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被我写进本书的这些女性在各自的生活中拥有同一个被视为褒奖的标志：她们都曾被形容为“锐利（sharp）”。

这些女性各自天赋的确切本质不尽相同，但她们的共同点是都能写一手令人难忘的好文章。没有多萝西·帕克（Dorothy Parker）对自己生活中的荒谬事物的尖刻回顾；没有丽贝卡·韦斯特（Rebecca West）将世界的一半历史浓缩进一次用第一人称描述的旅程的能力；没有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关于极权主义的理论；没有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以山精中间的公主的奇特觉悟为主题的小说；没有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对阐释的理解；没有宝琳·凯尔（Pauline Kael）对电影制片人的强烈抨击；没有诺拉·埃夫龙（Nora Ephron）对女权运动的怀疑论；没有雷娜塔·阿德勒（Renata Adler）对权威人士缺点怪癖的编目列举；没有珍妮特·马尔科姆（Janet Malcolm）对精神分析学和新闻学的风险与回报的反思：这个世界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这些女性是在二十世纪取得这些成就的事实更让她们显得非比寻常。那时的世界是一个没有人渴望听到女性就任何事情发表观点的世界。我们很容易忘记当多萝西·帕克开始发表她那些辛辣的诗文时，女性甚至还没有选举权。我们也总是忽略第二波女权主义思潮是在苏珊·桑塔格凭借《关于“坎普”的札记》（Notes on “Camp”）成为标志性人物之后才盛行起来的。这些女性在任何有组织的女权运动开始为女性这个整体谋求利益之前就已经公开蔑视人们为特定性别限定特别期许的行为了。她们凭借自己超群的天赋，获得了其他女性根本不可能拥有的，在智慧层面与男性平等的地位。

所有这些个人成就还总让她们与“女权主义”的群体政治关系紧张。这些女性中有一些人会宣称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另一些则不会。事实上，她们之中没有谁满足于做一名活动家。丽贝卡·韦斯特是最接近于走上这条道路的人，但她最终也发现，妇女参政论者虽然勇猛得令人敬佩，但也假正经得不可原谅。桑塔格写过为女权主义辩护的文章，但是在受到质疑时又对艾德丽安·里奇（Adrienne Rich）怒斥这项运动“头脑简单”。就连诺拉·埃夫龙也承认自己为女性在1972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组织能力感到担忧。

这种矛盾心态通常被看作她们想与女权主义政治撇清关系的证明。有些时候，这的确是她们的目的。这些女性之间存在一些本质上的巨大差异，而且她们并不愿意被归为同一个群体。一方面是因为她们之间有些人相互憎恶：比如麦卡锡就不喜欢帕克，桑塔格也不喜欢麦卡锡，阿德勒攻击凯尔时更可以说是不遗余力。另一方面是因为她们没有时间培养什么“姐妹情”：我甚至可以想象，要是汉娜·阿伦特看到我把她的作品放在女性身份的背景中讨论，一定会滔滔不绝地把我训斥一番。

即便如此，这些女性依然被认为是女性像男性一样有资格就艺术、思想和政治发表观点的有力证明。我们在这条战线上取得的任何进展都得益于阿伦特、迪迪翁和马尔科姆及其他女性为这个等式的女性一方增添的砝码。无论她们自己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她们确实为其他在她们之后的女性开辟了道路。

我写这本书是因为这段历史还远远没有达到它理应享有的为人熟知的程度，起码在纽约某些偏僻的区划之外是这样的。她们每个人都有传记出版，我也读了这些传记。不过鉴于传记的性质，每本书只能单独讲述一位女性，介绍发生在她一个人身上的事件，而不能体现我认为我发现的存在于她们之间的联系。美国文学的发展通常是以男性小说家作为纪年标志的：先是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的作品；然后是罗斯、贝娄和塞林格的作品。在这个版本的故事中，同时期的女性作家也有许多同样值得被铭记的成就的想法几乎是不存在的。即便是从学术的角度来说，人们也普遍认为男性在“智识史”中占主导地位。二十世纪中期被称作“纽约知识分子”的这个群体当然也总是被定义为一个男性群体。不过我的研究显示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从人口统计角度来说，男性的数量确实超过了女性的。但是从一个大概是更关键的问题上看，即用其创造出的成果是否值得被铭记，是否能够定义他们所处环境中的术语来衡量的话，女性也是完全符合标准，甚至是有所超越的。

毕竟，谁的声音比帕克的更能穿透各个时代？你几乎可以从她的每行诗句中感受到那种刮擦声。又有谁的道德和政治观点比汉娜·阿伦特的影响更深远？没有苏珊·桑塔格，我们对于文化的构想将停留在哪里？如果不是宝琳·凯尔为我们开启了推崇流行文化的大门，我们会如何看待电影？对摆在我面前的这些女性的成就研究越久，我反而越觉得困惑：在谈论二十世纪的文学和智识历史时，怎么有人能够不将女性作为其中的核心？

我不禁认定，人们没有这样做的原因就是在这些女性所处的时代中，如此聪慧、卓越和锐利并不总能为她们赢得赞美。更多情况下，她们还会因为无意中刺伤了别人的感情而遭到猛烈的攻击。百老汇的制片人都憎恨帕克，甚至将她从戏剧批评家的位置上赶了下去。玛丽·麦卡锡在《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的许多朋友都厌恶她以他们为对象写的那些诙谐模仿文，还认为她是一个高傲、刻薄的人。与宝琳·凯尔同时期的男性电影制作人批评她不够严肃。（实际上，她至今仍然会受到这种指责。）在琼·迪迪翁（Joan Didion）首次发表她关于加利福尼亚州中部的著名散文《一些做着美梦的梦想家》（Some Dreamers of the Golden Dream）之后，她的编辑收到了不少毫不留情的批评信。当珍妮特·马尔科姆提出有些记者利用了被报道对象的虚荣心时，不少报刊的专栏作家们都在自己的专栏中批判她玷污了新闻工作宣称拥有的尊严。

有一些批评就是明目张胆的性别歧视，另一些则是纯粹的愚蠢。还有不少是以上两种情况的综合。不过这些女性的力量的关键就体现在她们如何对待这些批评上，她们秉持的是一种往往很风趣的聪明的怀疑论。就连汉娜·阿伦特也会不时为《艾希曼在耶路撒冷》（Eichmann in Jerusalem）引发的喧嚣而感到厌烦；迪迪翁则给一封放肆的读者来信回复了一个“哦，哇”；阿德勒有一个引用作者的原话回敬他们的习惯，她会指出这些人的用词重复和缺乏深意。

这些女性善于嘲讽的作风有时会成为她们应当被忽视的根据，因为人们觉得她们“不够严肃”。反讽、挖苦和嘲弄可以是局外人的工具：当你本身没有参与传统智慧的形成过程时，你对传统智慧自然会产生怀疑，这种怀疑的副产品就是讽刺。我认为，当发现这种特征和倾向时，我们应当更加小心试图干涉这种特征的做法。因为与众不同始终具有其智慧价值。在本书中，这种“不同”指的是“不是男性”，但它同时也可以指不是白人、不出身于上流社会，或不曾就读于名校。

这些女性就不总是身处所谓对的地方，她们也不是什么完美的榜样人物。她们的背景情况都很相似：大都是白人，大多是犹太裔，以及都来自中产阶级家庭。在接下来的内容中，你会看到她们也都拥有伴随这些特征而来的习惯、侧重点和偏见。比如，在一个更完美的世界中，像佐拉·尼尔·赫斯顿（Zora Neale Hurston）这样的黑人作家也应当被更加广泛地认定为这个群体中的成员，但是种族主义导致她的作品被边缘化了。

即便如此，这些女性仍然投身战场，参与了这场二十世纪的大辩论。这就是这本书的意义所在，仅凭她们的成就，就足以让人认可她们存在的价值。

我写这本书还有另一个动力，这个动力决定了我会去探索关于这些女性的哪些问题。如果你是拥有某种雄心壮志的年轻女性，了解这段历史会让你获得一些宝贵的财富。知道尽管性别歧视还很盛行，但你终究会找到突破它的道路就是一种宝贵的财富。

所以，我在接下来的内容中会一直探索究竟是什么把这些女性塑造成了她们后来成为的样子，她们是优雅的辩论者，她们会受到男性的阻碍，但也从他们那里得到过帮助；她们容易犯错，但不会被自己的错误定义；更重要的是，她们完全不会被人们遗忘。我寻找这些答案只是为了一个简单的理由：即便是在今天，即便是在女权运动结束之后（这个说法尚存争议），我们依然需要更多像她们一样的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