问罪算账，从此脱离清议报社。1901年5月，他在孙中山资助下，与戢翼翚（元丞）、沈翔云等在东京创办《国民报》月刊，“大倡革命仇满学说，措词激昂，开留学界革命新闻之先河”。他担任《国民报》总编辑，曾与各记者编著《暴君政治》一书，已发广告，惜未见出版传世。与此同时，他还组织国民会，以“革除奴隶之积性，振起国民之精神，使中国四万万人同享天赋之权利”为宗旨。1902年4月，他与章太炎等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周年纪念会”，控诉清朝民族压迫，宣传反清革命思想。此数年间，他不仅与孙中山时相过从，还随处宣传孙中山，又为章士钊译述《孙逸仙》一书作序，影响较大。故章太炎后来称赞说：“孙公之在东国，羽翮未具，力山独先与游。自尔群士辐凑，岁入百人。同盟会之立，斯实为维首焉。”同年冬，他离日本返国，先在上海参与《大陆报》编辑工作，又与同志创刊《中国少年报》；后往返于长江中下游及广东一带运动会党。1904年至香港，寓居中国日报社，因与陈少白等谋运动湘、粤防军起义，遭搜索。1905年春，他经新加坡赴缅甸，以文字向海外华侨宣传反清革命，先后撰写《敬告缅甸同胞文》、《中华义学序文》、《说革命》、《中立条规》等文，并为张成清著《缅甸亡国史》作序。在长篇论说《说革命》（二十四章）中，他满怀激情、无所顾忌地写道：“旧政府不去，而望新学术与新制度之有效力，诚南辕而北辙也”；“革命者，为保存今日各独立国诸民族于天演淘汰中之一灵宝，而吾中国今日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也。”1906年夏，他经华侨徐赞周（市隐）介绍，离缅甸赴云南干崖，主持民族学堂，在边疆少数民族中宣传反清革命。以积劳成疾，同年冬病逝于干崖。时人称赞说：“先生自十九岁离家，卒时二十九岁。此十年中，一以光复为任务，并未忆及家事。先生之志坚行单，洵足为革命党模范。”辛亥革命后，云南同志特为建墓表彰，国民政府专为发表褒扬令，称其“曩年参加革命，创立学会、报社，宣传倡导，劳瘁弗辞……追怀遗绩，轸悼实深”。

樊锥（1872—1908），字春渠，又字一鼐，湖南邵阳人。出生于贫寒农家。少时入私塾，勤苦好学，立志高远。尝自署楹联云：“顶天立地三间屋；绝后空前第一人。”里人目之为“狂生”。以受知于学政张嘉亨，入县学为诸生，“工为文，奥折自憙，师抑之，益奇恣，不受制科轨范”。又曾在邵阳城乡设馆授徒，后来著名的蔡锷、唐巇、岳森、刘型、李洞天、贺民范、石广权等，都出自他的门下。不久，就读于长沙城南书院。时值维新运动兴起，他涉猎诸子，旁及西学。在所作课艺中提出：“揽子墨之流，证欧罗之续，总绝代之殊尤，辩章乎宏箓。”为学政江标所称赏。1897年，与唐才常、毕永年一道获选丁酉科拔贡。湖南时务学堂成立后，他又上书巡抚陈宝箴，建议“开拓用才之术”，“不忤狂言，其通者取之，不通者容之”，以“转移风化”。1898年春，南学会在长沙开讲，《湘报》创刊。他迅即返回邵阳，组织邵阳南学会分会，被举为分会长。手订分会章程，主张“一切拘迂狭隘之见，概宜屏除”，“力除一切浮华嚣张之习”，而提倡平等、民权之说。邵阳守旧士绅撰《驳南学分会章程条议》，攻击他倡“平等邪说”，“无君”、“无父”、“无尊卑亲疏”，呼吁予以“处治，以挽伦纪，以扶圣教”。他不为动摇，坚定地表示：“生死不能夺其志，贵贱不能换其帜。”他连续在《湘报》上发表《开诚篇》、《发痼》、《劝湘工》等政论文章，持论激越，传诵一时。在文中，他大声疾呼变法救亡，说：“时势所迫，运会所趋，不穷则不变，不变则不通，不通则不久，不久则中国几乎绝也，则黄种几乎斩也，则孔教几乎灭也！”“如有能力使中国不亡、圣教不危、神种不险者，不问其如何，吾愿举天下以从之。”他旗帜鲜明地倡导平等、民权和立宪学说，认为：“非毅然破私天下之猥见，起四海之豪俊，行平等、平权之义，出万死以图一新，则不足以斡转星球，反旆日月，更革耳目，耸动万国矣。”主张“起民权，撰议院，开国会”；“使人人有自主之权，人人以救亡为是”；“人人平等，权权平等”；“一革从前，搜索无剩，唯泰西者是效”；“求智识于寰宇……一切用人行政，付之国会议院”。并主张废八股时文，说：“时文不废，则孔教必亡无疑也！”他还提出“以工商立国”，发展近代工商业，认为“工者，劝商之本也”，而“农家者，抑工之流亚也”；“世界之文明愈进，工业之权力愈放，骎至万国一工国也”；“惟通国人皆圣工，则天下事足成，西人不足畏也”。呼吁“大兴艺学，众建学堂，宏创工厂，富购机器，广选西法，多聘西师”，以发展中国民族工商业。这些激越、深邃的思想言论，使他堪称维新运动的激进思想家、全盘西化论的早期鼓吹者、近代工业化的思想先驱。与此同时，他还同谭嗣同、熊希龄等发起组织湖南不缠足会，担任董事；还一度受聘为《东亚报》主笔。他的这些激越言行，遭到守旧士绅王先谦、叶德辉、曾廉、苏舆等的忌恨和猛烈攻击。他们除撰文污蔑、辩驳外，还盗用“邵阳士绅军民等”名义，发布《驱逐乱民樊锥告白》，视樊锥为“首倡邪说，背叛圣教，败灭伦常，惑世诬民”的“乱民”，将其驱逐出境。不久，北京政变发生，谭嗣同等六君子死难，党人星散，维新运动失败，他再度受到牵连，因匿处深山，幸免于难。此后，他的思想逐渐倾向革命。1900年曾与闻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起义。继赴上海，参与《苏报》编辑工作。1903年《苏报》案发生，他避祸走日本，改名时中。初入陆军成城学校，旋以身患肺病休学，寓居早稻田大学附近月印精舍，改习政法。1904年回国参与华兴会起义，事败后改名诚亮，入南京军校任教。次年，应蔡锷邀请入广西，任干部学堂暨陆军小学堂讲席。同年冬，因病况恶化，由蔡锷资送回邵阳，寓城内就医。至1908年春节后逝世，终年36岁。

毕永年（1869—1902），字松琥，也作松甫，湖南善化（今长沙）人。少时随父、叔往来军中，富胆识。稍长，读《船山遗书》，受民族主义思想熏陶。甲午战败后，维新变法运动迅速在全国兴起，他在所作课艺中写道：“民不新，国不固；新不作，气不扬。”表明他已具有鲜明的变法图强思想。1897年，他与唐才常同时考取丁酉科拔贡，自此与唐才常、谭嗣同结为好友，常共商救国大计，并注意联络会党。他亲自加入哥老会，往来于湘、鄂间，得到哥老会各龙头的信任。1898年春，南学会成立，《湘报》创刊，他成为学会活跃分子，并在《湘报》上发表《存华篇》、《南学会问答》等文。他说：“人皆承天地之气以为命，即人人皆有自主之权以立命。权也者，我与王侯卿相共之者也；国也者，非独王侯卿相之国，即我群士群民共有之国也。既为群士群民共有之国，则为之上者，必无私国于己、私权于国之心，而后可以绵绵延延，巩祚如磐石；下亦必无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之心，而歧视其国为乘銮服冕者之国，然后可以同心合作，上下一心，保神明之胄于一线，救累卵之危于泰山。”与此同时，他与谭嗣同、熊希龄等发起组织湖南不缠足会，与唐才常等发起成立公法学会，并手订《公法学会章程》。他还曾与樊锥一道，受聘为《东亚报》主笔。同年8月，谭嗣同奉诏入京，参与新政事宜，毕永年随后也赶往北京。其时帝后两党斗争正趋白热化，康有为命他留京相助，试图让他往袁世凯军营任参谋，统率百人，乘袁氏兵围颐和园时捕杀西太后。他认为袁为李鸿章之党，靠不住，而自己是南方人，统领不相识的北兵，短期内难以得其死力，因而表示犹疑。不久政变发生，他急驰出京。行抵上海，获悉谭嗣同等殉难噩耗，愤而自断发辫，以示与清廷决绝。随后东渡日本，会见孙中山，加入兴中会。其时康有为、梁启超、唐才常等也流亡日本，组织保皇会，策划“勤王”活动。毕永年便介绍唐才常会见孙中山，促孙、康两会联合，共商湘、粤和长江流域起兵计划。康未采纳，唐则依违于两者之间。是年冬至1899年春，他奉孙中山令，两次回国调查湘、鄂哥老会情况。1899年秋，率领哥老会大头目杨鸿钧、李云彪、张尧卿等赴港，促成湘鄂哥老会、两广三合会与兴中会携手合作，共组中和堂兴汉会，推孙中山为会长。但不久各会党头目私下接受康、梁保皇会的馈赠，倒向了康、梁一边。他深受刺激，在湖南同乡紫林和尚影响下，愤然削发为僧，法名悟玄，并表示将云游普陀、五台、终南、峨眉等佛教名山，随遇而安。而实际上，他仍难舍国事与战友。1900年春夏间，唐才常等在上海组建自立会，开设富有山堂，他被推为副龙头。但在自立会起义宗旨上，他与唐发生了激烈分歧。他要求唐断绝与保皇会的关系，唐则依赖康、梁在经济上的支持，继续游移于保皇与革命之间，二人辩论一昼夜，不欢而散。6月，他易名安永松彦，南下福建、广东，继续联络会党。此时，孙中山正积极筹备惠州起义，同时通过粤绅刘学询运动粤督李鸿章踞两广独立。他赞成这一计划，被任命为民政部长。运动李鸿章事未成，而惠州起义于10月爆发，义军因饷弹殆尽解散。他回到广州，仍着僧装，和紫林和尚一道隐居于广州白云山。至1902年1月14日，逝世于惠州浮山寺，终年32岁。

本书各集原有中华书局本。《樊锥集》出版于1984年，毕永年著作仅以“外一种，毕永年文”形式附于该集之后；《秦力山集》则出版于1987年。迄今均已二十馀年了。其开创之功，自当值得肯定。本书此次整理，充分利用了各集成果，包括原有注释。我主要做了如下五方面的工作：一、寻找原著，重作校订，尽量减少文字和点校中的错误；二、多方访寻佚文，予以增补，特别是对原甚单薄的毕永年文，增补较多，使之成集；三、统一各集体例，以求合编后全书前后一致，其中樊、毕各文原集均未系年，今加以考订补充系年；四、删除了原《秦力山集》中少量非秦氏的作品；五、相应地，对全书注释也作了些增删、修改和调整。此外，各集附录也有少量增删。

本书所删原《秦力山集》的作品有3篇，即：《何烈士来保传略》、《蔡烈士钟浩传略》和《陈烈士应轸传略》。此3篇均发表于《清议报》1901年7月（何传7月6日，蔡、陈传7月16日），署称“民史氏来稿”。原《秦集》将这3篇收入的理由，编者在其为秦力山《汉变烈士事略》一文所作题注中有如下说明：

本篇连载《清议报》第69册和第70册……据《清议报》第89册“来稿杂文”栏载《汉变湘南烈士小传汇志》中称：庚子汉变烈士，“前者遁公述林烈士等事略，已录报章，然所辑不过十人，缺者尚多”。可知秦力山已在《清议报》上发表十位庚子死事烈士传略。查本篇已辑林锡圭（即林圭）等七人传略，至《清议报》第89册止，尚有第84册和第85册“来稿杂文”栏，载何来保、蔡钟浩、陈应轸三烈士传略，已凡“十人”，则可知本篇为秦力山所作。

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清议报》编者所称秦力山在该刊89册以前所发表的庚子汉变烈士事略确有“十人”，但此十人已尽在秦氏所作《汉变烈士事略》一篇之中。原《秦集》编者说：“查此篇已辑林锡圭等七人传略。”按：此处“七人传略”不确，当为“七篇传略”，因为第七传并非单传而为合传。不同于其他各传皆以单名为题，第七传题为《汪尧丞合家死义事略》，所述死义者包括汪尧丞和其次兄、其母、其妻，凡四人，加上前六篇的林锡圭、田邦璇、李炳寰、王翼之、荼蓼子、李莲航，不正好为十人吗？这样，原注者以下的文字，将何、蔡、陈三传拉进来充数，并将此三传也断定为秦氏的作品，就是毫无根据的臆测了。

说何、蔡、陈三传略非秦力山作品，还可以举出以下几种理由：其一，秦力山撰写诗文所署名，除径用字号力山、巩黄、遁庵外，查还有秦伯、屯庵、遁公、力山遁庵、力山遁公、遁力山大、公奴隶力山、湖南力山、民表等，从未见有署“民史氏”者，而此三传略皆署“民史氏”。其二，何、蔡、陈三传略作者在文中自述经历，与秦力山行踪不符。查秦氏行踪，约略依次为长沙、武汉、上海、日本、天津、安徽、南京、香港、广东、南洋、缅甸、云南，湖南境内除家乡长沙外，未见去过湘西、常德等地。而《何传》中有云：“某君者，君之密友，合余三人，皆总角交。”何与某君皆常德人，生长于长沙的秦力山何能与之结总角交？《传》中又云：戊戌政变后，“君遂郁郁归里。是年九月，余自外归，不见君者五年矣，亟访君”。离乡五年，归至常德访何者，决非秦氏。又云：“庚子七月，始知唐烈士勤王之举……君大喜，偕余共襄其事，以常德之事自任。”秦力山时已在安徽忙于筹备大通起义事，何暇与何共以常德事自任？再看《蔡传》，《传》中说：“余己亥始识君……勤王事起，君再归常德，共事日久”；起义失败后，“常德武人之死者已二十馀人，城中不可居，始与何烈士来保及余谋，君遂归，潜伏于乡间别墅”。文中自称“余”者，显为常德人，与蔡在常德“共事日久”；起义失败后，又与蔡、何在常德共谋脱险事。则此“余”与在安徽活动的秦力山只能为风马牛不相及！又看《陈传》，《传》中称：“余与君，既同志，又同里……”陈为龙阳（今汉寿，当时属常德府）人，长沙人秦力山何能称与之同里？其三，何、蔡、陈三传略，文末均有“民史氏曰”的赞论，而秦力山所作《传》或《事略》文末均无，其他文中间有“遁庵曰”、“巩黄曰”等文字，却非总结性的赞论语，二者文风显然不同。

那么，此三篇传略所署之“民史氏”，究为何人？从以上的叙述中，我们已知：他为常德人；他庚子前离家乡五年；他参加了自立军起义，且与何来保共同主持常德方面军事；他后来又为死难烈士写传略，做宣传。则此人是谁，已可基本作出判断了。他就是赵必振（1873—1956）。此人名气不小，各种自立会史料和地方志都有记载。他是常德人，又名震，字曰生。早年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和校经书院。1900年参加自立军起义，与何来保同受命负责常德方面军事。事败逃亡日本，担任《清议报》编辑，撰文悼念亡友；同时刻苦学习日文，广泛阅读西方各种政治、历史书籍。1902年回国后，奋笔译述《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广长舌》、《近世社会主义》等多种著作，影响甚著。又历任香港《商报》编辑、奉天盐运使熊希龄幕僚。民国期间，初仍随熊在财政部任职，又曾任华洋义赈会董事，继之从事教育工作。新中国建立后，被聘为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撰有《自立会纪实史料》等。上述何、蔡、陈三传略，是他的早期作品。今湖南省文史研究馆编《馆员传略·赵必振传略》写道：“赵必振先生到日后，初任《清议报》校对、编辑，尝以赵振、民史氏等笔名为该报及《新民丛报》撰写论文，追念自立军亡友，揭露清廷黑暗统治……”此传略系根据赵氏档案写成，亦可作“民史氏”确为赵必振的佐证。

本书的编排，不依生年或卒年的先后，而以主要活动的时间为序。秦力山最年轻，却活动时间较长，戊戌、庚子后，又经历了南洋、缅甸、云南的活动，且影响较大，故置于首；樊锥尽管逝世最晚，但他的主要事迹在戊戌维新运动时期，故置于次；毕永年尽管年岁最长，因其主要活动在庚子自立军起义前后，故置于后。三集中各篇著作的编排，皆以写作或出版发表的时间先后为顺序。原《樊集》及《毕文》未系时间，予以考订补充标明，统一按年月日依次编排。有年无月日者置于年后，有年月无日期者置于月后，年月日俱无从考明者置于各集末尾，按资料来源归并，同一资料来源者，依卷次先后为序。

本书各正文，尽可能根据底本（原书、原刊或原稿）校勘。凡底本上的文字，一律保留，以存原貌。底本上有明显错讹者，于错字加（）号表示，后加〔 〕号注出正字。衍文亦加（）括去。正文内的双行夹注或说明文字，不再用（）号，而一律改用小号字单行排。脱文亦加〔 〕补出。

因编者年迈体衰，见闻有限，各集佚文虽有所增补，仍甚感不足；点校错误，亦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补正。

刘泱泱

2010年12月30日

1. 以上引文均引自冯自由《秦力山事略》，见本书《秦集》附录。
2. 秦力山：《国民会章程》（1901年5月），见本书《秦集》。以下凡引秦文，不再加注。
3. 章炳麟：《秦力山传》，见本书《秦集》附录。
4. 居正、陈仲赫：《祭秦力山先生文并序》，见本书《秦集》附录。
5. 秦力山墓碑文与褒扬令，均见本书《秦集》附录。
6. 以上引文均见石广权：《樊锥传略》。又，以下凡引自集主之文者，则均见集中，不另加注。
7. 樊锥卒年，一般多据石广权《樊锥传略》，指为1906年；陈新宪《邵阳樊锥》一文，则明确称其“生于前清同治十一年（1872）农历二月二十六日，卒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农历三月十四日”。后者似较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