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程中原

兼具稳定性和灵敏度，是研究人员获得创新性成果的重要素质。我同金才同志共事十来年，一起做了几个课题，感到他是我们当代中国研究所兼具稳定性和灵敏度的有数的几位青年研究人员之一。最近几年，他在完成多项研究任务的同时，经过努力，写成了《从中央委员到领导核心——1945—1978年间的邓小平》一书。这本书的成功，说明我没有看走眼，张金才同志的确是一位既勤奋又聪明，兼具稳定性和灵敏度的研究员。

作者把1945—1978年间的邓小平作为此书论述的内容，而尤以1956年中共八大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进入中央常委之后的十年为重点，这是一个非常高明的选择。其一，从历史的高度来说，邓小平从中央委员到领导核心，涵盖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两个历史时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怎样通过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成功地培养了自己的新一代接班人。这不仅对邓小平本人，就是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来说，都具有重大意义。其二，从邓小平的传记着眼，邓小平当选中央委员以后的传记，特别是担任总书记十年的传记，相比较而言，是研究不那么密集，相对不够充分的环节，在广度和深度上有较大的拓展和深化的空间，容易出新，容易崭露头角。其三，作者对这个课题有浓厚的兴趣，有相当的研究基础。在好几年以前，作者就把邓小平1952—1978年的生平思想作为重点研究方向了，而且写出了好几篇有影响的论文。所以，在接到出版社约稿以后，能够很快在原有选题基础上加以扩展和加深。做好这个选题，写好这本书，可说是轻车熟路。

我怀着很大的兴趣，几乎是一口气读完了金才同志的这部新作。虽然从事邓小平生平思想研究属于我的专业范围，但是，我从这部新作中确实还是得到不少收获和教益。我感到这部著作至少具有以下两个非常显著的特点。我愿意郑重地向读者推荐这部著作。第一，内容丰富翔实，笔削得当，既具有真实性，也不乏新鲜感。

作者并不是专业的邓小平生平思想的研究者。在史料的占有上，也并没有特殊便利的条件。可是，作者通过各种渠道，对史料的搜集和整理下了异乎寻常的工夫，取得了非比一般的效果。特别可贵的是，大量的、主要的材料来自公开出版物，特别是人人都能看到和利用的《邓小平文选》和《邓小平年谱》。作者的功夫表现在材料的取舍上，可谓笔则笔之，削则削之。细致而不烦琐，扼要而不遗漏。从《南征北战》一章，我们看到邓小平从指挥“上党战役”“平汉战役”到“千里跃进大别山”直至指挥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取得解放全中国的胜利，为新中国的建立创下赫赫战功。从《主政西南》一章，我们又看到了邓小平的文治。这两章对邓小平文韬武略的评述中，读者自然从心里信服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评价：小平，文可以与少奇、恩来相比，武可以与林彪、彭德怀相比。指挥两个野战军的只有一个邓小平。小平举重若轻，善于决断。在《揭批高饶》《筹备八大》《整风反右》《论战主将》等人们熟悉的故事中，作者夹叙夹议，引用、评述了许多史料，也都是引自公开出版的书刊，但经过作者按照历史与逻辑统一的组织评述，显得真实、具体、细致、绵密，也不乏新鲜的内容。

第二，持论稳健，评价公允，体现史家眼光。

全面、客观、公允地判断和评论历史是非，特别是明确指出历史人物的缺点错误，做到不为尊者讳，是人物传记写作的一个难点，也是对作者是否忠实于历史，能否秉笔直书的一个考验。

在《整风反右》《“大跃进”中》这些章节中，作者没有讳言邓小平同志的缺点错误，持论稳健，评价公允，体现了良史的品格。关于反右派斗争，作者写道：“邓小平同当时党中央主要领导人毛泽东一样，对反右派斗争的形势估计过于严重了。”“过于严重的估计，把本应在一定范围内进行的斗争，扩展成一场全党和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思想战争和政治战争，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关于“大跃进”运动，作者也没有讳言“邓小平在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时表现出很大的热情，紧密配合毛泽东的部署。”在作了具体阐述和评论后，作者指明：“后来，在总结这段历史时，邓小平对自己的责任从不讳言，更未否认。相反，他多次提到：‘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人物，实事求是，富有自我批评精神，是党史国史客观公允的基础。